悦读MOOK（第三卷）

离 婚

　　◎溥 仪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全本）》不久前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读者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争议。

　　《我的前半生》最初在一九六四年正式出版，多年来印刷了二十一次，累计印数达一百八十六万三千册，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和最有趣的传记文学”。

　　由于历史的原因，此书在一九六四年出版时，不少内容被删节了。二○○四年，群众出版社在整理图书档案时，发现了《我的前半生》的原稿，其中有近十六万字没有公开发表过。这次所出版的“全本”恢复了这些内容。

　　《我的前半生（全本）》出版后，与一九六四年的版本相比较，究竟哪一本是“信本”，引起了争论。有人指出，“全本”在细节上有一些“硬伤”，但出版社认为，他们这是忠于原著，无权擅自修改原稿。溥仪的一些亲属认为，书中增加的内容未经溥仪在世亲人同意，暴露了大量溥仪的个人隐私，是不恰当的，他们甚至要求“此书立即下架”，并要求出版社以书面形式道歉。

　　以下刊登的是《我的前半生（全本）》新增加的一节《离婚》。

　　——编 者

　　那些早就发生着的、在一切方面表现着的变化，从前在我眼里不过是些不相关联的、一个个孤立着的现象。到了一九五六年，我这才看它们原来是彼此呼应着，奔向同一个大海的激流。我虽然还不能理解它，但已经感觉出了它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不可抗拒的冲击下，一切都要变。如果说从前我是在不自觉中随波逐浪，那么，现在就是明白了自己除了一起变，别无出路可走。任你是谁，任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不想碰壁，你必须如此。一九五六年末时的我对我妻子的态度，就是出于这种感受的结果之一。

　　在苏联时，从溥杰的妻子来信中知道了婉容在“八·一五”后不久死在长春的消息，以后又从这同一消息来源听到李玉琴结了婚的消息。这些消息引起过我一阵悲哀，又都轻轻逝去。我对个人命运的忧虑远超过了对亲人生死的关心。以后几年一直没有听到玉琴的任何消息，偶然想起她来，那个最后消息能又引起我的思绪的，悲哀也次于不快，随即又当做一件已经了却的太虚公案，又轻轻让它在心里消失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我们的学习组长老普从学委会开会回来传达：所方允许我们和家属通信。这个消息激荡了每个人的心。各号都开起了热烈的小组会，小组会上每个人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特别感激的是政府连失掉通信处的，不明下落的家属都给做了调查。我立即想起了北京的妹妹弟弟。这是我仅有的亲人了。在我正握笔作书的时候，管我们学习的李科员（就是被我们称为学习主任的）走进监房里递给了我一张纸条。

　　“你的妻子的地址给你查到了。”

　　“李玉琴？我的妻子？”

　　“她还等着你哩。”

　　李科员微笑着。这个年轻的大高个子端正的脸上总带点微笑。这种笑容总好像在说：“一切都是很清楚的。”

　　他把地址交给我，转身去了。我拿着纸条坐在那里，两眼热乎乎的……

　　我写去了一封信，但是，过了不多天，原信信皮上印着：“查无此人”，退回来了。

　　这天在散步的时候见到所长，我向他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我说她一定嫁了人，也就算了。

　　“不会的，一定是地址弄错了，我们调查过，她确实没有结婚。”所长很自信地说，并且反对我这消极的态度。又出主意说，“我们可以再调查，你也可以写信给你的妹妹打听一下她的地址。”

　　我接受了所长的意见。果然五妹寄来了她的地址，这次再发信去，她的回信真来了。

　　亲爱的溥仪：

　　十年渴望的人来信了。我真不知高兴得如何是好。我害怕这又是做梦，可是接到北京五妹他们也来信告诉我这个难得的好消息。这可真是朝思暮盼的人来信了……

　　这封写了六七页的信的开头，立刻在我心头引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好像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妻子似的。从前，我有的不是妻子，只不过是“娘娘”、“贵人”，就像戏台上的那样。她们从来也没对我用过您或者你的字样，我也从来没有像个丈夫似的看待她们。

　　然而我自己还弄不清，从这封信我感到十分新鲜和十分惊奇的那个生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一个生疏的爱情？还是一个生疏的精神面貌？

　　她说这十年来为了打听我的音信，曾想尽了一切办法，她因不知我的音信而感到的痛苦，是难以述说的。她说：“可是在我内心中，是觉得不会永远看不见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了十年漫长的岁月，也有了今天了，首先感激政府的温暖、关怀、宽大，我们又能通信了。”她说：“谢谢您还记得玉琴，我满意了！”

　　我感到了一种好像是从小说里看到的情感。这是和记忆中的同德殿里那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不同的。我对那时的“福贵人”的印象，只有恭顺、谨慎以及畏畏缩缩的形象。她服侍我，顺从我，也许还可以说是崇拜我。她称我为皇上，伺候我的颜色……我曾经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而对她发怒，吓得她下跪求饶。今天，她却在信中流露出了一种令人奇异的感情。

　　再看下去，我觉得除了语气还可以听出是她的以外，别的地方更加新奇。她叙述了分离后的经过。一九四五年在临江，她和一批伪满官员和眷属遇见了解放军，被收容去了。次年解放军进入长春，她被遣送回到娘家，住了两个月，又到天津投奔给我看管房产的我一位族兄，在这里住了五年半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她才走出这个大门。她在这里表示了很大的愤懑，批评了我这位族兄“非常落后，封建顽固得很，不同意我出去工作，可是生活方面除了吃饭外，连手纸都不给……”说她要找点活做做，还受到讽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她说：

　　但我终因受到新社会的影响和政府同志的帮助，使我思想逐渐明白，体会到自己还年轻，应当劳动争取独立，不应当再过依赖生活，所以，我不顾他们的阻碍，终于在一九五二年参加了夜校担任速成识字教员。参加革命后……见到许多青年男女都愉快地工作着，为祖国建设奔忙着，他们是多么光荣啊！

　　这就是在长春同德殿里逐渐长胖起来，逐渐变得满足，娇懒，讲究吃穿，整天向老妈子找碴儿挑错的那个“福贵人”写的吗？我记忆中的形象和今天要求独立生活的呼声，过去的“福贵人”今天对青年男女干部充满欣羡之情，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我又想起在我三令五申之下，不准她和外界有任何接触，甚至她的父亲来看她也不准留饭。她为了叫人拿几个苹果给孤儿，受到我的责问，由于和我的侄媳开过那样的玩笑，挨过我的骂。如今，她向我愤愤地批评不让她抛头露面的人，称之为封建顽固落后了！

　　毫无疑问，今天她的愤懑和她的羡慕都是对的。我感到不安的已经不是这些，而是她对于那个封锁她、统治她，把她看做奴隶似的人，今天表示了这种温情是真实的吗？“亲爱的溥仪”这句开头的称呼，是真情的流露吗？还是被我的去信的开头无意识地引起的？还是由于别的我不知道的原因……

　　一九五三年，她请假回到长春母亲那里，请求劳动局分配工作，她做了一段时间临时的保育员，写信时正等着区劳动科分配工作。在这封信的末尾，她表示了最大希望：要来看看我。在所长同意下，我的信写去了。不到十天，她突然出现在家属会见室里。

　　家属会见室是这年新设备的房间，这是认罪检举时讯问员和我谈话的那间小屋改成的。我又在这里感到了一阵紧张，当然是和讯问员第一次时不同的紧张，但毕竟也是紧张。

　　我面前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是个长成熟的、容貌焕发的，美丽而温柔的少妇了。花布衣代替了从前的绫罗绸缎的旗袍，脸上没有了脂粉，梳着两个小辫，正像在报纸和画册上所看到的青年女工那样。脸上已经没有长春时代的稚气和娇态。我第一次看见了最亲切的微笑和想念的泪眼。她给我带来了手绢、袜子、糖果、纸本、相片，就像我从书上看到的探望远地丈夫的妻子所做的那样。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她来探望了我五次，探望的间隔里又不断写信。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她并不如信里说得多，但说得更富于感情。总之，从第一次会面起，我忽然似乎懂得了什么叫做夫妻，什么叫做恋爱。当一九五六年的春天降临时，我真感到了春天，政府的宽大，人民的宽大，妻子的爱情，这就是我的春天，我的希望。

　　她在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家庭，那时我们才是幸福呢！”

　　这种不自觉中流露出的向往，也令我觉得了她对旧日生活的厌弃。我想起了我们过去的家庭生活。那时是什么家庭生活呢？对于她，我不过是当做一名奴仆，一个工具，一个用来听我说些无处可说的蠢话的收音机，一个用来解闷出气的物件。这可怜的姑娘被我训练成不能有一点儿主见，和对于“夫君”的怀疑。这段回忆对她无疑是不快的和耻辱的，她愿意重新建设和过去不同的生活，因此，她开始向我迂回地表示出她的意见了。

　　每次看见她出现在我身边，每次看见她的来信，我都怀着一种负疚的心情。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越觉得负疚，感情却越是在滋长。我发现，随着见面和通信次数的增加，对她的感情和对未来的向往也逐渐强烈起来。“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这句话也越来越吸引着我。

　　她的向往，她的希望，她的一切变化都在吸引着我。我把它也看成了我的幸福和希望。但是，我并未料到，她的变化并没有静止下来。被同德殿两年的噩梦所蒙污过的贫民的女儿的心不过刚在苏醒。短短几年的解放后的生活，还没有让她完全苏醒过来，传统的习惯的影响也还没有从她身上完全消失，因此，她看到的事物还是模糊的，婚姻、家庭等旧日的概念还没有从根底动摇。所以，她只是迂回地表示了对过去的批评，用新的向往来表示对旧的否认。我当时还不明白这些，更不明白那个不可遏制的一个人的变化是怎么在进行的。只是在她后来的来信和会见中，发现她不太谈到未来家庭的生活，而更多的是对过去的怨恨。关于她的过去，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太知道，她似乎不管这些，有时写得很多，显然是感触激发之际，不吐不快，至于对谁谈倒像是次要问题了。

　　在一九五六年儿童节后，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来。她一面说，总没有时间写信给我，但在这封长信里，几乎没有一句再谈到“我们的”未来，全篇写的都是她自己的无限怨苦的过去。

　　如果我当时能把这信仔细地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白，是不是真如她所说的“不能有时间多写信”了。显然，那个曾受过鬼子、官太太、洋狗和采买佣人欺负过的孩子，已经懂得了更多的事情。回忆所激起的感情，是和信开头的称呼不和谐的。她说这封信是分做好多次才写成的，究竟是没有时间，还是由于那越来越不能和谐的感情？这也是明显的。但我当时对这些都没有懂得，特别是没有懂得：既然已经没有了值得回忆的过去，那又有什么值得向往的共同的未来呢？

　　当然，突然明白了这一切时，已经是事情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旬，是她第五次来看我。照例的，我走进了那间由讯问室改设的小单间，照例看见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迎接我，而且她脸上还浮着照例的微笑。我一坐下来，她便说：

　　“今天咱们研究一下，咱们生活上的事。”

　　我不明白有什么生活上的事要研究，但立刻也就明白了。

　　“你对我现在虽然很不错，可是我们年岁差得这么多，兴趣就很难一致，我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你喜欢的我也不一定喜欢……我想来想去，还是离了的好……”

　　这一番话真像一桶冷水似的，直浇到我头上，一年半的往来，忽然有了这样的结果，真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事。说实话，我对她的感情也正是在这一年半中才有的，我相信她对我也是如此，为什么会出了这样的事呢？我不得不表示了异议，我说出自己的感觉，我说：“我们感情不是很好吗？你说的那些，我并不那样想，为什么兴趣不能一致呢……”

　　我没想到，她的态度是那样坚定。我这时还不知道她先和所长谈过，当所长说出了调解的话来，她竟是越劝越坚决。我真没意料到的是从前那个百依百顺的人竟是这样。

　　她对我只是重复着那句话：“我想来想去，只好这么着。”

　　“既然如此，”我最后说，“这是勉强不了你的，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你的痛苦上。我希望离开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像兄妹一样……”

　　“那是一定的。”她竟然又掉了眼泪，表示了同意，“我们还是朋友，以后感情也不坏。”

　　送她走出了会见室，我心酸起来了。接着所长找了我，一看所长的表情，我已明白他全知道了。我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他。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问道：“是不是就不可挽救呢？”

　　“她很坚决。”我说，“我想我比她也是太老了，她不幸福……”

　　“你的态度是很好的……且看看她是不是还有信来吧。”

　　又出乎我意外的是，不多天，她真又来了信，而且说她回去如何痛苦，她的母亲如何责备她，反对她，她方寸已乱，不知怎么才好。

　　所长又找了我去，出了个主意：“让她来，再谈谈，好不好？”

　　我的信去不久，她又来了。这时已到了年节，所里放了假，工作人员除了值班的都过年假去了，但是在所长的命令下，给专门布置了一个房间给她，如果她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尽量谈下去，明天再走也可以。

　　我们谈了很久。可是谈来谈去仍是那个结果。

　　我也明白了，这是不可挽回的事。不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热心肠的所长和慈爱的母亲也都没有办法。她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意志，她真变了。

　　这是我当时唯一所想到的结论。但是，事后所长微笑着对我说：

　　“一切都在变，你在变、溥仪……不把自己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上，这是对的！”■

　　马季：我从来没有打过侯宝林

　　《一生守候》是马季的一本自传。马季准备和撰写了多年，但没想到他的生命戛然而止，未能看到此书付梓。在这本书中，马季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和从事相声艺术的种种甘苦。对于社会上传说纷纷的，他在“文革”中打了侯宝林一事，马季在此书中正式加以否定，他说：我从来没有打过侯先生——

　　一九六六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并很快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侯宝林先生、刘宝瑞先生这些老前辈都被揪出来了。批判“三家村”之后，全国揪出一大批“反动权威”，侯先生、刘先生算是相声界的权威。让我想不通的是我三十岁刚出头，也跟他们同等待遇。

　　我的一些作品被他们抓住不放，其中一个叫《寸步难行》，主要描写国民党统治时期，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让人民无法忍受。由于创作的时候水平不高，就套用了侯宝林先生的相声《三棒鼓》中的台词，其中有句台词：“反共救国，人人有责，掏钱吧，老太太！”表现国民党四处征税的情景。不曾想这句话被一个小学生误解了，他在学校写大字时就写了“反共救国，人人有责”八个字。当时出现这样的事情无疑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学校就把这件事反映到当时公安局，查来查去是马季相声里的，公安局向说唱团调查我，团领导说我作风正派，是很好的共产党员，公安局不再追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件事又被故意翻了出来，认为我是“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敢于叫喊出蒋介石不敢叫喊的话”。

　　批斗我的形式十分戏剧化，会场上写着大幅标语“批斗反动权威侯宝林大会”，我被指定坐在会场头一排，按理说，我属于小字辈，只是陪侯先生挨斗。台上造反派大声宣布侯宝林的罪状，说他是反动权威，在相声中诋毁社会主义、诅咒共产党，比如说《寸步难行》中如何如何，然后大喝一声：

　　“侯宝林，你老实交代！”

　　侯宝林在台上低着头说：“那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

　　“马季！上来！”于是，改成批斗我。群情激愤，慷慨激昂一番，造反派最后说：“滚蛋！”我被赶下台。……

　　我很不服气，这种形式无非是在参加批斗会的人们面前丑化我。这时一个相声同行冲着我大叫：“你马季算是什么东西？”我忍不住回敬了一句：“你写一个我瞧瞧。”话音未落，一个耳光扇过来。我虽然不能还嘴，但心里仍然不服。说我反对共产党，我死也不承认！我从一个普通的新华书店职工成长为受群众欢迎的相声演员，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没有共产党，哪有我马季的今天？

　　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释放了人性中一些最丑恶的东西，将正常的文艺批评，变成了人身攻击，公报私仇。我不恨那些整我的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也不过心里嫉妒而已，大不了背后骂骂街，传一传闲话，那只算是人性的弱点吧，可是“文化大革命”把他们的弱点放大成赤裸裸的恶。

　　那时候我已经靠边站了，每天早晨上班，打扫卫生、扫厕所，等着挨斗。不过，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相声都没有动摇，相信终有一天我会重新站在舞台上。

　　关于“文化大革命”有很多我的传闻，凡经历过的人们都知道，那是一场历史的闹剧。真正的人性在那场闹剧中完全泯灭了。而人性中最恶的一面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同志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甚至是母子与父子之间，在当时的环境也会反目成仇。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一个一切都不正常的年代，身处那个年代我矛盾过、斗争过，也做过一些违心的事情。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动员会上，政委说：“同志们，运动开始了，希望大家站稳立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回去大家写大字报吧。”

　　我是听党的话还是听侯先生的话呢？我当然面临着选择。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能不管党的号召而跟着侯先生跑呀？我也不敢呀？我当然要听党的。

　　其实写给侯先生的大字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在开滦矿务局演出时，观众反应热烈，一再要求“翻场”，而侯先生对观众却说：“艺术啊，是鱼肝油。鱼肝油丸你们知道吗？一天吃两粒对你身体有营养，鱼肝油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八斤也药死你。”我们在后台都愣了，真敢说啊！骂观众啊？台下有开滦矿务局的宣传部部长，晚上吃夜餐的时候，侯先生没在餐厅吃，让人把夜餐送到自己房间吃去了。

　　这位宣传部长讲了这样几句话：“我们是这样考虑的，这侯宝林同志啊，给他的荣誉和他的贡献有较大的差距！侯宝林同志的觉悟和观众对他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他的思想水平和他嘴里所说的话有较大的差距……今天晚上的事情我们要以宣传部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反应这种情况。”当时我们都在旁边儿听着。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把这事儿跟当时的造反派头头说了，他说：“写啊！给他写大字报！”我写了，但没写得这么详细，只是写了“侯宝林同志有时候对观众并不是十分热情”。这样的大字报我写过几张，我认为我没出格！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表态，领导又要求写，这是很正常的。侯先生也给我写过大字报，别人也写过，我也写过别人。当然了，我没给自己写，因为我跟侯先生经历不一样，我没经过旧社会，我没像侯先生那样是名家，我不够格！是啊，我把我自己当成革命者了，但是到后来没想到也把我“揪”出来了，敢情我也不是好人！

　　那位我一直感觉不错的人当上“造反派”头头的时候，便经常拉拢侯先生，侯先生也为了向这些造反派们买好，保护自己，经常悄悄向他们汇报。这些汇报往往是假的：“马季昨天拉着一卡车的人到二七剧场搞武斗去了。”

　　“是吗？找几个人，斗马季！”

　　有两个跟班的找到我说：“马季，出来！你昨天干什么去了？”

　　“我哪儿都没去！”

　　“不老实！说实话！顽固不化！……滚蛋！”没斗出什么来，让我滚蛋了。

　　在这里我想多说几句，社会上曾传言，说在“文革”中我打了侯先生一个耳光。有人说，曾就此事问过侯先生，侯先生模棱两可地回答说：“旧社会徒弟打师傅，是常有的事。”侯先生到底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不得而知。但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出于对侯先生的尊重，我也没有解释过。但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读者，我从来没有打过侯先生。而且，我一直认为侯先生是我的老师。

　　但是，凭着这些传言来对待我的那些人，甚至是一些领导，就太不应该了。甚至，粉碎“四人帮”之后多年，在去香港演出时，还有人把这事拎出来当成他们去香港的条件来说，说是为了做侯、马的思想工作。

　　假如“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我马季，侯宝林先生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遭遇呢？我想也会是这样，他也必然是“反动艺术权威”！可是把一切都搁到我头上了，难道就因为我给侯先生写过大字报吗？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闹剧！谁都别埋怨谁！能怨谁呢？“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都弄成疯子一样，那是一场浩劫啊！

　　我跟别人说过，“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我不把它看成是对我的迫害，它是我的财富！我甚至庆幸我赶上了这个阶段！我要不挨斗去，我怎么能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嘴脸！我对人性怎么能有更深的理解？■

　　文人临死前的非常话语

　　人之将死，其言必善。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残照记——1840-2000年中国人最后的非常话语》（西林编），截取百余年来中国近代名人临死前的非常话语，这些话既是他们一生的总结，也折射出历史社会的变迁。现摘录若干，以飨读者——

　　梁巨川：这世界还会好吗

　　梁巨川即民国大儒梁漱溟之父，一九一八年深秋，巨川先生有感于民国初年社会之黑暗，于自己生日前三天在北京积水潭愤然投水自尽——社会已然如此，他不能容忍自己还能过什么生日！当时，家人正准备为其做寿而打扫房间，梁巨川遂以此为借口说去亲戚处借住几天，生日那天自己会回来——其实他已经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为了不留下遗憾，梁巨川把以前借他人的一笔钱还掉，然后到自己的老师处提前奉上贺寿的礼金，最后又为侄孙女买了一些画册。当这些琐事已了，就是他告别尘世的时候。

　　临行之前，梁巨川先生与梁漱溟之间进行了最后一次对话：

　　父亲：这世界还会好吗？

　　儿子：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父亲：能好就好啊！能好就好！……

　　梁巨川先生在他的绝笔《敬告世人书》中写下了这样沉痛的文字：在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灭亡总有人为之殉生，唯独清亡却无一人以殉。这是道德水准下降的表现，非常不好。既然那些有责任殉清的王公大臣都不肯死，我愿意替他们做这件事。

　　林白水：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

　　林白水是我国早期著名报人之一，与邵飘萍齐名。他教过书、办过学、从过政，但一生主要的事业还是办报。他二十七岁任《杭州白话报》主笔，二十五年间他先后创办或参与编辑的报刊就有十多种，经历了晚清到军阀肆虐的动荡岁月，曾五度被查封，三入牢狱。

　　一九二六年八月五日，林白水在他主编的《社会日报》上发表了《官僚的运气》的署名文章，猛烈抨击军阀张宗昌及其部属潘复，当天深夜即被宪兵逮捕。就死之前，林白水给女儿写下一份遗嘱：“我绝命在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谈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小林、宝玉，和气过日，所有难次之事，请莪孙、淮生、律阁、秋岳诸友帮忙。我生平不作亏心事，天应佑我家人也。……外玉器两件，铜印一个，又金手表一个。”

　　林白水有一句著名的话，流传至今，毫未褪色：“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梁思成：家祭毋忘告乃翁

　　梁思成是我国一代建筑大师，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创始人。

　　他讲课非常有特色。讲西方建筑史时，他把雅典卫城中伊瑞克先神庙的女神柱廊上的女神雕像，和我国古建筑中的力士雕像对比，分析中西文化的不同。为了便于学生理解，他在讲台上像演员一样，自己做了一个悠闲自若、亭亭玉立的少女姿态，接着又做了一个骑马蹲档式、咬牙切齿举千钧的姿态，引得哄堂大笑，故给学生印象极深。

　　另一堂课，讲课一开始，他首先说：“我是‘无齿之徒’。”满堂为之愕然，以为是“无耻之徒”。这时梁先生缓缓接上说：“我的牙齿没有了，后来在美国装上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以装的不是纯白色的，而是略带点黄，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就叫作‘整旧如旧’。我们修理古建筑也要这样，不能焕然一新。”他把维修与保护古建筑的关系讲得非常形象、透彻，赢得满堂喝彩。

　　一九七一年梁思成正式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但他毫不怀疑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与必要，不断进行自我批判。林徽因死后，林洙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林洙每天都在护士的帮助下为他变换姿势，防止身体静态不动，常常把他从床上抱到沙发上，又从沙发上搬回床上。“慢慢地我一个人就能抱动他了，当我抱起他来感到他一天比一天轻时，我的心也就一天一天地往下沉。”次年元旦，梁思成对林洙说：“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天我是看不见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等到了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

　　马连良：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

　　马连良，著名京剧大师，一九○一年生人，上世纪二十年代起走红江湖四十余年，被称为京剧“四大须生”之一，自创马派艺术，在京剧史上地位显赫。他八岁入喜连成（后改富连成社）科班，一年以后即登台演出。十七岁，学艺十年期满出科，应邀去福州担任主演。十八岁北返，声名鹊起。二十七岁后，他多次灌制唱片，剧目之多，发行量之大，为当时所少有。

　　一九五一年，周恩来派人将马连良从香港接回大陆，同时回来的还有张君秋。起程之前，马连良曾找著名星相大师袁树珊算命卜卦。卜算的结果，大师对马老板云：“你还有十五年大运。”

　　一九六六年，正是马连良离开香港十五年之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批斗、抄家、打砸抢，所有的马连良未能幸免，家被红卫兵洗劫一空。他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画以及所有的摆设、玩意儿都被砸碎在地，刹那间灰飞烟灭，不复存在。马连良被隔离期间，有一天，一个十六七岁的女红卫生手执鞭子，闯进所谓“黑屋”，命令里面的所有人都跪下——马连良自然也不能例外，让他们逐个交代每人挣多少钱，然后大声斥责：“你们挣得太多了，每人每月只发给十二元生活费。”叫喊一通以后，又风风火火地走了。

　　那年国庆节的时候，马连良被“释放”回家。就在回家住后不久，一天夜里已经十二点多了，马连良叫了辆三轮车，从民族宫对面的家里赶到了中和戏院。值班的开门后见是马连良，不解地问他怎么这么晚还上这儿来，马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家里红卫兵跟红卫兵打起来了（当时马先生家已成红卫兵‘西纠’总部）。等会儿他们好了，讲和了，想起马连良来，打我，我可受不了，我就跑到这儿来了。”以后，他就住在团里，不敢回家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午，剧团食堂开饭了，大家排队。马连良问站在他前面的张君秋：“今儿吃什么呀？”张君秋答：“吃面条，挺好的，您来三两吧。”

　　马连良说：“今儿家里会给我送来点儿虾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饭。”但此时只能吃面条，他买了一碗，之后，便摔倒在地，拐棍、面条、饭碗都扔了出去。从此不再醒来。

　　赵树理：真话不能说，假话不想说

　　一九七○年，在山西全省又掀起一次批赵树理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七月二十四日至年底，仅《山西日报》就发表批赵文章七十六篇，到处都是批赵专栏，连穷乡僻壤，也涂满了“砸烂赵树理的狗头”的标语和漫画。已被斗得奄奄一息的赵树理，又被押进太原钟楼街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专案组”进行隔离审查。九月六日，几经周折获准探望父亲的赵广建，来到关押赵树理的山西省高级法院的一间小屋里，见“父亲在伏案认真地抄写着什么，我轻轻地走过去一看，原来是毛主席的诗词《卜算子·咏梅》。父亲用一只手按着被打断的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着极大的疼痛，艰难地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笔一画地抄写着，汗水从他布满皱纹的额头沁出来，滴在纸上，他却抄得那样虔诚，那样聚精会神，仿佛是在用整个生命书写着自己的信仰和寄托。看到这个情景，我积悲难禁，一下子哭出声来。父亲抬头一看是我，叫我靠到桌前，双手捧着那首刚刚写好的《咏梅》递给我，庄重严肃地对我说：‘小鬼，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这次会面与女儿长谈了数小时，详细地回顾自己的家世、历史和创作生涯。临分手时惋惜地说：“近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想说，只好不写。”

　　九月十七日，赵树理被揪到太原工农兵（即湖滨）会堂批斗，因病体不支，晕厥倒地。二十三日凌晨二时四十五分含冤逝世。■

　　古玩市场里的“跟屁虫儿”

　　这年头，喜欢古玩文物的人愈来愈多。盗古墓、窃文物愈演愈烈，而收藏文物的人也不计其数，不少当官的也增加了这方面的雅兴。其实，此中黑幕重重。《打眼——古玩收藏的实话实说》（白明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一书披露了不少受骗上当的故事，这对文物爱好者是一种提醒，而对读者来说，也可见我们当今社会的一个侧面——

　　但凡逛过古玩市场或其他什么旧货摊儿的人，大抵都有过一种经历：你逛着逛着，身后就有一两个神秘的不速之客尾随您，就像一个甩都甩不掉的“跟屁虫儿”。只要一回头，这人就抢步上前和你搭话儿，神情严肃、语调低沉：“先生，您要古董吗？刚从墓里挖出来的！”

　　头些年我买过一辆面包车，那破车老出毛病，有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位修车师傅——老张。给我修车都是利用节假日的时间，而且是一分钱不也收。欠了人家的情就得还！老张也不客气，说：“我如今是受了你的影响，开始喜欢古玩啦，我拜您为师如何？”本以为他不过是说说而已，不成想老张是真“喜欢”上古玩了。有一天，老张找到我说：“这修车的工作该和我道拜拜啦！我如今也是收藏家啦，跟你学的。”然后他又神经兮兮地说，“我憋着宝啦！”

　　“什么宝呀？”我不经意地问。

　　“一只明代万历年间的五彩大罐子！”老张兴奋地说。

　　万历五彩？玩瓷器的都知道，这明代的瓷器到了“隆（隆庆）万（万历）”时期，虽不如“永（永乐）宣（宣德）”那么珍贵，但也是“制作日巧，无物不有”。据说明万历年前，还凑合着用江西浮梁县的“麻仓白土”制瓷，再往后就基本没有了，那会每百斤“麻仓白土”就合银价九分，算起来挺老贵的了。而所谓“万历五彩”又是“景器”（特指景德镇烧瓷）中“官古瓷”（即御窑场专制）中的上上品。民国初年，在古玩市场上还不难见到万历五彩，可时价就已经四五千块现大洋了，比同时期的青花瓷贵得多。其工艺是在烧好的白瓷上先高温烧出青花，再施以红、黄、绿、紫等釉上彩，制作复杂，煞是美艳。故有史料记曰：“万历五彩其能力最大，纵横变化，层出而未有穷者也……”

　　老张嘿嘿一乐，道出了他的那只“万历五彩大罐”的来历。

　　在逛古玩市场的时候，老张被“跟屁虫儿”给盯上了，不到一个回合，就让人家给忽悠晕啦。老张就随着那个人出了古玩市场，拐弯抹角地来到一家叫不上名的小旅馆。在半地下的一间客房里，还有三两个人在那正等着他，那屋子里昏昏暗暗。

　　老张就骂：“这儿怎么跟他妈公共厕所是一个味儿？能有什么好东西给我看？！”

　　那几个人低声说：“大哥呀，您可别嚷嚷，我们是盗墓的，不是没钱住好地方，是怕出事儿！”

　　“我不怕事儿，快拿出来让我瞧瞧！”

　　这哥儿几个就从床底下拉出来一只大纸箱子，里边放着个至少用了两卷手纸一道一道缠得严严实实的物件儿，费了老大的工夫才打开。老张一看，哟——是一只青花五彩大罐，上边绘的是“海水龙纹”。除此之外，还有两把铜镜。

　　卖主儿说了，他们是在南方烧砖取土时挖出了个明代古墓，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已经被被别人拿走了，就剩下这点玩意儿。哥几个越想越怕，寻思着赶紧出手得了，卖点儿是点儿。

　　老张问：“卖多少钱？”

　　卖主说：“这罐子在外边至少卖十几万，卖好了值个几十万也说不准。谁让我们几个是有案在身呢？这罐子一万元归您了，俩铜镜要四千，总共是一万四！您发财去吧……”

　　老张说：“我没带着这么多的钱呀。”

　　那人说：“我们跟着您去取吧，不是不相信你，出了门儿您把我们给举报了，到时候咱可连哭都找不着调儿。”

　　“大哥，您到底要还是不要呀？”

　　老张被卖主的问话给唤醒了，才发觉自己刚才想多了，有点失态，就忙说：“要，当然要啦！”于是，就带着那几个出去取钱——成交！

　　听了老张的故事，我大惊失色道：“坏啦，您可是上了跟屁虫儿的当了！”

　　老张却笑着说：“别来这套好不好？就知道瞧见我发财您该眼馋了，咱俩是不是朋友？”

　　我说：“正因为咱们是朋友，我才替您捏把汗。走！看了东西再说。”

　　来到了老张家，还真不含糊，老张居然为这只破罐子做了个展柜，还装上了两盏射灯。两束冷光打下来，别说，还真有一眼。老张讲，街坊四邻们走马灯似的前来观瞧，都快羡慕死他了，咱怕招贼，还给家里新安了防盗门。

　　这真让我哭笑不得，我跺着脚说：“老兄呀，这东西也实在是太假了，您从来就没真正见过所谓‘万历五彩’是什么样儿，你的胆儿也忒大啦！”

　　老张认真地说：“我和书上对照过了，有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什么时候教过您照着书本上的图片，就可以出去买古玩啦？”

　　老张就慌了，道：“别吓唬我，我可指着这个宝贝换钱送我儿子去英国呢。”我说：“歇菜吧您哪，别说去英国，把这个破玩意儿卖了，连去趟天津的钱都不够。”老张又问：“那两个铜镜呢？总不会也假了吧，那上边可满是绿锈，抠都抠不下来。”

　　我说：“赶紧给扔到凉台上去，放在屋子里都埋汰。不定是在哪个村儿茅房的尿臊窝子里给沁出来的，你还当宝贝似的，敢把它们往大衣柜里放，也不怕招来大尾巴蛆？”

　　老张抓着自己的头发，呼天抢地大叫起来：“一万四哟……”■

　　自由女神是如何消失的？

　　美国的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由女神像变得无影无踪。这是怎么回事？威廉·庞德斯通所著的《更大秘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把谜底揭开了。此书揭穿了生活中的一百二十五个想象不到的秘密——

　　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了一个特别节目：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把重达二百二十五吨、立于纽约湾的自由女神雕像变没了。海报宣传把自由女神的“消失”称为“世纪幻术”。对数百万电视观众来说，观赏科波菲尔的表演让他们有了一次神秘的体验，由衷叹服科波菲尔的幻术。

　　表演是在晚上进行的，观众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电视观众，一类是自由岛上的现场观众。现场观众坐在椅子上，看得见女神像及其周围的环境，但是视野有限。科波菲尔在观众和雕像之间搭起一个古罗马式的拱形舞台，两边各立一座宽大的塔楼，塔楼中间拉起一幅幕布，幕布拉上去可以挡住雕像。观众只能透过舞台看到雕像，电视摄像机也是这样。

　　雕像底座围着一圈地灯，将雕像照得通明，还有两盏探照灯。一架直升机在场地上空盘旋并拍摄电视画图。科波菲尔身边有一个“雷达”显示屏，屏幕上有一个亮点，显示的应该是女神像吧。

　　科波菲尔的安排是这样的：观众先看到雕像，然后拉上幕布，幕布拉上一段时间后再拉开，观众即发现雕像不翼而飞了。随后，科波菲尔反着顺序再把雕像变回来。

　　科波菲尔对电视观众有意强调让雕像消失毫无实现的可能：“你不可能用升降机把它藏到地下，因为那要花上十五分钟”。他还说，把雕像吊到空中需要一个直升机大队。另外，他还提到移动雕像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特别授权。听了这些话令你不禁犯疑：沃茨主持的内务部对待国家级标志性建筑也太随便了吧！如果有人保证拆掉再恢复原状，难道他们就允许把雕像拆了吗？

　　三架柯达闪光照相机（柯达公司赞助）固定好位置，能自动即时拍摄雕像的照片。几个穿着惹火的模特儿站在照相机旁边，这些照相机可以从幕布四周拍摄雕像的情况。科波菲尔强调说，照相机开始咔嚓咔嚓拍摄时，他是无法控制的。雕像消失前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雕像依然如初，正前面站着一个模特儿。

　　幕布拉上了。科波菲尔开始了冗长的独白，他说：“自由才是真正的魔术，是任何魔术师都无法驾驭的。”他谈起了他母亲移民到美国的经历。大家都很清楚他说这些是在拖延时间。幕布依然没有拉开，电视转播插进了一段商业广告。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雕像在幕布后面消失的过程中，电视画面没有雕像的影像；电视观众看不到，现场观众也看不到，他们看到的只是两座塔楼和塔楼之间的幕布。

　　终于，插播的商业广告结束了，幕布拉开了。雕像不见了——看不到任何东西！

　　电视摄像机展示一圈灯光，那几个探照灯也扫来扫去，没有照见任何东西。看上去似乎是表演魔术的人造出了一种人造雾，让探照灯的光柱清晰可辨。从直升机上拍摄的镜头还有很多，让观众也弄不清看到了什么，是从什么角度拍摄的。但是，的的确确雕像是不见了，连一点可疑的轮廊也看不见了。

　　雕像刚一消失，科波菲尔就向人们展示雷达屏幕，上面的亮点也没有了。他走到一架自动照相机前，相机已经拍出一堆照片，他翻看着，最初的照片上有雕像，但随后的照片上只剩下了模特儿——雕像的位置空无一物。

　　幕布又一次被拉上。科波菲尔大谈爱国，让观众好好体会一下“自由”这个词——“自由，是多么容易失去呀！”又过了一会儿，幕布打开，人们看到雕像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一位直接参与了“让自由女神‘失踪’”的魔术表演的人说，“女神像消失”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魔术的关键就在那个拱形舞台和电视观众注意不到的平台上，现场观众的座椅就摆放在这个平台上。这两个部件和一个巨型的电动转盘连成一体。幕布拉上时，所有现场观众和拱形舞台一起由机械驱动旋转，转到另一个方向，转得非常非常慢。观众根本就感觉不到旋转和方向的改变。幕布再次拉开时，观众看到的实际上是雕像旁边的地方，雕像则隐藏在一座塔楼的背后。

　　塔楼上的灯光亮如白昼，观众个个都患上了临时夜盲症。雕像昏黑一片，即便是有一些地方处于某些观众的视野内，他们也看不见。

　　地灯其实是布设了两圈：有一圈绕着雕像，另一圈设在别处。雕像失踪后，雕像周围的地灯被关掉，电视转而拍摄另一处。坐在家里的电视观众看到探照灯搜索的位置实际上是另一处地灯照亮的地方。

　　布设自动闪光相机的障眼法蠢得可笑。想想看，柯达相机的闪光灯能发出多少光亮？雕像的高度是三百零五英尺，相机到雕像底座的距离至少有一百英尺。连业余摄影师都知道，闪光灯在这么远的距离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即便是闪光相机正对着雕像，雕像也无法在照片上显现出来。近旁的模特儿离闪光灯只有几英尺远，要她们站在那儿，可以表明相机在正常工作。结果。相机拍出来的是模特儿们的靓照，而不会是一片空白。你在每张照片上会看到原先雕像矗立的地方是一片空白。模特们是拍照的主光源，她们提供了很强的反射光，相机快门会很快合上。不然的话，曝光时间过长很可能把雕像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