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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苏东剧变的启示

  苏东剧变,在人们心中引起的震动是强烈的,教训是深刻的,也为我国今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如必须端正党风,加强执政党建设,必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民族因素在苏东剧变中起了引人注目的作用。苏东剧变对我国西藏问题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我国作为与苏东一样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也同样面临着加强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任务。因此,为正确处理西藏问题,为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记取苏东在民族问题上的教训对我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具体结合西藏问题,分析苏东剧变给我国的启示。

  坚持党的领导,搞好党的建设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自由化运动与民族独立运动相互交织,政治反对派与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利用。政治反对派利用民族独立运动制造动乱以削弱苏共的力量,为其推翻苏共的目的服务,民族分裂势力则借苏共力量被严重削弱之机,达到了摆脱中央的目的。由此可见,加强党的领导与解决好民族问题是相辅相成的。要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解决好民族问题不行,而要维护国家统一,就不能允许反对派与分裂分子肆无忌惮地活动。

  在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化、民主化所造成的政治多元化的环境下,各反对派纷纷走上政治舞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而苏共的致命失误就是在反对派的进攻下节节退让,最终取消了国家宪法中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放弃了苏共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权。结果导致苏共力量被严重削弱,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断下降。“8·19”事变后,戈尔巴乔夫居然宣布解散苏共,更加助长了反对派尤其是民族主义政党的力量。反对派在各共和国纷纷上台并宣布独立。苏共的瓦解是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

  四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结束了近代中国长年战乱和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现在,倘若我们也象苏联那样否定党的领导,允许反对派存在和发展,在我们这样多民族的国家里,势必会助长民族分离主义,尤其象西藏还有着达赖分裂集团的插手,国家又会重陷于动乱和一盘散沙之中。而这样对各民族发展都是不利的。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在苏东,共产党之所以站不稳脚跟,就是因为长期忽视党建,官僚主义盛行,党员、干部中腐化现象严重,脱离了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赖。失去群众的信任就意味着失去了权力的基础。正基于此,反对派才得以吸引群众。在我国,党风不正现象也较严重,加强党风建设迫在眉睫只有党风正,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威信才能高,政局才能稳定。在西藏地区,也必须加强西藏党组织和党员建设,只有藏区党组织一心一意为藏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藏区人民才能从切身体会中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祖国统一。

  苏联剧变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因素,就是地方党组织的民族主义倾向。苏共本是一个统一的党,但是,在民族纠纷中,许多共和国的党组织都站到了本民族一边。自1990年6月俄罗斯共产党成立后,15个加盟共和国都宣布成立了自己的共产党,宣布各党有独立自主乃至脱离苏共中央的权利。党组织的联邦化使得苏共整体战斗力大为削弱,到最后已无法力挽狂澜。苏共的教训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党内团结,加强各地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尤其是民族地区党组织的向心力。

  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合作

  民族平等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首要原则。但是,苏东国家许多次动乱的导火索都是由民族之间的纠纷引起的。如苏联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共和国的冲突、南斯拉夫的内战等。由此可见,这些国家并未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虽然民族平等团结是载入社会主义各多民族国家宪法的,但能否贯彻落实却该当别论。长期以来,苏东国家虽然在促进民族平等、团结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也有不少失误,如工作中有大民族主义倾向,经济改革中片面强调经济核算,诱发了经济民族主义,在协调民族关系、帮助各民族融洽相处方面中央的工作也做得不够等等。在苏东剧变中,民族关系的尖锐化加速了党的分裂和国家的分裂,是政局变化的又一催化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解放以前,由于西藏民族地处边远,与内地民族的隔阂长期存在。解放以后,党力求在西藏民族与内地各民族间建立互帮互助、友好合作的友爱关系,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仍应坚持不懈地抓好协调民族关系的工作,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苏东国家普遍存在中央高度集权、少数民族自治被剥夺的问题,使少数民族感到受歧视,产生了对国家乃至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和反感。所以一有导火索,就很容易起来反抗,给国家造成严重混乱。

  赋予少数民族充分的自治权是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西藏几乎是一个单一民族居住、几乎全民信教的特殊民族地区。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保障藏族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民族区域自治也需要不断地完善。如何在改革中更好地发挥藏区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如何在使藏区人民充分行使自治权的同时处理好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自治的关系,这些工作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另外,为促进民族区域自治,必须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是切实实行自治的关键。既要培养有知识、有文化、有领导能力的少数民族干部,又要加强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觉悟。大量的高质量的藏族干部将是加速西藏发展、勇于抵制分裂的中坚力量。

  社会主义国家大多监督体系薄弱。苏东国家在民族工作中一再出现错误而又得不到及时、彻底的纠正,监督体系没有发挥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由于缺乏监督系统,民族工作中的偏差无法得到及时纠正,民族政策是否真正贯彻落实无人关心,民族矛盾被遮掩起来也无人知晓,由此使得各种矛盾越积越深,一发便不可收拾。因此,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加强监督体系的作用时,也应建立民族工作的监督体系。在中央和民族地区都建立监督机构并赋予它们足够的权力,一发现问题就及时指出、纠正。监督工作行之有效才能使各项政策切实贯彻,符合人民的利益。

  必须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在苏东剧变中,经济因素也起了重大作用。近年来,苏东国家经济普遍不景气,商品严重短缺,物价上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经济矛盾激化了政治矛盾和民族矛盾,引起各族人民对国家政策和体制强烈不满,加深了各族人民对国家体制乃至对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悲观。在苏联、南斯拉夫这样的多民族国家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刺激了少数民族摆脱联邦、独立发展的要求。正如苏共一位高层人士所说:“如果我们的经济问题不这么严重,我们也不会遇到这些民族骚乱。”经济状况恶化是加速苏东国家共产党垮台、加强民族独立意识的重要根源,这个教训我们尤其需要重视。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各个民族发展的最终目标也就是为了满足本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加强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我们必须重视经济发展,重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方面必须重视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另一方面必须重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西藏地区与内地相比,经济、文化都有较大差距。这种状况若长期持续下去,势必不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容易造成西藏人民心理的不平衡。发展西藏经济是比较艰巨的任务。一方面要大力帮助它尽快发展,另一方面应该充分发挥西藏人民的能动性、积极性,使西藏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能发挥西藏优势、能刺激西藏经济发展活力的经济体制,以此来促进西藏的发展。另外,在西藏进行经济改革,应该时时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性,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毛主席当年曾说:“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这句话仍应是指导藏区工作的方针之一。

  加强民族地区的爱国主义教育

  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过程中,各共和国的民族意识都强过了国家意识,一心只图本民族的独立与发展,而不顾及国家的前途。这提醒我们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诚然,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建立在国家政策符合民心、能够赢得人民理解和信赖的基础之上。我国民族众多,两千年来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历史已经使大统一的思想植根于各族人民心中。但在当今世界民族主义复兴的浪潮下,我们不能不对国内少数民族分裂势力提高警惕。为团结大多数人民,向各族人民阐明利害关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应做的工作之一。

  苏东剧变后,达赖喇嘛加紧了对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攻击,他甚至明目张胆地声称“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不久将会垮台,我的追随者将在10年之内返回他们的祖国”。这种时候,我们必须加强在西藏地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两种思想争夺阵地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如果我们不加强宣传,达赖的宣传就会先行侵入,势必给西藏人民的思想造成混乱。只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使达赖的宣传站不住脚,才有利于我们开展其它工作。

  防范民族分裂主义抬头,打击破坏统一的骨干分子

  当今国际社会有两种潮流。一种是以欧洲共同体为代表的国际合作与统一,一种是以苏联、捷克、南斯拉夫为典型的民族主义复兴。1992年初始,英国苏格兰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50%的苏格兰人主张苏格兰建立单独的议会,独立于英国之外。当代民族主义的复兴,既是历史上民族问题的再现,同时又是对现今国际格局的冲击。这股国际潮流对中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我国西藏地区,民族分裂主义象股幽灵,一直潜藏着。随着八十年代开放改革的到来,这股幽灵慢慢地从地下来到地上。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在群众中煽风点火,作用极坏。近几年来拉萨骚乱的事实,证明了民族分裂主义抬头的迹象存在。因此,要时刻警惕,加强防范。

  在这个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在理论上既要从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又要从戈尔巴乔夫身上吸取教训,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就目前反分裂斗争的特点而论,后者是我们工作的着重点。在实际工作中,要防患于未然。要树立人民民主专政观念,加强公检法建设,搞好军民警联防。此外,还要关注和研究分裂分子的活动动向。对那些破坏民族团结、制造动暴乱的首恶分子依法严惩不贷。切不可因某些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压力而迁就姑息。否则延误时机,养痈遗患。

  主动开展对外宣传,揭示我国民族历史真相

  中国和苏联虽然都是多民族国家,但两国版图形成及民族融合的历史大不相同。帝俄的历史是一部对外族的兼并历史,时间不过三百多年。苏联有些领土也是军事占领的产物,如波罗的海三国。西方国家对苏武力征服该三国一直未予承认。而当三国于1990年先后宣布独立时,西方国立即给予承认。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几千里的历史长河里,汉民族与其他民族长期共处,相互影响,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中国是多民族在历史进程中自然融合的产物。虽然汉人统治国家的历史最久,但少数民族也有入主中原的时期,如元清两朝。古代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一套异于内地的管理政策。但无论如何这些地区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是西方人对中国版图形成及民族关系有着极为荒谬的观点。“西藏流亡政府”的法律顾问范普拉赫就是这样一位西方学者。他在《西藏的地位》一书中认为,元清两朝时期是“没有中国皇帝的中国”,即中国是被异族占领;西藏、蒙古不是中国的版图。在谈到西藏地位时,他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对西藏的军事占领;现在西藏仍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达赖喇嘛是其国主,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

  这样的学者不只有范普拉赫一人。他们与达赖集团相勾结,极力歪曲西藏的历史与现实,为“西藏独立”大造国际舆论。致使上述谬论在海外占有一定市场。这有两个方面的成因,一是我们在国际上宣传不够,对达赖集团的反动宣传回击不力;二是西方人的国家观、民族观与东方人不同。他们常常将民族与国家等量齐观,认为每个民族都应当组成一个国家。民族与国家被视为一体。故西方人难以理解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难以接受“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与定论。

  因此,我们主动搞好对外宣传,让世人了解西藏的过去与现在,揭露与驳斥“西藏独立”,的谬论有重大现实意义。在这个方面,我们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这些成果尚没有走向世界。在将来工作中,大有可为:将我国藏学研究的成果,用外文出版,发行海外,反击达赖集团的反动宣传;跟踪并深入研究达赖集团的理论宣传动态,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如电影、展览,向海外介绍我国建设西藏的成就,揭露西藏历史上残酷的农奴制度,针锋相对地驳斥国内外分裂势力的谬论;加强人权理论研究,阐述中国的人权观点,用事实驳斥“西藏人权问题”上的谣言;对进藏旅游观光的外国人注意引导,分清敌友,防止敌对势力派人入境进行间谍和渗透活动。

  总之,对外宣传,在解决西藏问题上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只有让国际社会公正、客观、全面地了解了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才能够逐步削弱并抵消达赖集团在海外传播的不良影响。

  警惕外部敌对势力渗透,反击西方和平演变攻势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变化,西方世界以美国为首,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企图利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新闻媒体等综合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和演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也成为他们挑起他国内乱、制造民族动乱的手段。苏联的民族危机及国家解体是与西方的和平演变分不开的。

  起初,苏联领导人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缺乏警惕与必要的抵制。东欧剧变,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变革。而当东欧完全资本主义化时,他们才觉得方向不对。苏联也一样。当戈尔巴乔夫大梦初醒时,民族危机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成为国家分裂的导火索。

  在我国民族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反对外部敌对势力渗透、抵制西方和平演变的艰巨任务。西藏上层分裂集团1959年逃亡印度后成立了流亡政府,在国际上从事分裂活动。近几年来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他们加紧了国际努力,妄图争取更多的支持与同情。同时,他们对国内进行渗透和煽动。某些流亡藏人通过回国观光、讲经,带进并散发反动宣传品。他们引诱境内青少年出国留学,灌输分裂思想,与我争夺青少年一代。

  西方国家将西藏问题纳入其对华和平演变战略中。国际反华势力在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西方议会一再通过所谓西藏人权决议,向我施压;还多次为达赖提供讲坛,攻击我国。西方某些人士还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鼓吹“西藏人民自决论”。外国反华势力为达赖集团提供资助,训练特工人员。他们利用赴藏区旅游、采访等机会,四出活动收集情报,煽动并支持闹事。美国之音专门开办藏语节目,对我西藏进行反华宣传。

  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深刻总结苏联民族问题的教训,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对西藏的破坏与渗透,坚持抵制西方在西藏问题上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深刻认识在西藏问题上反对西方和平演变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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