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第三节 闹“藏独”的国际活动

　　在国际上，自分裂分子逃至印度后，几十年来，达兰萨拉流亡集团为了取得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的同情或支持，以达赖喇嘛为中心，展开了不少的外交活动。60年代末，他访问了泰国和日本，1973年又访问了欧洲11国，1979年，达赖喇嘛首次访问了美国、苏联和蒙古。虽然在这些访问中，他受到许多高级官员，甚至国家首脑的接见，但是大多数国家都非常谨慎地对待达赖喇嘛。在六、七十年代，“流亡集团”的国际努力没有多少成功可言。

　　但是，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西藏流亡集团”又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以达赖喇嘛出访为中心活动的国际努力。

　　在这一系列的国际活动中，达赖喇嘛打着宗教的旗帜，以美国、西欧为重点出访对攀国，以欧美国家议会以及那些反华议员为活动主要对象，以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为主要论题，以中国政府为主要攻击目标，迎合西方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心理，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了恶毒攻击，对社会主义的新西藏予以全面否认，企图谋取国际舆论对“西藏独立”的同情和支持，鼓起国际社会对他重返西藏的关心。

　　与六七十年代相比，达赖喇嘛的国际活动明显地存在着一些新特点。一是加强了国际出访；二是确立美国和欧洲为重要访问对象；三是提出了一系列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方案；四是迎合西方社会，确立西藏人权问题为重要论题；五是达赖的国际努力获得了一定成效。

　　达赖访美及其五点和平建议

　　1987年9月10日至28日，达赖以宗教活动为由，出访美国。这次访问以美国新闻界及国会为活动重点，他接受了纽约《世界日报》、《美洲华侨日报》的采访，游历了华盛顿、纽约、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和佐治亚洲的普来恩斯等地。

　　达赖在接受纽约亲台湾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记者单独采访时说，此次美国之行的主要目的，“第一是宗教目的，如阐扬佛理，主持宗教仪式”，“另外则为政治目的，拜访一些国会议员，参议员，并代表六百万西藏人民感谢他们在揭发中共侵略和暴行统治的史实上仗义执言”。由此看来，他出访的主要目的是政治目的。正如他启程前夕对美联社记者所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决心，使西藏问题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问题”。就是要诬蔑我国的西藏政策，鼓吹西藏独立，分裂祖国，并寻求美国国会向中国施加压力，支持他的分裂活动。这一点在达赖9月21日对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发表的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建设”中表露无疑。

　　他在演讲中首先对西藏的历史进行歪曲。说什么“在人民解放军1949年至1950年侵入西藏的时候，西藏一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并对中国进行恶毒攻击。他把“亚洲局势紧张”、“地区冲突的根源”、“中印边界战争”等都归罪于“1949年至1950年期间建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入西藏”。他还鼓吹“西藏独立”对于“亚洲均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西藏地处亚洲中部，把亚洲大陆的大国印度、中国与苏联分隔开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使它在历史上在维护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历史上亚洲的所有帝国都竭力相互制约，都没能攻占西藏，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缓冲国的重要地位对于维护该地区的和平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西藏人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语言、宗教和历史，显然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要不是中国的占领，西藏今天肯定是仍在维持和促进亚洲和平方面发挥着它作为一个缓冲国自然应起的作用”。

　　接着，达赖对解决所谓“西藏问题”提出了“五点和平建议”：

　　1.使整个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

　　我建议把整个西藏，包括东部的康省（昌都地区）和安多省，变成一个阿希姆萨（和平）区。……西藏历来是……亚洲大陆大国之间的缓冲国。……要建立西藏和平区，中国就得把其军队和军事设施从这个国家撤走。……从历史上讲，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从来没有紧张过，只是在中国军队开进西藏，第一次要划定共同边界之后，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才紧张起来，以致导致了1962年的战争。如果……用一个友好、辽阔的缓冲区把他们隔离开来，将会大大有利于促进世界上这两个人口数一数二的国家恢复友好关系。

　　2.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植人口政策，因为这威胁着西藏民族的根本生存。

　　中国违反1949年的第四个日内瓦公约，让大批中国平民迁居西藏。这种作法给西藏这今独特民族的生存构成威胁。……今天，在整个藏区，迁居去的中国人已达750万人，而藏族人只有600万。在……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只有190万，在该地区居民中已居少数，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中国驻扎在藏区的30到50万军队。

　　……为了使藏族作为一个民族生存下去，必须制止人口迁居，必须让在藏区定居的中国人追回中国。否则，藏区很快就会变成只不过是一个吸引游客的游览胜地和曾有过一段辉煌历史的遗迹。

　　3.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权利。

　　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人在那里推行一种称为分离和同化的种族隔离政策，对藏民实行岐视，藏民在自己的国家里充其量只不过是二等居民。他们在一个殖民政府的统治下生活，被剥夺了一切基本权利和自由。

　　4.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和中国放弃在西藏生产核武器和堆放核废料计划。

　　藏族人非常爱惜各种生命，佛教信念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这种天性。在中国入侵之前，西藏是个有独特自然环境的没有受破坏的野生天然保护区。令人伤心的是，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西藏的野生动物和森林；几乎被中国人破坏殆尽，这给西藏优美环境造成了破坏性影响。西藏剩下的那点东西必须加以保护，必须努力使环境恢复平衡状态，中国在西藏生产核武器，可能还开始在西藏倾到核废料。……这样做所带来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对西藏的独一无二的优美环境漠不关心，这不仅使现在活着的几代人受到威胁，而且会给今后的几代人造成威胁。

　　5.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

　　我们希望本着坦率与和解的精神，通情达理和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问题，着眼点应该是努力寻找一种符合藏人，中国人和其它所有有关民族长远利益的解决办法。藏人和汉人都是独特的民族……但是，这不一定妨碍两个民族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方面进行真正的合作。

　　最后请允许我以个人身份讲几句话。诸位以及诸位的同事和同胞一向对各地受压迫人民的困境表示关切和声援，我想借此机会向诸位表示感谢。你们公开对我们藏民表示同情，这已经给我们在西藏的人民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我请求你们在我国历史这个关键时刻继续支持我们。

　　达赖喇嘛的美国之行，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反响。

　　达赖访美，及其进行的分裂鼓噪，成为1987年9～10月拉萨骚乱的导火索。1987年9月27日（星期日），在拉发生了游行示威。一位外国目击者说“星期日举行的示威是要求西藏独立的喇嘛发起的”。达赖作为喇嘛教的最高宗教领袖，在喇嘛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他凭着特殊身分在美国诬蔑中国政府，鼓吹“藏独”。九、十月的骚乱就是达赖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直接后果。

　　骚乱发生后，达赖又委托他的法律顾问范普拉赫在印度发表一份支持拉萨骚乱分子的声明。声明说，“他呼吁一切人权组织和支持正义与自由的人们规劝中国政府，停止决处无辜的西藏人并释放被关押的人。”西藏流亡政府办公室也发表讲话，胡说拉萨骚乱标志着“西藏自由斗争的开端”。“我们将继续斗争直到取得完全独立。”与此同时，流亡集团还在印度及瑞士聚集分裂分子冲击我驻印使馆和驻瑞士使馆，以响应和支持拉萨骚乱。

　　达赖的美国之行，在美国国会引发了一个反华的议案。达赖在国会众议院发表五点和平建议后，立即得到参议院外委会主席佩尔和参议员赫尔姆斯的支持。这两个出名的反华议员提出了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修正案”，诬蔑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歪曲拉萨骚乱事件，造谣中国处决和监禁了一百多万藏人，还散布西藏是“国家”的谬论，支持达赖分裂中国的“五点建议”。

　　这个决议还要求美国政府将其对华外交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要求里根当局在向国会提出向中国出售武器请求时，要能“判定中国正有诚意地、及时地着手解决西藏的人权问题”。决议还呼吁里根会见达赖，建议美国向10万藏民提供20万美元的援助。

　　美国国会的“修正案”是近几年来西方议会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始作俑者。自1987年以后，西方议会仿效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许多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或多或少，都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鼓励了西藏分裂分子的气焰。

　　由此看来，“五点和平建议”，根本不是为了西藏的和平与稳定，不是为了解决西藏问题。而是再次向世人重复“西藏独立”的老调，散布“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的谣言。其建议“使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说到底就是要使西藏成为一个“缓冲”性质的独立国。无论怎么“缓冲”，都是涉及到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问题。所以说“五点建议”本质上是分裂中国的建议。

　　欧洲之行，斯特拉斯堡建议

　　1988年6、7月间，达赖喇嘛到欧洲访问。他拜访了罗马教皇、欧洲共同体总部，还到德国和法国游历。1988年6月3日，达赖在行前接受了芬兰记者采访。这位宗教领袖表示：“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在近40年的占领时期，这个国家遭受了很大的痛苦和毁坏，西藏人对中国人有严重的怨恨情绪，只要有机会就会发泄。”此话一语道破了他此次欧洲之行的动机。

　　随后达赖开始了他的欧洲之行。首先他应圣坦塞尔莫教堂修士之邀到罗马同教皇进行他们的第五次会晤。在会晤的前一天，6月13日达赖发表声明说：“我们的友谊日益增长，每次到欧洲来，如果不能见到他，我就感难过，就感到若有所失。”然而双方谈话的结果对达赖来说是十分失望的。罗马《新闻报》说，“害怕影响其同中国的谨慎对话的梵蒂冈则公开表示了它的不同意见。……两位宗教领袖只在一起呆了18分钟，……这是第一个不支持的迹象。……教廷如此谨慎的原因可能是，据传北京和梵蒂冈接触频繁。”

　　6月14日下午达赖到达法国斯特拉斯堡。据报道他的这次访问在欧洲共同体的议会里引起了消极的反应。欧洲议会议长发表声明，他不会接见达赖喇嘛，也不会让达赖在议会讲话，他还说，我不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他的访问对于欧洲议会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会有什么用。欧洲议会办公室和议会政治集团主席也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议会没有邀请达赖喇嘛。

　　6月15日下午在欧洲议会大厦的一个会议厅举行记者招待会。由于未能在议会讲演，所以早已印制好的《对欧洲议会员的演讲》稿只好在记者招待会上散发。在此文中，达赖重弹中国政府践踏西藏人权，暴力镇压要求民主、自由的藏民，向西藏移民等老调，并声称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暴力仍在继续。达赖重申他的5点和平建议；此外他又提出以下几点“想法”，即“斯特拉斯堡建议”：

　　一、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实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

　　二、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

　　三、西藏政府加入世本人权宣言；

　　四、西藏政府应该由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出执行首脑、对财政立法和独立的司法体系组成。政府所在地是拉萨；

　　五、西藏经济、社会体制应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来决定；

　　六、西藏禁止核武器或其它武器的制迨、试验、储存、以及核能的利用。

　　七、应该召开地区和平会议来保证正使西藏通过非军事化而成为和平的圣地，在这个会议召开和非军事化、非核化实现之前，中国可以有权在西藏保持以防御为目的的、有限量的军事设施的存在。

　　达赖还解释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与打算。他说，西藏政府的代表团已经组成，准备同中国政府代表会见，进行详细讨论。在回答各国记者提问时，达赖表示，“西藏应该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同中国保持联盟的关系……全面独立太难实现了，因而需要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西藏人的事应该由西藏人自己解决，我只是藏族人的自由代言人”，“……我在外边更有利，可以充当西藏人的自由代言人”，“西藏问题是西藏人的问题，不是我本人的问题，60年代以来我一直认为，达赖的地位应当由西藏人来决定，而不是由我个人来决定”，“……我并不反华，并不反对中国政府，只是要求恢复我们的权利。”

　　不可取的“中间道路”

　　达赖在1987年访美提出“五点建议”后，流亡集团的分裂分子四出活动，发表讲话，制造舆论，企图就“西藏的地位”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但这种分裂主张遭到中国政府拒绝。而追随达赖的青年人，特别是西藏青年大会坚决要求独立，并主张在西藏举行武装暴动。达赖自称，他要在这二者之间开辟一条中间道路，作出让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北京的支持，重开谈判，解决西藏问题。斯特拉斯堡建议就是达赖所谓中间道路的体现。这条“中间道路”可取吗？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中间道路”提出的历史前提“西藏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达赖在“斯特拉斯堡建议”中开门见山就说“我国历史是一部独立的历史”；“从未向任何国家出让过主权西藏与中国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国家。”他是想用歪曲历史的办法，为“藏独”制造依据。而在这种历史前提下提出的“西藏政府”与中国的谈判建议，只能是导致中国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这是将中国内政变成两个国家之间问题的企图。

　　其次，建议提出的西藏作为一个“自治的民主政治实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联盟关系（Assosiation）的政治主张是不可取的。这个政治主张是整个建议的核心。在这个主张中，所谓的西藏政府有权决定同西藏和西藏人有关的所有事务，“中国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但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这种主张很容易使人想起近代史上的宗主权或保护权。按照这种历史传统，被保护国的外交与国防为保护国或宗主国负责，其内政则自主独立，尽管如此，被保护国仍然是国际法的主体，享有主权或半主权。由此看，斯特拉斯堡建议就是企图将中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变成类似于历史上的所谓的保护权或宗主权关系，改变西藏的法律地位。

　　再次，建议提出通过非军事化和中立化将西藏变成和平区和大国之间的缓冲国的主张，是故意混淆中印关系中的问题，是涉及到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问题。如果将中国的西藏拿出来与印度去建立和平区或中立区，其结果只能是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这正是历史上英印殖民主义着侵略西藏的目标之一。

　　第四，达赖在建议提出前还提出将中国国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亚细亚共和国联盟”或“亚细亚合众国”，以适应中藏双方的“地位平等”。这一主张也同样是不可取的。达赖说“中间道路意味着不是完全独立，而是地位平等，相互尊重。在一个共和国里我们有自己的地盘，是那里的主人，中国帮助我们。”达赖在提出这一主张时，把中国与苏联作了比较，希望未来的中国象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拥有主权一样，西藏、新疆、内蒙古、满洲也同中国地位平等。由此看来，这种“合众国”或“国家联盟”的主张都是要分裂中国，就象现在的苏联瓦解而成为“独联体”一样。

　　总而言之，斯特拉斯堡建议，并不是什么新的建议，它只是在表面上作了某些让步，并没有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西藏分裂集团不得不看到，国际上虽然有某些反华势力同情他们，但没有一个国家政府公开支持其“西藏独立”主张。因此转变手法，提出一些新名词，如“自治的民主政治实体”、“国家联盟”等，但其实质仍然是搞“西藏独立”。所以理所当然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就在这个“建设”提出后不久，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认。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这个建议，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藏独主张，不能作为同中央谈判的基础。

　　达赖喇嘛在1989年

　　1989年，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

　　对中国来说，1989年是国庆40周年，改革开放10周年，也是平息1959年西藏叛乱30周年。但是这一年也是中国历史的多事之秋。3月拉萨再次发生骚乱，国务院于3月7日宣布在拉萨实行戒严。春夏之交在北京地区发生了动暴乱。此后西方对中国推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为了表示对中国的所谓“惩罚”，西方某些组织极力抬高达赖的地位，授予他各种人权奖，以至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对世界来说，1989年是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时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政权易手，苏联的动荡、德国的统一，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两极体系崩溃。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出现了严重挫折。中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西藏流亡集团利用中国出现的暂时困难，在国际上掀起了分裂活动的高潮：

　　1.呼吁国际干预西藏问题：3月7日国务院宣布拉萨戒严。流亡集团立即作出反应。流亡集团驻华盛顿特别代表发言，呼吁给美国议员写信或开展游说活动干预西藏的独立活动。他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可以赢得国会通过决议，支持西藏独立。3月10日，达赖在每年一度的所谓“民族起义独立日”纪念文告中诬蔑国务院宣布的拉萨戒严令。他还向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内的世界40位领导人致电，要求他们干预西藏问题，取消在拉萨实行的戒严。西藏青年大会还呼吁美国援助资金与武器，帮助他们在西藏开展游击战，争取“西藏独立”。流亡集团驻华盛顿特别代表还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身分，接受美国有线电视广播网（CNN）采访，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流亡集团的分裂活动。

　　2.出访欧美，开展反华的人权活动：达赖在国际上以“圣雄甘地第二”自居，鼓吹“非暴力”思想，因此十分接近西方媒介，成为新闻人物。他正是利用国际媒介的作用，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鼓吹“西藏独立”。1989年4月，他开始欧美之行，向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人权攻势。在欧洲之行中，达赖将工作重点放在欧洲议会。4月17日，他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大厦发表题为《多元世界中的人权普通性》，他在演说中以华丽动听的辞藻宣扬他的“非暴力”思想：

　　不了解幸福的真正性质是有人将苦难加于他人为主要原因。这种人认为别人的痛苦可能会给他们自己带来幸福，或者他们自己的幸福更重要。……但是，这是鼠目寸光的作法，给别的生灵造成痛苦不会使自己得到任何真正的好处。以牺牲别人的代价得到的眼前利益是不会持久的。从长远看，给别人造成苦难和侵犯别人的和平和幸福的权利只会给自己造成疑惧、焦虑和不安。这样的感觉只会扰乱作为幸福的标志的内心的平静和满足。……西藏人民渴望将这块他们的家园的高原转变成真正的和平圣地，在那里，人和自然可以和睦与和平相处。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达赖又不失时机对中国进行诬蔑。6月27日，他在哥斯达黎加说，“最近在中国出现的暴力事件，多年来已在西藏出现。”

　　3·接受诺贝尔和平奖，乘机攻击中国：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西方为了表示对中国的不满，将达赖抬出来，提高他的影响，借以“惩罚北京”。7月21日，达赖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将北京平暴与拉萨戒严胡扯在一起。他说，“中国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标志着将对西藏的自决采取新的强硬方针”。同日，他接受了美国国会授予的人权奖——沃伦伯格奖。在颁奖致辞中，达赖又放攻击之词：“在西藏对暴乱僧侣的残酷镇压不象在北京的屠杀那样在西方被广泛地报道。”

　　1989年对达赖集团来说，其最大的也是意外的收获莫过于达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10月5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奥斯陆宣布，把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该委员会负责人公然说授奖是为“惩罚”中国和影响西藏局势。这一决定显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助长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气焰。达赖对此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佛教僧侣……这次诺贝尔和平奖也许可以使更多的人睁开眼睛看一看他们自己的本质，”“获奖将有助于促进建立一个独立的西藏。”

　　达赖获奖后增加了宣传鼓动活动。10月12日达赖在美国威斯康星一一麦迪逊大学发表演讲时攻击中国政府，他说“我的国家在中共的统治下备受苦难。”10月26日达赖对日本记者说：“这次获奖从长期来说会对解决西藏问题带来相当的好处。……会加强人们对当局的不信任。”12月10日达赖喇嘛在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时说，“在今后5至10年来，中国将会实现民主与自由”，“要求得到民主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镇压民主从根本上讲是违反自然的”。在其诺贝尔演讲中，达赖重申了他关于西藏的五点和平建议，他说“西藏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只有在得到国际保证下才有意义”。很显然，他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寻求国际社会对他的保障与支持。

　　4.联络海外“民运”分子，共同开展反华活动。六四风波以后，领导国内动暴乱的许多“精英分子”流亡海外，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这一伙很快与域外的西藏分裂分子勾结起来，共同从事反华活动。达赖集团也很重视。达赖说“西藏与中国难民之间的合作日益增大，从而会有助于中国的民主事业。我们现在在海外会晤中国人的机会增多了。我们也在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与民主，在中国与西藏难民之间正在建立新的更加密切的关系。”

　　反华势力沆灌一气，真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也是达赖集团在六四风波后进行分裂活动的一个新动向。

　　国际西藏年

　　进入九十年代，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的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因民族纠纷导致的内战，以及苏联加速解体而形成的独联体等大事对未来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影响。西藏流亡集团也瞄准了这一历史性变化，在国际上展开了新一轮攻势，企图进一步扩大西藏问题的影响，使之国际化。九十年代第一个重要活动就是流亡集将1991年定为“国际西藏年”（1991.3～1992.3）。达赖再次加强对欧美国家的出访，并在世界许多国家举办“西藏展览”和藏戏演出，召开国际性藏学讨论会，为流亡集团大造声势。

　　199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它标志着包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清除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使西藏获得了解放。它也为未来西藏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协议的签字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批准，受到十世班禅的热烈拥护和十四世达赖的认可。但是1959年3月，达赖集团逃亡国外后，为了从理论上寻找其从事分裂活动的根据，对十七条协议进行诬蔑，说这是一个“城下之盟”，是“非法的、无效的”。在“国际西藏年”里，他们在一系列国际活动中老调重谈，攻击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诬蔑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综观一年的活动，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达赖再次出访欧美，突破政府首脑不接见的惯例。直到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令流亡集团大为头疼。因此，他们妄图在新一轮外交攻势中争取突破西方大国政府首脑不接见达赖的惯例，以期取得某些成功。1991年3月17日达赖抵英国活动，会晤了英国大法官一梅杰内阁阁员，而且是苏格兰和威尔士的首席法官，上议院议长麦凯勋爵。3月19日查尔斯王子会晤达赖，3月20日达赖会见下院议长伯纳德·平瑟希尔。但是英国首相梅杰拒绝会晤达赖。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没有一个政府承认这个政治实体，而且我们同它没有往来”，“我们认为西藏独立是不现实的，鼓励此事也无补于事”，“达赖与梅杰之间的会晤会被解释为国家的行为”对此达赖本人颇为不满，他说：“我感到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了不必要的过分谨慎的态度，”英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不能令人满意。”

　　3月25日达赖访问美国，在康纳尔进行了为期3天的逗留。4月16日达赖与美国总统布什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会谈，他们讨论了西藏的一般情况。4月18日达赖在美国会会见美众院议长和参院多数党领袖后向多达200名国会议员和其它贵宾讲演。达赖呼吁美国对中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立场，要把双边关系同人权和民主联系起来。布什会见达赖，突破了美国政府首脑不与达赖接触的惯例。这也为西方其他国家政府首脑会晤达赖开了一个恶例。1991年12月，英国首相迫于国内人士的压力，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会见了达赖。达赖称这是“一次极为愉快的会见，他感到特别高兴”。

　　美英首脑会晤达赖，对流亡集团而言是一个小小的成功。一方面，达赖由此提高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在这些会晤中，达赖掌握了西方政府对西藏问题的立场，并了解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如在梅杰会晤达赖时，英国首相就向达赖通报了他于9月访华时与中国总理李鹏会晤时谈西藏人权的问题。

　　2.举办“西藏”展览，召开国际藏学会议，宣传西藏问题，这是流亡集团在“国际西藏年”的一项重要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与中国为纪念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而举行的一系列国际展览及演出抗衡。在流亡集团举办的展览、演出及研讨会中，达赖亲自出马，扩大□□□年2月访问捷克时，达赖专门前往《西藏摄影展》□藏的关注。在展览会门前，达赖问“这里为什么有□，妇女答道都是来看达赖喇嘛的，我出于好奇，想看看□”另一位姑娘则说：“过去从未听说过达赖喇嘛的名字，报纸电视台都说，他是总统请来的客人，我就想看看他。”达赖正是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荣誉，以外国首脑客人的身分，影响着世界媒介，吸引着人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他真是一个出色的广告商。1991年11月，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一次藏学讨论会、探讨“中国与西藏”关系问题。有趣的是，不仅达赖参加了，而且海外“民运领袖”方励之也参加了，两位“贵宾”，同台辩论，引人注目。

　　流亡集团对中国在国外的藏戏演出及有关文化活动进行冲击和干扰。如1991年10月，中国四川歌舞团应邀赴印度访问演出。10月2]日，在新德里举行首场演出，其中有藏戏双人舞。流亡的分裂主义分子几十人聚集剧场外示威。甚至有人冲上舞台抗议，破坏演出。这样的活动是与流亡集团其他的破坏活动一脉相承的。

　　3.开展以“西藏人权问题”为中心的宣传攻势。宣传“西藏人权问题”是流亡集团攻击中国的主要目标之一。在国际西藏年，其人权攻势具有新的内容与特点。一是加强专门从事宣传西藏问题组织的活动；二是开展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西藏决议为中心的国际活动；三是将西藏问题由人权问题上升为自决问题。

　　流亡集团在美国成立了许多专门宣传西藏问题的利益集团（Public Interest Group），其中有一个名叫户援西藏国际运动（International Compaign For Tibet），成立于1988年，在美国注册，以华盛顿为基地，以游说国会为主要活动内容。其“组织简章”说，“声援西藏国际运动”的主要活动是：就西藏问题，进行调□资料，向国会各机构进行游说听证，以促进西藏的人权。其□则是：帮助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取得关于目前西藏情况的准□料；西藏是被中国官员占领的殖民地，西藏的资源被中国大量□走；西藏作为国际法上的“民族”享有自决权；西藏是一个拥有独特语言、文化和宗教的被占领国家，中国政府对此负有特殊的人权责任；中藏之间应就解决西藏问题进行对话。这个组织在游说国会的活动中特别卖力。现在已成为国会了解西藏问题的主要反面渠道之一。它给国会议员写信要求国会通过有利于达赖集团的议案，帮助国会议员起草、传递致中国领导人的信，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其成员还经常举办讲座，提供所谓关于西藏人权的最新消息与背景材料。到目前为止，这个游说集团已取得了某些成绩。在他们鼓动下，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建立“美国之音”的藏语广播；给移民美国的藏人提供签证；为流亡藏人提供美国富布赖特奖学金。1991年，声援西藏国际运动主席是洛迪·嘉里，主任是米歇尔·波拉。

　　流亡集团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开展活动，是随北京六四风波后西方加强对华人权攻势而开展的。六四风波后，西方在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并企图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搞一个谴责中国的决议，西藏分裂集团见有机可乘，加紧了在联合国人权会的活动。1990年3月第46届人权会上，西方制造的所谓中国人权决议案被否决。在1991年8月人权会小组委员会上，西方国家通过秘密投票搞了一个西藏人权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向中国政府呼吁中国政府就西藏人权状况提供说明。流亡集团为之感到欢欣鼓舞，在日内瓦加强活动，调兵遣将，企图在1992年第48届人权会上搞一个关于西藏人权的正式决议。达赖集团将洛迪·嘉里从华盛顿调派到日内瓦，配合其欧洲办事处作人权会各成员国工作。并打着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在人权会煽风点火，攻击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然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流亡集团在联合国人权会的分裂活动以失败告终。正当其“国际西藏年”结束之即（3月5日），第48届人权会在3月4日晚表决通过了对中国不采取行动的动议。“国际西藏年”宣告破产。

　　在苏东剧变之后，达赖集团将所谓“西藏人权问题”的宣传上升到“民族自决”。胡说“根据国际法的原则；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西藏人民遭受着一种形式的殖民或外国统治”，“在中国统治下，西藏人民不断受到对人权的侵犯”，“在西藏问题上联大第1723号决议承认的西藏人民自决权”，是压倒一切的，包括保护领土完整的原则。达赖出访东欧，鼓吹从东欧的自决中看到“西藏摆脱中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