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第三节 “西藏独立”的由来

　　关于西藏地位的问题，实际上是对中国对西藏主权地位的挑战。这也是辛亥革命前后，所谓的“西藏独立”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1911年，中国发生了推翻满清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侵华势力，西藏上层的分裂分子，沆瀣一气，阴谋勾结，闹起了“西藏独立”的活动。

　　英国改变策略，笼络西藏上层

　　本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对英国的侵略十分反对，仇视英国，以致1904年英军侵入拉萨时，十三世达赖逃入内地避乱，并试图依靠沙俄抗英。但因沙俄在日俄战争中惨败，国势不振，又因俄英订立1907年反德同盟条约，所以沙皇对达赖要求其护驾归藏的打算不敢胜任。正当达赖急于回藏之机，清政府在西藏大力推行“新政”。西藏摄政及众僧俗官员力催达赖返藏，主持藏务。但是达赖不敢贸然前行，要视英国人眼色而定。此时英国改变了策略，表示只要达赖不反英，就不阻止他返回拉萨。1908年10月20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北京雍和宫会见达赖。双方达成妥协。达赖决定返藏。

　　1909年11月，达赖抵达拉萨。但是，此时清政府改革藏政的政策受到达赖及西藏上层的强烈反对。驻藏大臣联豫的新政措施和赵尔丰改土归流，从根本上触动了西藏农奴主和宗教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引起了西藏僧俗官员的极大不满。藏局出现危机。清廷乃决定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并派钟颖率二千川军入藏。达赖恐惧万分。竟然致电英俄公使，指责赵尔丰、联豫的新政旨在消灭宗教，请求各国公使向清廷提出抗议。

　　1910年2月12日，川军入藏。同日，达赖率亲信逃往印度，请求英国保护，助其抵抗中国。达赖亡印后，英国处处笼络。英印总督明托、英国驻哲孟雄行政官员贝尔多次会晤达赖，秘商对策。并由英方预备馆舍，供应一切，“未及两年，达赖与藏员尽为所愚，而倾向维殷矣。”贝尔也说：“达赖及其大臣今忽倾向于素来仇视之人，此为前所未有，数年前万万不能望此也”。1910年3月14日，达赖前往加尔各答，会见印督明托，表达了他本人对英印当局“至深的感激”和“至切的依存”，并希望英方击退中国势力，让西藏得以“友邦的资格与中国直接谈判”。达赖落入英人之手，促成了英国侵略西藏策略的转变。

　　英国之所以改变过去对西藏的武装侵略，转而拉拢达赖，就其主要原因有：一是英印政府认为自己在西藏的主要利益是边界问题和商业利益，两者都不是通过武力能得以长期解决的。二是自1888年第一次印藏战争以来，达赖对英国的武装入侵从不屈服。因此采取怀柔政策更有利于维持和发展英国在西藏的势力与利益。

　　英国改变策略，笼络西藏上层统治者，这是由其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政策的两面性决定的。而在西藏上层，为什么有部分人，甘心受人拉扰，干起分裂国家的勾当呢？这与晚清中央政府在英国几次侵藏战争中执行妥协政策出卖藏人利益有关，也与清廷强制推行藏政改革紧密联系。

　　在1888年英国第一次侵略西藏战争中，西藏人民对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抵抗。三大寺僧众致信驻藏大臣表示：“纵男绝女尽，情愿坚持力拒，复仇抵御。”然而，清廷中央腐朽无能，受到英国的牵制，不敢积极支持西藏人民的反英斗争，反而将极力主张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撤职，并力促西藏地方政府与英人妥协，订立丧权失地的中英印藏条约（1890）及其续约（1893）。从此西藏官民对清廷极怀不满。1904年，英国人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西藏人民同样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清廷在英国外交压力下，又没有给西藏抗英斗争以实质性援助。西藏地方被迫再次订立城下之盟。在这次战争中，十三世达赖逃离拉萨，亡命内地，希求朝廷支持，返回西藏。但是，清廷不仅没有给予有力支持，反而在达赖觐见光绪帝的礼遇上为难达赖，使其大为不悦。再者，清廷在其灭亡前夕在西藏推行强制性的改革，派兵入藏等有背西藏实际与传统，亦受到西藏僧俗官员的强烈反对。

　　这一切，都给英国殖民者改变侵藏手法以可乘之机，使英人有可能开始从西藏统治集团内部扶植或收买一部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帮助“西藏自治”的响亮口号下，迷惑人们，从而转移西藏人民的斗争目标，将反英反帝转变为反汉驱满、分裂祖国。

　　晚清整顿藏务及其后果

　　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之变及八国联军的侵略后，清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对内忧外患，晚清政府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革措施，企图挽救其封建统治。在西藏，自1904年英国武装进藏、订立城下之盟后，清廷因其迁就妥协的投降外交，中央政府在西藏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急剧下降。对于西藏危局，清政府中一些开明之士力主整顿，推行改革，防止帝国主义继续侵犯西藏，巩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样自1906年开始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在五年时间里，清政府大力整顿藏务。其中以张荫棠查办藏事、及赵尔丰改土归流影响深远。

　　1906年4月，张荫棠入藏，经过调查，向清朝中央参奏了某些驻藏大臣腐败无能、昏庸误国的罪行，揭发了驻藏大臣有泰在西藏人民抗英斗争中坐误时机、对西藏人民抗英斗争采取釜底抽薪、任其战、任其败的投降政策。清政府于1906年11月29日发布了革职，査办有泰等十余名满汉官员的命令。西藏人民拍手称快，称赞张两棠为西藏清除时弊，严肃法纪，制裁贪官污吏的行动。张荫棠在西藏人民中的威信大大提高。

　　1907年2月，张荫棠向清朝政府提出了“治藏大纲二十四款”，即“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款”，并得到了清朝中央的批准。治藏大纲主要内容是：优待达赖、班禅；恢复藏王体制，由汉官监督；设置西藏行部大臣，另设会办大臣，统管全藏；调北洋新军六千驻藏，调内地武备生来藏训练藏兵十万；架通巴塘至拉萨电线，修好打箭炉、江孜、亚东的牛车路；广设汉文学堂；准许汉藏军民开矿；革除西藏人民的繁重差役和苛刻刑罚；试种茶树，以抵制印茶的输入；在各盐井处设局征税，制定畜产品进出口税则；前后藏台站设巡警；创办汉藏文白话报；扩充拉萨制械厂；设立银行；由清政府每年拨款二百万，作为“新政”经费。同年3月，张荫棠根据“二十四款”，责令西藏地方政府设立了交涉、巡警、督练、盐茶、财政、工商、路矿、学务、农务等九个局，作为执行新政的常设机构。

　　此外，他还颁发了《训俗浅言》和《藏俗改良》两本小册子，把汉族历代统治阶级的封建伦理道德搬到西藏来，作为建设西藏，改革藏俗的指南，译成藏文散发西藏各地。张荫棠为了改变西藏经济文化落后面貌，还提出了招募、训练藏兵、发展西藏农工商业、开发矿源、便利交通、发展教育卫生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张荫棠的治藏行动曾引起了继任驻藏大臣联豫的嫉恨和朝廷中一部分满族贵族的猜忌。联豫向朝廷弹劾张荫棠。清廷谕：“风闻张荫棠有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之事”，“藏番迷信宗教，如果操之太急，深恐激成事变。”因此，清政府也认为张荫棠的言行过于偏激而不合西藏时宜，遂于1907年5月调他前往印度西姆拉，与英国代表会谈“所有亚东关升埠各事宜”。6月，张荫棠将西藏一切军政事务移交给赴任的驻藏大臣联豫后，离开了西藏。

　　张荫棠被调离西藏后，联豫继续在西藏施行“新政”。1909年（清宣统元年），联豫和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向清政府禀奏《会奏筹备西藏一切事宜摺》，提出了他们的“新政纲领”。其主要内容是：请清政府调派四川知府钟颖统领川军入藏，镇压西藏人民的反抗；将察木多（昌都）拨归赵尔丰管辖；开采矿山，招商承办；开辟江孜、亚东、噶大克等地为商埠；筹垦荒地；兴办学堂；开设武备速成学堂；招募达木蒙古和三十九族人加以训练；添设参赞一员驻扎后藏，以监督防范后藏人民，并总监三埠；发放路票，限制西藏僧俗出入，等等。这些“新政”引起了西藏各阶层和僧俗人民的强烈反对。西藏人民采取停止和封锁联豫等人驻藏官吏的生活供应的办法，进行反抗。在西藏人民的坚决反对下，联豫在西藏的“新政”措施随之而中止。

　　在张荫棠查办藏事的同时，赵尔丰也在川、康两省大力推行改土归流。1904年，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西藏后，清政府为巩固川、康两省地区的安宁，特派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前往西藏，会同驻藏大臣有泰说服西藏地方政府将过去占据的瞻对（四川新龙）地区“献诸朝廷”。清政府答应回赠给达赖一部分金银作为酬答。凤全在去西藏途中经过巴塘，看到当地上层和寺院喇嘛在藏民中有很大权威，认为只有在川康地区实行改革，才能削弱土司和寺院喇嘛的权力，加强对藏族人民的镇压。1905年，他向清政府建议要限制喇嘛寺院的人数，每寺不得超过三百人，并规定在二十年内禁止藏民出家为僧。凤全的这些主张，激起了当地人民和寺院的极大反感，尤其是他处处袒护洋人和外国教堂、压制和歧视寺院喇嘛的媚外行径，更使僧侣憎恨，从而矛盾日渐加深。1905年2月，巴塘土司和丁林寺喇嘛聚众烧毁了法国教堂，杀死了两名传教士，接着又杀死了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其随行人员，捣毁了粮台衙门。斗争的风潮，很快就波及到理塘和川、滇交界地带，给清政府在川边的统治和西藏的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1905年夏，清政府派建昌道尹赵尔丰和四川提督马维骐，带兵前往“征剿”，先后镇压了巴塘、理塘人民的反抗斗争。7月，因赵尔丰“征剿有功”，奉旨升任川滇边务大臣兼驻藏办事大臣。从此，他大胆整顿西藏政务，直到清朝被推翻为止。这六七年间，赵尔丰采取军事、政治措施，废除了明正（康定）、德格、巴塘、理塘、瞻对、察木多（昌都）、乍丫（察雅）等大小土司及其他地方势力，并在昌都以西，北到三十九族地区，南至桑昂曲宗（察隅）的西藏东部藏族地区，都改派流官治理。明令这些地区的各族僧俗百姓，以后一体接受清政府派来的官员统治，不许再听命于本地土司和上层僧俗头人。赵尔丰为了取缔喇嘛制度，还为各寺院强行规定了喇嘛人数，对寺院的土地亦如同其它田产一样，一律征收赋税，同时废除了寺院向藏民摊派各种负担和干预地方行政的权力。除此之外，他还在生产、交通、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赵尔丰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加强了中央与西藏、川康地区的联系，冲击了这些地区的封建农奴制，削弱和打击了僧侣农奴主的统治权势，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和与祖国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但是，赵尔丰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农奴制度，他所颁行的废除乌拉差役、清查户口、土地以及征粮纳税等一系列改革的措施，都没有实行。因此，他的“改土归流”的政策，没有给广大西藏人民多少益处。他所创办的官立义务学校，完全采取大汉族主义的同化教育手段，强迫五六岁的藏族儿童入学读书，使用汉语汉文教学，强迫藏族子弟学习“官话”（汉语）、历史、地理、唱歌等各种学科，并要改从汉名，改变原有的宗教信仰、婚丧、服饰等风俗习惯，因而在藏族地区根本行不通。

　　张荫棠本人是一位颇具民族意识的有识之士，他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和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他提出的改革措施如能实现，对西藏人民是有利的。赵尔丰在藏东改土归流也是这样。但是他们的政策从总体上讲是一种民族压迫政策，必然引起西藏上下僧民的不满。张荫棠一再强调“收回政权”，实际上就是夺取达赖的权力完全归驻藏大臣掌握。赵尔丰改土归流，实际上就是同化藏人。这些新政措施因为有违西藏的实际，与西藏各阶层人民意愿相反，所以得不到噶厦的实行。

　　此外，清政府整顿藏务，也加剧清廷与西藏上层矛盾，使达赖十三世逐步投入帝国主义怀抱，给帝国主义拉笼西藏上层，培植亲帝势力以可乘之机。1908年11月，当达赖返藏之时，赵尔丰正在西康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同时清政府拟选川军精兵二千入藏。赵尔丰因“改土归流”有功，被任命为驻藏大臣。赵尔丰入藏，无疑宣布西藏本土也将实行改土归流。这两项措施立即遭到达赖反对。他向北京的各国公使呼吁“撤退川军”，希望英法日俄“干涉中国”“为之声援”。而清廷置之不理，川军继续进藏。结果，达赖再次出逃。但不是出逃内地而是逃亡印度——他过去的敌人。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达赖执行了亲英的政策。尤其在辛亥革命全国动荡时期，达赖的这一错误政策给英帝国侵略西藏提供了难逢的机遇。

　　分裂势力的“驱汉宣言”

　　1911年秋，正当藏局动荡之时，内地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原地区时局的混乱，使英国殖民者感到分裂西藏的时机已到，立即唆使西藏上层策动反汉驱满的暴动，以实现西藏脱离中国的阴谋。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印总督明托特赴大吉岭，会晤达赖，密商很久。会后达赖即派达桑占东潜回西藏，筹划西藏各地的反汉驱满暴动。

　　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以达赖的名义向全藏官民喇嘛颁布了一个通告：

　　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递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兰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汉兵既不能保护我藏民，其将以何方法巩固一己之地位。愿我藏人熟思之。至西藏各寨營官，刻己召集，啜血同盟，共同进行。汉人官吏军队进藏，为总揽我政权耳。夫汉人不能依据旧约，抚我藏民，是其信用既已大失，犹复恣为强夺，蹂躏主权，坐令我臣民上下，辗转流漓，逃离四方，苛残恶毒，于斯为极！推其用意，盖使我藏人永远不见天日矣。孰使之，皆汉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

　　关于这个通告的性质，许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通告仅仅是一个驱逐汉人的文告，而并不是一个宣布西藏独立的文告。这种观点以中国学者为主。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通告不仅是一个驱汉声明，而且是一个宣布独立的宣言书。

　　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太符合历史实际。首先从通告文本来看，通告目的在于“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因为汉人“恣为强夺，蹂躏主权”。这的确是一个驱汉声明。但西藏上层的分裂分子驱汉目的何在呢？显然不是为了与内地的共和政权发生关系，这为后来的历史证明。而是为了实现民族分裂，恢复其“主权”，尽管文中没有“独立”字样。其次，从西藏噶厦政府自1911年到1959年，乃至现在的“西藏流亡集团”几十年的历史来看，原西藏地方当局的亲帝派一直在谋求分裂祖国的“独立”活动。他们自己也认为1912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西藏自由独立”。因此，我们认为，由十三世达赖颁布的这个驱汉文告，并非是一个所谓的“独立宣言”，但它是有一定分裂倾向或独立倾向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认清“西藏独立”问题的历史真相，才能够对今日之“西藏流亡集团”闹“独立”的源流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西藏上层确立亲英政策

　　西藏地方当局发布驱汉反满宣言后，以达桑占东为总司令迅速组织起万余藏兵，围攻拉萨、日喀则、和江孜等地的川军。川军寡不敌众，纷纷缴械，由印度转通海路回内地。清廷驻藏大臣也被赶出西藏。西藏上层中效忠清廷中央的爱国分子受到达赖的清算。如丹吉林寺呼图克图、色拉寺喇嘛擦绒噶伦等均遭杀害，财产也被抄没。

　　1912年12月，达赖由噶伦堡返藏。英印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其代表发言说，“期望在中国维持对西藏宗主权而不进行干涉的条件下，看到西藏实行内部自治，并期望达赖喇嘛能尽一切力量，达到目的。”事实表明，英国所期望的“西藏自治”，并不是偏向中国的自治，而是偏向英国的自治。在后来的章节可以看到，英国鼓动西藏自治的用心何在。

　　达赖喇嘛于12月16日返回拉萨，在惩办上层亲汉势力的同时，对那些反汉有功人员大加嘉奖擢升。藏军总司令达桑占东由平民晋升为札萨，摄政策墨林诺门汗因领导反汉得力，受封为呼图克图。

　　在对外政策上，达赖及西藏上层确立了联英政策。达赖返回西藏后，召开了一次地方头人代表大会，商讨今后的内政外交。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1.西藏与何国或若干国为友？2.是否扩充军额，若扩充，如何筹饷？3.司法若改革，手续如何？关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西藏的对外关系问题。各地方头人代表提出了几个答案：1.与英国为友，因其距离最近；2.与任一强国为友，而依附之，不轻此就彼；3.与中国为友，彼兵强人众，若汝非确得别国扶助西藏，则中国后将报复。多数人主张第一方案，即首先与英国为友。

　　由此看来，在辛亥革命后，达赖喇嘛确立了首先“以英为友”依附英国的对外政策。在谈到与中国关系时，西藏上层则采取消极被动的“为友”政策，因害怕中国“兵强人众”，以图报复。这次各地头人代表大会为达赖召集的首次代表大会，亦为西藏历史第一次，且代表均为政府官员或地方头人，其意义重大。会议不仅决定了后来的西藏内外政策，而且会议程序本身成为西藏上层中所谓的“西藏人民会议”的来由。

　　外蒙“自治”与蒙藏协定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领土外蒙古跟西藏一样，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毗邻外蒙古的沙俄对这块中国领土更为垂涎三尺。沙俄与日本先后通过二次密约，划分了两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1907年第一次密约，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1910年第二次密约，双方明言“巩固及增进1907年7月30日所签密约之性质。”

　　面对外患日迫的边陲问题，清廷象在西藏推行新政一样，也在外蒙古实施“新政”措施，鼓励移民，增派驻军。怀有侵蒙野心的沙俄对此密谋抵制。1911年7月5日，俄驻华公使公然抗议清政府在外蒙古的“新政”措施，要求停止，“否则，俄国不能漠视”。不久，八百余名骑步兵到达库伦。沙俄还向清廷施压，允许外蒙古“自治”。1911年11月12日，俄国公使提出条款，要求中国停止向外蒙古驻兵、移殖，并不干涉“外蒙之内政”。

　　沙俄为了扩大其侵蒙地位，还与英、美、日三国勾结，取得三国对俄国在满蒙问题上的谅解。1912年5月14日，俄国驻华公使向国内报告说，美国公使表示不阻挠俄国在满蒙采取军事行动。1912年7月8日，俄日第三次签订密约，划分了两国在内蒙的势力范围。9月，英俄两国外交大臣就蒙藏问题举行会谈，双方达成谅解。

　　沙俄在外蒙古制造“自治”，干涉中国推行新政的侵略行径，受到清政府的抵制。但是袁世凯上台后，为了取得沙俄的承认，不敢与俄冲突，试图谈判与之达成妥协。1912年10月30日，两国在北京举行谈判。1913年5月20日，中俄达成关于外蒙古协定6条。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分；中国不更动外蒙历来所有之地方自治制度。但是，北京参议院拒绝批准这一协定。中俄双方改以外交声明文件公布：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及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在外蒙不派官员不驻军队，不办殖民。俄国也承担类似的责任。在俄国的精心策划下，1914年9月到1915年6月，在恰克图举行中俄蒙三方会议，于1915年6月7日，签订《中俄蒙协约》。北京政府在协约中再次承认了“外蒙自治政府”。

　　沙俄在外蒙古鼓吹的“自治”，实质上是一种分裂中国的“独立”阴谋。沙皇政府在国际交往中称保证外蒙“自治”，在外蒙王公中则一直在培植亲俄势力，支持他们反对清廷中央政府，谋求“独立”地位。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发生，沙俄认为机不可失，11月30日，即唆使外蒙王公僧侣阶层宣告“独立”。在沙俄培植下，外蒙古当局于1912年11月3日与沙俄签订《俄蒙协约》，规定：“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成立之自治秩序，编练国民军，阻止华人移殖蒙古。在沙皇政府的扶助下，蒙古部分上层王公走上了分裂祖国的道路。”

　　辛亥革命时期，蒙古与西藏的形势极为相似。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制造分裂活动，以所谓“自治”、“独立”的名义，在封建王公贵族中培养反华的分裂集团。英国在西藏、俄国在外蒙古，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所用的手法伎俩何其类同。

　　在西藏与蒙古上层统治集团中被帝国主义培养起来的分裂势力，因蒙藏同宗，双方上层亦多往来。辛亥革命后，蒙藏上层也走到一起，共同密谋反对中央政府的活动。十三世达赖返回西藏后，委派其宗教顾问蒙古人德尔智赴库伦与外蒙古上层密商，同谋脱离中国。

　　1913年1月，西藏与外蒙签订了《蒙藏协定》，主要内容：

　　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立，自成两国。因两国信任同一宗教，而欲增进古来互相亲爱之关系……两国会同协定如下：

　　1.西藏国主达赖喇嘛赞同并承认蒙古为独立国家，其黄教首领哲布尊丹巴为蒙古国主；

　　2.蒙古国主哲布尊丹巴喇嘛赞同并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达赖喇嘛为西藏国主；

　　3.两国当于协商之后，设法促进佛教信仰；

　　4.蒙藏两国从今以后，凡有外患内忧，双方皆当永远互相赞助。

　　《蒙藏协定》的签订，势必加强俄国对西藏的影响。故协定签字的消息传出，英国人极为震惊，担心俄国势力在西藏加强，势必危及英属印度之利，英国驻锡金专员贝尔向西藏当局询问协定真象。西姆拉会议上，贝尔向西藏代表询问。答复说：“达赖未曾授德尔智以与蒙古订立任何条约之权，遣德尔智之书，系属普通信札，仅请其为佛教谋利益而已”。

　　虽然西藏上层对贝尔否认了蒙藏协定。但是传闻本身表明，西藏上层与蒙古王公企图通过蒙藏合作，“与中国分立”，自成独立国家。

　　西姆拉会议与“西藏独立国”

　　西藏上层分裂分子深知，只有“与强国为友”，寻求强国援助，才能实现“与中国分立”的目标。仅靠外蒙古是力难胜任的。西藏上层分裂集团最后还是投入了英帝国主义的怀抱。

　　1912年6月14日，袁世凯政府为了平息西藏叛乱，电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军西征。尹昌衡督师从速前进，达赖惊恐立即向英求援，要求英人出面阻止川军入藏。作为袁世凯密友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完全丢开朋友私情，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强硬的抗议照会。9月7日，朱尔典向中国外交次长颜惠庆提出抗议说：“如果民国政府定欲征藏，继续派遣征西军前进，则英政府匪特对于中华国民不予承认，且当以实力助藏独立。”在英国的外交压力下，袁世凯为了求得英国的承认，决定改剿为抚，希望以羁縻手段，笼络西藏统治者，谋求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直接谈判，和平解决问题。1912年10月28日，北京政府明令恢复达赖名号。中藏直接会谈出现可能。但是英国极力反对。并以英藏直接会谈及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相要胁，逼迫北京政府参加中英藏三方会谈。这就是西姆拉会议的背景。英国之所以努力谋求三方会谈，在于英国试图担当中藏纠纷的调停人，以使双方都有求于英国；此外英国试图抬高西藏的地位，增强其在西藏的影响，降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以保存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换取西藏的“自治”或某种程度的“独立”。

　　中英藏会议于1913年10月13日在印度西姆拉召开。如果说1913年1月的《蒙藏协定》是西藏上层搞藏蒙勾结，秘密从事“西藏独立”活动，西姆拉会议则是英国人教唆并勾结西藏上层投靠英国，抛出“大西藏独立国”蓝图的秘密会议。这次会议各方代表为：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英国代表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西藏噶厦派出了伦青夏札。

　　“西姆拉会议本身就是一篇故事，其中外交手腕、强权政治和间谍活动都有过五花八门、错综复杂的表演。”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各方代表的背景。

　　麦克马洪，1862年生于英国，1890年进印度政务部，1891—1893年以政治特派员身分随杜兰到喀布尔谈判标定“杜兰线”，1894—1896年划定巴拉齐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边界，1903—1905年任锡斯坦专员，1905—1911年任英国驻巴拉齐斯坦最高专员与总督代理，1911—1914年任英印政府外务大臣，1914—1916年任英国驻埃及首席高级专员，巴黎和会时任中东问题国际委员会的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具有“边疆派性格”的顽强个性，“对于创造和标定边界这件事沾沾自喜，认为它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艺术，可以得心应手地塑造出多种形态来。”由此看来，麦克马洪是一个老奸巨猾的殖民主义外交家。

　　陈贻范，“他是一个文雅、有经验的外交家，曾在中国驻伦敦使馆任职多年。”陈贻范虽是西姆拉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但“陆兴棋是个关键人物，”“陆兴祺的情报网是极好的，他有清晰的政治头脑”。可是“所有送回中国的情报统统被英国人掌握了。因此在西姆拉会议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不仅知道对方手中有什么牌，而且还弄清了英国人手里的牌究竟哪几张是对方所知道的。”

　　伦青夏札，这位噶厦的大臣，力主依靠英国，在交涉过程中与英国代表沆瀣一气。

　　从以上情况看，会议很不利于中国。

　　西姆拉会议从1913年10月13日开议到1914年7月3日因中国拒绝签字而破裂，逶迤八月。其主要议程可分为三方公开交涉与英藏秘密谈判两层。前者主要集中在西藏的政治地位与内外藏划界问题，后者表现为英藏双方背着中国中央代表秘密议订新英藏通商章程和印藏边界即史称之“麦克马洪线”。

　　中、英、藏三方开议，西藏代表首先提出草案，规纳为：1.西藏独立；2.西藏疆域包括青海、里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3.光绪十九年暨三十四年之印藏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中国不得过问；4.中国不得派员驻藏；5.中蒙各处庙宇向认达赖为教主，均由达赖委派喇嘛主持；6.所有勒收之瞻对税款及藏人所受损失，一律缴还赔偿。英国代表也提出草案六条，与西藏代表所提草案基本相同。实际上柏尔与夏札早已秘密协商好了。赤裸裸地暴露了英帝国主义及西藏某些上层亲英分子的图谋。

　　对西藏代表的六项提案进行综合分析，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赤条条的分裂祖国，要求“独立”的条款。

　　第一，直接提出了“西藏独立”和“大西藏国”的疆域。这个疆域要求不仅包括西藏全境，而且包括新疆、四川、云南、甘肃部分地区及青海全境。

　　第二，它企图剥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外交权。第三款要求中央政府不得过问印藏通商章程，而由英藏直接修改。这一点是有违国际惯例的。无论是作为保护国还是托管地，宗主国对其均拥有外交权与国防权，何况西藏并非中国保护国，而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同时还是有违中藏关系传统的。因为早在清朝前期的藏政改革中，1793年《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就规定，西藏外事集权于中央。

　　第三，它企图剥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行政管辖权。第四项要求中央政府不得派“华官、华商、华民”入藏，华商入藏须领西藏护照。本一国之内，却不许汉人自由入藏，还要向入藏华商颁发“护照”。这十分明显地表明，西藏上层就是要剥夺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妄图分裂祖国，闹“独立”。

　　11月1日，陈贻范对西藏代表的分裂条款提出驳复条款七点：1.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其向为中国领土之关系，继续无间；2.中国可派长官驻扎拉萨，所享之权利与前相同，并有卫队2600名，除1000名驻扎拉萨外，余1600名由该员斟酌分驻各处；3.西藏于外交及军政事宜均应听命中国中央政府指示而后行，非经由中国中央政府不得与外国订商；4.西藏人民之以向汉之故，因而身被监禁、产权被封者，西藏允一律释放归还；5.藏员所开之第五款可以商议；6.前订之通商条款如需修改，须由中英两方根据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中英所订藏事正约第三款商议；7.中藏边界兹于附上之图内约略画明（此图内将当拉岭、江达等处一律划归川省）。中国代表的驳复条款基本上否定了“西藏独立”，对中藏划界问题也坚持原界。英国代表就在非正式的个人会谈中，通过柏尔与夏札秘商交易，于1914年3月11日以“调停人”身分提出调停约稿十一点，还在2月17日提出将西藏划分为内、外藏两部分，其目的仍是以外藏自治之名，行“西藏独立”之实。英国学者兰姆在分析麦克马洪划分内、外藏目的时指出：“由于蒙藏条约及中俄蒙条约的产生与内外蒙的划分，英国害怕俄国利用蒙古渗入西藏，麦克马洪下定决心用广阔的中国领土把蒙藏隔离开来。因此，麦克马洪抄袭俄国划分内外蒙的故伎，企图分裂西藏，使外藏象外蒙一样自治，而成为中国与英属印度的一个缓冲地，同时在中国甘肃之外增加一层在外藏与俄国影响下的外蒙之间的缓冲”。此时中国北洋政府正忙于镇压南方倒袁的“二次革命”，对英国所提调停约稿一让再让，竟产生了中国代表4月27日的条约草签。陈贻范草签条约，是迫于英国的威胁，后奉命拒绝正式签字。7月3日，在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下，英藏双方在该条约上签了字，是为非法的《西姆拉条约》。陈贻范即日正式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文件，中国政府概不能承认”。7月3日和6日，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奉命两次照会英国政府作了中国不承认《西姆拉条约》的同样声明。此后中国历届政府都坚持这个立场。因此所谓《西姆拉条约》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它只是记录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西藏的历史罪状。然而，流亡到印度的西藏分裂集团一直坚持西姆拉会议上西藏代表的观点。

　　西姆拉会议期间，英藏代表于会外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进行的一系列秘密勾结表现在二方面：私结新印藏通商章程；秘订所谓“印藏边界”。这个新通商章程替代了1893年和1908年通商章程，给英国以更多特权。英藏通商新章程所依据的是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因此它同样是非法的。但是英国以它为依据，大大扩充其在西藏的经济利益。

　　英国要在西姆拉会议上解决印藏边界问题是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

　　1.正式秘订前英国定界意向的变化：1910—13年英印政府内部就外线北移有过争论。政界领袖主张将达旺排除在英国统治之外，军方则主张建立一条军事边界，不仅要占达旺，而且要占达旺以北错拉宗地区的广大西藏领土。军政两界意向大同小异，都主张外线北移到喜玛拉雅山脉一线，即所谓分水岭原则。西姆拉会议期间，麦克马洪对边界走向的取定也经历了一个由政界立场向军界立场的转变过程。在1913年10月的一个备忘录中，麦克马洪表示英国还得承认西藏占有全部达旺地区。11月，他决定边界应通过距达旺东南20英里的色拉山口，这样就割去了西藏突出部分的大片地带，但达旺寺还留给西藏。因为西藏在达旺地区存在着大量特权，只有承认西藏在这个地方的权利，才有利于在三方协定中通过地图上的边界线。但是到次年二月，麦克马洪线基本上实现了印军总参谋长军事战略边界的野心。

　　2.西姆拉会议前英国在印藏边境的探险：英国不仅在政府内部讨论了边界问题，而且派遣了许多冒险家对部落地区进行勘测，为麦克马洪的谈判提供了丰富的实地资料。1913年英国专门派贝利上尉到西藏东南地区进行非法测绘，掌握了印藏边境地区详尽的情报。西姆拉会议期间，麦克马洪电邀贝利上尉去西姆拉提供达旺一带的详细地形资料，这使麦克马洪能够准确地了解边界的走向，因此在地图上他能够完全根据军事战略的要求，把达旺全部划入印度。

　　3.英印政府设立东北边境行政区：为了在西姆拉会议上有先占权的依据，1912—13年印度政府在喜玛拉雅山脉以南地区设立了东北边境西区、中区和东区，由两名政务官监理。这些地区后来成为印度独立后建立东北边境特区的行政区划基础。会议期间，印度又派出了官员对达旺和瓦弄地区进行探险，他们拔掉了中国树立的界桩，而建立了英国的据点。

　　英藏秘密谈判的交涉过程：1914年1月，西姆拉会议由严寒而不适合谈判的西姆拉移到了温暖如春的旧德里。就在这里，英藏之间进行了所谓“印藏边界谈判”。1月15日，第一轮秘密谈判开始。柏尔首先根据印度测绘局地图提出印藏边界草案。伦青夏札对柏尔的草案提出两点反对意见：（1）达旺地区的珞巴人一直向西藏政府、达旺头人纳税，而且许多西藏家族在达旺拥有土地和财产，因此达旺不能划入印度；（2）湄公河一带的西藏边界应在江左岸外五个驿站之处，地图上所画边界草案却使西藏失去很多领土。

　　柏尔对伦青夏札进行外交讹诈，仗势压人。他说：地图上的边界线是以英国官员对部落地区的详尽调查报告为基础的，印藏边界是公正的；湄公河一带边界，高山峻岭，交通困难，基于英藏友谊，避免冲突发生，确立边界为宜。伦青夏札考虑到已定条约，接受了边界线草案。但他坚持如果英国人占领了珞巴，西藏政府将会废弃所有相关的承诺；而且珞巴地区意义重大，必须由拉萨与英印各方直接交涉解决，柏尔作出了让步，满足了西藏要求。

　　1月28日，英藏代表举行第二轮密谈。交涉的焦点在于印藏间的朝圣路线问题。英国也企图借机占领更多的寺庙与朝圣收入。伦青夏札极力反对，柏尔妥协，于1月30日通知伦青夏札表示朝圣路线上的可能划入印度的领土一律归属西藏。2月6日，贝尔又声明了上述立场。2月9日，伦青复信英国代表，要求英国协助了解边境材料，并表示只要英国诚心，问题可以满意地解决。3月17日，伦青接到西藏政府训示，向柏尔提出，西藏在确立印藏边境线后仍应征收线外的所有税务，西藏对边界以南地区的税务及土地支出应保有获取充分资料的权利。3月20日，柏尔接见伦青，基本上接受了西藏代表的要求。伦青又提出西藏应拥有任命达旺寺庙喇嘛的权力。柏尔对此表示，细节问题，以后再谈。3月24日和25日，麦克马洪与伦青夏札在德里分别代表英印政府与西藏政府秘密交换了信件与地图附本。1914年3月24日麦克马洪致伦青夏札的照会内容主要是：印藏边界附图一式两份，应须征得西藏政府批准，且附下述二条件：边界线英国一方的藏民私人财产继续保留不受侵犯；若错加波与察里莎巴的圣地在边界线英国一侧一天路程之内，则作相应修改，使之属于西藏领土。3月25日伦青夏札给麦克马洪的复照内容主要是：奉西藏政府之命，表示赞同印藏边界线和英国照会的二前提条件；同意签署地图并保留一份。

　　从整个秘密谈判过程以及双方的批准照会来看，伦青夏札在划分所谓印藏边界时，一方面认为这个边界线虽然占领了大片西藏领土，但英国承认了西藏在英国一侧的旧有特权，西藏所失仅是象征性的；另一方面他深感割地责任重大，不敢贸然许诺，接受麦克马洪线是有条件的。1914年2月13日伦青夏札在谈判中致司伦雪康及其复函，将接受印藏边界的前提表述得更清楚，其中提到英国政府帮助西藏获得独立；并“使康区汉军全部立即撤回汉地。”可是英国对这些条件均没有实现，因此西藏地方政府对“麦克马洪线”也不予承认。1944年3月，英国代表高德与西藏噶厦再提到麦线时，西藏外交局明确表示“下察隅、瓦弄无可争议地属西藏领土”，驻噶拉塘印度官兵应立即撤退。这很明确地否认了印度军队进入西藏领土的合法性及“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

　　“麦克马洪线”是在两张比例为1英寸等于8英里（即1：50万）的地图上标出来的。换文中没有关于新边界的文字描述，也没有提到根据哪些原则划订这条线。根据最初的地图（拉萨与伦敦保存了该图的副本）“麦克马洪线”的实质就是把印藏边界由传统习惯线向北推移了60英里左右，把边界由战略暴露的山麓提升到山顶。“麦克马洪线”的走向，图中也没有文字说明。

　　根据保留在拉萨的地图副本，“麦线的西端起于东经91度39.7分、北纬27度44.6分处，并由此向东延伸。”而英国学者兰姆根据印度与中国两方对地图的解释认为麦克马洪线的走向是在北纬27度45分达旺以北与不丹相接，由此向东穿娘江曲达东经92度，过苏班西里河上游达东经94度40分北纬29度20分；越洛希特河沿分水岭东行达独龙江，抵止于伊索拉希山口。

　　在7月3日，英藏代表所签的《西姆拉条约》第九款中仅含糊提及“现以订本条约之故；所有西藏边界与内外藏之分界，以红兰线绘明于所附地图之中”。

　　麦克马洪线是秘密外交的产物。当时的中方代表并不知道英藏间的秘密交易，因此它跟西姆拉条约一样是非法的。而这笔交易却把约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了印度。英帝国主义者靠欺骗手法占去的这块领土相当于三个比利时与九个黎巴嫩。而英国殖民者的不光彩行为在战后却成为印度在迄今的印中边界谈判中的所谓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