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东北边患与移民实边问题研究

第一节 东北边患的加剧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为了控制朝鲜并进一步侵略中国，挑起了甲午战争，结果清政府惨遭失败。之后日本逐渐控制朝鲜，直至将其完全吞并，并进而以朝鲜为跳板，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其主要策略是利用朝鲜人的非法越垦行为，制造中朝边界争端，企图以此达到分割中国领土之目的。而沙俄则借中国战败的机会，诱使清政府与其结成所谓共同的防日同盟，借修筑中东铁路之机，将其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东北腹地，不断强占土地，进行移民渗透，同时，在中俄边界的越垦蚕食行为仍有增无减，并利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机，一度占领了东北地区。沙俄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的矛盾由此激化，导致日俄战争的爆发，清廷祖宗发祥之地竟然沦为异族拼争的战场。战后，日、俄在东北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侵略行为越演越烈，中国东北边患空前加剧。

　　一、日本与中国东北边患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将清政府的势力逐出朝鲜半岛后，对朝鲜的控制日益加深，遂利用早已存在的朝鲜人在中朝边境之越垦行为，炮制所谓“间岛”问题，蓄意侵夺中国东北边疆。因此，日本对中国东北之侵略与朝鲜人越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朝鲜人非法越垦及中朝边界纠纷

　　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山水相连。在名义上，清帝国与朝鲜李氏王朝之间存在有宗藩关系，但实际上两国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各自划江为界，并不存在什么领土争端。但由于朝鲜人的非法越垦行为，这种边界状况有了改变。

　　如前所述，清廷长时期执行封禁东北的政策，这种政策同样适用于中朝边界。从清初开始，清政府即严禁本国人进入图们江和鸭绿江一带，更不准越界进入朝鲜境内，同时也禁止朝鲜人越界进入中国境内，规定“两国之民有私自越图们江一步者，由两国官吏处死”。（注：吴禄贞撰：《延吉边务报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636页。）同治九年（1870年），朝鲜发生灾荒，“国内荒饥，饿殍载道，民人冒犯重禁，渡图们江至珲春诸处乞食求生，是为朝鲜流民越垦之始”。（注：赵尔巽等：《清史稿》第526卷，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另据陈作梁著：《东省韩民问题》，北平：燕京大学政治学系民国二十年（1931年）印行，第1页：“韩民之移居东省者，始于同治八年，即西历1869年，朝鲜高宗六年已巳。时朝鲜咸镜北道大饥，民不能堪，故虽国有厉禁，亦不之顾，私自渡江入我延边垦殖，遂开六十年来移民之先例。”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同治八年（西历1869年），朝鲜咸镜北道六镇（庆源、庆兴、稳城、钟城、会宁、富宁）空前大饥，韩民不顾国禁，纷纷越江谋生，此为韩民越垦之始。”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694页；王海波著：《东北移民问题》，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版，第84页：“同治八、九年间，朝鲜大荒，贫民无食，争越国境，入我东北，其中尤以北鲜之人为多。”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同治九年，朝鲜大雨雹，国内奇荒，饿殍载道。韩民遂不惜冒犯重禁，渡江越境，卖妻鬻子，乞食求生。然不逾年而韩民之有家室者仍归故土，其流寓中国者，男仆女奴而已，时则但有佣奴寄食之韩民而无越境垦地之韩民。”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637页。以上诸说都记朝鲜人越境是在同治八年（1969年）或九年（1870年），但吴禄贞认为朝鲜贫民初入中国之时并无垦荒之事，仅靠佣工为生，至于朝鲜贫民开始在中国境内垦荒，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所记为：“自韩民冒禁越境以后，已开玩视中国法禁之渐，光绪初元，敦化县放荒清查地亩，朝鲜茂山对岸如外六道沟等处，间有韩民私垦者。”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637页。）光绪七年（1881年），李金镛办理珲春招垦事宜时，查勘图们江北岸由下嘎牙河至高丽镇一带，结果发现这一带由于与朝鲜仅一江之隔，朝鲜“边民屡遭荒歉，或被江水淹没，无地耕种，陆续渡江开垦，现查已熟之地不下二千晌，该国穷民数千人赖以糊口”，并且，朝鲜人越垦受到本国官吏的纵容，“有朝鲜咸镜道刺史发给执照，分段注册。并据该国稳城府兵官赵秉稷面称，沿江之民半多仰给于北岸，彼民自知越界垦种，但求格外施恩”，（注：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七年十月，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1216页；另据宋教仁撰：《间岛问题》，上海中国国书公司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版，第3页：“韩人所占地已有八区，其所垦面积不下八千余晌。”）这说明当时朝鲜贫民越垦的现象已经比较严重。李金镛将此情况上报，吉林将军铭安等获报后指出：“吉省与朝鲜毗连之处向以土门江（注：即图们江。）为界，今朝鲜贫民所垦闲荒在土门江北岸，其为吉林辖地无疑。边界旷土，岂容外藩任意侵占？该国咸镜道刺史发给执照，殊属错误。”但同时又认为：“该处实系丛山阻隔，为中国官民所不到。该国寄居之户垦种有年，并有数千人之多，薄海穷黎，莫非天朝赤子。若照例严行驱逐出界，恐数千无告穷民同时失所，殊堪怜悯。”因此建议，“臣等仰体圣朝绥来藩服、一视同仁之意，拟请饬下礼部咨明朝鲜国王，由该国派员会同吉林委员查勘明确，划清界址，所有该国人民户口、已垦荒地”一律“缴押荒钱、完纳地租”，这实际上等于承认朝鲜人在中国居住和耕种的合法性。（注：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七年十月，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1216页。）以后所发生的历史事实证明，铭安等人之建议是非常错误的。铭安等人之建议上达清廷后，礼部在议复此事时提出了两项解决方案：“近边各国，不得越界私辟田庐，例禁綦严。该国官员擅给执照，纵民渡江盗垦，事阅多年。现在宜令该国王尽数招回，设法安置，重申科禁，方为正办；或于领照纳租外，令其隶我版图，置官设兵，如屯田例。”（注：《光绪实录》第139卷，光绪七年十一月，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可见，礼部的两个方案是根本对立的，而清廷选择的是第二个方案：“吉林与朝鲜向以图们江为界，该国人民越界垦种，前据礼部议奏，该民人等既种中国之地，即为中国之民。除照该将军等所请，准其领照纳租外，必令隶我版图，遵我政教，并酌立年限，易我冠服。目前姑照云贵苗人，暂从各便。”其具体办法是：将越垦朝鲜人“查明户籍，分归珲春及敦化县管辖。所有地方词讼及命盗案件，均照吉林一律办理。该将军等务当体察情形，将应办事宜妥筹经理，毋致滋生事端；并督饬该地方官随时妥为抚绥，俾该民人得以安业，用副一视同仁至意”。（注：《光绪实录》第143卷，光绪八年二月，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同铭安等人一样，清廷也犯了相同的错误，因为朝鲜是其属国而强调所谓“绥来藩服”、“一视同仁”，甚至将朝鲜人与云贵苗人相提并论，但没有意识到属国毕竟也是别的国家，何况中朝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从属关系。清廷满腔热情地接纳朝鲜贫民在己方领土上耕种生活，借以显示上国的所谓宽大为怀，完全没有估计到由此将导致中朝边界不清、朝鲜人反客为主的严重后果。

　　果然，朝鲜李氏王朝在越垦问题上的态度反复无常。最初，李朝请求将朝鲜垦民刷还：“大小两界，原有天限土门江，分隶吉林与咸镜、平安地，三百年疆宇宁谧。敝邦愚氓冒禁逾犯，私自垦种，幸蒙字小，不予惩责，俾令内附。惟习俗既殊，风土不并，该民既系本邦生长，兹因占种一事便隶版图，万一滋事，深为可虑。乞许令吉林珲春、敦化地方所有朝鲜流民，归籍办理，吉林边地已经朝鲜民垦种者，由吉林地方经理收租，仍严明申禁，永杜后弊，庶敝邦边民不更越界矣。”（注：吴禄贞撰：《延吉边务报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638页。）清政府得到李氏王朝的咨文后，见朝鲜自愿将垦民招回，即命铭安等人“会商该国”，将朝鲜垦民“妥为收回”。（注：《光绪实录》第150卷，光绪八年八月，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铭安等人于是照会朝鲜官员，“限一年内，听其刷还”，敦化县也“发布告示，谕令韩民退去”。（注：宋教仁撰：《间岛问题》，上海中国国书公司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版，第3页。）但是，朝鲜后来又自食其言、出尔反尔，到一年限期已满的时候，李朝“仍不将流民刷还，反纵其过江侵占”，（注：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整理：《吉林通志》上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36—537页。）并有意在边界问题上混淆是非，从而挑起了中朝边界争端。

　　光绪九年（1883年）六月，朝鲜咸镜道钟城府使照会中国敦化县当局。其照会洋洋洒洒，但其中心点仅有两个：第一，为使朝鲜人越垦行为合法化而创图们江（注：照会中称图们江为土门江。）与豆满江为两江之说，指朝鲜人越垦之地在图们江南岸、豆满江北岸，是朝鲜固有领土，而中国方面则误认图们江与豆满江为一江之水；第二，指康熙年间吉林打牲乌拉衙门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之时，“以土门江为界，西为鸭绿，东为土门，勒石为记于白头山分水岭”。声称在发出照会之前，朝鲜为“审查土门、豆满之别，乃派人往审白头山立碑处，碑东连置土堆木栅为限，下有土门两岸，对立如门”，应以此作为土门江，即中朝之界河。（注：照会中所指的土堆木栅位于长白山东麓黄花松沟子附近，但此处是松花江江源，而非图们江江源。）其用意在于故意制造混乱，由此引发了中朝边界纠纷。

　　继此照会之后，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朝鲜国王李熙又咨文礼部：“敝邦西北疆域原以土门江为界，于康熙五十一年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勒石立分水岭上，以土门江以南、以北定为上国、朝鲜界限。敝邦虑边民或争哄滋扰以贻忧上国，空土门以南之地，禁民不得入居。迩年以来，往往移就空地，筑室耕田，边禁之渐久渐弛，固敝邦地方官责耳。乃若其地实系敝邦，以敝邦之居民居敝邦之地，宜无不可，后人不知，反认豆满为界。至癸未年间，敦化县照会敝邦地方官刷还农民。恐境界不明，日后两界民人争哄不息。”于是，李熙以此为由，请求清廷派员与朝方共勘查边界，“以明旧疆，以息边扰”，（注：方朗撰：《吉朝分界案》，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5—1076页。）正式提出勘界之要求。从李熙的咨文可知，李氏王朝已经完全认同其地方官员所谓图们江与豆满江是两江之说，并认为朝鲜人越垦之地乃己方领土，与其在光绪八年（1882年）请求将垦民刷还的咨文相比较，有原则意义上的区别。由于朝鲜开始在边界问题上纠缠不清，清政府决定应李氏王朝的要求勘查边界，于是派珲春协领德玉、督理吉林朝鲜商务委员秦瑛及珲春招垦局委员贾桂元为代表，会同朝鲜勘界代表、安边府使李重夏，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开始，共同勘界。

　　由于朝鲜咸镜道钟城府使照会与李熙咨文，都认定图们江与豆满江为两江，并强调穆克登碑，因此理清这两个问题，是明确中朝边界真相的关键。朝方以图们江与豆满江为两江，其用意在于以译音之不同而制造混乱，将图们江指为豆满江，而任指中国境内另外一江为图们江，企图以此使朝鲜人越垦行为合法化，并进一步图谋占据图们江北岸的中国领土。为达到这一目的，朝方先“指海兰河为图们江”，然后又“执黄花松沟子两岸有土如门之说”，咬定其为图们江。（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1页。关于海兰河，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所记为：“海兰河在宁古塔城南四百一十里，合流入布尔哈通河，以达噶哈哩河（即噶呀河，今呼十三道噶呀河），为图们江支流。”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561页。宋教仁所记为：“考海兰河有二源（按：原文如此，按照宋教仁下文之所述，海兰河应有三源）。北曰头道沟，源于哈尔巴岭；中曰二道沟，源于窝集岭（亦曰英额岭）之牛心山；南曰三道沟，源于黑山岭。南中二源合流，至西古城东与北源合。又东右受四五六七道沟水，至东盛涌街，又东折而北，至局子街东，合于布尔哈图河（源于哈尔巴岭），又东左受噶呀河，又东南入豆满江（按：指图们江。）其源距白头山界碑（按：指朝方所认为的中朝分界碑，实际上是康熙年间中国巡视边界的标志物而非界碑，且被朝方非法移至白头山。）所在处，虽至近之三道沟，亦有二百余里。”见宋教仁撰：《间岛问题》，上海中国国书公司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版，第36页。从吴、宋二人之记载可知，海兰河位于今中国延边地区，距离中朝国界尚远。按照宋教仁的记载，距离即使按照朝方所指的被其非法移动过的界碑，也有二百余里的距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中朝界河，朝方以海兰河为图们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它很快也注意到这一点，放弃此说，而以所谓界碑附近的黄花松沟子为图们江，也就是朝方所称之土门江。）那么，中朝边界诸多河流的真实情况又如何？中方勘界委员对此有详实的说明：“查图们江，朝鲜呼为豆满江，由茂山而上七十里，至江口地方，江水分为二流。其南流为西豆水，上游至平甫坪之上，又分东西二源；其北流为红丹水，上游又分南北二源。又查长白山，朝鲜呼为白头山。山顶有大池，方圆数十里，北面为松花江正源，山之南麓有小石碑，碑面汉文有康熙年乌喇总管查边至此，西为鸭绿，东为土门等字样。碑之西有沟，西南流入鸭绿江；碑之东有沟，朝鲜呼为伊戛力盖，译云黄花松沟子。沟之东南岸有石堆百余，尽处至长白山正东为大角峰。碑之东南四十里为小白山，有沟由大角峰东北流，与斜乙水及黄花松沟子水，皆合流入娘娘库，折入松花江。此各水及碑堆之原委也。”（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0—1041页。）按此说明可知，长白山“为一大分水岭，岭西南之水入鸭绿江；岭东北之水，小白山以南入图们江，小白山以北入松花江”。（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1页。）由此可见，朝方先以海兰河为图们江，与当地情况风马牛不相及；而后又以长白山南麓的黄花松沟子为图们江，但黄花松沟子是“松花江源，并非图们江源”，与图们江也毫无关系。而且，朝方所指之图们江，先是海兰河，后又是黄花松沟子，真可谓信口开河，中方勘界委员指出，这是“明明有定之地，游移于无定之口”，也就是说，朝方坚持的所谓图们江与豆满江为两江之说，是根本不符合中朝边界河流的实际情况的，“豆满即图们之转音，方言互殊，实为一水。”（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3页。）

　　如上所述，既然作为中朝界河之图们江与朝方所谓的豆满江实际上是一条河流，那么，图们江之源流又如何？经双方共同查勘图们江江源，查明其南源为西豆水，正源为红丹水，北源为红土山水。（注：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22页。徐曦同时指出：“北源乃石乙水，红土山水又为石乙水之北源，红土、石乙合而东南流，以汇于红丹水。其二水相合后之下流则皆统名石乙水。”又据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红丹水之北流即红土山水，而汇处则统称石乙水。”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674页。在这次查勘图们江江源时，没有明确石乙水为图们江的北源，而以在石乙水以北之红土山水为图们江的北源，是一大失误。）在图们江的三个源头中，“惟红丹水在白山东，正对鸭绿江源，与碑文西为鸭绿，东为土门之意相合。且勘明原碑应在三汲泡之分水岭上，今碑实为后人所移”。（注：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22页。）因此，中朝双方应以图们江之正源红丹水为界。但朝方“终执碑堆为据，且执碑文东为土门四字，以为黄花松沟子两岸有土如门，并以土门江为土门，藉词狡辩”。（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1页。）于是，当图们江与豆满江实际上是一江的问题澄清之后，穆克登碑又成为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穆克登碑设立于康熙年间。康熙五十年（1711年）五月，康熙帝认为“长白山之西，中与韩既以鸭绿江为界，而土门江（注：即图们江。）自长白山东边流出，东南入海。土门江西南属朝鲜，东北属中国，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但鸭绿、土门之间地方知之不明，因派出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往查。”康熙帝强调穆克登此行是“特为查我边界，与彼国无涉。但我边内路途遥远，地方甚险，倘中国有阻，令朝鲜国稍为照管”。（注：吴禄贞撰：《延吉边务报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654页。）第二年五月，穆克登“遵旨查边，朝鲜接伴使朴权、观察使李善溥上书尼之，极以山川险阻相恐吓。穆不听，寻至长白，登小白山顶审视，鸭绿、土门两江之源俱发轫于分水岭，岭之西为鸭绿江源，岭之东为土门江源。故于岭上立碑，其文曰：穆克登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既寻得土门江源，遂商朴权等，欲自江源至近茂山处设界栅以杜侵越。朴权等利其速行，以督工自任，此后种种疑案遂发生于此。”（注：吴禄贞撰：《延吉边务报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654—655页。）以上就是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立碑的前后过程。由此可见，穆克登查边是中国单方面巡视边界的行为，中朝双方并未进行勘界。关于这一点，德玉、秦瑛等人已经说得很明白：“详穆克登碑文，第言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勒石为记。碑中并无分界字样，不过记二水之源，委是当日立碑之处，未必即当日分界之处，何以朝鲜人即执此为分界确据？”（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3页。）德玉、秦瑛等人认为穆克登碑不是分界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并未予以详细解释，而吴禄贞对此问题则考证甚详，从诸多方面明确证明了穆克登碑不是分界碑。（注：据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审视碑实非定界碑也。穆总管既仅受命查边，断无擅自定界之理。而彼朝鲜二员，一曰接伴，一曰观察，皆非有勘界权者，又断无会同定界之理。查是年五月，彼接伴使等上书穆总管有云，特许职等一人得陪后尘，千万幸甚。穆答曰，必不偕尔同行，勿容再请。彼则恭请相随，此则严辞以谢，同为勘界，能如是相对待乎？然则当时穆之入山，韩员并未偕行，穆又安能以独断之意立定界碑？考其碑文，曰查边，曰审视，皆自拟之词，非公布之语。至曰'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玩其语意，确为寻见水源后自记其所得之言，如必以此为定界，既无勘界明文，又无分界字样，仅以观二水之东西流为记，他无所及，古今来有如是定界碑乎？况两国定界为何等郑重之事，而碑高仅二尺许，大类儿戏，当日果欲以此表中外而垂永久，何轻率至此？虽韩之接伴使呈文有查明交界分水岭上立碑为标之语，此盖彼等迎合之词，不得指为立碑者本意也。后之论界务者乃欲以此为证，致生难决之疑问，夫亦不思之甚矣。”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657—658页。）那么，朝方为何一再坚持穆克登碑就是分界碑？无非是因为穆克登碑以及与之相连的石堆及土堆合乎其需要。当图们江与豆满江被证实是一江之水后，朝方又在穆克登碑以及与之相连的石堆及土堆上大做文章。因为当中朝勘界之时，穆克登碑已经由小白山分水岭处“移置松花江支源黄花松沟子附近，沟之东南岸有土石封堆数十处，且谓封堆之下，两岸对立如门，是为土门，引为分界之证”。（注：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21—22页。）实际上，如同豆满江与图们江是一江两名一样，土门江与图们江也是称呼有所不同的同一条河流。朝方牵强附会，以黄花松沟子两岸有土如门，便指此为图们江，是毫无根据的。朝方的另一条理由是黄花松沟子恰巧位于穆克登碑以及与之相连的石堆及土堆附近，看似有理，但实际上正如徐曦所指出的那样，穆克登碑最初竖立的时候，并不在中朝勘界之时所发现的位置。（注：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对此亦有详实的考证：“审视碑实在分水岭上，不在长白山麓也。此碑与界务虽无相关，然以当日事实考之碑文，求之今碑所在地，实不大合。查今碑在大白山东南麓，与红土山水之源相对（红土山水西距今碑约七八十里）。光绪十三年勘界，韩执红土山水为图们江源，即本于此。但考当日审视之碑，实立于分水岭上。穆总管咨接伴使等文曰，在两江发源分水岭之中立碑。其复文亦曰，分水岭上立碑为标。分水岭者，小白山顶也，距大白山数十里，稍偏东西。其山西建川沟为鸭绿江发源处，山东三汲泡流出之红丹水为图们江发源处，水东西分流，遂相沿呼其山为分水岭（华人亦呼为黄河岭，朝人又呼为虚顶岭）。故必至小白山，方足穷两江之源，必立小白山顶而左右顾，方足见东西分流之迹。玩'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二语，此碑必立于此山之顶无疑。今碑在大白山，既与分水岭之意相背，且在山之东南麓，更与岭上之言不合，谓是碑之原处，其谁信之？穆之咨文有曰，为查边事，我亲至白山审视，鸭绿、土门两江俱从白山根底发源，东西两分流。所谓白山者，大小白山之统称也（中国史籍舆图统称白山为长白，朝鲜人始有大白小白之称），曰查边亲至白山，则必于大小白山周视之矣；曰审视云云，则必于两江之源穷探之矣。既已亲履山顶、亲见江源，断不至全不加审，妄立碑于大白山下之理，而况碑文已明有审视二字，咨文已明言立碑于分水岭上哉！夫碑在山顶，无碍农业，耕牧者不至移也；碑极短小，无妨行路，樵猎者不必移也；查边所立，例应保存，我官吏不得移也；乡里无知，妄称界碑，我民人更不敢移也。然则必为盗垦韩民预谋侵界地步之所为，也明矣。”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658—659页。）中方勘界委员也对穆克登碑所在位置提出质疑，认为“碑无定位，可因人为转移”，从而怀疑“安知非该国民人占据多年，潜移石碑至此乎？”他们同吴禄贞的见解相同，指出“当年立碑，应在三汲泡之分水岭上”。（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1页。）至于朝方所坚持的与穆克登碑关系密切的石堆和土堆，其来龙去脉又如何？穆克登在分水岭上立碑之后，“从土门江之源顺流而下审视，流至数十里不见，水痕从石缝暗流，至百里方现巨水，流于茂山两岸，草稀地平，人不知边界，所以往返越境结舍，路径交杂。”（注：《朝鲜邻边勘界文略》，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6页。）穆克登有鉴于此，因而与朝鲜接伴使和观察使商议，决定从图们江江源到茂山设立木栅以为标记，朴权等则答以“立标之时似无烦大国人监视”，表示无须中国方面监督，朝方可以代劳，而穆克登竟然完全信任对方，“为其甘言所惑，专以委之，于是茂山、惠山相近之地界标之设立如何，竟成疑案”。（注：吴禄贞撰：《延吉边务报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662页。吴禄贞在《延吉边务报告》中由此认为，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后委托朝鲜方面所建之标示物与光绪年间双方勘界时在穆克登碑附近所见之石堆和土堆，并非一事。其考证如下：“顺松花江源之土堆、石堆实与界务无涉也。光绪年间韩人无赖之词，动引碑堆为证。碑之不足据已证明之矣。查长白山北之东麓向东北行，有石堆数十相连，约八九里，复向东北距十余里，有土堆百余相连，约十三四里（前有云土石堆相连九十里者，则实未测定之语）。土石堆皆顺黄花松沟子两岸，为由北来登白山之正路（黄花松沟子朝鲜名伊嘎力，为松花江之上源）。若白山东麓之吉韩分界在惠山、茂山之间，当时即已查明，足见与土石堆全不相涉。盖惠山镇在小白山南，土石堆在大白山北，焉有定界于山南而立堆于山北之理？且自惠山至茂山固为东西之路，而图们江流已实由西向东，此土石堆则沿松花江源而趋东北，方向实大相左，其与界务无关，尚何待论？虽然，于此僻野究因何事而兴此大役，土人或云猎夫志路之标，于义终有未当。窃考国初封禁之地皆设有封堆，堆以石土为之，东三省、蒙古各处数见不鲜。至白山发源所在，尤宜注意，封禁之时自当设有标识。查今堆适顺入白山之路而立，其为当年封堆无疑。再考十三年勘界公文即称此堆为封堆，必有所本。盖韩人寻见此处封堆，因而生心，遂移审视碑于其堆之近处耳。试以当时查边事实求之，当穆氏查明边界之后，既专以界标之设委之韩员，穆氏已归，无人监视，自为韩人所欲为，故于茂山、惠山之间坚守，果否设立，或初设后毁，皆难深考，而必思借此设一可疑伪据以便其私谋，为异日争界之地步，固可断言。不然，我之遣员查边，自立界标，已明言与彼国无涉，而彼国必甘言媚辞，以求得此立标全权，果何为哉？彼韩员、韩民久具此混界之诡谋，而忽见此土石封堆，又与当时筑土聚石之语似合，遂不记方向若何、距离若何，竟妄指为分界之标识，又恐与分水岭之意不符，乃移审视碑于此，以指证之。自以为有此伪证，定可以欺素忽边防之中国，而为界务交涉之实据。不知穆氏查边之成案自在，茂山、惠山间之界线自明，山川无改，方位难移，岂伪造者所得混淆哉！”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663—664页。）穆克登因一时大意，将设立封堆的重大事项交给朝鲜一手承办，清政府也因朝鲜是其属国，事后并不加以复查，遂使朝鲜得以为所欲为，为以后的中朝界务交涉留下隐患，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而朝鲜因为图们江之源流已经勘明，以海兰河为图们江实在没有任何理由，于是不再指认海兰河为图们江，但“改而专执长白山北之碑堆为据，舍江流而求土门，舍图们江源而求松花江源”，（注：吴禄贞撰：《延吉边务报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665页。）始终认定被其非法移动到封堆附近的穆克登碑是分界碑，并连同封堆共同作为所谓中朝分界之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中朝光绪十一年（1885年）之勘界结束。此次勘界，图们江与豆满江并非两江的事实已经理清，双方所争执的是图们江江源的问题。

　　为了彻底解决图们江江源的问题，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朝双方第二次进行勘界。中国除仍派遣德玉、秦瑛之外，以补用知县方朗代替贾元桂，作为勘界代表；朝鲜代表仍是李重夏。这次勘界，中朝双方对图们江的源流重新做了勘查。由于茂山以东图们江水流清晰可辨，为两国天然界限，在第一次勘界时已有定论，而双方所争执的是图们江究竟应以茂山以西的哪一条水流为源头，因此从三月下旬直到五月初旬，双方代表“于茂山城起，督同测量委员溯江而上，随处测量，遍勘水道，务将茂山以西二百八十余里知之未明者，逐细考量，确寻江源”。（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0页。）经过测量，除再一次明确了第一次勘界时已经勘明的西豆水、红丹水及红土山水的源流之外，又发现另一条河流石乙水，在红土山水之南。如前所述，红丹水应是图们江正源，但因朝方纠缠不清，中方于是决定“姑让数十里，循石乙水为界，以稍厌其心”。（注：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22页。）这是中国在边界问题上所做出的让步，而朝鲜勘界代表李重夏虽然不得不承认“图们、豆满乃是一水”，（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5页。）但又“改而争红土山之一小水，以为图们之源，其无据之说，至此已三变矣”。（注：吴禄贞撰：《延吉边务报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666页。）在图们江江源中，南源为西豆水，正源为红丹水，北源为石乙水，而红土山水又是石乙水的源头。为达成边界协议，在第一次勘界时，中国就未提出以南源西豆水划界，在第二次勘界时，又主动将正源红丹水让给朝鲜，双方争议之点是在石乙水与红土山水之间，应以何者作为双方共同认定的图们江江源。按照国际以江河划界的惯例，应以水源流长、水量充沛者作为界河，而“以石乙、红土两水分流处相较，石乙水宽约三丈有余，红土水仅宽二丈，石乙水源亦较长于红土水源”。（注：方朗撰：《吉朝分界案》，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0—1101页。）因此，中朝以石乙水为界是非常合理的，但朝鲜对这一中国已经让步的界限还是毫不退让，坚持必以红土山水为界，企图将红土山水以南的中国领土划归朝鲜，中国对此已经无法再事退让，双方就此问题没有达成协议，石乙水与红土山水之争成为中朝边界遗留问题。（注：吴禄贞在《延吉边务报告》中，曾经就中朝第二次勘界时中国提议以石乙水为界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对秦瑛、方朗等人的勘界禀文多有评论：“此次勘界固为专寻水源，而于水源则仍不明，故其结果于何源分界，亦终未能确定。原禀有曰，茂山以西之江流原勘只有西豆、红丹、红土三水，合此次寻出之石乙一水，共有四流，虽较原勘加详，而所谓四流，则实未确。考图们江源实只西豆、红丹、石乙三水，红土、石乙本为一流二源（红土山水发源于北，石乙水发源于南，二水会流而合于红丹水，其会流以下则通称石乙），今云四流，似于石乙、红土二水源流仍有误会，否则即不应舍红丹正流不论，而专争红土、石乙同流之二水源也。至红丹水实为图们正源，与碑文西鸭绿、东土门相对之意适合，此前次所已会勘明确者。又查钦定会典图说载明，大图们江出长白山东麓，二水合东流；小图们江出其北，二小水合东南流来会。今以红丹水考之，实出长白山东麓，大小红丹二水合而东流，故应为图们江之正源；自其北来会者，即为红土、石乙合而东南流之二小水也。则红丹水为大图们江，红土、石乙合流来会为小图们江，尚何疑义？且红土山水源西距白山约百里，石乙水源亦距数十里，皆不得谓为出白山东麓。惟红丹水源实出分水岭之三汲泡，方与东麓之语相合。当时舍红丹而争石乙，虽为调停而以求速了之计，然山川难移，岂可诬也。我国交涉每每务求宽大，以致外人得步进步，皆坐此弊。彼使明知其然，而仍坚执红土山水，虽云受彼政府密意，亦见君子可欺，遂生得陇望蜀之心也。”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691—692页。吴禄贞对清政府在界务问题上对朝鲜一让再让之做法颇有微词，但即便如此，朝鲜仍得寸进尺，中朝边界之争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终于留下隐患。）

　　至此，在朝鲜被日本控制之前，中朝两次关于界务问题之谈判宣告结束。纵观这一时期的中朝边界纠纷，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光绪九年（1883年）朝鲜钟城府使照会开始，朝鲜创图们江与豆满江是两江之说，先是指海兰河为图们江，“继又谓流入松花江上源之黄花松沟子两岸有土如门，复坚执既移之碑、封禁之堆为国界确证，屡变其词，自相矛盾”，吴禄贞将这段时期称为“图们江源流辩论纷纭之时期”。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朝第一次勘界时，经过实地勘查图们江之源流，朝鲜“知前事之误，虽犹支吾强辩，实已自任其非，故于图们天限不复更有异说”，吴禄贞认为这是“图们江流勘定之时期”。两年以后，中朝双方再次对图们江之源头进行勘查，澄清了图们江到底应以哪一源头为正源的问题。中国虽然已经舍弃真正的正源红丹水，建议以石乙水为界，但朝鲜又坚持以红土山水为界，以致此问题仍悬而未决。但尽管如此，这是“图们江源勘明之时期”，双方的争议仅在于是以石乙水还是以红土山水划界的问题。（注：吴禄贞撰：《延吉边务报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696—697页。）清政府在与朝鲜所进行的两次边界谈判中，对朝鲜所编造的种种边界谬论进行了辩驳，表明在边界问题上应当明确，但由于当时李氏王朝是清帝国的属国，因此清政府对李朝图谋中国领土的野心多少有些放松警惕，所谓“中国之于藩封，原无不在复帱之内，然我疆我理，亦不容稍有越畔”，就是当时清政府这一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4页。）还有，清政府在两次勘界时所派出的代表都是职位不高的官员，多少也表现出其对此事之漫不经心。另外，为了表示上国的宽怀大度，清政府对朝鲜的无理要求多有让步之处。李氏王朝也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在边界问题上反复纠缠，并且有时故做乞恩之状，以期换得清廷更大的让步。当中朝双方在石乙水与红土山水的问题上争执不下的时候，李氏王朝就曾如此请求：“红土山水、石乙水之间，即不过数十里空山荒寒之地，窃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岂其为此区区尺寸之土，使敝邦不能保守其封履也？”（注：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1页。）此话说得颇为巧妙，既强调红土山水以南的图们江上源之处是李朝之国土，又很能够满足清廷以上国自居的虚荣心理，中朝边界之遗留问题与清廷的这种虚荣心理不无关系，从而埋下极大的隐患。日本在控制朝鲜之后，利用中朝边界的遗留问题大做文章，并蓄意扩大事态，企图将图们江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划入已被其所控制的朝鲜范围之内，导致中国延吉地区祸患重重，几不可保。

　　（二）清政府对越垦朝民之管理

　　如前所述，从同治年间开始，朝民越垦问题即已出现，之后，其越垦现象越来越普遍。在中朝边界纠纷发生之前，就朝民越垦的问题，中朝双方的态度已经如前所述。在两国边界纠纷发生之后，清政府一方面与朝鲜进行谈判，另一方面鉴于越垦朝民越来越多的客观现实问题必须解决，于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设越垦局，划图们江北沿岸长约七百里、宽约四十五里为越垦专区”，（注：《清史稿》第526卷，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用以安置朝鲜垦民。光绪十三年（1887年），吉林将军希元认为，虽然朝鲜“坚请以红土山水立界，龃龉难合，然未便以勘界之故，遂置越垦为缓图。现在朝鲜茂山府对岸迤东之光霁峪、六道沟、十八崴子等地方，韩民越垦约有数千，地约数万晌，此处既有图们江天然界限，自可无庸再勘，该国迁延至今，断难将流民刷回”，因此建议令越垦朝民“领照纳租，归我版籍，先行派员清丈，编甲升科，以期边民相安”。（注：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整理：《吉林通志》上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37页。）光绪十六年（1890年），总理衙门认为：“吉林、朝鲜界务，前经两次会勘所未能即定者，特茂山以上直接三汲泡二百余里之图们江发源处耳。至茂山以下，图们江巨流乃天然界限，江南岸为该国咸镜道属之茂山、会宁、钟城、庆源、庆兴六府地方，江北岸为吉林之敦化县及珲春地方，该国勘界使亦无异说。韩民越垦多年，庐墓相望，一旦尽令刷还，数千人失业无依，不特情实可矜，急切亦无办法。若听其以异籍之民，日久占住，主客不分，殊非久计。”于是也奏请将朝鲜垦民编入户籍，其所垦之地清丈升科。从这一年开始，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止，越垦局共“收抚垦民四千三百零八户，男女丁口二万零八百九十九人，统编一百二十四甲，较定四百一十五牌，丈报熟地一万五千四百余晌，岁征大租银二千七百七十九两有奇”。（注：吴禄贞撰：《延吉边务报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589页。）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政府又对朝鲜垦民建立堡社制度，共“建设四堡三十九社，一律入籍，永泯客主之嫌”。（注：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8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4年印行，第725页。）具体情况是：“镇远堡建于黑顶子，分设八社，与韩之庆兴府对峙；宁远堡建于光霁峪，（注：今吉林省龙井县光开。）分设十三社，与韩之钟城府对峙；安远堡建于章母得基，（注：今吉林省龙井县南坪。）分设七社，与韩之茂山府斜对。计四堡三十九社。”（注：吴禄贞撰：《延吉边务报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589页。有一堡吴禄贞未列其名。据孙运来、沙允中主编：《吉林省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另一堡为杉松背绥远堡，与韩之会宁府对峙。）清政府对朝鲜垦民的管理，是在朝鲜无意招回垦民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是在茂山以下图们江北岸的中国固有领土上实施的，这一段边界中朝双方已经没有争议。因此，清政府所采取的管理朝鲜垦民的措施是完全合理的，并且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当时“朝鲜流民越寓珲春已十有余年，户过数千，丁逾二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势必会“酿成衅端，贻患将来”。（注：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8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4年印行，第725页。）事实果然如此，当日本控制朝鲜之后，为达到分割中国领土之目的，竟然指“茂山以下有图们江天然界限之处，而亦谓属清属韩为未经确定之疆土”。（注：吴禄贞撰：《延吉边务报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643页。）由此观之，尽管清政府当时对越垦朝民的管理有很多不尽完善之处，但如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管理茂山以下图们江北岸的朝鲜垦民，后果将更加不可设想。

　　（三）“间岛”问题之真相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以武力强行割断了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开始逐渐控制朝鲜。到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实际上已经吞并了朝鲜，于是利用中朝之间的边界遗留问题，图谋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而在日本实施其阴谋之时，朝鲜扮演了并不光采的角色，它利用中国因战败而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的机会，依仗日本的势力，又在中朝边界问题上制造事端，所谓间岛问题，就是由朝鲜首先挑起来的。

　　间岛之名称由朝鲜首创，其由来如下：“图们江自茂山以下，沿江多滩地，而以光霁峪前假江之地面为最大（假江，韩人实呼为斜米，亦犹华人所呼江洲之义），纵十里，宽一里，计有地二千余亩。图们江正流向经钟城南岸，滩地连结图们北岸。光绪七年，韩人于图们北岸私掘一沟，使江水歧出，此滩地遂介在江中，四围带水矣。自放荒后，韩民首先租种，每岁纳租银八百余两于越垦局。”（注：吴禄贞撰：《延吉边务报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752页。宋教仁对间岛之名的来历有如下解释：“间岛之地初无名称，朝鲜人因越垦之故，称为垦土，原为普通名称，后乃变为固有名词，又转为垦岛，又转为韩岛，又转为间岛。”见宋教仁撰：《间岛问题》，上海中国国书公司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版，例言。）可见，此地为中国固有领土，原与图们江北岸连接，朝鲜垦民掘沟之后才介于图们江中，形成一个小岛，朝鲜垦民在上租种中国土地，中国称之为假江，也叫做江通，并没有什么间岛的名目。但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韩官李范允行文越垦局，妄指假江之地为间岛，谓有田五十余结，划在两江之间，又曰此土介在一江分派之中，始由韩民耕种，遂欲妄相牵混，指为韩领，此间岛名称所由来也”。（注：吴禄贞撰：《延吉边务报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752页。）对李范允的一家之言，中国方面坚决不予以承认。李范允对此怀恨在心，竟然“煽惑韩民不纳中国租赋，不归地方官吏管辖”，甚至公然“带兵过江，欲使越垦韩民同时作乱”，结果被中国军队击退。（注：吴禄贞撰：《延吉边务报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788页。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79辑（财政·地租房租），第802页，署理吉林将军富顺奏折内称，在延吉厅所属和龙峪韩民越垦区内，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韩官李范允统率领长金克烈等集众五六千人，侵犯边界，占据白金、山溪、上化、崇化、善化、德化等社，大肆焚掠，迨经官兵抵御，将韩匪驱逐过江”。在此之前，朝鲜早已利用沙俄侵略中国东北的机会，对中国边境延吉一带进行侵扰。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112辑（外交·中朝），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0页，吉林将军长顺奏折内称，“中俄开衅时，韩人乘乱越境，掳掠焚烧，并杀毙华民多命”。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和龙峪“德化社地方突被韩兵围攻”，“烧毁沿江一带华房，并将所刈禾麦及存粮悉行抢去”，朝方从此“日肆猖獗，华民被绑受害者不可胜数”。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112辑（外交·中朝），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0页；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和龙峪“崇化、善化、德化等社”又遭到“韩兵焚掠”。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79辑（财政·地租房租），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02页。）事后，中朝两国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订立《会议中韩边界善后章程》，认定李范允“屡次滋事”，（注：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7页。）朝方必须严格加以制止；又规定“古间岛即光霁峪假江地，向准钟城韩民租种，今仍循旧办理”，（注：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9—1260页。）这等于明确了假江地属于中国。但所谓“古间岛”的名称仍见于章程之中，虽然只是朝方一面之词，但此类易于混淆是非的名词出现于正式文件之中，又埋下了一定的隐患，以至于后来被日本所利用。

　　本来，在日俄战争以前，日本曾明确承认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及图们江为界：“日本参谋本部所著《满洲地志》，其位置及分界篇云，满洲南以鸭绿、图们二江界于朝鲜。”（注：吴禄贞撰：《延吉边务报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747页。）但在日俄战争之后，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日人既羡图们江北田土之沃饶，长白山森林之丰茂，夹皮沟金矿之美富，且得之可以联北韩、南满为一气”，（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篇），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279页。）于是把已经解决了的所谓间岛问题重新搬了出来，为图谋夺占图们江以北的中国领土制造借口。不仅如此，所谓间岛原本只是图们江中的一个小小滩地，日本却别有用心地蓄意将其范围扩大。在日本的鼓噪下，在光绪朝初期中朝勘界时已经澄清了的一系列边界问题又死灰复燃，作为其控制下的朝鲜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之重要“证据”，在大造舆论的同时，日本还公然采取行动，在中国延吉地区设置官厅、派驻军警，使这一地区面临严重的危机。

　　日本假借所谓间岛的名义，妄图分割中国领土，于是在日本所制造的各种舆论中，间岛的范围越来越大，最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在致中国外务部的节略中，指“图们江间岛介在清韩交界”，在与外务部的谈话中又表示：“接政府训条，以中韩交界图们江，有一间岛地方。”（注：吴禄贞撰：《延吉边务报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747页。）可见在最初的时候，日本因袭朝鲜所制造的地理名词，指中国领土假江为间岛，尽管是无中生有，但这时日本官方心目中的间岛也仅是弹丸之地而已，并实际上等于承认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但到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守田利远在其《满洲地志》中，则将间岛的范围扩大，以“海兰河以南、图们江以北，宽约二三百里，长约五六百里之地为间岛”。（注：据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中所载，守田利远对间岛的所谓地理解释是：“韩人所称之豆满江，各地异名。在钟城、会宁及茂山附近者，称伊后江或鱼润江，左侧支流向西逆溯，支那人谓之布尔哈通河，至蘑姑子，再进至局子街（即延吉厅），为其本流，西南方位之分歧经夹信子沟达黑沟岭之水源，名骇浪河（即海兰河），上流南分有一支流，韩人称曰土门江，该土门江与伊后江同发源于长白山中，至稳城而合流，其间沿二江之流域合成一大区域者，即间岛是也。”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754页。其解释无非是将早已澄清了的朝鲜关于图们江非豆满江等谬论重新使用，为分割中国领土制造舆论。）日本舆论界并不以此为满足，竟然又“以图们江以北、松花江以南夹皮沟一带地方为间岛”。（注：据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中所载，夹皮沟一带有韩氏家族，声势显赫。最初，有山东人韩效忠于咸丰年间纠集淘金流民，组织自治团体，并拥有武装，人称之为“韩边外”。光绪年间，韩效忠接受清政府之招抚。韩效忠死后，其孙韩登举继承其位，受吉林府管辖，并且多次接受清政府所授予的官职。日本舆论界以韩氏家族稍有自治之名，竟然牵强附会，指其为与清廷分庭抗礼的所谓独立国，并将间岛名目扩大到夹皮沟地区。而夹皮沟距图们江北岸有八百余里，日本舆论界指其为间岛，实属风马牛不相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755页。）针对日本方面所描述的间岛范围不断扩大之现象，吴禄贞曾予以严正驳斥，指出这是“以图们江中之洲而欲拓至图们江北岸之大陆，以区区二千余亩之滩地而欲混有中国数千方里之版图，则间岛位置真如太空游星，毫无定位”。（注：吴禄贞撰：《延吉边务报告》，收于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附件），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755—756页。）

　　日本为达到分割中国领土之目的，在大造舆论、各种间岛之说层出不穷之后，开始采取行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日本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照会中国外务部，声明间岛究属何国领土，久未解决，朝鲜统监拟即派员前往保护韩民”。（注：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04页。）在日本发出照会的同时，朝鲜统监伊藤博文立即派陆军中佐斋藤季治郎率领军队侵入图们江北岸，“驻扎延吉（注：自从朝鲜人越垦以来，清政府一直以敦化县和珲春副都统管理朝鲜垦民。以后朝鲜垦民越来越多，为就近管理，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设延吉直隶厅，管辖朝鲜垦民及当地满汉人民，珲春副都统虽已有名无实，但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才被裁撤，同时升延吉厅为延吉府。可参见孙运来、沙允中主编：《吉林省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所属之六道沟”，又陆续由图们江南岸调兵，“一切举动大有强据延吉一带，视为韩国土地之势”。（注：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24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757页；徐世昌撰：《退耕堂政书》（第10卷·奏议），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总547—548页。）斋藤一伙侵入延吉之后，很快在龙井村非法设立所谓统监府派出所，（注：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05页。）并先后在局子街、头道沟等处设立了十四个“宪兵分遣所，附以韩国警察”。（注：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06页。）第二年，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事态，“增宪兵千名，设间岛宪兵司令官一员，以大佐充之，总管韩民民事刑事”；且于“凡属韩民村落，均派宪兵常川驻扎，实行压制，并监督韩民勿令服我法权”；此外，日本还在“敦化之二道江各洞，珲春之东沟，黑顶子并百草沟一带，均派宪兵前往，设立分派所”。为了长久霸占这些地区，日本又准备“移民前往所称为间岛区域内之荒地，彼将以绝大资本，迁移韩民前来开垦”。（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1页。）中国延吉地区危机四伏，处于有可能与祖国分离的极端危急的状态之中。

　　日本以保护朝鲜垦民为借口，公然出兵侵犯中国领土，并非法设立军政机关，这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强烈反应。清政府认为，日本“诡言疆界未定，无端越境，侵我主权，阳借保护韩民之名，阴为占领土地之计”，（注：徐世昌撰：《退耕堂政书》（第19卷·奏议），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总1016页。）如果不立刻予以制止，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要求日本撤退军警、取消派出所及分遣所。但日本拒不撤军，并在致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无理狡辩，为其侵略行径寻找所谓理由。在日本所罗列的各种理由之中，除了重复以前朝鲜李氏王朝关于中朝边界的各种谬论之外，还企图以伪造历史事实的手段来证明所谓间岛之说的正确，其中荒诞不经之词不一而足。（注：日本的所谓历史依据是：“韩国李朝发祥于庆源对岸地方，为历史上之事实。虽届后次第南下，其江北一带之地曾入李氏版图明矣。清朝之兴，实有征服女真部落、扩充领土之举，然不得以征服瓦尔喀、虎尔喀等部落一事，即为豆满江（按：实际上是图们江）以北亦归其有。且是时征服瓦尔喀之目的，不外乎收其人民，移之兴京地方，至其地土置之不顾。以上事实载在太宗实录及韩国史乘，记录甚为明详。盖当时征服，一以统治人民为旨，不在乎占据领土也。中国政府所称豆满江北岸尽入版图一节，固不足信。”这是日本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致中国照会中，否认图们江以北为中国领土的所谓历史根据。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篇），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400页。）为了澄清事实，中国外务部于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以吴禄贞与周维桢共同起草的长篇节略反驳日本炮制的种种伪证，以确凿的地理情况、真实的历史沿革以及光绪年间中朝界务交涉的事实为依据，极为有力地证明了延吉地区是无可争议的中国固有领土。（注：节略对日本关于图们江北岸非中国领土的所谓历史根据之反驳如下：“考朝鲜各种史志，李朝祖先原起于高丽之全州。至李穆祖降元，为南京五千户所达鲁花赤，又迁干东，其子翼祖终定居于咸兴郡，后嗣世居之，为元臣不变。桓祖叛元，始复为高丽臣，至太祖乃篡高丽得国。综其颠末，惟穆宗暂居干东，实今俄领波些图地，与今日延吉厅之地实风马牛不相及。且此时图们江北及珲春等处，考之历史，皆为元代领土（见元史）。至明太祖封李成桂为朝鲜王，始建六镇守之，划江为界（见朝鲜东国文献备考等书）。来照谓图们江北之地曾入李氏版图，实属全无根据之词。至国朝始祖建国于长白山东之鄂多哩城，即今之敦化县，西距延吉厅仅二百余里。而肇祖又曾任明代建州卫都督之职（明代东迄建州卫，证之史志，实由今盛京之兴京、绥芬，南至图们江北之地），其后始迁兴京。考诸中国载籍及日人所著各种满洲地志，极为详备，无庸琐述，则图们江北之地为国朝领土之传来取得也无疑。至国朝征服瓦尔喀、虎尔喀等部，实在今珲春以东及乌苏里河流域之地，实皆独立之部落。国朝用兵征服，实合于甲国强制合并乙国之例，则图们江北之尽入我版图，尚何疑义？来照无可置辩，但谓当时征服以统治人民为主，不在占据领土，全系臆测之言，殆不足辩。”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篇），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430—431页。）吴禄贞与周维桢所起草的长篇节略有理有据，“在历史及学术上均有重大价值，对当时之交涉，尤为有力”。（注：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见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21页。）铁证如山，日本已经无法再肆意狡辩，只得承认图们江以北是中国领土。所谓间岛谬论，至此彻底被澄清。

　　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中日两国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其中第一款规定“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起至石乙水为界”，（注：杨昭全、孙玉梅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0页。）此项规定解决了中朝两国之间关于图们江江源问题的长期争议。（注：徐曦认为：中朝以图们江源自定界碑至石乙水为国界，虽然不是“根据红丹水之正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