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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儿童的学习
日本的孩子不是按西方人所设想的模式养育的。日本人的人生曲线与美国人相反。它是一个巨大的浅U型，婴儿和老人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宠爱。婴儿时代结束后，人逐渐受到更多的约束，到他结婚前后，获得的自由达到最低点。这个最低线在其青壮年时期持续多年，但它会逐渐上升，等到六十岁后，男男女女们便如同孩子一样，不再为耻辱感所困。
但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对人生曲线的安排都着重于一个基本点，那就是确保个人在其盛年时将精力投入其文化。在美国，我们以增加个人在这一阶段选择的自由来保证这一点。而日本则以对个人的极端束缚来实现这一点。一个人在此阶段正处于体力与赚钱能力高峰，但这一事实并不能使其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确信，这种束缚是极好的精神训练，能够获得自由所不能得到的效果。但是，日本人对男男女女在其最具生产能力的阶段的束缚绝不意味着这种限制覆盖了全部的人生。幼年与老年是“自由阶段”。
一个人对孩子如此宽容，很可能是因为他需要孩子。日本人就是这样。首先，他们像美国的父母那样需要孩子，因为爱孩子是一种乐趣。但他们需要孩子也出于一些在美国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原因。日本的父母需要孩子，不仅是为了感情的满足，还因为如果无法传宗接代，他们的人生就是失败的。每个日本男人都必须有一个儿子。他需要儿子在自己死后每天在起居室的神龛前祭奠。他需要儿子将家庭的血脉、荣誉、财产流传下去。在传统的社会中，父亲需要儿子，几乎像幼小的儿子需要父亲一样。儿子将逐渐取代父亲的位置，这通常不被看作是排挤，而是为了使父亲安心。若干年来，父亲充当家庭的守护者，随后，这一职责由儿子承担。如果父亲没有儿子以传递这种职责，那他的这一角色就是毫无意义的。由于有这种根深蒂固的传承意识，成年儿子对父亲的依赖就算比美国延续的时间更长，他也不会感到羞愧与耻辱，而这种感觉，对西方国家的人来说相当普遍。
妇女需要孩子也不仅是为了自身的感情满足，同时也是因为只有成为母亲，她才能获得地位。无子女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稳固的，就算不被抛弃，她也无法奢望成为婆婆，借儿子的婚姻树立权威，对儿媳发号施令。
在日本，生孩子被看作像性生活一样私密的事，妇女在生育时不能大喊大叫，因为这样会使此事为人所知。要为孩子准备一张小睡铺，上面放着他自己的新铺盖。如果没有自己的新床，这对孩子来说是不吉利的。就算家里无力购买新铺盖，也要将被里洗净翻新，使它们看起来像新的一样。小睡铺上的被子不像成人的那样硬，也轻一些。因此，据说婴儿在自己的铺上会更舒服。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为孩子准备单独的小睡铺是出于一种善解人意的微妙心理，“新人必须有自己的新床。”婴儿的小铺紧靠着母亲的睡铺，但是在婴儿长到能主动要求与母亲同睡前，他还是单独睡觉。大约一岁大时，他们说婴儿能伸出胳膊表示自己的要求了，这时他就能在母亲的铺上与母亲同睡了。
婴儿出生三天内并不进食，因为日本人要等真正的乳汁出来。随后，婴儿无论是为了进食还是为了舒适，都可以随时吃奶。母亲也愿意这样养育孩子。日本人相信，哺乳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感之一，婴儿也很快就能学会分享母亲的快感。乳房不仅是营养之源，同时也能带来快乐与舒适。一个月之内的婴儿要躺在自己的小铺或母亲的怀里。大约三十天时，他被带去当地的神社中露面，此时，他的生命才被认为是安全地固定在他的身体上了，才能带他自由地出入。一个月后，他被母亲负在背上，一根双层肩带缚在他的腋下与臀下，从母亲肩下穿过，在腰前打结。冬天时，母亲就穿上厚实的衣服，把婴儿裹在里边。
母亲在工作时，把婴儿放在铺上。而她出门上街时，无论去哪里，都要带上他。她对他说话，哼着小曲，帮他做出礼节性的动作。如果她自己对人回礼，她也会移动婴儿的头和肩膀，使他也行礼。婴儿总是被计算在内的。每天下午她带他同洗热水澡，把他放在膝上逗他玩。
三四个月大的婴儿都裹着尿布，尿布是用很厚的布叠起来的。日本人有时候会将他们的弓形腿归咎于尿布。日本的婴儿通常在学会走路前就学会了说话。他们并不鼓励婴儿爬行。传统上认为，婴儿在一岁前不应该站立或行走，母亲也会阻止类似的尝试。近一二十年，政府在广泛发行的廉价读物《母亲杂志》中进行宣传，说应该鼓励婴儿行走，这种情况才变得较为普遍。母亲用肩带环在婴儿腋下或用手扶着他走。但婴儿还是说话早于走路。当婴儿开始能说出单字时，成年人逗弄他们时所用的儿语就变得更有目的性了。他们不会让婴儿通过偶然的模仿学习语言，而是教婴儿学习单词、语法和敬语。这是孩子和大人都喜欢的游戏。
孩子通常在能理解成人对他们说的话的时候断奶。吃饭时他们坐在母亲的膝上，由母亲喂给他们一点食物。断奶后，他们会吃得多一些。有的孩子这时会出现喂养问题，因为新的婴儿诞生了，他们被断了奶，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容易理解。母亲通常会给他们一些糖果，免得他们索乳。有时候母亲会给乳头上涂上胡椒粉。但是，所有的母亲都会逗弄孩子，说如果他们想吃奶，那就证明他们还是小婴儿。“看看你的堂弟，他是个男人。虽然跟你一样大，可他已经不吃奶了。”所以当听到大一点儿的孩子走过来时，那些两三岁或三四岁还在索乳的孩子会立刻丢下奶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他们也会采取另一种形式逗弄孩子。母亲会走向丈夫，然后对孩子说，“我更喜欢你爸爸。他讨人喜欢。”孩子的嫉妒心就会油然而生，他会试图插入父母中间。母亲说，“你爸爸不会在房中大喊大叫，也不会跑来跑去。”“不，不，”孩子抗议道，“我也不会那样，我是个好孩子。你不爱我吗？”戏演到这里就足够了，父母亲会相视一笑。对于女孩，他们也像对男孩那样逗弄。
这种经验是培养对于嘲笑和排斥产生的恐惧感的良好土壤，这种恐惧在日本成年人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很难说小孩子什么时候懂得这是一种逗弄，但他们迟早会明白的。一旦他们明白了，受到嘲笑的感觉便与惧怕失去所有那些随之而来的安全与熟悉的感觉合二为一。当他们长大成人后，一旦被嘲笑，他们就会回想起孩童时代的感受。
两岁到五岁的孩子对这种逗弄的恐惧反应强烈，因为对他们来说，家的确是安全而可任意撒娇的天堂。父母在身体和感情上的分工明确，很少以竞争者的面目出现。无论对男孩还是女孩来说，母亲都是持久而根本的慈爱的源泉，三岁大的男孩甚至会以对母亲大发雷霆为乐。他从来不会对父亲表示出丝毫的反抗。但当他感觉受到了父母的戏弄时，被“出卖”而引起的愤怒会使他以向母亲或祖母发泄的方式得到表达。当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这样发脾气，但无论是在农村家庭还是上层社会家庭中，这种脾气都被看作三至六岁的孩子的生活的一部分。幼儿捶打母亲，尖叫，大发雷霆，扯乱母亲精心收拾好的头发。他的母亲是个女人，虽然他只有三岁大，但他显然是个男人。他就这样从撒野中得到了快乐。
对于父亲，孩子只能表示尊敬。父亲是处于高等级地位的杰出榜样。按日本人常用的说法，“作为训练”，孩子必须学会对父亲表示恰如其分的尊敬。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日本的父亲很少充当训练者。孩子由女人训练。通常他以沉默的眼神或简短的告诫来表示自己对孩子的希望，尽管这种情况很少见，但孩子很快就会遵从。他可能在闲暇时为孩子制作玩具。在孩子会走路后很久，他会偶尔带他们出去——像母亲所做的那样——偶尔他也会肩负起像美国的父亲托付给母亲的那种对孩子的养护责任。
哥哥姐姐也受到教育，要爱护小孩子。日本人很清楚我们所谓的下一个孩子出生时上一个孩子面临的“失宠”的危险。不再受宠的孩子很容易把自己必须让出母亲的乳房和母亲的床这一事实与新生儿联系起来。新生儿出生前，母亲就会告诉孩子，现在他将会有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娃娃，而不是“假”娃娃，而他现在不是和母亲，而是和父亲睡在一起，这可是一种特权。孩子也开始为新生儿的到来做准备工作。孩子一般都真心实意地为新生儿的到来感到激动和兴奋，但偶尔也有例外，这被看作意料中的事，不值得过分担忧。
所有的日本孩子都有玩具。父母还有朋友和亲戚们都会给孩子做或买玩偶或其他玩具，就算对穷人来说，玩具也不花什么钱。小孩子用玩具来玩过家家、结婚和过节的游戏。在玩游戏前，他们会讨论一番怎样才是“正确的”成人做法，有时还会把争论的问题拿去问母亲。如果发生了争执，母亲一般会以“大孩子向小孩子让步是贵人的要求”来进行调解，说，“为什么不以退为进呢？”她的意思是说，如果大孩子把自己的玩具让给小的，小孩子玩够了就会去玩别的东西，这样，被劝说的孩子就能拿回自己当初放弃的东西了。
除了规劝和逗弄外，吸引并转移孩子对物品的注意力在日本的幼儿教育中也极为常见。经常给孩子糖果也被看作吸引孩子的手段之一。当孩子快到上学年龄时，就要采用各种“治疗”方式了。如果小男孩脾气大，不懂得服从、吵吵闹闹的话，母亲就会带他们到神道教或佛教的寺庙中。她认为，“我们能够在那里获得帮助。”经过一次远足，负责治疗的僧侣严肃地与孩子进行交谈，询问他的出生日期和他的问题所在。然后他进去祷告一番，回来就宣称已经治好了。有时，他会说孩子顽皮是因为有一种蠕虫或昆虫，只要去掉虫子，孩子就痊愈了。他使孩子变得纯净，然后送他回家。“这能管一段时间。”日本人说。
对付任性的孩子，除了这些手段外，还有一些教给孩子必要的身体技能的习俗。他们十分强调指导者亲手扶着孩子做出动作。孩子必须消极服从。
教授传授书法时，指导者捉住孩子的手写字。这是为了“给他感觉”。孩子在能认字，更不用说在能写字前，就学着去体验在控制下有节奏地运动。在现代的大众教育中，这种教授方式并不宣诸于口，但仍时常在用。鞠躬、握筷子、射箭，或者在背上绑个枕头代替婴儿，都可以通过抓住孩子的手，让他的身体摆出正确的姿势来教给他。
除了上层阶级的孩子外，其他的孩子在上学前都可以自由地和附近的孩子玩耍。在农村，甚至在城镇中，三岁大的孩子就可以结帮玩耍。他们出入于拥挤街道上的车辆中，自由程度令人吃惊。他们是拥有特权的一群人，在商店中游荡，听大人们闲谈，或者玩跳房子与手球的游戏。他们聚集在村庄的神庙中，在神的庇护下安全地玩耍。上学前，以及上学后的两三年间，男孩和女孩都可以在一起玩，但最亲密的联系可能还是存在于同性别、尤其是同年龄的孩子之间。尤其在农村，这种同龄的孩子组成的群体，其友谊是终生的，比其他一切群体都维持得长久。
这些学龄前孩子在其群体间是很自由的。按西方人的看法，他们的很多游戏都是不知羞耻，近于猥亵的。由于成人们随意的谈话和日本家庭住处的狭小，孩子了解了生活中的一些事实。另外，母亲们在同孩子玩或为他们洗澡时，也常常提起他们的生殖器，当然，这样是对男孩子。除非是在不合适的地方，和不好的伙伴在一起，日本人一般是不会谴责孩子间的性游戏的。手淫也不被看作是危险的行为。日本人微笑着说，“孩子是不知羞耻的。”“因此，他们才那么幸福。”在孩子和成人间有着深深的鸿沟，而如果说一个成年人“他不知羞耻”时，那就意味着他有失庄重了。
在家里培养孩子对超自然之物的态度。僧侣并不“教”他，一般来说，孩子对有组织的宗教的体验来自于参加公众节日这种场合，他会和同去的其他人一起，让僧侣为他洒上圣水。也有些孩子被带去参加佛教仪式，但这通常也发生在节日中。自己家里以佛教或神道教的神龛为中心举行的家庭拜祭给孩子最为经常和持久的宗教体验。最显眼的是前面供着鲜花、树枝和香的放置祖先牌位的佛龛。那里每天都要供放食物，家中的年长者要把家庭事务告知祖先，并在龛前鞠躬。夜间，得在那里点一盏小灯。
把孩子纳入日本成年人那种审慎生活模式中这一重要的工作要在他进入学校两三年后才开始。在此之前，他被教以身体控制，如果他桀骜不驯，就要对他的顽皮进行“治疗”，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受到不严厉的训诫，还会受到揶揄。但他仍然可以自行其是，甚至可以对母亲使用暴力。他小小的自我受到鼓励。他刚进学校时，这一切没有多大的改变。前三年男孩和女孩同校，无论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都喜爱孩子，似乎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更为强调的都是陷入“尴尬”境地的危险。的确，在这一点上，长辈所要做的不是嘲笑孩子，而是逐渐将嘲笑这一事实与按照对社会的义理而生活这一道德训诫结合在一起。这些规则根据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定，很多涉及到我们所谓的礼节问题。它们需要使自己的意愿服从于日益增加的对邻居、家庭和国家的责任。孩子必须自我克制，必须认识到他所承担的债务。如果想偿还所欠债务的话，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获得债权人的身份。
长大的孩子能体会到这种身份的变化，因为他幼年时所受的逗弄以一种新的严肃的模式扩大了。等到他八九岁时，他的家人可能会真的排斥他。如果老师报告说他不服从或者无礼，并给他的操行打不及格的分数，他的家人会真的不理他。如果他因为恶作剧受到店主的批评，“使家庭的名誉蒙羞”，他的家人会一致激烈地谴责他。
直到此时，女孩受到的教育与男孩在性质上毫无二致，但在细节上有些不同。在家里，她比兄弟更为拘束。她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尽管小男孩有时候也要照顾其他的孩子——在分发礼品和获得关注方面，她总是拿小头。她也没有男孩特有的脾气。但就亚洲的小女孩来说，她自由的程度也是惊人的。她可以身着鲜艳的红裙在街上和男孩一起玩耍、打斗，而且常常获胜。她也像孩子一样“不知羞耻”。像她的兄弟一样，到六岁至九岁间，她逐渐有了同样的体验，了解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九岁时学校里男女分班，男孩子对他们新的男性的“团结”非常看重。他们排斥女孩，也不愿意让人们看到自己同女孩说话。母亲们也警告女孩，和男孩交往是不合适的。
然而，当他们开始学习自重和对社会的义理时，男孩们还不必承担日本成年男子所负的所有义务。“从十岁开始，”日本人说，“男孩开始学习对名誉的义理。”当然，他们的意思是男孩要学习对侮辱表示愤恨是一种德行。他也必须学会规则：逼近对手，采用种种间接手段洗刷污名。
对于那些六年小学毕业后继续学业的孩子来说，当他们面临中学入学考试和每门课程排名上的激烈竞争时，他们对自己的名誉的义理负责的时候也来临了。他们不是逐渐体会到这些的，因为在小学和家里，几乎完全看不到竞争。这种突如其来的新体验使竞争更为激烈，令人忧心忡忡。对名次的竞争和对老师偏袒的怀疑是很普遍的。但是，这种竞争在日本人的记忆中并不像在中学里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虐待那样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学的高年级学生经常随意支使低年级学生，加诸其种种侮辱。他们强迫他们进行愚蠢而屈辱的表演，由于日本的男孩子不会将这种戏弄看作一种玩笑，因此低年级学生普遍对此都怀有恨意。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卑躬屈膝，干一些低三下四的事情的低年级学生对施暴者极其憎恨，并会图谋报复。由于无法当场报复，他们也就更加热衷于报复。这是对自己名誉的义理，他们认为这是美德。
那些没有上中学的男孩在进入军队服役时也会有同样的体验。在和平时期，四个男孩就有一个入伍，二年兵对一年兵的羞辱比在中学里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所做的更甚。
近代日本中学和军队中这种体现日本人性格的情形当然来自古代日本有关嘲笑和侮辱的习俗。日本人对嘲笑与侮辱所做的反应并非中学、更高层次的学校与军队所造就的。很容易就能看出，传统的对名誉的义理的要求使得这种习惯性的戏辱在日本比在美国更容易激起愤怒。每个受到戏辱的群体很快就会对新的群体进行戏辱，这一事实并不能阻止遭到如此待遇的男孩处心积虑地报复实际上的施暴者，这也和古老的模式相一致。
女性无需遵循对名誉的义理，她们没有男性在中学和入伍服役时所获得的近代体验，也没有与之类似的体验。她们的生活圈比其兄弟们要稳定得多。从她们有记忆起，她们就受到训练，并接受了一个事实，即获得的家长的关注和礼物，男孩具有优先权。她们必须遵从人生规则，否认自己具有公开坚持自我主张的特权。
使女孩服从种种限制的责任也完全由她们自己承担，并不由武断独裁的父母负责。父母不是通过肉体惩罚，而是以对女孩平静而始终不渝的期待使其达到对她的要求。
男孩也通过榜样与模仿接受细致的习惯训练，但没有女孩所受的训练那么严格。当他“学成”了习惯，人们就不会再接受他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的托辞。然而，青春期后，在他自己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他得依赖自己的主动精神。他的长辈不会教他如何去求爱。在家庭圈子中，所有公开表达情感的行为都不被允许。九岁或十岁后，没有亲戚关系的男孩和女孩被严格地隔离开来。日本人的理想是，在他对性产生真正的兴趣前，由父母为他安排好婚姻。因此，男孩应该在与女孩交往中感到“害羞”，这才是人们认可的态度。在乡下，有大量围绕这个主题发生的让人嘲笑之事，这也常会让男孩们感到“害羞”。但是男孩们还是试着去学习。在旧时代，甚至就在最近几年，在日本许多偏僻的村子里，仍然有许多女孩——有时候占到大多数，会未婚先孕。这种婚前的经验是“自由领域”，并不涉及严肃的人生大事。父母亲在安排婚姻时，也不会在意这些事。日本大多数的年轻男人以另外的方式学习性行为。无论如何，他们并不是在成年人小心翼翼的监护下学习的。这种训练上的差异向年轻人强调了日本的原则，那就是，性是远离由长辈主持的严肃的人生大事的另一个领域，长辈们不辞劳苦地在其中对年轻人进行习惯训练。性是自我满足的圈子，年轻人在其中逐渐摆脱对窘迫的担忧，变得熟练起来。两个领域各有其规则。婚后，男子可以正大光明地在婚姻外寻找性乐趣，这种行为并不会侵犯其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到婚姻的稳定。
妻子并无此特权。她的责任是对丈夫保持忠贞。偷情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即使受到诱惑，也只有很少的妇女能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生活，把风流韵事遮掩过去。当丈夫出去寻花问柳时，她可以求助于日本人认可的手淫习惯。从农夫之家到高门大户，妇女都珍藏着此类传统的器具。而且，如果生过了孩子，乡村的妇女可以有一些大胆的色情举动。在成为母亲前，她不能在玩笑时涉及性，但在生过孩子，年纪变大后，她在男女共同出席的聚会上的谈话中就会充满这类话题。她也会伴随着下流小调来回地扭动臀部，随意跳着充满性意味的舞蹈为聚会助兴。“这种表演总会引起哄堂大笑。”
因此，日本妇女在性的事情方面具有一定的自由。其地位越低，自由度越大。在她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们都要遵从很多禁忌，但没有哪种禁忌要求她们否认自己熟知性的知识。当淫秽能满足男人时，她们是淫秽的；同样，当正经能满足男人时，她们又是正经的。
西方人所描述的日本人性格的所有矛盾都能从他们的儿童教育中得到解释。这种教育使日本人的人生产生了二元性，二者皆不可忽略。他们在儿童时代所体验的特权与心理自在，在经历了后来的人生训练之后，那种“不知道羞耻”的舒适仍然留在记忆里。他们不必描述未来的天堂，他们过去就生活在天堂里。他们把自己的童年改写一番，写进了关于人性本善、神灵仁爱、做一名日本人最为幸福的理论中。这使他们容易把自己的伦理道德建立在对每个人心中都有“佛性”、每个人死后都能成神的极端解释上。这使他们独断专行，极为自信。这是他们经常乐于承担甚至超过自己能力的工作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们愿意以自己的判断与政府抗争，甚至不惜以自杀为证的思想基础。有时这会导致群体性的自大。
对于这种造成紧张的性格上的二元性，不同的日本人有不同的反应方式。但他们都就同一个本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那就是怎样能使自发性和他在童年时代所体验的容忍与在人生的随后阶段为保证安全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协调起来。很多人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遇到了困难。有些人像学究似的安排自己生活中的每件事情，惧怕生活中任何自发性的冲突。这种恐惧非常强烈，因为这种自发性并非来自幻想，而是他们曾经体验过的东西。他们离群索居，以墨守自己所制定的成规来将自己看作说话具有权威性的人。还有一些人则人格分裂，他们惧怕自己的好胜心，便将其深埋在灵魂中，以表面的温和行为进行掩饰。还有一些人念念不忘童年生活，在面对成年人所应当履行的义务时感到极度的焦虑，因此在不应依赖他人的时候还是无法独立。
这就是日本人在担心加诸于自身的排斥和责难时所特有的危险。但在没有受到过分压力的时候，他们在生活中既表现出享受人生的能力，又表现出儿童时代的教育所培养出的不开罪他人的谨言慎行。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幼年生活使他们变得非常自信。但这并没有唤起沉重的罪恶感。随后，他们又被以团结伙伴、彼此间应尽义务的名义强加了种种约束。但无论他人在某些事上如何干预他们的愿望，日本人仍然享有特定的满足内心冲动的“自由领域”。日本人以从琐细的事情中获得乐趣而著称：欣赏樱花、月亮、菊花、初雪，为了听取虫鸣而在笼中养虫，创作俳句，布置园林，插花，专注于茶道。这不应该是一个内心深受困扰而又具有侵略性的民族所应有的行为。他们也不是心情沉重地进行消遣的。在发生那些灾难性的事件以前的幸福时光里，日本农村的人们同其他任何国家的人一样愉快乐天，享受着悠闲的生活。
但日本人对自身要求严格。为了避免遭到排斥与诽谤，他们必须放弃所体会到的个人满足。他们必须克制冲动，关注重要的人生大事。很少有人会冒着失去他人尊敬的风险去违反这一模式。那些自尊的人不是在“善”与“恶”中，而是在“世人期待”与“世人意外”中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将个人需要纳入集体的“期待”之中。这些人才是“知耻”并极其慎重的智者，才是能给家庭、村庄和国家带来荣誉的人。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放弃了自己应有的自由，而毫无疑问，美国人极其看重这种自由，他们将其看得如同空气般重要。我们必须明白，自从战败后，日本人也在期待着德谟克拉西（民主），能够如他们所愿单纯简单地行事，无疑会使他们心醉神迷。
在向较大的精神自由转变时，日本人有某些古老的传统美德能帮助他们保持平稳行进。其中之一是自我负责——他们称之为对于“身体之锈”的责任。这种说法显然把人的身体看作一把剑。如同佩剑者应保持剑的雪亮一般，每个人也必须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必须承认并接受因自己的弱点、缺乏毅力、无能所导致的一切必然的后果。自我负责在日本的解释比在自由的美国严格得多。在这一日本意义中，剑不是进攻的象征，而喻指自我负责的理想人格。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分配制度下，没有哪种平衡轮比这种美德更为适用，日本的儿童教育和行为哲学已经逐渐使其成为了日本精神的一部分。当今，在西方人的理解中，日本人已经提议要“将剑弃置一旁”。而在日本人的认识中，他们将会一如既往地保持内心之剑免遭铁锈的侵袭。在他们的道德措辞中，剑象征着他们能保持一个更为自由与和平的世界。
但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对人生曲线的安排都着重于一个基本点，那就是确保个人在其盛年时将精力投入其文化。在美国，我们以增加个人在这一阶段选择的自由来保证这一点。而日本则以对个人的极端束缚来实现这一点。一个人在此阶段正处于体力与赚钱能力高峰，但这一事实并不能使其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确信，这种束缚是极好的精神训练，能够获得自由所不能得到的效果。但是，日本人对男男女女在其最具生产能力的阶段的束缚绝不意味着这种限制覆盖了全部的人生。幼年与老年是“自由阶段”。
一个人对孩子如此宽容，很可能是因为他需要孩子。日本人就是这样。首先，他们像美国的父母那样需要孩子，因为爱孩子是一种乐趣。但他们需要孩子也出于一些在美国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原因。日本的父母需要孩子，不仅是为了感情的满足，还因为如果无法传宗接代，他们的人生就是失败的。每个日本男人都必须有一个儿子。他需要儿子在自己死后每天在起居室的神龛前祭奠。他需要儿子将家庭的血脉、荣誉、财产流传下去。在传统的社会中，父亲需要儿子，几乎像幼小的儿子需要父亲一样。儿子将逐渐取代父亲的位置，这通常不被看作是排挤，而是为了使父亲安心。若干年来，父亲充当家庭的守护者，随后，这一职责由儿子承担。如果父亲没有儿子以传递这种职责，那他的这一角色就是毫无意义的。由于有这种根深蒂固的传承意识，成年儿子对父亲的依赖就算比美国延续的时间更长，他也不会感到羞愧与耻辱，而这种感觉，对西方国家的人来说相当普遍。
妇女需要孩子也不仅是为了自身的感情满足，同时也是因为只有成为母亲，她才能获得地位。无子女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稳固的，就算不被抛弃，她也无法奢望成为婆婆，借儿子的婚姻树立权威，对儿媳发号施令。
在日本，生孩子被看作像性生活一样私密的事，妇女在生育时不能大喊大叫，因为这样会使此事为人所知。要为孩子准备一张小睡铺，上面放着他自己的新铺盖。如果没有自己的新床，这对孩子来说是不吉利的。就算家里无力购买新铺盖，也要将被里洗净翻新，使它们看起来像新的一样。小睡铺上的被子不像成人的那样硬，也轻一些。因此，据说婴儿在自己的铺上会更舒服。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为孩子准备单独的小睡铺是出于一种善解人意的微妙心理，“新人必须有自己的新床。”婴儿的小铺紧靠着母亲的睡铺，但是在婴儿长到能主动要求与母亲同睡前，他还是单独睡觉。大约一岁大时，他们说婴儿能伸出胳膊表示自己的要求了，这时他就能在母亲的铺上与母亲同睡了。
婴儿出生三天内并不进食，因为日本人要等真正的乳汁出来。随后，婴儿无论是为了进食还是为了舒适，都可以随时吃奶。母亲也愿意这样养育孩子。日本人相信，哺乳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感之一，婴儿也很快就能学会分享母亲的快感。乳房不仅是营养之源，同时也能带来快乐与舒适。一个月之内的婴儿要躺在自己的小铺或母亲的怀里。大约三十天时，他被带去当地的神社中露面，此时，他的生命才被认为是安全地固定在他的身体上了，才能带他自由地出入。一个月后，他被母亲负在背上，一根双层肩带缚在他的腋下与臀下，从母亲肩下穿过，在腰前打结。冬天时，母亲就穿上厚实的衣服，把婴儿裹在里边。
母亲在工作时，把婴儿放在铺上。而她出门上街时，无论去哪里，都要带上他。她对他说话，哼着小曲，帮他做出礼节性的动作。如果她自己对人回礼，她也会移动婴儿的头和肩膀，使他也行礼。婴儿总是被计算在内的。每天下午她带他同洗热水澡，把他放在膝上逗他玩。
三四个月大的婴儿都裹着尿布，尿布是用很厚的布叠起来的。日本人有时候会将他们的弓形腿归咎于尿布。日本的婴儿通常在学会走路前就学会了说话。他们并不鼓励婴儿爬行。传统上认为，婴儿在一岁前不应该站立或行走，母亲也会阻止类似的尝试。近一二十年，政府在广泛发行的廉价读物《母亲杂志》中进行宣传，说应该鼓励婴儿行走，这种情况才变得较为普遍。母亲用肩带环在婴儿腋下或用手扶着他走。但婴儿还是说话早于走路。当婴儿开始能说出单字时，成年人逗弄他们时所用的儿语就变得更有目的性了。他们不会让婴儿通过偶然的模仿学习语言，而是教婴儿学习单词、语法和敬语。这是孩子和大人都喜欢的游戏。
孩子通常在能理解成人对他们说的话的时候断奶。吃饭时他们坐在母亲的膝上，由母亲喂给他们一点食物。断奶后，他们会吃得多一些。有的孩子这时会出现喂养问题，因为新的婴儿诞生了，他们被断了奶，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容易理解。母亲通常会给他们一些糖果，免得他们索乳。有时候母亲会给乳头上涂上胡椒粉。但是，所有的母亲都会逗弄孩子，说如果他们想吃奶，那就证明他们还是小婴儿。“看看你的堂弟，他是个男人。虽然跟你一样大，可他已经不吃奶了。”所以当听到大一点儿的孩子走过来时，那些两三岁或三四岁还在索乳的孩子会立刻丢下奶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他们也会采取另一种形式逗弄孩子。母亲会走向丈夫，然后对孩子说，“我更喜欢你爸爸。他讨人喜欢。”孩子的嫉妒心就会油然而生，他会试图插入父母中间。母亲说，“你爸爸不会在房中大喊大叫，也不会跑来跑去。”“不，不，”孩子抗议道，“我也不会那样，我是个好孩子。你不爱我吗？”戏演到这里就足够了，父母亲会相视一笑。对于女孩，他们也像对男孩那样逗弄。
这种经验是培养对于嘲笑和排斥产生的恐惧感的良好土壤，这种恐惧在日本成年人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很难说小孩子什么时候懂得这是一种逗弄，但他们迟早会明白的。一旦他们明白了，受到嘲笑的感觉便与惧怕失去所有那些随之而来的安全与熟悉的感觉合二为一。当他们长大成人后，一旦被嘲笑，他们就会回想起孩童时代的感受。
两岁到五岁的孩子对这种逗弄的恐惧反应强烈，因为对他们来说，家的确是安全而可任意撒娇的天堂。父母在身体和感情上的分工明确，很少以竞争者的面目出现。无论对男孩还是女孩来说，母亲都是持久而根本的慈爱的源泉，三岁大的男孩甚至会以对母亲大发雷霆为乐。他从来不会对父亲表示出丝毫的反抗。但当他感觉受到了父母的戏弄时，被“出卖”而引起的愤怒会使他以向母亲或祖母发泄的方式得到表达。当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这样发脾气，但无论是在农村家庭还是上层社会家庭中，这种脾气都被看作三至六岁的孩子的生活的一部分。幼儿捶打母亲，尖叫，大发雷霆，扯乱母亲精心收拾好的头发。他的母亲是个女人，虽然他只有三岁大，但他显然是个男人。他就这样从撒野中得到了快乐。
对于父亲，孩子只能表示尊敬。父亲是处于高等级地位的杰出榜样。按日本人常用的说法，“作为训练”，孩子必须学会对父亲表示恰如其分的尊敬。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日本的父亲很少充当训练者。孩子由女人训练。通常他以沉默的眼神或简短的告诫来表示自己对孩子的希望，尽管这种情况很少见，但孩子很快就会遵从。他可能在闲暇时为孩子制作玩具。在孩子会走路后很久，他会偶尔带他们出去——像母亲所做的那样——偶尔他也会肩负起像美国的父亲托付给母亲的那种对孩子的养护责任。
哥哥姐姐也受到教育，要爱护小孩子。日本人很清楚我们所谓的下一个孩子出生时上一个孩子面临的“失宠”的危险。不再受宠的孩子很容易把自己必须让出母亲的乳房和母亲的床这一事实与新生儿联系起来。新生儿出生前，母亲就会告诉孩子，现在他将会有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娃娃，而不是“假”娃娃，而他现在不是和母亲，而是和父亲睡在一起，这可是一种特权。孩子也开始为新生儿的到来做准备工作。孩子一般都真心实意地为新生儿的到来感到激动和兴奋，但偶尔也有例外，这被看作意料中的事，不值得过分担忧。
所有的日本孩子都有玩具。父母还有朋友和亲戚们都会给孩子做或买玩偶或其他玩具，就算对穷人来说，玩具也不花什么钱。小孩子用玩具来玩过家家、结婚和过节的游戏。在玩游戏前，他们会讨论一番怎样才是“正确的”成人做法，有时还会把争论的问题拿去问母亲。如果发生了争执，母亲一般会以“大孩子向小孩子让步是贵人的要求”来进行调解，说，“为什么不以退为进呢？”她的意思是说，如果大孩子把自己的玩具让给小的，小孩子玩够了就会去玩别的东西，这样，被劝说的孩子就能拿回自己当初放弃的东西了。
除了规劝和逗弄外，吸引并转移孩子对物品的注意力在日本的幼儿教育中也极为常见。经常给孩子糖果也被看作吸引孩子的手段之一。当孩子快到上学年龄时，就要采用各种“治疗”方式了。如果小男孩脾气大，不懂得服从、吵吵闹闹的话，母亲就会带他们到神道教或佛教的寺庙中。她认为，“我们能够在那里获得帮助。”经过一次远足，负责治疗的僧侣严肃地与孩子进行交谈，询问他的出生日期和他的问题所在。然后他进去祷告一番，回来就宣称已经治好了。有时，他会说孩子顽皮是因为有一种蠕虫或昆虫，只要去掉虫子，孩子就痊愈了。他使孩子变得纯净，然后送他回家。“这能管一段时间。”日本人说。
对付任性的孩子，除了这些手段外，还有一些教给孩子必要的身体技能的习俗。他们十分强调指导者亲手扶着孩子做出动作。孩子必须消极服从。
教授传授书法时，指导者捉住孩子的手写字。这是为了“给他感觉”。孩子在能认字，更不用说在能写字前，就学着去体验在控制下有节奏地运动。在现代的大众教育中，这种教授方式并不宣诸于口，但仍时常在用。鞠躬、握筷子、射箭，或者在背上绑个枕头代替婴儿，都可以通过抓住孩子的手，让他的身体摆出正确的姿势来教给他。
除了上层阶级的孩子外，其他的孩子在上学前都可以自由地和附近的孩子玩耍。在农村，甚至在城镇中，三岁大的孩子就可以结帮玩耍。他们出入于拥挤街道上的车辆中，自由程度令人吃惊。他们是拥有特权的一群人，在商店中游荡，听大人们闲谈，或者玩跳房子与手球的游戏。他们聚集在村庄的神庙中，在神的庇护下安全地玩耍。上学前，以及上学后的两三年间，男孩和女孩都可以在一起玩，但最亲密的联系可能还是存在于同性别、尤其是同年龄的孩子之间。尤其在农村，这种同龄的孩子组成的群体，其友谊是终生的，比其他一切群体都维持得长久。
这些学龄前孩子在其群体间是很自由的。按西方人的看法，他们的很多游戏都是不知羞耻，近于猥亵的。由于成人们随意的谈话和日本家庭住处的狭小，孩子了解了生活中的一些事实。另外，母亲们在同孩子玩或为他们洗澡时，也常常提起他们的生殖器，当然，这样是对男孩子。除非是在不合适的地方，和不好的伙伴在一起，日本人一般是不会谴责孩子间的性游戏的。手淫也不被看作是危险的行为。日本人微笑着说，“孩子是不知羞耻的。”“因此，他们才那么幸福。”在孩子和成人间有着深深的鸿沟，而如果说一个成年人“他不知羞耻”时，那就意味着他有失庄重了。
在家里培养孩子对超自然之物的态度。僧侣并不“教”他，一般来说，孩子对有组织的宗教的体验来自于参加公众节日这种场合，他会和同去的其他人一起，让僧侣为他洒上圣水。也有些孩子被带去参加佛教仪式，但这通常也发生在节日中。自己家里以佛教或神道教的神龛为中心举行的家庭拜祭给孩子最为经常和持久的宗教体验。最显眼的是前面供着鲜花、树枝和香的放置祖先牌位的佛龛。那里每天都要供放食物，家中的年长者要把家庭事务告知祖先，并在龛前鞠躬。夜间，得在那里点一盏小灯。
把孩子纳入日本成年人那种审慎生活模式中这一重要的工作要在他进入学校两三年后才开始。在此之前，他被教以身体控制，如果他桀骜不驯，就要对他的顽皮进行“治疗”，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受到不严厉的训诫，还会受到揶揄。但他仍然可以自行其是，甚至可以对母亲使用暴力。他小小的自我受到鼓励。他刚进学校时，这一切没有多大的改变。前三年男孩和女孩同校，无论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都喜爱孩子，似乎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更为强调的都是陷入“尴尬”境地的危险。的确，在这一点上，长辈所要做的不是嘲笑孩子，而是逐渐将嘲笑这一事实与按照对社会的义理而生活这一道德训诫结合在一起。这些规则根据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定，很多涉及到我们所谓的礼节问题。它们需要使自己的意愿服从于日益增加的对邻居、家庭和国家的责任。孩子必须自我克制，必须认识到他所承担的债务。如果想偿还所欠债务的话，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获得债权人的身份。
长大的孩子能体会到这种身份的变化，因为他幼年时所受的逗弄以一种新的严肃的模式扩大了。等到他八九岁时，他的家人可能会真的排斥他。如果老师报告说他不服从或者无礼，并给他的操行打不及格的分数，他的家人会真的不理他。如果他因为恶作剧受到店主的批评，“使家庭的名誉蒙羞”，他的家人会一致激烈地谴责他。
直到此时，女孩受到的教育与男孩在性质上毫无二致，但在细节上有些不同。在家里，她比兄弟更为拘束。她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尽管小男孩有时候也要照顾其他的孩子——在分发礼品和获得关注方面，她总是拿小头。她也没有男孩特有的脾气。但就亚洲的小女孩来说，她自由的程度也是惊人的。她可以身着鲜艳的红裙在街上和男孩一起玩耍、打斗，而且常常获胜。她也像孩子一样“不知羞耻”。像她的兄弟一样，到六岁至九岁间，她逐渐有了同样的体验，了解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九岁时学校里男女分班，男孩子对他们新的男性的“团结”非常看重。他们排斥女孩，也不愿意让人们看到自己同女孩说话。母亲们也警告女孩，和男孩交往是不合适的。
然而，当他们开始学习自重和对社会的义理时，男孩们还不必承担日本成年男子所负的所有义务。“从十岁开始，”日本人说，“男孩开始学习对名誉的义理。”当然，他们的意思是男孩要学习对侮辱表示愤恨是一种德行。他也必须学会规则：逼近对手，采用种种间接手段洗刷污名。
对于那些六年小学毕业后继续学业的孩子来说，当他们面临中学入学考试和每门课程排名上的激烈竞争时，他们对自己的名誉的义理负责的时候也来临了。他们不是逐渐体会到这些的，因为在小学和家里，几乎完全看不到竞争。这种突如其来的新体验使竞争更为激烈，令人忧心忡忡。对名次的竞争和对老师偏袒的怀疑是很普遍的。但是，这种竞争在日本人的记忆中并不像在中学里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虐待那样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学的高年级学生经常随意支使低年级学生，加诸其种种侮辱。他们强迫他们进行愚蠢而屈辱的表演，由于日本的男孩子不会将这种戏弄看作一种玩笑，因此低年级学生普遍对此都怀有恨意。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卑躬屈膝，干一些低三下四的事情的低年级学生对施暴者极其憎恨，并会图谋报复。由于无法当场报复，他们也就更加热衷于报复。这是对自己名誉的义理，他们认为这是美德。
那些没有上中学的男孩在进入军队服役时也会有同样的体验。在和平时期，四个男孩就有一个入伍，二年兵对一年兵的羞辱比在中学里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所做的更甚。
近代日本中学和军队中这种体现日本人性格的情形当然来自古代日本有关嘲笑和侮辱的习俗。日本人对嘲笑与侮辱所做的反应并非中学、更高层次的学校与军队所造就的。很容易就能看出，传统的对名誉的义理的要求使得这种习惯性的戏辱在日本比在美国更容易激起愤怒。每个受到戏辱的群体很快就会对新的群体进行戏辱，这一事实并不能阻止遭到如此待遇的男孩处心积虑地报复实际上的施暴者，这也和古老的模式相一致。
女性无需遵循对名誉的义理，她们没有男性在中学和入伍服役时所获得的近代体验，也没有与之类似的体验。她们的生活圈比其兄弟们要稳定得多。从她们有记忆起，她们就受到训练，并接受了一个事实，即获得的家长的关注和礼物，男孩具有优先权。她们必须遵从人生规则，否认自己具有公开坚持自我主张的特权。
使女孩服从种种限制的责任也完全由她们自己承担，并不由武断独裁的父母负责。父母不是通过肉体惩罚，而是以对女孩平静而始终不渝的期待使其达到对她的要求。
男孩也通过榜样与模仿接受细致的习惯训练，但没有女孩所受的训练那么严格。当他“学成”了习惯，人们就不会再接受他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的托辞。然而，青春期后，在他自己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他得依赖自己的主动精神。他的长辈不会教他如何去求爱。在家庭圈子中，所有公开表达情感的行为都不被允许。九岁或十岁后，没有亲戚关系的男孩和女孩被严格地隔离开来。日本人的理想是，在他对性产生真正的兴趣前，由父母为他安排好婚姻。因此，男孩应该在与女孩交往中感到“害羞”，这才是人们认可的态度。在乡下，有大量围绕这个主题发生的让人嘲笑之事，这也常会让男孩们感到“害羞”。但是男孩们还是试着去学习。在旧时代，甚至就在最近几年，在日本许多偏僻的村子里，仍然有许多女孩——有时候占到大多数，会未婚先孕。这种婚前的经验是“自由领域”，并不涉及严肃的人生大事。父母亲在安排婚姻时，也不会在意这些事。日本大多数的年轻男人以另外的方式学习性行为。无论如何，他们并不是在成年人小心翼翼的监护下学习的。这种训练上的差异向年轻人强调了日本的原则，那就是，性是远离由长辈主持的严肃的人生大事的另一个领域，长辈们不辞劳苦地在其中对年轻人进行习惯训练。性是自我满足的圈子，年轻人在其中逐渐摆脱对窘迫的担忧，变得熟练起来。两个领域各有其规则。婚后，男子可以正大光明地在婚姻外寻找性乐趣，这种行为并不会侵犯其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到婚姻的稳定。
妻子并无此特权。她的责任是对丈夫保持忠贞。偷情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即使受到诱惑，也只有很少的妇女能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生活，把风流韵事遮掩过去。当丈夫出去寻花问柳时，她可以求助于日本人认可的手淫习惯。从农夫之家到高门大户，妇女都珍藏着此类传统的器具。而且，如果生过了孩子，乡村的妇女可以有一些大胆的色情举动。在成为母亲前，她不能在玩笑时涉及性，但在生过孩子，年纪变大后，她在男女共同出席的聚会上的谈话中就会充满这类话题。她也会伴随着下流小调来回地扭动臀部，随意跳着充满性意味的舞蹈为聚会助兴。“这种表演总会引起哄堂大笑。”
因此，日本妇女在性的事情方面具有一定的自由。其地位越低，自由度越大。在她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们都要遵从很多禁忌，但没有哪种禁忌要求她们否认自己熟知性的知识。当淫秽能满足男人时，她们是淫秽的；同样，当正经能满足男人时，她们又是正经的。
西方人所描述的日本人性格的所有矛盾都能从他们的儿童教育中得到解释。这种教育使日本人的人生产生了二元性，二者皆不可忽略。他们在儿童时代所体验的特权与心理自在，在经历了后来的人生训练之后，那种“不知道羞耻”的舒适仍然留在记忆里。他们不必描述未来的天堂，他们过去就生活在天堂里。他们把自己的童年改写一番，写进了关于人性本善、神灵仁爱、做一名日本人最为幸福的理论中。这使他们容易把自己的伦理道德建立在对每个人心中都有“佛性”、每个人死后都能成神的极端解释上。这使他们独断专行，极为自信。这是他们经常乐于承担甚至超过自己能力的工作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们愿意以自己的判断与政府抗争，甚至不惜以自杀为证的思想基础。有时这会导致群体性的自大。
对于这种造成紧张的性格上的二元性，不同的日本人有不同的反应方式。但他们都就同一个本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那就是怎样能使自发性和他在童年时代所体验的容忍与在人生的随后阶段为保证安全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协调起来。很多人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遇到了困难。有些人像学究似的安排自己生活中的每件事情，惧怕生活中任何自发性的冲突。这种恐惧非常强烈，因为这种自发性并非来自幻想，而是他们曾经体验过的东西。他们离群索居，以墨守自己所制定的成规来将自己看作说话具有权威性的人。还有一些人则人格分裂，他们惧怕自己的好胜心，便将其深埋在灵魂中，以表面的温和行为进行掩饰。还有一些人念念不忘童年生活，在面对成年人所应当履行的义务时感到极度的焦虑，因此在不应依赖他人的时候还是无法独立。
这就是日本人在担心加诸于自身的排斥和责难时所特有的危险。但在没有受到过分压力的时候，他们在生活中既表现出享受人生的能力，又表现出儿童时代的教育所培养出的不开罪他人的谨言慎行。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幼年生活使他们变得非常自信。但这并没有唤起沉重的罪恶感。随后，他们又被以团结伙伴、彼此间应尽义务的名义强加了种种约束。但无论他人在某些事上如何干预他们的愿望，日本人仍然享有特定的满足内心冲动的“自由领域”。日本人以从琐细的事情中获得乐趣而著称：欣赏樱花、月亮、菊花、初雪，为了听取虫鸣而在笼中养虫，创作俳句，布置园林，插花，专注于茶道。这不应该是一个内心深受困扰而又具有侵略性的民族所应有的行为。他们也不是心情沉重地进行消遣的。在发生那些灾难性的事件以前的幸福时光里，日本农村的人们同其他任何国家的人一样愉快乐天，享受着悠闲的生活。
但日本人对自身要求严格。为了避免遭到排斥与诽谤，他们必须放弃所体会到的个人满足。他们必须克制冲动，关注重要的人生大事。很少有人会冒着失去他人尊敬的风险去违反这一模式。那些自尊的人不是在“善”与“恶”中，而是在“世人期待”与“世人意外”中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将个人需要纳入集体的“期待”之中。这些人才是“知耻”并极其慎重的智者，才是能给家庭、村庄和国家带来荣誉的人。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放弃了自己应有的自由，而毫无疑问，美国人极其看重这种自由，他们将其看得如同空气般重要。我们必须明白，自从战败后，日本人也在期待着德谟克拉西（民主），能够如他们所愿单纯简单地行事，无疑会使他们心醉神迷。
在向较大的精神自由转变时，日本人有某些古老的传统美德能帮助他们保持平稳行进。其中之一是自我负责——他们称之为对于“身体之锈”的责任。这种说法显然把人的身体看作一把剑。如同佩剑者应保持剑的雪亮一般，每个人也必须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必须承认并接受因自己的弱点、缺乏毅力、无能所导致的一切必然的后果。自我负责在日本的解释比在自由的美国严格得多。在这一日本意义中，剑不是进攻的象征，而喻指自我负责的理想人格。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分配制度下，没有哪种平衡轮比这种美德更为适用，日本的儿童教育和行为哲学已经逐渐使其成为了日本精神的一部分。当今，在西方人的理解中，日本人已经提议要“将剑弃置一旁”。而在日本人的认识中，他们将会一如既往地保持内心之剑免遭铁锈的侵袭。在他们的道德措辞中，剑象征着他们能保持一个更为自由与和平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