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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安本分，各尽其职
要理解日本人，必须从弄清他们所谓的“各安本分”的含义开始。他们信赖秩序与等级制度，这与我们截然相反，因为我们信仰自由平等。对我们来说，将等级制作为一种可能的社会结构是很困难的。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信赖是其对于人际关系及人与国家关系所持有的整体观念的基础。只有对诸如家庭、国家、宗教信仰及经济生活等作出描述，我们才能理解日本人的人生态度。
日本人一直用等级制来看待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正如他们以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国内问题一样。在最近的十年间，日本把自己描绘为接近国际金字塔顶端等级的国家。现在，这个位置已被西方各国所替代，而对于现状的接受，也正源于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日本的外交文件经常表现出他们对等级制度的重视。1940年日本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前言》中说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和意大利政府都确信，万邦‘各安本分’乃世界持久和平之前提……”天皇签署此条约时所发的诏书上再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弘扬正义于万邦，一统乾坤为一宇，实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心中之所念。而今世间战乱不止，人类蒙难未知何穷。朕唯愿世乱停止，克复和平。兹三强订立本约，朕深感欣慰。
惟万邦各安本分，民众平安和谐。旷古伟业，目标甚是宏远。
就在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科代尔·赫尔递交的一份声明中，也极为明晰地陈述了这一观点：
……使世界万邦各安本分乃大日本帝国坚定不移之国策……，因为现状与大日本帝国“各安本分”之基本国策背道而驰，故帝国政府断不能容忍。
日本的这份备忘录是针对国务卿赫尔数日前所发备忘录的答复。在赫尔的备忘录中，美国所尊重的基本原则恰如日本的等级制一般得以强调。赫尔国务卿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相信国际合作及调停；各国平等的原则。这些是美国人对于不可侵犯及平等权利信仰的全部要点。我们相信这些日常生活的原则同样也是我们在国际关系中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其中尤以平等是美国人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的最高、最合乎道德的基础。平等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摆脱暴君、干预和苛捐杂税，也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人们拥有改善自己生活的权利。这是被组织起来的人类在我们已知的世界获得人权的基础。甚至在我们违背这一原则时，我们依然支持平等这一德性，并以极大的义愤与等级制作斗争。
自美国建国以来这一原则始终被坚持。杰弗逊把这一原则写入《独立宣言》。另外，写入宪法的《人权法案》也以此为基础。在一个新国家的公开文件中，这些正式语句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反映了这块大陆上的男男女女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那是一种令欧洲人感到陌生的生活方式。有一份重要的国际报道文献，是年轻的法国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访问美国后所撰写的关于平等问题的著作。托克维尔是一位聪明且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能够看到异域美国的许多优点。在他眼中，美洲大陆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年轻的托克维尔在法国贵族社会中长大，而这个社会先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震撼和冲击，随后又遭遇到新的、激进的《拿破仑法典》，这些令当时仍活跃在世并有相当影响力的人士记忆犹新。他宽容地评价美国新奇的生活秩序，不过他是用法国贵族的眼光进行观察。他的书向旧世界报道了新事物的来临。他相信，美国代表的是即将到来的新发展，这种发展随之也将发生在欧洲，只是与美国会有些差异。
因此，他详细地报道了眼前的新世界。这里的人们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与其他人是平等的。他们的社会公众交往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和谐的基础之上。人与人平等对话。美国人从不关心等级礼节的细节，他们既不认为自己理应知晓这些礼节，也不以这些礼节要求他人。他们喜欢说，自己不亏欠任何人。这里没有旧贵族或罗马式的家族。曾经统治过旧世界的社会等级制在这里荡然无存。托克维尔说，这些美国人相信平等甚于一切。他说，美国人经常关注一个方面而实际上让自由飞出窗外，但是平等才是美国人的生命所系。
通过这个外国人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一个多世纪以前自己祖先的生活方式，这不禁让我们这些后辈深受鼓舞。此后，尽管美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其主要轮廓没有改变。从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到1830年的美国已经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美国了。在这个国家里，向来就有，现在仍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样生活在杰斐逊时代的人物，他们更偏爱贵族式的社会秩序。然而即使是汉密尔顿之类的人也认识到，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贵族式的。
因此，就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我们即向日本说明了美国太平洋政策所依据的高尚的道德伦理基础，并且也说明了我们信奉的最高原则。我们强调自己的每一步都将按照已有的信念前进，以此改善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日本人将自己的信念定格为“各安本分”，这也是他们从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得来的，这一信念扎根于他们心中，且被其运用于自己的生活。许多世纪以来，不平等一直是日本人安排生活的原则，他们最易于预知和接受这些要点。对于日本人来说，承认并接受等级制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但是，这不是简单的西方式的独裁主义。那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要按同一种传统行事。这是一种不同于我们的传统。现在日本人已经认可了美国权威在其国家的高等级地位，对于我们来说，尽可能清晰地理解日本人的习惯甚至更为必要。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勾画出在目前状况下日本人有可能采取的行动。
近年来，日本显然已经西化了，但它仍然是一个贵族化的社会。在每次与人打招呼或与人接触时，他们都要表示出人们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和性质。当对其他人说“吃”或“坐”的时候，他要根据对象的亲疏或者是上、下级关系而使用不同的语词。同是一个“你”字，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形式也不同，而动词也要有不同的词干。换句话说，日本人与太平洋上的许多民族一样，有一种所谓的“敬语”。伴随“敬语”，日本人要鞠躬或者下跪。所有这类行为都要受到细微的规矩和习惯的支配。日本人不仅需要知道向谁鞠躬，而且还必须知道鞠躬要鞠到何种程度。一个对于主人而言适当且正确的鞠躬，将有可能会被与主人关系稍有不同的人视为一种无礼举动而大为愤慨。从跪着把前额低俯至平放在地板上的双手，到仅是把头和肩简单地向前倾俯，日本有各种各样的鞠躬。每个日本人必须尽早学习怎样在每个特殊的场合使用适合的鞠躬礼节。
这不仅是经常需要通过适当行为来确认的等级的不同，尽管这些很重要。性别和年龄，家族关系与两人此前的交往状况，所有这些都要考虑在内。甚至同样的两人，在不同的场合就会要求有不同程度的尊重。一个平民对其密友根本无须鞠躬行礼，但是一旦他穿上了军服，身穿便装的朋友就要向他鞠躬。遵奉等级制是一门艺术，它要求平衡数不清的因素。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这些因素中有些可以相互抵消，而有些则可能要进一步追加。
自然，也有相互之间不拘礼节的人。在美国，这些人是自己家庭生活圈子里的人。当我们回到自己家中时，我们甚至会把细微的仪礼形式都抛到一边。然而在日本人家里，恰恰要求学习并细心地观察礼仪。仍被母亲背负着的婴儿，母亲已经在用手摁住他的头练习鞠躬了。对于初学走路的孩子来说，他人生要学的第一课就是观察礼敬父兄的行为。妻子给丈夫鞠躬，小孩给父亲鞠躬，弟弟给哥哥鞠躬；女孩子无论年龄大小，都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不是空洞的形式。它是在表明：鞠躬的人在原可自行处理的事情方面，认可受礼方有权参与处理。而受礼方也认可要承担与其地位相称的某种义务与责任。等级制是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子继承权等为基础的，它也是家庭生活的核心。
当然，孝顺是日本人与中国人都具有的崇高道德准则。中国有关孝道的阐述早在公元六七世纪时就伴随着佛教、儒学以及世俗的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并为日本所接受。然而，为了适应日本家庭的不同结构，孝道的性质不可避免地有了变化。在中国，甚至是在今天，一个人仍然忠诚于自己庞大的宗族。这个宗族可能有成千上万个成员，宗族对全体成员拥有裁判权，并获得所属成员的支持。中国国家巨大，在不同地区情况各有不同，但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一个村落的所有居民大都属于同一宗族。在所有四亿五千万中国居民当中，仅有470个姓氏。拥有同一姓氏的所有人，都承认他们彼此是同宗手足。整个地区的所有人有可能也都同属一个宗族。此外，住在遥远城市里的家庭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同宗伙伴。在一些像广东那样人口众多的地区，所有的宗族成员都联合起来，维持着壮观的氏族宗祠，并在祭祀的日子里，共同向同一远祖支脉下的数以千计的祖宗牌位行祭礼。每个宗族拥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庙宇，并设有宗族基金以资助任何有前途的宗族子弟的学业。宗族还要追寻散在各地的成员，每十年左右刊印一次经过精心修订的族谱，公布那些有权分享宗族恩惠者的姓名。宗族有祖传的族规，当宗族与当局者意见相左时，他们甚至可以禁止把本族人犯移交当局。在封建帝国时期，这种半自治的大宗族社会，只是在名义上偶尔由那些政府轮流指派的、清闲自在的地方官员管理，而这些官员在这些地区都是外来者。
所有这些在日本是不同的。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只有贵族和武士家族才可使用姓氏。姓氏是中国宗族体系的根本，没有姓氏或类似的东西，宗族组织就无法发展。在一些宗族中，保存族谱就相当于保留了姓氏。然而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保有族谱，甚至其族谱保存记录的方法，就像“美国革命妇女会”一样，是从现在活着的人向上追溯，而不是由古代往下囊括同一始祖传承下来的每个后裔。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除此以外，日本是一个封建国家。人们效忠的对象不是大的宗族组织，而是封建领主。领主是当地的大地主，和中国那种任期短暂的政府官员相比，官员在这一地区始终是外来者，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在日本，重要的是某个人是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一个人是与他所归属的藩联系在一起的。
宗族制度化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在神社或圣地祭拜远祖和宗族神灵。这类仪式，甚至日本那些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庶民”也可参与。但在日本没有祭祀远祖的仪式，并且在“庶民”参与祭祀的神社中，所有的村民集中在一起，也不必证明他们曾有共同的祖先。他们被称作是神社所祭之神的“孩子”。他们之所以得到如此的称呼，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所祭土地之神的领地之上。当然，如同世界任何地方的村民一样，这些村落祭祀者，由于世代定居，相互间也有亲戚关系，只是他们并不来自一个共同祖先的亲密宗族体系。
与神社祭祀不同，对祖先的祭祀完全是在家庭房间里的“神龛”前进行的，而且只有六七个最近去世的亲属受到祭奠。在日本所有的社会阶层中，人们每天都在这样的“神龛”前，为故去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些至亲摆上供品，神龛上供奉的是类似微缩墓碑的灵牌。甚至在墓地里，曾祖父母墓碑上的模糊文字也不再被重新刻写，三代以前的墓地会迅速湮没。日本的家族关系淡薄得几乎等同于西方，或许又与法国家族最为相近。
因此，日本的“孝道”局限在面对面的家庭成员之间。这意味着它仅限于父亲、祖父以及他们彼此的兄弟和后代的家庭成员之间，并按辈分、性别和年龄确定适合自己的家庭地位。即便是在豪门望族，其较庞大的家族成员也会分成独立的支系。家中长子以外的儿子要成立家庭，另立分支。在这个狭窄的、面对面的家族之内，要求“各安本分”的规定十分苛细。日本家庭严格要求家庭成员服从年长者，一直到年长者正式隐退（隐居）。甚至在今天，一位有数个成年儿子的父亲，如果他自己的父亲尚未隐退，那么无论他干什么都必须要获得年迈祖父的允许。即使孩子们已经三四十岁了，其父母仍可包办他们的结婚和离婚。父亲作为家庭的男主人，用餐时他可以首先享用，沐浴时他第一个入浴，全家人都要向他鞠躬行礼，而他只需点点头。在日本有一则流行的谜语，翻译成美国的谜语形式则是：“为什么想向父母提意见的儿子就像要求长头发的和尚一样？”（佛教僧侣必须受剃度）答案是：“不管如何地想这样做，他都不可能办到。”
“各守本分”不仅有辈分的不同，还有年龄的差别。日本人想要表述秩序的极端混乱时，就会说：“非兄非弟。”这话就像我们所说的：“非鱼非鸟。”对日本人来说，长兄应该像鱼待在水里那样严格保持其长兄的性格。长子是继承者。到过日本访问的人说“日本的长子很早就学成一幅担负责任的模样”。长子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与父权相差无几的权利。在旧时，弟弟必定会成为依赖长子的人。现在，特别是在农村和乡镇，按老规矩留在家中的正是长子，或许其他儿子将奋力前行，受到更多的教育，获得更好的收入。然而等级制的老传统还是很强大的。
传统的长兄特权甚至在当代政治评论中、在日本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也得以生动地表述。1942年春，日本陆军部的一位中佐，就共荣圈问题有如下言论：“日本是他们的长兄，而他们是日本年轻的弟弟。这一事实必须传达到占领地区的每户居民家中。对当地居民过于关心会引发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日本很慈祥的倾向，由此会对日本的统治造成有害的影响。”换句话说，长兄才能决定什么事情对弟弟有益，并且在推行做这些事情时就不能过分考虑到弟弟的感受。
无论一个人年龄的大小，他在等级制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此人是男性还是女性。日本妇女社会地位较低，走路时要跟在她丈夫身后。只有在穿西服的场合可以和丈夫并肩而行，先于丈夫进门的妇女，一旦换上和服，仍要退到丈夫后面。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只能平静地看着她的兄弟们得到礼品、关心及教育费用。即使有一些为年轻妇女建立的高等学校，其课程也主要放在礼仪指导和规范举止方面，重要的智力训练根本无法与男子学校相比。有一位这类学校的校长，提议该学校上流家庭出身的女学生要学一点欧洲语言，理由是如此一来，她们将来可以掸去她们丈夫书上的灰尘，把书正确地放回书架。
虽然如此，与其他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妇女相比较，日本妇女还是拥有较大的自由，而且这不仅是一种西化现象。日本妇女从未有如中国上层妇女那般缠足。而且如今天印度妇女惊叹的那样，日本妇女可以进出商店，在大街上行走，无须将自己隐藏于深闺。日本妻子负责管理家庭的采购和金钱。如果钱不够花，她们必须要从家里挑选一些东西送到当铺典当。日本主妇使唤佣人，并且对自己孩子的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当了婆婆以后她更是以铁腕掌管家务，好像她前半生从未当过事事点头的小媳妇。
在日本，辈分、性别和年龄所构成的特权是很大的。但是那些行使这些特权的人，与其说他们是专制的独裁者，不如说是受托者。父亲或长兄对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负有责任，无论是活着的、逝去的，还是尚未出生的，他必须作出重大决定并确保其得以实行。然而，他并不是无条件地拥有权力。他的行为必须要对家庭的荣誉负责。他必须提醒他的儿子与兄弟们记住家族精神和物质的遗产，并且要求他们了解其中的价值。即使是一个农民，他也向家族祖先祈求贵人应有的品德。如果他属于更尊贵的社会阶层，其对家族的责任就会越来越重。家族的需求也要置于个人需要之上。
遇到任何重大事件，任何门第的家长都要召集家族会议，对相关事情进行讨论。例如，对于一个关于订婚的会议，家族成员有可能会千里迢迢从日本各地赶来参加。在做决定的过程中，每一个成员难以捉摸的个性都有可能起到作用。一位妻子或弟弟也有可能支配此项决定。户主如果完全不顾家庭成员的意见，会让自己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当然，会上作出的决定，可能会令被决定者难以接受。然而，家中一直服从家族会议决定的长辈们，会坚决地要求晚辈像他们自己当初一样服从。他们这种要求背后的约束力，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习惯上，都与普鲁士父亲对妻子儿女所拥有的专横权力完全不同。这并不是说日本人的专制性稍弱，所以效果不同。日本人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并不学习尊重专制权威，也不轻易地培养屈从于专制权威的习惯。无论要求成员们所做的事多么麻烦，都要以家族最高价值的名义要求他们服从家族的意愿，这是一种共同忠诚名义要求下的服从。
每个日本人对于等级制习惯的学习首先是从其家庭中开始的，然后再将家里所学到的这种习惯运用到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广泛领域。他懂得一个人要向比其地位高，且又“适得其位”的人表达不同的敬意，不管他们在集团内是否是具有真正支配力的人物。就算是一位受妻子管制的丈夫，或者一位受弟弟指挥的哥哥，在正式场合中照样获得妻子或弟弟的尊重。特权形式之间的界限，不会因为有人在幕后操纵而受到破坏；表面关系也不会为了迎合实际的支配关系而改变；它仍然是不可亵渎的。没有正式身份束缚的人，在具体行动时甚至会有某种策略上的方便。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会受到较少伤害。通过他们的家庭经验，日本人确信所得出的重要决定能够维护家族的荣誉。这种决定并不是碰巧处于家长地位的暴君运用铁拳手段任意强加的命令。日本的家长更多地近似于一位物质和精神财产的托管人，这些财产对所有成员都很重要，并且要求家庭成员将个人意愿从属于它的要求。虽然日本人拒绝武力的威胁，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对家族要求稍有不从，也不会因此而对有特殊身份的人稍有不敬。即便是家族中的年长者也根本不可能成为强势的专制者，家族等级制照样能维持下去。
对拥有不同人际关系标准的美国读者来说，这样一种关于日本人家族等级制的单调陈述，并不能让他们理解日本家族中那种公认的、强有力的感情纽带。在日本家族中有一种相当牢固的纽带关系。研究这种纽带关系的获得，则是本书的课题之一。同时，试图了解日本等级制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广泛领域中的要求，并了解日本人如何在家庭中透彻地学习此种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人生活中的等级制度，在阶级关系上如在家庭中一样严格。在日本的全部民族历史中，它一直是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是一个有好几个世纪等级制习习惯的民族，由此也拥有等级制所带来的极其重要的长处与缺点。在日本，等级制度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的生活准则，此种情况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当时，日本就将从中国借鉴来的无等级生活方式，变为适合其自身的等级文化。在公元七八世纪时，日本的天皇及其宫廷就决意要采用大中华帝国那种令日本遣唐使赞叹的高度文明来丰富日本。为此，他们投入了无与伦比的干劲。要知道在此之前，日本甚至连文字都没有。公元七世纪时，日本采用中国的表意文字来书写自己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语言。日本曾有一种宗教，该教命名了四万个神祇分别镇守各地的山岳、村庄，并赐给人们福运。这种民间宗教虽经历史变迁仍得以延续，成为现代日本社会的神道。在公元七世纪，日本从中国整体地引入一种作为“维护国家至善”的宗教——佛教。在那以前，无论官方或者私人，日本都没有任何巨大的永久性建筑。于是，日本天皇仿照中国京城的模样建造了新都城——奈良，并且建造了许多仿照中国式样的壮观的佛教寺院和僧院。天皇还采纳了使节们从中国引进的官阶品级与律令。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地方都很难再找到像日本这样一个主权国家，能如此有计划地成功输入外来文明。
只是日本从一开始就未能成功地复制中国式的无等级社会组织。日本所采用的官阶，原是中国用来授予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的行政官员的，而在日本却授给了世袭贵族和封建诸侯。这些构成了日本等级制的组成部分。日本不断被分裂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国，藩国的诸侯们经常彼此妒忌对方的实力，而重要的社会制度则是那些有关诸侯、家臣及仆役特权的制度。无论日本如何专心地从中国输入文明，它也没能采纳类似中国官僚制度或是宗法制度的生活方式以取代日本的等级制度。而中国的宗法制度，则把各种处于不同生活状态中的人组成了一个大的宗族群体。此外，日本也没有接受世俗皇帝的中国思想。日本人将皇室视为“高居云上的人”，而唯有皇族之人才有资格当皇帝。与中国频繁地发生朝代更替不同，日本从来没有发生过王朝变更。原因就在于天皇是不可侵犯的，他的身体是神圣的。毫无疑问，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日本的天皇们及其宫廷，根本就没有想像过中国制度对于王朝更替到底意味着什么，更无法预测他们所进行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变革。
因此，尽管所有的日本文化都源自中国，然而此种新文明只是为此后日本世袭诸侯和家臣长达数世纪的争霸战争铺垫了道路。早在公元八世纪结束以前，贵族藤原氏就掌握了日本的统治权，而把天皇推至幕后。一段时间以后，由于藤原氏的统治遭到其他封建诸侯的抵制，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内乱之中。当时，在这些封建诸侯中，有一个名叫源赖朝的著名封建诸侯征服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以“将军”这个古老的军衔称谓而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将军”这一头衔的全称含义是“征服野蛮人的大元帅”。正像日本的习惯做法那样，源赖朝使得“将军”这一官职成为其家族的世袭职位，直至其子孙无力控制其他封建诸侯为止。如此一来，天皇成为无实权的人物，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将军授勋。天皇没有国家权力，实际权力握在一种名为“幕府”的军事机构手里。幕府总是试图通过对桀骜不驯的藩使用武力来维持其统治。每一个封建诸侯，即大名，都有自己的武装家臣，即武士。武士们按照主人的安排动用刀剑，他们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总是随时准备为其主人同与其对抗的藩或是掌握政权的将军斗争，对他们的“恰如其分”的位置提出异议。
十六世纪，内战频仍。经历几十年战乱，伟大的家康终于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公元1603年家康成为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将军，在此后的两个半世纪中德川家康家族独享将军一职，直至1868年近代历史开始以后，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才被废止。漫长的德川时代在诸多方面都是日本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时代之一。直到德川时代末期，日本仍实施中央集权统治，保持着一种相对的武装和平。然而这种统治的目的完全是为德川家族服务的。
当时，德川家康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但他却没有选择一种简易的解决办法。在内战中，一些实力强大的诸侯一直与家康为敌，只有在最后一次惨败之后才臣服于他。这些诸侯就是所谓的“外方大名”。臣服之后，家康仍让这些大名管辖自己的藩地及武士。而事实上，在所有的日本诸侯当中，这些大名在自己的领地内继续拥有最大的自治权。然而，家康将这些大名排斥在所有的重要职务之外，并且剥夺他们成为其家臣的荣誉。这些重要职位都留给了“内附大名”，即内战中支持家康的诸侯。为了维持这种困难的政治体制，德川氏采取了一种政策，不让封建诸侯（即大名）积蓄力量，以阻止其中可能威胁将军统治的大名联合起来。德川氏为了在日本维持和平，巩固德川家的统治地位，不仅没有废止封建体制，反而进一步强化它，使它更为坚固。
日本的封建社会精细地划分为许多阶层，其中每个人的地位都由自己的世系决定。德川氏巩固了此项制度，并规定了每个阶层成员的日常行为细节。每个家庭的户主都必须在自家门口贴出与自己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相关的标志。他所能穿戴的衣着、购买的食物以及合法居住的房屋种类，都要根据此类世袭身份来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下面，日本社会有四个世袭的等级阶层：武士、农民、工匠和商人。再往下，就是贱民阶层。这一阶层中，人数最多且最出名的是“秽多”，即从事各种低贱禁忌职业的人。他们分别是拾荒者、掩埋死囚者、剥取兽皮者，以及硝皮匠人。这些人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根本就不能算是人。为此，甚至通至这些人所住村落的道路也不能计入里程，好像这一地区的土地和居民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人的生活极其贫困，虽然政府保证他们的职业活动，但是他们却被摒弃于正式的社会组织之外。
商人的地位仅在贱民阶层之上。无论这对美国人来说有多离奇，然而这在一个封建社会里是真正的现实。商人阶层总是封建体制的破坏者。当商人受到尊敬并兴旺发达时，封建制度就衰落了。17世纪，德川氏采用任何国家都未曾强制实行过的极端法律，颁布了锁国令，如此便彻底铲掉了商人的立足基础。日本曾经与中国和朝鲜在沿岸一带进行过繁荣的海上贸易，由此必然使商人阶层得到了发展。德川氏宣布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某一标准的船只，都要处以极刑，从而阻止了这种发展趋势。符合标准的小船既不足以航行到大陆，又不能运载太多商品。由于各藩在自己边境上设置了严格限制商品进出的关卡，国内贸易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另有一些法律则直接强调商人低下的社会地位。《禁奢令》规定了商人能穿用的衣物、伞，以及他们在婚丧仪式上花钱的多少。商人还不能住在武士的居住区里。面对武士的特权及其战刀，商人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保障。在货币经济情况下，德川氏要将商人限制在低下地位的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当时日本正处于货币经济阶段，但是德川氏还是试图压制商人。
德川政权将武士和农民这两个适合封建制度的稳定阶层，固化在僵硬的模式之中。在最后由德川家康结束的内战之前，大将军丰臣秀吉就已经采用其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上述两个阶层的分离。他收缴农民的武器，而给予武士佩戴刀剑的特权。而武士再也不可以兼作农民、工匠或是商人。即便是身份最低的武士，法律也禁止他成为生产者。武士由此成了寄生阶层中的一员，每年靠从农民交纳的租米中取得俸禄。大名掌控着这些租米，并按一定份额分发给每个武士。武士无须忧虑生计问题，完全依靠自己的领主。在较早的历史上，日本的封建领主与武士就是在几乎连绵不断的藩国战争过程中，形成了牢固的纽带关系。然而在和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关系就变成经济性的了。如此一来，日本的武士既不像欧洲中世纪骑士那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农奴，也不是为发财而冒险的佣兵。他们依靠一份固定的俸禄为生。其俸禄额在德川时代初期就按其家族世系的高低决定了。他们的俸禄并不高，据日本学者估计，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禄大约与农民的收入相当，勉强能维持生计而已。对武士的家族来说，没有比几个继承者同时来分割一份俸禄最不利的事情了。因此，武士要限制其家庭的人口数。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将声望建立在金钱和炫耀之中更令人感到屈辱的了，所以在他们的家族训条中，特别强调节俭为最高的美德。
一道鸿沟将武士与农、工、商其他三个阶层隔离开来。因为这三个阶级都是“庶民”，而武士却不是。佩刀并不仅是一种装饰，它既是武士的特权，也是武士这一特权阶层的标记。他们拥有对于庶民阶层动刀的权利，这是在德川时代以前就形成的传统习惯。德川家康颁布的法令规定：“庶民对武士有无礼行为，或对其上司有所不敬，可就地斩首。”这些法令不过是在确认旧有的习惯而已。在庶民与武士之间建立互相依存关系并不是德川家康的设想。他的政策以严格的等级规则为基础。庶民与武士都由大名统领，并直接与之发生联系。这两个阶层分别走在两个不同的楼梯上，上下每个楼梯都有各自的法令、规则、指导和相互义务。走在两个楼梯上的人和人之间只存有距离。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分隔根据具体情况需要，有时不得不一再地架起沟通的桥梁，但这并不是体制的组成部分。
德川时代的武士已不仅是舞刀弄剑的武夫，他们日益成为其藩主产业的管理者，成为像古典能乐、茶道等这些传统平和技艺的专家。所有的协议文书都由他们处理，而其藩主的谋略也由他们巧妙地实施。两百年的和平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个人独自挥舞刀剑的机会自然少了很多。就拿商人来说，尽管有等级制的制约，他们还是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举止文雅、有艺术修养、追求娱乐享受的人，而武士阶层也是如此。尽管仍然准备拔刀应战，但他们还是学会了平和的技艺。
尽管农民在武士面前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要交纳沉重的赋税，还要受到各种限制，他们还是得到了某些安全保障。他们获准拥有土地，而拥有土地，在日本就意味着拥有声望。在德川幕府统治下，土地不可永久转让，这对耕作者的利益是一种保护。与此不同，欧洲封建制度保护的是封建领主的利益。因为农民拥有一种他极为看重的土地永久使用权，所以他们耕作土地就会像今天他们的后裔那样勤勉而不辞劳苦。然而，农民仍是希腊神话里的阿特拉斯，供养着大约二百万人的寄生阶层，这其中包括将军和大名的各种政治机构，以及武士的俸禄。农民要交纳实物税，也即是将一定比例的收获物交给大名。另一个水稻国家——暹罗，据说其赋税仅是10%，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却是40%。而且实际交纳的比例更高。在某些藩地，所交赋税甚至高达80%。此外，农民还经常要承担繁重的徭役。与武士一样，农民也要限制自己家庭的人口数目。在德川时代的几个世纪中，日本的全国人口几乎维持在相同的数字上面。对一个拥有漫长和平时期的亚洲国家，这些停滞的人口数字很能说明这种政权的状况。无论是对靠租税生活的武士还是对从事生产的阶层，该政权都实行了斯巴达式的限制，但是每个依附者与其上司之间仍存有一种相对的依赖关系。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义务、权利和地位，一旦这些受到侵犯，即使最贫穷的人也可能提出抗议。
即使赤贫的农民，也不仅会向领主抗争，而且会向幕府抗争。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五十年间，这类农民起义至少有一千多起。这些起义并非缘于“40%归领主，60%归耕作者”的传统重税，而是为了反对横征暴敛。当情况糟糕到难以忍受的时候，农民就会成群地涌到其藩主处表示抗议，但是请愿和仲裁的过程是有秩序的。农民写出正式的请求纠正苛政的请愿书，交给大名的管家。如果请愿书被拦截，或者藩主对此置之不理，他们就派自己的代表前往京城，向幕府将军递交诉状。在著名的反抗事件中，农民使用的办法就是在幕府高官经过京城闹市时，把诉状直接塞进他的轿子里。如此，才能确保其诉状送达。但是，无论农民在呈递请愿书时有多大风险，接下来幕府定会对诉状着手进行调查，而最终大约半数的判决都会对农民有利。
虽然幕府对农民的要求作出了裁决，但这并不符合日本的法律和秩序。当然，农民的抱怨或许是正当的，国家尊重其申诉或许也没错，但是带头闹事的农民已经违背了严格的等级制法律。即使裁决对农民有利，他们也已经破坏了必须忠诚的基本法律，而这是不能得到宽恕的。因此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正确，他们都要被判处死刑。甚至农民也认可这个无法逃避的命运。被判死刑的人是他们的英雄，民众大量涌到刑场，挑头闹事者或被投入油锅，或被斩首，或被钉木桩，但是目睹行刑的民众并不暴动。这就是法律和秩序。虽然民众事后为死者建立祠堂，把他们当作殉道者敬奉，但是他们却接受这样的处罚，并将之作为他们据以生活的等级制法律的必要组成部分。
简而言之，历代德川将军都试图稳固各藩的等级结构，使每一阶层都依赖于封建领主。大名在各藩居于等级制的顶点位置，并且获得许可能对依附者行使特权。将军最重要的管理任务就是掌控大名。他运用各种手段防止大名结成联盟或实施其侵略计划。在各藩的边界设卡，检察官员和关卡证照，严密监控“妇女出境和铁炮入境”，以此防止任何大名试图私运妻妾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没有将军的许可，任何大名都不能缔结婚约，目的是要防止一种危险的政治联姻。各藩之间的贸易由此受到阻碍，甚至到了有桥不能过的程度。将军的密探令将军清楚地知道大名的收支状况，一旦某藩的金库满了，将军就会指派这个大名着手一项耗费庞大的公共工程，使之回到适当的财政水平上。所有的规定中最著名的一项就是大名每年要用一半时间住在京都，甚至当他回到本藩居住的时候，他也必须要把妻子作为将军手上的人质留在江户（东京）。幕府就是通过这些手段维持它的权力，以强化其在此种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将军接受天皇的任命而掌控政权，他当然不是这个等级制拱门的最后拱心石。天皇与他的世袭贵族（公卿）所组成的宫廷与世隔离地驻在京都，没有实权。天皇的财力甚至低于一个实力较弱小的大名，其宫中的仪式也要受到将军规定的严格限定。无论如何，甚至是最有权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废除天皇与实际统治者的双重统治。这种双重统治在日本也不是新事物。自十二世纪以来，大元帅（将军）就以被剪除了实权的天皇的名义统治国家。在某些时代，政权职能被如此分割，以至徒有虚名的天皇将实权委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而这实权又由此首领的世袭政治顾问来行使。于是，经常出现权力的委托与再委托。甚至在德川幕府最后崩溃的日子里，佩里海军准将也未意识到将军的背后还有一个天皇。1858年，与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的美国首任驻日公使汤辛德·哈里斯也必须通过自己，才发现还有一个天皇。
事实上，日本对于天皇的概念就是在太平洋诸岛上再三被发现的那种概念。他是一个与政治若即若离的神圣首领。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上，首领自己行使权力，而在某些岛屿上，首领可将其权力委托给别人。然其身体始终是神圣的。在新西兰的诸部族中，神圣首领是如此神圣不可冒犯，以至于他不能自己进餐，而需由别人喂他，甚至连汤匙都不能接触他神圣的牙齿。当神圣首领外出的时候，他必须由人抬着，因为凡他神脚踏过的任何土地都将自动成为圣地，而最终归其所有。他的头尤其神圣，没有人能够触摸它。他的话语能沟通部族诸神。在诸如萨摩亚和汤加的一些太平洋岛屿上，神圣首领并不屈从于世俗的生活。一位世俗首领掌管日常所有的政务。十八世纪末，到访过东太平洋汤加岛的詹姆斯·威尔逊曾写到，汤加的政治体制“与日本最为相像，那儿神圣首领更像是军事首领的一名政治犯。”汤加的神圣首领们被排除于公共事务之外，但他们必须履行其宗教职责。他们必须接受果园的第一批果实，并且要在其他人吃这些果实之前操持一个仪式。当神圣首领死去时，他们用“上天空虚了”这样的词语来宣布他的死亡。他被埋葬在巨大的王室陵墓中，但是他完全与政治无缘。
虽然天皇在政治上毫无实权，只是“军事首脑手中的国家囚犯”，然而按照日本人的定义，他们仍然身处等级制的“适当地位”。对日本人来说，天皇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并不是衡量其身份的尺度。经过征夷大将军几个世纪的漫长统治，天皇在京都的宫廷仍然作为一种有价值的东西得以保存下来。若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天皇的作用微乎其微。然而各方面都习惯于严格等级制的日本人，就这个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
在封建时代，自贱民到天皇所认可的明确的等级制度，给近代日本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毕竟等级制从法律上结束不过才七十五年。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性是不会在人的生活中消失的。如同我们在下一章中即将看到的那样，尽管国家的目标有了彻底的变化，近代的日本政治家们仍然审慎地进行计划，以保存等级制度的主要部分。日本比任何主权国家都更习惯于这样一个世界：人们的举止细节及其所处地位都有明确的规定。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么一个世界的法律和秩序要靠铁腕来维持。日本人认为这种严密设计的等级制度是安全保险的制度。只要他们安守本分不越轨，只要他们停留在已知的领域，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就可以信赖自己的世界。盗匪行为得以控制，大名间的内战也被阻止了。假如臣民能够证明他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他们就可像农民过去遭受盘剥时所做的那样，提出自己的申诉。这样对个人来说很危险，但却是一种公认的做法。日本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德川将军甚至设置了“申诉箱”，任何臣民都可以将自己的抗议书投入箱子，只有将军才有开启箱子的钥匙。在日本，如果侵犯行为为现行的行动“准则”所不允许的话，就会被纠正，这倒是真有了人身保障。一个人信赖这些“准则”，而且只有在他遵循这些“准则”的时候，他才安全。人们只有在服从而不是企图修改或颠覆这些准则的情况下，才能显出自己的勇气和正直。在这些被公布的准则的范围内，它是一个已知的世界，而且从日本人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个可信赖的世界。它的规则不是《摩西十诫》那样的抽象伦理，而是说明在某种场合该怎么做，在另一种场合又该怎么做的具体细则规定；它规定武士该怎么做，庶民又该怎么做；规定什么是兄长的本分，什么又是弟弟的本分。
在此制度下，日本人并没有如同某些身处强权等级制度下的国民那样，变成温和的顺民。重要的是要承认每个阶层都有获取某种保障的权利。即使对于贱民，也要保证其对某项特别的行业享有垄断权，并且他们的自治组织也要得到当局的承认。虽然每个阶级都有很多约束，但也由此享有了秩序与安全。
日本这种等级限制还具有一种印度所缺乏的灵活性。日本的习俗提供了某些明确的技术，无需暴力而又能调节这个体制。一个人可以有几种办法改变自己的等级。在日本的货币经济下，高利贷者与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这些富人就会采用各种传统策略以图挤进上层阶层。他们使用典押和土地租让的方式成为“地主”。确实，农民的耕地是不可转让的，但是，日本的佃租过高，将农民留在土地上显然对地主十分有利。高利贷者则定居在那块土地上收取佃租。而在日本，这种土地“所有权”既能带来利益又能带来声望。他们的子女与武士阶层通婚，随即他们也变成了绅士。
另一种传统变通等级的办法是通过收养的习俗。它提供了一条“购买”武士身份的途径。尽管德川幕府有所限制，商人仍然日益富裕起来，于是他们设法将自己的儿子过继为武士的养子。然而在日本，人们大多愿意为女儿招赘女婿而少有人愿领养男孩作养子。招赘的男子在日本被称为“婿养子”。而招来的女婿就成了自己岳父的继承人。被招赘者所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其姓氏要从生身父母家的户籍上注销，投入妻子家的户籍，改用妻子的姓氏并迁入妻子家与岳母生活一处。虽然代价颇高，但利益不小。富商的后代可以成为武士，而贫困的武士家族则获取了财富。等级制一如既往地未受损害。这种制度的灵活运用，则给富人提供了上流阶层的地位。
所以，日本并不要求各个等级在同一等级内部通婚。有多种公认的习俗允许不同等级人之间的通婚。其结果是富裕的商人日益渗入较低的武士阶层，这也使得西欧与日本间有了更显著的差异。欧洲封建制的崩溃可归因于逐渐发展和实力增强的中产阶级的压力，而中产阶级则支配了近代工业时代。只是日本并没有形成如此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者通过合法手段，“买到了”上流阶层的身份。商人与低级武士变成了同盟者，需要指出这是奇特而令人惊异的事情：在封建主义死亡前的剧痛中，与欧洲大陆的文明比较，日本允许有更大程度上的阶级流动性。但是这种说法也没有任何证据，即：令人信服的是，当时贵族与市民之间缺乏阶级战争的任何迹象。
我们很容易指出这一点，即日本两个阶级所进行的是彼此互利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假如出现在法兰西，它同样也是彼此互利的。在西欧所发生的个别事例中，这种合作确实是彼此互利的。尽管如此，在欧洲，阶级的分界是明晰的，法国的阶级冲突导致了贵族财产被剥夺。在日本，两个阶级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颠覆衰朽幕府统治的就是这样一个由商人、金融家与武士结成的同盟。日本即使到了近代也依然保存着此种贵族制度。如果不是日本允许阶级间流动的话，贵族等级制度也不大可能得到保存。
如果日本人喜爱并相信他们那些详尽而明确的行动“准则”，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理由。只要人们遵守这些准则，它就能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些“准则”允许对非法侵犯行为进行抗议，并且也可以用来维护个人的切身利益。它要求相互之间履行义务。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川幕府崩溃时，日本没有任何集团破坏这些“准则”，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也没有发生“1848式的二月革命”。然而，形势是令人绝望的。从庶民到将军，每个阶层的人都欠了放贷者和商人的债。仅是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层人员与经常性的政府财政支出都已经难以维持了。财政窘迫的大名已无力给其武士家臣支付固定的俸禄，整个封建纽带的网络已成为一种嘲弄。他们试图加重本已过重的农民租税，以使自己摆脱债务。他们提前征收好几年的租税，农民由此陷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幕府将军也处于破产状态中，并无力再维持。在1853年佩里海军准将与他的士兵们来到日本时，日本国内正陷于可怕悲惨的困境。1858年，在佩里强行进入日本后，无力抗拒的日本不得不与美国签订了“通商条约”。
然而，日本当时的呼声是“一新”——意为回到过去，恢复往昔，这一呼声与革命是对立的，甚至也不是什么进步。当时与“尊王”的呼声同等流行的口号是“攘夷”。国民支持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只有极少数领导人意识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然而他们却因此遭人暗杀。似乎没有迹象可以表明，日本这么一个不喜欢革命的国家，将会改变其方向，顺从西方的模式。更无法想像，五十年后日本竟能在西方列强的领域里，与之争一短长。但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日本运用自己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力量，实现了一个高层人士和社会舆论从不敢想的目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人，即使已经可以从水晶球里看到日本的未来，恐怕也不会信以为真。因为似乎在地平线上并没有巴掌那么大的一块乌云，预告以后数十年间将会有一场暴风雨席卷日本。尽管如此，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日本那些在落后的等级制束缚下的民众转向了一条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
日本人一直用等级制来看待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正如他们以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国内问题一样。在最近的十年间，日本把自己描绘为接近国际金字塔顶端等级的国家。现在，这个位置已被西方各国所替代，而对于现状的接受，也正源于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日本的外交文件经常表现出他们对等级制度的重视。1940年日本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前言》中说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和意大利政府都确信，万邦‘各安本分’乃世界持久和平之前提……”天皇签署此条约时所发的诏书上再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弘扬正义于万邦，一统乾坤为一宇，实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心中之所念。而今世间战乱不止，人类蒙难未知何穷。朕唯愿世乱停止，克复和平。兹三强订立本约，朕深感欣慰。
惟万邦各安本分，民众平安和谐。旷古伟业，目标甚是宏远。
就在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科代尔·赫尔递交的一份声明中，也极为明晰地陈述了这一观点：
……使世界万邦各安本分乃大日本帝国坚定不移之国策……，因为现状与大日本帝国“各安本分”之基本国策背道而驰，故帝国政府断不能容忍。
日本的这份备忘录是针对国务卿赫尔数日前所发备忘录的答复。在赫尔的备忘录中，美国所尊重的基本原则恰如日本的等级制一般得以强调。赫尔国务卿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相信国际合作及调停；各国平等的原则。这些是美国人对于不可侵犯及平等权利信仰的全部要点。我们相信这些日常生活的原则同样也是我们在国际关系中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其中尤以平等是美国人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的最高、最合乎道德的基础。平等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摆脱暴君、干预和苛捐杂税，也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人们拥有改善自己生活的权利。这是被组织起来的人类在我们已知的世界获得人权的基础。甚至在我们违背这一原则时，我们依然支持平等这一德性，并以极大的义愤与等级制作斗争。
自美国建国以来这一原则始终被坚持。杰弗逊把这一原则写入《独立宣言》。另外，写入宪法的《人权法案》也以此为基础。在一个新国家的公开文件中，这些正式语句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反映了这块大陆上的男男女女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那是一种令欧洲人感到陌生的生活方式。有一份重要的国际报道文献，是年轻的法国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访问美国后所撰写的关于平等问题的著作。托克维尔是一位聪明且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能够看到异域美国的许多优点。在他眼中，美洲大陆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年轻的托克维尔在法国贵族社会中长大，而这个社会先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震撼和冲击，随后又遭遇到新的、激进的《拿破仑法典》，这些令当时仍活跃在世并有相当影响力的人士记忆犹新。他宽容地评价美国新奇的生活秩序，不过他是用法国贵族的眼光进行观察。他的书向旧世界报道了新事物的来临。他相信，美国代表的是即将到来的新发展，这种发展随之也将发生在欧洲，只是与美国会有些差异。
因此，他详细地报道了眼前的新世界。这里的人们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与其他人是平等的。他们的社会公众交往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和谐的基础之上。人与人平等对话。美国人从不关心等级礼节的细节，他们既不认为自己理应知晓这些礼节，也不以这些礼节要求他人。他们喜欢说，自己不亏欠任何人。这里没有旧贵族或罗马式的家族。曾经统治过旧世界的社会等级制在这里荡然无存。托克维尔说，这些美国人相信平等甚于一切。他说，美国人经常关注一个方面而实际上让自由飞出窗外，但是平等才是美国人的生命所系。
通过这个外国人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一个多世纪以前自己祖先的生活方式，这不禁让我们这些后辈深受鼓舞。此后，尽管美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其主要轮廓没有改变。从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到1830年的美国已经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美国了。在这个国家里，向来就有，现在仍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样生活在杰斐逊时代的人物，他们更偏爱贵族式的社会秩序。然而即使是汉密尔顿之类的人也认识到，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贵族式的。
因此，就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我们即向日本说明了美国太平洋政策所依据的高尚的道德伦理基础，并且也说明了我们信奉的最高原则。我们强调自己的每一步都将按照已有的信念前进，以此改善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日本人将自己的信念定格为“各安本分”，这也是他们从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得来的，这一信念扎根于他们心中，且被其运用于自己的生活。许多世纪以来，不平等一直是日本人安排生活的原则，他们最易于预知和接受这些要点。对于日本人来说，承认并接受等级制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但是，这不是简单的西方式的独裁主义。那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要按同一种传统行事。这是一种不同于我们的传统。现在日本人已经认可了美国权威在其国家的高等级地位，对于我们来说，尽可能清晰地理解日本人的习惯甚至更为必要。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勾画出在目前状况下日本人有可能采取的行动。
近年来，日本显然已经西化了，但它仍然是一个贵族化的社会。在每次与人打招呼或与人接触时，他们都要表示出人们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和性质。当对其他人说“吃”或“坐”的时候，他要根据对象的亲疏或者是上、下级关系而使用不同的语词。同是一个“你”字，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形式也不同，而动词也要有不同的词干。换句话说，日本人与太平洋上的许多民族一样，有一种所谓的“敬语”。伴随“敬语”，日本人要鞠躬或者下跪。所有这类行为都要受到细微的规矩和习惯的支配。日本人不仅需要知道向谁鞠躬，而且还必须知道鞠躬要鞠到何种程度。一个对于主人而言适当且正确的鞠躬，将有可能会被与主人关系稍有不同的人视为一种无礼举动而大为愤慨。从跪着把前额低俯至平放在地板上的双手，到仅是把头和肩简单地向前倾俯，日本有各种各样的鞠躬。每个日本人必须尽早学习怎样在每个特殊的场合使用适合的鞠躬礼节。
这不仅是经常需要通过适当行为来确认的等级的不同，尽管这些很重要。性别和年龄，家族关系与两人此前的交往状况，所有这些都要考虑在内。甚至同样的两人，在不同的场合就会要求有不同程度的尊重。一个平民对其密友根本无须鞠躬行礼，但是一旦他穿上了军服，身穿便装的朋友就要向他鞠躬。遵奉等级制是一门艺术，它要求平衡数不清的因素。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这些因素中有些可以相互抵消，而有些则可能要进一步追加。
自然，也有相互之间不拘礼节的人。在美国，这些人是自己家庭生活圈子里的人。当我们回到自己家中时，我们甚至会把细微的仪礼形式都抛到一边。然而在日本人家里，恰恰要求学习并细心地观察礼仪。仍被母亲背负着的婴儿，母亲已经在用手摁住他的头练习鞠躬了。对于初学走路的孩子来说，他人生要学的第一课就是观察礼敬父兄的行为。妻子给丈夫鞠躬，小孩给父亲鞠躬，弟弟给哥哥鞠躬；女孩子无论年龄大小，都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不是空洞的形式。它是在表明：鞠躬的人在原可自行处理的事情方面，认可受礼方有权参与处理。而受礼方也认可要承担与其地位相称的某种义务与责任。等级制是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子继承权等为基础的，它也是家庭生活的核心。
当然，孝顺是日本人与中国人都具有的崇高道德准则。中国有关孝道的阐述早在公元六七世纪时就伴随着佛教、儒学以及世俗的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并为日本所接受。然而，为了适应日本家庭的不同结构，孝道的性质不可避免地有了变化。在中国，甚至是在今天，一个人仍然忠诚于自己庞大的宗族。这个宗族可能有成千上万个成员，宗族对全体成员拥有裁判权，并获得所属成员的支持。中国国家巨大，在不同地区情况各有不同，但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一个村落的所有居民大都属于同一宗族。在所有四亿五千万中国居民当中，仅有470个姓氏。拥有同一姓氏的所有人，都承认他们彼此是同宗手足。整个地区的所有人有可能也都同属一个宗族。此外，住在遥远城市里的家庭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同宗伙伴。在一些像广东那样人口众多的地区，所有的宗族成员都联合起来，维持着壮观的氏族宗祠，并在祭祀的日子里，共同向同一远祖支脉下的数以千计的祖宗牌位行祭礼。每个宗族拥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庙宇，并设有宗族基金以资助任何有前途的宗族子弟的学业。宗族还要追寻散在各地的成员，每十年左右刊印一次经过精心修订的族谱，公布那些有权分享宗族恩惠者的姓名。宗族有祖传的族规，当宗族与当局者意见相左时，他们甚至可以禁止把本族人犯移交当局。在封建帝国时期，这种半自治的大宗族社会，只是在名义上偶尔由那些政府轮流指派的、清闲自在的地方官员管理，而这些官员在这些地区都是外来者。
所有这些在日本是不同的。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只有贵族和武士家族才可使用姓氏。姓氏是中国宗族体系的根本，没有姓氏或类似的东西，宗族组织就无法发展。在一些宗族中，保存族谱就相当于保留了姓氏。然而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保有族谱，甚至其族谱保存记录的方法，就像“美国革命妇女会”一样，是从现在活着的人向上追溯，而不是由古代往下囊括同一始祖传承下来的每个后裔。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除此以外，日本是一个封建国家。人们效忠的对象不是大的宗族组织，而是封建领主。领主是当地的大地主，和中国那种任期短暂的政府官员相比，官员在这一地区始终是外来者，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在日本，重要的是某个人是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一个人是与他所归属的藩联系在一起的。
宗族制度化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在神社或圣地祭拜远祖和宗族神灵。这类仪式，甚至日本那些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庶民”也可参与。但在日本没有祭祀远祖的仪式，并且在“庶民”参与祭祀的神社中，所有的村民集中在一起，也不必证明他们曾有共同的祖先。他们被称作是神社所祭之神的“孩子”。他们之所以得到如此的称呼，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所祭土地之神的领地之上。当然，如同世界任何地方的村民一样，这些村落祭祀者，由于世代定居，相互间也有亲戚关系，只是他们并不来自一个共同祖先的亲密宗族体系。
与神社祭祀不同，对祖先的祭祀完全是在家庭房间里的“神龛”前进行的，而且只有六七个最近去世的亲属受到祭奠。在日本所有的社会阶层中，人们每天都在这样的“神龛”前，为故去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些至亲摆上供品，神龛上供奉的是类似微缩墓碑的灵牌。甚至在墓地里，曾祖父母墓碑上的模糊文字也不再被重新刻写，三代以前的墓地会迅速湮没。日本的家族关系淡薄得几乎等同于西方，或许又与法国家族最为相近。
因此，日本的“孝道”局限在面对面的家庭成员之间。这意味着它仅限于父亲、祖父以及他们彼此的兄弟和后代的家庭成员之间，并按辈分、性别和年龄确定适合自己的家庭地位。即便是在豪门望族，其较庞大的家族成员也会分成独立的支系。家中长子以外的儿子要成立家庭，另立分支。在这个狭窄的、面对面的家族之内，要求“各安本分”的规定十分苛细。日本家庭严格要求家庭成员服从年长者，一直到年长者正式隐退（隐居）。甚至在今天，一位有数个成年儿子的父亲，如果他自己的父亲尚未隐退，那么无论他干什么都必须要获得年迈祖父的允许。即使孩子们已经三四十岁了，其父母仍可包办他们的结婚和离婚。父亲作为家庭的男主人，用餐时他可以首先享用，沐浴时他第一个入浴，全家人都要向他鞠躬行礼，而他只需点点头。在日本有一则流行的谜语，翻译成美国的谜语形式则是：“为什么想向父母提意见的儿子就像要求长头发的和尚一样？”（佛教僧侣必须受剃度）答案是：“不管如何地想这样做，他都不可能办到。”
“各守本分”不仅有辈分的不同，还有年龄的差别。日本人想要表述秩序的极端混乱时，就会说：“非兄非弟。”这话就像我们所说的：“非鱼非鸟。”对日本人来说，长兄应该像鱼待在水里那样严格保持其长兄的性格。长子是继承者。到过日本访问的人说“日本的长子很早就学成一幅担负责任的模样”。长子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与父权相差无几的权利。在旧时，弟弟必定会成为依赖长子的人。现在，特别是在农村和乡镇，按老规矩留在家中的正是长子，或许其他儿子将奋力前行，受到更多的教育，获得更好的收入。然而等级制的老传统还是很强大的。
传统的长兄特权甚至在当代政治评论中、在日本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也得以生动地表述。1942年春，日本陆军部的一位中佐，就共荣圈问题有如下言论：“日本是他们的长兄，而他们是日本年轻的弟弟。这一事实必须传达到占领地区的每户居民家中。对当地居民过于关心会引发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日本很慈祥的倾向，由此会对日本的统治造成有害的影响。”换句话说，长兄才能决定什么事情对弟弟有益，并且在推行做这些事情时就不能过分考虑到弟弟的感受。
无论一个人年龄的大小，他在等级制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此人是男性还是女性。日本妇女社会地位较低，走路时要跟在她丈夫身后。只有在穿西服的场合可以和丈夫并肩而行，先于丈夫进门的妇女，一旦换上和服，仍要退到丈夫后面。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只能平静地看着她的兄弟们得到礼品、关心及教育费用。即使有一些为年轻妇女建立的高等学校，其课程也主要放在礼仪指导和规范举止方面，重要的智力训练根本无法与男子学校相比。有一位这类学校的校长，提议该学校上流家庭出身的女学生要学一点欧洲语言，理由是如此一来，她们将来可以掸去她们丈夫书上的灰尘，把书正确地放回书架。
虽然如此，与其他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妇女相比较，日本妇女还是拥有较大的自由，而且这不仅是一种西化现象。日本妇女从未有如中国上层妇女那般缠足。而且如今天印度妇女惊叹的那样，日本妇女可以进出商店，在大街上行走，无须将自己隐藏于深闺。日本妻子负责管理家庭的采购和金钱。如果钱不够花，她们必须要从家里挑选一些东西送到当铺典当。日本主妇使唤佣人，并且对自己孩子的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当了婆婆以后她更是以铁腕掌管家务，好像她前半生从未当过事事点头的小媳妇。
在日本，辈分、性别和年龄所构成的特权是很大的。但是那些行使这些特权的人，与其说他们是专制的独裁者，不如说是受托者。父亲或长兄对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负有责任，无论是活着的、逝去的，还是尚未出生的，他必须作出重大决定并确保其得以实行。然而，他并不是无条件地拥有权力。他的行为必须要对家庭的荣誉负责。他必须提醒他的儿子与兄弟们记住家族精神和物质的遗产，并且要求他们了解其中的价值。即使是一个农民，他也向家族祖先祈求贵人应有的品德。如果他属于更尊贵的社会阶层，其对家族的责任就会越来越重。家族的需求也要置于个人需要之上。
遇到任何重大事件，任何门第的家长都要召集家族会议，对相关事情进行讨论。例如，对于一个关于订婚的会议，家族成员有可能会千里迢迢从日本各地赶来参加。在做决定的过程中，每一个成员难以捉摸的个性都有可能起到作用。一位妻子或弟弟也有可能支配此项决定。户主如果完全不顾家庭成员的意见，会让自己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当然，会上作出的决定，可能会令被决定者难以接受。然而，家中一直服从家族会议决定的长辈们，会坚决地要求晚辈像他们自己当初一样服从。他们这种要求背后的约束力，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习惯上，都与普鲁士父亲对妻子儿女所拥有的专横权力完全不同。这并不是说日本人的专制性稍弱，所以效果不同。日本人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并不学习尊重专制权威，也不轻易地培养屈从于专制权威的习惯。无论要求成员们所做的事多么麻烦，都要以家族最高价值的名义要求他们服从家族的意愿，这是一种共同忠诚名义要求下的服从。
每个日本人对于等级制习惯的学习首先是从其家庭中开始的，然后再将家里所学到的这种习惯运用到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广泛领域。他懂得一个人要向比其地位高，且又“适得其位”的人表达不同的敬意，不管他们在集团内是否是具有真正支配力的人物。就算是一位受妻子管制的丈夫，或者一位受弟弟指挥的哥哥，在正式场合中照样获得妻子或弟弟的尊重。特权形式之间的界限，不会因为有人在幕后操纵而受到破坏；表面关系也不会为了迎合实际的支配关系而改变；它仍然是不可亵渎的。没有正式身份束缚的人，在具体行动时甚至会有某种策略上的方便。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会受到较少伤害。通过他们的家庭经验，日本人确信所得出的重要决定能够维护家族的荣誉。这种决定并不是碰巧处于家长地位的暴君运用铁拳手段任意强加的命令。日本的家长更多地近似于一位物质和精神财产的托管人，这些财产对所有成员都很重要，并且要求家庭成员将个人意愿从属于它的要求。虽然日本人拒绝武力的威胁，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对家族要求稍有不从，也不会因此而对有特殊身份的人稍有不敬。即便是家族中的年长者也根本不可能成为强势的专制者，家族等级制照样能维持下去。
对拥有不同人际关系标准的美国读者来说，这样一种关于日本人家族等级制的单调陈述，并不能让他们理解日本家族中那种公认的、强有力的感情纽带。在日本家族中有一种相当牢固的纽带关系。研究这种纽带关系的获得，则是本书的课题之一。同时，试图了解日本等级制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广泛领域中的要求，并了解日本人如何在家庭中透彻地学习此种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人生活中的等级制度，在阶级关系上如在家庭中一样严格。在日本的全部民族历史中，它一直是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是一个有好几个世纪等级制习习惯的民族，由此也拥有等级制所带来的极其重要的长处与缺点。在日本，等级制度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的生活准则，此种情况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当时，日本就将从中国借鉴来的无等级生活方式，变为适合其自身的等级文化。在公元七八世纪时，日本的天皇及其宫廷就决意要采用大中华帝国那种令日本遣唐使赞叹的高度文明来丰富日本。为此，他们投入了无与伦比的干劲。要知道在此之前，日本甚至连文字都没有。公元七世纪时，日本采用中国的表意文字来书写自己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语言。日本曾有一种宗教，该教命名了四万个神祇分别镇守各地的山岳、村庄，并赐给人们福运。这种民间宗教虽经历史变迁仍得以延续，成为现代日本社会的神道。在公元七世纪，日本从中国整体地引入一种作为“维护国家至善”的宗教——佛教。在那以前，无论官方或者私人，日本都没有任何巨大的永久性建筑。于是，日本天皇仿照中国京城的模样建造了新都城——奈良，并且建造了许多仿照中国式样的壮观的佛教寺院和僧院。天皇还采纳了使节们从中国引进的官阶品级与律令。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地方都很难再找到像日本这样一个主权国家，能如此有计划地成功输入外来文明。
只是日本从一开始就未能成功地复制中国式的无等级社会组织。日本所采用的官阶，原是中国用来授予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的行政官员的，而在日本却授给了世袭贵族和封建诸侯。这些构成了日本等级制的组成部分。日本不断被分裂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国，藩国的诸侯们经常彼此妒忌对方的实力，而重要的社会制度则是那些有关诸侯、家臣及仆役特权的制度。无论日本如何专心地从中国输入文明，它也没能采纳类似中国官僚制度或是宗法制度的生活方式以取代日本的等级制度。而中国的宗法制度，则把各种处于不同生活状态中的人组成了一个大的宗族群体。此外，日本也没有接受世俗皇帝的中国思想。日本人将皇室视为“高居云上的人”，而唯有皇族之人才有资格当皇帝。与中国频繁地发生朝代更替不同，日本从来没有发生过王朝变更。原因就在于天皇是不可侵犯的，他的身体是神圣的。毫无疑问，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日本的天皇们及其宫廷，根本就没有想像过中国制度对于王朝更替到底意味着什么，更无法预测他们所进行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变革。
因此，尽管所有的日本文化都源自中国，然而此种新文明只是为此后日本世袭诸侯和家臣长达数世纪的争霸战争铺垫了道路。早在公元八世纪结束以前，贵族藤原氏就掌握了日本的统治权，而把天皇推至幕后。一段时间以后，由于藤原氏的统治遭到其他封建诸侯的抵制，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内乱之中。当时，在这些封建诸侯中，有一个名叫源赖朝的著名封建诸侯征服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以“将军”这个古老的军衔称谓而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将军”这一头衔的全称含义是“征服野蛮人的大元帅”。正像日本的习惯做法那样，源赖朝使得“将军”这一官职成为其家族的世袭职位，直至其子孙无力控制其他封建诸侯为止。如此一来，天皇成为无实权的人物，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将军授勋。天皇没有国家权力，实际权力握在一种名为“幕府”的军事机构手里。幕府总是试图通过对桀骜不驯的藩使用武力来维持其统治。每一个封建诸侯，即大名，都有自己的武装家臣，即武士。武士们按照主人的安排动用刀剑，他们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总是随时准备为其主人同与其对抗的藩或是掌握政权的将军斗争，对他们的“恰如其分”的位置提出异议。
十六世纪，内战频仍。经历几十年战乱，伟大的家康终于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公元1603年家康成为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将军，在此后的两个半世纪中德川家康家族独享将军一职，直至1868年近代历史开始以后，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才被废止。漫长的德川时代在诸多方面都是日本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时代之一。直到德川时代末期，日本仍实施中央集权统治，保持着一种相对的武装和平。然而这种统治的目的完全是为德川家族服务的。
当时，德川家康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但他却没有选择一种简易的解决办法。在内战中，一些实力强大的诸侯一直与家康为敌，只有在最后一次惨败之后才臣服于他。这些诸侯就是所谓的“外方大名”。臣服之后，家康仍让这些大名管辖自己的藩地及武士。而事实上，在所有的日本诸侯当中，这些大名在自己的领地内继续拥有最大的自治权。然而，家康将这些大名排斥在所有的重要职务之外，并且剥夺他们成为其家臣的荣誉。这些重要职位都留给了“内附大名”，即内战中支持家康的诸侯。为了维持这种困难的政治体制，德川氏采取了一种政策，不让封建诸侯（即大名）积蓄力量，以阻止其中可能威胁将军统治的大名联合起来。德川氏为了在日本维持和平，巩固德川家的统治地位，不仅没有废止封建体制，反而进一步强化它，使它更为坚固。
日本的封建社会精细地划分为许多阶层，其中每个人的地位都由自己的世系决定。德川氏巩固了此项制度，并规定了每个阶层成员的日常行为细节。每个家庭的户主都必须在自家门口贴出与自己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相关的标志。他所能穿戴的衣着、购买的食物以及合法居住的房屋种类，都要根据此类世袭身份来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下面，日本社会有四个世袭的等级阶层：武士、农民、工匠和商人。再往下，就是贱民阶层。这一阶层中，人数最多且最出名的是“秽多”，即从事各种低贱禁忌职业的人。他们分别是拾荒者、掩埋死囚者、剥取兽皮者，以及硝皮匠人。这些人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根本就不能算是人。为此，甚至通至这些人所住村落的道路也不能计入里程，好像这一地区的土地和居民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人的生活极其贫困，虽然政府保证他们的职业活动，但是他们却被摒弃于正式的社会组织之外。
商人的地位仅在贱民阶层之上。无论这对美国人来说有多离奇，然而这在一个封建社会里是真正的现实。商人阶层总是封建体制的破坏者。当商人受到尊敬并兴旺发达时，封建制度就衰落了。17世纪，德川氏采用任何国家都未曾强制实行过的极端法律，颁布了锁国令，如此便彻底铲掉了商人的立足基础。日本曾经与中国和朝鲜在沿岸一带进行过繁荣的海上贸易，由此必然使商人阶层得到了发展。德川氏宣布凡是建造或驾驶超过某一标准的船只，都要处以极刑，从而阻止了这种发展趋势。符合标准的小船既不足以航行到大陆，又不能运载太多商品。由于各藩在自己边境上设置了严格限制商品进出的关卡，国内贸易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另有一些法律则直接强调商人低下的社会地位。《禁奢令》规定了商人能穿用的衣物、伞，以及他们在婚丧仪式上花钱的多少。商人还不能住在武士的居住区里。面对武士的特权及其战刀，商人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保障。在货币经济情况下，德川氏要将商人限制在低下地位的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当时日本正处于货币经济阶段，但是德川氏还是试图压制商人。
德川政权将武士和农民这两个适合封建制度的稳定阶层，固化在僵硬的模式之中。在最后由德川家康结束的内战之前，大将军丰臣秀吉就已经采用其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上述两个阶层的分离。他收缴农民的武器，而给予武士佩戴刀剑的特权。而武士再也不可以兼作农民、工匠或是商人。即便是身份最低的武士，法律也禁止他成为生产者。武士由此成了寄生阶层中的一员，每年靠从农民交纳的租米中取得俸禄。大名掌控着这些租米，并按一定份额分发给每个武士。武士无须忧虑生计问题，完全依靠自己的领主。在较早的历史上，日本的封建领主与武士就是在几乎连绵不断的藩国战争过程中，形成了牢固的纽带关系。然而在和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关系就变成经济性的了。如此一来，日本的武士既不像欧洲中世纪骑士那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农奴，也不是为发财而冒险的佣兵。他们依靠一份固定的俸禄为生。其俸禄额在德川时代初期就按其家族世系的高低决定了。他们的俸禄并不高，据日本学者估计，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禄大约与农民的收入相当，勉强能维持生计而已。对武士的家族来说，没有比几个继承者同时来分割一份俸禄最不利的事情了。因此，武士要限制其家庭的人口数。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将声望建立在金钱和炫耀之中更令人感到屈辱的了，所以在他们的家族训条中，特别强调节俭为最高的美德。
一道鸿沟将武士与农、工、商其他三个阶层隔离开来。因为这三个阶级都是“庶民”，而武士却不是。佩刀并不仅是一种装饰，它既是武士的特权，也是武士这一特权阶层的标记。他们拥有对于庶民阶层动刀的权利，这是在德川时代以前就形成的传统习惯。德川家康颁布的法令规定：“庶民对武士有无礼行为，或对其上司有所不敬，可就地斩首。”这些法令不过是在确认旧有的习惯而已。在庶民与武士之间建立互相依存关系并不是德川家康的设想。他的政策以严格的等级规则为基础。庶民与武士都由大名统领，并直接与之发生联系。这两个阶层分别走在两个不同的楼梯上，上下每个楼梯都有各自的法令、规则、指导和相互义务。走在两个楼梯上的人和人之间只存有距离。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分隔根据具体情况需要，有时不得不一再地架起沟通的桥梁，但这并不是体制的组成部分。
德川时代的武士已不仅是舞刀弄剑的武夫，他们日益成为其藩主产业的管理者，成为像古典能乐、茶道等这些传统平和技艺的专家。所有的协议文书都由他们处理，而其藩主的谋略也由他们巧妙地实施。两百年的和平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个人独自挥舞刀剑的机会自然少了很多。就拿商人来说，尽管有等级制的制约，他们还是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举止文雅、有艺术修养、追求娱乐享受的人，而武士阶层也是如此。尽管仍然准备拔刀应战，但他们还是学会了平和的技艺。
尽管农民在武士面前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要交纳沉重的赋税，还要受到各种限制，他们还是得到了某些安全保障。他们获准拥有土地，而拥有土地，在日本就意味着拥有声望。在德川幕府统治下，土地不可永久转让，这对耕作者的利益是一种保护。与此不同，欧洲封建制度保护的是封建领主的利益。因为农民拥有一种他极为看重的土地永久使用权，所以他们耕作土地就会像今天他们的后裔那样勤勉而不辞劳苦。然而，农民仍是希腊神话里的阿特拉斯，供养着大约二百万人的寄生阶层，这其中包括将军和大名的各种政治机构，以及武士的俸禄。农民要交纳实物税，也即是将一定比例的收获物交给大名。另一个水稻国家——暹罗，据说其赋税仅是10%，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却是40%。而且实际交纳的比例更高。在某些藩地，所交赋税甚至高达80%。此外，农民还经常要承担繁重的徭役。与武士一样，农民也要限制自己家庭的人口数目。在德川时代的几个世纪中，日本的全国人口几乎维持在相同的数字上面。对一个拥有漫长和平时期的亚洲国家，这些停滞的人口数字很能说明这种政权的状况。无论是对靠租税生活的武士还是对从事生产的阶层，该政权都实行了斯巴达式的限制，但是每个依附者与其上司之间仍存有一种相对的依赖关系。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义务、权利和地位，一旦这些受到侵犯，即使最贫穷的人也可能提出抗议。
即使赤贫的农民，也不仅会向领主抗争，而且会向幕府抗争。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五十年间，这类农民起义至少有一千多起。这些起义并非缘于“40%归领主，60%归耕作者”的传统重税，而是为了反对横征暴敛。当情况糟糕到难以忍受的时候，农民就会成群地涌到其藩主处表示抗议，但是请愿和仲裁的过程是有秩序的。农民写出正式的请求纠正苛政的请愿书，交给大名的管家。如果请愿书被拦截，或者藩主对此置之不理，他们就派自己的代表前往京城，向幕府将军递交诉状。在著名的反抗事件中，农民使用的办法就是在幕府高官经过京城闹市时，把诉状直接塞进他的轿子里。如此，才能确保其诉状送达。但是，无论农民在呈递请愿书时有多大风险，接下来幕府定会对诉状着手进行调查，而最终大约半数的判决都会对农民有利。
虽然幕府对农民的要求作出了裁决，但这并不符合日本的法律和秩序。当然，农民的抱怨或许是正当的，国家尊重其申诉或许也没错，但是带头闹事的农民已经违背了严格的等级制法律。即使裁决对农民有利，他们也已经破坏了必须忠诚的基本法律，而这是不能得到宽恕的。因此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正确，他们都要被判处死刑。甚至农民也认可这个无法逃避的命运。被判死刑的人是他们的英雄，民众大量涌到刑场，挑头闹事者或被投入油锅，或被斩首，或被钉木桩，但是目睹行刑的民众并不暴动。这就是法律和秩序。虽然民众事后为死者建立祠堂，把他们当作殉道者敬奉，但是他们却接受这样的处罚，并将之作为他们据以生活的等级制法律的必要组成部分。
简而言之，历代德川将军都试图稳固各藩的等级结构，使每一阶层都依赖于封建领主。大名在各藩居于等级制的顶点位置，并且获得许可能对依附者行使特权。将军最重要的管理任务就是掌控大名。他运用各种手段防止大名结成联盟或实施其侵略计划。在各藩的边界设卡，检察官员和关卡证照，严密监控“妇女出境和铁炮入境”，以此防止任何大名试图私运妻妾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没有将军的许可，任何大名都不能缔结婚约，目的是要防止一种危险的政治联姻。各藩之间的贸易由此受到阻碍，甚至到了有桥不能过的程度。将军的密探令将军清楚地知道大名的收支状况，一旦某藩的金库满了，将军就会指派这个大名着手一项耗费庞大的公共工程，使之回到适当的财政水平上。所有的规定中最著名的一项就是大名每年要用一半时间住在京都，甚至当他回到本藩居住的时候，他也必须要把妻子作为将军手上的人质留在江户（东京）。幕府就是通过这些手段维持它的权力，以强化其在此种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将军接受天皇的任命而掌控政权，他当然不是这个等级制拱门的最后拱心石。天皇与他的世袭贵族（公卿）所组成的宫廷与世隔离地驻在京都，没有实权。天皇的财力甚至低于一个实力较弱小的大名，其宫中的仪式也要受到将军规定的严格限定。无论如何，甚至是最有权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废除天皇与实际统治者的双重统治。这种双重统治在日本也不是新事物。自十二世纪以来，大元帅（将军）就以被剪除了实权的天皇的名义统治国家。在某些时代，政权职能被如此分割，以至徒有虚名的天皇将实权委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而这实权又由此首领的世袭政治顾问来行使。于是，经常出现权力的委托与再委托。甚至在德川幕府最后崩溃的日子里，佩里海军准将也未意识到将军的背后还有一个天皇。1858年，与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的美国首任驻日公使汤辛德·哈里斯也必须通过自己，才发现还有一个天皇。
事实上，日本对于天皇的概念就是在太平洋诸岛上再三被发现的那种概念。他是一个与政治若即若离的神圣首领。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上，首领自己行使权力，而在某些岛屿上，首领可将其权力委托给别人。然其身体始终是神圣的。在新西兰的诸部族中，神圣首领是如此神圣不可冒犯，以至于他不能自己进餐，而需由别人喂他，甚至连汤匙都不能接触他神圣的牙齿。当神圣首领外出的时候，他必须由人抬着，因为凡他神脚踏过的任何土地都将自动成为圣地，而最终归其所有。他的头尤其神圣，没有人能够触摸它。他的话语能沟通部族诸神。在诸如萨摩亚和汤加的一些太平洋岛屿上，神圣首领并不屈从于世俗的生活。一位世俗首领掌管日常所有的政务。十八世纪末，到访过东太平洋汤加岛的詹姆斯·威尔逊曾写到，汤加的政治体制“与日本最为相像，那儿神圣首领更像是军事首领的一名政治犯。”汤加的神圣首领们被排除于公共事务之外，但他们必须履行其宗教职责。他们必须接受果园的第一批果实，并且要在其他人吃这些果实之前操持一个仪式。当神圣首领死去时，他们用“上天空虚了”这样的词语来宣布他的死亡。他被埋葬在巨大的王室陵墓中，但是他完全与政治无缘。
虽然天皇在政治上毫无实权，只是“军事首脑手中的国家囚犯”，然而按照日本人的定义，他们仍然身处等级制的“适当地位”。对日本人来说，天皇积极参与世俗事务，并不是衡量其身份的尺度。经过征夷大将军几个世纪的漫长统治，天皇在京都的宫廷仍然作为一种有价值的东西得以保存下来。若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天皇的作用微乎其微。然而各方面都习惯于严格等级制的日本人，就这个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
在封建时代，自贱民到天皇所认可的明确的等级制度，给近代日本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毕竟等级制从法律上结束不过才七十五年。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性是不会在人的生活中消失的。如同我们在下一章中即将看到的那样，尽管国家的目标有了彻底的变化，近代的日本政治家们仍然审慎地进行计划，以保存等级制度的主要部分。日本比任何主权国家都更习惯于这样一个世界：人们的举止细节及其所处地位都有明确的规定。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么一个世界的法律和秩序要靠铁腕来维持。日本人认为这种严密设计的等级制度是安全保险的制度。只要他们安守本分不越轨，只要他们停留在已知的领域，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就可以信赖自己的世界。盗匪行为得以控制，大名间的内战也被阻止了。假如臣民能够证明他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他们就可像农民过去遭受盘剥时所做的那样，提出自己的申诉。这样对个人来说很危险，但却是一种公认的做法。日本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德川将军甚至设置了“申诉箱”，任何臣民都可以将自己的抗议书投入箱子，只有将军才有开启箱子的钥匙。在日本，如果侵犯行为为现行的行动“准则”所不允许的话，就会被纠正，这倒是真有了人身保障。一个人信赖这些“准则”，而且只有在他遵循这些“准则”的时候，他才安全。人们只有在服从而不是企图修改或颠覆这些准则的情况下，才能显出自己的勇气和正直。在这些被公布的准则的范围内，它是一个已知的世界，而且从日本人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个可信赖的世界。它的规则不是《摩西十诫》那样的抽象伦理，而是说明在某种场合该怎么做，在另一种场合又该怎么做的具体细则规定；它规定武士该怎么做，庶民又该怎么做；规定什么是兄长的本分，什么又是弟弟的本分。
在此制度下，日本人并没有如同某些身处强权等级制度下的国民那样，变成温和的顺民。重要的是要承认每个阶层都有获取某种保障的权利。即使对于贱民，也要保证其对某项特别的行业享有垄断权，并且他们的自治组织也要得到当局的承认。虽然每个阶级都有很多约束，但也由此享有了秩序与安全。
日本这种等级限制还具有一种印度所缺乏的灵活性。日本的习俗提供了某些明确的技术，无需暴力而又能调节这个体制。一个人可以有几种办法改变自己的等级。在日本的货币经济下，高利贷者与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这些富人就会采用各种传统策略以图挤进上层阶层。他们使用典押和土地租让的方式成为“地主”。确实，农民的耕地是不可转让的，但是，日本的佃租过高，将农民留在土地上显然对地主十分有利。高利贷者则定居在那块土地上收取佃租。而在日本，这种土地“所有权”既能带来利益又能带来声望。他们的子女与武士阶层通婚，随即他们也变成了绅士。
另一种传统变通等级的办法是通过收养的习俗。它提供了一条“购买”武士身份的途径。尽管德川幕府有所限制，商人仍然日益富裕起来，于是他们设法将自己的儿子过继为武士的养子。然而在日本，人们大多愿意为女儿招赘女婿而少有人愿领养男孩作养子。招赘的男子在日本被称为“婿养子”。而招来的女婿就成了自己岳父的继承人。被招赘者所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其姓氏要从生身父母家的户籍上注销，投入妻子家的户籍，改用妻子的姓氏并迁入妻子家与岳母生活一处。虽然代价颇高，但利益不小。富商的后代可以成为武士，而贫困的武士家族则获取了财富。等级制一如既往地未受损害。这种制度的灵活运用，则给富人提供了上流阶层的地位。
所以，日本并不要求各个等级在同一等级内部通婚。有多种公认的习俗允许不同等级人之间的通婚。其结果是富裕的商人日益渗入较低的武士阶层，这也使得西欧与日本间有了更显著的差异。欧洲封建制的崩溃可归因于逐渐发展和实力增强的中产阶级的压力，而中产阶级则支配了近代工业时代。只是日本并没有形成如此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者通过合法手段，“买到了”上流阶层的身份。商人与低级武士变成了同盟者，需要指出这是奇特而令人惊异的事情：在封建主义死亡前的剧痛中，与欧洲大陆的文明比较，日本允许有更大程度上的阶级流动性。但是这种说法也没有任何证据，即：令人信服的是，当时贵族与市民之间缺乏阶级战争的任何迹象。
我们很容易指出这一点，即日本两个阶级所进行的是彼此互利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假如出现在法兰西，它同样也是彼此互利的。在西欧所发生的个别事例中，这种合作确实是彼此互利的。尽管如此，在欧洲，阶级的分界是明晰的，法国的阶级冲突导致了贵族财产被剥夺。在日本，两个阶级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颠覆衰朽幕府统治的就是这样一个由商人、金融家与武士结成的同盟。日本即使到了近代也依然保存着此种贵族制度。如果不是日本允许阶级间流动的话，贵族等级制度也不大可能得到保存。
如果日本人喜爱并相信他们那些详尽而明确的行动“准则”，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理由。只要人们遵守这些准则，它就能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些“准则”允许对非法侵犯行为进行抗议，并且也可以用来维护个人的切身利益。它要求相互之间履行义务。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川幕府崩溃时，日本没有任何集团破坏这些“准则”，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也没有发生“1848式的二月革命”。然而，形势是令人绝望的。从庶民到将军，每个阶层的人都欠了放贷者和商人的债。仅是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层人员与经常性的政府财政支出都已经难以维持了。财政窘迫的大名已无力给其武士家臣支付固定的俸禄，整个封建纽带的网络已成为一种嘲弄。他们试图加重本已过重的农民租税，以使自己摆脱债务。他们提前征收好几年的租税，农民由此陷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幕府将军也处于破产状态中，并无力再维持。在1853年佩里海军准将与他的士兵们来到日本时，日本国内正陷于可怕悲惨的困境。1858年，在佩里强行进入日本后，无力抗拒的日本不得不与美国签订了“通商条约”。
然而，日本当时的呼声是“一新”——意为回到过去，恢复往昔，这一呼声与革命是对立的，甚至也不是什么进步。当时与“尊王”的呼声同等流行的口号是“攘夷”。国民支持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只有极少数领导人意识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然而他们却因此遭人暗杀。似乎没有迹象可以表明，日本这么一个不喜欢革命的国家，将会改变其方向，顺从西方的模式。更无法想像，五十年后日本竟能在西方列强的领域里，与之争一短长。但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日本运用自己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力量，实现了一个高层人士和社会舆论从不敢想的目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人，即使已经可以从水晶球里看到日本的未来，恐怕也不会信以为真。因为似乎在地平线上并没有巴掌那么大的一块乌云，预告以后数十年间将会有一场暴风雨席卷日本。尽管如此，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日本那些在落后的等级制束缚下的民众转向了一条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