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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争中的日本人
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关于战争的正统观念。西方国家无论有着怎样明确的差异，仍然共同分享某些正统的战争观念。因为它们同属于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甚至包括战争，所以在西方国家战争中的某些情况是可以预测的，如号召国民倾全力进行战争以及遭到局部失败时安抚国民，使其恢复信心的某些方式；又如协调阵亡人数和投降人数的比例以及对待战俘的某些行为准则等等。
日本人背离西方战争常规的所有做法都源于他们的人生观，源于他们对人类全部职责的信念等这些资料。我们的目的是要对日本人的文化和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至于他们的行为是否背离我们的正统观念，从军事角度上看是无足轻重的；他们任何一种行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提出了我们必须回答的与日本人性格有关的问题。
日本为其战争所进行的辩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与美国人截然相反的前提。她对国际形势下了完全不同的定义。美国把战争责任归咎于轴心国的侵略，而日本、意大利以及德国的征服举动是非正义的，它破坏了国际和平。无论是在“满洲国”，还是在埃塞俄比亚或者波兰，轴心国都攫取了当地的权力，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了自己压迫弱小民族的邪恶过程。他们违反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国际准则，至少违反了“门户开放”的自由企业准则。然而日本对这场战争的原因却有另一套说法。他们认为，只要每个国家都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因此，日本必须为此战斗，以建立一套等级体系——当然是在日本领导下的体系。因为唯有日本代表的是真正彻头彻尾的等级国家，因而可以理解“各守本分”的必要性。日本国内实现了统一和稳定，镇压了盗贼行为，修筑了公路，兴办了电厂和钢铁企业。根据日本官方统计，日本已使99.5%的青少年进入公立学校。因此，根据日本人等级体系的前提，日本应该扶助落后的中国弟弟。因为与“大东亚”各国属于同一人种，因此在赶走英国人和俄国人之后，日本还应该把美国从这一地区赶出去并“取而代之”。各国属于同一世界，应统一于同一国际等级秩序之中。在下一章里，我们将探究这种受高度评价的等级制度在日本文化中意味着什么。这是日本创造出来的最符合其喜好的幻想。不幸的是，日本占领下的东亚各国并不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这种理想。然而即便如此，甚至战败也未能使日本从道义上放弃其“大东亚”理想，就连那些最不好战的战俘，也很少有人去指责日本对中国内地和西南太平洋的野心。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必定还会保持其某些天生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态度之一就是对等级体系的信仰。这与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截然不同，但我们仍有必要了解日本人所谓的等级体系意味着什么以及有哪些好处。
同样，日本将其胜利的希望建立在一个与美国所推崇的不同的基础之上。日本叫喊着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美国是大国，其军备优良，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日本人说，所有这些情况他们从一开始就预见到了并进行了考虑。日本人从他们的一份重要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了以下这段话：“如果我们害怕这些数字的话，战争就不会爆发了，敌人的丰富资源并非这场战争所创造的。”
甚至是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其国内的政治家、大本营，乃至士兵都反复强调说：“这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的精神信仰与美国人的物质依赖之间的较量。”即使是在我们美国取得胜利的时候，日本人仍在重复说：“在这样一场较量中，物质力量必将失败。”这一信条，毫无疑问也成了日本在塞班岛和琉球岛溃败后的一种不是专为失败准备的，然而更为方便的辩解托词。在日军夸耀胜利的几个月中，这一信条正是他们用来召唤民众的号角，而且早在偷袭珍珠港之前，它已成为日本人所接受的口号。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军国主义狂热分子荒木大将就在一本名为《告日本国民书》的小册子中写道：日本民族的“真正天职”在于“弘扬皇道播于四海，实力悬殊既不足忧虑，何物足以令吾等忧惧？”
当然，像其他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人事实上也担心。在整个三十年代中，日本国民总收入用于军备开支的比例惊人地窜升。到偷袭珍珠港那年为止，日本几乎将国民总收入的一半用于陆海军军备，而行政总支出仅占其政府支出的17%。
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差异并不是他们毫不在意物质军备。舰船与枪炮只是其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外部展示，如同武士佩刀是其武士道精神的象征一样。
与美国一贯追求“大”一样，日本一贯追求的是非物质的精神资源。日本人也像美国一样全力以赴地开展增产运动，但是他们的运动有其独特的前提条件。日本人说精神就是可以永存的一切。当然，物质是必需的，但是它们是次要的、暂时的。日本人的广播叫嚷道：“物质资源是有限度的，没有维持千年不灭的物质。”而此种精神依赖亦被一字不差地运用在战争中的例行公事之中。在日本人的战争问答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并非专为此次战争制订的传统口号：“以我们的训练对付敌军的数量优势；以我们的血肉之躯对抗敌军的钢铁。”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起首就以粗体大字印着“胜利必读”。他们的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攻击的方式撞向我们的军舰，就是那种以精神战胜物质的不胜枚举的教材之一。日本人将这些飞行员称为“神风特攻队”。所谓“神风”，指的是在公元十三世纪曾经拯救日本，阻止成吉思汗入侵的天赐海风，那股海风曾经掀翻了成吉思汗东征舰队的船只，并使之溃不成军。
甚至在平民之中，日本当局同样推行精神统治物质环境的信条。例如，国民在工厂里干了十二小时，其后又被彻夜的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他们就说：“我们的身体越疲惫，意志、精神就越昂扬”，“我们越是疲惫，训练就越是有效。”国民冬天在防空洞感到寒冷时，大日本体育文化协会就在广播中要求大家做御寒的柔软体操，说这一体操不仅能取代取暖设备和被褥，甚至可以取代国民维持正常体力所需的食物。他们还说：“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在现在食物缺乏的时候我们不该谈什么做体操。不！食物越是缺乏，我们就越要依赖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日本人必须要用更多的消耗来增强他们的体力。按美国人关于体力的观点，体力消耗的多少总是有赖于昨天是否有了八小时或五小时的睡眠、饮食是否正常、天气是否寒冷。而日本人的计算方法则根本不考虑什么体力贮备的问题，他们认为那是物质主义。
在此次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则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战胜了肉体死亡的现实。一家广播电台曾描述过一位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奇迹：
空战结束了，日本的飞机按三四架一队的小编队返回基地。一位空军上尉是最先返回的人员之一。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他就站在地面上，举起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当部下返航时，他一架一架地清点着。他的脸色看起来有些苍白，但却相当镇定。在最后一架飞机返航后，他写了报告，并向司令部走去。在司令部，他向司令官作了汇报。刚汇报完，他就倒下了。在场的军官们急忙上前帮忙，然而他已经死了。经过检查，发现上尉的躯体已经冰凉，在他的胸口有一处弹伤，这是一个致命的弹伤。一个刚死之人，其身体不可能是冰凉的。然而逝去的上尉的身体却凉得像冰块一样。上尉一定是早就死了，只是他的精神魂魄支撑着他完成了此次汇报。这样的奇迹想必是由已逝上尉所具有的强烈责任感创造出来的。
当然，对于美国人来说，这肯定是一段编造的荒诞奇谈。但是，日本学者对这个广播却不会付之一笑。他们可以肯定日本的听众绝不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他们首先指出这个广播如实地说明了这位空军上尉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相信呢？灵魂是有可能被训练的。这位空军上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的超级大师。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懂得“泰然自若的精神可以千年不灭”，这样的精神怎么就不能在一位以“责任”为其生命的中心法则的空军上尉身上多维持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行，可以使人的精神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这位上尉正是精于此道并且收到了效果。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些极端行为半信半疑，将之视为贫穷国家的托词，或者是受蛊惑者的幼稚想法。然而如果这样看待问题，我们就难以在战时或平时与日本人打交道。日本人的信条是用某种禁忌、排斥和一定的训练方法根深蒂固地植根于日本人的内心。这些信条不只是孤立的怪癖。只有理解了这些，美国人才能明白日本人在战败时说出“光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是一个幻想”这些话的真实含义。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才有可能理解，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工厂中，在与美国人进行精神较量后，日本人承认自己的精神力量是不够的这意味着什么。正像他们在战败后所说，在战争期间，他们一直“凭主观意识行事”。
日本人对于等级制度和精神至上的必要性，以及他们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情的说法，对一位比较文化学者来说都是有启发的。日本人经常说安全感与士气仅仅是一个精神预先准备的问题。无论面临怎样的悲惨结局，不管是城市被轰炸，还是塞班岛战败，或者菲律宾失守，日本官方总是对其国民说这是早已预知的，所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日本广播竭尽全力粉饰太平，显然是指望以此给日本国民营造一种安全感，并试图告诉国民，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被彻底了解的世界里。日本广播里说：“随着基什加岛被美军占领，日本已在美国飞机轰炸半径之内。但是，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了这种可能的意外，并且早已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敌人无疑会对我们发起陆海空三军的联合攻击，但这一切也早被我们考虑进了计划之中。”战俘，甚至是那些希望日本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尽早失败的战俘也都确信轰炸无法使国内防线的日本人丧失士气，“因为他们预先就有精神准备”。当美国空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的时候，日本飞机制造业者协会的副会长就在电台广播中说过“敌机终于飞临我们头上。然而，对于我们这些从事飞机制造的人来说，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且早已准备好了完整的对策。因此，没有任何值得担忧的。”唯有假定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早有完整的计划，日本人才能继续做出对他们来说是如此必要的判断，即每件事都是他们积极期望的，而不是别人强加的。“我们不应认为这是被动地受到攻击，而应认为这是我们主动把敌人吸引过来了”；“敌寇！你们想来就来吧！与其说‘要来的终于来了’，不如说‘这正是我们等待的良机，我们为它的到来而倍感兴奋’。”日本海军大臣在议会的演说中引用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伟大的武士西乡隆盛的训示说：“有两种机会，一种是我们偶然遇见的，另一种是我们创造的。在非常艰难的时候，一定要为自己创造机会。”电台广播说，在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驻守马尼拉的山下奉文将军“平静地笑着说，现在敌人正在我们的腹中……”“敌人在仁牙因湾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就迅速陷落了，唯一的可能就是山下将军战术运用的结果，事态发展与将军的部署一致。山下将军的军事部署目前正在进一步展开。”换句话说，失败即是最大的成功。
美国人则走向了与日本人相反的极端。美国人全力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日本人强加给我们的。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所以要给日本人一点教训。凡是考虑安定普通民众情绪的美国发言人，在谈及美国在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绝不会说：“这些在我们的计划中已充分考虑到了。”与此相反，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自找的，我们将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美国人为一个不断受到挑战的世界调整他们的全部生活，并且随时准备接受挑战。日本人则是在预先即有计划安排的生活方式中才会感到安心，在日本人心里，最大的威胁源于未曾料到。
在日本人的战争过程中，时常宣传的另一个主题也透露了日本的生活方式。他们经常谈道：“世界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关注着我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展示出所谓的日本精神。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下达给部队的命令是，现在他们已在“世界”的直接注目之下，所以应该表现出日本军人的本色。日本海军官兵被告诫，在遭到敌方鱼雷攻击而被迫弃舰时，他们要尽可能以最体面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否则“会遭到世人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并且拿到纽约放映。”日本人认为他们在全世界面前的形象至关重要，对这一点的重视，深深地植根于日本文化之中。
在日本人的态度之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他们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究竟有什么样的统治力呢？一些美国权威专家指出，在日本七百余年的封建时代中，天皇一直是傀儡元首。每个人直接的尽忠对象是各自的诸侯主公——“大名”，以及在此之上的军事大元帅——将军。对天皇的忠诚几乎没人关心。天皇被幽禁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宫廷之中，宫中的活动和仪式都要受到将军严苛制度的限制。即使是一个大封建诸侯对天皇表示敬意也会被视为谋逆。对于日本的普通民众来说，天皇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些美国分析学者还坚持认为，我们只能从日本的历史来理解日本。在国民记忆中，卑微的天皇是如何被拥戴，重新成为真正集聚日本这个保守国家力量的核心的呢？他们说：那些一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永恒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是夸大其词，他们的固执己见只是证明了他们论据的软弱无力。因而，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必要对天皇网开一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日本近来编造的邪恶元首观念施以最猛烈的打击。天皇是日本这个现代神道国家的宗教核心，如果我们动摇并挑战天皇的神圣性，那么，日本敌国的整体结构就会土崩瓦解。
许多熟悉日本、读过来自前线或日本方面信息报道，且富有才干的美国人对此则持相反的见解。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相当清楚，没有任何东西比直接打击天皇并用言辞侮辱天皇更能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士气的了。他们不相信，日本人会将我们对天皇的打击视作是打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人亲眼看到，人们对天皇还是同样尊奉，当时“德谟克勒西”的口号非常流行，而军国主义名誉扫地，以致军人外出到东京街头时都要谨慎地换上便服。这些旅日人士坚持认为，日本人对于天皇的崇敬，与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崇拜是不一样的。德国人的崇拜只是纳粹党兴衰的晴雨表，它与法西斯的所有罪恶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确，日本战俘的证词印证了以上观点。日本战俘与西方的士兵不一样，他们没有受过相关的训练，被俘后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明显没有任何约束。这种训练的失败当然应归咎于日本的不投降政策。此种状况一直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才有所改变。然而即使如此，那也只限于一部分师团和地方部队。日本战俘的证词值得重视，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典型的日本军队横截面的意见。他们不是那些因士气低落而投降的士兵，也不是未定形的士兵。他们中除了极少数以外，几乎都是在因受伤而失去知觉，因而无力抵抗的情况之下被俘的。
顽抗到底的日军战俘，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咎于天皇。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圣意”，是为了让“圣上宽心”，“为天皇献身”。“天皇领导国民进行战争，服从是自己的天职。”与之相对应，那些反对这场战争及日本未来征服计划的人，同样也把自己的和平信念归功于天皇。对所有的日本人而言，天皇就是一切。厌战者称天皇为“热爱和平的陛下”；他们始终坚持天皇“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天皇是被东条（英机）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期间，天皇陛下表明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未得到他许可的情况下发生的。天皇讨厌战争，而且不允许他的国民被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遭受了怎样的虐待。”这些日俘的证词和德国战俘截然不同。尽管德国战俘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元首的行为表示不满，但他们仍然认为，战争和蓄谋备战的责任必须要由最高的战争策动者——希特勒来承担。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于皇室的忠诚必须与军国主义以及战争侵略政策相区别。
无论如何，对于这些日本人来说，天皇和日本是无法分开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不可想像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他是超越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在战争中失败，天皇也不会因战败而受谴责。“国民不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如果战败，内阁和军部领导应该负责，而不是天皇。”“即使是日本战败，十个日本人中仍有十个会继续尊崇天皇。”
所有这些认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的统一论调，在美国人看来是自欺欺人。因为美国人习惯于认为只要是人，就难免要受怀疑和批判。然而直到战败，这些论调无疑仍在日本舆论中存在。那些审讯战俘最有经验的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笔录上写下“拒绝诽谤天皇”的字样。因为所有的战俘都拒绝诽谤天皇，甚至包括那些和盟军合作、为盟军在日军中作广播宣传的人。在所有收集到的战俘供词中，只有三份供词温和委婉地表示反对天皇。一份比较极端的供词谈道：“继续保留天皇将是一个错误。”第二份供词则说天皇“是一位意志薄弱的人，他不过是个傀儡。”而第三份则只是揣测说，天皇或许会让位于皇太子；假若废除君主制，日本的年轻妇女或许就可获得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
因此，日本指挥官利用全体日本人对天皇一致的崇敬心理，把“天皇钦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在天长节（天皇诞辰日）那天，日本指挥官要率领部下向东方三鞠躬，高呼“万岁”。甚至在“部队昼夜受到炮轰时”，他们仍与部队一起早晚共诵天皇在《军人敕谕》中向军队颁赐的“语录”，“让奉诵之声在森林中回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利用国民对天皇的忠诚。他们号召部下官兵要“达成圣意”，“驱散圣虑”，要“以崇敬之心回报陛下的仁慈”，要“为天皇献身！”然而，遵从天皇意志本身又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战俘说的那样，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即使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战斗”；同样，“只要天皇下诏，明天日本人就会放下武器，立即停止战斗。”“即使是最强硬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放下他们的武器。”“唯有天皇的圣谕，才能使日本国民接受战败的事实，并乐于为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
这种对天皇无条件的无限忠诚，与对天皇以外的团体和其他个人的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论在日本的报刊还是在日本战俘的供词中，都可见到对于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批判。战俘们毫不顾忌地公开抨击他们的战地军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他们同危难、共甘苦的军官；他们对于那些自己坐上飞机逃跑，却命令士兵顽抗到底的军官更是倍加谴责。通常情况下，他们常常赞扬一些军官，而对另一些军官则严厉谴责。没有迹象说明他们对日本的事物缺乏识别善恶的意愿。甚至日本岛内的报纸和杂志也在批评自己的“政府”，他们呼吁更多的指挥权和更大的军事协同努力，并指责政府没能提供这些必须的东西。他们甚至批评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一家东京报纸刊登了一篇由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物参加的座谈会所形成的会议记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会议中，有位发言者说：“我认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方法就是给予民众言论自由。近年来，国民不敢坦率地说出心里想说的话。人们害怕一旦说了些什么就会受到惩罚。人们踌躇不决，只求表面敷衍了事，以至于内心变得越来越胆怯。在此种情况之下，所谓的激发国民的总体力量只是奢谈。”另一位发言者表达了同样的主题，他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举办座谈会，和选区的选民座谈，就各项事情征询意见。但大家都不敢开口说话。言论自由被否定了。这的确不是一种激发国民战斗意志的正确方法。在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国家治安维持法的约束下，国民受到严格限制，行为更加谨小慎微，如同封建时代的平民一样。因此，原本能够发挥的战斗力，至今仍然没有发挥出来。”
所以，即使在战争期间，日本人也批评自己的政府、大本营，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他们并非盲目地承认整个等级体制的“优点”。然而，天皇得以豁免。如果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近代才确立的，那么他何以会受到如此特殊的礼遇？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什么怪癖使得天皇获此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日本战俘宣称，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国民就会“拿起竹枪”战斗至死。同样，如果天皇颁下敕令，日本国民也会平静地接受战败和占领。日本战俘所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是否在故意误导我们？或许，这些是真的？
所有这些有关日本人战争行为的重要问题，从他们的反物质主义偏见到他们对天皇的态度，都与本土和前线的日本人有关。此外，还有一些与日本军队关系更密切的态度。其中之一就是对日军兵员及战力损耗的态度。在美国将海军勋章授予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S·麦肯因上将的时候，日本的无线电广播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震惊态度作了报道，这与美国人的态度截然相反。
此次授勋的官方理由不是乔治·S·麦肯因司令官击退了日军。尽管我们不了解他们为什么不以此为理由授勋，由于那是尼米兹公报所宣称的……麦肯因上将获此勋章的原因是他成功地指挥搜救了两艘负伤的美国军舰，并将它们安全地护送回基地。这则消息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不是虚构的，而是确实发生的事……我们并不怀疑麦肯因将军搜救两艘军舰的真实性，但是我们期望你们了解的，是这样一个稀奇的事实：在美国，救了两艘受损军舰就能获得勋章。”
美国人对于所有救援行动，所有给予陷入困境者的帮助都非常感动。如果一种勇敢的行为是为了拯救“受害者”，那么此种行为就更被视作英雄行为。然而日本式的勇敢则摒弃了这类救援。甚至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都会被日本人斥为“胆怯”。日本的报纸和广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只有视死如归才是美德，而小心谨慎则是卑鄙的。此种观点同样体现在他们对待伤病员或疟疾患者的态度上。在日本人看来，此类士兵只是受损的废物，况且军中的医疗服务甚至不足以维持有效的战斗力。随着时间的延续，各种补给的缺乏使医疗救护上的不足更加恶化，但这仍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轻视与此有很大关系。日军士兵受到教导，认为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我们美国人对患病者的照顾，就如同在轰炸机上配置救生设备一样，是对英雄主义的干扰。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习惯于依赖内外科医生。在美国，人们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远远超过了对其他福利措施的关注，这一点就连那些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时常谈起。这些对于日本人来说的确是完全陌生的。无论如何，在战争期间，日本军队中没有一支受过训练、能够从炮火中搬运伤员并实施急救的救护队；他们也没有一个由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战地的康复医院构成的医疗系统。而他们对于医疗用品补给的关注就更少了。在某些危急情况下，住院伤病员甚至简单地被杀掉了事。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经常被迫从有医院的地点撤离。即使条件允许，他们也根本没有转移伤病员的常规程序。只有在部队正在进行所谓的“有计划的撤退”，或是敌人占领阵地时，他们才做出一些处置。此时，负责的军医官经常会在撤离之前，先将住院伤员枪杀，或是让伤病员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人对自己同胞进行治疗的基本态度与处理受损货物一致，那么，他们处置美军战俘也会采取同样的态度。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日本人对战俘以及对自己的同胞都犯了虐待罪。前菲律宾首席军医哈罗德·W·格拉特里上校在作为战俘被监禁在台湾三年之后说：“美国战俘所得到的医疗救治要好于日军士兵。俘虏营中的盟军军医可以看护盟军伤员，而日本人自己却没有一个军医。曾有一段时间，日军能给自己人治病的唯一一个医务人员是一个下士，以后是一个中士。”这位上校每年只能看到日本军医一两次。
日本人所推行的此种兵员消耗理论的最极端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政策。任何西方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面临毫无希望的境况时，便会向敌人投降。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是值得尊重的军人。按照国际协议，必须将其名字告知其国家，以使家属知道他们仍然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还是平民，抑或是在自己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感到耻辱。然而，日本人对此种情形则看法不同，在日本人看来，战斗至死才能保全名誉。在绝望的情形下，一个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是手无寸铁地冲入敌阵，采取集体自杀式的攻击方式，但绝不投降。即使只是因为受伤或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同样也会感到“在日本再也抬不起头了”。一旦颜面尽失，他就无法继续从前的生活，相当于“死人”。
当然，日本军队有禁止投降的军规，但是很显然在前线没有必要对此专门进行正式的训示。日军如此忠实地遵守这条军纪，以至于在缅北会战中，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比17166.这是1：120的比例。在战俘营中的142名日俘中，除了少数几个外，大部分人在被俘时就已负伤或者昏迷。很少有单个人或两三个人的集体投降。在西方军队中有一条通行的公理，阵亡人数一旦达到部队总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部队就要放弃抵抗。投降者与阵亡者的比例大约是4：1.然而在霍兰迪亚，第一次出现了日军大批投降的事情。当时投降者与阵亡者的比例是1：5.此种比例与缅北会战1：120的比例，已是大大地进步了。
因此，在日本人看来，那些成了战俘的美国人，光是投降行为本身就已够可耻的了。这些人已经是“废物”，即便是没有受伤，感染疟疾、赤痢等疾病，他们也已被排除在“完好的人”的范畴之外了。许多美国战俘描述在战俘营里笑一笑是多么危险的事，因为这会刺痛他们的日本看守。在日本人眼中，当俘虏就够可耻的了，他们简直无法容忍眼前的美国人居然没有意识到这种耻辱。日本军官要求美国战俘必须遵守许多命令，同时要求日军看守也必须遵守这些命令。强行军和被挤压在运输船里成了战俘们的家常便饭。有些美国战俘还提到，日本哨兵严厉要求他们违反监规的行为要做得隐蔽些，而公开违反规定则被视作弥天大罪。在战俘营里，战俘们在白天外出修路或构筑工事期间，禁止从乡下带回食物，但这条监规有时会变成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和蔬菜裹起来就可以了。然而一旦被人发现，这就成了蔑视哨兵权威的重大罪过。公然挑战权威，哪怕仅是“顶顶嘴”，也会遭到可怕的惩罚。甚至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部队训练中，其规定也是严禁“顶嘴”的，“顶嘴”将招致严惩。我们说明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是文化习俗的必然结果，并不是要对在战俘营里发生的暴行和恣意暴虐行为开释。
尤其是在战争初期，日本人真的相信敌人会虐待并杀死所有的战俘，这更加强了他们认定被俘即是耻辱的想法。一个关于瓜达尔卡纳尔日军战俘被坦克碾压至死的谣言几乎传遍了所有地区。的确有一些试图投降的日本士兵因遭到怀疑，为防止不测而被我方枪杀了。但是这种怀疑经常是正确的。一个日本士兵在濒临死亡时，常为能与一个敌人同归于尽而自豪，他甚至可以在被俘以后做同样的事。正如他们中的一人所说的那样：“既然已下决心献身给胜利的祭坛，未能成就英雄般的伟业才是一种耻辱。”这种可能性使我方倍加警觉，由此也导致了日军投降人数的减少。
投降的耻辱被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意识之中。他们接受了一套与我们的战争惯例截然不同的行为准则。我们的行为同样令他们陌生。他们带着轻蔑的语气谈起美军战俘要求将自己的名字报告给美国政府，以便他们的家庭知道自己依然活着。日本普通士兵对于美军在巴丹半岛的投降完全没有准备，他们原本认为美军士兵会像他们一样战斗到底。他们不能接受美国人不以成为战俘为耻的事实。
盟军士兵与日本士兵在行为上最戏剧性的差别，无疑就是作为战俘的后者与盟军的合作。日本士兵不了解在新环境中如何运用生活规则，他们丧失了名誉，而且作为日本人的生活也结束了。只有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他们中的少数人才敢设想，无论战争结果如何，他们或许能够回到日本。有些人在请求处死自己的同时，又表示：“可是，如果你们的习俗不允许你们这样干的话，那么就让我做个模范战俘吧。”他们后来做的比模范战俘更好。一些老兵油子和长期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给美军指出了弹药库的位置，仔细地解释了日军的兵力配置，并且为我们撰写宣传手册，与我们的轰炸机飞行员一道出航，为其指示军事目标。这就好像他们展开了新的一页，上边书写的内容与过去旧的截然相反，唯一相同的是他们表现出了与过去同样的忠诚。
当然，并非所有的战俘都是这样的。有少数人冥顽不化，只有在提供某些好处的情况之下，他们才可能有所转变。因此，美军指挥官在确定是否接受日本人的帮助时很是踌躇，有些战俘营压根儿就从不考虑战俘所能提供的任何帮助。无论如何，在某些这么做过的战俘营中，起初的疑虑被打消了，盟军对于日本战俘的诚意也越发信赖。
美国人没料到日本战俘会有如此大的转变，这与我们的信条并不一致。然而日本人的行为，则似乎是将每件事情都纳入一条行动路线。一旦这条道路失败了，他们自然就会选择转入另一条路线。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我们是否到战后也可加以考虑？或许这只是某些日本战俘的特异行为？如同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强加给我们的其他怪异行为一样，它也提出了有关日本人所习惯的生活方式、他们各种制度的功能以及他们所学会的思考和行动的习惯等诸多问题。
日本人背离西方战争常规的所有做法都源于他们的人生观，源于他们对人类全部职责的信念等这些资料。我们的目的是要对日本人的文化和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至于他们的行为是否背离我们的正统观念，从军事角度上看是无足轻重的；他们任何一种行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提出了我们必须回答的与日本人性格有关的问题。
日本为其战争所进行的辩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与美国人截然相反的前提。她对国际形势下了完全不同的定义。美国把战争责任归咎于轴心国的侵略，而日本、意大利以及德国的征服举动是非正义的，它破坏了国际和平。无论是在“满洲国”，还是在埃塞俄比亚或者波兰，轴心国都攫取了当地的权力，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了自己压迫弱小民族的邪恶过程。他们违反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国际准则，至少违反了“门户开放”的自由企业准则。然而日本对这场战争的原因却有另一套说法。他们认为，只要每个国家都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因此，日本必须为此战斗，以建立一套等级体系——当然是在日本领导下的体系。因为唯有日本代表的是真正彻头彻尾的等级国家，因而可以理解“各守本分”的必要性。日本国内实现了统一和稳定，镇压了盗贼行为，修筑了公路，兴办了电厂和钢铁企业。根据日本官方统计，日本已使99.5%的青少年进入公立学校。因此，根据日本人等级体系的前提，日本应该扶助落后的中国弟弟。因为与“大东亚”各国属于同一人种，因此在赶走英国人和俄国人之后，日本还应该把美国从这一地区赶出去并“取而代之”。各国属于同一世界，应统一于同一国际等级秩序之中。在下一章里，我们将探究这种受高度评价的等级制度在日本文化中意味着什么。这是日本创造出来的最符合其喜好的幻想。不幸的是，日本占领下的东亚各国并不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这种理想。然而即便如此，甚至战败也未能使日本从道义上放弃其“大东亚”理想，就连那些最不好战的战俘，也很少有人去指责日本对中国内地和西南太平洋的野心。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必定还会保持其某些天生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态度之一就是对等级体系的信仰。这与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截然不同，但我们仍有必要了解日本人所谓的等级体系意味着什么以及有哪些好处。
同样，日本将其胜利的希望建立在一个与美国所推崇的不同的基础之上。日本叫喊着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美国是大国，其军备优良，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日本人说，所有这些情况他们从一开始就预见到了并进行了考虑。日本人从他们的一份重要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了以下这段话：“如果我们害怕这些数字的话，战争就不会爆发了，敌人的丰富资源并非这场战争所创造的。”
甚至是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其国内的政治家、大本营，乃至士兵都反复强调说：“这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的精神信仰与美国人的物质依赖之间的较量。”即使是在我们美国取得胜利的时候，日本人仍在重复说：“在这样一场较量中，物质力量必将失败。”这一信条，毫无疑问也成了日本在塞班岛和琉球岛溃败后的一种不是专为失败准备的，然而更为方便的辩解托词。在日军夸耀胜利的几个月中，这一信条正是他们用来召唤民众的号角，而且早在偷袭珍珠港之前，它已成为日本人所接受的口号。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军国主义狂热分子荒木大将就在一本名为《告日本国民书》的小册子中写道：日本民族的“真正天职”在于“弘扬皇道播于四海，实力悬殊既不足忧虑，何物足以令吾等忧惧？”
当然，像其他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人事实上也担心。在整个三十年代中，日本国民总收入用于军备开支的比例惊人地窜升。到偷袭珍珠港那年为止，日本几乎将国民总收入的一半用于陆海军军备，而行政总支出仅占其政府支出的17%。
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差异并不是他们毫不在意物质军备。舰船与枪炮只是其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外部展示，如同武士佩刀是其武士道精神的象征一样。
与美国一贯追求“大”一样，日本一贯追求的是非物质的精神资源。日本人也像美国一样全力以赴地开展增产运动，但是他们的运动有其独特的前提条件。日本人说精神就是可以永存的一切。当然，物质是必需的，但是它们是次要的、暂时的。日本人的广播叫嚷道：“物质资源是有限度的，没有维持千年不灭的物质。”而此种精神依赖亦被一字不差地运用在战争中的例行公事之中。在日本人的战争问答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并非专为此次战争制订的传统口号：“以我们的训练对付敌军的数量优势；以我们的血肉之躯对抗敌军的钢铁。”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起首就以粗体大字印着“胜利必读”。他们的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攻击的方式撞向我们的军舰，就是那种以精神战胜物质的不胜枚举的教材之一。日本人将这些飞行员称为“神风特攻队”。所谓“神风”，指的是在公元十三世纪曾经拯救日本，阻止成吉思汗入侵的天赐海风，那股海风曾经掀翻了成吉思汗东征舰队的船只，并使之溃不成军。
甚至在平民之中，日本当局同样推行精神统治物质环境的信条。例如，国民在工厂里干了十二小时，其后又被彻夜的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他们就说：“我们的身体越疲惫，意志、精神就越昂扬”，“我们越是疲惫，训练就越是有效。”国民冬天在防空洞感到寒冷时，大日本体育文化协会就在广播中要求大家做御寒的柔软体操，说这一体操不仅能取代取暖设备和被褥，甚至可以取代国民维持正常体力所需的食物。他们还说：“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在现在食物缺乏的时候我们不该谈什么做体操。不！食物越是缺乏，我们就越要依赖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日本人必须要用更多的消耗来增强他们的体力。按美国人关于体力的观点，体力消耗的多少总是有赖于昨天是否有了八小时或五小时的睡眠、饮食是否正常、天气是否寒冷。而日本人的计算方法则根本不考虑什么体力贮备的问题，他们认为那是物质主义。
在此次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则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战胜了肉体死亡的现实。一家广播电台曾描述过一位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奇迹：
空战结束了，日本的飞机按三四架一队的小编队返回基地。一位空军上尉是最先返回的人员之一。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他就站在地面上，举起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当部下返航时，他一架一架地清点着。他的脸色看起来有些苍白，但却相当镇定。在最后一架飞机返航后，他写了报告，并向司令部走去。在司令部，他向司令官作了汇报。刚汇报完，他就倒下了。在场的军官们急忙上前帮忙，然而他已经死了。经过检查，发现上尉的躯体已经冰凉，在他的胸口有一处弹伤，这是一个致命的弹伤。一个刚死之人，其身体不可能是冰凉的。然而逝去的上尉的身体却凉得像冰块一样。上尉一定是早就死了，只是他的精神魂魄支撑着他完成了此次汇报。这样的奇迹想必是由已逝上尉所具有的强烈责任感创造出来的。
当然，对于美国人来说，这肯定是一段编造的荒诞奇谈。但是，日本学者对这个广播却不会付之一笑。他们可以肯定日本的听众绝不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他们首先指出这个广播如实地说明了这位空军上尉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相信呢？灵魂是有可能被训练的。这位空军上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的超级大师。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懂得“泰然自若的精神可以千年不灭”，这样的精神怎么就不能在一位以“责任”为其生命的中心法则的空军上尉身上多维持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行，可以使人的精神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这位上尉正是精于此道并且收到了效果。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些极端行为半信半疑，将之视为贫穷国家的托词，或者是受蛊惑者的幼稚想法。然而如果这样看待问题，我们就难以在战时或平时与日本人打交道。日本人的信条是用某种禁忌、排斥和一定的训练方法根深蒂固地植根于日本人的内心。这些信条不只是孤立的怪癖。只有理解了这些，美国人才能明白日本人在战败时说出“光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是一个幻想”这些话的真实含义。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才有可能理解，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工厂中，在与美国人进行精神较量后，日本人承认自己的精神力量是不够的这意味着什么。正像他们在战败后所说，在战争期间，他们一直“凭主观意识行事”。
日本人对于等级制度和精神至上的必要性，以及他们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情的说法，对一位比较文化学者来说都是有启发的。日本人经常说安全感与士气仅仅是一个精神预先准备的问题。无论面临怎样的悲惨结局，不管是城市被轰炸，还是塞班岛战败，或者菲律宾失守，日本官方总是对其国民说这是早已预知的，所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日本广播竭尽全力粉饰太平，显然是指望以此给日本国民营造一种安全感，并试图告诉国民，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被彻底了解的世界里。日本广播里说：“随着基什加岛被美军占领，日本已在美国飞机轰炸半径之内。但是，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了这种可能的意外，并且早已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敌人无疑会对我们发起陆海空三军的联合攻击，但这一切也早被我们考虑进了计划之中。”战俘，甚至是那些希望日本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尽早失败的战俘也都确信轰炸无法使国内防线的日本人丧失士气，“因为他们预先就有精神准备”。当美国空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的时候，日本飞机制造业者协会的副会长就在电台广播中说过“敌机终于飞临我们头上。然而，对于我们这些从事飞机制造的人来说，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且早已准备好了完整的对策。因此，没有任何值得担忧的。”唯有假定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早有完整的计划，日本人才能继续做出对他们来说是如此必要的判断，即每件事都是他们积极期望的，而不是别人强加的。“我们不应认为这是被动地受到攻击，而应认为这是我们主动把敌人吸引过来了”；“敌寇！你们想来就来吧！与其说‘要来的终于来了’，不如说‘这正是我们等待的良机，我们为它的到来而倍感兴奋’。”日本海军大臣在议会的演说中引用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伟大的武士西乡隆盛的训示说：“有两种机会，一种是我们偶然遇见的，另一种是我们创造的。在非常艰难的时候，一定要为自己创造机会。”电台广播说，在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驻守马尼拉的山下奉文将军“平静地笑着说，现在敌人正在我们的腹中……”“敌人在仁牙因湾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就迅速陷落了，唯一的可能就是山下将军战术运用的结果，事态发展与将军的部署一致。山下将军的军事部署目前正在进一步展开。”换句话说，失败即是最大的成功。
美国人则走向了与日本人相反的极端。美国人全力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日本人强加给我们的。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所以要给日本人一点教训。凡是考虑安定普通民众情绪的美国发言人，在谈及美国在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绝不会说：“这些在我们的计划中已充分考虑到了。”与此相反，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自找的，我们将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美国人为一个不断受到挑战的世界调整他们的全部生活，并且随时准备接受挑战。日本人则是在预先即有计划安排的生活方式中才会感到安心，在日本人心里，最大的威胁源于未曾料到。
在日本人的战争过程中，时常宣传的另一个主题也透露了日本的生活方式。他们经常谈道：“世界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关注着我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展示出所谓的日本精神。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下达给部队的命令是，现在他们已在“世界”的直接注目之下，所以应该表现出日本军人的本色。日本海军官兵被告诫，在遭到敌方鱼雷攻击而被迫弃舰时，他们要尽可能以最体面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否则“会遭到世人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并且拿到纽约放映。”日本人认为他们在全世界面前的形象至关重要，对这一点的重视，深深地植根于日本文化之中。
在日本人的态度之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他们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究竟有什么样的统治力呢？一些美国权威专家指出，在日本七百余年的封建时代中，天皇一直是傀儡元首。每个人直接的尽忠对象是各自的诸侯主公——“大名”，以及在此之上的军事大元帅——将军。对天皇的忠诚几乎没人关心。天皇被幽禁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宫廷之中，宫中的活动和仪式都要受到将军严苛制度的限制。即使是一个大封建诸侯对天皇表示敬意也会被视为谋逆。对于日本的普通民众来说，天皇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些美国分析学者还坚持认为，我们只能从日本的历史来理解日本。在国民记忆中，卑微的天皇是如何被拥戴，重新成为真正集聚日本这个保守国家力量的核心的呢？他们说：那些一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永恒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是夸大其词，他们的固执己见只是证明了他们论据的软弱无力。因而，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必要对天皇网开一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日本近来编造的邪恶元首观念施以最猛烈的打击。天皇是日本这个现代神道国家的宗教核心，如果我们动摇并挑战天皇的神圣性，那么，日本敌国的整体结构就会土崩瓦解。
许多熟悉日本、读过来自前线或日本方面信息报道，且富有才干的美国人对此则持相反的见解。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相当清楚，没有任何东西比直接打击天皇并用言辞侮辱天皇更能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士气的了。他们不相信，日本人会将我们对天皇的打击视作是打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人亲眼看到，人们对天皇还是同样尊奉，当时“德谟克勒西”的口号非常流行，而军国主义名誉扫地，以致军人外出到东京街头时都要谨慎地换上便服。这些旅日人士坚持认为，日本人对于天皇的崇敬，与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崇拜是不一样的。德国人的崇拜只是纳粹党兴衰的晴雨表，它与法西斯的所有罪恶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确，日本战俘的证词印证了以上观点。日本战俘与西方的士兵不一样，他们没有受过相关的训练，被俘后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明显没有任何约束。这种训练的失败当然应归咎于日本的不投降政策。此种状况一直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才有所改变。然而即使如此，那也只限于一部分师团和地方部队。日本战俘的证词值得重视，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典型的日本军队横截面的意见。他们不是那些因士气低落而投降的士兵，也不是未定形的士兵。他们中除了极少数以外，几乎都是在因受伤而失去知觉，因而无力抵抗的情况之下被俘的。
顽抗到底的日军战俘，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咎于天皇。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圣意”，是为了让“圣上宽心”，“为天皇献身”。“天皇领导国民进行战争，服从是自己的天职。”与之相对应，那些反对这场战争及日本未来征服计划的人，同样也把自己的和平信念归功于天皇。对所有的日本人而言，天皇就是一切。厌战者称天皇为“热爱和平的陛下”；他们始终坚持天皇“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天皇是被东条（英机）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期间，天皇陛下表明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未得到他许可的情况下发生的。天皇讨厌战争，而且不允许他的国民被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遭受了怎样的虐待。”这些日俘的证词和德国战俘截然不同。尽管德国战俘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元首的行为表示不满，但他们仍然认为，战争和蓄谋备战的责任必须要由最高的战争策动者——希特勒来承担。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于皇室的忠诚必须与军国主义以及战争侵略政策相区别。
无论如何，对于这些日本人来说，天皇和日本是无法分开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不可想像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他是超越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在战争中失败，天皇也不会因战败而受谴责。“国民不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如果战败，内阁和军部领导应该负责，而不是天皇。”“即使是日本战败，十个日本人中仍有十个会继续尊崇天皇。”
所有这些认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的统一论调，在美国人看来是自欺欺人。因为美国人习惯于认为只要是人，就难免要受怀疑和批判。然而直到战败，这些论调无疑仍在日本舆论中存在。那些审讯战俘最有经验的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笔录上写下“拒绝诽谤天皇”的字样。因为所有的战俘都拒绝诽谤天皇，甚至包括那些和盟军合作、为盟军在日军中作广播宣传的人。在所有收集到的战俘供词中，只有三份供词温和委婉地表示反对天皇。一份比较极端的供词谈道：“继续保留天皇将是一个错误。”第二份供词则说天皇“是一位意志薄弱的人，他不过是个傀儡。”而第三份则只是揣测说，天皇或许会让位于皇太子；假若废除君主制，日本的年轻妇女或许就可获得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
因此，日本指挥官利用全体日本人对天皇一致的崇敬心理，把“天皇钦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在天长节（天皇诞辰日）那天，日本指挥官要率领部下向东方三鞠躬，高呼“万岁”。甚至在“部队昼夜受到炮轰时”，他们仍与部队一起早晚共诵天皇在《军人敕谕》中向军队颁赐的“语录”，“让奉诵之声在森林中回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利用国民对天皇的忠诚。他们号召部下官兵要“达成圣意”，“驱散圣虑”，要“以崇敬之心回报陛下的仁慈”，要“为天皇献身！”然而，遵从天皇意志本身又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战俘说的那样，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即使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战斗”；同样，“只要天皇下诏，明天日本人就会放下武器，立即停止战斗。”“即使是最强硬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放下他们的武器。”“唯有天皇的圣谕，才能使日本国民接受战败的事实，并乐于为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
这种对天皇无条件的无限忠诚，与对天皇以外的团体和其他个人的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论在日本的报刊还是在日本战俘的供词中，都可见到对于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批判。战俘们毫不顾忌地公开抨击他们的战地军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他们同危难、共甘苦的军官；他们对于那些自己坐上飞机逃跑，却命令士兵顽抗到底的军官更是倍加谴责。通常情况下，他们常常赞扬一些军官，而对另一些军官则严厉谴责。没有迹象说明他们对日本的事物缺乏识别善恶的意愿。甚至日本岛内的报纸和杂志也在批评自己的“政府”，他们呼吁更多的指挥权和更大的军事协同努力，并指责政府没能提供这些必须的东西。他们甚至批评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一家东京报纸刊登了一篇由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物参加的座谈会所形成的会议记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会议中，有位发言者说：“我认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方法就是给予民众言论自由。近年来，国民不敢坦率地说出心里想说的话。人们害怕一旦说了些什么就会受到惩罚。人们踌躇不决，只求表面敷衍了事，以至于内心变得越来越胆怯。在此种情况之下，所谓的激发国民的总体力量只是奢谈。”另一位发言者表达了同样的主题，他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举办座谈会，和选区的选民座谈，就各项事情征询意见。但大家都不敢开口说话。言论自由被否定了。这的确不是一种激发国民战斗意志的正确方法。在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国家治安维持法的约束下，国民受到严格限制，行为更加谨小慎微，如同封建时代的平民一样。因此，原本能够发挥的战斗力，至今仍然没有发挥出来。”
所以，即使在战争期间，日本人也批评自己的政府、大本营，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他们并非盲目地承认整个等级体制的“优点”。然而，天皇得以豁免。如果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近代才确立的，那么他何以会受到如此特殊的礼遇？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什么怪癖使得天皇获此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日本战俘宣称，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国民就会“拿起竹枪”战斗至死。同样，如果天皇颁下敕令，日本国民也会平静地接受战败和占领。日本战俘所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是否在故意误导我们？或许，这些是真的？
所有这些有关日本人战争行为的重要问题，从他们的反物质主义偏见到他们对天皇的态度，都与本土和前线的日本人有关。此外，还有一些与日本军队关系更密切的态度。其中之一就是对日军兵员及战力损耗的态度。在美国将海军勋章授予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S·麦肯因上将的时候，日本的无线电广播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震惊态度作了报道，这与美国人的态度截然相反。
此次授勋的官方理由不是乔治·S·麦肯因司令官击退了日军。尽管我们不了解他们为什么不以此为理由授勋，由于那是尼米兹公报所宣称的……麦肯因上将获此勋章的原因是他成功地指挥搜救了两艘负伤的美国军舰，并将它们安全地护送回基地。这则消息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不是虚构的，而是确实发生的事……我们并不怀疑麦肯因将军搜救两艘军舰的真实性，但是我们期望你们了解的，是这样一个稀奇的事实：在美国，救了两艘受损军舰就能获得勋章。”
美国人对于所有救援行动，所有给予陷入困境者的帮助都非常感动。如果一种勇敢的行为是为了拯救“受害者”，那么此种行为就更被视作英雄行为。然而日本式的勇敢则摒弃了这类救援。甚至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都会被日本人斥为“胆怯”。日本的报纸和广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只有视死如归才是美德，而小心谨慎则是卑鄙的。此种观点同样体现在他们对待伤病员或疟疾患者的态度上。在日本人看来，此类士兵只是受损的废物，况且军中的医疗服务甚至不足以维持有效的战斗力。随着时间的延续，各种补给的缺乏使医疗救护上的不足更加恶化，但这仍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轻视与此有很大关系。日军士兵受到教导，认为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我们美国人对患病者的照顾，就如同在轰炸机上配置救生设备一样，是对英雄主义的干扰。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习惯于依赖内外科医生。在美国，人们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远远超过了对其他福利措施的关注，这一点就连那些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时常谈起。这些对于日本人来说的确是完全陌生的。无论如何，在战争期间，日本军队中没有一支受过训练、能够从炮火中搬运伤员并实施急救的救护队；他们也没有一个由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战地的康复医院构成的医疗系统。而他们对于医疗用品补给的关注就更少了。在某些危急情况下，住院伤病员甚至简单地被杀掉了事。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经常被迫从有医院的地点撤离。即使条件允许，他们也根本没有转移伤病员的常规程序。只有在部队正在进行所谓的“有计划的撤退”，或是敌人占领阵地时，他们才做出一些处置。此时，负责的军医官经常会在撤离之前，先将住院伤员枪杀，或是让伤病员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人对自己同胞进行治疗的基本态度与处理受损货物一致，那么，他们处置美军战俘也会采取同样的态度。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日本人对战俘以及对自己的同胞都犯了虐待罪。前菲律宾首席军医哈罗德·W·格拉特里上校在作为战俘被监禁在台湾三年之后说：“美国战俘所得到的医疗救治要好于日军士兵。俘虏营中的盟军军医可以看护盟军伤员，而日本人自己却没有一个军医。曾有一段时间，日军能给自己人治病的唯一一个医务人员是一个下士，以后是一个中士。”这位上校每年只能看到日本军医一两次。
日本人所推行的此种兵员消耗理论的最极端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政策。任何西方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面临毫无希望的境况时，便会向敌人投降。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是值得尊重的军人。按照国际协议，必须将其名字告知其国家，以使家属知道他们仍然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还是平民，抑或是在自己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感到耻辱。然而，日本人对此种情形则看法不同，在日本人看来，战斗至死才能保全名誉。在绝望的情形下，一个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是手无寸铁地冲入敌阵，采取集体自杀式的攻击方式，但绝不投降。即使只是因为受伤或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同样也会感到“在日本再也抬不起头了”。一旦颜面尽失，他就无法继续从前的生活，相当于“死人”。
当然，日本军队有禁止投降的军规，但是很显然在前线没有必要对此专门进行正式的训示。日军如此忠实地遵守这条军纪，以至于在缅北会战中，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比17166.这是1：120的比例。在战俘营中的142名日俘中，除了少数几个外，大部分人在被俘时就已负伤或者昏迷。很少有单个人或两三个人的集体投降。在西方军队中有一条通行的公理，阵亡人数一旦达到部队总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部队就要放弃抵抗。投降者与阵亡者的比例大约是4：1.然而在霍兰迪亚，第一次出现了日军大批投降的事情。当时投降者与阵亡者的比例是1：5.此种比例与缅北会战1：120的比例，已是大大地进步了。
因此，在日本人看来，那些成了战俘的美国人，光是投降行为本身就已够可耻的了。这些人已经是“废物”，即便是没有受伤，感染疟疾、赤痢等疾病，他们也已被排除在“完好的人”的范畴之外了。许多美国战俘描述在战俘营里笑一笑是多么危险的事，因为这会刺痛他们的日本看守。在日本人眼中，当俘虏就够可耻的了，他们简直无法容忍眼前的美国人居然没有意识到这种耻辱。日本军官要求美国战俘必须遵守许多命令，同时要求日军看守也必须遵守这些命令。强行军和被挤压在运输船里成了战俘们的家常便饭。有些美国战俘还提到，日本哨兵严厉要求他们违反监规的行为要做得隐蔽些，而公开违反规定则被视作弥天大罪。在战俘营里，战俘们在白天外出修路或构筑工事期间，禁止从乡下带回食物，但这条监规有时会变成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和蔬菜裹起来就可以了。然而一旦被人发现，这就成了蔑视哨兵权威的重大罪过。公然挑战权威，哪怕仅是“顶顶嘴”，也会遭到可怕的惩罚。甚至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部队训练中，其规定也是严禁“顶嘴”的，“顶嘴”将招致严惩。我们说明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是文化习俗的必然结果，并不是要对在战俘营里发生的暴行和恣意暴虐行为开释。
尤其是在战争初期，日本人真的相信敌人会虐待并杀死所有的战俘，这更加强了他们认定被俘即是耻辱的想法。一个关于瓜达尔卡纳尔日军战俘被坦克碾压至死的谣言几乎传遍了所有地区。的确有一些试图投降的日本士兵因遭到怀疑，为防止不测而被我方枪杀了。但是这种怀疑经常是正确的。一个日本士兵在濒临死亡时，常为能与一个敌人同归于尽而自豪，他甚至可以在被俘以后做同样的事。正如他们中的一人所说的那样：“既然已下决心献身给胜利的祭坛，未能成就英雄般的伟业才是一种耻辱。”这种可能性使我方倍加警觉，由此也导致了日军投降人数的减少。
投降的耻辱被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意识之中。他们接受了一套与我们的战争惯例截然不同的行为准则。我们的行为同样令他们陌生。他们带着轻蔑的语气谈起美军战俘要求将自己的名字报告给美国政府，以便他们的家庭知道自己依然活着。日本普通士兵对于美军在巴丹半岛的投降完全没有准备，他们原本认为美军士兵会像他们一样战斗到底。他们不能接受美国人不以成为战俘为耻的事实。
盟军士兵与日本士兵在行为上最戏剧性的差别，无疑就是作为战俘的后者与盟军的合作。日本士兵不了解在新环境中如何运用生活规则，他们丧失了名誉，而且作为日本人的生活也结束了。只有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他们中的少数人才敢设想，无论战争结果如何，他们或许能够回到日本。有些人在请求处死自己的同时，又表示：“可是，如果你们的习俗不允许你们这样干的话，那么就让我做个模范战俘吧。”他们后来做的比模范战俘更好。一些老兵油子和长期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给美军指出了弹药库的位置，仔细地解释了日军的兵力配置，并且为我们撰写宣传手册，与我们的轰炸机飞行员一道出航，为其指示军事目标。这就好像他们展开了新的一页，上边书写的内容与过去旧的截然相反，唯一相同的是他们表现出了与过去同样的忠诚。
当然，并非所有的战俘都是这样的。有少数人冥顽不化，只有在提供某些好处的情况之下，他们才可能有所转变。因此，美军指挥官在确定是否接受日本人的帮助时很是踌躇，有些战俘营压根儿就从不考虑战俘所能提供的任何帮助。无论如何，在某些这么做过的战俘营中，起初的疑虑被打消了，盟军对于日本战俘的诚意也越发信赖。
美国人没料到日本战俘会有如此大的转变，这与我们的信条并不一致。然而日本人的行为，则似乎是将每件事情都纳入一条行动路线。一旦这条道路失败了，他们自然就会选择转入另一条路线。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我们是否到战后也可加以考虑？或许这只是某些日本战俘的特异行为？如同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强加给我们的其他怪异行为一样，它也提出了有关日本人所习惯的生活方式、他们各种制度的功能以及他们所学会的思考和行动的习惯等诸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