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二卷）

第14章 历史并非往事——近期历史类书籍回顾

　　◎王晓渔

　　进入网络时代，许多历史事件纷纷“破冰”，但传说和真相并存，需要一一甄别。“故事会”式的历史读物逐渐无法满足需求，公众对历史的阅读向纵深方向发展，学者的历史研究著作和当事人的个人回忆录成为公共阅读的热点。历史并非往事，可以挥之即去。

　　专业研究对接公共阅读

　　学术著作的读者，通常以专业学者为主。随着学术的专门化，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不仅公众望而却步，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同一学科其他方向的研究者都会“隔行如隔山”。但是，历史类尤其是近现代史方向的学术著作，这几年频频登上排行榜。二〇一〇年，高华、王奇生等学者的学术著作，在各种媒体的年度图书盘点中被反复提及。

　　大约十余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读到《“肃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从此记住了作者高华先生。《“肃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没有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华的《革命年代》（2010年1月）一书，但是，这本书依然值得阅读。《革命年代》主要聚焦于一九二八年以后的历史，包括南京国民政府、长征、延安和共和国等。

　　考据常常成为饾饤之学，但高华的版本校勘别有洞天，这里试以两篇文章为例。

　　在《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里，他梳理了长征的再生产流程。一九三六年八月，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发起征集长征经历的征稿活动，主要目的是扩大国际影响和进行募捐宣传，稿件于一九三七年二月编辑成《红军长征记》。照理说来，《红军长征记》应该大张旗鼓地进行推广，官兵人手一本。但是，书稿除了供斯诺等人参考，直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付印，规定“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一九五四年，该书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为题，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删去了五篇文章。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同名书籍，所收文章仅是一九四二年版的一半。二〇〇六年，中央文献出版社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为题重新出版，是七十年来《红军长征记》第一次公开、完整地见诸读者，一九五四年删除的五篇文章也重见天日。从目录来看，这本书颇为值得一读，如《茅台酒》、《老娘也要戳你一杆子》、《吃冰琪林》等。

　　在《“新人”的诞生》里，毛泽东的名篇《改造我们的学习》也被恢复历史原貌。毛在演讲中列举了教条主义最恶劣的表现，其中之一是：“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反杜林论》”。毛痛斥“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并且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戏称：“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包括这篇演讲稿在内的二十二个文件成为延安整风中的必读文件，党员需要撰写反省笔记，康生宣布“学习委员会有权临时调阅每个同志的笔记”。此外，中央总学委专门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要求每个同志必须填写“小广播表”，汇报同志们之间的反动言论，中央党校有个积极分子上交了八百多条自己的“小广播”。遗憾的是，当时人人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比如前面引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片段，不见于《毛泽东选集》。

　　书中可读的文章不仅这两篇，这里不再一一转述。很多细节都值得反刍，比如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教师，身份从“自由职业者”转变成“毛主席的教育战士”；比如延安的托儿所叫做“洛杉矶托儿所”，不是“莫斯科托儿所”；比如一九五一年江苏各主要城市建立“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比如庐山会议后，毛泽东让杨尚昆每月去两次彭德怀处，杨尚昆曾于下午四点半去彭处探望，当晚十二点将情况向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汇报。

　　王奇生先生此前在专业以外并无公众名声，但是他的著作出版之后，迅速在读者中传播，这说明专业研究和公共阅读并不矛盾，而且两者的对接，将成为未来阅读格局的一种潮流。

　　一九二八年是一个被忽略的年份，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一九一一年或一九四九年。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自陈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重新检视近代中国革命，追问革命文化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去熟悉化”有些拗口，借用一个文学术语，可以称作“陌生化”。王奇生指出，革命话语的建构，国民党起到筚路蓝缕的作用。革命的前提就是敌我之分，革命话语必然衍生一套关于反革命的言说。一九二七年，国共两党联合执政的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制定《反革命罪条例》，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反革命”定为刑事罪名，这个罪名在大陆存在了七十年之久，直至一九九七年从刑法中消失。

　　《革命与反革命》的第五章、第六章，分别讲述上海和广东的地下工作者，一为都市社会、一为乡村社会，一为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一为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二年，却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两章的资料分别来自中央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的《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和中央档案馆和广东省档案馆的《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其中经验教训值得重视。

　　除了这两本与中国近现代史有关的学术著作，两本分别与苏联历史和德国历史有关的学术著作也值得重视，它们是勒佩尼斯的《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高新华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5月）和伯林的《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潘永强、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7月）。

　　《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美学魅力进行了精细的分析，提醒读者反思文化诱惑和美学魅力背后的政治问题，指出只注重文化（以及美学）、却忽略政治是通往奴役之路。作者勒佩尼斯先生曾经担任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院长，他在访谈《我期望具有创造性的混乱》（《时代周报》2010年8月9日）里指出，担任院长期间，希望所有获得邀请的学者“随心所欲地生活”，此外只有两点要求：“或者写一本很好的书；或者不写一本不好的书”。有次，一个学者向他告别时致谢：“院长先生，今年我成果累累，你看我写出了想写的书，而且书受到了好评。非常感谢你。”但勒佩尼斯却“特别伤心”，他这样评论：“我想我做错了什么事，让他把书写出来了。我的愿望是希望他通过与这些音乐家、科学家或学者交流，能够发现他原来的想法有问题，想写的书写不下去。具有创造性的混乱——这是我特别期望的，这种情况下有了结果我反而不高兴。”“创造性的混乱”，这个概念尤其值得中国读者重视，我们习惯把秩序、规则、整齐、稳定当作最高价值，却没有注意到，这往往以丧失创造力为代价。

　　一九九〇年，伯林在《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为俄国知识阶层能够幸存于一场漫长的劫难而惊喜。在他看来，俄国知识阶层的谱系可以追溯到一八一五到一八三〇年间那些主张个人和政治自由的作家们，后继者是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主要发起者，再后来是苏联时代残存的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他们的朋友、支持者。伯林表示，过去的两年，“我见到了许多苏联的公民，他们相对年轻，而且显然是许许多多同辈中的典型代表，他们看起来继承了老一代知识阶层的道德品质、正直的思想、敏锐的想象力和极强的个人魅力。”知识阶层的薪尽火传，再寒冷的天气也无法阻断，个人记忆的延续同样如此。

　　个人记忆抵抗集体遗忘

　　野夫先生的《尘世·挽歌》（新星出版社，2010年3月），是《江上的母亲》（台北：南方家园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5月）的大陆版。可惜野夫近作《民国屐痕》，没有来得及收入此书。《尘世·挽歌》的家族史系列，讲述了“我们大陆这些年”。有时，个人记忆是抵抗集体遗忘的最好方式。

　　其中《是非恩仇二十年》、《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是章诒和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和《卧底》的当代版，只是“地下工作者”从文化老人换成了文学中年。谁说历史已成往事？相似的情节日日演、月月演、年年演。章诒和、野夫的文章，仅是一家之言，如果有不当之处，大可摆事实、举例子、讲道理，予以反驳。可是，士林之中却有不少清流，声色俱厉地谴责他们不够宽容，过于在意历史，以至于章诒和不得不撰文表示：“我没错。”

　　只要对章诒和、野夫的文章稍有接触，就会发现两位已经宽容到“几乎丧失原则”的程度。章诒和在《卧底》最后写道：“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野夫在《卿本佳人，奈何做贼》里表示“从来不要求个人在暴力机器面前的坚强”。难道遗忘才是宽容？那不是宽容，而是绥靖。士林清流一边号召宽容卧底以表明自己的菩萨心肠，一边又苛责旧事重提的书生以表明自己的金刚怒目，似乎有些精神分裂。对章诒和、野夫最严厉的指控不是缺乏宽容，而是指控他们进行“清算”，并且由此得出结论，这与“文革”手法无异。“文革”的“清算”动用了国家机器和群众运动，章诒和、野夫仅是一介书生，手无寸铁，哪里能“清算”别人？

　　赵越胜先生的《燃灯者》（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只有三篇文章《辅成先生》、《忆宾雁》、《骊歌清酒忆旧时》，三位主人公，周辅成先生虽是学界宿耆却名声不彰，刘宾雁先生一度为读者所知，后来逐渐淡出视野，唐克先生是赵越胜的旧友，无人识得。《燃灯者》使三位主人公回到读者面前。

　　辅成先生虽居学术重镇，却处江湖之远。占到全书一半篇幅的《辅成先生》，记载了辅成先生的感慨，在一个思想定于一尊的时代，“礼失求诸野”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就算林下泉间有遗贤，要么默默终老，要么死于非命。辅成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好友许思园先生：“他在特有的孤恃外，更有他特有的天真，使人觉得这个世界究竟还有一些在天空下独往独来的人，令孤独的人不觉得孤独。他好似月夜里一颗孤星，并不被睡着的人看见，但却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从床上透过明窗发现——它的光是何等清明。”赵越胜以为“这段话再恰当不过地描述了先生的一生所求”，这段话也适合所有林下泉间的“无名之辈”。

　　齐邦媛先生的回忆录《巨流河》（三联书店，2010年10月），读来“悲欣交集”。最初在书店见到此书，因为对作者有些陌生，没敢轻举妄动。大约三年前，媒体热炒鹿桥的《未央歌》（黄山书社，2007年12月），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让人心有余悸。后来知道齐邦媛是齐世英先生的千金，先后在中兴大学、台湾大学任教，桃李天下，依然未敢轻举妄动。“子以父贵”、“师以徒贵”，乃至父子、师徒互相抬轿子的现象，比比皆是。再后来，读到《时代周报》（2010年11月15日）的访谈，齐邦媛称：“印象最深刻的是抗战时期（1937-1945）我长大成人的八年。在那八年里，未被敌人占领的西南各省已有公平严格的大学联合招生考试制度，政府在极困难的战时国库中拨出专款作战区学生公费，坚持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波澜不惊却气象万千，知道不可将《巨流河》和《未央歌》等量齐观，匆匆找到此书。每天读六七十页《巨流河》，不舍得一口气读完。

　　暂且不说宏大的主题，单是那些生命中的细节就让人念念不忘。一九四一年，齐邦媛所在的南开合唱团参加“千人大合唱”，结束后几辆军用大卡车送他们返回，在路上，卡车后面挡板脱落，学生们跌落地上，但没有受伤。《巨流河》这样写道：“那晚，我们在残破的公路上一面追卡车一面笑，沿路流过的嘉陵江在月亮初升之时美如仙境，战火死亡阴影下的青春有了片刻的喘息，那短暂的快乐令人永生难忘。”

　　《巨流河》有一处细节错误，齐邦媛讲到南开四十三班五十周年纪念集里有傅国涌同学的《呼唤人的教育》。傅国涌先生生于一九六七年，虽然他的这篇文章里讲到当年南开中学的老师，但他不是当时的“同学”。当然，这种细节错误完全不影响整本书的品质。

　　读过《巨流河》，一种乡愁挥之不去，虽然我所生活的时空和《巨流河》并无交集。这是文化的乡愁，在《巨流河》和前面提及的那些书里，都可以感受到故国之思，不是对故国君主之思，而是对故国文化之思。看到故国文化不绝如线，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喜于“千年暗室，一灯即明”，悲乎“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国破山河在”，并不让人彻底绝望，因为生生不息、弦歌不辍，人情世风尚能“春风吹又生”。“国在山河破”才是最让人绝望的，山河变色、礼崩乐坏，只能“欲语泪先流”。

　　在唐德刚先生的示范下，口述史在这几年获得一定的关注，但是也成为一些作者速成著作的终南捷径。记忆中比较糟糕的是引发争议的《吴敬琏传：一个经济学家的肖像》（中信出版社，2010年2月），作者吴晓波先生对传主吴敬琏先生做过二十多个小时的口述史记录，虽然他表示这只是正式进行口述史记录的时间，与吴敬琏的交流时间不限于此，但是这种快马加鞭的做法还是让人感到遗憾。吴晓波在经济史以及当代中国经济上的观点，很值得倾听，可惜他的速成著作多了一点。

　　在《许倬云谈话录》（李怀宇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里，许倬云先生反复表示：“国家主义是灾害，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外套。”他还指出：“最大的全人类和最小的个人，这两项是真实不虚的。”因此，他愿意尊敬每个个人，也爱全人类，但是对于国、族、姓保持存疑。江平先生口述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陈夏红整理，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展现了个人视角的共和国法学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法学被政治替代，而这“政治”，不是指公共生活，而是高层的权力斗争和底层的群众运动合二为一。江平先生在自序中回忆李慎之先生对他说过的一段话：“你们是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进而言之，法学的价值所在，就是努力将政治从“高层的权力斗争和底层的群众运动”正本清源为“公共生活”，首先需要实行宪政。这些先生的感言，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