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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 光大儒家仁政学说的亚圣
孟轲
“传略”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儒家代表人物。传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孟子幼年丧父，家境清贫，母亲知书达理，聪明贤惠，“孟母三迁”“机断教子”说的都是她教育孟子的故事。孟子长大后，十分仰慕孔子，他赴鲁游学，受业于子思的门人，日夜勤奋，深研儒学之道。中年学成后，周游列国，讲道德、说仁义，传布儒学以拯救时弊，一度担任过齐国卿相。但当时列国争雄，各国皆尚功利，纷纷以强凌弱，以大吞小，孟子的那一套“仁者无敌”的主张，显得十分迂阔而不合时宜，因此不被采用。晚年，孟子离开齐国，辞官回乡，效法孔子，致力教育，同他的徒弟万章等人“序诗书，述仲尼之意”，而作《孟子》七篇。
“影响”孟子整个思想学说的核心是“仁政”。孟子生活的时代，秦国任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任用吴起，接连打胜仗削弱了敌人；齐威王、宣王用孙膑、田忌这些人，致使其他诸侯国入朝纳贡。可见，各国纷纷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崇尚武力，发动兼并战争，这使百姓苦不堪言，社会矛盾尖锐。孟子面对这样的现实，忧心忡忡，通过对夏、商、周三代兴衰的历史考察，他认为对百姓的“仁”和“不仁”是统治者能否取得天下的关键，得天下者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就需行“仁政”，要求统治者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使百姓心悦诚服，以达到“王天下”的政治目的。
如何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呢？孟子主张统治者不能一味穷奢极欲，不管人民死活，而必须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程度有一定的限制，这就叫“取于民有制”，还要给老百姓一定的基本生活条件，叫做“制民之产”。孟子同齐宣王、梁惠王等人论政时，多次说过，制民产业的事不可忽视。老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就不会有安分的善心，没有安分的善心，就会胡作非为。因此，聪明的君主制定人民的产业时，一定要保证他们上能奉父母、下能养妻小，好年头吃得饱，坏年头饿不死。“制民之产”的具体措施之一就是推行“井田制”，这种制度把田地划分成“井”字形状，一井900亩，中间是“公田”，旁边800亩由8家私营，这8家同种公田，只有在公田的活干完之后，才能经营自家的田地。孟子描绘出一幅理想的图画：使每家有5亩地的宅院，周围种上桑树，那么50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绸衣服了；鸡猪狗等家畜能按时繁殖，70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有肉吃了。每家有100亩耕地，不夺农时地进行生产，八口之家就可以免受饥饿之患了。然后再办好学校，反复用孝父母、敬兄长的道理教导青年人，那么须发斑白的老人就用不着背负肩挑在路上行走了。70岁的老人有丝绸衣服穿，有肉吃，一般的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是不可能的事。孟子的这套办法，尽管见弃于当时，但在此后2000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历代开明的君主都“与民休息”“制民之产”，带来了小农经济稳定发展、社会安定、国力强大的“盛世”局面。
与“制民之产”紧密联系，孟子又提出了统治者要“取于民有制”。孟子十分同情老百姓的悲惨生活，他指斥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的君主是“率兽食人”，他们让自己的猪狗吃人吃的食物，丝毫不知节俭，路上有饥饿逃荒的百姓，根本不去理睬，不发粮救济。人死了，就说：怪不着我。孟子认为这和刺死了人，却“那是年景不好的缘故，”说“是剑干的，不是我干的”一样荒唐。因此，孟子主张对人民的剥削量一定要有所限制，要使百姓能够生活下去。具体的办法就是恢复周时的二十税一，征发劳役则须在带保证正常生产的基础上，不能滥用人力。“薄税敛”这种主张显然不能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但它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呼声。
孟子还特别反对不仁不义的战争，主张和平。他说“春秋无义战”，他对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力，动辄横尸遍野的残酷战争深恶痛绝，抨击发动战争的人“罪不容于死”。
孟子“仁政”主张的基础，是他基于“民为贵”的民本主义思想。孟子关心人民的疾苦，也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并告诫统治者，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否则，失去了民心就会自取灭亡。孟子的这种仁政爱民的思想，可谓远见卓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
“性善论”是孟子整个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石和出发点。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孩提之童，知爱其亲”。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犹如人的四肢一样，在本质上，每个人都是相同的，这并不是外界强加给人的，而是人性所固有的。由于人性向善，人们通过修身、养性，均“可以为尧舜”同时，孟子还认为，由于后天的教育不同，人们就有了善、恶的不同表现。这如同同样的麦种，条件不同，收获就有差别。因此，孟子强调要重视对人的教育，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孟子的性善论虽然带有较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其合理内核是值得肯定的。
“余论”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孟子的思想有其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然而积极方面影响深远。他的民本思想就成为后来的改革者、革命者的理论依据。“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气节人格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不畏权贵，为真理正义而斗争。他还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客观地研究孟子及其思想，对于我们新文化的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王杰渝）
“传略”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儒家代表人物。传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孟子幼年丧父，家境清贫，母亲知书达理，聪明贤惠，“孟母三迁”“机断教子”说的都是她教育孟子的故事。孟子长大后，十分仰慕孔子，他赴鲁游学，受业于子思的门人，日夜勤奋，深研儒学之道。中年学成后，周游列国，讲道德、说仁义，传布儒学以拯救时弊，一度担任过齐国卿相。但当时列国争雄，各国皆尚功利，纷纷以强凌弱，以大吞小，孟子的那一套“仁者无敌”的主张，显得十分迂阔而不合时宜，因此不被采用。晚年，孟子离开齐国，辞官回乡，效法孔子，致力教育，同他的徒弟万章等人“序诗书，述仲尼之意”，而作《孟子》七篇。
“影响”孟子整个思想学说的核心是“仁政”。孟子生活的时代，秦国任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任用吴起，接连打胜仗削弱了敌人；齐威王、宣王用孙膑、田忌这些人，致使其他诸侯国入朝纳贡。可见，各国纷纷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崇尚武力，发动兼并战争，这使百姓苦不堪言，社会矛盾尖锐。孟子面对这样的现实，忧心忡忡，通过对夏、商、周三代兴衰的历史考察，他认为对百姓的“仁”和“不仁”是统治者能否取得天下的关键，得天下者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就需行“仁政”，要求统治者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使百姓心悦诚服，以达到“王天下”的政治目的。
如何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呢？孟子主张统治者不能一味穷奢极欲，不管人民死活，而必须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程度有一定的限制，这就叫“取于民有制”，还要给老百姓一定的基本生活条件，叫做“制民之产”。孟子同齐宣王、梁惠王等人论政时，多次说过，制民产业的事不可忽视。老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就不会有安分的善心，没有安分的善心，就会胡作非为。因此，聪明的君主制定人民的产业时，一定要保证他们上能奉父母、下能养妻小，好年头吃得饱，坏年头饿不死。“制民之产”的具体措施之一就是推行“井田制”，这种制度把田地划分成“井”字形状，一井900亩，中间是“公田”，旁边800亩由8家私营，这8家同种公田，只有在公田的活干完之后，才能经营自家的田地。孟子描绘出一幅理想的图画：使每家有5亩地的宅院，周围种上桑树，那么50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绸衣服了；鸡猪狗等家畜能按时繁殖，70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有肉吃了。每家有100亩耕地，不夺农时地进行生产，八口之家就可以免受饥饿之患了。然后再办好学校，反复用孝父母、敬兄长的道理教导青年人，那么须发斑白的老人就用不着背负肩挑在路上行走了。70岁的老人有丝绸衣服穿，有肉吃，一般的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是不可能的事。孟子的这套办法，尽管见弃于当时，但在此后2000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历代开明的君主都“与民休息”“制民之产”，带来了小农经济稳定发展、社会安定、国力强大的“盛世”局面。
与“制民之产”紧密联系，孟子又提出了统治者要“取于民有制”。孟子十分同情老百姓的悲惨生活，他指斥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的君主是“率兽食人”，他们让自己的猪狗吃人吃的食物，丝毫不知节俭，路上有饥饿逃荒的百姓，根本不去理睬，不发粮救济。人死了，就说：怪不着我。孟子认为这和刺死了人，却“那是年景不好的缘故，”说“是剑干的，不是我干的”一样荒唐。因此，孟子主张对人民的剥削量一定要有所限制，要使百姓能够生活下去。具体的办法就是恢复周时的二十税一，征发劳役则须在带保证正常生产的基础上，不能滥用人力。“薄税敛”这种主张显然不能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但它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呼声。
孟子还特别反对不仁不义的战争，主张和平。他说“春秋无义战”，他对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力，动辄横尸遍野的残酷战争深恶痛绝，抨击发动战争的人“罪不容于死”。
孟子“仁政”主张的基础，是他基于“民为贵”的民本主义思想。孟子关心人民的疾苦，也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并告诫统治者，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否则，失去了民心就会自取灭亡。孟子的这种仁政爱民的思想，可谓远见卓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
“性善论”是孟子整个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石和出发点。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孩提之童，知爱其亲”。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犹如人的四肢一样，在本质上，每个人都是相同的，这并不是外界强加给人的，而是人性所固有的。由于人性向善，人们通过修身、养性，均“可以为尧舜”同时，孟子还认为，由于后天的教育不同，人们就有了善、恶的不同表现。这如同同样的麦种，条件不同，收获就有差别。因此，孟子强调要重视对人的教育，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孟子的性善论虽然带有较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其合理内核是值得肯定的。
“余论”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孟子的思想有其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然而积极方面影响深远。他的民本思想就成为后来的改革者、革命者的理论依据。“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气节人格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不畏权贵，为真理正义而斗争。他还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客观地研究孟子及其思想，对于我们新文化的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王杰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