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的智慧忠告

第一节 别让那片乌云遮住你的真性灵心

　　“尘沙一入成灰烬，断金千锤色益红。”只有英雄豪杰，才能保持本色；只有胸襟开阔，才能保持一贯；只有仁慈宽厚，才能保持童心；只有自我肯定，才能不在乎贫贱，尤其是过去的贫贱。

　　——柏杨《张玄素与孙伏伽》

　　大度，是为人处世的一种气质。因为有度量，所以气势恢宏，所以能有容乃大。老子曾有云：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就是说，江海处在最低的位置，虚怀若谷，上流大大小小的水滴才能忘我地投奔而来，成其王业。同理，人也是如此。历史上根本没有小肚鸡肠的人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的。对他人吝啬，则人不能为之所用；对自己苛刻，则已不能有所突破。

　　柏杨先生曾有感于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巧妙地为我们引出这样一个道理来：“李世民听说太子宫事务署长（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不断地规劝太子李承乾，遂擢升张玄素为银青光禄大夫兼太子宫政务署长（左庶子）。

　　“张玄素年轻时曾任国务院司法部法务司管理员（刑部令史·官阶低微，在文官最低阶‘从九品下’之下，俗称‘不入流’或‘流外’），有一天，李世民当着文武百官，问张玄素说：‘你在隋王朝当什么官？’张玄素回答说：‘县政府防卫员（县尉·从九品）。’李世民又问：‘县政府防卫员之前，当什么官？’张玄素回答说：‘流外。’李世民又问：‘在哪个单位？’张玄素至为羞惭，沮丧恍惚，出阁时几乎迈不动脚步，面色如同死灰。高级顾问官（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说：‘君王能体恤他的部属，部属才能竭尽忠心。张玄素虽然出身寒微，陛下敬重他的才能，擢升到三品高位，辅佐皇储（太子李承乾），怎么可以对着文武百官，穷追他的门第！抛弃从前的恩德，使他霎时间羞愧得无地自容，痛苦椎心，怎么能要求他为节义而死！‘李世民说：‘我也后悔问这些话。’

　　“最高法院院长（大理卿）孙伏伽跟张玄素在隋王朝时，都当管理员（令史），孙伏伽却不在意出身低微，往往在大庭广众中，述说他的往事，毫不避讳。”

　　很明显，柏杨先生借孙、张二人的故事，告诉我们大丈夫应不以贫鄙出身为耻，就是说，为人必须具有能够包容一切的胆量、胸怀才是真性情、真人物，否则便是小肚鸡肠，成不了大气候也得不到人们衷心的赞赏。

　　有一篇名叫《器理论》的古文，是专门谈论器量的，其中一段文字尤其精到：“人亦一器也，莫不各有其量，如天地之量，圣贤帝王之效焉。山岳江海之量，公侯卿相之所则焉。古夷齐有容人之大量，孟夫子有浩然之气量，范文正有济世之德量，郭子仪有福量，诸葛武侯有智量，欧阳永叔有才量，吕蒙正有度量，赵子龙有胆量，李德裕有力量，此皆远大之器。”

　　这段文字翻译过来，意思大概是说：人也是一个器物，各有自己的容量。像天地一样包罗万象的容量，是圣贤帝王所效法的；像山岳江海一样包容万物的容量，是公侯将相所效法的。古代的夷齐有容人的大量，孟子有浩然的气量，范仲淹有济世救民的德量，郭子仪有厚德载物的福量，诸葛亮有神机妙算的智量，欧阳修有谆谆诲人的才量，吕蒙正有含羞忍辱的度量，赵云有力战千军的胆量，李德裕有力拔山兮的力量，这些人都有成大事的器量。

　　这篇文章还说尽了器量与人生的关系。成功的几率有多大，不用怨天尤人。只看自己的器量大小，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天下难容之事”，你就知道自己的事业大小。事业大到超过器量，也有可能，但那并不是一件幸运的事。一个小胃口，硬要塞进一个卡车的东西，哪有不垮掉的呢？古往今来，无数人的经历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别说什么自己命运不济别人命运两济之类的话。真正能成大器而且事业长盛不衰者，必然器量过人。

　　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单打独斗的结果，必然包含着别人有意无意的帮助，也包含着别人的宽容和迁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带着感恩之心去做事，心境就豁达了，成功也就更容易了。

　　像银青光禄大夫，左庶子张玄素被问到出身贫贱后羞愧得心如死灰和大理卿孙伏伽在大庭广众之中侃侃而谈自己给隋做小县令的事情，哪一个更加值得敬佩，哪一个更加能得到领导者的器重，哪一个更有魄力，更有远见，相信已不用再说了。

　　度量，是人最重要的成功之道。“唯大英雄真本色”，只要你修得洒脱的气质，能抛得下一切，达到“无我”、“空虚”的境界，才能有空间去包容更加伟大的事情。

　　短视、贪婪，只看见眼前三寸利益，是造成悲剧的一大动力。贾谊说：“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覆亡，都覆亡在自己手上，岂止六国而已。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战国时代·公元前三三二年乙丑》

　　人生最大的苦处就是将利益放在自己所有财富的最显眼的位置，并且，为了它心甘情愿地受到魔鬼的支配，向其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和幸福。

　　柏杨先生总结出了造成悲剧的根源所在，即短视、贪婪、只看见眼前利益。因为目光短浅，所以看不到将来，所以把眼下的所得当成宝贝，沾沾自喜。殊不知坏事的家伙就是一“贪”字。

　　见利而忘真性，往往就是祸患的开始。《庄子·山水》有这样的寓言：

　　庄周到雕陵的栗园游玩，被一只翅膀七尺宽的鹊鸟碰到额头。他就抓起弹弓去撵。

　　在园中，他看见正得意鸣叫的蝉被螳螂所搏，而螳螂因有所得忘了自己，又被鹊鸟乘机攫取，鹊鸟只顾螳螂也不再注意身后。

　　庄周就警惕而叹，扔下弹弓回去了。管园子的跟在身后责骂他偷了栗子。

　　庄子三天闷闷不乐。弟子问他说：

　　“先生为什么不愉快呢？”

　　庄子回答说：“我为了守形体忘了祸患，观照浊水反而被清渊迷惑，忘了真性，所以管园子的人辱骂我，因为这才闷闷不乐。”

　　庄子这则故事告诉我们，欲念是祸患的根源。在求得利益自以为有福降临时，往往也会埋下祸患的根由。一味追求利，不论开始如何得意，最终必自取其辱，自取其祸。

　　不以物欲追求为目的而保持清静之心态，那么世事的无常及虚幻就会少得多，也不致轻易就动摇心志。即使是在平素的生活中，不对事情期望过高，不对未来做悲观猜想，便可求得心理和谐。与此同理，在得到快乐时不自得，在失意时不悲观绝望，如此才能称之为得到了驾驭生活的智慧和享受生活的智慧。

　　人生若想乐趣多痛苦少，若想有所发展，有品质地提高其实并不是一件需要煞费苦心的事情。清代石成金曾写过《惺斋十乐》一文，讲人生的十种乐境，这十种乐境正是平和宁静的心情所致，或者说，十种境况也是使心情安宁不至于傻到为欲念撞得头破血流的好办法，不妨一读：

　　乐于知福。人能知福，即享许多大福。当常自想念，今幸生中国太平之世，兵戈不扰，又幸布衣蔬食，饱暖无灾，此福岂可轻看。反而思之：彼罹灾难困苦饥寒病痛者，何等凄楚。知通此理，即时时快乐矣。

　　乐于静怡。不必高堂大厦，虽茅檐半室，若能凝神静坐，即是极大快乐。试看名缰利锁，惊风骇浪，不知历无限苦楚。我今安然静怡性情，此乐不小。唯有喜动不喜静之人，虽有好居室、好闲时，才一坐下，即想事务奔忙，乃是生来辛苦之人。未知静怡滋味，又何必强与之言耶。

　　乐于读书。圣贤经书、举业文章，皆修齐治平之学，人不可不留心精研，以为报国安民之资。但予自恨才疏学浅，年老七十余岁，且多病多忘，如何仍究心于此，尚欲何为乎？目今唯将快乐诗歌文词，如邵子（北宋哲学家邵雍）、乐天（唐代诗人白居易）、太白（唐代诗人李白）、放翁（宋代诗人陆游）诸书，每日熟读吟咏，开畅心怀而已。又将旧日读记之得意书文，重新诵理，恍与圣贤重相晤对，复领嘉训，乐何如耶。

　　乐于饮酒。予性喜饮酒，耐酒量甚小。每至四五杯，则熙熙嗥嗥，满体皆春，乐莫大焉。凡酒不可夜饮，亦不可过醉——宵旦昏沉不知其乐，且有伤脏腑也。

　　乐于赏花。观一切种植之花，须观其各有生动活泼之机，袅袅娇媚之态，不必限定牡丹、芍药之珍贵者。随便各种草本、木本之花，或有香，或有色，或有态度，皆为妙品。但有遇即赏，切勿辜此秀色清芳也。

　　乐于玩月。凡有月时，将心中一切事务尽行抛开，或持杯相对，或静坐清玩，或独自浩歌，或邀客同吟。此时心骨俱清，恍如濯魄水壶、置身广寒宫矣，此乐何极。想世人多值酣梦，听月自来自去，甚可惜哉。

　　乐于观画。画以山水为最，可集名画几幅，不必繁多，只要入神妙品。但须赏鉴之人，细观画内有可居可游之地，心领神怡，将予幻身恍入画中，享乐无尽。不独沧海凄然，移我性情也。

　　乐于扫地。斋中扫地，不可委之童仆，必须亲为。当摸箕执帚之时，即思此地非他，乃我之方寸地也。此尘埃非他，乃我沉昏俗垢也。一举手之劳，尘去垢除，顿还我本来清净面目矣。迨扫完静坐，自觉心地与斋地俱皆清爽，何乐如之。

　　乐于狂歌。凡乐心词曲诗歌，熟读胸次。每当诵读之余，或饮至半酣之时，即信口狂歌，高低任意不拘，调不按谱，唯觉我心胸开朗，乐自天来，真不知身在尘凡也。

　　乐于高卧。睡有三害，曰思，曰饱，曰风。睡而思虑，损神百倍；饭后即睡，停食病生；睡则腠理不密，风寒易入，大则中厥，小亦感冒。除此三害，日日时时，俱可享受羲皇之乐。不拘昼夜，静卧榻上，任我转侧伸舒，但觉身心快乐，不减渊明之得意也。

　　这篇文章真可说得乐中三昧。人生苦短，当珍惜生活中的若干美好，何苦让眼前的三寸利益遮住了自己的真性灵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