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

二十八、简议白鹤梁题刻《晁公溯题记》的发现及其价值

　　曾超

　　在白鹤梁题刻群中，有一则1996年水下考古发现的新题刻，定名为《晁公溯题记》。它的发现，无论是对白鹤梁考古，还是对白鹤梁题刻研究，乃至对乌江文化、三峡文化的研究均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晁公溯题记》的发现

　　《晁公溯题记》，在清代傅炳墀同治九年（1870年）主编的《同治重修涪州志》卷十四《艺文志散体文四》中题为《观石鱼记》；在姚觐元与钱保塘主编的《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中作《晁公溯题记》，列于《李景嗣等题名》之后，《杨谔等题名》之前；新近出版的有关白鹤梁题刻的书籍如胡人朝主编的《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四川、重庆卷）、陈曦震主编的《水下碑林——白鹤梁》、政协四川工委主编的《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编的《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陈曦震主编的《白鹤梁诗萃——鹤风鱼韵》等书均未收录和言及。而在有关白鹤梁题刻的研究文章中，特别是贵州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分别在20世纪50、60年代对白鹤梁题刻进行拓片后所进行的介绍文章《宋代长江水文题刻实录》、《四川涪陵石鱼题刻文字的调查》等文章中也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1996年春节期间，为了更好地配合白鹤梁题刻的保护工作，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对白鹤梁题刻进行水下考古。通过考古专家们的辛勤努力，白鹤梁题刻在原有公布的文物数量方面又有极为重要的发现，其中就包括《晁公溯题记》，成为白鹤梁题刻水下考古的重大成果。

　　《晁公溯题记》的时间是：“是岁绍兴十五年正月廿八日也”，若依据《水下碑林——白鹤梁》的题刻编制顺序，《晁公溯题记》当编于第54号绍兴甲子《张宝等题记》和第55号《杨谔等题记》之间。为便于对《晁公溯题记》进行研究，姑将其文抄录如下：

　　江发岷山，东流入于巴，其下多巨石。霜降潦收，则石旮森然在水上。昔涪之人有即其趾刻二鱼，或考其时，盖唐云。其后始志其出，曰其占有年，可与之至。曾一出，已而岁不宜于稼。及予至，又出。因与荆南张度〔伯受〕、古汴赵子澄〔处度〕、〔赵〕公蒙景初、李景嗣〔绍祖〕、杨侃〔和甫〕、西蜀张宝〔廷镇〕、任大受〔虚中〕往观，既归来，逾月而旱。予怪其不与传者协，亘昔之所为刻者，自为其水之灾而无与于斯耶？抑或其出，适丁民之有年而夸者附之而自神耶？将天以丰凶警于下而象鱼，漏之则惧其不必于政，而必于象鱼，故为是不可测者耶？于是归三十有六日，乃书此以告后之游者。是岁绍兴十五年正月廿八日也。嵩山晁公朔〔子西〕。

　　二、《晁公溯题记》的价值

　　《晁公溯题记》中独特的价值观念，更是为其他白鹤梁题刻所罕见，体现出白鹤梁题刻的独特魅力。

　　1.扩大了白鹤梁题刻数量

　　关于白鹤梁题刻的数目，各家记述有异。陈曦震说：

　　“白鹤梁题刻，从唐至今逾1200余年，发现有题刻174段。其中文字题刻170段（内有7段题刻见于资料记载，无拓片），石鱼4段（12尾，其中附于文字题刻的线刻鱼8尾），观音像1段，白鹤段，共约3万余……”根据字又说：“‘白鹤梁题刻’辨认与有关书志资料记载，宋代题刻有103段，元代有5段，明代有17段，清代有24段，民国有11段，新中国有3段，年代不详的有11段”“在174段题刻中，有枯水水……文价值的114段，它记录了历史上74个年份的枯水水位。在12尾石鱼中，以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涪州牧萧星拱重刻之双鲤的水文价值最高”。

　　《涪陵辞典》“古代水文站白鹤梁”条称：“古代水文站白鹤梁：又称‘白鹤梁题刻’……石梁中段，现存宋代以来所镌石鱼10余尾，石刻文字166段，均为历代游人关于石鱼出水的题记。文字题刻中，宋代98段，元代5段，明代16段，清代23段，民国时期12段，当代3段，年代不详者9段；其中具有水文价值的114段。”

　　吴安祥则称：“迄今为止，白鹤梁上共计发现题刻162段，共3万余字，石鱼18尾。在这些石刻题记的字里行间中，直接与水文有关的有108段，涉及从唐代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到20世纪初共1200余年间的72个枯水年份。”

　　王高龙又云：“在整个石梁上，现已发现铭文题刻165则，洋洋洒洒三万余字。其中，唐代1则，宋代98则，元代5则，明代16则，清代24则，现代14则，年代不详7则，题刻有名可考者300余人。另有石鱼雕刻18尾，凿雕‘白鹤时鸣’图一幅，观音3尊，除汉文字”。刻）题文巴八思（文蒙族民数有少还，外政协四川工委所编《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则大体与此相同，“至今发现唐说：代以来有碑文题刻165段，3万余字。其中：唐代1段，宋代98段，元代5段，明代16段，清代24段，现代14段，年代不详7段，石鱼雕刻18尾，凿雕白鹤1支，观音3尊，分布于不同位置，没于常年水位线下，唯冬春江水枯落时才显露水面。”同时，现在新出的《巴渝文物古迹》也与此相同，差异有二，其一是将“现代”题刻定名为“近代”题刻；该书说：其其二石鱼尾数有异。“白鹤梁上有题刻165段，中唐代1段，宋代98段，元代5段，明代16段，清代24段，近代14段，年代不详7段。石梁上刻有石鱼14尾，分别为线雕、浮雕、立体。”异各态，形等小不大，雕汪彤则说：“白鹤梁题刻，从唐至今1200余年，发现有题刻163段和刻鱼14尾，其中宋代题刻有103段，元代有5段，明代有17段，清代有24段，民国有11段，新中国有3段……在这163段题刻中，有枯水位水文价值的108段，它记录了历史上72个枯水年份的枯水水位。”

　　可见，关于白鹤梁题刻的数目，若只就文字题刻而论，就存在着162段、163段、165段、166段、170段、186段等的区别；若就白鹤梁上文字题刻及其他石鱼图等来说，也存在着176段、179段等的歧异。因此，弄清楚白鹤梁题刻的真实数目就显得极为必要和重要。而这首先就要搞清楚“白鹤梁题刻”的含义，因为它既可以是指整个历史时期所留下的题刻，不管它们现在是否依然存在，也不管它们是否有文献记载；同时，它也可以指我们现在能够以确切的证据能够进行证明和统计的题刻，这主要又包括三种情况，其一是现在能够在涪陵白鹤梁清晰看到或见之于文物图片的白鹤梁题刻，这些题刻能够在《水下碑林——白鹤梁》、《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以及《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等书中能够清晰地看到题刻拓片；其二是现在虽然无法直接见到题刻原貌而有文献记载可以证明与统计的题刻，如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的《李袭观石鱼题名》、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的《□兆思题记》和《王珪直等题记》、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的《李宜仲等题记》、南宋绍兴癸酉年（1153年）的《高克舒题记》等，或见之于清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或见之于清代姚觐元《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等书的文献记载；其三是因为三峡工程兴建过程中白鹤梁水下考古所发现的新的白鹤梁题刻。如1996年春，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对白鹤梁的水下考古就获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新发现了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晁公溯等人游白鹤梁时所留下的一段长达238字的题刻。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对白鹤梁题刻的数目进行新的统计。

　　由于陈曦震主编的《水下碑林——白鹤梁》收录的题刻拓片最为全面，故这里主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对白鹤梁题刻数目的考证。该书收录白鹤梁题刻一共有174段，那么，该书之外有哪些题刻存在呢？

　　（1）唐代题刻。在白鹤梁题刻中，现存题刻多从宋代算起，其实唐代就有题刻存在，如唐郑令珪题刻（3则）、大和题纪、大顺题诗（不少于三则）、大中题纪等。

　　（2）宋代题刻。主要是唐鱼题刻。

　　（3）水下考古。1998

　　年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发现的白鹤梁新题刻，包括晁公溯等题记、“光企公”题刻、中山乙公游记、袁大武等游纪、孙仁宅题记等。

　　（4）

　　贵州省博物馆拓片收录。据何凤桐《宋代长江水文实录》披露而诸书未有收录的题刻，主要包括郭德麟与林崾题记、齐砺等题记、张侍题记、“龙鳞”题刻、“正月中瀚”题刻等。

　　（5）《涪陵辞典》第523页“石瓮碛”条言及的盛景献题刻。

　　（6）《中国长江文化大辞典》第773

　　页“白鹤梁王正策题刻”词条收录的王正策题诗。

　　（7）《

　　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收录的七律一首、古泉口诗、“邓阳口同游”题记、南阳公题刻、联名诗、李元□题刻、联句诗等。

　　（8）

　　文物保护标志。指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题刻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题刻。

　　由此，据《水下碑林——白鹤梁》一书，白鹤梁题刻有174段，加上郑令珪题记（3段）、大和题纪、大顺题诗（不少于3段）、“唐鱼”题刻、晁公溯等题记、文保题刻（2段）等以及其他尚未知晓的题刻，则整个白鹤梁题刻将近200余段左右。

　　诚然《晁公溯题记》只是白鹤梁题刻群中的一则，但是若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固然它原有记载，见之于《同治涪州志》，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它则沉没于大江之中，白鹤梁水下考古重新发现了该则题刻，不仅使我们能够复见《晁公溯题记》的真容，而且为我们进行白鹤梁题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更为重要的是它同《“光企公”题刻》、《中山乙公游记》、《袁大武等游纪》、《孙仁宅题记》等史料一起扩大了白鹤梁题刻的数量，丰富了白鹤梁题刻群的文化内涵。

　　2.对研究中国古代“灾变”说有重要价值

　　由于古代生产力的不发达，科学技术的不昌明，思维能力的有限性，征服自然、手段的贫乏，方法的单一，使人们对自身的命运深感难以把握，加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小农经济时常受到天灾人祸的袭击而面临破产的威胁，涪陵地域巴人迷信鬼神传统的普遍存在，使人们总是认为在世间有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在控制、主宰着人间。诚如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中所说：也不把自己与自己“人本来并不曾把自己与自然分开。因此，分开，所以，他把一个自然对象在自己身上所激起的那些感觉，直接看成了对象本身的形态。有益的好的感觉和感情，是由自然的、好的、有益的东西引起的，有害的感觉，像冷、热、痛、疾等，是由一个恶的东西，或者至少是由坏心、恶意、愤怒等状态下的自然引起的。因此，人们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觉地……亦即必然地……将自然的东西当成一个宗教的祈祷的对象，亦即当成一个可以由人的心情、人的祈祷和侍奉而决定的对象了。人使自然与他的心情同化，使自然从属于情欲。这样，他当然就把自然弄成顺从他，服从他的了，未开发的自然人还不但使自然具有人的动机、癖好和情欲，甚至把自然看成真正的人。”这样，生产力的低下，科学的未昌明、思维能力的限制，个体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天灾人祸的偶然性与频繁性，使人们总是认为有一只神秘莫测的“看不见的手”在冥冥间操纵、主宰着人事。这种观念在白鹤梁题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首先是人们将“石鱼出水兆丰年”看成苍天赐福的直接结果，是上苍垂悯涪人的显现。每当“石鱼出水”，人们就会认为这是他们尊“天命”，察“天意”，体“天心”，受“天启”，循“天理”，行“天道”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直接感动了苍天，因之，天亦不能不有所表示，体谅民心，从而，对涪陵人民赐予“天福”，使其享受“天佑”，故题刻径直称“天或垂悯”“天心仁爱，石鱼出水兆丰年”为，示兆于石。其次是人们将“石鱼出水兆丰年”视为天子之功、帝王之绩、王者之瑞。茫茫苍天犹如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主宰着人间，干预着人事。但天人邈邈，阴阳远隔，苍天并不直接临民，而是委托其嫡子—天子治国理民，管理人间万象，此即所谓的“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故每当“石鱼出水”，人们总是将其与王朝政治、封建君主直接联系起来，认为“石鱼出水兆丰年”是天子为政清明、民生安定、社会昌荣的“升平瑞庆”，是“圣朝仁爱天心见”的表现与结果，故题刻每每就要明“圣代”，赞“圣朝”，颂“帝功”，歌“圣德”，“升平”“表吾皇之圣化”，因为在他们看来就是扬，“四灵效瑞非臣力，一水安行属帝功”，被当做上天奖励给人间时君世主的殊功特勋。

　　最后是人们将“石鱼出水兆丰年”视为涪陵地方州牧守吏“燮理阴阳，秉钧当轴，优为之也”的结果。天子治国平天下，主要依靠下属臣僚、百官守吏，故天子采用委任统治的形式，选派臣僚临民治民，将治民权直接交给他们，让他们抚州安民，教化百姓，造福一方。在涪陵，石鱼是否出水就成为衡量涪州地方守牧们素质优劣、能力高下的标准与依据，成为衡量涪州地方守牧们是否能够感念苍天、为民造福的准绳，成为衡量涪州地方守牧们为政是否清明、吏治是否廉洁、政绩的有无及其大小的标尺。“涪以石鱼之出，占岁事之丰，彰太守之贤尚也”就是最好的说明。而每当“石鱼出水”，丰年有望，则无不将其视为涪州地方官吏们的“善政”、“德政”，是他们的“善德之政”感化苍天的结果。正因如此，石鱼题刻每每大加铺垫，肆意渲染，诸如“题石故赖刺史贤”、“风流刺史悬鱼节，化作游鳞颂今贤”、“它日还传此日贤”、“众喜有年歌善政”、“帝念民饥刺史贤”、“八使经财念康阜，寄诗褒激守臣贤”、“感召还知太守贤”、“风流太守是前贤”等歌功颂德之词，阿谀奉承之句，连篇累牍，不胜枚举，充斥鱼刻。诚然有些官吏为官清廉、吏治清明、临民有方、治民有术、成效显著，赢得了人民的尊敬、拥护与爱戴，但也有不少系歌功颂德，铭记“殊勋”的溢美之词。

　　1167年，玉牒赵彦球摄守涪州，石鱼连现者三，“涪人曰：一旬而三美，具此大有丰年之兆，而贤太守德化之所感也”。这充分反映了古代涪陵人民对“石鱼出水”与州牧治政关系的普遍认识。“石鱼出水兆丰年”、“石鱼出水成胜景”，涪陵地方州牧守吏对“石鱼出水”备加关爱，高度重视。每当“石鱼出水”，地方大员们总要前往白鹤梁观瞻石鱼。

　　依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因为“石鱼出水”而前往白鹤梁观看石鱼，题名题刻，镌诗铭记者仅太守级别及其以上的大员就有：郑令珪、朱昂、邹霖、武陶、姜齐颜、郑凯、杨嘉言、杨元永、庞恭孙、王蕃、司马机才、吴革、常彦、种秩、贾思诚、孙仁宅、李瞻、杜肇、何宪、盛辛、盛芹、王宏甫、赵彦球、卢棠、冯和叔、夏敏彦、瞿常、李瑞、谢兴甫、张霁、李拱、邓刚、赵汝廪、刘叔子、咬寻进义、张八歹、李希尹、雷公、袁宗□、黄寿、董维祺、罗克昌、张师范、濮文升、范膝朋、郑令硅、林樵、龚堪贵等50余人。

　　可见，每位涪州官吏无一不把“石鱼出水”当做他们治民临民、化民教民的功绩，因此，石鱼题刻一直被当做涪州官员们的“政绩档案表”。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乃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惧，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这是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天谴说”。这种“天谴说”虽然系统论证是在汉代，但是汉代以前早已有之。如《国语·周语上》就记载云：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不失其序；民“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若过其序，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而“天谴说”经过董仲舒的系统论证之后，在中国影响更是至为深远，广为流行，浸润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

　　就整个白鹤梁题刻而言，“石鱼出水兆丰年”是白鹤梁题刻的主旋律，人们鉴于石鱼“隐见不常，盖有官此，至终更而不得观者”，以致“石鱼报稔之瑞，旷岁罕见”，从而使“石鱼出水”就成为古代涪陵人民社会上中的一件大事，也就成为古代涪州地方州牧守吏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他们对“石鱼出水”就高度关注，极为重视，至为珍视。认为“石鱼见处便丰年，自我剧官亦有缘”，故每当“石鱼出水”，他们就要“庆丰年之祥”，“喜丰年之兆”，“观石鱼之兆丰”，他们就要，因为传言之“激节石鱼之砥柱”；“率宾僚共与之游验将与斯民庆之”，在他们看来，“吾侪之此一游也，非但以游乐为乐，直乐民之乐也”；他们就要铭铸记事，刻石表功，目的就在于“以识盛事”，“因识其善”，因书“以记一时之盛事”，“观石鱼之兆丰”，以识升平瑞庆等。因之，每当“石鱼出水”，题刻记事均是“验若符契”，“天人感应”观念至为突出。可《晁公溯题记》则一反常态，在整个白鹤梁题刻中则对此发出了清新的异样声音，提出了反面的意见，对“石鱼出水兆丰年”之说表示出极大的怀疑。题记明说：“昔涪之人有即其趾刻二鱼，或考其时，盖唐云。其后始志其出，曰其占有年，可与之至。曾一出，已而岁不宜于稼。及予至，又出。因与荆南张度伯受、古汴赵子澄处度、公蒙景初、李景嗣绍祖、杨侃和甫、西蜀张宝廷镇、任大受虚中往观，既归来，逾月而旱。予怪其不与传者协，亘昔之所为刻者，自为其水之灾而无与于斯耶？抑或其出，适丁民之有年而夸者附之而自神耶？将天以丰凶警于下而象鱼，漏之则惧其不必于政，而必于象鱼，故为是不可测者耶？”对白鹤梁题刻的“天人感应”思想表示出极大的怀疑，体现出唯物主义的光辉，这不仅对于研究宋代“天人感应”的“灾变”说有重要的价值，而且这也正是《晁公溯题记》的独特价值和魅力之所在。

　　3.对研究宋代晁氏家族在巴蜀地区的活动及其对三峡文化的构建有重要价值在宋代，山东晁氏家族是一个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上均有着极大影响的家族。其中不少晁氏家族的著名人士，他们或为官巴蜀，或游历三峡，或相互唱和，对巴蜀文化、三峡文化的生成与构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白鹤梁题刻中，涉及山东晁氏家族的人物（包含其姻亲）主要有：

　　晁公武，见于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的《张仲通等题记》和绍兴庚申年（1140年）的《孙仁宅题记》与《晁公武题记》。

　　晁公退，晁公武之弟，见于南宋绍兴庚申年（1140年）的《孙仁宅题记》和《晁公武题记》。

　　晁公适，晁公武之弟，见于南宋绍兴庚申年（1140年）的《孙仁宅题记》和《晁公武题记》。

　　晁公溯，晁公武之弟，见于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的《晁公溯题记》。

　　晁公荣，晁公武之弟，见于南宋绍兴庚申年（1140年）的《晁公武题记》。晁子员，晁公武之侄，见于南宋绍兴庚申年（1140年）的《晁公武题记》。高邦仪，晁公武外兄，见于南宋绍兴庚申年（1140年）的《孙仁宅题记》和《晁公武题记》。高宁祖，高邦仪之子，晁公武之表侄，见于南宋绍兴庚申年（1140年）的《孙仁宅题记》和《晁公武题记》。王掖，晁公武之甥，见于南宋绍兴庚申年（1140年）的《晁公武题记》。在白鹤梁题刻中和巴蜀文化、三峡文化的构建中最有名的晁氏家族人士，当推晁公武和晁公溯。晁公武，字子止，号昭德先生，宋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人。中国著名目录学家。晁冲之子。宋靖康之乱入蜀。高宗绍兴年间进士，调荣州司户（清嘉庆《四川通志》卷一百六十五）。绍兴十七年（1147年），辟为四川宣抚司钱粮所主管文字。历知恭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六）、荣州（《郡斋读书志》附宋黎安朝跋）、合州（清嘉庆《四川通志》卷五十一附晁公武《清华楼记》）。为潼川府路转运判官，二十七年为言官论罢。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除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寻为殿中侍御史（《宋会要辑稿》职官17、78）。乾道元年（1165年）出知泸州，三年，知兴元府，充利州东路安抚使（《宋会要辑稿·选举三十四之十五、二十》）。四年，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宋史》卷三十四《孝宗本纪》）。六年，改淮南东路安抚使（《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五》），七年，知扬州（《宋会要辑稿·食货一》）。除临安府少尹，旋罢（《咸淳临安志》卷四十七）。卒于嘉州。《宋史·艺文志》载其著述甚富，均散佚，唯存《郡斋读书志》四卷（一本作二十卷）及诗十三首。晁公武长期为官巴蜀，对巴蜀山川名胜多有游历考察。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二月初七，他同张仲通、张修、赵子仪游观白鹤梁，见于《张仲通题记》。南宋绍兴庚申年（1140年）正月十九，他携弟晁公退、晁公适同涪陵郡守孙仁宅及其子孙允寿、涪州判官林琪及张仲通、高邦仪及其子高宁祖共游白鹤梁，见于《孙仁宅题记》。同年，他携家族及其姻亲（晁公荣、晁公退、晁公适、晁子员、高邦仪、高宁祖、王掖）同观石鱼，见于《晁公武题记》。另外，在重庆朝天门灵石题记中，也有《宋晁公武题记》。

　　晁公溯，字子西，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晁公武之弟。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进士（清康熙《清丰县志》卷四），绍兴十五年任涪陵令（《同治重修涪州志》卷四《秩官志·历代秩官》）。史籍无传，据本集诗文，知其举进士后历官梁山尉、洛州军事判官、通判施州，绍兴末知梁山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嵩山居士文集》）。孝宗乾道初知眉州，后为提点潼川府路刑狱，累迁兵部员外郎（《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十》）。有《嵩山居士文集》五十四卷，刊于乾道四年（1168年），又有《抱经堂稿》，已佚。

　　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他同荆南张受（伯度）、古汴赵子澄（处度）、赵公蒙（景初）、李景嗣（绍祖）、杨侃（和甫）、西蜀任大受（虚中）共游白鹤梁，同观石鱼，见于《晁公溯题记》。在巴蜀文化、三峡文化中，晁公溯除该则《题记》以外，还有相当多的描述巴蜀、三峡景物的诗篇。如《病中一首简陈行之》、《醉歌行赠闾丘伯有》、《宁江侨人刘生徽宗时以画供奉翰林中近过元汝》、《入硖行》、《师安抚生日》、《王才谅自行朝归以进士题名示予怆然有感》、《鲜于大任自东南归唐安遗予张安国所作水调歌》、《远望》、《赠罗仲思今夏来试群士八月予被朝命为别》、《诏除虚额钱计庭遣简州通判王和叟再至谓考实》、《地行莫如马》、《曾夔州座右山水图》、《清秋》、《四月堰水甚水一雨灌田方足》、《雨》、《与鲜于茶干》、《鲜于大任自吴下来比与之饮大任自取毗陵惠山》、《置酒北郊外送张真甫还什邡》、《诸君以诗见寿用师伯浑韵为谢》、《巴城》、《二十七叔父书来说东都故居如昔》、《比与鲜于柬之游池上已而辱三诗见示因次韵》、《白宋瑞自益州和予池上诗来因用韵奉简》、《恭州报恩长老宣公以四偈见别用韵为谢》、《巴江》、《自恭州之眉阳相送者六客意不可忘以诗为谢》、《自过犍为山水益佳》、《至汉嘉简李悦夫》、《至日留滞荆渚同邓氏兄弟饮酒》、《张君玉用伯浑韵见示次韵为谢》、《赵主簿护贡篚至吴下有诗见示用诗为谢》、《照上人去峡内游吴下十年而归眉宇炯然无复泸》、《宇文绍恭所藏其父德闻手书其祖家训一卷》、《杨周辅来考试刑法同在别闱刚直士也喜为赋此》、《送鲜于运使西归》、《去通义按刑汉嘉至中岩师伯浑临别于此因成二》、《师伯浑用韵复次》、《简梁子辅》、《官舍》、《江边》、《恭州教授宋师民有诗次韵》、《前起居舍人何资深竹光酒法奇甚近得法酿成以》、《平都山峡中胜处余思欲一到而不能近得予弟书》、《喜张仲景范与蔡仲见过》、《王元才甥见过其弟元济甥继来有诗次韵》，等等。

　　据此，将《晁公溯题记》和《晁公武题记》、《孙仁宅题记》、《张仲通题记》结合研究，我们能够充分地看出宋代晁氏家族对巴蜀文化、三峡文化研究的重大价值与影响。

　　4.对探索晁公溯的行迹与交友有参考价值

　　在古代，因为多种多样的原因，可能旧史本无传，而通过地方志、碑刻等可以了解某人与其他人士的交往、酬唱咏和，从而，借助于这些地方志和碑刻、题刻所提供的蛛丝马迹，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勾勒出一个人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活动或行迹，同时也可借以了解某人的交友或交往活动。同样，晁公溯也是旧史无传，可通过《晁公溯题记》提到的诸君就可以至少了解晁公溯在古代涪州的行迹与交友。

　　张受：姓张，名受，字伯度，荆南（今属湖南）人。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他同巨野晁公溯、古汴赵子澄（处度）、赵公蒙（景初）、李景嗣（绍祖）、杨侃（和甫）、西蜀任大受（虚中）共游白鹤梁，同观石鱼，见于《晁公溯题记》。

　　赵子澄：姓赵，名子澄，字处度，古汴（今河南开封）人。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他同眉山邓褒、古汴李景嗣、古汴赵公蒙同游白鹤梁，共观石鱼，时“鱼在水尚一尺”，见于《李景嗣题记》。南宋绍兴甲子年（1144年），他同眉山邓褒、古汴李景嗣、固陵冉彬同游白鹤梁，观石鱼，《李景嗣等再题》。绍兴十五年（1145“鱼全出”见于年）他同荆南张受（伯度）、巨野晁公溯（子西）、古汴李景嗣（绍祖）、赵公蒙（景初）、杨侃（和甫）、西蜀任大受（虚中）共游白鹤梁，同观石鱼，见于《晁公溯题记》。

　　赵公蒙，姓赵，名公蒙，字景初，古汴（今河南开封）人。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他同眉山邓褒、古汴李景嗣、古汴赵子澄同游白鹤梁，共观石鱼，时“鱼在水尚一尺”，见于《李景嗣题记》。绍兴十五年（1145年）他同荆南张受（伯度）、巨野晁公溯（子西）、古汴李景嗣（绍祖）、赵公蒙（景初）、杨侃（和甫）、西蜀任大受（虚中）共游白鹤梁，同观石鱼，见于《晁公溯题记》。

　　李景嗣：姓李，名赡，字景嗣，又字绍祖，古汴（今河南开封）人。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涪州太守。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他同眉山邓褒（姓邓，名褒，字子华，四川眉山人。绍兴二十六年涪陵郡僚佐。在白鹤梁题刻中，邓褒见于《李景嗣题记》、《李景嗣等再题》、《晁公溯题记》、《邓子华题记》、《杜肇等题记》）、古汴赵子澄、古汴赵公蒙同游白鹤梁，共观石鱼，时“鱼在水尚一尺”，见于《李景嗣题记》。南宋绍兴甲子年（1144年），他同眉山邓褒、赵子澄、固陵冉彬（姓冉，名彬，河南太康人。在白鹤梁题刻中，冉彬见于《李景嗣题记》和《张宝等题记》观石鱼，《李景嗣）同游白鹤梁，“鱼全出”见于等再题》。绍兴十五年（1145年）他同荆南张受（伯度）、巨野晁公溯（子西）、古汴赵子澄（处度）、赵公蒙（景初）、杨侃（和甫）、西蜀任大受（虚中）共游白鹤梁，同观石鱼，见于《晁公溯题记》。

　　杨侃：姓杨，名侃，字和甫，古汴（今河南开封）人。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他同荆南张受（伯度）、巨野晁公溯（子西）、古汴赵子澄（处度）、赵公蒙（景初）、李景嗣（绍祖）、西蜀任大受（虚中）共游白鹤梁，同观石鱼，见于《晁公溯题记》。

　　张宝：姓张，名宝，字廷镇，西蜀（今属四川）或唐安（今四川崇庆）人。南宋绍兴甲子年（1144年）他同上圭崔庆（姓崔，名庆，甘肃天水人。在白鹤梁题刻中，崔庆见于《张宝等题记》）、固陵冉彬、阳翟蔡适（姓蔡，名适，河南阳翟人。在白鹤梁题刻中，阳翟见于《张宝等题记》）共游观石鱼，见于《张宝等题记》。绍兴十五年（1145年）

　　他同荆南张受（伯度）、巨野晁公溯（子西）、古汴赵子澄（处度）、赵公蒙（景初）、杨侃（和甫）、李景嗣（绍祖）、西蜀张宝（廷镇）、西蜀任大受（虚中）共游白鹤梁，同观石鱼，见于《晁公溯题记》。

　　任大受：姓任，名大受，字虚中，西蜀（今属四川）人。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他同荆南张受（伯度）、巨野晁公溯（子西）、古汴赵子澄（处度）、赵公蒙（景初）、杨侃（和甫）、古汴李景嗣（绍祖）共游白鹤梁，同观石鱼，见于《晁公溯题记》。

　　据此，只要我们仔细地加以梳理，我们就能够了解晁公溯在涪州时期的酬唱与交往关系，从而部分复原晁公溯的基本情况。若进而联系晁公溯所写的咏赞巴蜀或三峡的诗歌，则更可以考察晁公溯在巴蜀或三峡的活动、行迹与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