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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张连长的来信——影片《上甘岭》中张忠发的原型张计发追述浴血当年
寻访张忠发，是我在整个“寻找英雄万里行”活动中碰到的最苦恼的一件事。
有人说：“没有这么个人！”
有人说：“有是有，可他牺牲在朝鲜了！”
有人说：“确有这么个人，在哪里说不清！”
以扮演张忠发闻名的演员高保成，近年常在电视中做饮料广告。“当年上甘岭要是有饮料就好了！”他呷了一口，无限感慨地说。但他当然不是张忠发。打电话问他，他也只是说：“拍电影时我见过他，他叫张计发，但多年来一直没有来往。你要能找到他，请告诉我，有生之年我想见他一面哩！”
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关于上甘岭的介绍，只有烧焦了的一段枯木作为实物在那里摆放着，剩余的空白就只好靠观众通过自己的联想去填补了，至于张计发则更是不着一字。线索十分渺茫。终于，我在一份材料里发现了张计发的名字。那是一篇描写秦基伟将军的文章，题目叫《秦基伟在上甘岭》，里面写道1952年，15军这支屡立战功的英雄部队守卫着上甘岭。
其实，上甘岭只不过是15军前沿阵地上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座山头而已。这年秋季，美国即将举行大选，为缓和国内矛盾和人民的反战情绪，改变战场和谈判桌上的被动局面，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南朝鲜伪总统李承晚、美军第8集团军军长范佛里特等军政要员亲临金化前线，策划向我进攻的所谓“金化功势”。
范佛里特面对上甘岭，不可一世地立下了军令状。
一方是现代化装备的美军王牌第8军。
一方是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英雄15军。
范佛里特自恃强大，骄横无忌。
10月14日，战幕拉开了。一连6天，上甘岭上落了190万发炮弹。范佛里特得意忘形地叫嚷：“不让一个共军活在这片土地上！”
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上甘岭变得混混沌沌，山上的草木全部被炸光、炸飞，土石被打松一米多深，表面阵地工事大部分被摧毁，坚固的岩石变成了粉末，阵地上空硝烟、尘粉、碎石铺天盖地，分不清是云、是雾、是烟。美国人记不清到底向这里倾泻了多少吨钢铁，而我们也很难记清楚敌人朝这里发动了多少次冲锋。不过，有一件事实是可靠的，那就是这两座阵地上的敌人死尸丢得一堆一堆，遍布山上山下。
范佛里特兵漫上甘岭。投入总兵力达6.2万人，战车118辆，大炮350门，飞机3000多架次。
轰隆隆，轰隆隆，炮声、炸弹声渐渐由稀到密，新的一天敌人的进攻又拉开序幕。当范佛里特得知我方采取坑道战后，气焰更加嚣张，不但动用飞机炸、大炮轰，还用火焰喷射器喷射并施放毒气，对坑道实施破坏和封锁。战斗在坑道里的战士处于极度困难危险的境地，坑道被敌人强大的炮火越打越短，空间越来越小，人挤人不能行动，烈士遗体也只能暂放在坑道里，不能掩埋，大小便不能及时清理，伤员多而医药缺少，得不到及时治疗；坑道内砂烟、屎尿、血腥、汗臭，使空气污浊不堪；因缺氧经常发生人员窒息；因极度缺水，干粮无法下咽；更严重的是有的坑道已被炸毁，不少坑道同军指挥所失去了联系。在这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是否放弃坑道战？有些战士产生了动摇情绪，认为与其这样窝憋着还不如冲出去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在这紧要关头，秦基伟一个坑道一个坑道走访，他对将士们说：“坑道里的战斗将要配合主力部队的大反击，现在，我们要把坑道变堡垒，变为敌人炮打不进、炸弹炸不动的钢铁堡垒，我们15军要挺着胸膛走向胜利。”
在35团7连的坑道里，秦基伟正好遇上这么一件事：战士们已经整整7天没有水喝了，当运输员刘明生把在路上捡到的两个苹果送给连长张计发时，张计发将苹果给了步话员，步话员忍受着难耐的干渴，又将苹果传给了重伤员，一个苹果在坑道里传了一遍又完整地回到了连长手中。
如此说来，张计发是在15军。那么，15军驻防在哪里呢？在38军采访时，一位军首长告诉我15军驻防在湖北。于是我来到部队驻地。有关的首长这样向我介绍：“张计发，1945年参军，先在太行一分区独立团当战士，后调入第四野战军第九纵队。1951年入朝参战，任35团7连连长。上甘岭战役，荣立特等功。1954年回国，任某团副参谋长。1966年因病离休，现住在河南信阳军分区干休所。”
我拨响了张计发家的电话，谁料，他一开口就讲：“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幸存者。上甘岭，我们连打得很英勇，160个人的连队，等战斗结束后，只剩下十几个人啦。但我们终于把敌人全部、干净、彻底地赶出了上甘岭，粉碎了范佛里特的‘金化攻势’。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是英雄。比如，著名战斗英雄孙占元，就是我们连的。我也不是张忠发，虽然我们只差一个字，但他是电影里的英雄。我只是一个老兵，请不要写我，我真地不是你要找的哪种英雄！”
经我再三做工作，这位张连长终于同意给我邮一张照片来，并把当年的战斗简况也一同寄来了。为了得到这位老英雄的支持，放下电话，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着重表达了我强烈的愿望。同时寄上一份刊有“寻找英雄万里行”稿件的报纸。
我终于盼来了张计发的回信。全文如下：
关捷同志：你好！
你寄来的信及报纸我已收到了，十分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不过我确实不是英雄，不是你要找的人，你如果把我当成英雄登在报上，一定会使我不安的。
我是河北省赞皇县人，是一个贫苦家庭出生的孩子，要过饭，放过牛。1945年参加了八路军，当过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副参谋长，现在信阳军分区干休所休养。
由于从小吃惯了苦，所以，部队的战斗生活再苦也没有感到苦。“为了人民大众不再爱苦，能过上好日子，我就是牺牲在战场上也是值得的。”这是我当年的一种朴素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从未叫过苦，也从未害过怕。从1946年开展立功运动开始至1950年，上级领导机关给我记了4次特等功，一次一等功，上甘岭战役后给我记了特等功。这些都是党和上级首长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但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人民子弟兵完全应该做的，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上甘岭战役，我连在极端困难艰苦的情况下，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坚守和反击的作战任务。同志们都觉得上甘岭很艰苦，特别是坑道里43天的战斗生活。是的，在坑道里几乎人人没有水、米，枪没有子弹，受了伤连药品也没有。坑道里的困难很多，就缺水这一项，我给你讲个小故事：早先，在坑道里我们还能抢些水，后来连水都抢不到了。我们的指导员讲：“全体干部、战士、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志们，我们必须明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困难是水的问题。同志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和缺水做斗争。只要克服了缺水这个困难，守住阵地，消灭敌人是不在话下的。”在党支部的号召下，同志们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和缺水做斗争。就拿喝尿来说吧，这虽在以往的战斗中常见，但在上甘岭的坑道里，又与以往不同。这里是自己舍不得喝而送给比自己困难的战友们喝，特别是一些伤员同志，他们把自己解下来的小便，爬着端给能参加战斗的同志们喝，他们这样说：“我负伤得太早，没有完成党交给我战斗任务，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同志们！但我要尽一切力量支持你们取得胜利，我现在没有特别的力量，我只有这一点能力，虽然这不卫生，你们喝了就有力气战斗，就能为祖国争光，为我们报仇！”这话说来很简单，但是给同志们的鼓舞却是十分巨大的。当时要说苦那是伤员同志们最苦，他们没负伤之前顽强战斗，有的甚至几次负伤都不下火线。下来以后，在坑道里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喊疼。听说坑道口外面有任务，伤员们爬起来靠在坑道的墙壁上向弹盘里压子弹，拧手榴弹盖，一个弹盘接着一个弹盘，一个手榴弹接着一个手榴弹地传到外面，支援战斗。有的伤员同志主动坚守在坑道口，他们排成一个长队，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又跨上来。在这种情况下，没受伤的同志把自己的小便留下自己喝就觉得实在是太自私，实在是太对不起这些伤员同志了。因此，他们把自己的小便送给伤员同志们，并说：“同志们，请放心，我们一定能守住坑道，守住阵地，把敌人打下去，坚持到最后的胜利，给祖国争光，给你们报仇。如果你们相信我能这样做的话，就把它喝下去如果不信的话就看也不用看。”
他们这样做既是表决心，又是激将法，伤员同志们本来舍不得接受，但为了信任自己的战友，也就接受了。有时战士们端着自己的小便，走到连长、指导员面前说：“首长，你们已好几天没得到一点水了，我们要坚持到最后胜利全靠你们的指挥，如果你们能坚持指挥，我们就一定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们现在没有别的法子，只有这一点办法，这虽不卫生，但这比祖国最贵的茶还贵，这是光荣的茶呀！”同志们的小便从白到黄，从黄到红，由红变成紫红色，最后成紫黑色的粘条了。由于缺水，战士们肚子里发烧，嘴唇上裂开了许多口子。没受伤的同志把弹药箱垒起来，爬上去，把坑道顶壁潮湿的泥巴一点一点地刮下来吃掉。为了伤员也能得到这点东西，战士们用毛巾在坑壁上沾泥巴，然后在子弹箱的角口拧下来点湿泥给伤员吃。伤员们觉得不能再给没受伤的同志们增加负担，他们就把嘴贴在坑道壁上吸气，以缓解嘴巴干裂。后来战士们又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他们用嘴在坑道壁上长时间地吹气，使墙上出现了一些小水珠，再用舌头舔回，湿一湿嘴。这时，我们每个同志不仅需要水，而且需要大量的水。可是要吃下一点有水分的东西，比组织打仗困难得多，像在电影里看到的分苹果的细节，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两个苹果又引起坑道里一阵沸腾，没受伤的同志一致同意要把这两个苹果给伤员，当伤员知道只有两个苹果，他们又一致同意给没受伤的战友们吃，因为他们是给祖国争光的唯一希望。最后双方来了个转多目标，大家一致认为给连长、指导员吃最合适。在这种情况下，伤员和战士们不吃，连长和指导员更不能吃。为了把这苹果吃下去，指导员说：“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两个苹果，为了它，说不定就有战友们的鲜血洒在这运输道路上，我们现在接受的不是苹果，我们是接受后方首长及同志们对我们的关心和信任。是接受守住阵地，把敌人消灭在山上，给祖国争光的任务。每个人必须以完成任务的姿态来接受它。”他叫卫生员数一下，有多少人就把苹果分成多少块，一人一块，必须完成任务。战士们没了办法，只好服从命令，这是人类军事史上一个多么神圣的命令啊……
现在再给你讲几个英雄。在一次战斗中，我们这个连接受了营首长交给的反击任务。当部队从坑道出来运动到前沿和9连的同志取得联系后，9连的指导员对我们说，当天7号、8号、2号、11号阵地失守。天黑以前观察这4个阵地，敌人有3个多连的兵力，天黑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根据这个情况，我们连的任务是：什么阵地失守就把什么阵地夺回来。大家都觉得任务很艰巨，反击战实际上是一种进攻战。按进攻原则，我们的兵力要大过敌人兵力2-3倍，甚至更多一点。现在的情况是敌人的兵力大于我们2-3倍了。所以任务是相当的艰巨。尽管是这样，我们还是满怀信心的，因为我们是伟大祖国的优秀儿女，是志愿军战士，只要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在，我们的阵地一寸也不能让给敌人。当然了，敌人的兵力毕竟比我们多，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能获得胜利。为了让同志们认识到今晚的反击战不同于一般的反击任务，为了确有把握地把阵地夺回来，我们告诉同志们：敌人兵力大、火力重，希望同志们有一种超勇敢的勇敢，超迅速的迅速，紧紧地压住敌人。为了很好地完成任务，我们提出，在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喊的原则下，“重伤不连累好人，一人为整体负责”。这样在同志们都明确了今晚的反击重任，做好了充分准备之后，我们向敌人发起了冲锋。指导员破着嗓子大声一喊，战士们也跟着大喊，头也不回地扑向敌人，结果很顺利就把8号阵地打了下来，在打8号时，2号阵地上的敌人已有准备，所以我们连两次进攻，都因为敌人火力太猛，没攻上去。这时，我们5班的副班长共产党员李忠光同志给5班同志讲：“今天的战斗任务是我们申请首长批准的，我们一定要把口子打开，让我们连打上去。同志们掩护我！”他抱着两只爆破筒，顺着敌人的火力点爬上去，当爬到敌人火力点跟前时，他把两只爆破筒的弦一拉就抱着爆破筒跳进敌人的火力点。这个火力点是白天飞机炸的一个大坑，四周堆着麻袋，周围都有火器。里面4挺轻机枪，3挺重机枪，两门无后座力炮，20多个美国鬼子被李忠光同志炸在里头，英雄自己也与敌人同归于尽了。这样，我们在2号阵地上抢占了一个工事，扎下了一个钉子。一部分敌人凭着自己兵力强，想趁我们脚跟没站稳把我们挤下来。他们拼命反扑，我们上去的同志大部分带着冲锋枪，敌人是一群群地冲上来，被我们一片一片地扫下去。每打一次进攻，我们的人就上去一些，火力全部展开。这时只有进才能把敌人挫乱。在进的过程中，仗打到相当激烈的时候，我们的二排长孙占元同志被敌人一发炮弹打断了双腿。当时一条腿已脱离了他的身体，可他还在阵地上指挥战斗。战士们对他说：“排长，你负伤了，我们把你送到坑道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孙占元说：“我是排长，是共产党员，我不能下去为了给朝鲜人民报仇，为了把美国鬼子赶回老家去，为了给祖国人民争光，我就是牺牲了，也要和敌人拼在阵地上！”他拒绝了战友们的帮助，用敌人的两挺机关枪发射2000多发子弹，掩护易才学同志完成了连续爆破任务。在失去双腿后，他不仅打了那么多子弹，还拖着一条腿带着机枪向前爬了近200米。敌人为了包围我们，就从我们右侧后面打上来200多人。孙占元他们在这里打退敌人两次冲锋，在他已说不出话的时候，他指派一个战士回来报告情况。当大量的敌人拥到他跟前时，他又用最后一颗手雷和敌人同归于尽了。孙占元同志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在他的四周躺着20多具敌人的尸体。
我们5班的共青团员易才学同志看到他们的班长、副班长都这样英勇地牺牲了，看到他们的排长是这样的顽强，眼睛都红了。他“呀呀”地喊着，叫着，用爬、滚的战术动作连续炸掉了敌人四个火力点，在第三个火力点打下来时，敌人大量的反击部队上来了，他为了配合部队把敌人反扑，把回去，又跳进一个火力点，用敌人的六0迫击炮弹代替手榴弹，配合部队把敌人的反扑打了下去他仍继续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大的敌人火力点，他想凭一个手雷是完不成任务的，就弄了一挺敌人的机关枪接近了敌人火力点，他把手雷往里打，端着机关枪就冲了上去，借着手雷的爆炸声，他就跳进了这个工事，这里有20多个敌人，两部报话机，六七挺轻重机枪，敌人被易才学全部打死。把这个火力点打下去，我们经过3个小时的英勇战斗，把全部阵地夺了回来，敌人从我们阵地上退下去了四五十人，退了五六十公尺。在100公尺左右的地方，敌人又用了两个连的兵力向我们发起了冲锋。我们已经过3个多小时的战斗，不要说伤亡，更主要的是弹花已打完了，战士们都拿起了敌人的武器。易才学同志看到敌人在向我们冲锋，在工事里弄了一挺重机关枪，掉过头来向敌人扫射，两个弹带没打完，他被敌人一发炮弹打伤，重机枪的枪架也被打坏，他就丢掉枪架抱起枪，跪在麻袋上向敌人扫射。另一个战士吴先根给他弄了6箱子弹，上了6个弹带，他抱着枪身没放手，一直把那6个弹带打完，配合部队把敌人的反扑给扫了回去。这时易才学身上的衣服都烧着了，在左手上的皮肉沾在重机枪的枪身上。
我们的7班长，连续负了5次伤，我给他讲了3次，让他进坑道休息，他说：“我不能下去为了给祖国争光，把美国鬼子赶回板门店，我请求你批准我再在阵地上战斗半个小时。”也就在这个时候，大量的敌人向我们阵地冲来，马上要进行白刃格斗，搞不好阵地会失守。在这紧急时刻，我们的7班长抱着两个爆破筒顺着山坡向敌人滚下去了。班长下去了，7班战士周太书也拿着两个爆破筒和班长一样朝敌人群冲了下去。敌人看我们阵地上只有两个人，觉得没什么了不得，都想抢着上来抓我们活的，当大量的敌人拥到我们跟前时，他们两个的4根爆破筒在敌人的人群中爆炸了，两个同志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他们的英勇牺牲保障和鼓舞了我们白刃格斗的胜利。像这样的英勇战士不仅我们连有，整个上甘岭战役中数不胜数。我个人确不是你要寻找的人，我所讲的那些人才是你要找的真正英雄。
你在信中问我，坑道里真的有个唱歌的女卫生员王兰吗？那个卫生员是有的，不过她没有唱歌，她没有时间呀！她叫王清珍。但她当时在山下包扎所。由于在山下，所以拍电影的时候，起初没有她。但是战士们都不干，他们对摄制组的同志说不拍她，我们也都不拍。王清珍的事迹感人极了，那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哪。她一个人照顾30多个伤病员，伤员发高烧排不出尿，她急得没办法，最后用口给伤员吸出来，她当时是一个不满18岁的大姑娘呀！为了挽救战友们的生命，她做出了世界上最难做的事情，这时怎样一种高尚的情操，一种伟大的境界呀！人类现有的语言能表达她的精神吗？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记得她是1950年入伍的兵，回国后在军后勤政治部当宣传干部，现在也离休了。你有机会应该采访她，她是一个伟大的女英雄。我算什么英雄？我的这些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如果我以英雄自居，那我就是一个政治贪污犯。
《上甘岭》这部电影，拍摄前曾邀我做军事顾问，由于我当时在南京步校学习，所以，我没去。但摄制组的同志曾用一年多的时间来采记上甘岭下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影片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但很多精彩的地方，还是没有拍出来，事实上，我们比电影里打得好！我和我的战友们看了这部电影，虽然感到很亲切，但同时也觉得不过瘾。战争就是战争，电影就是电影，毕竟是两回事。
部队回国后，领导经常派我去部队、机关、学校做报告。特别是离休后，我觉得别的事我不能干了，就为党做一点宣传工作，党也没白培养我。特别是我想起我的战友，他们的英雄事迹，他们那些生动的语言，时时刻刻在鼓舞着我，我是胜利者，我是幸存者。幸存者就有责任把先烈们的事迹讲给下一代，使他们知道革命胜利成果来之不易，使他们珍惜它，爱护它，发扬它，光大它，启发他们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我们的解放军。只要有单位请我去讲，我都愉快地接受。凡是附近的地方，我都是骑着单车去。几十年来，我一直是这样，每年多到六七十场，少则二三十场，现在到底讲过多少场我都记不住了。有多少人听过，我也说不上来。1958年有一次在复旦大学讲，他们的党委书记对我说：“你讲得真好，战士们的事迹真的感人。有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掉了眼泪。”1964年我在河南郾城县讲，县委书记说：“你的报告真好，你这一讲国家就省了几十万斤粮食。”我问为什么，他说当时农村很困难，国家准备拿出几十万斤粮食做补贴。听了你的报告，下面的干部说补贴的粮食我们不要了，跟上甘岭的英难们比，我们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1975年去河南固始县给县直机关做报告，县委书记说：“你的报告太感人了，今天听你报告的人不只几万人，我们有个主会场，一个分会场，开动了全县所有的广播，各公社都组织了收听。”他们对我报告的评价，也是对我的鼓舞。做报告是为了教育人，更是教育自已，促使我把这个工作做好，也促使我在有生之年关心教育好下一代（1992年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模范），发挥我更多的光和热。这是我几十年来遵循的，也是我做好这项工作的动力。一次我在医院里病情很重，病号们知道我住在这个医院，就要我讲上甘岭的故事，我就躺在病床上讲。还有一次我腰疼得不能动，信阳体委来人说全省学生夏令营来搞活动，要我给他们讲一下，我就让一个干部抬着我去讲了两个多小时。我想我的战友双腿都被打断了还坚持作战，我这点疼算什么呀。为了更好地做好报告，我都征求听众意见，看怎样才能结合实际把宣传做得更好，更生动。
好了，我一讲起往事就没完，我的文化不高，也不懂汉字语言的次序，你就凑合着看，给你讲的这段故事，也算报答你寻代我的一片苦心。
顺祝：工作顺利
张计发
1994年11月26日
有人说：“没有这么个人！”
有人说：“有是有，可他牺牲在朝鲜了！”
有人说：“确有这么个人，在哪里说不清！”
以扮演张忠发闻名的演员高保成，近年常在电视中做饮料广告。“当年上甘岭要是有饮料就好了！”他呷了一口，无限感慨地说。但他当然不是张忠发。打电话问他，他也只是说：“拍电影时我见过他，他叫张计发，但多年来一直没有来往。你要能找到他，请告诉我，有生之年我想见他一面哩！”
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关于上甘岭的介绍，只有烧焦了的一段枯木作为实物在那里摆放着，剩余的空白就只好靠观众通过自己的联想去填补了，至于张计发则更是不着一字。线索十分渺茫。终于，我在一份材料里发现了张计发的名字。那是一篇描写秦基伟将军的文章，题目叫《秦基伟在上甘岭》，里面写道1952年，15军这支屡立战功的英雄部队守卫着上甘岭。
其实，上甘岭只不过是15军前沿阵地上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座山头而已。这年秋季，美国即将举行大选，为缓和国内矛盾和人民的反战情绪，改变战场和谈判桌上的被动局面，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南朝鲜伪总统李承晚、美军第8集团军军长范佛里特等军政要员亲临金化前线，策划向我进攻的所谓“金化功势”。
范佛里特面对上甘岭，不可一世地立下了军令状。
一方是现代化装备的美军王牌第8军。
一方是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英雄15军。
范佛里特自恃强大，骄横无忌。
10月14日，战幕拉开了。一连6天，上甘岭上落了190万发炮弹。范佛里特得意忘形地叫嚷：“不让一个共军活在这片土地上！”
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上甘岭变得混混沌沌，山上的草木全部被炸光、炸飞，土石被打松一米多深，表面阵地工事大部分被摧毁，坚固的岩石变成了粉末，阵地上空硝烟、尘粉、碎石铺天盖地，分不清是云、是雾、是烟。美国人记不清到底向这里倾泻了多少吨钢铁，而我们也很难记清楚敌人朝这里发动了多少次冲锋。不过，有一件事实是可靠的，那就是这两座阵地上的敌人死尸丢得一堆一堆，遍布山上山下。
范佛里特兵漫上甘岭。投入总兵力达6.2万人，战车118辆，大炮350门，飞机3000多架次。
轰隆隆，轰隆隆，炮声、炸弹声渐渐由稀到密，新的一天敌人的进攻又拉开序幕。当范佛里特得知我方采取坑道战后，气焰更加嚣张，不但动用飞机炸、大炮轰，还用火焰喷射器喷射并施放毒气，对坑道实施破坏和封锁。战斗在坑道里的战士处于极度困难危险的境地，坑道被敌人强大的炮火越打越短，空间越来越小，人挤人不能行动，烈士遗体也只能暂放在坑道里，不能掩埋，大小便不能及时清理，伤员多而医药缺少，得不到及时治疗；坑道内砂烟、屎尿、血腥、汗臭，使空气污浊不堪；因缺氧经常发生人员窒息；因极度缺水，干粮无法下咽；更严重的是有的坑道已被炸毁，不少坑道同军指挥所失去了联系。在这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是否放弃坑道战？有些战士产生了动摇情绪，认为与其这样窝憋着还不如冲出去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在这紧要关头，秦基伟一个坑道一个坑道走访，他对将士们说：“坑道里的战斗将要配合主力部队的大反击，现在，我们要把坑道变堡垒，变为敌人炮打不进、炸弹炸不动的钢铁堡垒，我们15军要挺着胸膛走向胜利。”
在35团7连的坑道里，秦基伟正好遇上这么一件事：战士们已经整整7天没有水喝了，当运输员刘明生把在路上捡到的两个苹果送给连长张计发时，张计发将苹果给了步话员，步话员忍受着难耐的干渴，又将苹果传给了重伤员，一个苹果在坑道里传了一遍又完整地回到了连长手中。
如此说来，张计发是在15军。那么，15军驻防在哪里呢？在38军采访时，一位军首长告诉我15军驻防在湖北。于是我来到部队驻地。有关的首长这样向我介绍：“张计发，1945年参军，先在太行一分区独立团当战士，后调入第四野战军第九纵队。1951年入朝参战，任35团7连连长。上甘岭战役，荣立特等功。1954年回国，任某团副参谋长。1966年因病离休，现住在河南信阳军分区干休所。”
我拨响了张计发家的电话，谁料，他一开口就讲：“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幸存者。上甘岭，我们连打得很英勇，160个人的连队，等战斗结束后，只剩下十几个人啦。但我们终于把敌人全部、干净、彻底地赶出了上甘岭，粉碎了范佛里特的‘金化攻势’。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是英雄。比如，著名战斗英雄孙占元，就是我们连的。我也不是张忠发，虽然我们只差一个字，但他是电影里的英雄。我只是一个老兵，请不要写我，我真地不是你要找的哪种英雄！”
经我再三做工作，这位张连长终于同意给我邮一张照片来，并把当年的战斗简况也一同寄来了。为了得到这位老英雄的支持，放下电话，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着重表达了我强烈的愿望。同时寄上一份刊有“寻找英雄万里行”稿件的报纸。
我终于盼来了张计发的回信。全文如下：
关捷同志：你好！
你寄来的信及报纸我已收到了，十分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不过我确实不是英雄，不是你要找的人，你如果把我当成英雄登在报上，一定会使我不安的。
我是河北省赞皇县人，是一个贫苦家庭出生的孩子，要过饭，放过牛。1945年参加了八路军，当过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副参谋长，现在信阳军分区干休所休养。
由于从小吃惯了苦，所以，部队的战斗生活再苦也没有感到苦。“为了人民大众不再爱苦，能过上好日子，我就是牺牲在战场上也是值得的。”这是我当年的一种朴素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从未叫过苦，也从未害过怕。从1946年开展立功运动开始至1950年，上级领导机关给我记了4次特等功，一次一等功，上甘岭战役后给我记了特等功。这些都是党和上级首长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但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人民子弟兵完全应该做的，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上甘岭战役，我连在极端困难艰苦的情况下，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坚守和反击的作战任务。同志们都觉得上甘岭很艰苦，特别是坑道里43天的战斗生活。是的，在坑道里几乎人人没有水、米，枪没有子弹，受了伤连药品也没有。坑道里的困难很多，就缺水这一项，我给你讲个小故事：早先，在坑道里我们还能抢些水，后来连水都抢不到了。我们的指导员讲：“全体干部、战士、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志们，我们必须明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困难是水的问题。同志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和缺水做斗争。只要克服了缺水这个困难，守住阵地，消灭敌人是不在话下的。”在党支部的号召下，同志们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和缺水做斗争。就拿喝尿来说吧，这虽在以往的战斗中常见，但在上甘岭的坑道里，又与以往不同。这里是自己舍不得喝而送给比自己困难的战友们喝，特别是一些伤员同志，他们把自己解下来的小便，爬着端给能参加战斗的同志们喝，他们这样说：“我负伤得太早，没有完成党交给我战斗任务，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同志们！但我要尽一切力量支持你们取得胜利，我现在没有特别的力量，我只有这一点能力，虽然这不卫生，你们喝了就有力气战斗，就能为祖国争光，为我们报仇！”这话说来很简单，但是给同志们的鼓舞却是十分巨大的。当时要说苦那是伤员同志们最苦，他们没负伤之前顽强战斗，有的甚至几次负伤都不下火线。下来以后，在坑道里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喊疼。听说坑道口外面有任务，伤员们爬起来靠在坑道的墙壁上向弹盘里压子弹，拧手榴弹盖，一个弹盘接着一个弹盘，一个手榴弹接着一个手榴弹地传到外面，支援战斗。有的伤员同志主动坚守在坑道口，他们排成一个长队，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又跨上来。在这种情况下，没受伤的同志把自己的小便留下自己喝就觉得实在是太自私，实在是太对不起这些伤员同志了。因此，他们把自己的小便送给伤员同志们，并说：“同志们，请放心，我们一定能守住坑道，守住阵地，把敌人打下去，坚持到最后的胜利，给祖国争光，给你们报仇。如果你们相信我能这样做的话，就把它喝下去如果不信的话就看也不用看。”
他们这样做既是表决心，又是激将法，伤员同志们本来舍不得接受，但为了信任自己的战友，也就接受了。有时战士们端着自己的小便，走到连长、指导员面前说：“首长，你们已好几天没得到一点水了，我们要坚持到最后胜利全靠你们的指挥，如果你们能坚持指挥，我们就一定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们现在没有别的法子，只有这一点办法，这虽不卫生，但这比祖国最贵的茶还贵，这是光荣的茶呀！”同志们的小便从白到黄，从黄到红，由红变成紫红色，最后成紫黑色的粘条了。由于缺水，战士们肚子里发烧，嘴唇上裂开了许多口子。没受伤的同志把弹药箱垒起来，爬上去，把坑道顶壁潮湿的泥巴一点一点地刮下来吃掉。为了伤员也能得到这点东西，战士们用毛巾在坑壁上沾泥巴，然后在子弹箱的角口拧下来点湿泥给伤员吃。伤员们觉得不能再给没受伤的同志们增加负担，他们就把嘴贴在坑道壁上吸气，以缓解嘴巴干裂。后来战士们又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他们用嘴在坑道壁上长时间地吹气，使墙上出现了一些小水珠，再用舌头舔回，湿一湿嘴。这时，我们每个同志不仅需要水，而且需要大量的水。可是要吃下一点有水分的东西，比组织打仗困难得多，像在电影里看到的分苹果的细节，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两个苹果又引起坑道里一阵沸腾，没受伤的同志一致同意要把这两个苹果给伤员，当伤员知道只有两个苹果，他们又一致同意给没受伤的战友们吃，因为他们是给祖国争光的唯一希望。最后双方来了个转多目标，大家一致认为给连长、指导员吃最合适。在这种情况下，伤员和战士们不吃，连长和指导员更不能吃。为了把这苹果吃下去，指导员说：“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两个苹果，为了它，说不定就有战友们的鲜血洒在这运输道路上，我们现在接受的不是苹果，我们是接受后方首长及同志们对我们的关心和信任。是接受守住阵地，把敌人消灭在山上，给祖国争光的任务。每个人必须以完成任务的姿态来接受它。”他叫卫生员数一下，有多少人就把苹果分成多少块，一人一块，必须完成任务。战士们没了办法，只好服从命令，这是人类军事史上一个多么神圣的命令啊……
现在再给你讲几个英雄。在一次战斗中，我们这个连接受了营首长交给的反击任务。当部队从坑道出来运动到前沿和9连的同志取得联系后，9连的指导员对我们说，当天7号、8号、2号、11号阵地失守。天黑以前观察这4个阵地，敌人有3个多连的兵力，天黑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根据这个情况，我们连的任务是：什么阵地失守就把什么阵地夺回来。大家都觉得任务很艰巨，反击战实际上是一种进攻战。按进攻原则，我们的兵力要大过敌人兵力2-3倍，甚至更多一点。现在的情况是敌人的兵力大于我们2-3倍了。所以任务是相当的艰巨。尽管是这样，我们还是满怀信心的，因为我们是伟大祖国的优秀儿女，是志愿军战士，只要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在，我们的阵地一寸也不能让给敌人。当然了，敌人的兵力毕竟比我们多，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能获得胜利。为了让同志们认识到今晚的反击战不同于一般的反击任务，为了确有把握地把阵地夺回来，我们告诉同志们：敌人兵力大、火力重，希望同志们有一种超勇敢的勇敢，超迅速的迅速，紧紧地压住敌人。为了很好地完成任务，我们提出，在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喊的原则下，“重伤不连累好人，一人为整体负责”。这样在同志们都明确了今晚的反击重任，做好了充分准备之后，我们向敌人发起了冲锋。指导员破着嗓子大声一喊，战士们也跟着大喊，头也不回地扑向敌人，结果很顺利就把8号阵地打了下来，在打8号时，2号阵地上的敌人已有准备，所以我们连两次进攻，都因为敌人火力太猛，没攻上去。这时，我们5班的副班长共产党员李忠光同志给5班同志讲：“今天的战斗任务是我们申请首长批准的，我们一定要把口子打开，让我们连打上去。同志们掩护我！”他抱着两只爆破筒，顺着敌人的火力点爬上去，当爬到敌人火力点跟前时，他把两只爆破筒的弦一拉就抱着爆破筒跳进敌人的火力点。这个火力点是白天飞机炸的一个大坑，四周堆着麻袋，周围都有火器。里面4挺轻机枪，3挺重机枪，两门无后座力炮，20多个美国鬼子被李忠光同志炸在里头，英雄自己也与敌人同归于尽了。这样，我们在2号阵地上抢占了一个工事，扎下了一个钉子。一部分敌人凭着自己兵力强，想趁我们脚跟没站稳把我们挤下来。他们拼命反扑，我们上去的同志大部分带着冲锋枪，敌人是一群群地冲上来，被我们一片一片地扫下去。每打一次进攻，我们的人就上去一些，火力全部展开。这时只有进才能把敌人挫乱。在进的过程中，仗打到相当激烈的时候，我们的二排长孙占元同志被敌人一发炮弹打断了双腿。当时一条腿已脱离了他的身体，可他还在阵地上指挥战斗。战士们对他说：“排长，你负伤了，我们把你送到坑道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孙占元说：“我是排长，是共产党员，我不能下去为了给朝鲜人民报仇，为了把美国鬼子赶回老家去，为了给祖国人民争光，我就是牺牲了，也要和敌人拼在阵地上！”他拒绝了战友们的帮助，用敌人的两挺机关枪发射2000多发子弹，掩护易才学同志完成了连续爆破任务。在失去双腿后，他不仅打了那么多子弹，还拖着一条腿带着机枪向前爬了近200米。敌人为了包围我们，就从我们右侧后面打上来200多人。孙占元他们在这里打退敌人两次冲锋，在他已说不出话的时候，他指派一个战士回来报告情况。当大量的敌人拥到他跟前时，他又用最后一颗手雷和敌人同归于尽了。孙占元同志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在他的四周躺着20多具敌人的尸体。
我们5班的共青团员易才学同志看到他们的班长、副班长都这样英勇地牺牲了，看到他们的排长是这样的顽强，眼睛都红了。他“呀呀”地喊着，叫着，用爬、滚的战术动作连续炸掉了敌人四个火力点，在第三个火力点打下来时，敌人大量的反击部队上来了，他为了配合部队把敌人反扑，把回去，又跳进一个火力点，用敌人的六0迫击炮弹代替手榴弹，配合部队把敌人的反扑打了下去他仍继续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大的敌人火力点，他想凭一个手雷是完不成任务的，就弄了一挺敌人的机关枪接近了敌人火力点，他把手雷往里打，端着机关枪就冲了上去，借着手雷的爆炸声，他就跳进了这个工事，这里有20多个敌人，两部报话机，六七挺轻重机枪，敌人被易才学全部打死。把这个火力点打下去，我们经过3个小时的英勇战斗，把全部阵地夺了回来，敌人从我们阵地上退下去了四五十人，退了五六十公尺。在100公尺左右的地方，敌人又用了两个连的兵力向我们发起了冲锋。我们已经过3个多小时的战斗，不要说伤亡，更主要的是弹花已打完了，战士们都拿起了敌人的武器。易才学同志看到敌人在向我们冲锋，在工事里弄了一挺重机关枪，掉过头来向敌人扫射，两个弹带没打完，他被敌人一发炮弹打伤，重机枪的枪架也被打坏，他就丢掉枪架抱起枪，跪在麻袋上向敌人扫射。另一个战士吴先根给他弄了6箱子弹，上了6个弹带，他抱着枪身没放手，一直把那6个弹带打完，配合部队把敌人的反扑给扫了回去。这时易才学身上的衣服都烧着了，在左手上的皮肉沾在重机枪的枪身上。
我们的7班长，连续负了5次伤，我给他讲了3次，让他进坑道休息，他说：“我不能下去为了给祖国争光，把美国鬼子赶回板门店，我请求你批准我再在阵地上战斗半个小时。”也就在这个时候，大量的敌人向我们阵地冲来，马上要进行白刃格斗，搞不好阵地会失守。在这紧急时刻，我们的7班长抱着两个爆破筒顺着山坡向敌人滚下去了。班长下去了，7班战士周太书也拿着两个爆破筒和班长一样朝敌人群冲了下去。敌人看我们阵地上只有两个人，觉得没什么了不得，都想抢着上来抓我们活的，当大量的敌人拥到我们跟前时，他们两个的4根爆破筒在敌人的人群中爆炸了，两个同志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他们的英勇牺牲保障和鼓舞了我们白刃格斗的胜利。像这样的英勇战士不仅我们连有，整个上甘岭战役中数不胜数。我个人确不是你要寻找的人，我所讲的那些人才是你要找的真正英雄。
你在信中问我，坑道里真的有个唱歌的女卫生员王兰吗？那个卫生员是有的，不过她没有唱歌，她没有时间呀！她叫王清珍。但她当时在山下包扎所。由于在山下，所以拍电影的时候，起初没有她。但是战士们都不干，他们对摄制组的同志说不拍她，我们也都不拍。王清珍的事迹感人极了，那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哪。她一个人照顾30多个伤病员，伤员发高烧排不出尿，她急得没办法，最后用口给伤员吸出来，她当时是一个不满18岁的大姑娘呀！为了挽救战友们的生命，她做出了世界上最难做的事情，这时怎样一种高尚的情操，一种伟大的境界呀！人类现有的语言能表达她的精神吗？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记得她是1950年入伍的兵，回国后在军后勤政治部当宣传干部，现在也离休了。你有机会应该采访她，她是一个伟大的女英雄。我算什么英雄？我的这些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如果我以英雄自居，那我就是一个政治贪污犯。
《上甘岭》这部电影，拍摄前曾邀我做军事顾问，由于我当时在南京步校学习，所以，我没去。但摄制组的同志曾用一年多的时间来采记上甘岭下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影片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但很多精彩的地方，还是没有拍出来，事实上，我们比电影里打得好！我和我的战友们看了这部电影，虽然感到很亲切，但同时也觉得不过瘾。战争就是战争，电影就是电影，毕竟是两回事。
部队回国后，领导经常派我去部队、机关、学校做报告。特别是离休后，我觉得别的事我不能干了，就为党做一点宣传工作，党也没白培养我。特别是我想起我的战友，他们的英雄事迹，他们那些生动的语言，时时刻刻在鼓舞着我，我是胜利者，我是幸存者。幸存者就有责任把先烈们的事迹讲给下一代，使他们知道革命胜利成果来之不易，使他们珍惜它，爱护它，发扬它，光大它，启发他们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我们的解放军。只要有单位请我去讲，我都愉快地接受。凡是附近的地方，我都是骑着单车去。几十年来，我一直是这样，每年多到六七十场，少则二三十场，现在到底讲过多少场我都记不住了。有多少人听过，我也说不上来。1958年有一次在复旦大学讲，他们的党委书记对我说：“你讲得真好，战士们的事迹真的感人。有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掉了眼泪。”1964年我在河南郾城县讲，县委书记说：“你的报告真好，你这一讲国家就省了几十万斤粮食。”我问为什么，他说当时农村很困难，国家准备拿出几十万斤粮食做补贴。听了你的报告，下面的干部说补贴的粮食我们不要了，跟上甘岭的英难们比，我们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1975年去河南固始县给县直机关做报告，县委书记说：“你的报告太感人了，今天听你报告的人不只几万人，我们有个主会场，一个分会场，开动了全县所有的广播，各公社都组织了收听。”他们对我报告的评价，也是对我的鼓舞。做报告是为了教育人，更是教育自已，促使我把这个工作做好，也促使我在有生之年关心教育好下一代（1992年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模范），发挥我更多的光和热。这是我几十年来遵循的，也是我做好这项工作的动力。一次我在医院里病情很重，病号们知道我住在这个医院，就要我讲上甘岭的故事，我就躺在病床上讲。还有一次我腰疼得不能动，信阳体委来人说全省学生夏令营来搞活动，要我给他们讲一下，我就让一个干部抬着我去讲了两个多小时。我想我的战友双腿都被打断了还坚持作战，我这点疼算什么呀。为了更好地做好报告，我都征求听众意见，看怎样才能结合实际把宣传做得更好，更生动。
好了，我一讲起往事就没完，我的文化不高，也不懂汉字语言的次序，你就凑合着看，给你讲的这段故事，也算报答你寻代我的一片苦心。
顺祝：工作顺利
张计发
1994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