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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微山湖畔,英雄轶事随波荡漾—电影《铁道游击队》部分原型人物追踪

  ……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歌声动人,比歌声更动人的是英雄的事迹。我正是循着这动人的歌声,来到了英雄的故乡,微山湖畔的枣庄。来寻找英雄当年的动人故事。当年鲁南铁道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刘金山之外,都已作古。但我的采访,却并不怎样地为难。我在汽车上,在旅馆中,在饭店里,随便和什么人唠,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他们都能讲出一两段英雄们的传奇故事。

  枣庄青年宫招待所的老经理,在给我讲完了很过瘾的几段之后说:“我给你介绍个人,他就是电影里王强的儿子,他对这方面很有研究,而且他父亲生前也没少给他讲,他家里还有很多资料,你去找他吧!他叫王金刚,在印染厂!”

  正好那天是星期日,王金刚、王金国两兄弟都在家休息。两个人原本就热情,一听说我是从千里之外特地来采访铁道游击队的,就更加热情!

  “你想听谁的事吧?”“先谈你们的父亲吧!”“好!”他们爽快地答应了。

  一个王强

  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副大队长王强,是个塑造得极有色彩的人物。他的原型就是鲁南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副大队长王志胜,关于这一点,作家刘知侠生前曾多次认真地谈过。以至于电影公映以后,枣庄人都不叫他王志胜,干脆称他为王强。

  王志胜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峄县陈庄(今枣庄市长乐街)一户铁路工人家庭。幼年丧父,兄弟5个在寡母拉扯下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王志胜8岁就在家里帮助母亲推磨卖饭,15岁登上火车,去做小生意,挑起了持家的重担。邻居有个洪振海,是个寄居在姐姐家的穷孩子,王志胜经常和他在一起玩耍,并结为至交。饿急的时候两人就爬到火车上搞点吃的来充饥,久而久之。练就了“飞车”的好身手。18岁那年,正赶上枣庄煤矿上招矿工,他和洪振海一同报名,一同被录用。矿上的劳动十分繁重,每天要干10几个小时,工资收入却十分微薄,连自己都养活不了。1932年春天,中共枣庄特委发动全矿工人大罢工,向资本家提出改善工人经济待遇,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的要求。王志胜积极参加了这次罢工,由于工作出色,被选为小组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兴煤矿被迫停工停产,为躲日本兵,资本家跑掉了,矿工们都失业回了家。

  为养家糊口,王志胜和洪振海又使出了“飞车”本领,借以维持生活。常常被车警抓住,打得鼻青脸肿死去活来。

  1938年3月18日,枣庄人的日子更难了,王志胜的生活更是维持不下去了。他于贫困交加之际,苦苦地寻求改变现状的道路。

  这时,地下党员刘景松相中了他。于是,刘景松介绍他参加峄县人民抗日义勇军。王志胜觉得这是条出路,于是毅然拿起枪了。

  加入人民抗日义勇军,王志胜如鱼得水。由于他作战机智勇敢,不久被提升为班长、排长。不久他又通过关系,打进了枣庄正泰洋行(日本人开办的,以经商为掩护,实为特务机构)干搬运工,实际上的身份是抗日情报站副站长。日本洋行由3名日本军官操办,经营五金、布匹和日用百货等,全是日本货。3名日本老板,都是特务。王志胜利用工作上的方便,开始搜集情报。到手之后,他先告诉以经销谋炭为掩护的洪振海,洪振海再把情报传给交通员刘景松。就这样,枣庄敌伪的活动情况,被王志胜分毫不差地送到了抗日义勇军的总部。

  这样干了半年多,日本特务不但没有丝毫的察觉,还被王志胜的殷勤能干迷惑了,时不时就夸他几句:“王的,大大的好人”1939年8月,王志胜和洪振海决定干掉3个特务,然后撤出洋行。一天晚上他和洪振海等3人摸进了洋行,把3个熟睡的鬼子统统击毙了。次日早晨,王志胜没事一般地又来到洋行上工,孰料,一开门迎出来的却是三掌柜金山,原来这家伙命大,昨晚没打死。不过,他竟一点都不怀疑王志胜,反而捂着伤口对他说:“王快快的,电话的叫”王志胜假装着急的样子,立即跑到车站挂电话,并送金山住院。王志胜“抢救”老板有功,成了正泰洋行里的红人,敌人对他信赖备至。

  这年的10月,为了支援山里的抗日武装,王志胜和洪振海商量要搞一批枪支弹药,两人经过周密的策划,在一天夜里,“飞”上了刚刚开出枣庄的火车,铁路工人一见是中国人来抢枪,暗中提供了很多方便。两个人搞到两挺机枪、12支步枪和两箱子弹,下车之后,迅速送到驻在山里的八路军鲁南支队。敌人搞了10多天的调查,终于得出结论:“是山里的八路干的”王志胜照样在金山的“你的大大好人”的赞誉之下搞情报。

  1939年11月,洪振海、王志胜遵照上级“迅速发展抗日武装”的指示,在枣庄秘密成立了铁道游击队,洪振海任大队长,王志胜任副大队长。队伍成立之后,王志胜辞去了洋行搬运工头的差使,一心一意地搞武装斗争。枣庄矿区,是敌人重兵把守的地方,王志胜就在敌人心脏里搜集情报,开炭场、烧焦池,筹集资金,购置枪支弹药,发展游击队员。工作在鬼子眼皮底下搞得有声有色,而敌人却浑然不觉。

  1940年2月,经上级批准,枣庄铁道游击队改称为鲁南游击大队,王志胜被正式委任为副大队长。不久,铁道游击队政委杜委伟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这一年,鬼子的白色恐怖弄得枣庄像冰封雪冻一样,针插不进,水泼不透。他们花样翻新地搞“强化治安”,搞“大扫荡”,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处境十分恶劣。

  鲁南军区的领导指示在枣庄城工作的铁道游击队,当务之急是尽快地为山里搞物质供给。王志胜他们当即把开炭场赚的8000元送到山里。但是,杯水车薪同学是难解燃眉之急。洪振海和王志胜召集铁道游击队的全体队员,动员鼓动说:“我们和山里是一家,军区领导和同志们有了困难我们一定要管,因此,队部决定打票车血洗洋行,为根据地搞物资,大家同意不?”“同意!”王志胜就带领20名短枪队员埋伏在预定地点,洪振海、曹德清负责控制车头。

  那辆列车刚一出王沟,车头那边的洪振海他们就给刹了闸,车速减慢下来,王志胜带领20名战士飞速翻上车,与车上的同志汇合,把押车的日本兵全部杀死,之后,他们跳上最后一节车箱,把装钱的大帆布袋子扔到车下。

  战斗结束后,王志胜率人给鲁南军区送去8万块钱12支长枪、1门手炮、1挺机枪,这是他们全部的战利品。

  8月下旬,鬼子调查飞车事件的风头刚过,王志胜和洪振海又决定血洗洋行。据侦察的情况看,洋行由于被王志胜他们血洗一次,现在戒备森严,院四周都架上了电网,门口又设了岗哨,洋行里的日本人也增加到13人,全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军官。掌柜也上金山换成特务机关的大佐矛山一郎。

  一天夜里10点钟,王志胜带领32名队员来到了洋行附近,用铁钎和铁锤在院墙底下,悄悄地挖起洞来,6个小时之后,一个大洞挖通了。清晨4点,王志胜带16个人钻进院子,迅速将分住在四间屋子里的13个鬼子全部杀死。他们刚要撤出,火车站那边的日军就包抄了过来,从洞口出已经来不及了,王志胜带领大家砸开门锁,与接应的洪振海的短枪组汇合,冲出了洋行。

  血洗洋行,不但在物资上支援了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力量,而且也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从此游击大队被敌人称为“飞虎队”。王志胜也名震鲁南。

  1942年4月,3000多名日伪军包围了鲁南游击大队的驻地微山岛。王志胜率领体体队员左突右杀,终于冲出包围圈,撤到山里整训。整训期间,王志胜在杜季伟的领导下,带领干部战士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提高全队的军政素质。整训结束了,他又率队出山,和其他领导一起,发动并依靠人民群众,在枣庄建立情报站、情报网,很快打开了微山湖东岸和津浦铁路沿线的局面。

  1942年6月,王志胜率小分队打了出山后的第一仗,就是攻打伪军阎成田部占领的微山岛。也是在一天夜里,王志胜带人攻击敌人的指挥所,打死其指挥官,敌人失去指挥,如同没了头脑,顿时乱成一团。王志胜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打死打伤伪军100多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8月的一天早晨,鲁南军区司令张光中交给王志胜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护送刘少奇同志跨过敌人严密封锁的津浦铁路和微山湖,不能出半点差错!”第三天的夜里,刘少奇等20多名中央领导来了,王志胜带30名游击队员护送。

  他们夜间行军,沿途绕过日伪军封锁线,据点,白天休息。两天以后,他们抵达游击队的活动区,大家与铁道游击大队会合。刘少奇住下以后,立即召集铁道游击队的领导人开会,他询问了一定带的敌情和民情,然后又特意问王志胜:志胜同志,你对这一带的敌情和民情,然后又特意问王志胜:志胜同志,你对这一带一定很熟悉吧?刘少奇说:“那很好,路上需经过敌人严密的封锁区,要在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跨越津浦路!”

  要过津浦铁路,必须过小北庄村,这里离敌伪据点最近,所以这里是王志胜这次特殊任务所要遇到的第一个障碍。为防意外,王志胜先去找伪军小队长沟通一下。凭王志胜在这一带的威名,买个道路走走还是比较容易的事。第二天晚上8点,王志胜带了两个人,走进伪军炮楼。伪军小队长“叭”地给王志胜敬了个礼“王队长,有什么要吩咐兄弟的吗?”地铺上的伪军“刷”地爬起来,乖乖地立正站在一边。伪军小队长说:“弟兄们,王队长今天是来看望大家的,瞧,这不是还捎来了好烟好酒吗?”王志胜趁势对他们说:“是啊,这次我是受我们刘大队长和杜政委之命来看望大家的,你虽然为鬼子站岗,但我们知道,这也是生活所迫,我们理解。还希望弟兄们和我们多多合作,给自己留条后路,对你们伪军,我们是专打坏的”伪军们齐声说:“我们听您的!”

  唠到9点,王志胜把小队长拉到一旁,对他说:“刚才送信的来说,山里有几个朋友要过路,你看,”没等他说完,伪军小队长就插话道:“那还用多说话吗?过!过!我就当没看见!”王志胜就命几名队员换上伪军服装,守护在岗哨周围。布置完之后,他立即发出信号,大队长刘金山看到信号,便率领短枪队护送刘少奇等20几名同志朝这边走来。就在这时,正南方向有几道白光射来,接着就是一阵“突突”的摩托响。王志胜又发给刘大队长一个信号,刘大队长会意立即让大家到一条河边隐蔽起来。偏偏在这时又出了岔子,刘少奇骑的那头骡子掉进堑壕里去了。刘大队长迅速跳下车,把骡子推了上来,牵到一个山头后边。鬼子的摩托队到了,特务队长松尾望着道外的伪军们“毛猴子的有?”伪军赶紧回答“报告太君,毛猴子的没有!”松尾带巡逻队“突突”开走了。王志胜急忙走下岗楼,接刘少奇等过铁路口,然后,负责在后边掩护。看看刘少奇他们走远了,他才和伪军小队长打个招呼,一闪身,追赶前面的队伍去了。这个,王志胜被评为鲁南军区一等战斗英雄。此后,王志胜又先后护送了陈毅、肖华、朱瑞、陈光等过往干部千余人,从没有闪失。多次受到上级首长的表扬。

  1944年,王志胜负重伤,转业到地方工作。1946年,任鲁南铁路局工会主席。同年,任枣庄市民主政府武装部长。解放后任华东煤田地质勘探局一二三队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1968年5月,当选为枣庄市政协第二届常务委员。1980年6月,当选为枣庄市人大常委会委员。1981年3月离职休养。晚年,经常和老游击队员们聚会,共话当年的战斗生活。并撰写大量回忆文章,1987年4月因病逝世。

  但王强的名字却在枣庄乃至整个山东广为流传。“血洗洋行,飞车抢武器,打票车,截货车,扒铁路,炸桥梁,奇袭敌兵营。”人们往往在茶余饭后,这样如数家珍地讲着他们的骄傲与自豪……铁道游击队,王强!

  两个“刘洪”

  王氏兄弟对我讲,电影里的“刘洪”大队长实际上是两个人的合成,即刘金山,洪振海。洪振海是第一任大队长,刘金山是第二位。作家刘知侠以这两个英雄人物为原型,塑造了“刘洪”这个光辉形象。并且,随着小说、电影这两种媒介工具的广泛传播,“刘洪”的名字差不多已传遍千家万户。但人们熟悉的都是作为艺术形象的“刘洪”,历史上的“刘洪”究竟如何呢?还是听王氏兄弟的讲述。

  洪振海,又名洪衍行,鲁南铁道大队第一任大队长,也是这支著名的人民抗日武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10年,洪振海出生在山东省滕县一个世代木匠的家庭。家里兄弟姐妹12人,他最小,小振海一下生,这个世界就没给他好颜色,一个穷孩子所能感受到的,他都尝遍了。3岁的时候,就随父亲和四哥去陈庄做木工。10岁的时候,因为母亲去世,父亲下矿做工,他来到枣庄的七姐家寄居。姐姐姐夫虽然很喜欢他,但家里到底入不敷出,难以维持。后来,姐姐随姐夫逃难去了淮南。洪振海就孤身一人在枣庄生活,为了活命,他就经常和好朋友王志胜一起在铁道两旁捡煤渣、拾破烂,卖钱换点剪饼吃。洪振海喜欢交朋友,铁路上的工人都和他俩十分友好,不但照顾这两个苦孩子的生活,还常常把他俩带到火车上玩,教他俩学会驾驶火车。由于常年和火车打交道,洪振海练就了一身绝技,即使是飞驰的列车,他飞上飞下也如履平地,枣庄人都叫他“飞毛脚”。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共鲁南中心县发动枣庄广大矿工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洪振海当即响应号召,成为枣庄的抗日积极分子。次年3月18日枣庄沦陷,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这块富饶的土地。洪振海毅然投奔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他作战英勇顽强、机智灵活,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班长、排长,成为这支抗日武装的骨干分子。后来,又回到枣庄成立抗日情报站,任站长。为部队搜集敌人的活动情况。

  1938年11月,洪振海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在情报站的基础上,秘密成立了枣庄铁道游击队,并被推选为队长。1940年夏,为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洪振海率30名队员夜袭洋行,杀敌10余人。首战告捷,铁道游击队的士气大振。从此以后,他们在洪振海的带领下,“踏上飞快的列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爬火车、截敌物资、毁铁道,阻碍运输,锄日特,灭敌耳目,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枣庄铁道线上的日伪军为此成天提心吊胆,他们称铁道队是“飞虎队”,队员个个都是“飞毛腿”,对洪振海的传说更是神乎其神,说他能蹿房越脊,飞檐走壁,日行千里。

  1940年2月,经苏鲁支队批准,枣庄铁道游击队改名为鲁南铁道游击队,洪振海被任命为大队长。贫苦孩子出身的洪振海视老百姓为父母,时刻把人民群众利益当做第一利益。铁道游击队每到一处,洪振海总是要求战士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准发生任何侵害老百姓利益的现象。因此铁道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结下鱼水般的亲密关系。老百姓亲切称洪振海为“老洪”“洪大哥”每当日伪军出动“扫荡”,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侵害时,他总是率领铁道游击队冲过去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尽可能地保护老百姓,使他们少受损失或不受损失。

  有一次,铁道游击队驻扎在一个小村,不知怎么鬼子得到了风声,他们包围了村子,洪振海带领队员迅速撤了出去。敌伪军没有抓到铁道游击队,抓了村里几个无辜的村民,在村外打谷场严刑拷打一番,审问洪大队长的去向,铁道大队的住处,没有一个人吱声。最后,敌人气急败坏地放火烧了场上的麦草和几间民房后走了。洪振海和队员返回村里,发现许多房子和柴草化为灰烬,洪振海声泪俱下地说:“我的队伍住在村子里,却不能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我洪振海对不起各位父老乡亲!”老乡们都劝慰他道:“老洪,不要这样讲话,敌人就是把我们村烧得一根柴火棒也不剩,俺们也不会埋怨自己的子弟兵。”听了乡亲们的话,洪振海激动地说:“铁道游击队就是剩下一个人,也绝不会充孬种,一定要给乡亲们报仇,出这口气。”

  洪振海生前有一件秘不宣人的宝贝,那是一块红布,他经常缠在手腕上,连吃饭睡觉也不解下来,只是洗脸时怕弄湿了,才小心翼翼地解下洗完脸马上又缠上去。有一次,他妻子李桂贞忍不住问他:“到底是什么宝贝?这么珍贵?”他说:“你不要问了,这与你无关”有的队员也不解地问:“大队长,你怎么不把它放在家里?天天缠在手上多不方便?”他认真地说:“那可不行,这是我们的护身符,放在家里能行?我们就是靠它才能打胜仗呢!”

  1941年12月的一天下午,日军特务松尾带领130名日伪军来到六炉店搜捕铁道大队。洪振海得到消息,早已撤离,撤到敌人归来的路上埋伏起来,准备打一个痛快的伏击战。敌人来了,躲在运河堤上的洪振海等50名游击队员向敌人开了火,两挺机枪猛烈地扫射,敌人猝不及防,伤亡很多。洪振海越打越起劲,他想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从而彻底消灭他们。他刚一抬头,却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头部,当场牺牲了。当时,王志胜副大队长接替他指挥。王志胜见敌人凶猛,我方的子弹已消耗差不多了,便命令队员立即转移,并将洪振海的遗体藏在黄埠西麦垛里面,队伍就向微山湖里撤去了。敌人走后,铁道队的同志们把洪振海的遗体抬了回来。人们解下他手腕上的红布,只见上面有用黄色布缝制的镰刀斧头的图案。铁道大队政委杜季伟对他的妻子李桂贞讲出了这个秘密,他说:这不是什么护身符,是中国共产党党旗!老洪同志早就希望当一名中共党员,我们根据他的申请和一贯表现,也通过了他入党,并且上报军区政治部。为了表示对老洪同志的信任,我们决定将咱们大队惟一的这面党旗交给他保管。当时他从我手中接过党旗,郑重地讲:“请党相信我,我一定把它保管好,我知道我身上有很多缺点错误,如遇事好激动,火气大等。为此,也伤害了部分同志的感情。今后,我要把这面旗时刻带在身边,让党监督我改正这些毛病。’因为我们党员身份不公开,所以不便解释。老洪同志虽然没有面向党旗宣誓,但他已经具备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而且是一名好党员。当军区批准他为正式党员的时候,他却离开了我们,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党递交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费!”广大干部战士听了杜政委这番话,禁不住都痛哭失声,他们鸣枪誓师,要为大队长报仇雪恨。

  那年,洪振海只有32岁。

  在苏州军区第二干休所里,住着一位79岁的老人,他就是军分区的前司令员“刘洪”的另一位原型——刘金山。

  如果从1938年算起,那么,刘司令员的革命生涯已整整56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血雨腥风中,他最初的6年是在鲁南铁道游击队中度过的。特别是在洪振海牺牲后,他接任大队长,他前仆后继,多次率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创造出了许多神话般的传奇业绩,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把鲁南铁道大队推向辉煌的高峰,成为被肖华将军称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的游击队的一面鲜明旗帜。

  1951年,刘金山出生于山东峰县(今枣庄市中心)蔡庄村的一个矿工家庭。父亲刘济美靠挖煤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刘金山是家里惟一的孩子,原本是父母膝下的命根子。但是命根子命苦,6岁丧母,8岁的时候,父亲又被本村的恶霸杀害。年幼的刘金山一下子掉进了苦海的最深处,和年迈的祖母苦苦地挣扎,靠沿街乞讨度日。12岁下矿当童工,14岁上井干临时工,看夜灯、运煤炭,以补充生活所需的不足,也常到铁路沿线捡煤渣,扫残煤。

  1938年4月,抗日救亡运动在枣庄蓬勃展开。24岁的刘金山为雪国耻,跑到滕峄边山区参加了峄县人民抗日武装。1940年,负伤休养的刘金山找到洪振海,要求参加刚刚组建的铁道游击队。被委以通讯员职务。由于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在1941年1月,作为铁道游击队的骨干,被正式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

  1941年夏,日本大特务高岗专程从济南赶到临城,与临城的宪兵队长松尾合兵进攻铁道游击队。他们带100多兵力,针对铁道游击队的活动特点,采取‘便衣对便衣、夜袭对夜袭、游击战对游击战’的伎俩,频频袭击铁道游击队。高岗是个中国通,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对我国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都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为达到剿灭铁道游击队的目的,高岗通过搞封建迷信活动,拜把兄弟,认干亲等手段笼络人心。临城附近的50多个伪乡长、保长,有40多个被这家伙搞成了把兄弟。高岗这一搞,耳目自然就多了起来,铁道游击队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铁路西侧只剩下六炉店和乔庙两个村可以活动了。

  接着,高岗使出了3个毒辣的办法。一是夜间盯梢,拂晓包围;二是化装成铁道队员,袭击铁道队的驻地,并抓捕群众;三是强迫老百姓在前面带路,宪兵队跟在后面,一步步向铁道游击队逼进。在这3种毒招子之下,铁道游击队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刘金山和王志胜、杜季伟决定要除掉高岗,扭转铁道队眼下的被动局面。

  第一步,刘金山提出先要干掉高岗的耳目。选择的对象,就是他的把兄弟、伪乡长常尚德,这家伙是给高岗最卖力气的铁杆汉奸,干掉他,有杀一儆百的作用。

  常尚德平时行动十分诡秘,外出时又有两个带枪的家丁在他前后侍卫。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他又很少外出。铁道游击队经过几番侦察,终于发现常尚德一个漏洞,就是他每天从乡公所办公回来,都忍不住要去给他不断换来零花钱的后菜园里转转,看看那些青菜的长势,琢磨琢磨哪些可以摘下拿到城里去卖。一天下午,刘金山和徐德功两人化装成菜贩子,挑着担子进了常家的菜园子。刘金山假装向雇工打听蔬菜的价钱,徐德功用脚碰了他一下,刘金山一抬头,常尚德摇摇晃晃地正朝这边走来。两人放下了肩上的担子,趁常尚德走到跟前的功夫,“刷”地亮出了手枪顶住他的前胸。这家伙见势不好,连忙求情:“兄弟有什么困难要我帮忙,尽管说!”他以为刘金山他们是化装的伪军来敲竹杠呢!刘金山把他拖到100多米之外的高粱地,徐德功告诉他:“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今天来惩罚你,你最近有点太欢了!”常尚德一听,赶紧大喊:“来人啊!拆铁道游击队,抓毛猴子呀!”刘金山用力一钩扳机,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立即瘫在了地上,抽动几下就不动了。接着,铁道游击队又干掉了几个伪保长、乡长,高岗变成了瞎子,聋子。刘金山又决定干掉这个铁道游击队的死对头。1941年7月的一天夜晚,刘金山、王志胜,徐广田化装进城。他们越过封锁沟,爬过电网,刘金山三步两步冲到了高岗的房前。隔着窗户,看见高岗正伏在桌上写字,卫兵石川趴在门口的桌子上打盹儿。刘金山用力推开门,高岗一见进来了人,立即扔掉笔,顺手去摸手枪。刘金山“叭”的一声,将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脑袋。石川被枪声惊醒,刚一抬头,也被刘金山打死。这时,王志胜也冲了进来,恰好套间里的一个敌人探出个脑袋,被王志胜一枪打掉了鼻子。前后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战斗。刘金山他们撤出了车站,把化装用的伪军帽子扔在铁道上了。帽子里有伪军阎成田部的番号。高岗被除掉的第二天,济南来了日军少将,他不分青红皂白,就把阎成田等几个伪军头目的脑袋砍了下来。刘金山借刀杀人的妙计成功了。

  1941年12月,大队长洪振海在与日军作战中英勇牺牲。刘金山和王志胜,杜季伟共同担任了铁道大队的领导职务。1942年5月,刘金山被鲁南军区正式任命为大队长。随着对敌斗争的不断胜利,鲁南铁道大队的威望越来越高,队伍越来越壮大。但由于这支队伍活动在敌人心脏,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受重大损失,危险性极大,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刘金山决心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标准训练战士,为此,他除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外,更主要的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每遇战斗,他都是第一个冲在前面;出了问题,他也总是带头作检讨。久而久之,战士们把他视为可以信服的首长,像服从洪振海一样服从他的领导,只要他一声令下,全大队的战士就会呼啸着向前冲去。这支队伍就这样变成了无往而不胜的钢铁武装力量。

  1942年底,鲁南抗日斗争形势日益恶化。特别是铁道游击队整训出山后,敌人为加强防范,新增设了许多据点,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给根据地军区造成重重困难,衣食住行得不到保障,药品更是奇缺无比。指战员负伤后,只能用食盐水消毒,许多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恰当的治疗,不该残废的残废了,不该牺牲的牺牲了。当时正是严冬季节,由于没有御寒的衣物,大部分战士的手脚都冻伤了。

  刘金山得知这些情况后,眼睛都红了,他召集大队的同志们,号召说:“咱们铁道大队成立这么多年,从没让根据地的同志吃过这样的亏!现在形势是有些紧张,可是,山区同志们的困难我们能看着不管吗?”

  “不能!”台下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吼声。

  “那怎么办?”“抢,去抢小鬼子!”

  于是,黑夜里铁道线上又出现“飞虎队”的身影,大批的武器装备、布匹、药品、粮食、纸张等军需品,经鬼子的列车源源不断地运到了枣庄,又被“飞虎队”的人一批批地卸下来,扛在肩上,源源不断地送到山里。敌人在鲁南的铁路交通命脉不但没有给大“扫荡”帮上什么忙,反而有力地配合了我军的反“扫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驻枣庄一带的鬼子1000多人聚集在临城,准备逃跑。朱德总司令命令铁道大队继续向敌占区进攻,收缴日伪军武器,接受日军投降。一天,日军及其随行人员和家属集中在一辆铁甲列车里,慌忙向徐州逃去。刘金山命铁道队员把铁路炸断,铁甲车欲进不能,欲退也不能,陷入铁道大队的包围之中。刘金山和政委郑惕闯进铁甲列车,刘金山义正辞严地告诉日军大队长太田:“太田先生,咱们是老相识了,今天,我代表中国人民命令你立即缴械投降!”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低下了头。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派遣大批兵力向鲁南解放区进犯。因对敌斗争需要,铁道大队改编为鲁南军区特务团的第二营,刘金山晋升为副团长兼二营营长。1947年底,刘金山率部在著名的鲁南战役中打得十分出色,胜利地完成了阻击和打援任务。

  1948年10月,刘金山所在的部队改编为47师139团,他任副团长。他带领这支英雄的部队,在淮海战役中出奇制胜横扫残敌。之后,刘金山又率部参加渡江战投,冲进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扯下蒋家王朝的青天白日旗。建国后,他被提升为103师307团团长,带领部队清剿浙江金华一带的土匪,解放了大批受害群众,受到当地人民的高度赞扬,并被选为中国浙江省兰溪县建国后第一任县委书记。以后,刘金山又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第八军分区参谋长和浙江省军区103师、105师、公安17师参谋长,这期间,他最引人注目的战绩就是用40分钟全歼盘踞洞头岛的国民党匪兵,打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威。关于这场战役,电影《海霞》中曾有大场面表现。

  1953年,刘金山奉命赴朝鲜战场实地学习,进一步提高了作战指挥能力。回国以后,又被调往南京军区学习,毕业之后,被任命为江苏省军区南通军分区副司令员,授上校军衔。刘少奇同志视察南通时,听说当年的铁道游击队二任队长在这里,特意把刘金山请去,畅谈了当年过路的情景,并高度赞扬了铁道大队在抗日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1968年,刘金山又被任命为苏州军分区司令员,并兼苏州地委书记。1978年改任南通军分区顾问。1980年8月离职休养,并被批准享受副军职待遇。晚年的刘金山经常回到枣庄,和几位健在战友一起在当年的铁道线的漫步,共话当年壮烈的战斗生活。

  三个“芳林嫂”

  来枣庄之前,我在青岛读了作家刘知侠生前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我和鲁南铁道队》。文中说:他的“芳林嫂”是综合三位女英雄的事迹写成的。

  到了枣庄,三位女英雄却都已去世。可是王志胜的独生子王金国却有满肚子芳林嫂的故事。都是非常感人的。

  郝贞

  在1993年10月的一次电视文艺晚会上,著名演员秦怡以芳林嫂的身份说:“当初我投向敌人一颗忘了拉弦的手榴弹,至今想起来,还后悔不已。”她讲到这里,看到那部电影的人都不觉忆起芳林嫂那个有趣的镜头。

  其实,这个小情节,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事的。它就发生在我要写的第一位“芳林嫂”身上,这位“芳林嫂”叫郝贞。

  那是1941年12月的一天下午,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洪振海带着曹德清、李云生等5名队员在六炉店一带活动,不巧碰上日军特务队长松尾等4名特务化装到六炉店侦察。洪大队长发现敌人以后,刚要冲过去敌人却先朝他开了枪,他机灵地躲过子弹,立即带领5名队员转入胡同里,进行隐蔽观察,接着又用分散包围的战术,活捉了苏克辛等两名特务,其余的特务却随松尾弃枪逃跑了。当敌人跑到村头时,正遇上放哨的女交通员郝贞。她看到敌人从她身边跑过后,一时束手无策,追赶过来的洪大队长对她喊道:“时大嫂,快扔手榴弹!”她急急忙忙掏出手榴弹甩了出去,因为忘了拉弦,手榴弱没有爆炸,结果使松尾和那个特务当了漏网之鱼。郝贞望着敌人逃跑的背影,跺脚不迭。

  郝贞,1916年,出生在山东省峄县常庄乡六炉店一户贫苦渔民家庭。其父郝尚田一生捕鱼,生养了5个女儿,她排行老二。郝贞自幼勤劳能干,经常随父母和姐妹在微山湖里捕鱼捉虾。由于小时没有裹脚,所以船上的辛苦劳作,使她的脚越长越大。18岁那年,经人介绍,她同临城三街的铁路工人时福友结为夫妻。当地人一见她的大脚,干脆就忽略她的原名,而一律称她为时大脚。她的丈夫时福友为人忠厚老实,两人婚后生下一男一女,日子虽然清贫,但两人过得恩爱平静。

  1938年3月17日,临城失陷,时福友被鬼子抓到兵营做饭。1940年,临城日军多次遭到鲁南铁道游击队的袭击,损失惨重。这一年的9月,敌人怀疑时福友私通八路,于是把他活活用刺刀捅死。

  郝贞咬碎了牙,发誓有朝一日要和鬼子拼,为丈夫报仇。为躲避敌人的迫害,她携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回到六炉店的娘家生活。这年10月,鲁南铁道游击队由枣庄转移到津浦铁路西的六炉店。大队长洪振海非常同情时大嫂的不幸遭遇,经常给她一些粮食物品救济她的生活。有一天,郝贞终于发现了洪振海他们的身份,她坚决地向亲人表了态,她对老洪说:“兄弟,你们早该跟大嫂说明白,大嫂我找你们多时了,从今日起我就是游击队的人了。有啥事,吩咐就是了,我也要为咱中国效上一份力。为我家死去的人报仇!”从此郝贞的家成了铁道游击队的家,她本人则是游击队的交通员。她把孩子交给了年迈的母亲,对他们说:“孩子,别怪做娘的心狠,是鬼子太狠了,我去给你们的父亲报仇,鬼子不走,你们将来也没有好日子过!”她冒着生活危险,以到城里卖煎饼为掩护,把宣传品夹在剪饼里,巧妙躲过日伪军岗哨和巡逻兵的搜查,在临城各处张贴。她积极为游击队站岗、放哨、洗衣、做饭侦察敌情,她通过关系搜集敌人的情报,使铁道游击队和其他抗日武装多次转危为安。

  由于叛徒的出卖,郝贞曾两次被敌人抓捕,审讯室里,她表现了一个中华妇女宁死不屈的气节,她拍着胸脯向敌人大喊:“不错,一切都是老娘干的,游击队的一切老娘也都知道,但是,老娘就是不告诉你们!”她受尽了酷刑,可她始终守口如瓶。后来经铁道游击队和地下党的营救,她两次都逃出了敌人的魔掌。

  枣庄人,以郝贞为荣,“我们的时大脚够样!”当年在街头巷尾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议论。

  解放战争时期,郝贞在中共临城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支前工作,带领家乡一带的妇女为前线的部队磨面、碾米、做军鞋、救护伤病员,工作非常出色,多次受到上级领导表扬几嘉奖。

  全国解放后,郝贞一直在家务农。因战争年代遭到敌人的酷刑,身体多次受伤,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枣庄市人民政府给予了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她享受着革命老人的一切优厚照顾,特别是电影《铁道游击队》上映后,她作为芳林嫂的原型之一,受到人们更高的礼遇,经常应邀为广大青少年讲当年的战斗故事。

  “文化大革命”年间,郝贞受到极左路线的摧残。“文革”后彻底平反,恢复了原有的名誉和待遇。1981年4月,因病逝世。

  大老殷

  电影里的芳林嫂经常挎个油条筐沿街叫卖,为游击队充当耳目侦探。这个造型,取材于另一个女英雄,她叫大老殷。

  大老殷,娘家本姓黄,可因为婆家姓殷,所以,在铁道游击队里,战士们都称她为大老殷。当时,她已年近40,貌不出众,所以,她以卖油条为职业做掩护,往来于鬼子汉奸的眼皮底下,敌人不注意她,更不怀疑她。她的性格又十分爽朗,爱开玩笑,往往一两油条就把小汉奸们“交”下了,这些家伙们甚至把她当成了“朋友”,她呢,外表嘻嘻哈哈,心里却把一切要了解的记得清清楚楚。一旦遇到危险,往往一个哈哈两个笑就可以化险为夷。她的地下工作开展得比谁都轻松、自如。

  铁道游击队中有两个队员,一个叫李士安,一个叫张开胜,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投敌叛变了。内线人将这一消息通给了彭楼村的老交通员秦明道。老秦正想进城摸清情况,以便配合游击队除掉这两个败类。大老殷劝道:“不行。这几天,这两个特务画龙点睛在城里到处抓铁道游击队员,以便向日本特务队长松尾邀功请赏呢。他们原先就认识你,你去哪行啊?还是我去吧!”

  次日清晨,大老殷挎着满一篮子油条、麻花,急速向城里走去。在临城车站南头,两个鬼子哨兵拦住她的去路。可是,一见大老殷像个老妈子,浑身散发着汗臭、油气,就捂着鼻子,摆摆手放行了。大老殷来到车站,在附近转了几转,叫卖几声,正要转身走,突然发现4个便衣特务从日华客栈抓出两个人来,后面跟着的正是叛徒李士安。

  车站上的人都围过去看热闹,不知是谁小声说了句:“秦老头被抓起来了!”大老殷听了,心里不由得一怔,跑上前去一看,发现被抓的并不是老秦,便又放下心来。这时另一个叛徒张开胜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对李士安说:“闹了半天,你不认识那秦老头呀;你抓的根本不是他!”“他娘的,不是也带走!”李士安红头涨脸地说。

  李士安押着人走后,张开胜朝大老殷凑了过来,“大老殷,今天带的是什么好玩艺儿?”

  大老殷听了,强压住心头的愤恨,耐着性子应酬道:“咱的玩艺儿再好,张大官人也不能稀罕呀!”

  张开胜对大老殷的嬉笑怒骂似乎很习惯,并不怎么介意,他低着声音对大老殷说:“你要是能帮我逮着洪振海和秦明道,那你就用不着卖你这臭油条了。”

  “真的?这是皇军的意思吗?”“当然。”“那好哇,洪振海不是在城里吗?我刚才还看见他穿着一件破棉袄,戴着破毡帽在街上走呢。”“在哪条街上?你看准了吗?”“那还会错?看准了,就是东边那条街。”说着,大老殷还抬起手,向东边指了指。

  这个叛徒听到这里,汗就下来了。虽然他的皇军悬的赏格很诱人,可是,他知道,洪振海要是真在城里,他可就危险了。姓洪的可不是好惹的,神出鬼没,说不准正在哪条巷口等他呢,弄不了,脑袋就要没呀!为验证大老殷的话,他问一句:“他们不是都被皇军吓得躲到山里去了吗?”大老殷明白了他的慌张心理,就进一步吓唬他说:“听街上的人讲,他们能干的都没走,说是留下来锄奸。不过,好像秦老头跟着走了,他怕你们抓他!”

  张开胜听到这里,脸吓白了,脑子不知怎的,一个劲儿地出现洪振海黑乎乎的枪口,好像自己马上就要被锄掉一样,结结巴巴地对大老殷说:“那我,我,我走了!”说罢,一溜烟消失了。大老殷冲他的背影,狠狠地吐了一口,然后,挎着篮子向秦明道的住处走去。

  又有一次,大老殷接受了到城里散发传单的任务。

  那是一个早春的清晨,天刚蒙蒙亮,大老殷就起床了。她把两卷传单藏在油条篮子的底下,又把油条、麻花装满篮子,然后,挎起篮子直奔临城。

  她走到车站南头检查口,一看,心里不由得猛烈地跳了起来。敌人今天查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不但搜身,而且,连行人带的东西,都一概彻底翻检一遍,今天的检查口,怕是连只蚊子都飞不过去。大老殷下意识地看看自己的篮子。这个篮子不同寻常,是专门编成双层的,传单就放在两层柳条的中间,柳条编得很密,加之,日积月累地往上蹭油,黑乎乎,油腻腻的,里面的传单,根本看不清。大老殷看到这里,心时镇定了许多。

  检查到她了,上来两个鬼子叫她把油条、麻花统统拿出来。她假装犹豫了一下,就在地上铺上一块盖篮子的布,故意慢腾腾地向外拿油条,一根一根地,当还剩最后一层时,鬼子不耐烦地飞起一脚把篮子踢出10多步之外。大老殷在捡篮子的时候,趁敌人不注意,迅速把传单抽出来,塞进棉袄后襟大布兜里,快步走进城里。从潘家大楼、老盐店、和济堂到右门外、水楼子,这些地方都留下了她撒的传单。

  敌人终于注意大老殷了,有一天,她被抓了起来。查来查去鬼子没查出什么,又把她放了出来。

  1942年3月,八区区长殷华平背叛革命,卖身投靠临城日本宪兵队。铁道游击队中队长田广瑞也随之叛变。他们俩受日本鬼子的指派,带领一批汉奸走狗,在微山湖一带搜寻游击队的踪影。在山里整训的游击队派人来找秦明道,命他密切注意殷华平和田广瑞的活动,并保证游击队在水上的交通安全,随时与上级组织联系。秦明道接受任务后,就派大老殷进城侦察敌人的情况,然后,把得到的情报送到山里。

  大老殷完成任务后,刚要往回走,迎面碰上了张天胜,这家伙一挥手,四五个特务“刷”地把大老殷围了起来。大老殷知道这次逃不出去了,但仍不慌不忙地对张开胜笑呵呵地说:“张大官人,有什么事吗?”“大老殷,这回老子可知道你是什么货色了!今天看你往哪里跑,来人!把这老婆子给我带回去!”

  大老殷被五花大绑地带到了鬼子特务队长松尾的队部。

  张开胜以为松尾会立即给他赏金,不料,松尾劈头给他一个大嘴巴,并把他臭骂一顿。叛徒没趣地离开了队部,跑一边生气去了。

  这边,松尾极热情地给大老殷松绑,然后,用夹生的中国话说:“八路的完蛋了,不行了,都叫我赶到沟里去了。你的不要怕,跟你的,没什么关系,只要你讲出交通站的人,讲出他们在哪里,不但过去的事不算,而且,还有大大的功劳!”大老殷一声没吭,松尾把这些话一连重复几遍,她只当没听见。松尾的性子终于耐不住了,他暴跳如雷,命人把大老殷扔进一间又黑又潮的屋子里,一连三天不给水,不给饭。第四天,松尾又把她带进审讯室。“交通站的人员名单、联络地点、联络方法,统统地讲出来,快快的!”松尾凶恶地逼视着面前的大老殷。

  大老殷不在意地瞥了瞥那两束射出来的凶光,无声地笑了笑,没言语,山石一样立在那里。

  “腾”的一声,松尾从凳子上跳了起来,声嘶力竭地咆哮了一阵,“你们的,把她的衣服统统地剥下来,快快!”几个打手冲过来,把大老殷踢倒,撕光她的衣服。“畜生!野兽!你们这些伤天害理的东西!你们这样对待一个中国妇女,真是没有人性!你们没有母亲、没有姐妹吗?我就是什么也不知道,你们把我杀死、剐死吧!”大老殷破口大骂。松尾无奈,又把大老殷投进牢里。她在这里被关押了多日,敌人水米不给。大老殷没有屈服,她把一件破袄的棉花全部都吃光了,她鼓励自己一定要活下去争取逃出去,继续和敌人斗争。有一天,敌人决定杀掉她。他们把大老殷押到城东门外,把她绑在一棵槐树上,然后,放出一条大狼狗,赶它向大老殷扑去,大老殷在牢房里关押了半个多月,期间没有放过一次风,身上的各种气味经风一次,十分难闻,狼狗扑了5次,都不愿下口。几个鬼子见皮包骨的大老殷已经奄奄一息,不用狼狗去咬,也要完了,就狠狠地踢几脚,领着狼狗回去了。

  鬼子走后,乡亲们把半死的大老殷救出来,送到古井村她的娘家。她在娘家将养了许久,恢复了健康之后她又挎起那个油条篮子,在城乡之间往来奔走,直到抗战胜利,直到全国解放。

  刘桂清

  关于刘桂清,王金国、王金刚一下子讲出了好几个动人的故事。1942年底,铁道游击队短枪分队准备到临城执行任务,中队长企图枪杀大队的政治协理员赵宝凯,然后叛变投敌。刘桂清得知后,机智地将赵宝凯保护起来。并不顾天黑路远,颠着一双缠裹过的小脚,连夜跑到上级那里汇报情况,使游击组织免遭一次损失。1942年,沛滕边办事处主任王墨山遭到鬼子追捕,王主任逃到刘桂清家里,敌人尾随而至,挨家挨户搜查。刘桂清把他扣在了水缸里,敌人进来翻箱倒柜地折腾了一阵子,没发现什么破绽,又到邻家搜查去了。同年,沛滕边县大队长钟勇负伤被困在西万村,刘桂清把他背到安全地方藏起来,天天给他送饭送药,一直照料到伤愈归队。

  1944年某月的一天,刘桂清得知日本特务队企图偷袭铁道游击队的情报,她就靠着一双小脚,跑到铁道游击队队部,大队领导立即率队转移,并于当夜迂回到特务队回来的必经之路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刘桂清曾于1941年5月和1942年7月两次被捕,皮鞭、老虎凳、烙铁、辣椒水,都没有征服她,甚至骨头被打断,她也没有讲一句敌人想听的话。解放战争中,积极参加支前运动,不仅如此,还把身边仅有的一双儿女送到部队,送到前线,参加埋葬蒋家王朝的伟大战斗中。

  “文化大革命”年间,老战友王志胜遭到造反派的追杀,走投无路之时跑到刘桂清家。她对王志胜说:“你哪儿也不用去了,就在我这里,保证不会出问题。你不是每天三顿饭都要喝酒吗?我砸锅卖铁也保证你!”不久,一个战斗班围住了她的院子,刘桂清就把王志胜藏到隔壁大女儿的屋里,忙完之后,她沉着地走出屋,略施小计就把那些人打发走。也是老战友、《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从造反派们囚禁他的三楼囚室里跳下,跑到刘桂清家。她照样收留,对刘知侠说:“大兄弟,你在二嫂我这里住下就行了,保你没事!”从此,一边为刘知侠治摔伤,一边不断地应付造反派的侵扰。“文化大革命”后,刘知侠写了一篇中篇纪实小说《芳林嫂》,描写她在10年浩劫中英勇斗争的故事,以示纪念。

  翻开史料,关于刘桂清这样记载:“刘桂清1899年出生于微山湖西岸的江苏沛县大屯乡待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8岁与刘庙村刘应奎结为夫妻,乡里人称她为‘刘二嫂’。1938年,受铁道游击队影响,在地方党组织的启发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在这些严酷的斗争中表现得英勇顽强,不屈不饶,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担任济南市槐荫区政协委员,兢兢业业为党为人民工作。1985年12月,在撰写回忆录时,不幸患脑溢血,病逝于济南,终年86岁……”

  人们把她的骨灰埋在济南的英雄山上。“芳林嫂就睡在上面!”济南人常常指着英雄山,对外地旅游者这样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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