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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短暂求学，仕途无望归故乡
天凤元年（14年），邓禹、刘秀到了长安，投书国师公刘歆，顺利地进了太学。太学生的履历很简单，要么是当朝廷臣的子弟，要么是由郡县推荐来的官宦子弟。在太学里读几年书，出去便可以做官。
当时，凡天下有益的经书都汇集于太学，太学不仅经典极多，而且课业也五花八门，每一门都有名师主讲，什么《诗》、《书》、《礼》、《乐》，什么天文图谶等，其中尤以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最受欢迎，称为显学。刘秀拜中大夫许子威为师，习学《尚书》；邓禹拜博士江翁为师，习学《诗经》。在太学里，刘秀又结识了钻研谶讳之学的强华，钻研《春秋左传》的严光，四人同住一舍，很是投合。
在太学中，除了按时听经师授课外，其余的时间为业余。太学生的业余生活非常丰富，可以投壶、格里、六博、蹴鞠，也可以弈棋、书画。在这些场所里，几乎看不到邓禹、刘秀的身影。他们听课、访师、作文，常常忙得错过饭时。
稍有闲暇，邓禹和刘秀喜欢在绿荫掩映的学宫庭院中散步。庭院深深，花木错落有致，林间错落着象征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的神态各异的石头狮子。在这里散步，思考问题，思路格外敏捷。一天午后，刘秀、邓禹、强华、严光四人相伴，遍观京都长安。
汉高祖创业，定都长安。长安经过惠、文、景、武、昭、宣、元、成等八帝的修建，规模巨大，建筑宏伟。仅就长安街而言，本已十分宽阔，可以同时跑马、跑车。王莽为了表示功劳高过汉朝诸位皇帝，依照《周礼》，改始建国年号为天凤，重新修治长安街，使得长安街更加宽阔，中间是新朝皇帝出行的御道，两旁是四季常青的树木，长得繁茂挺拔。四人走着看着，忽被执戈的卫士驱逐到一侧。执金吾端坐马上，由羽林郎簇拥着，威风凛凛地巡视着京师的社会治安。刘秀目送着渐去渐远的执金吾仪仗，脱口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阴丽华是南阳新野的一位有名的美慧女子，刘秀对她暗生艳羡之心，故有此言。邓禹等同伴听了刘秀之言，都哈哈直乐。从刘秀之言可以看出，他当时并没有后来的那种宏大志向和气魄，也没有反叛之心，倒希望在新莽政权中入仕为官。
王莽纂汉建立新朝以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王莽的“托古改制”违反了经济规律，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混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加上连年灾荒，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天下大乱，仕途无望，邓禹回到了家乡，刘秀也自长安返归故里——南阳郡。
那时候，“天下连岁灾蝗，寇盗蜂起”，南阳也闹着严重的旱灾，人们的生活面临极大的威胁。在此情况下，许多豪家的宾客在外面干起了强盗的勾当。一次，刘秀哥哥刘縯的宾客“劫人”，受到官府的通缉。事情牵连到了刘秀，不得已，他只好跑到新野姐夫邓晨家躲风，史称“避吏新野”。新野这地方刘秀经常来，可算得人地两熟。不过总待在姐夫家里也不是事，所以他便往来于新野和宛城之间，做点贩卖粮食的生意。
曾有一次，刘秀、刘縯兄弟和邓晨一块儿来到宛城，同穰（今河南邓县）人蔡少公等宴饮闲谈。“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座间有人应声问道：“是国师公刘秀乎？”原来这里所说的“国师公刘秀”指的是刘歆。他是西汉著名学者刘向的儿子，也是位饱学之士，虽系皇族，但却为王莽心腹，官拜新莽国师，总揽朝廷的文化意识方面的事务。由于图谶里面有“刘秀当为天子”的话，所以刘歆于建平元年（前6年）改名刘秀。发问的那人显然知道这件事而明知故问。不料刘秀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反诘说：“何用知非仆邪？”意思是讲，你们怎么知道图谶里的刘秀不是说我呢？满座的人都大笑起来，以为刘秀这个黄毛小子太不知天高地厚了，竟敢想当天子！但邓晨心里却感到特别高兴，认为自己的小舅子志向不凡，将来必成大事。他不由得想起了一段往事：一次邓晨和刘秀共同乘车外出，路上遇到朝廷的使者没有下车回避，使者见状大怒，对二人恶语相加。当时刘秀自称江夏卒吏，邓晨则更名称作侯家丞。使者认为他俩的身份有诈，便要带二人到前面不远处的亭部验证，打算治其不实之罪。正在紧张之际，刚巧来了新野宰潘叔，经他向使者求情，二人总算免去一场祸事。这件事给邓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感到只要和刘秀在一起，即或遇到天大的事，似乎也能逢凶化吉。
刘秀住在邓家，邓晨的心里老惦记着那次与蔡少公等人宴语中刘秀说的那句话，希望此言能早日变为现实。可他看刘秀好像没事的人一样，每天不慌不忙地做他的贩谷生意。一次，邓晨实在憋不住了，便冲着刘秀把自己的看法和盘托出：
王莽悖暴，盛夏斩人，此天亡之时也。往时会宛，独当应邪。
其意是说，现今王莽倒行逆施，残暴横虐，竟然违背只有秋冬才能行刑杀人的祖宗成规，在盛夏季节便大开杀戒，这是老天爷灭亡他的时候到了。过去我们在宛城蔡少公那里聚会时所谈的谶言刘秀当为天子，难道不该独自应验在你的身上吗？
邓晨本想借此一席慷慨陈词，激起刘秀的热烈反响。不料刘秀只是对着邓晨一笑，却未作回答。
这并不是刘秀胸无大志，而是他认为时机未到，在耐心地等待机会。不久，机会就来了。
王莽代汉，不管人们如何加以贬斥，其获得了成功，总归是事实，然而他的改制，不论人们如何为之辩解，其遭到彻底的失败，同样也是事实。历史是最无情的，它不会像自然科学试验那样，给你以失败了再重来的机会。就在王莽改制的阵阵失败声中，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新”朝，也迅速走向灭亡。而奋起推翻新莽王朝的主力军，正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改制之苦最深重的农民大众。
天凤四年（17年），就在王莽“复明六莞之令”，“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莞”，试图把他的不成功的改制继续坚持下去之际，直接发端于农民阶级的反新莽武装斗争便拉开了帷幕。这之中，起事最早者为瓜田仪、吕母及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军。
有关瓜田仪的情况，文献记载十分简略：“临淮瓜田仪等为盗贼，依阻会稽长州”。这里的“盗贼”是统治者对造反民众的诬蔑之辞。西汉临准郡，其地在今苏北洪泽湖一带，郡治徐县位于今江苏泗洪南。古代注家认为瓜田仪“姓瓜田，名仪”。从此人以“瓜田”为姓，不难推知其非上层人物。会稽郡包括今苏南、浙江及福建一带；据颜师古注：“长州，即枚乘所云长州之苑。”如果把上述联系起来，大体可以看出，瓜田仪这支农民义军自临淮起事后便南向发展，在会稽的长州之苑与新莽政权抗争。
吕母的文献记载，相对要多一些，不少地方还颇具故事情节。天凤元年（14年），琅邪郡海曲县（今山东日照西）有一被称作吕母的人，她的儿子育任职县吏，犯了小罪，结果被县宰杀掉。吕母十分怨恨县宰，于是秘密聚集宾客，一心谋划要为儿子报仇。吕母家一向较富有，“赀产数百万”她大量酿造醇酒，购买刀剑衣服。凡青壮少年来买酒的，都赊账给他；对于那些看起来贫穷有困难的立即借给衣裳，从来也不问多少。数年之后，吕母财用稍尽，那些领受过她好处的少年纷纷还账给她。吕母满面泣泪说道：“所以厚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县宰不道，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肯哀之乎？”少年们认为吕母的意向非常伟壮，平常又都受过她的恩惠，所以便一致许诺。其中宾客徐次子等勇士还自号“猛虎”。这样一下子就相聚了数百人，他们与吕母一块儿招合那些准备造反的人众，很快队伍便扩大至数千人。吕母自称“将军”，率兵还攻海曲，破城后活捉了县宰。当时县中诸吏，纷纷叩头为县宰求情。吕母拒绝道：“吾子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宰所杀。杀人当死，又何请乎！”于是斩杀了县宰，并用其首级在自己儿子的坟墓上举行了祭祀典礼。事后，吕母带着她的人马，又回到了海中。
如果说以上的两支武装力量的农民起义性质，或多或少还需要加以分辨的话，那么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军，其农民起义的色彩则是不需任何分辨即可看得清清楚楚的。《后汉书·刘玄传》载，王莽末年，南方闹饥荒，老百姓一群一群地跑到野泽中，采掘野生植物充饥，人多性杂，不免发生冲突。在此过程中，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为大家评理争讼，享有很高的威信，遂被推举为首领，拉起了一支数百人的起义队伍。于是原本准备造反的马武、王常、成丹等人也来加盟，他们共同攻打四周的乡聚，平时藏身于绿林山中，数月之间，便发展到七八千人。地皇二年（21年），荆州牧调集大军2万人进剿义军。王匡等率众迎战于云杜（今湖北京山），结果大破官兵，杀敌数千人，尽获其辎重，并进而攻克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接着义军转击云杜、安陆（今湖北云梦），多所收获，然后还入绿林山中。这时义军增至5万余众，新莽地方政权对其已经无可奈何。
与王匡等同时起义的还有南郡（江陵，今属湖北）的张霸、江夏（西陵，今湖北新洲西）的羊牧等，他们各拥众万人左右。王莽派遣“使者”去赦免义军（统治者认为是所谓“盗贼”），使者回来报告说：“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固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王莽闻言大怒，立即把这位汇报者免官。使者中的一些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人，则顺着王莽的心思大讲“民骄黠当诛”，或言“时运适然，且灭不久”，王莽听了便非常高兴，立刻就给这些人升了官。
从上述可知，绿林军起义是地地道道的一群饥民造反。他们栖身的绿林山，位于今湖北宜城东南。其被称为绿林军，系以山为名。
史载，就在前述吕母起义后不久，接着又发生了赤眉军起义。其首领樊崇，字细君，也是琅邪郡人，最初起兵于家乡莒县（今属山东），有众百余人，后转入太山，自号三老。当时青州、徐州一带大闹饥荒，老百姓被迫铤而走险，纷纷起来造反。大伙儿认为樊崇勇猛善战，都归附于他，一年的工夫，义军就发展到万余人。樊崇同郡东莞（今山东沂水）人逢安（字少子），东海郡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徐宣（字骄稚）、谢禄（字子奇），以及同郡的杨音，亦各自起兵，合计总兵力达数万人，他们也都归从了樊崇。义军进攻莒县，没有攻下，转而北至姑幕（今山东安丘南），同王莽的探汤侯田况进行了一场恶战，大获全胜，杀敌万余人。这样，义军便北入转战青州地区。其后义军还至太山，留屯南城。
起初，樊崇等因为困穷而造反，并没有什么攻城略地的计划。当队伍发展壮大后，才制定了“杀人者死，伤人者赏创”的规矩。他们“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泛相称曰巨人。”王莽派遣平均公廉丹、太师王匡前往镇压。樊崇等积极迎战，为了防止自己弟兄与王莽兵混淆，义军“皆朱其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曰赤眉”。双方交战的结果，赤眉军杀敌万余，大获全胜，直追击至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廉丹战死，王匡逃走。樊崇又率义军十余万，回师包围了莒县，达数月之久。有人劝说樊崇道：“莒，父母之国，奈何攻之？”于是义军解围而去，这时吕母病死，其部众分别并入赤眉、青犊、铜马义军之中。此后赤眉军转战东海郡一带，在同王莽沂平大尹的战斗中失利，死亡数千人。义军只好退去，经楚、沛、汝南、颍川等地，还入陈留郡，接着攻克鲁城（今山东曲阜），复转至濮阳（今河南濮阳南）。
赤眉军的领袖樊崇与吕母同为琅琊郡人。汉代琅琊在今山东东南沿海一带，郡治东武即令诸城。这里民众的反抗斗争，由于吕母已开其端，故而具有一定的基础。从赤眉军的组织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支军队依旧保持着农民朴素的本色。出于斗争的需要，他们制定了虽然简单原始但却相当实用的纪律，而他们“皆朱其眉”以与敌人相区别的做法，应该说是农民阶级的一项创造。
新莽末年，不堪忍受王莽折磨的广大农民群众，普遍自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这之中，绿林军与赤眉军是最主要和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有希望的两支武装力量。
其实，在农民阶级起来反抗新莽政权之前，以反对王莽篡汉相号召的武装反莽斗争几乎就没有间断过。
王莽居摄元年（6年），安众侯刘崇与其相张绍谋划，认为：“安汉公专制朝政，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举，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于是率众百余人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尽管很快就失败了，但却打响了武装反莽的第一枪。
翌年，东郡太守翟义利用都试兵马的机会，发动了反王莽的武装起义。翟义拥立严多侯刘信为天子，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传檄各地，揭露王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的丑恶嘴脸，号召“共行天罚诛莽”。很快，反莽军拥众十余万人，声势颇为浩大。如果说刘崇率百余人攻宛，虽令王莽大吃一惊却有惊无险的话，那么这次翟义的起事着实让王莽深感危机的严重性。他“惶惧不能食，昼夜抱孺子告祷郊庙”，一方面急调大军予以镇压，另一方面则仿照《尚书·大诰》作了一道策文颁行天下，“谕以摄位当反（返）政孺子之意”。
三辅地冈听说翟义起事，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男子赵明、霍鸿立即响应。一时间，东起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西至汧县（今陕西陇县），共有23个县的人几乎是同时并起。赵、霍自称将军，“攻烧官寺，杀右辅都尉”，聚众达十余万人。他们乘长安空虚直逼京师，“火见未央宫前殿”。当时，长安城中风声鹤唳，一片混乱。
是年冬末，翟义军失败。转年春天，赵明与霍鸿也战败身亡。王莽眼看着渡过了危机，颇为得意。除了对叛逆首领施行掘祖坟、诛种嗣、灭三族的严惩之外，又下令把所有参与起事的三辅吏民的尸体，分别堆放在濮阳（今河南濮阳南）、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圉（今河南杞县南）、槐里（今陕西周至东）等五地的通衙大道旁，以威吓天下。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朝中期门郎张充等六人试图密谋劫持王莽、拥立楚王刘行为帝的事件。此事虽因计划不周，被扼杀于未萌之中，但却表明人们并未被王莽的高压政策所吓倒。
王莽即位之后，武力反莽的斗争依然没有停止。就在新朝建立当年的初夏，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从自己的封地起兵反莽。刘快率众进攻即墨（今山东平度东），还很有些声势。这年冬天，真定的刘都等又密谋举兵反莽未遂。由于接二连三发生此类反叛的事件，结果搞得新莽政治上极不稳定，甚至一些狂悖之人也借题发挥。如当时长安城里有一名叫“碧”的“狂女子”，立于大道之中，呼喊什么“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之类。始建国二年（10年）十一月，新莽立国将军孙建奏言中所陈述的两件事，更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形，其一是转呈西域将但钦上报的一则消息：“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共贼杀校尉刁护，劫略吏上，自称废汉大将军，亡入匈奴。”其二为孙建本人的亲身经历：“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车前，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刘氏当复，趣空宫！’收系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以上所讲的一起边防军官反莽叛逃事件和另一起京师人冒充汉帝儿子的诈骗案，充分说明当时反莽的情绪十分高涨，反莽的活动已经蔓延得相当广泛。尽管它和以后的绿林、赤眉这类农民起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在反对新莽这一点上还是有其共同目标的。
这里应当看到的是，上述频繁的武装反莽斗争基本都是由刘氏宗族或者官宦上层人物发动的。像首举武装反莽义旗的刘崇，乃长沙定王的后裔，与刘秀是同宗。再如反莽声势、影响最大的翟义，系成帝朝名相翟方进的儿子。他们反莽主要出于一种政治目的。特别是刘氏皇族，由于王莽代汉对他们的打击最为沉重，故而他们也就必然成为反莽的急先锋。当然，问题也不是那么绝对。刘氏宗族中亦不乏拥护王莽的，有人甚至还充当了王莽阵营中的核心人物。像前面所讲的改名为刘秀的刘歆便是一个例子。还有兄弟俩一个为汉一个为莽的。前述之徐乡侯刘快，系胶东恭王子，其兄刘殷为汉胶东王，新朝称扶崇公。将要起兵反莽之时，便向殷所在的胶东国都即墨城进攻。殷则站在新莽的立场上，紧闭城门坚决抵抗，并“自系狱”以表白忠心。王莽对刘殷的做法，大加赞赏，夸他“知天命”，不仅没有加罪，相反倒给予重赏：“益其国满万户，地方百里。”这类的实例虽属个别，但也足以说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在上述社会大背景下生活着的具有刘汉皇族血统的刘秀，对于刘、王两姓的政治消长，先天地便具有特殊的兴趣；对于时局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地要给予一种特别的关注。刘秀自长安返乡后，即避吏新野，并经常来往于新野与宛城之间，做贩卖粮食的生意。表面看起来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甚至当姐夫邓晨用话激他促其表态时也只是笑而不答。实际上，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不过没有外露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还需要继续寻找一种合适的足以支持自己踏上新征程的精神力量。然而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名叫李通的人以图谶前来游说刘秀。
李通字次元，南阳宛人。家里世代经营工商业致富，为当地的大姓。其父李守，身高九尺，容貌绝异，为人严毅，即使在家里也和在官府一样。他起初跟随刘歆，喜好天文历法谶记，后官拜新莽宗卿师。因为父亲这层关系，李通也做了五威将军从事，不久又外放为巫县（今重庆巫山北）县丞，以能干而有名。新莽末年，老百姓愁怨不已，纷纷造反，李通经常听父亲讲图谶所说的“刘氏复兴，李氏为辅”这句话，便把它牢牢记在心里，希望有朝一日变为现实。由于家境富裕，雄踞地方之首，所以他对于做那么一个小小的县丞并不感兴趣，于是就自求免职回到家乡。
当时，由绿林农民军分散而形成的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正向四周扩展，南阳亦屡有骚动。面对这样的局势，李通的从弟、“素好事”的李轶提议说：“令四方扰乱，新室且亡，汉当更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伯升是刘縯的字）兄弟可与谋大事。”李通听后，笑着答道：“吾意也！”意思是说，这也正是我的想法。刚好这时刘秀避吏逗留在新野、宛城一带，李通得知此讯后，立即让李轶去请刘秀。
刘秀也早就耳闻李通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十分倾慕。照理说双方相见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由于一件不愉快的往事干扰，却使刘秀处于既想相见又不愿相见的尴尬境地。原来李通有个同母弟申徒臣，会医术，也有点小名气。一次，刘秀的哥哥刘去请他，不料他却百般刁难。刘性急暴躁，一怒之下竟然将对方杀了。刘秀心里总惦记着这件事，担心李通伺机报复，所以便把前来相请的李轶拒之门外。谁知李轶这人还真有耐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请。无奈之下，刘秀只得勉强与之相见。李向刘转达了李通的仰慕之意和相邀之情，刘也表示了同意前往拜会李通并相互交结的意愿。这样一来，双方算是有了初步的沟通。不过刘秀的心里总感到不太踏实，于是便买了把刀藏在怀里作为防备措施。
刘秀应邀如期来到李通家，李非常高兴，连忙迎上去紧紧握住刘的手，不想藏在怀里的刀却露了出来。李见状即对刘说：“一何武也！”意谓多么好武呀！刘秀很不好意思地搪塞道：“苍卒时以备不虞耳！”“苍卒”即“仓猝”之意，也就是说遇到突发事件以备不测。如此一个开场，反而把双方原有的距离大大缩短了。彼此交谈之后，二人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共语移日，握手极欢”。李通乘势把“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文讲了出来。言下之意是说，复兴的刘氏就应验在你刘秀身上，而为辅的李氏自然便是我李家了。初听之后，刘秀显出一副很不在意的样子，不敢以自己去比附谶文里的刘氏。当时李通的父亲李守在长安，刘秀遂用试探的口气问李通道：“即如此，当如宗卿师何？”也就是问对于宗卿师应该怎么办。李通回答说：“已自有度矣。”这里的“度”是“计度”的意思。紧接着李通把他的打算与安排向刘秀作了详细的介绍。
刘秀既然了解到李通的真正意图，也就不再遮遮掩掩，“遂相约结，定谋议”。他们计划仿效当年翟义利用都试起兵反莽的做法，约定在立秋都试骑士那天，劫持前队大夫（即南阳太守）甄阜及属正梁丘赐，因以号令大众，发动反莽的武装起义。根据这一计划，刘秀与李轶立即动身回舂陵，在那里组织人马，“举兵以相应”；同时，李通派遣“从兄子”李季赶赴长安，将此计划向父亲李守汇报。就这样，又一场武装反莽的斗争，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以往刘秀对于反莽之事始终不露声色，甚至姐夫邓晨逼问他时也只是笑而不答，为什么与李通仅仅相见一面，便相互约结了起兵反莽这等冒杀头风险的大事？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谶文所起重要作用，却最不容忽视。
所谓的“谶”，即预言。古人喜欢作预言，也最肯信预言。据说有一种预言，是上帝传给人们的便称作“谶”。《史记·赵世家》记载，一次赵简子患病，五日不省人事，名医扁鹊诊视后说：“过去秦穆公也曾如此，不省人事七日才醒过来。”苏醒之后，穆公告诉公孙支和子舆说：“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有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把这些话记下藏起来，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秦谶”。日后晋献公之乱，晋文公之霸，以及晋襄公败秦师于崤，归国后放纵淫乐，便应验了穆公所听到的这些话。现在主君的病与当年秦穆公的病完全相同，不出三日病必定会好，那时他也必定会有话要讲。扁鹊说罢这话后两天半，赵简子果然醒了过来，他说：“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动，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臣下把这些话记录藏起来，当然就成为所谓的“赵谶”了。后来赵简子灭晋世卿范氏和中行氏，应验了梦中射死一熊一罴之事；他的儿子襄子灭代国，则应验了赐翟犬的梦兆。上述“帝”告诉给秦穆公和赵简子的变相隐语，就是谶。此外，还有一种和谶的含义差不多，但较晚出的“纬”。原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大盛，许多方士化的儒生按照自己的意图附会儒家经典，从而产生了许多解经的著作，便叫作纬。此类纬书和谶一样，都是变相的隐语，可由人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人们一般把谶与纬连称作“谶纬”。由于谶纬一类书籍，有图有书有谶有纬，故其名称多种多样，或曰“图书”，或曰“图谶”，或曰“谶记”，或曰“纬书”；又由于《尚书纬》中有数十种名为《中候》，故又称作“纬候”。
据前引《赵世家》，秦谶最早出现于秦穆公时。及秦代，谶一类的预言已经很常见了。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燕方士卢生入海求神仙，卢生归来后，“以鬼神事，因奏图书，曰‘亡秦者胡也’”。进图书便是谶。公元前211年，有使者从关东来，晚上经过华阴，“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高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把此事奏上，经查考，那块璧竟是八年前秦始皇渡江时沉在江里的。此处的“今年祖龙死”，同样也是谶言。后来，人们把“亡秦者胡也”的“胡”，同二世胡亥联系起来，把“祖龙死”同秦始皇病死沙丘（今河北平乡）相联系，以证明谶言的应验。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这自然是不足为信的，那些披着神秘外衣出现的谶言，实际上正是各种反秦力量所搞的反抗活动的反映。不过，时人普遍相信这种东西，所以它也就成为当时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以致像陈胜、吴广发动农民起义，也需要在鱼腹中塞进书有“陈胜王”的帛书，显示谶言效应，以树立陈胜在起义群众中的领导地位。
西汉初，谶仍然流行。贾谊云“发书占之，谶言其度”，便是其例证。武帝时，董仲舒把儒学阴阳五行化，构成系统的理论，为谶纬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客观条件。武帝之后，随着西汉各种社会矛盾的加剧，谶纬较前又有了更为显著的发展。昭帝时，泰山下的一块卧石忽然站起，上林苑的枯柳亦忽然重生，眭弘就说这意味着将有新天子从匹夫中突起。成帝时，齐人甘忠可称上帝派赤精子下凡，传给他一部《包元太平经》，供给汉室再受命之用。这部书，时人即称为“谶书”。特别是西汉末年，王莽出于篡汉夺权的政治需要，有意利用谶纬制造舆论，遂使谶纬大肆泛滥。
生活在如此大环境下的刘秀，自然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笃信谶纬，而且还是真心实意的。前面说到刘秀等同蔡少公宴饮闲谈，少公讲“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而有人认为是指国师公刘秀（刘歆）后，刘秀当即反诘“何用知非仆邪”的细节。这表明蔡少公所讲的谶言确实已经使刘秀动了心，不过两个刘秀并存的现实却使他不能不继续寻求精神力量，来支持自己走上新的征程。而李通所讲的谶文，正符合了刘秀的这一要求，所以二者方能一拍即合。
就这样，刘秀走上了从太学生到起兵反叛者的道路。而此时，邓禹则还在南阳的家中，苦苦等待着时机。
当时，凡天下有益的经书都汇集于太学，太学不仅经典极多，而且课业也五花八门，每一门都有名师主讲，什么《诗》、《书》、《礼》、《乐》，什么天文图谶等，其中尤以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最受欢迎，称为显学。刘秀拜中大夫许子威为师，习学《尚书》；邓禹拜博士江翁为师，习学《诗经》。在太学里，刘秀又结识了钻研谶讳之学的强华，钻研《春秋左传》的严光，四人同住一舍，很是投合。
在太学中，除了按时听经师授课外，其余的时间为业余。太学生的业余生活非常丰富，可以投壶、格里、六博、蹴鞠，也可以弈棋、书画。在这些场所里，几乎看不到邓禹、刘秀的身影。他们听课、访师、作文，常常忙得错过饭时。
稍有闲暇，邓禹和刘秀喜欢在绿荫掩映的学宫庭院中散步。庭院深深，花木错落有致，林间错落着象征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的神态各异的石头狮子。在这里散步，思考问题，思路格外敏捷。一天午后，刘秀、邓禹、强华、严光四人相伴，遍观京都长安。
汉高祖创业，定都长安。长安经过惠、文、景、武、昭、宣、元、成等八帝的修建，规模巨大，建筑宏伟。仅就长安街而言，本已十分宽阔，可以同时跑马、跑车。王莽为了表示功劳高过汉朝诸位皇帝，依照《周礼》，改始建国年号为天凤，重新修治长安街，使得长安街更加宽阔，中间是新朝皇帝出行的御道，两旁是四季常青的树木，长得繁茂挺拔。四人走着看着，忽被执戈的卫士驱逐到一侧。执金吾端坐马上，由羽林郎簇拥着，威风凛凛地巡视着京师的社会治安。刘秀目送着渐去渐远的执金吾仪仗，脱口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阴丽华是南阳新野的一位有名的美慧女子，刘秀对她暗生艳羡之心，故有此言。邓禹等同伴听了刘秀之言，都哈哈直乐。从刘秀之言可以看出，他当时并没有后来的那种宏大志向和气魄，也没有反叛之心，倒希望在新莽政权中入仕为官。
王莽纂汉建立新朝以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王莽的“托古改制”违反了经济规律，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混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加上连年灾荒，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天下大乱，仕途无望，邓禹回到了家乡，刘秀也自长安返归故里——南阳郡。
那时候，“天下连岁灾蝗，寇盗蜂起”，南阳也闹着严重的旱灾，人们的生活面临极大的威胁。在此情况下，许多豪家的宾客在外面干起了强盗的勾当。一次，刘秀哥哥刘縯的宾客“劫人”，受到官府的通缉。事情牵连到了刘秀，不得已，他只好跑到新野姐夫邓晨家躲风，史称“避吏新野”。新野这地方刘秀经常来，可算得人地两熟。不过总待在姐夫家里也不是事，所以他便往来于新野和宛城之间，做点贩卖粮食的生意。
曾有一次，刘秀、刘縯兄弟和邓晨一块儿来到宛城，同穰（今河南邓县）人蔡少公等宴饮闲谈。“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座间有人应声问道：“是国师公刘秀乎？”原来这里所说的“国师公刘秀”指的是刘歆。他是西汉著名学者刘向的儿子，也是位饱学之士，虽系皇族，但却为王莽心腹，官拜新莽国师，总揽朝廷的文化意识方面的事务。由于图谶里面有“刘秀当为天子”的话，所以刘歆于建平元年（前6年）改名刘秀。发问的那人显然知道这件事而明知故问。不料刘秀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反诘说：“何用知非仆邪？”意思是讲，你们怎么知道图谶里的刘秀不是说我呢？满座的人都大笑起来，以为刘秀这个黄毛小子太不知天高地厚了，竟敢想当天子！但邓晨心里却感到特别高兴，认为自己的小舅子志向不凡，将来必成大事。他不由得想起了一段往事：一次邓晨和刘秀共同乘车外出，路上遇到朝廷的使者没有下车回避，使者见状大怒，对二人恶语相加。当时刘秀自称江夏卒吏，邓晨则更名称作侯家丞。使者认为他俩的身份有诈，便要带二人到前面不远处的亭部验证，打算治其不实之罪。正在紧张之际，刚巧来了新野宰潘叔，经他向使者求情，二人总算免去一场祸事。这件事给邓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感到只要和刘秀在一起，即或遇到天大的事，似乎也能逢凶化吉。
刘秀住在邓家，邓晨的心里老惦记着那次与蔡少公等人宴语中刘秀说的那句话，希望此言能早日变为现实。可他看刘秀好像没事的人一样，每天不慌不忙地做他的贩谷生意。一次，邓晨实在憋不住了，便冲着刘秀把自己的看法和盘托出：
王莽悖暴，盛夏斩人，此天亡之时也。往时会宛，独当应邪。
其意是说，现今王莽倒行逆施，残暴横虐，竟然违背只有秋冬才能行刑杀人的祖宗成规，在盛夏季节便大开杀戒，这是老天爷灭亡他的时候到了。过去我们在宛城蔡少公那里聚会时所谈的谶言刘秀当为天子，难道不该独自应验在你的身上吗？
邓晨本想借此一席慷慨陈词，激起刘秀的热烈反响。不料刘秀只是对着邓晨一笑，却未作回答。
这并不是刘秀胸无大志，而是他认为时机未到，在耐心地等待机会。不久，机会就来了。
王莽代汉，不管人们如何加以贬斥，其获得了成功，总归是事实，然而他的改制，不论人们如何为之辩解，其遭到彻底的失败，同样也是事实。历史是最无情的，它不会像自然科学试验那样，给你以失败了再重来的机会。就在王莽改制的阵阵失败声中，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新”朝，也迅速走向灭亡。而奋起推翻新莽王朝的主力军，正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改制之苦最深重的农民大众。
天凤四年（17年），就在王莽“复明六莞之令”，“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莞”，试图把他的不成功的改制继续坚持下去之际，直接发端于农民阶级的反新莽武装斗争便拉开了帷幕。这之中，起事最早者为瓜田仪、吕母及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军。
有关瓜田仪的情况，文献记载十分简略：“临淮瓜田仪等为盗贼，依阻会稽长州”。这里的“盗贼”是统治者对造反民众的诬蔑之辞。西汉临准郡，其地在今苏北洪泽湖一带，郡治徐县位于今江苏泗洪南。古代注家认为瓜田仪“姓瓜田，名仪”。从此人以“瓜田”为姓，不难推知其非上层人物。会稽郡包括今苏南、浙江及福建一带；据颜师古注：“长州，即枚乘所云长州之苑。”如果把上述联系起来，大体可以看出，瓜田仪这支农民义军自临淮起事后便南向发展，在会稽的长州之苑与新莽政权抗争。
吕母的文献记载，相对要多一些，不少地方还颇具故事情节。天凤元年（14年），琅邪郡海曲县（今山东日照西）有一被称作吕母的人，她的儿子育任职县吏，犯了小罪，结果被县宰杀掉。吕母十分怨恨县宰，于是秘密聚集宾客，一心谋划要为儿子报仇。吕母家一向较富有，“赀产数百万”她大量酿造醇酒，购买刀剑衣服。凡青壮少年来买酒的，都赊账给他；对于那些看起来贫穷有困难的立即借给衣裳，从来也不问多少。数年之后，吕母财用稍尽，那些领受过她好处的少年纷纷还账给她。吕母满面泣泪说道：“所以厚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县宰不道，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肯哀之乎？”少年们认为吕母的意向非常伟壮，平常又都受过她的恩惠，所以便一致许诺。其中宾客徐次子等勇士还自号“猛虎”。这样一下子就相聚了数百人，他们与吕母一块儿招合那些准备造反的人众，很快队伍便扩大至数千人。吕母自称“将军”，率兵还攻海曲，破城后活捉了县宰。当时县中诸吏，纷纷叩头为县宰求情。吕母拒绝道：“吾子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宰所杀。杀人当死，又何请乎！”于是斩杀了县宰，并用其首级在自己儿子的坟墓上举行了祭祀典礼。事后，吕母带着她的人马，又回到了海中。
如果说以上的两支武装力量的农民起义性质，或多或少还需要加以分辨的话，那么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军，其农民起义的色彩则是不需任何分辨即可看得清清楚楚的。《后汉书·刘玄传》载，王莽末年，南方闹饥荒，老百姓一群一群地跑到野泽中，采掘野生植物充饥，人多性杂，不免发生冲突。在此过程中，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为大家评理争讼，享有很高的威信，遂被推举为首领，拉起了一支数百人的起义队伍。于是原本准备造反的马武、王常、成丹等人也来加盟，他们共同攻打四周的乡聚，平时藏身于绿林山中，数月之间，便发展到七八千人。地皇二年（21年），荆州牧调集大军2万人进剿义军。王匡等率众迎战于云杜（今湖北京山），结果大破官兵，杀敌数千人，尽获其辎重，并进而攻克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接着义军转击云杜、安陆（今湖北云梦），多所收获，然后还入绿林山中。这时义军增至5万余众，新莽地方政权对其已经无可奈何。
与王匡等同时起义的还有南郡（江陵，今属湖北）的张霸、江夏（西陵，今湖北新洲西）的羊牧等，他们各拥众万人左右。王莽派遣“使者”去赦免义军（统治者认为是所谓“盗贼”），使者回来报告说：“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固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王莽闻言大怒，立即把这位汇报者免官。使者中的一些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人，则顺着王莽的心思大讲“民骄黠当诛”，或言“时运适然，且灭不久”，王莽听了便非常高兴，立刻就给这些人升了官。
从上述可知，绿林军起义是地地道道的一群饥民造反。他们栖身的绿林山，位于今湖北宜城东南。其被称为绿林军，系以山为名。
史载，就在前述吕母起义后不久，接着又发生了赤眉军起义。其首领樊崇，字细君，也是琅邪郡人，最初起兵于家乡莒县（今属山东），有众百余人，后转入太山，自号三老。当时青州、徐州一带大闹饥荒，老百姓被迫铤而走险，纷纷起来造反。大伙儿认为樊崇勇猛善战，都归附于他，一年的工夫，义军就发展到万余人。樊崇同郡东莞（今山东沂水）人逢安（字少子），东海郡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徐宣（字骄稚）、谢禄（字子奇），以及同郡的杨音，亦各自起兵，合计总兵力达数万人，他们也都归从了樊崇。义军进攻莒县，没有攻下，转而北至姑幕（今山东安丘南），同王莽的探汤侯田况进行了一场恶战，大获全胜，杀敌万余人。这样，义军便北入转战青州地区。其后义军还至太山，留屯南城。
起初，樊崇等因为困穷而造反，并没有什么攻城略地的计划。当队伍发展壮大后，才制定了“杀人者死，伤人者赏创”的规矩。他们“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泛相称曰巨人。”王莽派遣平均公廉丹、太师王匡前往镇压。樊崇等积极迎战，为了防止自己弟兄与王莽兵混淆，义军“皆朱其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曰赤眉”。双方交战的结果，赤眉军杀敌万余，大获全胜，直追击至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廉丹战死，王匡逃走。樊崇又率义军十余万，回师包围了莒县，达数月之久。有人劝说樊崇道：“莒，父母之国，奈何攻之？”于是义军解围而去，这时吕母病死，其部众分别并入赤眉、青犊、铜马义军之中。此后赤眉军转战东海郡一带，在同王莽沂平大尹的战斗中失利，死亡数千人。义军只好退去，经楚、沛、汝南、颍川等地，还入陈留郡，接着攻克鲁城（今山东曲阜），复转至濮阳（今河南濮阳南）。
赤眉军的领袖樊崇与吕母同为琅琊郡人。汉代琅琊在今山东东南沿海一带，郡治东武即令诸城。这里民众的反抗斗争，由于吕母已开其端，故而具有一定的基础。从赤眉军的组织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支军队依旧保持着农民朴素的本色。出于斗争的需要，他们制定了虽然简单原始但却相当实用的纪律，而他们“皆朱其眉”以与敌人相区别的做法，应该说是农民阶级的一项创造。
新莽末年，不堪忍受王莽折磨的广大农民群众，普遍自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这之中，绿林军与赤眉军是最主要和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有希望的两支武装力量。
其实，在农民阶级起来反抗新莽政权之前，以反对王莽篡汉相号召的武装反莽斗争几乎就没有间断过。
王莽居摄元年（6年），安众侯刘崇与其相张绍谋划，认为：“安汉公专制朝政，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举，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于是率众百余人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尽管很快就失败了，但却打响了武装反莽的第一枪。
翌年，东郡太守翟义利用都试兵马的机会，发动了反王莽的武装起义。翟义拥立严多侯刘信为天子，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传檄各地，揭露王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的丑恶嘴脸，号召“共行天罚诛莽”。很快，反莽军拥众十余万人，声势颇为浩大。如果说刘崇率百余人攻宛，虽令王莽大吃一惊却有惊无险的话，那么这次翟义的起事着实让王莽深感危机的严重性。他“惶惧不能食，昼夜抱孺子告祷郊庙”，一方面急调大军予以镇压，另一方面则仿照《尚书·大诰》作了一道策文颁行天下，“谕以摄位当反（返）政孺子之意”。
三辅地冈听说翟义起事，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男子赵明、霍鸿立即响应。一时间，东起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西至汧县（今陕西陇县），共有23个县的人几乎是同时并起。赵、霍自称将军，“攻烧官寺，杀右辅都尉”，聚众达十余万人。他们乘长安空虚直逼京师，“火见未央宫前殿”。当时，长安城中风声鹤唳，一片混乱。
是年冬末，翟义军失败。转年春天，赵明与霍鸿也战败身亡。王莽眼看着渡过了危机，颇为得意。除了对叛逆首领施行掘祖坟、诛种嗣、灭三族的严惩之外，又下令把所有参与起事的三辅吏民的尸体，分别堆放在濮阳（今河南濮阳南）、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圉（今河南杞县南）、槐里（今陕西周至东）等五地的通衙大道旁，以威吓天下。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朝中期门郎张充等六人试图密谋劫持王莽、拥立楚王刘行为帝的事件。此事虽因计划不周，被扼杀于未萌之中，但却表明人们并未被王莽的高压政策所吓倒。
王莽即位之后，武力反莽的斗争依然没有停止。就在新朝建立当年的初夏，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从自己的封地起兵反莽。刘快率众进攻即墨（今山东平度东），还很有些声势。这年冬天，真定的刘都等又密谋举兵反莽未遂。由于接二连三发生此类反叛的事件，结果搞得新莽政治上极不稳定，甚至一些狂悖之人也借题发挥。如当时长安城里有一名叫“碧”的“狂女子”，立于大道之中，呼喊什么“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之类。始建国二年（10年）十一月，新莽立国将军孙建奏言中所陈述的两件事，更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形，其一是转呈西域将但钦上报的一则消息：“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共贼杀校尉刁护，劫略吏上，自称废汉大将军，亡入匈奴。”其二为孙建本人的亲身经历：“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车前，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刘氏当复，趣空宫！’收系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以上所讲的一起边防军官反莽叛逃事件和另一起京师人冒充汉帝儿子的诈骗案，充分说明当时反莽的情绪十分高涨，反莽的活动已经蔓延得相当广泛。尽管它和以后的绿林、赤眉这类农民起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在反对新莽这一点上还是有其共同目标的。
这里应当看到的是，上述频繁的武装反莽斗争基本都是由刘氏宗族或者官宦上层人物发动的。像首举武装反莽义旗的刘崇，乃长沙定王的后裔，与刘秀是同宗。再如反莽声势、影响最大的翟义，系成帝朝名相翟方进的儿子。他们反莽主要出于一种政治目的。特别是刘氏皇族，由于王莽代汉对他们的打击最为沉重，故而他们也就必然成为反莽的急先锋。当然，问题也不是那么绝对。刘氏宗族中亦不乏拥护王莽的，有人甚至还充当了王莽阵营中的核心人物。像前面所讲的改名为刘秀的刘歆便是一个例子。还有兄弟俩一个为汉一个为莽的。前述之徐乡侯刘快，系胶东恭王子，其兄刘殷为汉胶东王，新朝称扶崇公。将要起兵反莽之时，便向殷所在的胶东国都即墨城进攻。殷则站在新莽的立场上，紧闭城门坚决抵抗，并“自系狱”以表白忠心。王莽对刘殷的做法，大加赞赏，夸他“知天命”，不仅没有加罪，相反倒给予重赏：“益其国满万户，地方百里。”这类的实例虽属个别，但也足以说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在上述社会大背景下生活着的具有刘汉皇族血统的刘秀，对于刘、王两姓的政治消长，先天地便具有特殊的兴趣；对于时局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地要给予一种特别的关注。刘秀自长安返乡后，即避吏新野，并经常来往于新野与宛城之间，做贩卖粮食的生意。表面看起来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甚至当姐夫邓晨用话激他促其表态时也只是笑而不答。实际上，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不过没有外露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还需要继续寻找一种合适的足以支持自己踏上新征程的精神力量。然而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名叫李通的人以图谶前来游说刘秀。
李通字次元，南阳宛人。家里世代经营工商业致富，为当地的大姓。其父李守，身高九尺，容貌绝异，为人严毅，即使在家里也和在官府一样。他起初跟随刘歆，喜好天文历法谶记，后官拜新莽宗卿师。因为父亲这层关系，李通也做了五威将军从事，不久又外放为巫县（今重庆巫山北）县丞，以能干而有名。新莽末年，老百姓愁怨不已，纷纷造反，李通经常听父亲讲图谶所说的“刘氏复兴，李氏为辅”这句话，便把它牢牢记在心里，希望有朝一日变为现实。由于家境富裕，雄踞地方之首，所以他对于做那么一个小小的县丞并不感兴趣，于是就自求免职回到家乡。
当时，由绿林农民军分散而形成的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正向四周扩展，南阳亦屡有骚动。面对这样的局势，李通的从弟、“素好事”的李轶提议说：“令四方扰乱，新室且亡，汉当更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伯升是刘縯的字）兄弟可与谋大事。”李通听后，笑着答道：“吾意也！”意思是说，这也正是我的想法。刚好这时刘秀避吏逗留在新野、宛城一带，李通得知此讯后，立即让李轶去请刘秀。
刘秀也早就耳闻李通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十分倾慕。照理说双方相见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由于一件不愉快的往事干扰，却使刘秀处于既想相见又不愿相见的尴尬境地。原来李通有个同母弟申徒臣，会医术，也有点小名气。一次，刘秀的哥哥刘去请他，不料他却百般刁难。刘性急暴躁，一怒之下竟然将对方杀了。刘秀心里总惦记着这件事，担心李通伺机报复，所以便把前来相请的李轶拒之门外。谁知李轶这人还真有耐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请。无奈之下，刘秀只得勉强与之相见。李向刘转达了李通的仰慕之意和相邀之情，刘也表示了同意前往拜会李通并相互交结的意愿。这样一来，双方算是有了初步的沟通。不过刘秀的心里总感到不太踏实，于是便买了把刀藏在怀里作为防备措施。
刘秀应邀如期来到李通家，李非常高兴，连忙迎上去紧紧握住刘的手，不想藏在怀里的刀却露了出来。李见状即对刘说：“一何武也！”意谓多么好武呀！刘秀很不好意思地搪塞道：“苍卒时以备不虞耳！”“苍卒”即“仓猝”之意，也就是说遇到突发事件以备不测。如此一个开场，反而把双方原有的距离大大缩短了。彼此交谈之后，二人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共语移日，握手极欢”。李通乘势把“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文讲了出来。言下之意是说，复兴的刘氏就应验在你刘秀身上，而为辅的李氏自然便是我李家了。初听之后，刘秀显出一副很不在意的样子，不敢以自己去比附谶文里的刘氏。当时李通的父亲李守在长安，刘秀遂用试探的口气问李通道：“即如此，当如宗卿师何？”也就是问对于宗卿师应该怎么办。李通回答说：“已自有度矣。”这里的“度”是“计度”的意思。紧接着李通把他的打算与安排向刘秀作了详细的介绍。
刘秀既然了解到李通的真正意图，也就不再遮遮掩掩，“遂相约结，定谋议”。他们计划仿效当年翟义利用都试起兵反莽的做法，约定在立秋都试骑士那天，劫持前队大夫（即南阳太守）甄阜及属正梁丘赐，因以号令大众，发动反莽的武装起义。根据这一计划，刘秀与李轶立即动身回舂陵，在那里组织人马，“举兵以相应”；同时，李通派遣“从兄子”李季赶赴长安，将此计划向父亲李守汇报。就这样，又一场武装反莽的斗争，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以往刘秀对于反莽之事始终不露声色，甚至姐夫邓晨逼问他时也只是笑而不答，为什么与李通仅仅相见一面，便相互约结了起兵反莽这等冒杀头风险的大事？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谶文所起重要作用，却最不容忽视。
所谓的“谶”，即预言。古人喜欢作预言，也最肯信预言。据说有一种预言，是上帝传给人们的便称作“谶”。《史记·赵世家》记载，一次赵简子患病，五日不省人事，名医扁鹊诊视后说：“过去秦穆公也曾如此，不省人事七日才醒过来。”苏醒之后，穆公告诉公孙支和子舆说：“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有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把这些话记下藏起来，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秦谶”。日后晋献公之乱，晋文公之霸，以及晋襄公败秦师于崤，归国后放纵淫乐，便应验了穆公所听到的这些话。现在主君的病与当年秦穆公的病完全相同，不出三日病必定会好，那时他也必定会有话要讲。扁鹊说罢这话后两天半，赵简子果然醒了过来，他说：“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动，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臣下把这些话记录藏起来，当然就成为所谓的“赵谶”了。后来赵简子灭晋世卿范氏和中行氏，应验了梦中射死一熊一罴之事；他的儿子襄子灭代国，则应验了赐翟犬的梦兆。上述“帝”告诉给秦穆公和赵简子的变相隐语，就是谶。此外，还有一种和谶的含义差不多，但较晚出的“纬”。原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大盛，许多方士化的儒生按照自己的意图附会儒家经典，从而产生了许多解经的著作，便叫作纬。此类纬书和谶一样，都是变相的隐语，可由人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人们一般把谶与纬连称作“谶纬”。由于谶纬一类书籍，有图有书有谶有纬，故其名称多种多样，或曰“图书”，或曰“图谶”，或曰“谶记”，或曰“纬书”；又由于《尚书纬》中有数十种名为《中候》，故又称作“纬候”。
据前引《赵世家》，秦谶最早出现于秦穆公时。及秦代，谶一类的预言已经很常见了。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燕方士卢生入海求神仙，卢生归来后，“以鬼神事，因奏图书，曰‘亡秦者胡也’”。进图书便是谶。公元前211年，有使者从关东来，晚上经过华阴，“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高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把此事奏上，经查考，那块璧竟是八年前秦始皇渡江时沉在江里的。此处的“今年祖龙死”，同样也是谶言。后来，人们把“亡秦者胡也”的“胡”，同二世胡亥联系起来，把“祖龙死”同秦始皇病死沙丘（今河北平乡）相联系，以证明谶言的应验。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这自然是不足为信的，那些披着神秘外衣出现的谶言，实际上正是各种反秦力量所搞的反抗活动的反映。不过，时人普遍相信这种东西，所以它也就成为当时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以致像陈胜、吴广发动农民起义，也需要在鱼腹中塞进书有“陈胜王”的帛书，显示谶言效应，以树立陈胜在起义群众中的领导地位。
西汉初，谶仍然流行。贾谊云“发书占之，谶言其度”，便是其例证。武帝时，董仲舒把儒学阴阳五行化，构成系统的理论，为谶纬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客观条件。武帝之后，随着西汉各种社会矛盾的加剧，谶纬较前又有了更为显著的发展。昭帝时，泰山下的一块卧石忽然站起，上林苑的枯柳亦忽然重生，眭弘就说这意味着将有新天子从匹夫中突起。成帝时，齐人甘忠可称上帝派赤精子下凡，传给他一部《包元太平经》，供给汉室再受命之用。这部书，时人即称为“谶书”。特别是西汉末年，王莽出于篡汉夺权的政治需要，有意利用谶纬制造舆论，遂使谶纬大肆泛滥。
生活在如此大环境下的刘秀，自然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笃信谶纬，而且还是真心实意的。前面说到刘秀等同蔡少公宴饮闲谈，少公讲“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而有人认为是指国师公刘秀（刘歆）后，刘秀当即反诘“何用知非仆邪”的细节。这表明蔡少公所讲的谶言确实已经使刘秀动了心，不过两个刘秀并存的现实却使他不能不继续寻求精神力量，来支持自己走上新的征程。而李通所讲的谶文，正符合了刘秀的这一要求，所以二者方能一拍即合。
就这样，刘秀走上了从太学生到起兵反叛者的道路。而此时，邓禹则还在南阳的家中，苦苦等待着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