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权相当国
刘禅即位之初，时之蜀汉新败，国力亏空，不可不谓是危急存亡之秋。当时西北有少数民族作乱，南有以孟获为代表的各族人民造反；中原的魏国虎视眈眈，将主力放在陕南；而江南东吴作壁上观，敌友不明。而政权内部的明争暗斗使地形势更加险恶。
刘禅的选择是遵照父亲临终嘱咐，“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放权给诸葛亮处理军政大事。如此一来，蜀汉军政大权委于孔明一人，从而平息了蜀汉内部的党派之争。这是切实可行的客观选择。实践中，孔明定西羌，平南蛮，联合东吴，北上伐魏，大展英才。
这样虽然逐渐解决了矛盾，却使诸葛亮成为了前所未有的权相。《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李严同时也获“封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但在与诸葛亮集团的斗争中逐渐处于劣势。
建兴三年，诸葛亮率众南征，几乎征发了各派所有力量。这可以视作诸葛亮对个人权势的检验。可能是因为平定南方战乱是国之大事，李严集团没有对这个安排表示反对。因此到了第二年，诸葛亮集团继续采取了行动。“以诸葛亮欲出军汉中，严当知后事，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江州属于内地，战略地位不如永安。尽管李严的军衔升为前将军，尽管李严表面上依然节制陈到，东部事务“皆统属严”，但李严的实际地位下降了。
既然如此，李严只好降低姿态，转而全力经营江州，修筑巴郡，希望建立一个能够与成都相敌的根据地。在此期间，李严采取了两次大的行动。第一是根据《诸葛亮集》的记载，李严曾“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汉制，非刘姓不得封王。这完全是李严对诸葛亮的一次不怀好意的笨拙试探。诸葛亮马上回信拒绝说：“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在回信中，诸葛亮明确说自己对李严这个老朋友来信的不解。一方面，诸葛亮许诺灭魏之后当“与诸子并升”，意思说统一北方后我们俩共享富贵，给了张空头支票；另一方面，诸葛亮又说“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暗示李严自己才是头号托孤重臣，提醒李严不得妄动。
第二就是李严要求在川东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设立“五郡巴州”，自为巴州刺史。蜀汉政权真正控制的只有四川一州（当时称为“益州”），由诸葛亮担任州牧。这样诸葛亮就控制了蜀汉惟一的地方政权。现在李严要求将四川一分为二，自己领有一州，以实力对抗在成都的诸葛亮的意图非常明显。诸葛亮控制的朝廷自然是断然拒绝。刘禅是坚决反对这一裂土主张。在后来诸葛亮弹劾李严罪名的奏折中，诸葛亮将李严的这一主张看作是“穷难纵横”。
应该说，李严集团的这两招都是“臭棋”。这可能是因为李严本人“腹中有鳞甲”、“性自矜高”、桀骜不逊，还“逞苏张诡糜之说”、“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对于政治高手来说，李严缺乏沉稳敏锐的特性，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这些都坚定了诸葛亮肃清李严的决心，奈何条件尚为完全成熟。
建兴八年，李严以资历再升为骠骑将军。同年，蜀魏在汉中战事激烈。诸葛亮率大军坐镇汉中，以此为契机解决李严问题。诸葛亮采取了调虎离山的战略，要求李严率兵两万离开根据地江州到大本营汉中抗魏。这既使李严失去了根基，也减少了江州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大敌当前，李严更是没理由抗命。深知利害关系的李严提出要求，提名自己的儿子李丰担任江州都督，继续掌握川东军队和根据地。这一次，诸葛亮非常爽快，“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李严只得率军北上，他忘记了树倒猢狲散的道理。只要打倒李严，他的残余集团注定要灰飞湮灭。
到了汉中后，“亮以明年当出军，命严以中都护署府事。”李严担任了汉中各部队总监督，这是全权处理丞相府事务的空衔。
一年后，诸葛亮弹劾李严的奏折是这样评价这次调动的：“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意思是说李严借机要挟，而自己忍辱负重。
建兴九年春，诸葛亮进军祁山，让李严催督粮食运输。
祁山战役持续了半年。到了夏秋交际的时候，“天霖雨，运粮不继”。《三国志》记载李严“遣参军狐忠、督军成籓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也就是说，因为连降大雨导致转运粮草困难（汉中入陕南的山路至今崎岖难行），李严派狐忠、成籓两个人通知正在祁山一带与魏军相持不下的诸葛亮撤军。诸葛亮如约撤军。
史载：“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李严在诸葛亮回军后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惊讶地说：“军粮还很充足，为何就撤军呢？”以此来推卸自己没有督运好粮草的责任，同时说明是诸葛亮自己无力推进而撤军；另一方面，李严又向刘禅上表说是：“大军假装后退，以引诱敌人追击再进行打击。”这就给诸葛亮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
诸葛亮的对策非常简单。“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诸葛亮只是出示了李严前后亲笔手书信函，李严面对铁证，只好认罪受罚。结果，李严被彻底打败，“废平为民，徙梓潼郡”，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他的儿子、江州都督李丰在父亲被罢官后，被诸葛亮调到汉中继承李严的工作：督运粮草。李丰最后做官做到了硃提太守。硃提是一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郡。
刘备刘禅选择了扶持强人统治的战略，不得不独自面对权相当国的局面。随着对军国大事的深入了解，他对诸葛亮的许多政策有不同意见，尤其对耗费蜀汉全国实力的历次北伐更是有意见。如诸葛亮要第一次北伐的时候，刘禅就认为“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他的意见是先休养生息，再力行北伐。但鉴于北伐统一中国、光复汉朝是他父亲刘备的既定政策和诸葛亮在政坛的崇高威望，刘禅在诸葛亮主政期间，一直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
对于权相，刘禅始终顾全大局，采取忍让对策。诸葛亮在主政早期，就安排了董允、向宠、郭攸之等人在宫中内外监督刘禅。诸葛亮的千古名篇《前出师表》就透露了其中的政治斗争气味。如果说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话语，语重心长，可以当作长者对后来人的谆谆教诲。那么诸葛亮反复强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不宜异同”，就是直接干涉内宫事务，且语气严峻冷酷，违背了君臣应该谨守的规则。不管谁站在刘禅的角度，都很难接受《前出师表》中大人教训小孩的语气与腔调。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的刘禅已非无知幼儿，早到了青春韶华之际，诸葛亮不但不交权，反而继续耳提面命。史载“后主益严惮之”。
诸葛亮常驻汉中，致力北伐，而无专心内政。权臣长期大军在外，又内植亲信，犯了君臣大忌。长期以来，诸葛亮不是辅政，而是执政了。
刘禅对诸葛亮的看法是相当现实的：诸葛亮集团对蜀汉政权的稳定和社会发展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以诸葛亮为首的执政集团兴修水利、规范户籍、发展外贸、民族和解，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尤其是诸葛亮，客观上的确集思广益，为国为民做了大量实事，声望和拥戴如日中天。诸葛亮集团醉心的北伐事业，刨去意识形态因素不说，实现了“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的战略意图。魏国长期在西线保持消极防御的战略。
为大局计，刘禅随着诸葛亮日益权重，也更加顾全大体，把继续支持诸葛亮集团作为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本决策。君臣不和，必有内变，与国与民都不利。街亭战败后，诸葛亮因用人失误导致损兵折将，自贬三级。刘禅安慰他说：“胜负兵家常事。”不久诸葛亮北伐小胜，刘禅马上恢复了诸葛亮的职务，维护诸葛亮的权威。
建兴十二年八月，诸葛亮死于北伐阵前，享年54岁。
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此时的刘禅面临着重大选择：如何评价诸葛亮？如何收拾之后的政局？当时就有反诸葛亮的势力抬头。比如太守李邈就上书说：“亮身仗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虽然书中只是指责诸葛亮拥兵自重，胁迫君臣，但其潜台词朝臣们都心知肚明。
不管心中真实想法如何，无论在诸葛亮生前身后，刘禅都采取了支持维护的态度。当诸葛亮灵柩运到成都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追谥忠武侯。对于太守李邈，刘禅将他下狱诛杀，以避免反诸葛亮派系进行“反攻倒算”。但是对于为诸葛亮立庙等过分的建议，刘禅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因此现存成都的“武侯祠”并非诸葛亮的真庙，而是刘备的祠堂。
如此处理权臣问题，亘古有之。刘禅的行事在历史上既得人心，也顺民意，保证了三角均势中最弱的蜀汉政局的长期稳定。裴松之评价说“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刘禅的选择是遵照父亲临终嘱咐，“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放权给诸葛亮处理军政大事。如此一来，蜀汉军政大权委于孔明一人，从而平息了蜀汉内部的党派之争。这是切实可行的客观选择。实践中，孔明定西羌，平南蛮，联合东吴，北上伐魏，大展英才。
这样虽然逐渐解决了矛盾，却使诸葛亮成为了前所未有的权相。《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李严同时也获“封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但在与诸葛亮集团的斗争中逐渐处于劣势。
建兴三年，诸葛亮率众南征，几乎征发了各派所有力量。这可以视作诸葛亮对个人权势的检验。可能是因为平定南方战乱是国之大事，李严集团没有对这个安排表示反对。因此到了第二年，诸葛亮集团继续采取了行动。“以诸葛亮欲出军汉中，严当知后事，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江州属于内地，战略地位不如永安。尽管李严的军衔升为前将军，尽管李严表面上依然节制陈到，东部事务“皆统属严”，但李严的实际地位下降了。
既然如此，李严只好降低姿态，转而全力经营江州，修筑巴郡，希望建立一个能够与成都相敌的根据地。在此期间，李严采取了两次大的行动。第一是根据《诸葛亮集》的记载，李严曾“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汉制，非刘姓不得封王。这完全是李严对诸葛亮的一次不怀好意的笨拙试探。诸葛亮马上回信拒绝说：“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在回信中，诸葛亮明确说自己对李严这个老朋友来信的不解。一方面，诸葛亮许诺灭魏之后当“与诸子并升”，意思说统一北方后我们俩共享富贵，给了张空头支票；另一方面，诸葛亮又说“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暗示李严自己才是头号托孤重臣，提醒李严不得妄动。
第二就是李严要求在川东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设立“五郡巴州”，自为巴州刺史。蜀汉政权真正控制的只有四川一州（当时称为“益州”），由诸葛亮担任州牧。这样诸葛亮就控制了蜀汉惟一的地方政权。现在李严要求将四川一分为二，自己领有一州，以实力对抗在成都的诸葛亮的意图非常明显。诸葛亮控制的朝廷自然是断然拒绝。刘禅是坚决反对这一裂土主张。在后来诸葛亮弹劾李严罪名的奏折中，诸葛亮将李严的这一主张看作是“穷难纵横”。
应该说，李严集团的这两招都是“臭棋”。这可能是因为李严本人“腹中有鳞甲”、“性自矜高”、桀骜不逊，还“逞苏张诡糜之说”、“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对于政治高手来说，李严缺乏沉稳敏锐的特性，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这些都坚定了诸葛亮肃清李严的决心，奈何条件尚为完全成熟。
建兴八年，李严以资历再升为骠骑将军。同年，蜀魏在汉中战事激烈。诸葛亮率大军坐镇汉中，以此为契机解决李严问题。诸葛亮采取了调虎离山的战略，要求李严率兵两万离开根据地江州到大本营汉中抗魏。这既使李严失去了根基，也减少了江州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大敌当前，李严更是没理由抗命。深知利害关系的李严提出要求，提名自己的儿子李丰担任江州都督，继续掌握川东军队和根据地。这一次，诸葛亮非常爽快，“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李严只得率军北上，他忘记了树倒猢狲散的道理。只要打倒李严，他的残余集团注定要灰飞湮灭。
到了汉中后，“亮以明年当出军，命严以中都护署府事。”李严担任了汉中各部队总监督，这是全权处理丞相府事务的空衔。
一年后，诸葛亮弹劾李严的奏折是这样评价这次调动的：“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意思是说李严借机要挟，而自己忍辱负重。
建兴九年春，诸葛亮进军祁山，让李严催督粮食运输。
祁山战役持续了半年。到了夏秋交际的时候，“天霖雨，运粮不继”。《三国志》记载李严“遣参军狐忠、督军成籓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也就是说，因为连降大雨导致转运粮草困难（汉中入陕南的山路至今崎岖难行），李严派狐忠、成籓两个人通知正在祁山一带与魏军相持不下的诸葛亮撤军。诸葛亮如约撤军。
史载：“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李严在诸葛亮回军后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惊讶地说：“军粮还很充足，为何就撤军呢？”以此来推卸自己没有督运好粮草的责任，同时说明是诸葛亮自己无力推进而撤军；另一方面，李严又向刘禅上表说是：“大军假装后退，以引诱敌人追击再进行打击。”这就给诸葛亮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
诸葛亮的对策非常简单。“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诸葛亮只是出示了李严前后亲笔手书信函，李严面对铁证，只好认罪受罚。结果，李严被彻底打败，“废平为民，徙梓潼郡”，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他的儿子、江州都督李丰在父亲被罢官后，被诸葛亮调到汉中继承李严的工作：督运粮草。李丰最后做官做到了硃提太守。硃提是一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郡。
刘备刘禅选择了扶持强人统治的战略，不得不独自面对权相当国的局面。随着对军国大事的深入了解，他对诸葛亮的许多政策有不同意见，尤其对耗费蜀汉全国实力的历次北伐更是有意见。如诸葛亮要第一次北伐的时候，刘禅就认为“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他的意见是先休养生息，再力行北伐。但鉴于北伐统一中国、光复汉朝是他父亲刘备的既定政策和诸葛亮在政坛的崇高威望，刘禅在诸葛亮主政期间，一直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
对于权相，刘禅始终顾全大局，采取忍让对策。诸葛亮在主政早期，就安排了董允、向宠、郭攸之等人在宫中内外监督刘禅。诸葛亮的千古名篇《前出师表》就透露了其中的政治斗争气味。如果说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话语，语重心长，可以当作长者对后来人的谆谆教诲。那么诸葛亮反复强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不宜异同”，就是直接干涉内宫事务，且语气严峻冷酷，违背了君臣应该谨守的规则。不管谁站在刘禅的角度，都很难接受《前出师表》中大人教训小孩的语气与腔调。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的刘禅已非无知幼儿，早到了青春韶华之际，诸葛亮不但不交权，反而继续耳提面命。史载“后主益严惮之”。
诸葛亮常驻汉中，致力北伐，而无专心内政。权臣长期大军在外，又内植亲信，犯了君臣大忌。长期以来，诸葛亮不是辅政，而是执政了。
刘禅对诸葛亮的看法是相当现实的：诸葛亮集团对蜀汉政权的稳定和社会发展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以诸葛亮为首的执政集团兴修水利、规范户籍、发展外贸、民族和解，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尤其是诸葛亮，客观上的确集思广益，为国为民做了大量实事，声望和拥戴如日中天。诸葛亮集团醉心的北伐事业，刨去意识形态因素不说，实现了“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的战略意图。魏国长期在西线保持消极防御的战略。
为大局计，刘禅随着诸葛亮日益权重，也更加顾全大体，把继续支持诸葛亮集团作为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本决策。君臣不和，必有内变，与国与民都不利。街亭战败后，诸葛亮因用人失误导致损兵折将，自贬三级。刘禅安慰他说：“胜负兵家常事。”不久诸葛亮北伐小胜，刘禅马上恢复了诸葛亮的职务，维护诸葛亮的权威。
建兴十二年八月，诸葛亮死于北伐阵前，享年54岁。
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此时的刘禅面临着重大选择：如何评价诸葛亮？如何收拾之后的政局？当时就有反诸葛亮的势力抬头。比如太守李邈就上书说：“亮身仗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虽然书中只是指责诸葛亮拥兵自重，胁迫君臣，但其潜台词朝臣们都心知肚明。
不管心中真实想法如何，无论在诸葛亮生前身后，刘禅都采取了支持维护的态度。当诸葛亮灵柩运到成都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追谥忠武侯。对于太守李邈，刘禅将他下狱诛杀，以避免反诸葛亮派系进行“反攻倒算”。但是对于为诸葛亮立庙等过分的建议，刘禅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因此现存成都的“武侯祠”并非诸葛亮的真庙，而是刘备的祠堂。
如此处理权臣问题，亘古有之。刘禅的行事在历史上既得人心，也顺民意，保证了三角均势中最弱的蜀汉政局的长期稳定。裴松之评价说“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