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乔治·华盛顿
凡到过美国首都的人，都会注意到那座巍巍的华盛顿纪念碑；同时也会注意到，华盛顿市区跟其他大城市不一样，竟找不到什么摩天大楼。原来那里有一条规定，市内的任何建筑物的高度都不准超过华盛顿纪念碑。
华盛顿真的不能被超过吗？答案恐怕是：“也许。”
乔治·华盛顿
美国革命元老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曾发表书面演说说道：“世间有两种强烈爱好对人间事发生着强有力的影响。这就是雄心和贪心，也就是爱权和爱财。如果把它们拆开，那么，这两爱中之任何一爱都可以成为推动人们发挥干劲的一种强大力量。但如果把两者作为推动力而联结在一起，那么，它们就会对许许多多人产生最猛烈的效果。对这些人而言，如果他们看到某一位置既能带来荣誉，又会带来钱财，他们就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谋取这样一个位置。”
华盛顿恰巧是跳出了富兰克林所划的这两个圈子的人。
在近代世界中，还没有找到任何掌有实权的国家领导人能像华盛顿那样完完全全出于自愿和出于主动地急着要求退隐。
英国前首相格拉德斯通曾说：“如果在历史献给最高贵、最纯洁的政治家的纪念碑中，有一座其高非别的所能伦比的，而且有人问我，谁最配得上这一无上的荣誉，那么，在过去45年中的任何时间，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个人——华盛顿。”
热衷功名无遑他顾
在美国与在世界各地一样也有吹捧家。第一个为华盛顿作传记的人是一位牧师，名叫威姆斯。他的书再版了好几十次，这书最初的时候是一本薄书，最后却成了一本厚书，因为每再版一次，威姆斯就加上一点新“材料”。他所制造的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华盛顿在幼年时诚实无比，向父亲自报砍断了一株樱桃树。笔者在小学时代就从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上读到过这个故事。但现代历史学家已证明威姆斯的好些故事都是编造的，根本不是事实。
1732年2月22日乔治·华盛顿生于弗吉尼亚的波普斯溪，他是他父亲的续弦夫人的第一个儿子，他有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他父亲是一名庄园主，拥有约一万英亩土地。华盛顿11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由其兄劳伦斯当家。劳伦斯比乔治大14岁，很有当父辈的资格。更幸运的是，他们两人间的关系竟非常融洽，这给乔治以后的发展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乔治的两个哥哥都被送往英国留学。但乔治却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他甚至连本州的威廉和玛丽学院都没有上，据说是他母亲不愿让乔治离开自己身边。因此，他的文化程度，用中国标准来说，仅仅是初中水平。17岁那年，乔治开始进入社会，充任了一名小小的土地测量员。但劳伦斯给他带来了机会。劳伦斯留学回国后在英国海军上将弗农的西印度海军中任上尉。由于崇拜弗农，劳伦斯就把自己的山庄取名为弗农山庄，又译为芒特弗农。
但劳伦斯不幸早逝，他留下遗嘱，规定把财产留给一名小孤儿，万一孤儿有不幸，则转给乔治。结果，劳伦斯死后不久，那婴孩也死了，乔治便获得了一大笔财产。
弗农山庄本来归嫂子所有，但嫂子再嫁，乔治乘机租用，后来又取得了全部主权，成为真正的弗农山庄主人。
不但如此，乔治还上书总督，要求继任劳伦斯的军衔，结果于1752年11月被任命为弗吉尼亚民军少校，从此他立志以军功来争取自己的前程。
18世纪50年代，法国在美洲还有相当的势力，法军派兵进占俄亥俄河流域，设立堡垒。弗吉尼亚副总督丁惠迪写了一封抗议信，华盛顿自告奋勇，愿只身前往送信。他带了一名向导，一名法语译员。这是非常艰苦的行程，天气又非常之坏。他经历了许多危难，终于把信交给了法国公牛堡垒的守军司令，并带了回信，返归威廉斯堡，又应丁惠迪之命，写了一个报告。丁惠迪将报告印行，在伦敦两个刊物上转载。于是，华盛顿第一次为自己树立了声名。
1754年，丁惠迪下令组织一支人马赴俄亥俄地区防守边疆，他任命华盛顿为副司令，华盛顿带了约150人，从亚历山大出发，沿波托马克河而上，最后进入蒙诺加希拉荒凉地区。行程非常困难，但他仍然前进，经大草原，到桂冠山脉，这时，探子来报，附近有法军。第二天，华盛顿不经宣战，向法军偷袭，杀死敌军10人，俘20人。适逢司令病逝，华盛顿立即晋升为上校。不久法军已准备好报仇，华盛顿把部队退至大草原，赶筑命运堡垒。法军大批涌至，把华盛顿团团包围。华盛顿只好挂白旗投降，且在投降书上签了名。
这里发生了一起翻译误会。投降书上的法文原文指责对方谋杀了几名法国人，但华盛顿的译员是荷兰人，只有洋泾浜法语水平，所以把谋杀译为杀死。华盛顿当然没有发现问题。事后，法国人把法文投降书公之于众，伦敦人士看到华盛顿竟承认谋杀，不胜气愤。但丁惠迪完全原谅了华盛顿，他知道这事只能怪翻译，不能怪华盛顿。
1755年，英国派布雷多克将军率正规军征讨法军及其印第安同盟。正规军不承认华盛顿的上校军衔，所以他只以志愿军身份参加了布雷多克的参谋班子。布雷多克采用英军的正规进军方式，机械地行军。华盛顿提醒布雷多克应提防印第安人的偷袭，但布雷多克十分骄傲，认为印第安人只能吓唬民军，他的正规军是不怕的。结果，果真中了埋伏，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英军大败，布雷多克重伤殒命，华盛顿落得个死里逃生。
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靠了全能的上帝的旨意，我可以平安归来，的确是超乎人力之所能，出乎人们意料，因为我的外衣就被4发子弹穿透，我的坐骑有两匹被打死，在我周围的战友纷纷倒下的时候，我却安然无恙，说来真是太丢脸了，我们被一小批微不足道的敌人打败了。”
这次失败，华盛顿当然毫无责任，相反，他还获得了英勇作战的美名。他回家后就被任命为弗吉尼亚民军总司令，时年23岁。
从信函中可以看出，青年华盛顿的生活重心就是想依靠军功，获得升迁。
1757年，他上书丁惠迪说：“我不否认我有缺点，也许有很多的缺点。如果我不自量力地自认十全十美，那不但世人，就是我自己，也会觉得我是虚浮浅薄的。不过有一点我知道，而且也最引以为慰的是，没有一个从事公职的人，能像我那般诚实地、热心地为国家利益执行所托付给他的任务。”
同年，他还对代替布雷多克的英军司令劳顿将军说：“我虽然尚未受知于勋爵阁下，但早已久仰勋爵大名，并深深钦佩阁下为英皇陛下在世界各处所立下的功勋。勋爵大人幸勿误会我在奉承。尽管我极敬仰阁下的人格和地位，我却毫无谄谀之意。卑职的性格一向是诚实朴素的。”
“至于卑职本人，倘若布雷多克将军今仍在世，则卑职当早已升迁。布雷多克将军曾亲口允承此事，以他的诚恳和度量，当不至徒作空言。”
但华盛顿并没有采用任何不正当的手段来谋求发迹，他的唯一手段就是努力苦干。这一点对他后来出任革命军总司令后的治军心态很有影响，因为他自己是过来人，所以他严格执行了以功论赏的办法。华盛顿作为司令和总统，从来没有干过走后门和拉关系这样的不正派事情，举例说，华盛顿的弟弟们从来没有因他的关系获得一官半职。
1758年，他在本县获选议员，而且又订了婚，所以准备辞军职以成家。但手下的军官们联名上书，竭力挽留。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失去那么能干的司令、诚恳的友人和亲切的同伴，其失望之情，是不难理解的。当我们想到我们不幸的国家所将受到的同样尤可补偿的损失时，我们心中的悲哀更无可掩饰了。我们国家哪里去找更有军事经验、更富于爱国心和勇气、更有操守德行的人呢？阁下一天在职，就能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决心与热忱，不顾一切危难艰辛，在我们所敬爱者的领导下，完成我们的任务。
这封信证明华盛顿对部下的确拥有真实的威信。如果一定要抓辫子，倒也有一个。那就是他痛恨无纪律的士兵，特别是开小差的人。他曾绞死了两名逃犯，并对另一些开小差者施以鞭打。但即使在他任革命军总司令期间，也始终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开小差问题。
家业兴旺得思兼善
中国的农民革命似乎有一条规律。农民总是被剥削得没吃没穿，活不下去了，官逼民反，才不得不反。美国的革命却是另外一种情景，领导革命的人几乎都是丰衣足食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士绅。
著名的革命家帕特里克·亨利有一句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来美国革命的目的，或至少主要的目的，是反对奴役，而不是反对剥削。而奴役的定义是：强迫我做我没有同意的事。
华盛顿于1758年年底辞军职，1759年1月与富孀玛莎·寇蒂斯结婚。华盛顿本来已是一名富翁，他的妻子现在又带来了17438英亩土地与4.5万英镑现款（其中一部分属玛莎与前夫所生的子女）。华盛顿一生都没有生育，他把玛莎的儿女视如己出，但玛莎的女儿10多岁就死了，儿子也只活到30多岁。就这一点而言，他的家庭是不幸的。但有个别历史学家却说，因为上帝要让华盛顿当全国人民的父亲，所以没有赐他以儿女。
既然如此富有，华盛顿的生活当然是相当富裕的，不但是黑奴满堂，而且骏马满厩，宾客满门。
不过，华盛顿绝不是财迷心窍。应当说他是一位乐善好施者。这里有一封他1769年1月29日写给一位穷朋友的信，很有意思：
亲爱的先生：最近一再听到你称赞泽西学院，好像你有意将你的儿子威廉（听说他年轻好学，愿意终身从事学术工作，这一志向不仅可促进他本人的幸福，而且还可为别人造福）送往该院学习。如果你不反对，我将乐于负担他的教育费用。假如你能尽快在你认为方便的时刻送他上学，我可每年资助25镑现行货币，直到他完成学业。如果我能活着看到他学业的完成，规定的数目将按年付给。如果我在此期间去世，此信将使我的继承人或遗嘱执行人承担义务，按照本信的意旨行事。此项资助不指望也不愿意得到偿还，唯一的希望是接受者和资助者一样，都是出自好意，无拘无束。你也不要从施恩的观点来看待或提及此事。请你相信，我是绝对不会张扬的。
更重要的是，华盛顿不是一个守成的人，他还要去西部开拓，他要到宣告线以西去搞土地“投机”，投机这个词在中文一般是贬义，但在那时的美国，Speculation还带有冒险精神的含义，包括富兰克林，也是搞土地投机的。
宣告线是1763年英王宣布的，它不许殖民地人民超过宣告线圈土地。但华盛顿在1767年9月给了他朋友克劳福德一封信，请他在线外搞土地，信中说：“我建议和你共同去取得某些最有价值的土地……我要说句私房话，我认为那条线只不过是暂时性的。”1754年时，丁惠迪曾答应给边防军20万英亩作奖励，华盛顿在1769年终于想法圈到了这20万英亩，他本人以上校资格分到1.5万英亩，并且又从别人手中购进5600英亩。
这样一位大地主为什么要革命？有些评论家认为华盛顿的财富来自农产品，对英国而言，他要吃剪刀差之亏，所以他要革命。
不错，华盛顿是在农产品上吃了亏的，但这种亏他吃之甚久，他在这方面的抱怨虽然不能成书，但大概可成小册子。不过他从来没有想到革命，甚至1773年波士顿毁茶派倾倒茶叶时，他还表示不支持毁茶活动。
华盛顿的革命思想是从参加政治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他的世交费尔法克斯家族是保皇派，他不可能从他们那里获得革命思想，但他政治上的朋友和乔治·梅森等却是“左派”，他经常与他们接触，同时还经常获得来自北方的信息。于是，争取自由的思想逐渐进入了他的脑袋。
有一些信件可以证明华盛顿之反英主要是出于反对奴役而不是反对获取利润。
1769年4月5日，华盛顿在给梅森的信中说：
当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颠老爷们必欲将我们的自由剥夺殆尽而后快的时候，采取某些措施以防毒手，而保卫我们得自祖先的自由，似属势在必行。但以何种方式行事始能有效，尚有争议。
为了保卫与我们生命的一切息息相关的无限宝贵的天赋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这就是我直截了当的意见。但我想补充一点，武器……应该是最后手段，就是最后一件法宝。向国王请愿，向议会陈诉，据说都已无济于事。抵制他们的商品，断绝他们的贸易，能在何种程度上使他们回心转意、重视我们的权利，尚待一试。
1774年7月20日，华盛顿在给他的保皇派朋友费尔法克斯信中说：亲爱的先生：关于以何种方式击败（废除）这一遭到激烈抨击而且应该遭到抨击的法案，你我的意见有很大分歧，这一点我将毫不犹豫地承认。
……先生，我们所反对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课税过重而反对缴纳每磅3便士的茶税吗？不，不是这样，我们所一直反对的并不是别的，而是英国对我们的课税权。为达到此目的，我们曾以一般臣民所能做到的卑顺恭敬的方式向英皇陛下请愿。不仅如此，我们还曾按两院不同的法律职能向上、下议院申诉，说明作为英国人，我们宪法权利的最根本及最宝贵的部分不应被剥夺。既然我们现在所反对的就是这种课税权，事实上也确是如此。那么，他们为什么设想，现在行使这种权力不会像以前那样令人憎恨呢？
如果我对大不列颠国会是否有权不经我们同意就向我们课税一事还有所怀疑不敢肯定的话，我将欣然同意你的意见，即请愿，而且只有请愿，才是唯一可行的获得救助的道路。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只是乞求恩惠，而不是要求权利。这种权利，按我的看法，是自然法和宪法赋予我们的不容置疑的权利。照你的想法，我还会把超过请愿的任何步骤看作犯罪；但你这种想法，我一点也没有。我认为，不经我同意，大不列颠议会就没有权力把手伸进我的衣袋里随便掏钱，正如不经你同意，我没有权力把手伸进你的衣袋里去随便掏钱一样。殖民地各州已经用一种坚定而庄重的方式向他们阐述过这个道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他们的“正义”有所期待呢？
1771年1月1日，华盛顿在给罗伯特·莫里斯等人的信中说得更清楚了：“我将时刻记住，是为了保卫自由我们才拿起武器；一旦获得自由，首先要弃置不用的也应该是武器。”
临危受命鞠躬尽瘁
第一次大陆会议是1774年9月召开的，那时战争尚未开始，大会只是向英王提交了请愿书。第二次大陆会议于1775年召开，大会正在开会之际，快骑传来了列克星敦爆发武装冲突的消息，战争已经开始了。这样，殖民地军队就需要一名总司令了。
当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马萨诸塞州萨缪尔·亚当斯和约翰·亚当斯堂兄弟认为，司令应当由弗吉尼亚人担任。这一方面是出于南北团结的考虑，另一个因素是因为弗吉尼亚是当初最大的一个殖民地，人口和面积都占第一。
华盛顿是大陆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之一。亚当斯兄弟议定华盛顿是最佳人选。据亚当斯在日记中叙述，督促代表们作出决定的功劳在于他。他从座位上站起来，简要而诚恳地说明了情况的危急性，接着动议应由大会接管坎布里奇的军队，并任命一位将军。他说：“在我心目中，只有一位先生适合于担任这个重要指挥职务，他是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先生，他现在就在大家当中，而且是我们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就他作为一名军官的才干和经验而论，就他的独立家财、巨大才能和整个卓越的品格而论，他能赢得全美洲的赞同，并且能把所有的殖民地团结起来，共同奋斗，胜过全邦联中的任何一个人。”就这样，华盛顿于1775年6月15日被大会推选为陆军将军兼总司令。
6月16日，华盛顿在会上作了发言。他说：“议长先生：虽然我深知此项任命所给予我的崇高荣誉，但我仍感到很不安，因为我的能力和我的军事经验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要职。鉴于议会的要求，我将承担这一重任，并愿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力。对于他们批准任命时杰出的证词，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为了避免误解，损及我的名誉，我请求在座的诸位先生记住，今天我在此诚心诚意地表明我认为自己不配享有给予我的荣誉，至于待遇，先生，请允许我向议会表明，对金钱的考虑是不能促使我牺牲家庭的舒适与幸福来接受这一艰巨的任务的，我也不想从中牟利，我将把一切开支如数入账。我相信他们会给予报销，这就是我的希望。”
从这里明显地看出，华盛顿事先根本不知道他会当司令；他在接受此职位时坚决不接受“支薪”，也就是说，他是纯粹地为国家服务。
6月18日，他写信给妻子说：
我最亲爱的：此际我正写信给你，要谈的事使我满怀难以言喻的忧虑。当我想到你将为此感到不安时，愈感忧心如焚。大陆会议已决定，为保卫美利坚事业所征集的全部军队，将由我指挥，而且我必须立即前往波士顿接受这一使命。
亲爱的帕齐，请你相信，这一职位并不是我自己去谋求的。我曾竭尽全力摆脱，不仅是由于我不愿离开你和我们全家，而且由于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确难以胜任。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过的岁月，那种真正的幸福要远远胜过我在异地他乡若干年后始能盼到的遥远的希望。但从事军役似已为命中注定，我希望，承担这一任务是天意要我达到某种良好的目的。从我的信中你想必已经看出我所担心的是无法摆脱这一职务，故未率然通知何日归来。原因即在于此。不接受这一任命，又要我的人格不受非议，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拒绝就会使我蒙受羞辱，给我的朋友带来痛苦，我相信这不可能，也不应该合乎你的意愿，而且必然会大大降低我对自己的评价。因此，我只有寄望于天命。我一直得到上天的慷慨仁慈的保佑，毫无疑问，我会在秋天平安地回到你的身边。战争的辛劳或危险不会给我带来痛苦，但一想到你一个人留在家中忧虑不安，我就感到难过。请求你务必要拿出你的全部毅力，尽可能过得愉快些。再没有什么比得知这一切，而且从你的亲笔信中得知这一切，能更使我感到欣慰了。我最真挚而热切的愿望就是你能妥善地安排生活，使自己心平气和，尽可能保持宁静，要是我得知你对我确实无法推卸的一切感到不满或有所抱怨，那只能使我更加不安。
生命总是无常的。趁着头脑清醒、心情平静，在力所能及时料理一下眼前的事务，每个谨慎的人都会认为是有必要的。我一到这里（因我离家前没有时间）就请彭德尔顿上校按我的口授为我起草了一份遗嘱，我现随信寄去。我如战死沙场，我希望我为你做的一切准备将使你感到满意。
就此搁笔，我还有几封信要写，盼代我向你的朋友们问好，并请你放心，亲爱的帕齐，最真诚的问候。
华盛顿没有上战场，就已经先立下了遗嘱，仅此一端，可见他的牺牲决心了。
6月19日，他又给朋友巴西特上校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我正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从此以后一路上可能再找不到友善的港湾。殖民地的同胞们一致要求我担任大陆军的指挥。接受这种荣誉并非我所向往，摆脱这种荣誉才是我的心愿。这固然因为我不愿离开我那平静的家庭之乐，也由于我深知自己既无能力又无经验，很难担当如此重大的职责。但是议会的偏爱，加上某些政治动机使我毫无选择的余地。愿上帝保佑，我接受这一职责会有利于我们的共同事业，不会由于我的无知而有损于我的名誉。我可以对以下三点作出保证：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如果这些都不能弥补能力和经验的不足，我们的事业就会有失败之虞，我个人的名誉也会扫地以尽，因为荣誉孕育于胜利之中。但我希望人们不要忘记，我现在的地位绝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愿望和手腕。因此，倘若根据我的判断，我已竭尽所能，即使是在最恶劣的情况下，我也会泰然自若，心安理得。
据另外有一个故事说，华盛顿在被提名为司令后，马上哭丧着脸对同僚帕特里克·亨利说：“我知道，从这一天起，便是我一生名誉降低和毁灭的开始。”
华盛顿的确有自知之明。他不是孙武子，不是拿破仑，更不是毛泽东。他算不上是一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今天美国盛行“教育总统”、“人权总统”一类名称，因此，华盛顿倒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品德总司令”。华盛顿依靠他的高尚品德，带动了乌合之众的美国军队，终于打败了正经八百的英国正规军。
华盛顿总司令上任不久，就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上层中间的人事纠葛，另一是在下层间的无纪律、无政府主义。
臂如，有一位约翰·托马斯将军，闹军阶问题，而有辞职之意，华盛顿便于1775年7月23日给了他这样一封信：
先生：在这样千钧一发之际，一位深受国家、军队信任的将领提出辞职，在我看来，无论对国家的事业还是对自己的名誉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这还未成为事实之前，我认为我有责任尽我最后的努力加以阻止。您的德性和您的理智则必须作出决定……但是，在我们这个事业中，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既非耀武扬威，亦非开疆拓土，而是为了保卫个人与国家利益中最高尚、珍贵的一切。毫无疑问，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可以为国效忠的岗位，都应被看作是无上的光荣。如果不出一个月，我们军队最高将领之间就龃龉不和，而为了解决不和必须全体离职，这对我们的敌人又将意味着什么样的胜利呢？如果在这样的时刻，面对这样的事业，那些微不足道的争论，不能服从整体的大利益，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夸耀美国人的团结精神和爱国主义？这些话在你身上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因为你是一个伟大美国的公民，而且你还是马萨诸塞海湾的一个居民。你本人的出生地和其他地区的美国人民，对于你的留任有一种特殊的、坚定的希望。依我看来，你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你至今为止仍然尊奉的公德和荣誉的原则，那你是不能拒绝这个要求的。如果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那它就应该得到支持。假如我们那些德高望重、经历非凡的先生们都不能克服竞争中的偏见，在危急关头贸然引退，那我们的事业怎么能得到支持呢？先生，我承认，你的正当要求和所作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绝不是绝无仅有的事——在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里，高尚的人都有理由作出同样的抱怨，但他们并没有为此而放弃公众的事业。他们以宽宏大量的精神压制心头的怒火，使得他们的敌人为自己的不公正的行为而感到羞愧。难道美国举不出这样宽宏大量的例子吗？为了你那正在流血的国家——你为之献身的土地——你们要求的宪章权力——想想那些已经为国捐躯的勇士们，我恳求你从头脑中忘掉那些可导致怨恨和失望的情绪。你的祖国会对你的功绩作出公正的裁决的……这个地区的士兵特别信任你，爱戴你——他们中间许多人不能理解你这一行动出于什么动机。如果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也有权仿效你而弃甲归田，后果将会是不堪设想的，而且是无可弥补的。根据军官、士兵间的个人关系，以及随着这种关系所产生的义务，我们有理由为此担心。
……对于您这样一个宽宏大量、谨慎周到的人来讲，这些考虑当然会有一定分量的。如果您的这一行动导致部队的分裂，如果美利坚的失败、毁灭归咎于您的明智和行为本可以阻止的那些措施，那您将怎样向您的国家和您自己的良心解释呢？
笔者认为，美国历史学家大大忽略了这封信，信虽然是给托马斯的，但它所提出的要求却正是华盛顿本人作为军人所身体力行的道德准则。
直接与华盛顿闹意见的则是副司令查尔斯·李将军。华盛顿于1776年冬，在纽约打了一个大败仗，人员损失约1/2，军需供应几乎全部丧失。幸亏英军统帅战略失误，没有紧追紧打，华盛顿得以率败军渡过特拉华河逃逸。为此，李十分瞧不起华盛顿，自以为他要比华盛顿高明。
不久，华盛顿多次令李率军南下助战，而李却置之不理，独自行动，结果竟在一次巡视中被英军活捉。英军乃得以从容地占领了美方首都费城。华盛顿也只好率残部扎营于离费城20多英里的福奇谷。
最后，通过交换战俘办法，李将军被交换了回来。华盛顿毫不责备，仍任他为副司令。1778年，费城占领军出于战略考虑，自动撤回纽约。华盛顿令李率5000人乘机追击。6月下旬的一天，华盛顿认为李已经开始攻击，他骑马往前线去视察，却碰到一些正在撤退的士兵，询问之下，获悉李已下令后撤，华盛顿不能控制自己，突然暴怒，他找到李，令他回去，华盛顿自己召集队伍，进行追击。但英国已快速撤退，只被消灭了一些士兵。华盛顿原定的阻击计划宣告失败。
事后，李不但不承认错误，还自诩保全了美军实力。他说他若作战，美军势将被击溃。军事法庭判定李犯了不服从命令之罪。但李继续发表文章，抨击华盛顿。
1779年7月29日，因李的事华盛顿写信给约瑟夫·李德说：“如果我曾以军事天才或经验丰富的军官自命，如果我曾经打出这样的招牌以取得我所荣获的司令职务，如果我就任以后专横独断，自以为是，如果我们遇到的挫折是由于我的固执与失误，我不仅理所当然地应该接受他的鞭笞或其他作者的谴责，也应遭到世人的唾弃。但众所周知，司令职务是以某种方式强加于我的。我接受任命，纯属勉强。因我深知由于种种原因，面临的局势错综复杂，进退维谷，以我的才能与经验指挥如此庞大的军事机器，实感力所不胜。我并未作过多的承诺，而我所作的承诺都已一一履行。这位先生如果嫉妒我的位置，认为我是他高升的障碍，我可郑重相告，我衷心向往的首先是解甲归田，重享家庭的闲逸与幸福。我一切努力均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且，为此目的役力劳心，已四年有余。唯既已从事军役，但求有利于国家。虽历经颠沛，往往非常人所能忍受，因此无日不以此自勉。”
1777年10月，美军在萨拉托加大败英军，迫英军全部投降。富兰克林一直在巴黎要求法王路易签订法美同盟条约，路易一直迟疑不决。但在萨拉托加消息传至巴黎后，路易乃下了决心，签订了同盟条约，而这一条约成了奠定美军胜利的不可少的基础。
不幸的是，萨拉托加的胜利却给华盛顿带来了节外生枝。以约翰·康韦少将为首的一小撮人，见到霍勒斯·盖茨将军取得萨拉托加胜利后，阴谋拥立盖茨来替代打败仗的华盛顿。有人将这一阴谋告知了华盛顿，盖茨十分恐慌，写信给华盛顿进行解释，并连续写了几次。
1778年2月14日，华盛顿在福奇谷给了盖茨这样一封回信：“先生，本月惠书昨日收到。我对争论的厌恶不亚于任何人。要不是我被迫参与这场争论的话，你是永远不会有机会指责我有丝毫爱争论的倾向的。既然你一再郑重声明你在我们来往信件所讨论的问题上没有任何令人不快的见解，我也愿意结束这一争论。我也像你一样希望从此以后再也不提这些事情，并且只要今后情况允许，就永远予以忘却。我的脾气是要同所有的人和好、和谐相处，我特别希望避免与那些同我一样为崇高的国家利益奋斗的人发生任何个人不和或分歧，因为一切这样的分歧，其后果必定是十分有害的。”
盖茨在萨拉托加之功，有一部分是他的，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偷他人之功为己功。华盛顿心胸宽阔，在争论后仍信任盖茨，但后来盖茨在卡姆登一役中，竟不战而逃，把全军置于不顾，为美国军人留下了可耻的一页。
当然，华盛顿的更多精力花在整顿军队纪律之上，他认为美方必须建立一支正规军才能战胜英军。他一直为此而奋斗。他在福奇谷接待了一位来自普鲁士的军人斯托本男爵，是斯托本把华盛顿的散漫士兵训练成了一支具有正规军纪律的可用的军队。
简单地说，福奇谷的训练和美法军事联盟的成立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而后者更为重要，因为若没有法国海军制伏英国海军，英国的军队就难被打败。
1780年，双方的战斗进入了戏剧化阶段。在美国南部战场上演出的这战争戏剧最后一幕的主角有5人，即英军统帅康沃利斯、美军统帅华盛顿，而其余3人都是法国人：拉斐特侯爵、罗香波伯爵和德葛拉斯海军上将。
康沃利斯在1780—1781年的冬季攻势给这一幕戏剧带来了结局。奇怪的是，在他说来这倒是极出色的攻势。他行动迅速，机智多谋。他和他的助手骑兵司令塔尔顿在坎姆登击败了盖茨，并予格林将军以重创。但他忽南忽北，始终没法消灭美军的抵抗。5月，他的部队进入弗吉尼亚，塔尔顿几乎活捉了州长托马斯·杰斐逊和州议会议员们。康沃利斯虽然灵活，但却无法解决由拉斐特和斯托本所率领的更为灵活的美军。最后他奔往弗吉尼亚的约克敦，企图与纽约的英军司令克林顿取得海上联系。他万万没有想到法国海军会切断这种联系。
华盛顿最初忍受了3年精神上的折磨，后来又忍受了3年物质上的艰辛。现在机会到来了。这机会是罗香波和德葛拉斯带来的。前者是一位和善的有才能的军人，率了5000名法军驻于新港；后者率领法国西印度群岛舰队，他宣布他的舰队和3000名陆军可立即供美方调遣。
华盛顿一方面制造假象，佯攻纽约，以防止克林顿驰援康沃利斯；一方面却调兵遣将急赴弗吉尼亚与法军配合。德葛拉斯抢先一步，封住了切萨皮克湾的口子，挡住了纽约的英国援军，这样华盛顿就得以关门打狗。1.7万名美法联军包围了约克敦，康沃利斯企图渡河逃至对岸，又天公不作美，狂风暴雨突然飞至。大势已去，康沃利斯不得不于1781年10月17日向华盛顿呈上了投降书。
英军的投降仪式有一种幽默风格，军乐队奏起了乐曲《世界翻了个个儿》，大队人马在乐曲中列队走步；按次放下了武器。这个乐曲的歌词酷似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学生爱唱的《古怪歌》，其中无非是说“公鸡下了蛋，狗儿抓老鼠”之类荒诞之事。
战争结束了，但真正的和平要到1783年9月大陆会议批准和约才算。
华盛顿开始了第二次的退隐生活。他的精神集中在3件他所喜爱的事上：第一件最使他引以为傲的是他的芒特弗农，即弗农山庄；第二件是农场业务；第三件是西部地区的开发。这3件事形成了同心圆的活动，使他毫无闲暇。
有权不恋世界第一
1787年，13个州的代表在费城召开制宪大会，华盛顿是弗吉尼亚代表之一，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宪法被各州批准后，华盛顿又在选举人团中以全体一致的票数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共和国总统。总统该怎样当？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如果我们拿当时打着革命旗号的拿破仑来比，就可知道华盛顿对人类的贡献了。号称革命的拿破仑不但做了皇帝，而且仍实行世袭，产生了所谓的拿破仑三世。
另有一件小事也值得一提，总统该怎样称呼呢？当时也曾争吵不休，但华盛顿决定接受最简单的称呼：总统先生。
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在纽约就职，并发表了如下的就职演说：
参、众两院的诸君们：
在人生的变迁际遇中，没有任何事比本月14日当天接受你们的传令，更令我焦虑不安。一方面，国家召唤着我，她的声音使我无法不从我的退隐处以尊敬和爱趋前去聆听；这是我以最挚爱的心情和坚决的意志，满怀希望所选择的退避所，为供晚年之用。由于爱好、习惯不断增加，健康随着岁月逐渐消损，寻觅一隐退处作为我晚年的庇护所，已是刻不容缓之事。另一方面，总统的职务是如此地强人所难，即便是对国内最明智、最富经验的贤明之士来说，也势必对这般的重任诚惶诚恐，时时考量自己是否合乎资格担此重任；更何况是我资质这般低劣的人，一旦担此重任，不得不特别小心自己的缺失，以免有辱重托。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我所能做的保证，便是尽量正确地评估每一种可能影响我职责的情况，来达成我应尽的职务。同时，如果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我过于沉溺往事、守旧消极，或者过于热衷这项人民所赋予我的职务，因而漠视了自己在面对这项重责大任时的无能与消极，则我希望我所犯的错误会因动机纯正而稍减，并且对这错误所造成的结果，国人能以同样的宽容来加以评断。
根据行政部门所据以成立的宪法条款，总统之职责是：“将其认为必要而且适宜之措施，推荐给诸位作为参考。”在这个你我相聚的隆重仪式中，我有机会引用你们赖以集会、施政、授权的宪法条文，来开始有关这主题的讨论。我建议若是能免去一些仪式上的繁文缛节及华丽而空虚的辞藻，代之以具体可行的建议措施，将更能配合这盛典的真正意义，也更能反映我此刻内心的激情。而那些赞扬与颂辞应该保留给所有拥有才华、正直及爱国心的人。也唯有从这些高贵的情操中，我见到了最确切的保证：第一，将不再有地域的偏见、歧见或党派倾轧，误导我们看护这个由各不同地区、不同利益所形成的伟大组合所应该具有的广阔又均等的眼光；第二，国策将奠基于个人道德纯净不变的原则之上，而且，自由政府将因其能够赢得民心、取得全球尊敬而显现出它的卓越性。我以种种满意的心情——热切爱国的情感所激发出的心情——仔细思量这幅远景，因为最完整的真理告诉我们：天责与自然过程中存在着不朽的结合——美德与幸福不可分，责任与利益不可分，诚实高洁政策的真正准则与民众繁荣幸福的实质回报不可分。我们应该相信：一个国家若漠视神所确立的秩序和公理的不朽法则，那么神的慈祥笑容不会眷顾那个国家；同时大家也认为：维护自由的圣火与维护共和政府的命运这两件事，全系于美国人的尝试能否成功而定。
华盛顿最后还提出了如下的要求：
在我第一次奉召为国效力之时，也正是国家为争取自由奋斗之时，我因职责所需而立意放弃金钱补偿。自从下此决心后，从未违背过，当时让我下此决心的意念现在仍敦促着我。因此，我必须恳求在我执政期间，预估执行我的职务所需的花费，应该就公益所需加以限制，以符合确实需要的开支。华盛顿当了8年总司令，未为自己赚进过一分钱，现在他又要依样画葫芦。但众议院并未接受他的请求，议决给他年薪2.5万美元。不过，这是大包干，而当时尚无白宫，总统得自租公馆，自行开销一切，所以2.5万美元也只能勉强应付，并不宽裕。
部长的年金只有3000—3500美元，若本人没有家产，则只能过勒紧裤带的生活。所以，华盛顿政府也是一个廉政的典范。这与中国历史截然不同，因此不可能产生李自成、洪秀全的入城腐化问题。原因是革命者本身有钱，对他们来讲，做官是赔本的生意。举例说，嗜财如命的帕特里克·亨利就拒绝过华盛顿的邀请，不愿意到首都去做国务卿。
华盛顿的第一个内阁，是众所承认的最优秀的人才组成的内阁，特别是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在政治哲学方面，汉、杰两人恰巧是针锋相对的敌手，前者主张高度的中央集权，后者主张充分的个人自由。两人之间的争吵从未停止过。不但如此，在外交上两人又是分道扬镳，前者主张亲英，后者主张亲法。因此，两人的争辩有时竟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华盛顿一直起着平衡的作用，他之所以坚持请这两位截然不同的人物入阁，正说明他目光远大，照顾全局，决不以他个人爱好为准，而唯以国家利益为重。
在第一届总统快任满时，华盛顿请詹姆斯·麦迪逊起草了一份“告别辞”，打算退休。但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坚请华盛顿留任，他们都以责任为重来游说华盛顿。只有别具匠心的麦迪逊独出心裁，他向华盛顿下了如此这般的说辞：我向您老人家保证，万一在第二任任上你有所不测，我们将向全国人民作证，你的连任绝不是出于你的野心，而是我们劝说你连任的。
这样，华盛顿又勉为其难，当了第二届总统。1793年3月4日，他在费城发表了连任就职演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简短的一次就职演说，全文如下：
同胞们：
我再度蒙受国人之召执行总统的职务，只要适当时机一到，我将会致力表现出我心中对这份殊荣及美国人民加诸我的信心所怀抱的深刻感受。
宪法规定在执行任何公务之前，须先行职前宣誓。而现在我在你们的面前宣誓：
在我执政期间，若企图或故意触犯指令，除蒙受宪法惩罚外，将接受在场所有见证人的严厉谴责。
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终于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告别演说”，他说：
各位朋友和同胞：
我们重新选举一位公民来主持美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已为期不远。此时此刻，大家必须运用思想来考虑把这一重任付托给谁。因此，我觉得我现在应向大家声明，尤其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使公众意见获得更为明确的表达，那就是我已下定决心，谢绝将我列为候选人……
关于我最初负起这个艰巨职责时的感想，我已经在适当的场合说过了。现在辞掉这一职责时，我要说的仅仅是，我已经诚心诚意地为这个政府的组织和行政，贡献了我这个判断力不足的人的最大力量。就任之初，我并非不知我的能力薄弱，而且我自己的经历更使我缺乏自信。这在别人看来，恐怕更是如此。年事日增，使我越来越认为，退休是必要的，而且是会受欢迎的。我确信，如果有任何情况促使我的服务具有特别价值，那种情况也只是暂时的；所以我相信，按照我的选择并经慎重考虑，我应当退出政坛，而且，爱国心也容许我这样做，这是我引以为慰的……
讲到这里，我似乎应当结束讲话。但我对你们幸福的关切，虽于九泉之下也难以割舍。由于关切，自然对威胁你们幸福的危险忧心忡忡。这种心情，促使我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提出一些看法供你们严肃思考，并建议你们经常重温。这是我深思熟虑和仔细观察的结论，而且在我看来，对整个民族的永久幸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你们的心弦与自由丝丝相扣，因此用不着我来增强或坚定你们对自由的热爱。
有一种意见，认为自由国家中的政党，是对政府施政的有效牵制，有助于发扬自由精神。在某种限度内，这大概是对的。在君主制的政府下，人民基于爱国心，对于政党精神即使不加袒护，亦会颇为宽容。但在民主性质的纯属选任的政府下，这种精神是不应予以鼓励的。从其自然趋势看来，可以肯定，在每一种有益的目标上，总是不乏这种精神的。但这种精神常有趋于过度的危险，因此应当用舆论的力量使之减轻及缓和。它是一团火，我们不要熄灭它，但要一致警惕，以防它火焰过大，变成了不是供人取暖，而是贻害于人。
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事，就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思想习惯，应当做到使那些负责行政的人保持警惕，把各自的权力局限于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在行使一个部门的权力时，应避免侵犯另一个部门的权限。这种越权精神倾向于把所有各部门的权力集中于某一部门，因而造成一种真正的专制主义，姑不论其政府的形式如何……如果民意认为，宪法上的权限之分配或修改，在某方面是不对的，我们应当照宪法所规定的办法予以修改。但我们不可用篡权的方式予以更改；因为这种方法，可能在某一件事上是有效的手段，但自由政府也常会被这种手段毁灭。所以使用这种方法，有时虽然可以得到局部的或一时的好处，但此例一开，一定抵不过它所引起的永久性危害的。
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精神意识和风俗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一个竭力破坏人类幸福的伟大支柱——人类与公民职责的最坚强支柱——的人，却妄想别人赞他爱国，必然是白费心机的。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尊敬和爱护宗教与道德。宗教与道德同个人福利以及公共福利的关系，即使写一本书也说不完。我们只要简单地问，如果宗教责任感不存在于法院赖以调查事件的宣誓中，那么，哪能谈得上财产、名誉和生命的安全呢？而且我们也不可耽于幻想，以为道德可不靠宗教而维持下去。高尚的教育，对于特殊构造的心灵，尽管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道德观念仍能普遍存在。
有一句话大体上是不错的，那就是：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这条准则可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每一种类型的自由政府。凡是自由政府的忠实朋友，对于足以动摇它组织基础的企图，谁能熟视无睹呢？因此，请大家把普遍传播知识的机构当作最重要的目标来加以充实提高。政府组织给舆论以力量，舆论也应相应地表现得更有见地，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对所有国家遵守信约和正义，同所有国家促进和平与和睦。宗教和道德要求我们这样做。难道明智的政策不是一样要求这样做吗？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总是尊奉崇高的正义和仁爱精神的民族，为人类树立高尚而崭新的典范，那我们便不愧为一个自由的、开明的，而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变得伟大的国家。如果我们始终如一地坚持这种方针，可能会损失一些暂时的利益，但是谁会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变迁，收获将远远超过损失呢？难道苍天没有将一个民族的永久幸福和它的品德联系在一起吗？至少，每一种使人性变得崇高的情操都甘愿接受这种考验。万一考验失败，这是否是由人的恶行造成的呢？
在实行这种方针时，最要紧的，乃是不要对某些国家抱着永久而固执的厌恶心理，而对另一些国家则热爱不已；应当对所有国家都培养公正而友善的感情。一个国家，如果习于对其他国家恶此喜彼，这个国家便会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奴隶；或为敌意的奴隶，或为友情的奴隶，随便哪一种都足以将它引离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利益。一国对于另一国心存厌恶，两国便更易于彼此侮辱和互相伤害，更易于因小故而记恨，并且在发生偶然或细琐的争执时，也易于变得骄狂不羁和难以理喻。
……须时时谨记，一国向他国索求无私的恩惠是愚蠢的；要记住，为了得到这种性质的恩惠，它必须付出它的一部分独立为代价；要记住，接受此类恩惠，会使本身处于这样的境地：自己已为那微小的恩惠付出同等的代价，但仍被谴责为忘恩负义，认为付得不够。期待或指望国与国之间有真正的恩惠，实乃最严重的错误。这是一种幻想，而经验必可将其治愈，正直的自尊心必然会将其摈弃……
虽然在检讨本人任期内的施政时，我未发觉有故意的错误，但是我很明白我的缺点，并不以为我没有犯过很多错误。不管这些错误是什么，我恳切地祈求上帝免除或减轻这些错误所可能产生的恶果。而且我也将怀着一种希望，愿我的国家永远宽恕这些错误；我秉持正直的热忱，献身为国家服务，已经45年，希望我因为能力薄弱而犯的过失，会随着我不久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我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均须仰赖祖国的仁慈，我爱祖国，并受到爱国之情的激励，这种感情，对于一个视祖国为自己及历代祖先的故土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以欢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实现的退休之后，我将与我的同胞们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下完善的法律的温暖——这是我一直衷心向往的目标，并且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相互关怀、共同努力和赴汤蹈火的优厚酬报。
1797年3月，华盛顿回到了他心爱的芒特弗农。但他的退休生活只过了3年。有一天，他骑马巡视他的农场，得了重感冒，也有说是急性喉炎，于1799年12月14日不治身死，享年67岁。
他就葬在芒特弗农的后院，今天的旅游者仍然可以在那里看到他那座简单朴素的坟墓。
历史学家索尔·帕多弗在《华盛顿传》中对华盛顿有如下评价：
英国对人类世界的最大贡献是莎士比亚的诗文；
“美国对人类世界的最大贡献是华盛顿的品德。”
华盛顿真的不能被超过吗？答案恐怕是：“也许。”
乔治·华盛顿
美国革命元老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曾发表书面演说说道：“世间有两种强烈爱好对人间事发生着强有力的影响。这就是雄心和贪心，也就是爱权和爱财。如果把它们拆开，那么，这两爱中之任何一爱都可以成为推动人们发挥干劲的一种强大力量。但如果把两者作为推动力而联结在一起，那么，它们就会对许许多多人产生最猛烈的效果。对这些人而言，如果他们看到某一位置既能带来荣誉，又会带来钱财，他们就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谋取这样一个位置。”
华盛顿恰巧是跳出了富兰克林所划的这两个圈子的人。
在近代世界中，还没有找到任何掌有实权的国家领导人能像华盛顿那样完完全全出于自愿和出于主动地急着要求退隐。
英国前首相格拉德斯通曾说：“如果在历史献给最高贵、最纯洁的政治家的纪念碑中，有一座其高非别的所能伦比的，而且有人问我，谁最配得上这一无上的荣誉，那么，在过去45年中的任何时间，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个人——华盛顿。”
热衷功名无遑他顾
在美国与在世界各地一样也有吹捧家。第一个为华盛顿作传记的人是一位牧师，名叫威姆斯。他的书再版了好几十次，这书最初的时候是一本薄书，最后却成了一本厚书，因为每再版一次，威姆斯就加上一点新“材料”。他所制造的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华盛顿在幼年时诚实无比，向父亲自报砍断了一株樱桃树。笔者在小学时代就从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上读到过这个故事。但现代历史学家已证明威姆斯的好些故事都是编造的，根本不是事实。
1732年2月22日乔治·华盛顿生于弗吉尼亚的波普斯溪，他是他父亲的续弦夫人的第一个儿子，他有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他父亲是一名庄园主，拥有约一万英亩土地。华盛顿11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由其兄劳伦斯当家。劳伦斯比乔治大14岁，很有当父辈的资格。更幸运的是，他们两人间的关系竟非常融洽，这给乔治以后的发展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乔治的两个哥哥都被送往英国留学。但乔治却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他甚至连本州的威廉和玛丽学院都没有上，据说是他母亲不愿让乔治离开自己身边。因此，他的文化程度，用中国标准来说，仅仅是初中水平。17岁那年，乔治开始进入社会，充任了一名小小的土地测量员。但劳伦斯给他带来了机会。劳伦斯留学回国后在英国海军上将弗农的西印度海军中任上尉。由于崇拜弗农，劳伦斯就把自己的山庄取名为弗农山庄，又译为芒特弗农。
但劳伦斯不幸早逝，他留下遗嘱，规定把财产留给一名小孤儿，万一孤儿有不幸，则转给乔治。结果，劳伦斯死后不久，那婴孩也死了，乔治便获得了一大笔财产。
弗农山庄本来归嫂子所有，但嫂子再嫁，乔治乘机租用，后来又取得了全部主权，成为真正的弗农山庄主人。
不但如此，乔治还上书总督，要求继任劳伦斯的军衔，结果于1752年11月被任命为弗吉尼亚民军少校，从此他立志以军功来争取自己的前程。
18世纪50年代，法国在美洲还有相当的势力，法军派兵进占俄亥俄河流域，设立堡垒。弗吉尼亚副总督丁惠迪写了一封抗议信，华盛顿自告奋勇，愿只身前往送信。他带了一名向导，一名法语译员。这是非常艰苦的行程，天气又非常之坏。他经历了许多危难，终于把信交给了法国公牛堡垒的守军司令，并带了回信，返归威廉斯堡，又应丁惠迪之命，写了一个报告。丁惠迪将报告印行，在伦敦两个刊物上转载。于是，华盛顿第一次为自己树立了声名。
1754年，丁惠迪下令组织一支人马赴俄亥俄地区防守边疆，他任命华盛顿为副司令，华盛顿带了约150人，从亚历山大出发，沿波托马克河而上，最后进入蒙诺加希拉荒凉地区。行程非常困难，但他仍然前进，经大草原，到桂冠山脉，这时，探子来报，附近有法军。第二天，华盛顿不经宣战，向法军偷袭，杀死敌军10人，俘20人。适逢司令病逝，华盛顿立即晋升为上校。不久法军已准备好报仇，华盛顿把部队退至大草原，赶筑命运堡垒。法军大批涌至，把华盛顿团团包围。华盛顿只好挂白旗投降，且在投降书上签了名。
这里发生了一起翻译误会。投降书上的法文原文指责对方谋杀了几名法国人，但华盛顿的译员是荷兰人，只有洋泾浜法语水平，所以把谋杀译为杀死。华盛顿当然没有发现问题。事后，法国人把法文投降书公之于众，伦敦人士看到华盛顿竟承认谋杀，不胜气愤。但丁惠迪完全原谅了华盛顿，他知道这事只能怪翻译，不能怪华盛顿。
1755年，英国派布雷多克将军率正规军征讨法军及其印第安同盟。正规军不承认华盛顿的上校军衔，所以他只以志愿军身份参加了布雷多克的参谋班子。布雷多克采用英军的正规进军方式，机械地行军。华盛顿提醒布雷多克应提防印第安人的偷袭，但布雷多克十分骄傲，认为印第安人只能吓唬民军，他的正规军是不怕的。结果，果真中了埋伏，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英军大败，布雷多克重伤殒命，华盛顿落得个死里逃生。
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靠了全能的上帝的旨意，我可以平安归来，的确是超乎人力之所能，出乎人们意料，因为我的外衣就被4发子弹穿透，我的坐骑有两匹被打死，在我周围的战友纷纷倒下的时候，我却安然无恙，说来真是太丢脸了，我们被一小批微不足道的敌人打败了。”
这次失败，华盛顿当然毫无责任，相反，他还获得了英勇作战的美名。他回家后就被任命为弗吉尼亚民军总司令，时年23岁。
从信函中可以看出，青年华盛顿的生活重心就是想依靠军功，获得升迁。
1757年，他上书丁惠迪说：“我不否认我有缺点，也许有很多的缺点。如果我不自量力地自认十全十美，那不但世人，就是我自己，也会觉得我是虚浮浅薄的。不过有一点我知道，而且也最引以为慰的是，没有一个从事公职的人，能像我那般诚实地、热心地为国家利益执行所托付给他的任务。”
同年，他还对代替布雷多克的英军司令劳顿将军说：“我虽然尚未受知于勋爵阁下，但早已久仰勋爵大名，并深深钦佩阁下为英皇陛下在世界各处所立下的功勋。勋爵大人幸勿误会我在奉承。尽管我极敬仰阁下的人格和地位，我却毫无谄谀之意。卑职的性格一向是诚实朴素的。”
“至于卑职本人，倘若布雷多克将军今仍在世，则卑职当早已升迁。布雷多克将军曾亲口允承此事，以他的诚恳和度量，当不至徒作空言。”
但华盛顿并没有采用任何不正当的手段来谋求发迹，他的唯一手段就是努力苦干。这一点对他后来出任革命军总司令后的治军心态很有影响，因为他自己是过来人，所以他严格执行了以功论赏的办法。华盛顿作为司令和总统，从来没有干过走后门和拉关系这样的不正派事情，举例说，华盛顿的弟弟们从来没有因他的关系获得一官半职。
1758年，他在本县获选议员，而且又订了婚，所以准备辞军职以成家。但手下的军官们联名上书，竭力挽留。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失去那么能干的司令、诚恳的友人和亲切的同伴，其失望之情，是不难理解的。当我们想到我们不幸的国家所将受到的同样尤可补偿的损失时，我们心中的悲哀更无可掩饰了。我们国家哪里去找更有军事经验、更富于爱国心和勇气、更有操守德行的人呢？阁下一天在职，就能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决心与热忱，不顾一切危难艰辛，在我们所敬爱者的领导下，完成我们的任务。
这封信证明华盛顿对部下的确拥有真实的威信。如果一定要抓辫子，倒也有一个。那就是他痛恨无纪律的士兵，特别是开小差的人。他曾绞死了两名逃犯，并对另一些开小差者施以鞭打。但即使在他任革命军总司令期间，也始终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开小差问题。
家业兴旺得思兼善
中国的农民革命似乎有一条规律。农民总是被剥削得没吃没穿，活不下去了，官逼民反，才不得不反。美国的革命却是另外一种情景，领导革命的人几乎都是丰衣足食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士绅。
著名的革命家帕特里克·亨利有一句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来美国革命的目的，或至少主要的目的，是反对奴役，而不是反对剥削。而奴役的定义是：强迫我做我没有同意的事。
华盛顿于1758年年底辞军职，1759年1月与富孀玛莎·寇蒂斯结婚。华盛顿本来已是一名富翁，他的妻子现在又带来了17438英亩土地与4.5万英镑现款（其中一部分属玛莎与前夫所生的子女）。华盛顿一生都没有生育，他把玛莎的儿女视如己出，但玛莎的女儿10多岁就死了，儿子也只活到30多岁。就这一点而言，他的家庭是不幸的。但有个别历史学家却说，因为上帝要让华盛顿当全国人民的父亲，所以没有赐他以儿女。
既然如此富有，华盛顿的生活当然是相当富裕的，不但是黑奴满堂，而且骏马满厩，宾客满门。
不过，华盛顿绝不是财迷心窍。应当说他是一位乐善好施者。这里有一封他1769年1月29日写给一位穷朋友的信，很有意思：
亲爱的先生：最近一再听到你称赞泽西学院，好像你有意将你的儿子威廉（听说他年轻好学，愿意终身从事学术工作，这一志向不仅可促进他本人的幸福，而且还可为别人造福）送往该院学习。如果你不反对，我将乐于负担他的教育费用。假如你能尽快在你认为方便的时刻送他上学，我可每年资助25镑现行货币，直到他完成学业。如果我能活着看到他学业的完成，规定的数目将按年付给。如果我在此期间去世，此信将使我的继承人或遗嘱执行人承担义务，按照本信的意旨行事。此项资助不指望也不愿意得到偿还，唯一的希望是接受者和资助者一样，都是出自好意，无拘无束。你也不要从施恩的观点来看待或提及此事。请你相信，我是绝对不会张扬的。
更重要的是，华盛顿不是一个守成的人，他还要去西部开拓，他要到宣告线以西去搞土地“投机”，投机这个词在中文一般是贬义，但在那时的美国，Speculation还带有冒险精神的含义，包括富兰克林，也是搞土地投机的。
宣告线是1763年英王宣布的，它不许殖民地人民超过宣告线圈土地。但华盛顿在1767年9月给了他朋友克劳福德一封信，请他在线外搞土地，信中说：“我建议和你共同去取得某些最有价值的土地……我要说句私房话，我认为那条线只不过是暂时性的。”1754年时，丁惠迪曾答应给边防军20万英亩作奖励，华盛顿在1769年终于想法圈到了这20万英亩，他本人以上校资格分到1.5万英亩，并且又从别人手中购进5600英亩。
这样一位大地主为什么要革命？有些评论家认为华盛顿的财富来自农产品，对英国而言，他要吃剪刀差之亏，所以他要革命。
不错，华盛顿是在农产品上吃了亏的，但这种亏他吃之甚久，他在这方面的抱怨虽然不能成书，但大概可成小册子。不过他从来没有想到革命，甚至1773年波士顿毁茶派倾倒茶叶时，他还表示不支持毁茶活动。
华盛顿的革命思想是从参加政治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他的世交费尔法克斯家族是保皇派，他不可能从他们那里获得革命思想，但他政治上的朋友和乔治·梅森等却是“左派”，他经常与他们接触，同时还经常获得来自北方的信息。于是，争取自由的思想逐渐进入了他的脑袋。
有一些信件可以证明华盛顿之反英主要是出于反对奴役而不是反对获取利润。
1769年4月5日，华盛顿在给梅森的信中说：
当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颠老爷们必欲将我们的自由剥夺殆尽而后快的时候，采取某些措施以防毒手，而保卫我们得自祖先的自由，似属势在必行。但以何种方式行事始能有效，尚有争议。
为了保卫与我们生命的一切息息相关的无限宝贵的天赋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这就是我直截了当的意见。但我想补充一点，武器……应该是最后手段，就是最后一件法宝。向国王请愿，向议会陈诉，据说都已无济于事。抵制他们的商品，断绝他们的贸易，能在何种程度上使他们回心转意、重视我们的权利，尚待一试。
1774年7月20日，华盛顿在给他的保皇派朋友费尔法克斯信中说：亲爱的先生：关于以何种方式击败（废除）这一遭到激烈抨击而且应该遭到抨击的法案，你我的意见有很大分歧，这一点我将毫不犹豫地承认。
……先生，我们所反对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课税过重而反对缴纳每磅3便士的茶税吗？不，不是这样，我们所一直反对的并不是别的，而是英国对我们的课税权。为达到此目的，我们曾以一般臣民所能做到的卑顺恭敬的方式向英皇陛下请愿。不仅如此，我们还曾按两院不同的法律职能向上、下议院申诉，说明作为英国人，我们宪法权利的最根本及最宝贵的部分不应被剥夺。既然我们现在所反对的就是这种课税权，事实上也确是如此。那么，他们为什么设想，现在行使这种权力不会像以前那样令人憎恨呢？
如果我对大不列颠国会是否有权不经我们同意就向我们课税一事还有所怀疑不敢肯定的话，我将欣然同意你的意见，即请愿，而且只有请愿，才是唯一可行的获得救助的道路。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只是乞求恩惠，而不是要求权利。这种权利，按我的看法，是自然法和宪法赋予我们的不容置疑的权利。照你的想法，我还会把超过请愿的任何步骤看作犯罪；但你这种想法，我一点也没有。我认为，不经我同意，大不列颠议会就没有权力把手伸进我的衣袋里随便掏钱，正如不经你同意，我没有权力把手伸进你的衣袋里去随便掏钱一样。殖民地各州已经用一种坚定而庄重的方式向他们阐述过这个道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他们的“正义”有所期待呢？
1771年1月1日，华盛顿在给罗伯特·莫里斯等人的信中说得更清楚了：“我将时刻记住，是为了保卫自由我们才拿起武器；一旦获得自由，首先要弃置不用的也应该是武器。”
临危受命鞠躬尽瘁
第一次大陆会议是1774年9月召开的，那时战争尚未开始，大会只是向英王提交了请愿书。第二次大陆会议于1775年召开，大会正在开会之际，快骑传来了列克星敦爆发武装冲突的消息，战争已经开始了。这样，殖民地军队就需要一名总司令了。
当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马萨诸塞州萨缪尔·亚当斯和约翰·亚当斯堂兄弟认为，司令应当由弗吉尼亚人担任。这一方面是出于南北团结的考虑，另一个因素是因为弗吉尼亚是当初最大的一个殖民地，人口和面积都占第一。
华盛顿是大陆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之一。亚当斯兄弟议定华盛顿是最佳人选。据亚当斯在日记中叙述，督促代表们作出决定的功劳在于他。他从座位上站起来，简要而诚恳地说明了情况的危急性，接着动议应由大会接管坎布里奇的军队，并任命一位将军。他说：“在我心目中，只有一位先生适合于担任这个重要指挥职务，他是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先生，他现在就在大家当中，而且是我们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就他作为一名军官的才干和经验而论，就他的独立家财、巨大才能和整个卓越的品格而论，他能赢得全美洲的赞同，并且能把所有的殖民地团结起来，共同奋斗，胜过全邦联中的任何一个人。”就这样，华盛顿于1775年6月15日被大会推选为陆军将军兼总司令。
6月16日，华盛顿在会上作了发言。他说：“议长先生：虽然我深知此项任命所给予我的崇高荣誉，但我仍感到很不安，因为我的能力和我的军事经验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要职。鉴于议会的要求，我将承担这一重任，并愿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力。对于他们批准任命时杰出的证词，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为了避免误解，损及我的名誉，我请求在座的诸位先生记住，今天我在此诚心诚意地表明我认为自己不配享有给予我的荣誉，至于待遇，先生，请允许我向议会表明，对金钱的考虑是不能促使我牺牲家庭的舒适与幸福来接受这一艰巨的任务的，我也不想从中牟利，我将把一切开支如数入账。我相信他们会给予报销，这就是我的希望。”
从这里明显地看出，华盛顿事先根本不知道他会当司令；他在接受此职位时坚决不接受“支薪”，也就是说，他是纯粹地为国家服务。
6月18日，他写信给妻子说：
我最亲爱的：此际我正写信给你，要谈的事使我满怀难以言喻的忧虑。当我想到你将为此感到不安时，愈感忧心如焚。大陆会议已决定，为保卫美利坚事业所征集的全部军队，将由我指挥，而且我必须立即前往波士顿接受这一使命。
亲爱的帕齐，请你相信，这一职位并不是我自己去谋求的。我曾竭尽全力摆脱，不仅是由于我不愿离开你和我们全家，而且由于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确难以胜任。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过的岁月，那种真正的幸福要远远胜过我在异地他乡若干年后始能盼到的遥远的希望。但从事军役似已为命中注定，我希望，承担这一任务是天意要我达到某种良好的目的。从我的信中你想必已经看出我所担心的是无法摆脱这一职务，故未率然通知何日归来。原因即在于此。不接受这一任命，又要我的人格不受非议，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拒绝就会使我蒙受羞辱，给我的朋友带来痛苦，我相信这不可能，也不应该合乎你的意愿，而且必然会大大降低我对自己的评价。因此，我只有寄望于天命。我一直得到上天的慷慨仁慈的保佑，毫无疑问，我会在秋天平安地回到你的身边。战争的辛劳或危险不会给我带来痛苦，但一想到你一个人留在家中忧虑不安，我就感到难过。请求你务必要拿出你的全部毅力，尽可能过得愉快些。再没有什么比得知这一切，而且从你的亲笔信中得知这一切，能更使我感到欣慰了。我最真挚而热切的愿望就是你能妥善地安排生活，使自己心平气和，尽可能保持宁静，要是我得知你对我确实无法推卸的一切感到不满或有所抱怨，那只能使我更加不安。
生命总是无常的。趁着头脑清醒、心情平静，在力所能及时料理一下眼前的事务，每个谨慎的人都会认为是有必要的。我一到这里（因我离家前没有时间）就请彭德尔顿上校按我的口授为我起草了一份遗嘱，我现随信寄去。我如战死沙场，我希望我为你做的一切准备将使你感到满意。
就此搁笔，我还有几封信要写，盼代我向你的朋友们问好，并请你放心，亲爱的帕齐，最真诚的问候。
华盛顿没有上战场，就已经先立下了遗嘱，仅此一端，可见他的牺牲决心了。
6月19日，他又给朋友巴西特上校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我正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从此以后一路上可能再找不到友善的港湾。殖民地的同胞们一致要求我担任大陆军的指挥。接受这种荣誉并非我所向往，摆脱这种荣誉才是我的心愿。这固然因为我不愿离开我那平静的家庭之乐，也由于我深知自己既无能力又无经验，很难担当如此重大的职责。但是议会的偏爱，加上某些政治动机使我毫无选择的余地。愿上帝保佑，我接受这一职责会有利于我们的共同事业，不会由于我的无知而有损于我的名誉。我可以对以下三点作出保证：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如果这些都不能弥补能力和经验的不足，我们的事业就会有失败之虞，我个人的名誉也会扫地以尽，因为荣誉孕育于胜利之中。但我希望人们不要忘记，我现在的地位绝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愿望和手腕。因此，倘若根据我的判断，我已竭尽所能，即使是在最恶劣的情况下，我也会泰然自若，心安理得。
据另外有一个故事说，华盛顿在被提名为司令后，马上哭丧着脸对同僚帕特里克·亨利说：“我知道，从这一天起，便是我一生名誉降低和毁灭的开始。”
华盛顿的确有自知之明。他不是孙武子，不是拿破仑，更不是毛泽东。他算不上是一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今天美国盛行“教育总统”、“人权总统”一类名称，因此，华盛顿倒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品德总司令”。华盛顿依靠他的高尚品德，带动了乌合之众的美国军队，终于打败了正经八百的英国正规军。
华盛顿总司令上任不久，就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上层中间的人事纠葛，另一是在下层间的无纪律、无政府主义。
臂如，有一位约翰·托马斯将军，闹军阶问题，而有辞职之意，华盛顿便于1775年7月23日给了他这样一封信：
先生：在这样千钧一发之际，一位深受国家、军队信任的将领提出辞职，在我看来，无论对国家的事业还是对自己的名誉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这还未成为事实之前，我认为我有责任尽我最后的努力加以阻止。您的德性和您的理智则必须作出决定……但是，在我们这个事业中，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既非耀武扬威，亦非开疆拓土，而是为了保卫个人与国家利益中最高尚、珍贵的一切。毫无疑问，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可以为国效忠的岗位，都应被看作是无上的光荣。如果不出一个月，我们军队最高将领之间就龃龉不和，而为了解决不和必须全体离职，这对我们的敌人又将意味着什么样的胜利呢？如果在这样的时刻，面对这样的事业，那些微不足道的争论，不能服从整体的大利益，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夸耀美国人的团结精神和爱国主义？这些话在你身上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因为你是一个伟大美国的公民，而且你还是马萨诸塞海湾的一个居民。你本人的出生地和其他地区的美国人民，对于你的留任有一种特殊的、坚定的希望。依我看来，你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你至今为止仍然尊奉的公德和荣誉的原则，那你是不能拒绝这个要求的。如果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那它就应该得到支持。假如我们那些德高望重、经历非凡的先生们都不能克服竞争中的偏见，在危急关头贸然引退，那我们的事业怎么能得到支持呢？先生，我承认，你的正当要求和所作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绝不是绝无仅有的事——在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里，高尚的人都有理由作出同样的抱怨，但他们并没有为此而放弃公众的事业。他们以宽宏大量的精神压制心头的怒火，使得他们的敌人为自己的不公正的行为而感到羞愧。难道美国举不出这样宽宏大量的例子吗？为了你那正在流血的国家——你为之献身的土地——你们要求的宪章权力——想想那些已经为国捐躯的勇士们，我恳求你从头脑中忘掉那些可导致怨恨和失望的情绪。你的祖国会对你的功绩作出公正的裁决的……这个地区的士兵特别信任你，爱戴你——他们中间许多人不能理解你这一行动出于什么动机。如果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也有权仿效你而弃甲归田，后果将会是不堪设想的，而且是无可弥补的。根据军官、士兵间的个人关系，以及随着这种关系所产生的义务，我们有理由为此担心。
……对于您这样一个宽宏大量、谨慎周到的人来讲，这些考虑当然会有一定分量的。如果您的这一行动导致部队的分裂，如果美利坚的失败、毁灭归咎于您的明智和行为本可以阻止的那些措施，那您将怎样向您的国家和您自己的良心解释呢？
笔者认为，美国历史学家大大忽略了这封信，信虽然是给托马斯的，但它所提出的要求却正是华盛顿本人作为军人所身体力行的道德准则。
直接与华盛顿闹意见的则是副司令查尔斯·李将军。华盛顿于1776年冬，在纽约打了一个大败仗，人员损失约1/2，军需供应几乎全部丧失。幸亏英军统帅战略失误，没有紧追紧打，华盛顿得以率败军渡过特拉华河逃逸。为此，李十分瞧不起华盛顿，自以为他要比华盛顿高明。
不久，华盛顿多次令李率军南下助战，而李却置之不理，独自行动，结果竟在一次巡视中被英军活捉。英军乃得以从容地占领了美方首都费城。华盛顿也只好率残部扎营于离费城20多英里的福奇谷。
最后，通过交换战俘办法，李将军被交换了回来。华盛顿毫不责备，仍任他为副司令。1778年，费城占领军出于战略考虑，自动撤回纽约。华盛顿令李率5000人乘机追击。6月下旬的一天，华盛顿认为李已经开始攻击，他骑马往前线去视察，却碰到一些正在撤退的士兵，询问之下，获悉李已下令后撤，华盛顿不能控制自己，突然暴怒，他找到李，令他回去，华盛顿自己召集队伍，进行追击。但英国已快速撤退，只被消灭了一些士兵。华盛顿原定的阻击计划宣告失败。
事后，李不但不承认错误，还自诩保全了美军实力。他说他若作战，美军势将被击溃。军事法庭判定李犯了不服从命令之罪。但李继续发表文章，抨击华盛顿。
1779年7月29日，因李的事华盛顿写信给约瑟夫·李德说：“如果我曾以军事天才或经验丰富的军官自命，如果我曾经打出这样的招牌以取得我所荣获的司令职务，如果我就任以后专横独断，自以为是，如果我们遇到的挫折是由于我的固执与失误，我不仅理所当然地应该接受他的鞭笞或其他作者的谴责，也应遭到世人的唾弃。但众所周知，司令职务是以某种方式强加于我的。我接受任命，纯属勉强。因我深知由于种种原因，面临的局势错综复杂，进退维谷，以我的才能与经验指挥如此庞大的军事机器，实感力所不胜。我并未作过多的承诺，而我所作的承诺都已一一履行。这位先生如果嫉妒我的位置，认为我是他高升的障碍，我可郑重相告，我衷心向往的首先是解甲归田，重享家庭的闲逸与幸福。我一切努力均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且，为此目的役力劳心，已四年有余。唯既已从事军役，但求有利于国家。虽历经颠沛，往往非常人所能忍受，因此无日不以此自勉。”
1777年10月，美军在萨拉托加大败英军，迫英军全部投降。富兰克林一直在巴黎要求法王路易签订法美同盟条约，路易一直迟疑不决。但在萨拉托加消息传至巴黎后，路易乃下了决心，签订了同盟条约，而这一条约成了奠定美军胜利的不可少的基础。
不幸的是，萨拉托加的胜利却给华盛顿带来了节外生枝。以约翰·康韦少将为首的一小撮人，见到霍勒斯·盖茨将军取得萨拉托加胜利后，阴谋拥立盖茨来替代打败仗的华盛顿。有人将这一阴谋告知了华盛顿，盖茨十分恐慌，写信给华盛顿进行解释，并连续写了几次。
1778年2月14日，华盛顿在福奇谷给了盖茨这样一封回信：“先生，本月惠书昨日收到。我对争论的厌恶不亚于任何人。要不是我被迫参与这场争论的话，你是永远不会有机会指责我有丝毫爱争论的倾向的。既然你一再郑重声明你在我们来往信件所讨论的问题上没有任何令人不快的见解，我也愿意结束这一争论。我也像你一样希望从此以后再也不提这些事情，并且只要今后情况允许，就永远予以忘却。我的脾气是要同所有的人和好、和谐相处，我特别希望避免与那些同我一样为崇高的国家利益奋斗的人发生任何个人不和或分歧，因为一切这样的分歧，其后果必定是十分有害的。”
盖茨在萨拉托加之功，有一部分是他的，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偷他人之功为己功。华盛顿心胸宽阔，在争论后仍信任盖茨，但后来盖茨在卡姆登一役中，竟不战而逃，把全军置于不顾，为美国军人留下了可耻的一页。
当然，华盛顿的更多精力花在整顿军队纪律之上，他认为美方必须建立一支正规军才能战胜英军。他一直为此而奋斗。他在福奇谷接待了一位来自普鲁士的军人斯托本男爵，是斯托本把华盛顿的散漫士兵训练成了一支具有正规军纪律的可用的军队。
简单地说，福奇谷的训练和美法军事联盟的成立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而后者更为重要，因为若没有法国海军制伏英国海军，英国的军队就难被打败。
1780年，双方的战斗进入了戏剧化阶段。在美国南部战场上演出的这战争戏剧最后一幕的主角有5人，即英军统帅康沃利斯、美军统帅华盛顿，而其余3人都是法国人：拉斐特侯爵、罗香波伯爵和德葛拉斯海军上将。
康沃利斯在1780—1781年的冬季攻势给这一幕戏剧带来了结局。奇怪的是，在他说来这倒是极出色的攻势。他行动迅速，机智多谋。他和他的助手骑兵司令塔尔顿在坎姆登击败了盖茨，并予格林将军以重创。但他忽南忽北，始终没法消灭美军的抵抗。5月，他的部队进入弗吉尼亚，塔尔顿几乎活捉了州长托马斯·杰斐逊和州议会议员们。康沃利斯虽然灵活，但却无法解决由拉斐特和斯托本所率领的更为灵活的美军。最后他奔往弗吉尼亚的约克敦，企图与纽约的英军司令克林顿取得海上联系。他万万没有想到法国海军会切断这种联系。
华盛顿最初忍受了3年精神上的折磨，后来又忍受了3年物质上的艰辛。现在机会到来了。这机会是罗香波和德葛拉斯带来的。前者是一位和善的有才能的军人，率了5000名法军驻于新港；后者率领法国西印度群岛舰队，他宣布他的舰队和3000名陆军可立即供美方调遣。
华盛顿一方面制造假象，佯攻纽约，以防止克林顿驰援康沃利斯；一方面却调兵遣将急赴弗吉尼亚与法军配合。德葛拉斯抢先一步，封住了切萨皮克湾的口子，挡住了纽约的英国援军，这样华盛顿就得以关门打狗。1.7万名美法联军包围了约克敦，康沃利斯企图渡河逃至对岸，又天公不作美，狂风暴雨突然飞至。大势已去，康沃利斯不得不于1781年10月17日向华盛顿呈上了投降书。
英军的投降仪式有一种幽默风格，军乐队奏起了乐曲《世界翻了个个儿》，大队人马在乐曲中列队走步；按次放下了武器。这个乐曲的歌词酷似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学生爱唱的《古怪歌》，其中无非是说“公鸡下了蛋，狗儿抓老鼠”之类荒诞之事。
战争结束了，但真正的和平要到1783年9月大陆会议批准和约才算。
华盛顿开始了第二次的退隐生活。他的精神集中在3件他所喜爱的事上：第一件最使他引以为傲的是他的芒特弗农，即弗农山庄；第二件是农场业务；第三件是西部地区的开发。这3件事形成了同心圆的活动，使他毫无闲暇。
有权不恋世界第一
1787年，13个州的代表在费城召开制宪大会，华盛顿是弗吉尼亚代表之一，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宪法被各州批准后，华盛顿又在选举人团中以全体一致的票数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共和国总统。总统该怎样当？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如果我们拿当时打着革命旗号的拿破仑来比，就可知道华盛顿对人类的贡献了。号称革命的拿破仑不但做了皇帝，而且仍实行世袭，产生了所谓的拿破仑三世。
另有一件小事也值得一提，总统该怎样称呼呢？当时也曾争吵不休，但华盛顿决定接受最简单的称呼：总统先生。
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在纽约就职，并发表了如下的就职演说：
参、众两院的诸君们：
在人生的变迁际遇中，没有任何事比本月14日当天接受你们的传令，更令我焦虑不安。一方面，国家召唤着我，她的声音使我无法不从我的退隐处以尊敬和爱趋前去聆听；这是我以最挚爱的心情和坚决的意志，满怀希望所选择的退避所，为供晚年之用。由于爱好、习惯不断增加，健康随着岁月逐渐消损，寻觅一隐退处作为我晚年的庇护所，已是刻不容缓之事。另一方面，总统的职务是如此地强人所难，即便是对国内最明智、最富经验的贤明之士来说，也势必对这般的重任诚惶诚恐，时时考量自己是否合乎资格担此重任；更何况是我资质这般低劣的人，一旦担此重任，不得不特别小心自己的缺失，以免有辱重托。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我所能做的保证，便是尽量正确地评估每一种可能影响我职责的情况，来达成我应尽的职务。同时，如果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我过于沉溺往事、守旧消极，或者过于热衷这项人民所赋予我的职务，因而漠视了自己在面对这项重责大任时的无能与消极，则我希望我所犯的错误会因动机纯正而稍减，并且对这错误所造成的结果，国人能以同样的宽容来加以评断。
根据行政部门所据以成立的宪法条款，总统之职责是：“将其认为必要而且适宜之措施，推荐给诸位作为参考。”在这个你我相聚的隆重仪式中，我有机会引用你们赖以集会、施政、授权的宪法条文，来开始有关这主题的讨论。我建议若是能免去一些仪式上的繁文缛节及华丽而空虚的辞藻，代之以具体可行的建议措施，将更能配合这盛典的真正意义，也更能反映我此刻内心的激情。而那些赞扬与颂辞应该保留给所有拥有才华、正直及爱国心的人。也唯有从这些高贵的情操中，我见到了最确切的保证：第一，将不再有地域的偏见、歧见或党派倾轧，误导我们看护这个由各不同地区、不同利益所形成的伟大组合所应该具有的广阔又均等的眼光；第二，国策将奠基于个人道德纯净不变的原则之上，而且，自由政府将因其能够赢得民心、取得全球尊敬而显现出它的卓越性。我以种种满意的心情——热切爱国的情感所激发出的心情——仔细思量这幅远景，因为最完整的真理告诉我们：天责与自然过程中存在着不朽的结合——美德与幸福不可分，责任与利益不可分，诚实高洁政策的真正准则与民众繁荣幸福的实质回报不可分。我们应该相信：一个国家若漠视神所确立的秩序和公理的不朽法则，那么神的慈祥笑容不会眷顾那个国家；同时大家也认为：维护自由的圣火与维护共和政府的命运这两件事，全系于美国人的尝试能否成功而定。
华盛顿最后还提出了如下的要求：
在我第一次奉召为国效力之时，也正是国家为争取自由奋斗之时，我因职责所需而立意放弃金钱补偿。自从下此决心后，从未违背过，当时让我下此决心的意念现在仍敦促着我。因此，我必须恳求在我执政期间，预估执行我的职务所需的花费，应该就公益所需加以限制，以符合确实需要的开支。华盛顿当了8年总司令，未为自己赚进过一分钱，现在他又要依样画葫芦。但众议院并未接受他的请求，议决给他年薪2.5万美元。不过，这是大包干，而当时尚无白宫，总统得自租公馆，自行开销一切，所以2.5万美元也只能勉强应付，并不宽裕。
部长的年金只有3000—3500美元，若本人没有家产，则只能过勒紧裤带的生活。所以，华盛顿政府也是一个廉政的典范。这与中国历史截然不同，因此不可能产生李自成、洪秀全的入城腐化问题。原因是革命者本身有钱，对他们来讲，做官是赔本的生意。举例说，嗜财如命的帕特里克·亨利就拒绝过华盛顿的邀请，不愿意到首都去做国务卿。
华盛顿的第一个内阁，是众所承认的最优秀的人才组成的内阁，特别是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在政治哲学方面，汉、杰两人恰巧是针锋相对的敌手，前者主张高度的中央集权，后者主张充分的个人自由。两人之间的争吵从未停止过。不但如此，在外交上两人又是分道扬镳，前者主张亲英，后者主张亲法。因此，两人的争辩有时竟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华盛顿一直起着平衡的作用，他之所以坚持请这两位截然不同的人物入阁，正说明他目光远大，照顾全局，决不以他个人爱好为准，而唯以国家利益为重。
在第一届总统快任满时，华盛顿请詹姆斯·麦迪逊起草了一份“告别辞”，打算退休。但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坚请华盛顿留任，他们都以责任为重来游说华盛顿。只有别具匠心的麦迪逊独出心裁，他向华盛顿下了如此这般的说辞：我向您老人家保证，万一在第二任任上你有所不测，我们将向全国人民作证，你的连任绝不是出于你的野心，而是我们劝说你连任的。
这样，华盛顿又勉为其难，当了第二届总统。1793年3月4日，他在费城发表了连任就职演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简短的一次就职演说，全文如下：
同胞们：
我再度蒙受国人之召执行总统的职务，只要适当时机一到，我将会致力表现出我心中对这份殊荣及美国人民加诸我的信心所怀抱的深刻感受。
宪法规定在执行任何公务之前，须先行职前宣誓。而现在我在你们的面前宣誓：
在我执政期间，若企图或故意触犯指令，除蒙受宪法惩罚外，将接受在场所有见证人的严厉谴责。
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终于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告别演说”，他说：
各位朋友和同胞：
我们重新选举一位公民来主持美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已为期不远。此时此刻，大家必须运用思想来考虑把这一重任付托给谁。因此，我觉得我现在应向大家声明，尤其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使公众意见获得更为明确的表达，那就是我已下定决心，谢绝将我列为候选人……
关于我最初负起这个艰巨职责时的感想，我已经在适当的场合说过了。现在辞掉这一职责时，我要说的仅仅是，我已经诚心诚意地为这个政府的组织和行政，贡献了我这个判断力不足的人的最大力量。就任之初，我并非不知我的能力薄弱，而且我自己的经历更使我缺乏自信。这在别人看来，恐怕更是如此。年事日增，使我越来越认为，退休是必要的，而且是会受欢迎的。我确信，如果有任何情况促使我的服务具有特别价值，那种情况也只是暂时的；所以我相信，按照我的选择并经慎重考虑，我应当退出政坛，而且，爱国心也容许我这样做，这是我引以为慰的……
讲到这里，我似乎应当结束讲话。但我对你们幸福的关切，虽于九泉之下也难以割舍。由于关切，自然对威胁你们幸福的危险忧心忡忡。这种心情，促使我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提出一些看法供你们严肃思考，并建议你们经常重温。这是我深思熟虑和仔细观察的结论，而且在我看来，对整个民族的永久幸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你们的心弦与自由丝丝相扣，因此用不着我来增强或坚定你们对自由的热爱。
有一种意见，认为自由国家中的政党，是对政府施政的有效牵制，有助于发扬自由精神。在某种限度内，这大概是对的。在君主制的政府下，人民基于爱国心，对于政党精神即使不加袒护，亦会颇为宽容。但在民主性质的纯属选任的政府下，这种精神是不应予以鼓励的。从其自然趋势看来，可以肯定，在每一种有益的目标上，总是不乏这种精神的。但这种精神常有趋于过度的危险，因此应当用舆论的力量使之减轻及缓和。它是一团火，我们不要熄灭它，但要一致警惕，以防它火焰过大，变成了不是供人取暖，而是贻害于人。
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事，就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思想习惯，应当做到使那些负责行政的人保持警惕，把各自的权力局限于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在行使一个部门的权力时，应避免侵犯另一个部门的权限。这种越权精神倾向于把所有各部门的权力集中于某一部门，因而造成一种真正的专制主义，姑不论其政府的形式如何……如果民意认为，宪法上的权限之分配或修改，在某方面是不对的，我们应当照宪法所规定的办法予以修改。但我们不可用篡权的方式予以更改；因为这种方法，可能在某一件事上是有效的手段，但自由政府也常会被这种手段毁灭。所以使用这种方法，有时虽然可以得到局部的或一时的好处，但此例一开，一定抵不过它所引起的永久性危害的。
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精神意识和风俗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一个竭力破坏人类幸福的伟大支柱——人类与公民职责的最坚强支柱——的人，却妄想别人赞他爱国，必然是白费心机的。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尊敬和爱护宗教与道德。宗教与道德同个人福利以及公共福利的关系，即使写一本书也说不完。我们只要简单地问，如果宗教责任感不存在于法院赖以调查事件的宣誓中，那么，哪能谈得上财产、名誉和生命的安全呢？而且我们也不可耽于幻想，以为道德可不靠宗教而维持下去。高尚的教育，对于特殊构造的心灵，尽管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道德观念仍能普遍存在。
有一句话大体上是不错的，那就是：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这条准则可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每一种类型的自由政府。凡是自由政府的忠实朋友，对于足以动摇它组织基础的企图，谁能熟视无睹呢？因此，请大家把普遍传播知识的机构当作最重要的目标来加以充实提高。政府组织给舆论以力量，舆论也应相应地表现得更有见地，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对所有国家遵守信约和正义，同所有国家促进和平与和睦。宗教和道德要求我们这样做。难道明智的政策不是一样要求这样做吗？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总是尊奉崇高的正义和仁爱精神的民族，为人类树立高尚而崭新的典范，那我们便不愧为一个自由的、开明的，而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变得伟大的国家。如果我们始终如一地坚持这种方针，可能会损失一些暂时的利益，但是谁会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变迁，收获将远远超过损失呢？难道苍天没有将一个民族的永久幸福和它的品德联系在一起吗？至少，每一种使人性变得崇高的情操都甘愿接受这种考验。万一考验失败，这是否是由人的恶行造成的呢？
在实行这种方针时，最要紧的，乃是不要对某些国家抱着永久而固执的厌恶心理，而对另一些国家则热爱不已；应当对所有国家都培养公正而友善的感情。一个国家，如果习于对其他国家恶此喜彼，这个国家便会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奴隶；或为敌意的奴隶，或为友情的奴隶，随便哪一种都足以将它引离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利益。一国对于另一国心存厌恶，两国便更易于彼此侮辱和互相伤害，更易于因小故而记恨，并且在发生偶然或细琐的争执时，也易于变得骄狂不羁和难以理喻。
……须时时谨记，一国向他国索求无私的恩惠是愚蠢的；要记住，为了得到这种性质的恩惠，它必须付出它的一部分独立为代价；要记住，接受此类恩惠，会使本身处于这样的境地：自己已为那微小的恩惠付出同等的代价，但仍被谴责为忘恩负义，认为付得不够。期待或指望国与国之间有真正的恩惠，实乃最严重的错误。这是一种幻想，而经验必可将其治愈，正直的自尊心必然会将其摈弃……
虽然在检讨本人任期内的施政时，我未发觉有故意的错误，但是我很明白我的缺点，并不以为我没有犯过很多错误。不管这些错误是什么，我恳切地祈求上帝免除或减轻这些错误所可能产生的恶果。而且我也将怀着一种希望，愿我的国家永远宽恕这些错误；我秉持正直的热忱，献身为国家服务，已经45年，希望我因为能力薄弱而犯的过失，会随着我不久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我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均须仰赖祖国的仁慈，我爱祖国，并受到爱国之情的激励，这种感情，对于一个视祖国为自己及历代祖先的故土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以欢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实现的退休之后，我将与我的同胞们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下完善的法律的温暖——这是我一直衷心向往的目标，并且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相互关怀、共同努力和赴汤蹈火的优厚酬报。
1797年3月，华盛顿回到了他心爱的芒特弗农。但他的退休生活只过了3年。有一天，他骑马巡视他的农场，得了重感冒，也有说是急性喉炎，于1799年12月14日不治身死，享年67岁。
他就葬在芒特弗农的后院，今天的旅游者仍然可以在那里看到他那座简单朴素的坟墓。
历史学家索尔·帕多弗在《华盛顿传》中对华盛顿有如下评价：
英国对人类世界的最大贡献是莎士比亚的诗文；
“美国对人类世界的最大贡献是华盛顿的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