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十一节 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思想

　　《平民主义》是李大钊于1923年1月列入商务印书馆《百科小丛书》第15种出版的一部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重要著作。分为（一）“平民主义”的潮流；（二）“平民主义”字义的解释；（三）“平民主义”与强力；（四）“平民主义”与“多数政治”；（五）“平民主义”与解放及联治；（六）“平民主义”与国际运动；（七）“平民主义”的开端；（八）总结。

　　在此之前，李大钊于1921年12月15—17日在北京中国大学演讲了《由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这篇讲稿发表在12月15、16、17日北京的《晨报副刊》上。这次讲演的内容为：由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到伊尔格图克拉西（Ergatocracy）；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

　　李大钊于1922年7月1日，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上发表了《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专门对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伊尔格图克拉西（Ergatocracy）、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词语在精神上的统一渊源，及在应用上作出了分析。《由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都为写作《平民主义》一书作了准备。

　　“平民主义”是“Democracy”的译语，也译为：民本主义、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唯民主义，或者采取音译为“德谟克拉西”，这在五四时期很流行。“Democracy”这个词语，是古希腊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公元前495—429年）作为新的理想而提出的一个名词，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被广泛应用，他把政体划分为君主政治（变体为暴君政治）、贵族政治（变体为寡头政治）、民主政治（变体为暴民政治），亚里士多德的民主政治不是用“Democracy”而是用“Polity”，表明他只承认暴民政治，而不承认民主政治的可能存在。李大钊说：“‘政治’的意义，今昔相差甚远，古时用这个字，含有强制或迫人为所不愿为的意思，如今则没有分人民为治者阶级与服隶阶级的意思了。”

　　故为便于通俗了解起见，译为“平民主义”。当时，平民主义是世界潮流，时代的精神，却又往往被人误解和曲解，李大钊通过平民主义这个词语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阐述了平民主义的真实含义和在中国如何实现平民主义的政治理想，篇幅虽然不长，却对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把平民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提升到了具有体系性的论说。

　　平民主义是世界潮流

　　李大钊说：“现代有一绝大的潮流遍于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政治、社会、产业、教育、美术、文学、风俗，乃至衣服、装饰等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这是什么？就是那风靡世界的‘平民主义’。”“我们天天眼所见的，都是‘平民主义’战胜的旗，耳所闻的，都是‘平民主义’奏凯的歌，顺他的兴起，逆他的灭亡。一切前进的精神，都自己想象着是向‘平民主义’移动着的。”

　　李大钊指出：平民主义“是世界潮流”、“是时代的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天天眼所见的，都是‘平民主义’战胜的旗，耳所闻的，都是‘平民主义’奏凯的歌，顺他的兴起，逆他的灭亡。”

　　同上。

　　世界潮流是民主，时代精神是民主，这是进步思想界共同的看法。李大钊说这回大战“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

　　“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

　　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平民主义是社会政治前进的动力，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平民主义的世界。

　　李大钊认为，平民主义有极其广泛的内含，具有政治意义，更具有人类生活规范的意义，是人们理智的追求、意志的动力，更是感情的需要。平民主义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现在的平民主义，是一个气质，是一个精神的风习，是一个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理解的产物，并且是深染了些感情、冲动、念望的色泽。我们如想限其飞翔的羽翮于一个狭隘的唯知论者公式的樊笼以内，我们不能得一正当的‘平民主义’的概念。那有诗的心趣的平民主义者，想冲着太阳飞，想与谢勒和惠特曼抟扶摇而上腾九霄。”

　　平民主义不能限制在狭隘的唯知论者公式的樊笼以内，而是深染感情、冲动、念望的色泽的一种思想境界、感情境界，李大钊对平民主义这样阐述是很独特的，他认定平民主义是一种时代的信仰，“一切前进的精神，都自己想象着是向‘平民主义’移动着的。”

　　平民主义的切入点不是对人的统治，而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因此如欲实现平民主义，不必研究怎样可以得着权力，而是应当研究怎样可以学会管理事务的技术。

　　“自由政治”是平民主义真精神

　　关于“多数政治”与“平民主义”的关系。李大钊说，平民主义真精神是“自由政治”。“这种政治的真精神，不外使政治体中的各个分子，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他的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中；在国家法令下，自由以守其规范，自进以尽其职分；以平均发展的机会，趋赴公共福利的目的；官吏与公民，全为治理国家事务的人；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属隶，其间没有严若鸿沟的阶级。这里所谓治者，即是治理事务的意思，不含有治人的意味。国家与人民间，但有意思的关系，没有强力的关系，但有公约的遵守，没有强迫的压服；政府不过是公民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事务的工具罢了。”

　　平民主义使所有公民“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他的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而“政府不过是公民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事务的工具”，这就是平民主义的真精神。“我尝说过，‘多数政治’不一定是圆满的‘平民主义’的政治，而‘自由政治’（Freegovernment）乃是真能与‘平民主义’的精神一致的。‘自由政治’的神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共同的认可。商量讨论到了详尽的程度，乃依多数表决的方法，以验其结果。在商议讨论中，多数宜有容纳少数方面意见的精神；在依法表决后，少数宜有服从全体决议的道义。‘自由政治’的真谛，不是仗着多数的强力，乃是靠着共同的认可。取决多数不过是表示公同认可的一种方法罢了。”

　　解放运动是平民主义化运动

　　李大钊认为，现代政治或社会里所起的运动无不是解放运动，这解放运动正是平民主义化的运动。“有了解放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这创造的过程即是解放的运动，把它误认为是分裂的现象是片面的；新组织产生的新联合，产生的联邦主义，被看成是分裂的种子也是片面的。当时的中国处在国体刚刚由君主变为民主，对平民主义稍稍安心；而担心联省自治将会触发国内战争，对联邦主义尽量回避。李大钊以国内外的实例论证了社会根本改造的时候，“一方面像是分裂，一方面方在改造一种新的组织。这种新组织，就是一个新联合。”“地方的、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单位，都和个人一样，有他们的个性，联邦主义能够保持他们的个性自由，不受他方的侵犯。各个地方的、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单位间，又和各个人间一样，有他们的共性，联邦主义又能够完成他们的共性，结成平等的组织，确合职分的原则，达成他们互助的目的。”所以“联邦主义不但不是分裂的种子，而且是最适合于复合、扩大、殊异、驳杂生活关系的新组织”。

　　李大钊断言：“现在的世界，是联邦化的世界，亦是‘平民主义’化的世界，将来的世界组织，亦必为联邦的组织，‘平民主义’的组织。联邦主义不过是‘平民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罢了。”

　　国际主义的运动有两类，一类是中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运动，帝国主义之下，是没有平民主义存在的余地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轧轢永远不会停止。“帝国主义之下，断没有‘平民主义’存在的余地。不是‘平民主义’的联合，决不是正真的联合。”

　　一类是劳动阶级的国际主义运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先后都已经停止存在了。李大钊预言1919年成立的“第三国际”，正在蓬蓬勃勃势力日大，国际团结日益巩固和完善。“帝国主义的精神，常体现为‘大某某主义’”，因此，“反乎大某某主义的，就是‘平民主义’。故大某某主义的失败，就是‘平民主义’的胜利。”

　　妇女解放是平民主义实现尺度

　　李大钊认为妇女解放是衡量平民主义实现程度的重要尺度。李大钊说：“‘人民’里，当然包有妇女在内。那么人民在宪法上应享的权利，妇女当然和男子一样享有”。“在妇女没有解放的国家，绝没有真正的‘平民主义’。现代欧美号称自由的国家，依然没有达到真正的‘平民主义’的地步，因为他们一切的运动、立法、言论、思想，都还是以男子为本位，那一半的妇女的利害关系，他们都漠不关心。即使有人对于妇女的利害关系稍加注意，那人代为谋的事，究竟不是真能切中妇女们本身利害的，决不像妇女自己为谋的恳切。”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只有男子活动的机会，把那一半的妇女关闭起来，不许伊们在社会上活动，几乎排出于社会的生活以外，那个社会，一定是个专制、刚愎、横暴、冷酷、干燥的社会，断没有‘平民主义’的精神。”“若想真正的‘平民主义’在中国能够实现，必须先作妇女解放的运动，使妇女的平和、美、爱的精神，在一切生活里有可以感化男子专暴的机会，积久成习，必能变化于无形，必能变专制的社会为平民的社会。”

　　李大钊列举了世界各国的女权运动历史和现状：美国、挪威、芬兰、丹麦、瑞典、英国、澳洲、俄罗斯、德意志、奥地利、瑞士、法国等国家妇女先后获得选举权和参政的权利。这种运动正是向“平民主义”进展的运动。

　　工人政治是真实的平民政治

　　李大钊说：“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

　　工人政治是“真实的平民政治、纯正的平民政治”。“只有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政治，真实的平民政治，纯正的平民政治”。“从实质上说，这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虽亦是平民政治的一种，但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学者，因为此语在资本主义时代已为中产阶级用烂了，乃别立一新名词以代平民政治而开一新纪元。这新名词就是‘工人政治’”。

　　这是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的理想政治境界。

　　这种理想政治境界，是指国家政权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不再需要，对社会关系各个领域的干预停止了，对人的统治已经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代替，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会消失，人民大众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政治，是就平民主义政治的根本精神立论，并不在于评价世界上现行的民主政治。因此李大钊论说的平民主义政治是理想的、完善的政治。

　　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是什么关系呢？

　　“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有同一的源流”，“伊尔格图克拉西亦是德谟克拉西的一种”

　　……“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老者统治幼者；幼者统治老者。凡此种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不过德谟克拉西演进的程级甚多，而社会主义在目前，则特别置重于反抗经济上的擅用罢了。这样看来，德谟克拉西、伊尔格图克拉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

　　“‘工人政治’，亦是本于‘平民主义’的精神而体现出来的。故有人说这‘工人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主义’、纯正的‘平民主义’、真实的‘平民主义’。而列宁氏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大会里演说，亦曾极力辨明中产阶级的‘平民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的区别。后来又在‘国家与革命’并别的著作里，屡屡赞美这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可见‘工人政治’，在本质上亦是‘平民主义’的一种。”

　　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纯正的平民政治”。李大钊说，自劳农俄国成立后，政治学者乃为这种新式的政治立了一个新名词，这新名词就是“工人政治”，意思就是“工人的统治”，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接着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这种政治，的确含有统治的意味，而且很严，大权集于中央政府，实行统治别的阶级，这就是以一阶级的权力，替代他一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替代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这是在革命期间必经的阶级。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经过，那Ergatocracy一语中的要素（cracy）的意义，将生一广大的变动。原来社会主义的目的，即在破除统治与服属的关系。故当中产阶级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的规制完全废除至全失其复活的可能，社会主义的精神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普及于一般的时候，真正的‘工人政治’，便自然的实现。那时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因为除去老幼废疾者外，人人都是做事的工人。这种政治，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而由工人执行的事务管理。这里所谓工人，当然没有男女的差别。随着阶级的消灭，统治与服属的关系亦全然归于消灭。”

　　同上。

　　“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

　　如何创造社会主义国家机器

　　这里，李大钊所说的“工人政治”，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和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所达到的“真正的工人政治”，即“纯正的平民主义”。这种政治，“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提出了如何创造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的根本性问题。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阐述，与现在的有些论说存在不同之处，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尽正确或表述不清所致，例如，李大钊对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制度，要我们从心理的三方面，即（一）知的方面，（二）情的方面，（三）意的方面，去觅出社会主义的根蒂。

　　李大钊在1921年12月演讲《由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时讲了一大段话：“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尚在孕育时期，故在今日尚不能明了的指出他是一种什么制度。但在吾人心理的三方面，可以觅出他的根蒂：（一）知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对于现存秩序的批评主义。（二）情的方面，社会主义是一种我们能以较良的新秩序代替现存的秩序的情感。这新秩序，便是以对于资本制度的知的批评主义的结果自显于意象中者。（三）意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在客观的事实界创造吾人在知的和情的意象中所已经认识的东西的努力。就是以工人的行政代替所有权统治的最后形体的资本主义的秩序的努力。”

　　李大钊要我们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应该建立起怎样的区别于现存社会秩序的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应该是符合人类情感要求并且能够抵制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秩序的；这种新秩序又是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性，以创新精神建立起工人的行政以完全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到底应该建立起怎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直到现在，还很少见到对李大钊这一独特见解的深刻论述。而研究文章中提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够准确或表述不够完善的一些见解，有的却是研究者自己思想受了某些拘束而强加给了李大钊。

　　平民主义和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在19世纪俄国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其基本理论在于把平民大众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依据，把平民大众的价值和理想作为社会改革的决定性力量，对平民大众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因为现在有时把“民粹主义（Populism）”也译为“平民主义”。所以，也有研究者认为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思想与民粹主义思想有关。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就曾说李大钊1919年2月的《青年与农村》一文，是“对俄国早期民粹主义精神最准确的表达”，“正是带着这些民粹主义观点开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生涯，民粹主义也成为他的革命理论基础”，“严重地影响到李大钊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

　　李泽厚指出：李大钊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这样提出学习俄国民粹派到“农村去”，具有着“民粹主义色彩”。

　　但是，莫里斯·迈斯纳也承认：李大钊“不倾心于中国的过去，而是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寄希望于工业化的未来。他也并不像许多民粹派那样，迷恋小规模的村社工业”。“李大钊并没有像俄国民粹派那样，对西方的工业化持厌恶态度”。

　　李大钊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向农民宣传“现代的新文明”，使“农民则必须接受社会主义理想教育”，这本来是与民粹主义思想毫不相关的事情，李大钊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重视农民问题，并没有忽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需要无产阶级充当领导，建立工农联盟。“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所以，仅仅凭着李大钊说了一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就联想到了民粹主义思想影响，论据是不能成立的。有的研究者细心地查找了有关资料，认为李大钊通过对城市与农村作出对比：“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从而得出结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和劳工打成一片不可。”这实在应该是后来提倡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思想的最初表述。

　　§§下篇 李大钊思想发展过程（1924—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