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六节 李大钊的文化融通思想

　　东西文化论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两次。第一次发生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时期，结果是承认西洋近代文化在机械、技术、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优越，但又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赖，取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共识的达成。第二次论战发生于法俄革命之后五四运动时期，在论争中形成两大派：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常乃德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派”，主张根本改造中国固有文化价值、大力吸纳西方文化价值；以杜亚泉、梁漱溟、梁启超、辜鸿铭等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主张有选择地吸纳西方文化价值，但要对它持批判态度，以维护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价值。讨论的重点成为：什么文化具有世界文化的资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居于什么地位，在世界文化中中国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方向。李大钊主张东西文明融合，1917年4月，发表《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1918年7月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寄希望于由东西文明融合而成的第三种文明。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融通思想，值得研究和总结。

　　对东西文明差异缘由的认识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定人群在长时期谋求生存和发展中，在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和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所形成的经济、社会、政治、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核心是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中产生出来，又反过来规范和制约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促进物质和精神制品的发展。

　　李大钊1917年4月发表《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1918年7月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与《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刊载于同一期《言治》季刊第三册上。李大钊以欧亚交接处为界，把世界文明分为南北两系。“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物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不能不转徙移动，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住的”。李大钊从生活习俗、思想意识、宗教信仰、伦理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层面，对东西文化的各自特征进行分析比较。这要比杜亚泉的《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中动与静的说明更具说服力。

　　李大钊写道：“吾人于东西之文明，发见一绝异之特质，即动的与静的而已矣。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

　　“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

　　李大钊认为东西文化差异的缘由，在于“欧罗细亚大陆之中央，有一凸地曰‘桌地’（Table-land），此与东西文明之分派至有关系。因其地之山脉，不延于南北，而亘乎西东，足以障阻南北之交通。人类祖先之分布移动，乃以成二大系统：一为南道文明，一为北道文明。中国本部、日本、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诸国、俾路麻、印度、阿富汗尼斯坦、俾尔齐斯坦、波斯、土尔基、埃及等，为南道文明之要路；蒙古、满洲、西伯利亚、俄罗斯、德意志、荷兰、比利时、丹麦、士坎选拿威亚、英吉利、法兰西、瑞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士大利亚、巴尔干半岛等，为北道文明之要路。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与同类奋斗之文明。”

　　造成了这二大文明在政治、经济，以至衣服、嗜好等生活习俗上，都产生了差异。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的差异产生于地理环境及“南道、北道两种文明”的论说，明显是接受了茅原华山的《人间生活史》等书中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存在着认识上的片面性。梁漱溟说过：“吾友李守常很恳切地忠告我，讨论东西文化应当留意他客观的原因，诸如茅原华山的《人间生活史》等书可以去看看，因那书多是客观的说法。他自己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便是如此的，后来又作了一篇《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写道：“由地理之位置言之，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林士论东西文明之关系，有曰：‘……俄罗斯之精神，将表现于东西二文明之间，为二者之媒介而活动。果俄罗斯于同化中国之广域而能成功，则东洋主义，将有所受赐于一种强健之政治组织，而助之以显其德性于世界。二力间确实之接触，尚在未来，此种接触，必蓄一空前之结果，皆甚明显也。’林氏之为此言，实在1900年顷。虽迩来沧桑变易，中国政治组织之变迁，转在俄国革命之前，所言未必一一符中，而俄罗斯之精神，实具有调和东西文明之资格，殆不为诬。原来亚洲人富有宗教的天才，欧洲人富有政治的天才。世界一切之宗教，除多路伊德教外，罔不起源于亚洲，故在亚洲实无政治之可言，有之皆基于宗教之精神而为专制主义之神权政治也。若彼欧洲及其支派之美洲，乃为近世国家及政治之渊源，现今施行自由政治之国，莫不宗为式范，流风遐被，且延及于亚洲矣。考俄国国民，有三大理想焉：‘神’也，‘独裁君主’也，‘民’也，三者于其国民之精神，殆有同等之势力。所以然者，即由于俄人既受东洋文明之宗教的感化，复受西洋文明之政治的激动，‘人道’、‘自由’之思想，得以深中乎人心。故其文明，其生活，半为东洋的，半为西洋的，盖总未奏调和融会之功也。今俄人因革命之风云，冲决‘神’与‘独裁君主’之势力范围，而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文中的林士即保罗·S。芮恩施（1869—1923年），美国学者，1898—1913年在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政治学，1913—1919年任美国驻华公使。引文引自其著作《世界政治》第三章《在东方和西方的会议》。

　　很明显，此时李大钊接受了当时世界上盛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认为这样是看到了文化发展的“客观的原因”，但是这种观点有可能演变成宿命论或文化相对论，只是由于李大钊更看重“人”和“社会”因素，本着中国传统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天、地、人三要素来理解文明发展的内因和外因，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机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关于人的因素，李大钊很欣赏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意识到了群众力量的伟大，从而确立了民众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夫圣智之与凡民，其间知能相去不远。”

　　关于发展的观点，李大钊欣赏法国思想家鲍丹提出的事物“螺旋状的进步”，使他认为：“人类不但不是永远退落的，而且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渐渐地升高。这是螺旋状的进步。”“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停滞的，亦不是循环逆反的、退落的，这样给了我们一个进步的世界观。”

　　李大钊说：“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溯诸人类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谓为基于自然之影响。”“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东西文明有差异，但是不能以此断然论之，例如中国《易经》的《乾卦·象辞》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说宇宙天体永远在动，人们应该效法天道运行，自立自强，永远不能止息。可见，笼统地说“东洋文明主静”，也要看是从哪个层面去解说才行。

　　李大钊没有崇拜西洋文化，贬低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回避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一）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二）惰性太重；（三）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五）对于妇人之轻侮；（六）同情心之缺乏；（七）神权之偏重；（八）专制主义之盛行。”

　　李大钊也不认为中国应该全盘采取西方文化，而是强调认识中国的现实处境，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自我解剖，有针对性地治理中国的积年沉疴。

　　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

　　李大钊认为文化发展是连续性和继承性的统一。“文化是一个整体的，不容片片段段的割裂。文化生活的各体态、各方面，都有相互结附的关系；不得一部分一部分地割裂着看”。

　　文化的“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进步、发展的，常常变动的”。“一切过去，都是现在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

　　文化的发展通过不断地自我更新，朝着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李大钊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李大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思想影响，孔子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的“善养吾浩然之气”，儒家文化熏陶。李大钊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李大钊认为中西文化冲突，使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呈现出危机，中国文化理应接受世界新文明，在外来文化影响下融合时代精神、创新和发展；调和中西文化而向前发展，则有利于文化的进步。“甲之说畸于刚，乙之说畸于柔，吾宁欢迎‘第三’之说。盖‘第三’之说，乃刚柔适宜之说，中庸之说，独立之说也。”“老子有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第三’之境，实宇宙生生之数，人间进步之级，吾人当雄飞跃进以向‘第三’。”

　　李大钊提出“第三”说，不是“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劳，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而是“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绍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把中国文化发展与世界进步联系起来面向世界，李大钊提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应该与俄罗斯文化发展相一致。

　　李大钊认为东洋文明“颓废于静止之中”；西洋文明“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把“第三新文明”的创造，寄希望于俄罗斯文明。同时强调中国有继承“第三文明”的“至重的责任”。而这正是中华民族“复活”之道，“青春中华之创造”之道。“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之颓废。”

　　李大钊在中西文化论争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发展进行独立的探索，在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上，提出了辩证综合的主张，反对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的“西化论”，也反对用中国传统文化抵御西方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要求对东西两种文化进行科学的辨析和评价，来决定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向和模式。

　　陈独秀于1915年12月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提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个人、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家族、感情为本位。从民族本性、根本思想上分析两种文化的差异，这种新的分析方法的片面性是：每个民族都会遇到战争与安宁、个人与家族、法制与感情等矛盾，这些矛盾所产生反应的不同无法截然分开。1918年7月，陈独秀提出“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主张中国应采用西方近世文明，抛弃中国“犹古之遗”。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载《新青年》5卷1号，1918年7月。

　　这在当时竖起“西化”旗帜，具有反封建主义的意义；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提出西方一切不良社会现象都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所造成，“我们并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资产阶级文化已达到人类文化之顶点，所以现在不必为西方文化辩护。”

　　陈独秀：《太戈尔与东方文化》，载《中国青年》，第27期。

　　陈独秀经历了从主张“西化”到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再到批评“西化”主张的认识过程。

　　杜亚泉在上海创设亚泉学馆，发行《亚泉杂志》，民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12—1920年主编《东方杂志》。1916年，杜亚泉撰写《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说西方重人为，中国重自然。西方是外向的，中国是内向的。西方尚竞争，中国尚和平，等等。认为动静应当互补，各取对方之长，以补自己之短。杜亚泉所说的动静源于宋儒对《周易》的解释：“太极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动极而静，静极复动”。杜亚泉早于李大钊在中国提出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他认为动和静互为其根，东西文化缺一不可。“凡社会之中，不可不以静为基础”，现在，西洋“动”的文明需依靠中国“静”的文明以救其弊，只有用儒学来统整世界文明。杜亚泉为维护学术统一，提出了用儒学作为国是，来统一全国的学术和统整西方文化。中国和“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

　　《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载《东方杂志》，第14卷4号。

　　胡适提出的主张是：“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第三，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崇拜所谓东方精神文明的人说，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质上和肉体上的享受，而略视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唯物的文明。”“这里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地寻求真理。”“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

　　得出的结论自然是要求全盘“西化”。

　　梁漱溟分析了决定东西两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得出了“生活之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那么文化之所以不同，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是很明显的”。他认为生活的样法可以分为：“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三种类型，西方、中国、印度三大文化分别代表这三种类型。这三种文化在价值上没有差别，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衰落只是当前“不合时宜”。现在，西洋文化顺应时势成为世界文化，只要时间一到，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也一样可以作为世界文化主宰天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洋文化的衰落开始表面化，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成为下一个世界文化是历史的必然。世界文化将依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顺序交替。世界文化发展正转向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必将演进而成为世界文化。梁漱溟说：“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梁启超主张，世界文化总是在两种不同质的文明相互“碰撞”后而获得更大发展的。以西方而言，“埃及、安息藉地中海之力，两文明相遇，遂产出欧洲文明，光耀大地”，“其后阿剌伯之西渐，十字军东征，欧亚文明，再交措一度，乃成近世震天铄地之现象”。以东方而言，“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之学术思想放大光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不会是中国文化的纵向延续，也不会是西方文化的横向兼并，而是“两文明”——欧美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相互碰撞，不断融合。梁启超还预言：“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一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候门，三辑三让，以行迎宾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

　　李大钊文化融通思想的要点

　　欢呼第三新文明的崛起。在东西文化的论战中，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融通和第三新文明崛起的思想，较之于复古说、西化说，站得高，看得远。李大钊的融通不再是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直接而简单的吸收，而是产生一种全新的文化质态，即第三新文明。提出了挽救世界危机，有待于第三种文明崛起；李大钊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和新文明创造同时并存的东西文明融通思想。李大钊说：“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二种之世界观，鼓驭而前，即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

　　“静的与动的”并非就是“保守与进步”。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把“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并立，旨在表明东西文明是对等的文明。过去由于位于欧罗细亚大陆中央的高地所阻碍，隔断了南北的交通，造成了东西文明的分化，那么今后随着交通手段的发达，改变这种状况不再是困难，整个世界就会实现一体性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就不再受自然的地理环境约束，东西文明的相互交流必将十分畅通，创造人类世界的新文明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肯定中国文明重大贡献。与此同时，李大钊充分肯定了中国固有文明的作用，肯定了中国古代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

　　充分肯定了近代中国文明中值得西方文明学习的精神的生活。“而其所长，则在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观察，以窥见生活之神秘的原子，益觉沉静与安泰。因而起一反省，自问日在物质的机械的生活之中，纷忙竞争，创作发明，孜孜不倦，延人生于无限争夺之域，从而不暇思及人类灵魂之最深问题者，究竟为何？”

　　东西文明调和势在必然。李大钊指出了文化和社会经济变动的关系，从经济上寻找思想变动的原因。精神文明的发展取决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又作用于物质生产发展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1919年12月1日，李大钊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20年1月，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发表在《新青年》7卷2号上，进一步发展了东西文化融通的思想的理论依据。“由是言之，对于东西文明之调和，吾人实负有至重之责任，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

　　这样，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融通思想，显然不同于“复古说”，也不同于“西化说”。

　　广泛吸收诸家论述之所长。当然，李大钊也有理论局限性，用动和静两个范畴概括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将东西方文化差异归之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有地理环境决定论因素。这些都是新文化运动留下的特有的文化遗产。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封闭起来，还是在不断吸取诸家的有关论说。他在文章之后，附有日本学者北聆吉的《论东西文化之融合》，而该文全然没有使用“静”与“动”的概念，而是主张“东西文化之差别，可云一为积极的，一为消极的”。对于地理环境因素，该文认为“西洋之文化，为求精神之自由，先倾其全力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其视自然为自我发展之凭基，非自我产生之嫡母。”李大钊对此文的评价是“多透辟之语”

　　……做到了广泛吸收诸家论述之所长。

　　罗素的东西方文明比较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1920年来中国讲学一年，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性格特征、行为习惯等作了深入考察和研究，当时在中国各地的演讲以及回到英国后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作，结集为《东西方文明比较》。其中，对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也作过分析和说明，与中国学者的论说相比较，很值得我们借鉴和重视。

　　罗素认为中华民族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坚强毅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性格品质上的明显差别表现在：西方人生性好战喜欢竞争，中国人气质平和，安于现状；西方人爱权，中国人爱钱；西方人重视人际交往的直率，中国人讲究人际交往的客套；西方人办事倾向彻底，中国人办事喜欢妥协；西方人崇尚变革，中国人易于保守；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突出优点是对生活目标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中国人可以从西方人那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究效率的品质，而西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

　　罗素说：“凡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他们需要外来的新因素来振兴他们的传统文化，因而，他们开始转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新的活力。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创建一种类似我们的文明。他们希望开拓一条更为理想的文明之路。假如中国人不被煽动尚武精神，那他们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更加灿烂的文明。这种新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中国理所当然地实行变革！”“中国人认为维护自我和支配他人是罪恶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西方白种人那种对其他民族的人民实行集权统治的欲望……中国在世界上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归于中国人的美德。中国人本质上有一种宽容和友好的态度，他们表现出谦恭有礼，并希望别人礼尚往来。假如中国人选择另一种行为方式，他们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