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中原——赵普

第二节 金匮之盟，二次拜相

　　按照古老的皇位继承法则，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历代皇帝的传位都应采取“嫡长制”，即由皇帝的嫡长子继承皇位，以保持皇帝血统的纯正和避免可能发生的内部争斗。

　　按照这一规则，赵匡胤去世后，皇位的继承人应当是赵匡胤的长子赵德昭。但事实上，赵宋王朝的第二任统治者却是同赵匡胤一起参与陈桥兵变的皇弟赵光义。

　　赵光义继承皇位的合法依据就是所谓的“金匮之盟”。

　　“金匮之盟”就是赵匡胤和赵光义的母亲杜太后要求赵匡胤传位给赵光义的一份临终遗嘱。

　　赵匡胤即位的第二年六月，杜太后因病去世。据说，杜氏临终前，召赵匡胤、赵普等人受顾命。太后问赵匡胤：“你可知道自己为何能做天子？”赵匡胤“呜咽不能对”，杜太后便说：“我将不久于人世，哭管什么用呢？我正要对你交代一件大事，哪能只哭不讲呀！”便一定要赵匡胤回答她提出的问题。赵匡胤只好应付道：“我能做天子，这都是先世和太后积功积德的结果。”岂知这个回答杜太后很不满意，她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能当上皇帝，那是因为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国君年幼的缘故，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耳。倘若周室有长君，你能当上皇帝吗？你和光义皆我所生，将来你传位时，应当传给你弟弟。能有一位成年的国君，乃是社稷之福呀！”赵匡胤于是哭着叩头答应说：“一定按您的吩咐办！”杜氏又指着旁边的赵普说：“你也一并把我的话记下来，不能违背。”赵普于是当场记下太后遗嘱，并在纸尾署名“臣普记”三字，赵匡胤将遗嘱藏于金匮，并命“谨密宫人”来掌管，这就是所谓的“金匮之盟”。

　　同陈桥兵变不同，“金匮之盟”在宋人的笔记和正史中都有大量记载，而且仿佛都是言之凿凿的事实。稍微有些区别的是，《涑水记闻》等书在记载杜太后所说的传位次序上有些差异。《涑水记闻》录杜太后的话说：“汝万岁后，当以次传之二弟，则并汝之子孙获安耳。”按照这种说法，杜太后安排的传位次序乃是赵光义、赵廷美、赵德昭。

　　根据“金匮之盟”，赵光义继承皇位便不受传统的“嫡长制”原则的限制而取得了合情合理而且合法的依据。他成为赵宋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既是母命之教，又得到了前任帝王的认可，因此是堂堂皇皇而且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式的自欺欺人的说法，事实的真相是，“金匮之盟”是前宰相赵普为摆脱困境向新主子表示效忠而故意伪造出来的神话。

　　赵普是宋初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前面已经说过，他同赵匡胤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亲密无间到渐渐疏远，最终完全决裂的演变。赵匡胤决意在973年最终罢免赵普的宰相职务，主要在于赵普的专权。赵普的专权，在孤立自己的同时，也造成了他与皇弟赵光义的矛盾。

　　赵光义作为陈桥兵变的重要策划者之一，对于扶立其兄建立赵宋王朝既有功劳，也有苦劳。在王朝建立之初的一段时间内，权力分配大体合理，赵普出任了枢密副使，赵光义取得了开封尹一职，矛盾还不突出，赵匡胤、赵普和赵光义之间基本上维系着一种亲密的关系。建隆之初，赵匡胤在平定李重进叛乱之后，曾就统一战略问题同担任殿前都虞候的赵光义一道“雪夜访普”，呼普妻为“嫂”，三人席地而坐，炽炭烧肉，把酒论战，很是亲密无间。杜太后在世时，对赵光义十分偏爱，光义每出，总要他同赵普随行，而且要“刻景以待其归”，这表明，在建隆年间，三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确有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建隆二年（961年）六月，杜太后去世后，七月，赵匡胤任命赵光义担任开封尹同平章事，解除了他的禁军职务，自此，赵光义一直担任开封尹，直到即位。但赵普却在乾德二年（964年）出任宰相，地位居于赵光义之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普专权越来越厉害。地位的变化和权力分配的失衡，使两人的关系渐渐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明争暗斗成了两人关系的主线。特别是赵光义，力图把以开封为中心的东京府经营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不可避免地要同试图独揽朝政的赵普发生争斗和冲突。

　　乾德四年（966年）在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冯瓒问题上，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公开化起来。

　　冯瓒是赵匡胤十分欣赏的人才。赵匡胤曾私下对赵普称“此人材力当世罕有”。乾德三年，王全斌率军平蜀后，冯瓒即与参知政事吕馀庆一道被派往蜀地，出任知梓州。在梓州任上，有人告发他“受赇为奸”，因为冯瓒“善言谈，有吏材”，是一个很能干的官员，听到告发后，赵匡胤决定召冯瓒入京，由自己亲自了解情况，再酌情处理。冯瓒入京后，本来就对他有成见的赵普暗中派人到潼关截获和检查冯瓒留在后面的行装，结果意外发现行装中有若干包已经捆扎停当的“金带珍玩”，上面都贴着送交刘嶅的字样。刘嶅官职卑小，冯瓒为何要向他行贿呢？原来，“嶅时在皇弟开封尹光义幕府”，是赵光义的重要幕僚，这样一来，问题顿时变得严重和复杂化。赵普抓住机会，意欲狠刹赵光义的威风，极力主张将冯瓒处以死刑。但这一意见没有被赵匡胤所采纳，最后经赵匡胤的“宽大”，将冯瓒流放到当时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沙门岛，后来冯瓒在这座孤岛上一共待了十年。

　　冯瓒“受赇为奸”，这里面显然牵涉到赵光义，否则，他没有必要将“金带珍玩”送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幕僚刘嶅。赵普对这层关系显然也是清楚的，他之所以“公报私仇”，无非就是要借此削弱赵光义的权力，给他一点颜色和厉害。耐人寻味的是，赵光义当上皇帝后，立即就将冯瓒恢复了官职。而据李焘记载，在此次事件中受了委屈的刘嶅，因代赵光义受过，在真宗朝还得到了皇帝的特恩。天禧四年（1020年），刘嶅之母上书真宗，称刘为太宗府佐，沦没至今30年，子孙绝无禄食。宋真宗于是大笔一挥，特准刘嶅之孙刘从简入官。

　　在此次争斗中失利的赵光义颇不甘心，冯瓒事件后，赵光义对幕府进行了整顿。幕僚中有一位左补阙、开封府推官宋琪，赵光义最初对他“礼遇甚厚”，但宋琪是幽州人，与赵普同乡，又同赵普关系密切。赵光义于是感到有可能宋琪在冯瓒事件中扮演了告密的角色，因而屡屡向赵匡胤进言，将他赶出幕府，出知陇州。这样处理，赵光义犹不解恨，在他即位后，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特意将宋琪召来，进行诘责，害得宋琪一再表示要“悔过自新”，赵光义才允许他以太子洗马的身份留在朝廷。从赵光义执意要赶走宋琪这一点看，赵光义与赵普的矛盾已完全公开化。

　　双方的斗争仍没有停止，开宝四年（971年），赵普又抓住了一次机会。是年大雨，黄河屡屡决堤，河南、山东一带尤甚。十一月，黄河决于澶州，东汇于郓、濮。赵匡胤对地方官吏不及时报告灾情十分恼怒，下令派员调查，结果，澶州通判姚恕被处以极刑，赵匡胤的舅舅杜审肇被免归私第。

　　姚恕是赵宋王朝第一个因失职被处死的地方官员，时人议论纷纷，多谓姚恕罪不至此，实乃赵普公报私仇。赵普对此人为何如此仇恨呢？原来姚恕是赵光义的得力幕僚，是赵光义深为器重的左右手。姚恕在赵府，自然深知赵光义和赵普的关系，不免有些仰仗权势，不把当朝宰相放在眼里的意味。据说有次姚恕前去拜见赵普，适逢赵普大宴宾客，门人对姚恕的到来竟不作通报。一怒之下，姚恕拂袖而去。赵普知道后，连忙派人道歉，但姚恕执意不给面子，赵普由此记恨在心。当赵匡胤为担任澶州知州的舅舅杜审肇选择副手时，赵普力主姚恕出任通判，试图将姚恕调离赵光义幕府，以达到削弱赵光义势力的目的，赵光义多次极力挽留，赵普都不同意。姚恕只好离开主人前往澶州赴任，最后终于被赵普借机杀害。姚恕事件，可算是两人关系交恶的又一个例证。

　　赵光义同赵普不和，还在他即位后的一些谈话中有所披露。《晋公谈录》记载说，赵光义当了皇帝后，曾对人说：如果赵普还在中书当宰相，则“朕亦不得此位”！

　　在太祖朝，特别是赵普担任宰相期间，赵普同赵光义的争斗中，赵普占上风的时候多。但在后期，由于赵普的专权遭到赵匡胤的猜忌后，赵普便开始失势，特别是赵光义利用“权谋之士”卢多逊攻倒赵普后，赵普的地位一落千丈。卢多逊早与赵光义相亲近，攻倒赵普，出力尤多，因而赵光义即位后，便将卢多逊晋升为宰相，权重一时，连群臣所上章疏，都必须先交中书，经卢审阅后才交给赵光义批阅。

　　卢多逊担任宰相后，继续不遗余力地对赵普进行压制和打击。早在973年赵普被罢相，出任河阳节度使，卢多逊乘机在赵匡胤面前进行挑拨，将赵普的妹夫侯仁宝出知邕州（今南宁）。侯仁宝不甘久居荒蛮之地，便请求出兵攻占交趾，试图借机回京，但又为卢多逊所阻。等赵光义当了皇帝，卢多逊却建议赵光义命侯仁宝直接率师讨伐，结果981年三月死于白藤江口。

　　对赵普本人，赵光义和卢多逊起初都极力阻止他重返朝廷。赵光义即位不久，便派少府监高保寅知怀州（河南沁阳）。怀州是河阳三城节度使管辖的支郡，是赵普的地盘。但高保寅素与赵普不和，到任不久，就借口“事颇为普所抑”，请求罢免节度使所领支郡。赵光义于是立即下诏，让怀州直属京师，长吏得自奏事。

　　政治家最重要的素质是要能伸能屈，赵普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虽然在昔日的政治舞台叱咤风云，但眼下却真正是运交华盖，败走麦城。要摆脱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动献媚和取悦于过去的政敌，当今的皇帝。否则，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龙困浅滩，虎落平阳，任人欺负。

　　赵普以他为政多年的经验，以他对赵氏家族的了解，深知要使他的命运出现转机，一要在政治上将他的老对头卢多逊整倒，二要为赵光义献上一份厚礼，而且这份礼物要足以使他动心。他知道，在政治上打倒卢多逊还是有基础有实力的。在卢多逊攻讦甚剧，赵匡胤特意将他抛弃之时，一批朝廷重臣像王溥、窦仪、王祐等人都曾站出来为赵普袒护。他们对卢多逊等人趋炎附势抱有深深的成见，说明他本人尽管出镇河阳而离开了朝廷，但虎死余威在，他本人的声望和长期培植的势力，在政治舞台上仍可以同对手一见高低。对于第二个问题，他也反复考虑过，认为赵光义以非常手段夺取政权，即位的合法性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唯有在这方面做文章下工夫才能使赵光义消释前嫌，重新和好如初。

　　机会终于等来了。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三月，太祖之子、兴元府尹赵德芳突然死去。年仅23岁。太宗哭了几声，诏赠为中书令，追封为岐王，谥为康惠。太祖驾崩时，宋皇后命内侍王继恩召的就是赵德芳，而王继恩没有去召赵德芳，反而召进当时是晋王的赵光义，太宗才得以即位皇帝。所以，这次年轻的赵德芳突然死去，在朝廷内外又引起一阵惊慌。大家都有猜疑，其中是否有政治阴谋，但谁也不敢明说，不过几个关系亲近的人凑在一起，私下里议论一番。

　　这时，心中最忐忑不安的就是秦王赵廷美了。当初，杜太后遗命太祖，传位于赵光义，光义传位于赵廷美，赵廷美传位于德昭。太宗即位后，使命赵廷美为开封府尹，封为齐王，与太宗即位前的身份与位置一样，亲王任京尹，表明将要继承皇位。现在，德昭已经身亡，而赵德芳又年纪轻轻地突然死去，赵廷美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不妙。他好像看到一只黑手，正悄悄地向他抓来。他有些坐立不安，心神不宁。他一直小心翼翼地活着，处处提防。太宗亲征北汉，本来要他在东京留守，他为了减少太宗的疑心，还是请求太宗，跟随着车驾出征了。在平时，他也暗中拉拢一些亲近的大臣，送给他们许多财物。当朝权威势重的宰相卢多逊和他交往密切。即使如此，他还是越来越感到一种危险潜伏在他的周围，渐渐地在生长、扩散，把他牢牢地笼罩着，包裹起来。秦王赵廷美更加收敛起锋芒，每天深居简出，只在秦王府邸中寄情声妓，醉心歌舞。然而，他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不幸地发生了。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原来是晋王府旧幕僚的如京使柴禹锡、赵镕、杨守一，突然一起掀起轩然大波。他们直入内廷，密告太宗，说秦王赵廷美骄恣放纵，将要有阴谋在暗地发动。太宗即位后，把皇弟赵廷美封为齐王，后又晋封为秦王，仍以亲王任开封府尹，是在向世人表明，他的确秉承杜太后以及太祖皇帝的意思，依次传递皇位。那么，他本人的即位因此显得合情合理，不存在篡夺的嫌疑。但太宗心中一直在疑忌秦王赵廷美，派人暗中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担心赵廷美会突然作乱，取代他的皇位。现在，太祖的两个皇子德昭、德芳已相继死去，威胁他的皇位的只有秦王赵廷美了。于是太宗更加集中精力，对付赵廷美。赵廷美一日不倒，太宗就一日难安。现在他的旧僚来告发秦王，正中太宗下怀。他的这些幕僚，从他任开封府尹时就为他卖命，察言观色，对太宗的喜怒哀乐格外熟悉，往往能迅速体会出太宗内心的意图。这次告发秦王赵廷美，应该还是按照太宗的意思来行动的，太宗心中很满意。

　　太宗需要有人来帮助他策划这件大事。此刻，他面前立即浮现出一个人的影子，这个人曾经参与了几次重要的大事，与他一起策划过陈桥兵变，他就是太祖时的宰相，现在只奉朝请（闲散官员）的太子太保赵普。赵普虽然和他有过不和，还曾经压制他封王，反对他即位，那也只是一时一地的态度。赵普曾经位极人臣，专政多年，权势威重，现在受冷遇多年，必然期望复出。太宗相信赵普为了切身的政治利益，一定会见风使舵，与他重新合作。而卢多逊专理朝政，又与秦王赵廷美的关系友善，不能依靠他来做这件事。赵普遭卢多逊诋毁，才被太祖罢去宰相，而卢多逊又长期压抑赵普，两人仇恨深入骨髓，赵普早就希望有朝一日翻身执政，扬眉吐气。于是，太宗决定召见赵普，与他秘密讨论秦王赵廷美被告发的事。

　　赵普听说太宗召见，兴冲冲地入宫。太宗见到赵普，亲自上前，拉住他的手说：“现在有人告发秦王廷美阴谋作乱，这件事关系重大，别人我都信不过。爱卿是开国元勋，办事果断刚正，周密稳妥。所以今天请你来商议，该怎么处理才好呢？”赵普一听，心中大喜，心想：“我报仇的机会终于来到了。”想到这里，连忙毛遂自荐：“臣愿请求陛下委我以重任，来查明奸臣的阴谋。”太宗见赵普果然应允，十分高兴。

　　赵普回到府中，兴奋不减，连夜在灯下写出一份奏章，秘密地递交太宗，表明自己的心迹。太宗饶有兴味地阅览赵普的密奏：“臣忝为开国旧臣，被有权势而受到帝王宠信的人诋毁。”太宗继续向下看，眼光越来越亮，竟渐渐放出异彩，好像寻见了梦寐以求的宝物。只见赵普在奏章中写了他亲自参与并知道杜太后临终之命的事：“臣有幸在昭宪太后驾崩前夕被召进宫，与太祖皇帝一并聆听太后遗命，并亲笔记下遗命内容以及太祖的誓言。后来，臣不幸因为憨直的缘故，权幸之辈竟然在太祖驾前，肆行诋毁，蒙蔽圣聪，耿耿愚忠，无从告诉。当时竟还有人诬告臣讪谤陛下的，所以臣在外迁时，曾上表辩白，澄清事实。太祖皇帝亲手把臣的表章封起，也藏在太后顾命的那个金匮里面。请陛下查核臣的上表，就可以证明臣的忠心和清白了。”太宗一口气读完赵普的密奏，不禁拍案而起。他又快速浏览了一遍放在书案上的奏章，慢慢地卷起放好，长舒了一口气。他重新坐下来，背靠在座椅上，让自己冷静一会儿。然后，太宗命人取来金匮，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有誓书，还有赵普的诉表。表上说：“外人说臣轻议皇弟开封府尹。皇弟忠孝全德，岂容让人说三道四？在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在预闻顾命。知臣的是君，愿还臣一个清白！”太宗见赵普献出了他所急需的证据，很高兴。

　　第二天，太宗再次召见赵普，对他说：“哪一个人没有过失呢？朕不用等到50岁，就已经知道前49年的不是了。而今以后，朕知道卿的确是忠臣。”然后，赵普被授予司徒兼侍中的宰相级官衔，算是正式回到了政治权力的中心，这是赵普第二次出任宰相。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十月，群臣奉表，给太宗加上尊号为“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太圣至明广孝皇帝”，太宗推辞，群臣连续三次上表恳请，太宗才准许。在乾元殿接受册尊号，内外文武百官加恩。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三月，金明池水心殿落成，太宗将要到池中泛舟游乐。这时，又有人密告秦王赵廷美阴谋在圣驾幸西池时作乱，要早作防备。太宗装出不忍心的样子，罢免了赵廷美开封府尹的职务，改命为西京（洛阳）留守，赐给他袭衣犀带，钱千万缗，绢彩各万匹，银万两，赐居西京甲第一区。诏令枢密使曹彬，在琼林苑为赵廷美饯行。以太常博士王判河南府事，开封府判官阎举判留守事，进柴禹锡为枢密副使，杨守一为枢密都承旨，赵镕为东上阁门使，这是赏赐他们告发赵廷美阴谋的功劳。然后贬左卫将军、枢密承旨陈从信为左卫将军，皇城使刘知信为右卫将军，弓箭库使惠延真为商州长史，禁军列校皇甫继明为汝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定人王荣为濮州教练使，这些人都是因为与赵廷美交往过密，或是接受赵廷美的宴赏犒赐，而被太宗贬官。王荣还没走，又有人告发他曾向赵廷美的亲吏口出狂言：“我不久就要当节度使了。”因而又获罪，被革除官职，永不录用，流放到海岛。

　　赵廷美虽然罢为西京留守，因先前曾受昭宪太后遗命，当继太宗位做天子，太宗尚未敢公开降罪赵廷美，他的心中还存着一丝矛盾。有一天，太宗就传位的问题访问赵普，赵普此时也顾不得昭宪太后的遗命了，回答说：“在传位问题上，太祖皇帝已经失误了，陛下岂容再误！”于是太宗决定把廷美治罪。

　　赵普既得势，便要为赵廷美的罪案，攀连卢多逊，明察暗访，搜罗他的罪证。卢多逊也深知赵普一旦得势，必然千方百计要找他报仇，心中非常担忧，茶饭无味。赵普曾多次暗示他，让他识相一些，尽早自行引退。但是卢多逊贪恋他的权位，下不了决心，不甘就此放手。也是卢多逊合当倒霉，赵普恰巧查访到卢多逊曾经派遣堂吏赵白交结秦王赵廷美一事，即时奏报给太宗。太宗大怒，责授卢多逊兵部尚书，两天后，下令御史立案审问，逮捕中书堂官赵白、秦府孔目官阎密、小吏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等人，命令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卫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人，会同审讯。卢多逊知道逃不过的，只得全部招认说：自己曾经多次派遣赵白把中书机密要事密告给秦王赵廷美。去年的九月里，又命令赵白去见秦王，并且对赵廷美说：“但愿宫车晏驾，臣尽全力事奉大王。”秦王廷美也派遣小吏樊德明答报卢多逊说：“承旨所言，正合我的心意。”因此还赠送给卢多逊弓箭等物，卢多逊接受了赠品。阎密起初给事赵廷美，太宗即位后，补为殿直，仍然隶属秦王府。他放纵横行，不守法度，讲话经常指斥朝廷。王继勋尤其受到赵廷美的信任，曾经替赵廷美四处求访歌妓，仗势贪赃受贿，强取豪夺。樊德明一向与赵白混得很熟，卢多逊是通过他们结交赵廷美的。赵廷美还派遣了赵怀禄私自召回同母弟军器库副使赵廷俊，与他商议机密。阎怀忠曾经为赵廷美到淮海王钱俶那里去索求犀玉带、金酒器，阎怀忠同时接受了钱俶私下送给他的白金百两、金器、绢扇等物品。赵廷美又曾派阎怀忠带着财物到他的岳父御前忠佐马军都军头潘潾的营中宴赏军校，培植亲近势力。这些人都已服罪，供认不讳。李昉等审讯明白，便把这些人的供状奏复太宗。

　　太宗诏令文武百官在朝堂会集，共同商议处置办法。太子太师王溥等74人，联名拟议复奏：“谨案兵部尚书卢多逊身为宰相，心怀怨望，密遣堂史，交结亲王，通达语言，诅咒君父，大逆不道，扰乱朝纲，上负国恩，下亏臣节。宜膏铁钺，以正刑章。其卢多逊，请依照有司的判断，削夺他的官爵，准法处斩。秦王廷美，亦请同卢多逊处分。赵白等人，也该按律处斩。”奏议呈上后，太宗略有更改，适当减轻惩罚，也显得他顾惜兄弟之情和君臣之谊仁德宽厚。太宗下诏：削去卢多逊的官职，连同家属流放崖州，并将他们与远方的人配亲。赵白、樊德明、阎密、王继勋、赵怀禄、阎怀忠全部在都门外斩首，没收他们的家产。秦王赵廷美勒令从官府回归私宅，家中的男女一律削去封爵名号，恢复原来的名称，贵州防御使赵德恭等仍称为皇侄，皇侄女嫁给韩崇业，削去云阳公主、驸马的称号，并将韩崇业从右监门将军降为右千牛卫率府率，而且发遣到西京洛阳，到赵廷美家居住。五月，又以辅导无状的罪名，贬西京留守判官阎矩为涪州司户参军，前开封府推官孙屿为融州司户参军，这两人都是赵廷美的官属。

　　卢多逊动身去被贬的崖州，在路边休息吃饭，旅店中有一个老妇人，颇能讲一些京都的旧事。卢多逊和她搭言说话，这位老妪不知道和她讲话的人就是卢多逊。卢多逊问老妪：“老太太从哪里来此？”老妪紧皱起眉头，说：“我本来是中原官宦人家，有一个儿子在京城做官。卢多逊当宰相，命令我儿子违法去做一件事。我儿子不能顺从他的意图，姓卢的就治了他的罪，诬陷他违法违纪，把我们全家发配蛮荒之地。不到一年，我们骨肉相继沦没，只剩下老身流落在山谷。如今寄住在道旁，这也许是天意，那个姓卢的宰相，他妒贤嫉能，仗势欺人，专横骄傲，不守法令，终究会被治罪，流放到南边。老身侥幸，或许死之前能见到他，看看他的下场。”卢多逊听后，哑口无言，无趣地转身又上路了。卢多逊到了崖州，一直待到雍熙二年（985年），死在了那里，终年52岁。

　　赵廷美被勒令回西京洛阳后，赵普还以为处分太轻，恐怕他势力犹存，死灰复燃，自己不但官位保不住，而且这条老命也要搭进去了。于是，赵普便又捏造事故，陷害赵廷美，一定要置他于死地才放心。赵普婉言暗示，唆使开封府李符上奏说：赵廷美在西京并不肯悔过，他心怀不满。请把他迁徙到边远郡县，以防备他再生事端。太宗得奏，又下诏降赵廷美为涪陵县公，安置在房州，妻子楚国夫人张氏，削夺了封号；命令阎彦进为房州知州，监察御史袁廓通翔州事，用来监视赵廷美的活动。赵普又恐怕李符泄露秘密，便以李符用刑不当的罪名，把他流放到春州。当时，卢多逊被流放崖州，李符对赵普说：崖州虽远在海中，而水土很好。春州虽近，瘴气很毒，到那儿的人必死无疑，不如把卢多逊放在春州。而现在，李符自己却被流放到了这里。一年后李符便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赵廷美在房州，连行动的自由也没有了。他思前想后，气愤恼怒。一天，赵廷美流着眼泪，握着妻子张氏的手，悲哀地说：“你我倘是不生在帝王家，而是生在平民百姓家，你我夫妻，或耕田，或种地，或捕鱼，或打柴，生儿育女，到了现在的年纪，岂不过着很愉快美满的生活吗？可见在人间要想求得真正的乐趣，享受真正的幸福，断不可生为贵族的子弟，处在是非的地位啊。”张氏听着赵廷美这番感慨，触景神伤，也哭泣着说：“夫君说得是啊。千岁有什么罪过呢？您之所以到了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您有继承大位的资格啊！然而千岁也不必自怨自艾，自从有君主以来，与千岁有相同遭遇的人，难道还是少数吗？总而言之，人世上只要有君位一天，同时也就有与千岁一样遭遇的人。正本清源，必须废掉这君位才能够结束这种厄运。”正说着，听见外面有人走动，两人便闭口不言了，怕被监视的人听去，两人又要加重罪名，增添苦楚。从此，赵廷美天天生活在愁郁之中，不久，竟然忧郁成疾，卧床不起了。

　　赵廷美为什么要谋反，其证据又是什么？诸史并无明确的记载。后来赵光义编了一段话，对宰相说，在982年三月金明池的水心殿修成，赵光义准备泛舟往游时，有人告发廷美将乘机下手，没有得逞后，便又称病留家不出，想乘赵光义登门探视时再图谋杀。赵光义接着便大谈了一番亲情，说接到报告后，自己反复考虑，一时难以决断，如让有关部门调查追究，则廷美罪不容诛，他本人则不愿“暴扬其丑”，后来卢多逊勾结廷美的事情败露之后，也只是让他居守西京，岂知廷美不思悔过，反倒怨望更深且出言不逊，这才将他迁居房州。所以他认为“朕于廷美，盖无负焉”。果真如此吗？这种极其机密的阴谋为何能让赵光义的亲信柴禹锡等人知道？既有如此大逆不道之举，又为何不经任何审理就草草作出处理，难道仅仅是“不欲暴扬其丑”所能解释得了的吗？就算是出于亲情，不忍过分伤害，那赵光义又为何要不惜歪曲事实，宣称廷美乃其乳母耿氏所生，非同胞骨肉？如此等等，着实令人难以自圆其说，所以当时宰相李昉在听了这番话后，很乖巧和圆滑地回答说：“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连宰相都不好明确肯定确有其事，则赵光义这番话的真实性难道不值得打个问号吗？

　　倒是有人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提示。李焘在《长编》中指出：“凡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之为也。”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十，在太平兴国六年中“考异”说：“廷美之阴谋，事无佐证，特以地处危疑，为众人所瞩目，太宗已怀猜忌，普复从而谋孽之，故祸不旋踵耳。”为取悦于新主，开国元勋迫害起皇室成员来同样也是不遗余力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金匮之盟”究竟是个什么货色。

　　《长编》卷十四，开宝六年（973年）八月记载说：

　　“普既出镇，上书自诉云：‘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预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上手封其书，藏之金匮。”

　　按照上面的说法，则赵普被罢相后出镇河阳时，曾上书赵匡胤，其中提到了杜太后遗嘱之事。后来在981年赵光义召赵普时，再次提到昭宪顾命和上书自诉之事，并煞有介事地在“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李焘在叙述赵普自诉一事时，没有明确记载年月，而且，这位大史学家对赵普抱着一种深深的敬佩之情，虽不能说有意为赵普做些掩饰，但在摘录和选择材料上按照自己的观点有所取舍也未可知。

　　我们觉得，所谓上书自诉之事，乃是赵普等人有意伪造的关于“金匮之盟”的旁证材料。首先，赵普被罢相而出镇河间，是与赵匡胤矛盾激化的结果，并不涉及赵光义，要害问题在于他的专权。因此，如果说要上章自诉，则应围绕这个问题做文章，同“金匮之盟”没有多大关系。即使杜太后真有如此遗嘱，赵普不过是一见证人而已，并没有值得夸耀而足以使赵匡胤收回成命的资本可言。何况，在赵匡胤正当盛年之时，就在自辩书中提起让赵匡胤传位之事而招致赵匡胤的恼怒，显然并不是明智之举。其次，赵匡胤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要将一个被贬官的宰相的自诉书郑重其事地与关于皇位传承问题的绝密誓约一同放入金匮呢？如果自诉书果真有如此分量，赵匡胤又为何对赵普的处理不作任何更改，而只是将这份材料藏之金匮呢？再次，李焘所记赵普自诉一事，照说应在赵匡胤去世之前的开宝年间，可为何等到赵光义做皇帝5年之后的981年才重新提及呢？这显然又难以自圆其说，可见其编造的痕迹十分明显。

　　关于“金匮之盟”，其破绽之处颇多，历来有人怀疑。

　　第一，金匮之盟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要防止后周那种“主少国疑”的情况发生，所以要求赵匡胤“立长君”。但从年龄上推断，杜太后死时，赵匡胤35岁，正当盛年，德昭已11岁。杜太后怎么能预料到赵匡胤死时，赵德昭仍少不更事，无法担当治国重任呢？

　　第二，金匮之盟的当事人是谁？诸书记载差异很大，司马光《涑水记闻》称赵光义不在现场，但李焘说，真宗成平元年（998年）所重修的《太祖实录》（即《长编》所说的《新录》）又说赵光义也参与顾命。署名王禹辑所著《建隆遗事》则说赵光义和赵廷美都一起聆听杜太后临终教诲。李焘极力考证，认为参与其事的只有三人，即杜太后、赵匡胤和赵普。这样一来，赵普就成为金匮之盟的唯一见证人，但令人奇怪的是，赵普既是在盟约上签名的证人，却没有在赵光义即位之际予以公开和宣布，却等到赵匡胤死后5年，赵光义已迫死其侄，又将迫死其弟的时候才公之于世，这是很不符合常理的。另外，金匮之盟是密约，赵普上书自诉，赵匡胤也将它当作秘密，981年关于顾命之事及自诉之事，又是赵普的密奏，可以说，在最关键的事件上都以秘密二字掩盖着某种真相，结果，所有的事件除了早已作古的当事人以外，剩下的只有赵普和赵光义两人。除他们可以互相唱和之外，其余均死无对证，这种情况难道不令人生疑吗？

　　第三，据李焘说，在太平兴国三年（928年）始修，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成书的《太祖实录》（即《长编》所称的《旧录》）中不见只字记载。只是在《新录》中才记载“金匮之盟”的内容。按说编修《实录》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史官们可以调阅各种皇家档案，各有关部门和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报送材料，假如“金匮之盟”确有其事，这显然是赵光义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也是各部门和臣僚特别是身处逆境的赵普取悦新主的极好机会，但不知为什么，这样一件大事竟然在《实录》中无一字涉及，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在修撰此书时，“金匮之盟”的神话还没有来得及编造出来。

　　《太祖实录》经过多次重修，当时许多人都视这一差事为畏途，这其中的难言之隐自无法向人诉说。当时赵光义准备重修《太祖实录》，召濠州知州范杲为史馆修撰。范杲就是范质的侄子，闻知被召，欣喜若狂，以为朝廷将付予大任，因而晨夜趋进，奔向京师。到达宋州时，路遇朗州通判钱熙，范杲向他打听朝廷将授自己什么官职，钱熙回答说：“重修《太祖实录》尔。”这消息有如一记闷棍，使范杲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回到京师不出十天就在急病交加中去世。

　　赵普帮助太宗除去了一块心病，便完成了太宗让他复出为相的目的。虽然赵普已经年纪较高，但太宗一直对他猜忌防备。两人的关系若即若离，互相利用，始终存在隔阂。太宗表面上对他尊宠有加，实际上在担心赵普又会像以前那样，权威势重，于是便想找借口罢去他的相位。

　　太宗有一次对群臣说：“赵普乃是开国元勋，与朕多年故交，对朕帮助很大，朕依靠他的地方很多。他如今已年迈体衰，头白齿落，朕还把繁重的机要事务来烦劳他，使他昼夜不得休息，实在不是对待有功老臣的礼节，朕心中愧疚难安。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选择一个好地方，早日让他去享受清福，颐养天年才好啊。”赵普听到太宗这番冠冕堂皇的话语之后，立即明白了太宗的企图。他不禁伤感地叹息道：“我这番作为，竟是为他人忙活了。”为了留住富贵，赵普权衡利害，最终无可奈何地呈上辞职表章。太宗见赵普非常识趣，顺水推舟，大加抚慰，批准了赵普的请求，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免除了他的司徒、侍中职务。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十一月十六日，太宗在长春殿摆设丰盛的宴席，亲自为赵普饯行。席间，太宗作诗一首，赐给赵普，称颂他的忠诚，肯定他的功绩。赵普捧着诗稿，哭泣着说：“陛下赐给臣诗章，臣当刻石留念，来日和臣的朽骨同葬在九泉之下，生死不忘陛下恩德。”太宗听了赵普的话，也深为感动。第二天，太宗说：“赵普功不可没，现在让他卸下重任，安心养老，因而作诗表达我的意思。赵普感激泣下，我也伤心感动得掉泪了。”宋琪上前说：“昨天，赵普到中书省来，捧着御诗，涕泪交加，对臣说：‘赵普今生余年，不可能再登阶报答圣上了，希望来世能效犬马之力。’臣昨天听了赵普的话，今天又听到陛下的宣谕，君臣有始有终，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赵普被罢相后，太宗以参知政事宋琪、李昉并同平章事，李穆、吕蒙正、李至参知政事，张齐贤、王沔签书枢密院事。三天后，下诏从今开始，宰相班次在亲王之上，李昉、宋琪等坚持辞让，太宗不同意，说：“宰相任重，要总领百官，亲王藩邸的设置，不过只奉朝请而已。我的皇子元佐等人年纪还小，要让他们知晓‘谦受益，满招损’的道理，卿等就不要推辞了！”

　　李昉起初与卢多逊关系很友善，而卢多逊经常在别人的面前数落李昉的短处。有人告诉李昉，李昉却说：“卢多逊和我交情深厚，不可能的。”太宗曾经和李昉说起卢多逊，李昉总是为卢多逊解释开脱，太宗说：“卢多逊经常把你诋毁得不值一钱。”李昉才醒悟。太宗也因此看重李昉，把他和宋琪并为宰相。

　　卢多逊被贬流放不久，赵普也被罢相，出为节度。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右补阙、直史馆胡旦向太宗献《河平颂》，其中有“逆逊投荒，奸普屏外”等话语。太宗看后，十分震怒，立即召见宰相说：“胡旦这篇文章，词意悖谬乖戾。朕把他擢用为进士甲科，历试外任，所到的地方没有做出什么好的成绩。胡旦任海州知州时候，被部下诉讼，已经下狱治罪，正好遇上大赦，朕因爱惜他的才学，才没有计较他的过失。他现在竟敢这样恣意狂躁，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朝廷多君子，胡旦怎么适合列为侍从呢？”中书舍人王祐等人说：“像胡旦这样的人，应该贬斥出京城。”于是，胡旦被责贬为殿中丞、商州团练副使。胡旦上《河平颂》，本来是想为太宗歌功颂德，谄媚娱上，以求晋升的，没想到事与愿违，触怒了太宗，弄巧成拙，惹祸上身，实属滑稽可笑。而在封建社会中，一言得升，一言遭罪，甚至一言活命，一言被诛的事，是屡见不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