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谏人生——魏征

第四节 偃革兴文，制定文治总国策

　　唐太宗即位之后，曾问过一个最根本的大问题：“近代以来君臣统治国家，都比古代的那些朝代要差，这是什么原因？”这里，唐太宗是在向大臣们布置一篇作业，作业的题目是为什么近几百年以来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朝，都不能像周代、汉代那样强盛而久长？如何才能达到周、汉等强大王朝的目标？有人认为：“人主必须威权独任，对内严刑峻法，对外耀兵振武”，主张效法秦始皇的法家治国路线。王珪则提出另外的看法：“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多非经术之士，汉家丞相无一不精通一经，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魏征的主张概括得最精练和彻底；“偃革兴文，布德施恩。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后来唐太宗在总结他治国成功的经验时也称：“只有魏征劝我停止武装斗争，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文治国的路线上来，朕采纳了他的主张，结果天下达到太平安宁的局面，四夷邻国，都来臣服，世界各国，全都羡慕我大唐盛世，这一切都应归功于魏征！”

　　唐太宗之所以接受魏征的以文治国的方针，是因为他们亲眼看到隋炀帝统治时期干戈不息，徭役无时，穷兵黩武，穷奢极欲；又身经隋末时期全国人民疾风暴雨般的反抗斗争，推翻了隋王朝的反动统治，重建了新政权；而面临的现状又是“东起海岱，西至伊洛，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百废待兴的严峻形势。所以他在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指导下，深深地懂得要统治人民，必须先使人民能够生存，犹如捕鱼必须先养鱼，获兽必须先育林的道理。于是，他动员文武百官，献计献策，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展开多次大讨论和大动员，全面审慎地分析和研究国内外形势，总结了历代新王朝开国时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如西汉立国之初的政策是如何兴邦旺国，隋末统治者是怎样丧国亡身，逐步地探索出一条既统治天下人民又不使他们反抗，既要人民为国家服役交税又不影响他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既要统治者长守富贵、长治久安，又要保证人民最起码的生活水平而又服从统冶的理论系统和实施方略。因此，综观贞观年间唐朝统治者所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措施，与历朝历代经济上恢复发展的积极效果，在魏征为首的一批杰出政治家、思想家的策划和设计下，在唐太宗的英明指挥下，他们顺利地进行了这场有声有色、有条有理的大改革和大调整，创造出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太平盛世，并由他们经营的这份“贞观之治”的基业开始，他们的子孙得以畅抒政治豪情，把文治武功推向纵深，把大唐帝国推向中国封建社会文明的最巅峰。

　　太宗未即位之前，就广招文人学士进秦王府，建立学馆，既讲学，又论政。所谓十八学士为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分为三班，每班六人，轮流值日，与李世民昼夜讲论，史称“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又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李世民对这批文士“供给珍膳，恩礼优厚”。这些人既是李世民的文化教师和学术顾问，也是他的智囊团和在贞观时期宰相政事堂的主要班底。太宗在登上皇位之后第一天的群臣大会上，提出“偃革兴文”，随后即用“予以升迁”“破格擢用”等名义，提拔了一批“学识优长，兼识政体者”为中央政府各主要部门的领导人，例如对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温彦博、王珪、戴胄等人的大力提拔和重用。此后，以上书议政，求谏纳谏，科举特举等方式，擢选了一大批文人进入朝廷中枢机构。

　　唐代所谓的“文人”“学士”“儒者”，大都指的是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它大体上包括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门第的上层士大夫和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文人寒士。由于其本身来源上的宽泛和流动的特性，从达官贵人到胥吏贫民，使得他们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独立的社会阶层；加之魏晋至隋朝数百年门阀政治的把持和垄断，以及隋末战乱的毁灭和打击，更使学者文人无法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隋末唐初的尚武轻文之风，是再普遍不过的现象。但是，伴随着唐代社会环境的改变，一个不同于前代也有异于后期的“贞观式知识分子”的新型群体，在偃武兴文的国策出台和落实过程中，悄然崛起。

　　回顾前朝的历史，两晋南北朝实行的“九品中正制”，使门阀巨族一直扮演着参政的重要角色，不仅使寒族无法凭资取官，而且从政治上堵塞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从政做官的道路。加之频繁的王朝更迭，造成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政治斗争局面，文人士大夫的头面人物往往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旋涡之中，使大多数文人士子不敢贸然从政，即使是参政的寒门士人也常常成了泯灭个性的奴才，所以他们的参政观既不是视政治为不屑一顾的脏物，也不是怀有一定的政治抱负要大干一番事业，而是超乎政见炎凉和游离政界纷扰的消极思想。唐朝此时期的知识分子由于置身于前代门阀统治衰落终结和后朝高度集权专制统治即将开始的过渡时期，能在封建社会发展局部更新的上升时期里获得得天独厚的精神条件，能够在有为的时代里将政治理想和行为活动统一起来，所以，他们对参政不再持犹豫观望的态度，而认为直接参政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实现理想，体现价值的标志。唐代知识分子的这种胸图大志、积极有为的进取思想、时思报国、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与唐太宗所希冀的“偃武兴文”的战略大转变正好一拍即合，知识分子思欲济苍生安社稷，以天下为己任的参政观，正好形成了贞观时期以文治国政策的理想的精神基础。一方面新政权迫切需要网罗吸收文人学士，一方面文人学士也强烈需要入仕做官，参政议政，这样就汇成了一股文人做官的时代潮流，逐步形成文人掌权的政治局面。比较典型的是寒士马周，就是以代人议政而被选拔为中书尚书，后来又迅速跻身于政事堂，成了宰相。从贞观元年（627年）到贞观四年（633年），以文人入相而充实政事堂的任命诏令就达8次之多。

　　在大力选拔文人参政的同时，削减武将在政权班子中的比重或者把武将转化成文臣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配套进行着，这就是史家们通常所称的唐代“文武之变”现象，即唐代政权人员组成结构中文臣武将的不同比重和社会风气中是尚文还是尚武的变化趋向和走势。

　　本来，大唐帝国是以李渊父子为代表的军事贵族集团的胜利果实，李渊父子所依靠的军事贵族集团，基本上是以周隋以来形成的关陇地主集团为核心，联合了关东地区世族地主集团、豪强地主集团以及当时北部边疆少数民族的部落贵族而形成的。这个集团的重要特点，就是崇尚武力，关陇地区的尚武风气源远流长，早在汉代即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之说。宇文泰西入关中创建府兵制时，除依靠部分代北战士外，主要依靠关陇世族地主所领的乡兵。到了周隋，关陇集团的尚武之习依旧浓厚，从西魏八柱国之一的李虎，到儿子李昞、孙子李渊、曾孙李建成、李世民，皆可以算是标准的武人。另外，在唐高祖武德年间陆续参加到中央政权机构中来的，还有关东地区的世族地主集团和所谓的“山东豪杰”集团。关东地区，特别是河北、山东一带，由于长期处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袭扰和统治之下，故无论是地主阶级，还是一般农民，都渐渐染上了较重的习武之风。加之唐代皇室本出自胡化较深的北朝汉人，故当时统治集团并没有强烈的夷夏区分观念。而夷夏之辨观念的淡薄，军事上也急需善战能武的番将的帮助，故唐初朝廷中少数民族将领和武臣极多，而这些人本来尚武少文，唐代统治集团容纳了大批番将，无疑对强化尚武风气起了正向的刺激作用。

　　唐代武德年间，武将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在政治上，有的武臣位居文职，如在中央政权内担任宰辅和六部尚书等要职，但此类情况极少，只有李靖、李绩、侯君集等几个名将，大多数武臣则是出任地方长官，担任都督、刺史、总管等职，如尉迟敬德、段志玄、程知节、刘弘基、张亮以及江夏王道宗、河间王孝恭等。还有不少武将与唐初皇室通婚联姻，唐公主的驸马中，有一半的是武将或名将之后，其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在当时的尊崇状况可以想见。我们只要看一眼唐高祖创立大唐帝国后，所定的年号也明确地叫做“武德”，当时的尚武重武之风，就不言而喻了。

　　唐太宗即位之后，虽然没有一下子革除父皇时代重武轻文的风气，但他却在艰难地扎实地向“尚文重士”的方向努力。在大力采用科举制选拔文人进入政界和通过其他各种途径提拔知识分子的同时，他也开始大规模削减以前武将在朝廷的官位。唐高祖在位期间，科举取士只有32人，而唐太宗一朝科举取士猛增至234人，奠定了科举制大规模发展的基础，科举制渐渐成为入仕之首选，社会上才智之士趋之若鹜，社会风气因而大变。而在稳定了政权以后，唐太宗也清楚地看到许多武臣因为善武少文，缺乏行政管理才能，对封建统治机构的正常运转往往有所妨碍，这就迫使他要让武将逐渐退出行政机构，减小他们在政权中的影响力。如屈突通乃唐初有名战将，高祖因他战功卓著，为人忠贞，任命他为刑部尚书，但他文化水平太差，无法胜任，只好改任工部尚书，为时不久，还是只好调往地方，当他最擅长的军事将领——洛州都督。又如尉迟敬德，尽管是唐太宗最信任的心腹大将，在玄武门之变中，论功第一，赐赏之厚，任何人无法比拟，但唐太宗即皇位以后，他并没有掌握过中央政府大权，而是派遣到外地，担任总管。他“好讦直，负其功，每见无忌、玄龄、如晦等短长，必面折廷辩，由是与执政不平……尝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在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怿而罢，谓敬德曰：‘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这一情节一方面反映了尉迟敬德居功自傲，仗势欺人等修养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唐太宗即位后压抑武将，限制功臣，奖励文士、提倡文治的事实。尉迟敬德后来被调出中央，数年后，授以虚尊的“开府仪同三司”的最高官阶，基本上被排斥于实际行政之外，闲置了起来，以后的几十年内，这位赫赫有名的头号功臣，就因为是一介武人，再也没有参与过朝政，而只好“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武将中，还有秦琼，在唐太宗即位后，一直卧病不出，从未过问政务；唐俭除了出使过一回突厥外，也一直以闲职供养起来，因为无法参与中枢政要，所以也只得“在官每盛修肴馔，与亲宾纵酒为乐，未尝以职务留意”。长孙顺德，是长孙皇后的族叔，玄武门政变中帮助李世民的功臣，后因贪污受贿被唐太宗责罚，并乘此被逐出政坛，以后就只有借酒浇愁，郁郁度日。刘弘基、刘政会、柴绍、程咬金、段志玄、张公瑾等昔日的开国功臣、凛凛将军，也都充其量派在边防前线统军带队，效力沙场，要么就安排一个虚衔闲置起来，吃喝玩乐尽可自由自在，但就是不得再插手国家政务，朝廷大事再也没有过问的机会了。唐太宗也选择一部分优秀武将，把他们培养转变成能文能武的贞观名相，如李靖、李勣、侯君集等都是一代名将，唐太宗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让他们朝文相方向努力，使他们终于成为出将入相、文武双全的能臣。

　　这与太宗自己读书习文有关，他说：“朕年十八便带兵，二十定天下，二十九为天子，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并号召群臣读书识理，以求天下致治，鼓励大臣读经议政，他说：“人性台灵，待学以成其美，博学以成其道。”把读书提高到乱后思教，致治太平的高度。他要求大臣向笃意学问的虞世南学习，虞世南被人誉为“文学之宗”，唐太宗总结他有五绝：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学、四辞藻、五书法，并说：“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以不治？”这样抬举虞世南，目的就是号召文武大臣学文致治，开辟社会新局面。唐太宗君临天下23年，共任宰相28人，除裴寂、萧瑀、陈叔达等6人是高祖时的遗留旧相外，其他22人中，山东11人：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温彦博、戴胄、马周、高季辅、张行成、崔仁师9人为出自士族或寒族的文人。李绩、张亮二人出身寒微，由军功发迹，出将入相；关中5人：长孙无忌、杨师道、杜淹出自显赫贵族；李靖、侯君集以军功至高位，亦由将入相。至于岑文本、刘洎、王珪、褚遂良、许敬宗5人，均来自南族名门之后，博涉经史，多负才名，又深谙梁陈文献典章。所以胡三省对此加以评论曰：“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学士，日夕与之商榷议论，”“有是鲜有败事”。太宗时确立的三省互相制约的中央政治制度，就是他与文士们反复商量讨论、审定而成的产物，此后三省行政长官多用文人，这些文人，多数出自科举。唐贞观时代确立的文人执掌中枢的政治局面，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文人政治的先河。此后的宋、元、明、清各朝，虽略有变动，但基本上沿用唐朝旧制，这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由门阀荫袭制进入科举入仕制，影响极其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