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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宣慰山东,稳定战后政局

  魏征,有胆,敢言他人所不敢言,而且不达目的不罢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君“畏”臣之先例,树立了历代君臣关系的典范。唐太宗有魏征,从而成就天下盛世——贞观之治!

  魏征为李世民做的第一件事,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性和巨大的战略性。魏征归附李世民后,即从战略的高度分析和总结了全国的形势,然后找出了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稳定政治局面,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这正是李世民夺取政权后最关心的问题,自然魏征的建议引起了他高度的关注和重视。于是,李世民连忙问魏征:“要稳定全国的政局,第一步该如何着手?”魏征答道:“首先要设法使山东地区安定下来,这是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李世民听罢,不禁暗喜:“魏征真是个有头脑的人,他所讲的跟我长期思考的结论竟然不谋而合!”李世民于是对魏征的策划相当器重,因为魏征的第一个建议就抓到了要害,抓到了根本,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国内的形势并不很好,经济凋敝,生产衰败的现象正笼罩着全国。隋朝在兴盛时期的控制户数曾达到900万左右,经过大规模的隋末战乱之后,到了唐武德末年,只剩下不到300万户了。其次,政局也十分不平稳,建成、元吉的余党还散布在各地,其中包括了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在玄武门政变后的数月中,地方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变乱。尽管这些局部变乱很快就被平息了下去,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会引起更大的政治动乱,甚至使新生的李世民政权颠覆,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在全国各地当中,山东是各种矛盾的焦点,问题最为复杂。

  所谓的山东在当时来说,包括今河北、山西、河南一部分地区在内,加上山东省本身,范围相当广泛。

  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其代表人物或是豪强地主,或是农民领袖,而其下层群众则大多是铤而走险的失业农民,他们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因而往往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的争夺对象。在反隋的斗争中,他们形成了山东、河北地区的窦建德,河南地区的翟让、李密,江淮地区的杜伏威三支力量。河南、江淮两支起义力量先后被唐镇压或者招抚,基本上被唐王朝所控制。瓦岗军的大部分将领,如徐茂功、秦叔宝、程知节、张亮等人后来都成了秦王府集团的骨干,张亮曾受李世民密令在洛阳“阴引山东豪杰”,扩充自己的势力。窦建德农民军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在隋亡之后,一直是同唐争夺天下的强大武装,他们没像李密、徐茂功等人那样归附唐王朝,而是在同唐军交战以后战败被镇压下去。李世民在镇压窦建德和刘黑闼时,实行了尽行杀戮的政策,不仅激化了唐王朝同河北地区“山东”豪杰势力的矛盾,也使李世民割断了同这一势力的联系。而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唐王朝统治集团与河北地区农民的矛盾。窦建德在河北地区建立“大夏”政权时,封过一大批农民出身的首领或豪强地主为地方官吏,推行了一系列对农民有利的改革措施,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窦建德死后几十年,山东、河北人民群众仍对其人其事津津乐道,并为其立庙祭祀。由于唐王朝对窦建德旧部采取镇压政策,激起河北群众屡屡起兵反抗。李建成出兵平定刘黑闼时,曾接受魏征的意见,对河北地区辅以安抚手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并因此与河北地区的势力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成为同李世民抗争的一支力量。所有这一切,都使唐太宗感到,要想消除河北地区的隐患,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进行安抚。

  魏征是这样的人,他可以几易其主,但不管为谁做事,都是为黎民百姓谋福利,而百姓的福利实则就是国家的治国之道。表面上看,魏征是谁掌权就为谁做事,实际上,作为一个文人谋士,在不存在自己独掌江山的情况下,辅佐一个明君劝其听从自己的意愿,就是他实现治国抱负的唯一途径。帝王靠武力统一天下,魏征靠思想征服帝王。

  他向李世民禀道:“殿下,如今虽然大局已定,但不可说天下太平,胜人易,胜心难,山东河北地区原来受窦建德影响,后受刘黑闼挑拨,向来与大唐不合,臣以为应该派人去广为安抚,以昭圣意。”

  李世民很高兴,说道:“卿与孤正想到了一处,连日来孤为此事吃睡不香,卿看派谁去好?”

  魏征深深一揖道:“臣蒙殿下错爱,并没有为殿下出过一力,如果可以的话,臣愿前往。”

  李世民大喜,他所以喜是因为这种安抚使的工作,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的,它不能靠武力,也不能光靠嘴皮子,这人要在山东河北一带有威信,还要对那一带的情况熟悉,这个人只有魏征最合适。

  他相信魏征能够办好这件大事,理由是:魏征本人就是“山东”人士,对那里的政治、经济、家族势力、民情风俗等都有几十年的生活阅历基础,了解得十分清楚。其次,他曾在元宝藏、李密、窦建德等数支农民军中干过,非常熟悉关东各种势力及其斗争关系,许多潜伏隐遁,四散流亡的农民军昔日的首领和骨干,他有的深交过,有的认识,也有的听说过,关于农民军将士们的脾气、性格、思想、行为等他是摸得很准很透的;他又在建成手下任过职,各地与建成有关系的人,他都比较熟悉,再加上魏征既有从戎征战的行伍经历,又有数十年博览通涉的文化素养,既有历尽挫折仍孜孜不倦勤勉工作的作风和品质,又有能言善辩的出众口才和颇能打动人心的生辉文字,他出使河北、山东,安抚这个地区的人民,稳定局势,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是一定能胜任的。

  但李世民的叔叔李神通却不放心,他对李世民说,殿下如何要相信魏征?上次他以安抚使的名义去山东,结果降了窦建德,和大唐打了将近两年的仗。这次虽然窦建德不在了,但是山东河北一带仍有余党作祟,这些人尽知魏征谋略过人,如果有谁再把他抓去再不让他回来,依魏征这人的性格,不是又和人家合起伙来与大唐为敌?

  李世民哈哈大笑,说道:“皇叔差矣,魏征几易其主不假,但此人忠义两全,韬略过人,孤召他至帐下,正是他大展才华的机会,况且现在外敌疲弱,孤看不出他能明珠暗投,背叛大唐。皇叔尽可放心。”

  李神通见他主意已定,不好再说什么,犹豫了一阵又说:“这样也好,不过还是小心没大错,臣可派手下孙谋一同前往,作为内应,万一有事,也好早有防备。”

  李世民点头应允。

  李世民当即决定派遣魏征为钦差大臣,出使山东,并“听以便宜从事”,即给予他特命全权使臣的权力。

  魏征出关的时间,据《资治通鉴》载,是高祖武德九年(626年)七月丁酉(十二日)。这时,李世民已立为太子,但尚未即皇帝位。

  魏征接受了李世民的任命,直奔山东,这已是他投唐以来,三下山东了。第一次是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自请安辑山东,那时他尚不为唐廷赏识,虽说是去动员拥兵20余万、据地十余都的好友徐世绩、元宝藏归唐,但只领了一个“秘书丞”的小小头衔,一路只是乘坐驿站的车子到了黎阳,且无安全保障。第二次是随从太子李建成征讨树威,处于戎马倥偬之中。这一次,是他在玄武门事件中遭到惨败之后,大难不死,反而蒙受了李世民以国士相待的殊遇,以特命全权使臣的身份,前往山东执行宣慰任务,车服仪仗、随从人马、风光荣耀,都大异往昔了。

  从关中到山东,路途遥远。魏征一行从京师起程,出澶关,穿过崤函山谷,进入华北平原,沿途所见,村落破败,田畴荒芜,白骨露野,遗骸满园,一派荒凉凄惨景象。正如昔时曹操《蒿里行》中所咏叹的那样:“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隋炀帝的残暴统治、隋末十余年的战乱,已经使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动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魏征更加深切地感到这次出使责任重大,他要尽心竭力说服山东的英雄豪杰和黎民百姓,维护统一安定的大局,创造安居乐业、发展社会生产的条件。

  魏征除随行众侍外,还有两个副使,一个叫李相客,是李世民派来的,还有一个就是李神通派来的孙谋。魏征知道李神通派孙谋来的用意,但是他并不去理会。

  一路晓行夜宿,到了磁州(今河北磁县),恰与两辆去长安的囚车相遇路中,押车的将士不知这伙人是干什么的,便让他们躲开。魏征一行人躲避到一边,车从面前经过时,魏征看到车上押着的正是李建成的护卫将军李志安和齐王李元吉的护卫李思行。这二人都是在玄武门之变后,从长安逃到河北之后被逮捕的,此时正准备押解到京师治罪。

  两个人都低着头,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魏征便叫道:“将军且慢。”

  押车的将士扭头看着魏征:“你是干什么的?”

  魏征拿出李世民的诏书呈二人:“臣为山东安抚使魏征,将军是要押这两人赴京吗?”

  那个头领看过诏书,施礼道:“末将张宝行拜见大人,奉皇上命,押这两个犯人进京。”

  魏征道:“将军可能有所不知,圣上已在此前下诏,除前太子和齐王外,原有旧属概不追究查办,还是把他们放了吧。”

  张宝行道:“末将遵旨办事,在没有得到圣上亲谕前,不敢听从大人安排,还望见谅。”

  李相客上前说道:“将军有所不知,出发之前,太子已给了魏先生便宜行事的权力。”

  孙谋当然知道这两个人原来都是东宫和齐王府的死党,便拉过魏征悄声说道:“魏使还需三思而行,这两个人一心与当今太子殿下为敌,只怕放了他们是放虎归山,如果出了差错,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两个囚犯听到魏征的声音全都抬起头来,满怀希望地看着魏征:“魏大人,求你救救我们。”

  魏征转过身来对那位头领说:“臣奉诏去山东安抚将士,正是体现太子殿下的意图,太子殿下先前已明令天下赦免原东宫和齐王府旧属,如今又押解人犯进京,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果诏令下达后不兑现,今后有谁还会相信殿下的命令,即使我们去河北、山东到处去解释、去宣传,去做安抚工作,人家也一定不会相信我们的。现在,要是把他们释放了,不加追究,不再问罪,那么在朝廷宽大政策的感召之下,其他人自然会心悦诚服,对朝廷的赦令深信不疑,便会自觉归降,不再造反。古时候,大夫出使在外,只要是对国家对君王有利的事情,就可以自己做主,我们走的时候,殿下给了我们便宜行事的权力,足见对我们的期望和信任,我们也应该以忠心来回报皇上。将军可带兵士回京,把我的这个事如实禀告太子殿下,一切事情由我负责。”

  说着拿出太子手谕。

  张宝行看着手谕不知如何是好。孙谋见魏征根本没有理会自己的建议,不禁恼火道:“魏使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过分了,你能负什么责?太子殿下让你安抚山东并不是让你结交旧友。”

  魏征两手一拍,叫道:“说得好,既是安抚,当然就是结交朋友,共同为大唐做事,如果天下都能化敌为友,大唐基业何愁不兴!孙副使为国用心,魏征十分钦佩,不过山东一行我为正使,你为副使,你看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孙谋张嘴结舌,憋得脸色涨红,突然说道:“我要向太子殿下禀告你勾结旧党。”

  魏征已不去理会他,从张宝行手里拿过钥匙,为两个犯人开了枷,回头对孙谋说:“孙副使是现在就回京禀告,还是等返回京城再说?”

  孙谋没有办法,只是瞪眼看着那两个人被放出了囚车。两个犯人出来后,向魏征叩头:“魏先生救命之恩,小人出生入死,一定回报。”

  魏征正色道:“魏征不敢受谢,这是太子殿下之命、陛下之诏,你们还是谢皇上和太子殿下赦免之恩吧。记住,你们都是大唐子民,应该为国效力才是。”

  魏征一行来山东伊始,便示以诚信,李志安、李思行两名要犯中途获释的消息不胫而走。既然对他们二人尚且赦而不问,那么其他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再加上经过长时期的战乱之后,人心思定,因此魏征的宣慰工作进展顺利,许多问题都得到了妥善处理,山东局势逐渐平静下来。

  面对出使以来打开的崭新局面,回顾自己曲折而坎坷的经历和李世民的知遇之情,魏征心中激荡,情不自禁,吟哦良久,随即濡墨挥毫,草成一首情真意切的《述怀》诗: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交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这是一首叙事诗,它宛如一幅波澜壮阔的人生奋斗的画卷,生动地描绘了作者投笔从戎以来曲折而坎坷的经历,抒发了诗人报答英主知遇之恩的真切情怀,字里行间流溢着忠心报国、激流勇进的壮志雄心。

  其中,“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写的是在反隋斗争的洪流中,投笔从戎。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写的是在瓦岗军中屡献深谋奇策不获采纳,导致失败投唐,但雄心壮志犹存。

  “仗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写的是他于武德元年(618年)向唐天子李渊自请安辑山东,乘坐驿车出关至黎阳的情形。

  “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诗人引用两个典故,“请缨”句以终军自喻,“凭轼”句以郦食其自喻,抒发了不辱使命,完成宣慰山东任务的情怀。

  “郁纡陟交岫,出没望平原。”写作者此次沿着崤函古道、艰难行进的情景,险阻萦回的山路忽上忽下,因此前方的平原看起来时出时没。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写作者沿途所见凄凉破败的景象和自己无限伤惑的悲咽心情。

  “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引用豫让以“国士”报答智伯知遇之恩的故事,抒发了诗人不计个人得失,不避嫌疑和艰辛,展尽“国士”之才,报答太宗知遇之恩的情感。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作者借用季布重信义和侯嬴誓死履行诺言的故事,表达了自己既然已经接受了宣慰山东的使命,就绝不辜负李世民期望的坚定决心。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抒发了作者此行不畏艰难险阻,只是深感李世民与自己意气相投的知遇之情,而决不计较功名得失的坦荡襟怀。

  《述怀》诗,气势雄浑,感情真挚,一扫初唐诗坛的浮靡华艳诗风,开盛唐新诗风之先河。

  魏征在山东,耐心地劝慰宫府集团原在这一带结纳的英雄豪杰、玄武门之变以后逃到这里的宫府党羽以及自己在李密、窦建德起义军中的亲朋故旧,晓以利害,使大家识大体,顾大局,各安其业,共同为恢复和发展山东的经济、文化献策出力,大显身手,并且积极、谨慎地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处处注意推行德政和教化,取信于民。

  这年八月,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在东宫显得殿即位,是为太宗。新皇帝大赦天下,诏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6州免2年租调,全国免赋税1年。消息传来,山东百姓“老幼相欢,或歌且舞”。但不久又有敕文说:已抽调服役的壮丁仍遣发服役,已缴纳的租税,仍献纳完毕,明年再合计作为依据折算。如此反复,很令人失望。百姓们日常用度不够,都认为是国家追悔前言、反复无常造成的,这无形中给人民群众对新皇帝的热望泼了一瓢冷水。

  对于这种情形,魏征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赶忙给太宗上了一道奏疏,如实地反映了山东民众的情绪变化,然后恳切地指出:“今陛下初膺大宝,亿兆观德,始发大号,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纵国家有倒悬之急,犹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辄行此事!为陛下为此计者,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臣诚智识浅短,窃为陛下惜之。”魏征提醒太宗要示民以诚信,注意政策的稳定性,切不可以贪图小利,而像春夏秋冬四时失去秩序那样不守信义,使全国上下产生疑心,重新引起人民的不满情绪。

  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魏征一行圆满完成了宣慰山东的任务,于冬十月返回长安复命。他根据实际情况,坚决而又创造性地在山东开展工作,进一步展示了经国安民的才略,因而愈发受到太宗赏识和信赖。

  刚刚即位的李世民,为了挽回玄武门之变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不良影响,特地以礼改葬建成和元吉,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追封元吉为海陵王,谥曰:“刺”。《谥法》上说:“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刺;暴戾无亲曰刺。”这样为二人加谥,一方面在于表白玄武门之变的所谓正义性,另一方面则力图申明太宗对兄弟的仁爱之心。改葬那天,太宗在千秋殿西边的宜秋门痛哭致哀。

  刚刚从山东回到长安的魏征,与王珪联名上表,申请陪送至墓地,奏表写得既情义深切又极有分寸。一方面,说建成、元吉“结衅宗社,得罪人神”,死有应得;另一方面,颂扬太宗安葬二王,是“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思”。接着,从封建礼义的角度阐述了申请送葬的理由:臣等先前受太上皇任命,供职于东宫,多年出入太子宫殿。前宫太子对国家犯下罪过,臣等不能甘心接受杀戳,承担他的罪过,反而置身录名到贤人的行列,只是庸庸碌碌度过一生,拿什么报答太上皇的重用?思念往昔,有愧于称为旧臣。虽然失去前宫太子以后,又有了国君,仍能执行侍奉君王的礼节,但是一年过去,宿草快要长出来了,还没有表示送葬的悲哀,瞻望基地,忆及往昔,种种情谊,非常深厚。因此,“望于葬日,进至墓所”。这一奏表既真切地表达了他们作为东宫臣佐与故太子的情谊,又有助于从道义上弥补骨肉相残遗留下的伤痕,扫除该事件在人们心目中的阴影。因此,太宗“义而许之”,命令原东宫、齐王府的僚属都去送葬尽哀。通过隆重的葬礼,进一步缓和了太宗与原宫府集团人士之间的矛盾,这无疑会对稳定山东乃至全国政局产生良好影响。

  唐太宗在重用魏征、王珪等东宫日属的基础上,还十分注意拔擢山东人士,如张行成、崔仁师、张亮、马周等,都受到重用,这就大大缓和了李唐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也有利于山东局势的稳定。

  次年七月,山东发生旱灾,太宗又诏免当年租赋,并令地方官吏做好赈恤工作。魏征又奉命同温彦博、孙伏伽等分赴山东诸州,督促、检查各地的赈恤工作和生产救灾的组织情况,这已是他四下山东了。这一年青州发生谋反事件,州县官府进行镇压,追捕其余党,俘囚满狱,太宗派崔仁师前往安抚其事,仁师一到,便为俘囚去掉枷锁,给予饮食汤沐,仅对十多名魁首治罪,余皆原免,很快平息了动乱。从现有史料来看,此后山东地区再未发生过这类谋反事件。经过太宗和魏征等人的宣慰和安抚,终于巩固了唐王朝在这个特殊地区的统治。

  魏征宣慰山东归来不久,即升迁为尚书右丞,仍兼谏议大夫,封巨鹿县男。从此,魏征与唐太宗之间君臣关系日善,他的政治生涯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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