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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通向北京之路
1971年6月，中国托人递来一个邀请基辛格去中国安排总统访问事项的秘密便条。基辛格不像尼克松那样喜欢煞有介事，但当他收到这份梦寐以求的邀请函时，竟炫耀性地出示给尼克松看，并说：“这是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
虽然这有些夸大其词，但基辛格的话还是包含着几分实情。与共产党中国建立战略关系是自《马歇尔计划》出台以及北约形成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头等大事。在基辛格眼里，它“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即使是像周恩来这样小心谨慎的政治家也宣称整个世界为之而震撼。
突然之间，存在了25年的东西方两极平衡，在创造性外交的微妙作用下让位于三角关系，美国人对那片占世界人口1/4的神秘土地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变。整整一代美国人和他们的政策制定者把中国看成是狂热的革命王国，十分恐怖。美国政策制定者还错误地认为红色中国的扩张主义导致越南战争的发生。现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准备利用一种微妙的连环套，以打开中国的大门来迫使北越更加孤立和脆弱。
基辛格打开中国大门的方法是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秘密接触。他打出中国牌来抵制苏联的能力，充分反映出他极富个性特征的外交风格。他的对手对他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吸引力，他靠恭维、蒙骗、挑拨离间来取悦他们。他跟那些能与之结交的伟人打交道时，尤其应付自如。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研究拿破仑时代治国之道的学者，他深谙个性与政策不可分割。秘密对他来说是控制他人的武器。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地缘战略的角度，他对权力之间的关系与平衡有一种本能的把握。
因为美国和中国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共同表示关注，这就有可能最终形成一种战略关系。尼克松虽然是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但他也是个不动感情的现实主义者，他同意基辛格应从地缘政治而不是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而对于中国领导人——这些来自于世界最古老的政治实体的人——来说，现实主义原则并不陌生。
尼克松早在1969年就想利用与中国增进联系来对苏联施加压力，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访问联合国期间，尼克松秘密通知基辛格去刺激他一下。
基辛格与尼克松看法一致，但他把中国问题看得更微妙，他认为不仅要利用中国来对苏联施加压力，并且要建立一种三角关系来创造稳定的世界平衡，也就是说，不是拿中国去和苏联嗑嗑碰碰，而是为了取得一种平衡位置来达到更富有建设性的目的，即与其中任何一个共产党权力集团都维系一种利益攸关的基本关系。
中国与苏联于1969年春突然反目为仇——当他们的边境出现争端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机会到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未经请求就情绪激昂地把这件事和基辛格描述了一遍，并强调他们应共同把中国当做一种威胁势力来看待。晚上，基辛格把多勃雷宁那副义愤填膺的样子给尼克松形容了一番，尼克松立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生活》杂志就中苏冲突发表了一篇社论，敦促政府寻找一条能与中国和平共处的路子，尼克松给编辑递去了一张便条：“我完全同意。”
国务院的专家们对突然改变政策一向谨小慎微，倒是国务卿罗杰斯支持尼克松的目标。
最初，基辛格很难把中国问题处理权从国务院夺过来，因为两国驻华沙大使自1954年以来一直举行磋商会谈。可是，连续134次会谈没有产生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
1969年下半年，美国驻华沙大使在基辛格的授意下，在招待会上拦住中方代表，希望开始另一轮会谈，中方表示同意。然后，国务院的官僚按惯例忙了半天写出了一份报告，分发到各个大使馆、办公室官员以及它庞大机器的各个角落。
基辛格对这种大刺激的方式感到恐惧，并告知尼克松。尼克松也认为这样做，“这孩子还未出生我们就会毁了他。”
国务院的方针政策一向缺乏灵活机动性，他们反对派总统特使，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而且，他们强调一上谈判桌就得解决重要的根本问题。如把中国纳入军备控制谈判、要求中国承诺对台湾不使用武力等。
问题是基辛格如何绕过国务院的渠道来展开对话，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于1970年5月因美国入侵柬埔寨而取消华沙会谈，这种关系的破裂在基辛格眼里实属天意，因为它标志着国务院参与的结束。“等我们一年后重新建立联系时，那将是另一个目标明确的渠道。”
基辛格为建立幕后途径忙得不亦乐乎。他让驻巴黎的美国武官弗农·沃尔特试试，但中国方面没有反应。也许基辛格的错误在于他想通过中国军方渠道，而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是个强硬的反美人物。
这期间，双方都在利用各种方式进行试探。1970年9月，尼克松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声称，有一天要访问中国，毛泽东通过埃德加给《生活》杂志递了一句话：“不管尼克松作为总统还是游客来中国，他都很愿意跟他聊聊。”
由于华盛顿数月里频频发出友好的信号，中国最后决定选择巴基斯坦这一渠道。在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递交给基辛格的便条上，周恩来写道：“为讨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我们欢迎尼克松总统特使前来北京。”基辛格相信台湾问题仅仅是一个摆设，为万一会谈不成功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基辛格用一张没有政府水印的纸作了回复。在他的便条里，又设下了一条微妙的连环套：“如果越南问题得以解决，美国会从台湾尽快撤军。”
基辛格把便条复印了一份给罗马尼亚，苏联从罗马尼亚得知了此事。一个奇特而有趣的情形出现了，中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苏联都是知情人，只有美国国务院被蒙在鼓里。
虽然这有些夸大其词，但基辛格的话还是包含着几分实情。与共产党中国建立战略关系是自《马歇尔计划》出台以及北约形成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头等大事。在基辛格眼里，它“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即使是像周恩来这样小心谨慎的政治家也宣称整个世界为之而震撼。
突然之间，存在了25年的东西方两极平衡，在创造性外交的微妙作用下让位于三角关系，美国人对那片占世界人口1/4的神秘土地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变。整整一代美国人和他们的政策制定者把中国看成是狂热的革命王国，十分恐怖。美国政策制定者还错误地认为红色中国的扩张主义导致越南战争的发生。现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准备利用一种微妙的连环套，以打开中国的大门来迫使北越更加孤立和脆弱。
基辛格打开中国大门的方法是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秘密接触。他打出中国牌来抵制苏联的能力，充分反映出他极富个性特征的外交风格。他的对手对他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吸引力，他靠恭维、蒙骗、挑拨离间来取悦他们。他跟那些能与之结交的伟人打交道时，尤其应付自如。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研究拿破仑时代治国之道的学者，他深谙个性与政策不可分割。秘密对他来说是控制他人的武器。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地缘战略的角度，他对权力之间的关系与平衡有一种本能的把握。
因为美国和中国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共同表示关注，这就有可能最终形成一种战略关系。尼克松虽然是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但他也是个不动感情的现实主义者，他同意基辛格应从地缘政治而不是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而对于中国领导人——这些来自于世界最古老的政治实体的人——来说，现实主义原则并不陌生。
尼克松早在1969年就想利用与中国增进联系来对苏联施加压力，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访问联合国期间，尼克松秘密通知基辛格去刺激他一下。
基辛格与尼克松看法一致，但他把中国问题看得更微妙，他认为不仅要利用中国来对苏联施加压力，并且要建立一种三角关系来创造稳定的世界平衡，也就是说，不是拿中国去和苏联嗑嗑碰碰，而是为了取得一种平衡位置来达到更富有建设性的目的，即与其中任何一个共产党权力集团都维系一种利益攸关的基本关系。
中国与苏联于1969年春突然反目为仇——当他们的边境出现争端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机会到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未经请求就情绪激昂地把这件事和基辛格描述了一遍，并强调他们应共同把中国当做一种威胁势力来看待。晚上，基辛格把多勃雷宁那副义愤填膺的样子给尼克松形容了一番，尼克松立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生活》杂志就中苏冲突发表了一篇社论，敦促政府寻找一条能与中国和平共处的路子，尼克松给编辑递去了一张便条：“我完全同意。”
国务院的专家们对突然改变政策一向谨小慎微，倒是国务卿罗杰斯支持尼克松的目标。
最初，基辛格很难把中国问题处理权从国务院夺过来，因为两国驻华沙大使自1954年以来一直举行磋商会谈。可是，连续134次会谈没有产生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
1969年下半年，美国驻华沙大使在基辛格的授意下，在招待会上拦住中方代表，希望开始另一轮会谈，中方表示同意。然后，国务院的官僚按惯例忙了半天写出了一份报告，分发到各个大使馆、办公室官员以及它庞大机器的各个角落。
基辛格对这种大刺激的方式感到恐惧，并告知尼克松。尼克松也认为这样做，“这孩子还未出生我们就会毁了他。”
国务院的方针政策一向缺乏灵活机动性，他们反对派总统特使，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而且，他们强调一上谈判桌就得解决重要的根本问题。如把中国纳入军备控制谈判、要求中国承诺对台湾不使用武力等。
问题是基辛格如何绕过国务院的渠道来展开对话，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于1970年5月因美国入侵柬埔寨而取消华沙会谈，这种关系的破裂在基辛格眼里实属天意，因为它标志着国务院参与的结束。“等我们一年后重新建立联系时，那将是另一个目标明确的渠道。”
基辛格为建立幕后途径忙得不亦乐乎。他让驻巴黎的美国武官弗农·沃尔特试试，但中国方面没有反应。也许基辛格的错误在于他想通过中国军方渠道，而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是个强硬的反美人物。
这期间，双方都在利用各种方式进行试探。1970年9月，尼克松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声称，有一天要访问中国，毛泽东通过埃德加给《生活》杂志递了一句话：“不管尼克松作为总统还是游客来中国，他都很愿意跟他聊聊。”
由于华盛顿数月里频频发出友好的信号，中国最后决定选择巴基斯坦这一渠道。在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递交给基辛格的便条上，周恩来写道：“为讨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我们欢迎尼克松总统特使前来北京。”基辛格相信台湾问题仅仅是一个摆设，为万一会谈不成功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基辛格用一张没有政府水印的纸作了回复。在他的便条里，又设下了一条微妙的连环套：“如果越南问题得以解决，美国会从台湾尽快撤军。”
基辛格把便条复印了一份给罗马尼亚，苏联从罗马尼亚得知了此事。一个奇特而有趣的情形出现了，中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苏联都是知情人，只有美国国务院被蒙在鼓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