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南联大文学与香港《大公报·文艺》
李光荣《大公报》从1902年创办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是1926—1949年的“新记”《大公报》。这时期，《大公报》先后开设了几个重要的文学副刊——《文学副刊》、《文艺副刊》、《小公园》、《文艺》、《战线》、《星期文艺》等，成为现代文学的垦殖地和作家的摇篮。其中，《文艺》的贡献最大。由于日军侵略这场空前的民族灾难，造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化大迁徙。在这场大迁徙中，天津版《大公报》迁往汉口，继而又迁重庆，上海版《大公报》停刊后再创香港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旋即再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样，西南联大与大公报社在国势倾颓之际相会了。自此，这两个文化机构并肩合作，为挽救国家危亡和创造抗战文学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合作萌生于大公报社筹划创办香港版。1938年夏，大公报社筹办香港版，请原上海版《文艺》副刊主编萧乾前去复职。这时，萧乾已流亡昆明，常与西南联大教授杨振声和即将做西南联大教授的沈从文讨论战争形势和文学的抗战问题。接到召唤，萧乾启程赴任。正是由于萧乾此行，拉起了西南联大和香港大公报社之“手”，进而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学与报纸副刊良好合作的范例。因此，西南联大文学与香港《大公报·文艺》的关系得从萧乾说起。
萧乾不是“西南联大人”，但与西南联大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本是沈从文提携起来的作家，也是沈从文推荐到大公报社工作的，他在天津编辑文学副刊的方针是杨振声和沈从文帮助确定的，他依靠的基本作家队伍是杨振声和沈从文组织的，乃至《文艺》的编辑也是他和沈从文共同进行的。后来他到上海版主编《文艺》，一些稿件也经过杨振声和沈从文之手交给他。就是他复任香港《大公报》的主编，也与西南联大有一段故事：“八一三”战起，上海版压缩版面，《文艺》在裁减之列，萧乾因之被遣散。他流亡到武汉，后又和赴任西南联大的杨振声、沈从文一起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昆明。这期间，他应邀在昆明遥编汉口版《大公报·文艺》，稿件主要靠杨振声和沈从文组织。若以个人生活而言，当时他的夫人在西南联大文学院读书，他还是西南联大的姑爷呢。在交通阻隔，朋友四散的战争年代，萧乾奔赴香港编辑《文艺》副刊，能够联系上的只有大后方的少数作家，而以西南联大作家群最为集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成为西南联大和香港大公报社合作的关键人物。
如果说，萧乾是香港大公报社与西南联大合作的“报方代表”的话，沈从文则是“校方代表”。沈从文本是《大公报》文学副刊的老编辑，他先和杨振声一起主编《文学副刊》，继而支持萧乾把通俗性副刊《小公园》改造成纯文学副刊，最后策划《文学副刊》和《小公园》合并为《文艺》，并与萧乾共同主编，所以“沈从文是贯穿这三个文艺副刊的最重要的编辑者”。由于这几个文学副刊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对最后留下的《文艺》也就情有独钟。抗战以后，他做了西南联大教授，身居昆明，不可能再编《文艺》，但他仍然深切关怀着《文艺》。大公报社召唤萧乾，他特别高兴，极力支持，并鼓励萧乾说：稿件不用愁，我会源源不断地给你寄去。沈从文不负所言，不仅亲自撰写稿件，还发动身边的朋友和西南联大师生创作作品，组织了大量的稿件输送到香港，尤其是在香港《大公报》初创之时，《文艺》所发的基本上是沈从文和西南联大朋友的作品。所以，香港《大公报·文艺》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沈从文，是西南联大作者。
就这样，萧乾和沈从文，一个在海岛香港，一个在高原昆明，架起了西南联大和香港大公报社合作的桥梁，开展了两个文化机构长达三年多的合作。
合作开始于1938年8月。7月下旬，萧乾从昆明启程赴香港就任。他包里装着沈从文的作品，心里装着“稿件不用愁”的慰藉，踌躇满志，要为香港《大公报·文艺》，为抗战尽一份心力。8月13日报纸创刊，期号续上海《大公报·文艺》，从395期开始。《文艺》创刊版上的开篇之作是沈从文的《湘西》。萧乾为《湘西》写了“编者按”，其中云：“我们鉴于湘西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多，为使国人对这后方重镇取得一个亲切的认识，特邀请沈先生为我们写一篇关于湘西各方面的介绍，逐日发表。”此话道出了萧乾对沈从文的仰仗和沈从文对萧乾的支撑，往大处说，是宣告了西南联大作者与香港《大公报·文艺》编辑的合作关系。香港版《文艺》副刊大约每二至三天出一期。《湘西》分43次刊登，直到11月17日结束，长达三个多月。这给仓促创办的副刊编辑，提供了多么充分的组稿活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萧乾联系上了许多老作者，同时结识了一些新作者，收到了数量不少的稿件，解决了编辑的材料问题。这在萧乾所写的《新正预告：1939年的文艺》一文中有明确的记录。在西南联大一方，由于有沈从文的《湘西》做支撑，其他作者就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创作。西南联大的教师作家，孙毓棠、卞之琳、李广田、朱自清等本与萧乾是故交，当然会赐稿《文艺》以表支持。西南联大学生的稿子，则基本上是经过沈从文之手转寄给萧乾的。有的稿子经过沈从文提意见作者自己修改，有的稿子是沈从文亲笔修改后作者再行誊抄，最后又交还沈从文寄去香港。后来成名的作家汪曾祺、林蒲、辛代、流金、杜运燮等人的回忆中都说到沈从文先生为他们改稿、寄稿的事。对于萧乾而言，老师的稿子自是求之不得，学生的稿子一方面经过沈从文的润色和把关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就《文艺》培养文学青年的传统而言也应该热情接纳并推出。这样，西南联大作者发表在《文艺》上的作品之多，如果按作者所在的工作单位来计，其数量高居第一，以至没有哪一个工作单位能够望其项背。
试想，假若没有沈从文和西南联大师生的支持，萧乾在“准备几近于无”的情况下，“空手来负起这份编辑责任”，其困难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他在总结半年来的《文艺》时说：要编好一份文学副刊，“即使一个神通多么广大的编者，在今日交通脉管时断时续的情形下，全凭自己也一筹莫展的”。由于萧乾深知这一点，在他编辑香港版《文艺》的全过程中，表现出对于西南联大作者的倚重，即使在他以杰出的编辑才能，聚集了往日的作者并引来了文学新人的支持，获得了宽广稿源的情况下，他仍然倚重于沈从文和西南联大。倡导成立南荒文艺社就是萧乾倚重西南联大及云南作者的一个例证。
1939年5月，萧乾赴滇缅公路采访，途经昆明，他从沈从文、杨振声老师和妻子王树藏等人那儿了解到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的一些情况，知道半年多来在《文艺》上发表作品的西南联大学生大多数是高原文艺社的成员，于是产生了把昆明地区的学生作者组织在一起的想法。他和高原文艺社的负责人向长清等商量，并把在《文艺》上发表过作品的校内外学生介绍给他们，希望他们吸收为社员。高原文艺社的骨干从壮大社员队伍，团结校内外更广泛的学生的角度考虑，响应了萧乾的倡议。但是，高原文艺社是西南联大内部的一个学生组织，不便吸收校外人员，且“高原文艺社”之名，已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所用，须得另起名称。经过认真讨论，他们决定另组一个文学社团。社团以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为班底，吸收外校学生作者参加，起名“南荒文艺社”，意为“开发南方的文艺荒地”。萧乾对此极为赞成，并且主动报名参加，成为社团一员。1939年5月底，南荒文艺社成立，西南联大校内外成员10多人出席会议。萧乾在会上讲话：希望大家深入实际，读懂“社会”这本书，写出表现人生的深刻作品，然后由社里寄到香港，他负责在《大公报·文艺》上一一推出。有萧乾的鼓励和承诺，南荒文艺社社员的创作热情大增，作品在《文艺》上频频登出。这一方面是西南联大学生支持了《文艺》副刊，另一方面是《文艺》副刊培养了西南联大学生作家。在香港版《文艺》上发表过作品，后来成为著名作家或学者的西南联大南荒社作者有穆旦、林蒲、辛代、向薏、周定一、王佐良等等。显然，萧乾提出组织文学社团的主要用意是为《大公报·文艺》组稿（其次也有减轻沈从文荐稿负担之意）。所以说，组织南荒文艺社也是萧乾倚重西南联大作者的一项措施。
可是，萧乾不久就要出国，他推荐杨刚接替自己的工作。他在向杨刚介绍编辑经验的时候，特别介绍了西南联大给予的支持。据南荒文艺社社员辛代说：“萧乾走之前，曾把西南联大南荒文艺社成员的名字开列给杨刚，希望她注意这些作者的稿子。”杨刚不但承续了萧乾的编辑方针，同时继用了萧乾拥有的撰稿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杨刚也属于沈从文文学圈子里的人，沈从文仍旧给予她支持，南荒文艺社也积极写稿寄给她，所以，杨刚编辑的香港版《文艺》仍然登载了大量西南联大作者的作品。事实上，杨刚编发在《文艺》上的西南联大文学作品，比萧乾编辑时期所发的多得多（当然这里有一个编辑时间长短的问题）。林蒲的长篇散文《湘西行》就是杨刚发在《文艺》上的。可见，杨刚编辑香港《大公报·文艺》，同样贯穿了与西南联大合作的方针。
1941年12月13日，香港《大公报》在日寇炮声中宣布暂停，《文艺》也随之结束，西南联大与香港大公报社的合作划上了句号。
西南联大师生发表在香港《大公报·文艺》上的作品具体是哪些，今天已不能完全确认。因为，当时的作者喜用笔名发表作品，而有的笔名随意而起，大约只有作者自己和亲近的人才知道，历经数十年，作者及其亲近者均已作古，该笔名已无人知道指代对象为谁了。笔者曾遍查资料并多方走访西南联大校友，有的笔名都不得而解。再加上少数报纸缺页，今天要准确地统计出香港《大公报·文艺》上登载的西南联大作品已相当困难。就今天笔者掌握的情况看，香港《大公报·文艺》仅从1938年8月到1940年8月两年的时间里，就发表了西南联大（包括南荒文艺社校外社员）24位作者的作品99题，108篇（首），分208次刊出。作者中有老师7位，学生13位，南荒社校外社员4位。
从此表能够窥见西南联大与香港大公报社合作的主要成果。香港《大公报》除了《文艺》之外还有其他副刊和栏目，如《学生界》、《〈文艺〉综合版》、《作家行踪》、《战地书简》等。西南联大作者仅在《文艺》这一个副刊上，只两年的时间就发表了100多篇作品，充分表现出西南联大作者的旺盛创造力。这些作品，既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西南联大文学创作的风貌，又显示出西南联大和香港《大公报·文艺》对抗战文学的特殊贡献。西南联大学生作者不仅在《文艺》上成长，并且在《文艺》上成熟，例如，林蒲的《湘西行》、穆旦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辛代的《野老》、向薏的《许婆》、祖文的《端午节》、王佐良的《老》、庄瑞源的《嚇》、曹卣的《一百一十户》等在当时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今天读来仍脍炙人口。不过，分析作品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只提供香港《大公报·文艺》上的西南联大作品情况，并且介绍西南联大与香港大公报社的合作关系。
总之，香港《大公报·文艺》是西南联大师生尤其是沈从文鼎力支持的文学副刊，一方面西南联大作者支撑了《文艺》的版面，另一方面，《文艺》成为展示西南联大文学创作成果的厅堂，二者合作并进，相互为用，共同参与创造并丰富了抗战文学。今天，要研究《大公报·文艺》，不能不知道西南联大文学，而要研究西南联大文学，又不能不了解《大公报·文艺》，且这二者，都是以往的抗战文学研究疏忽了的内容。本文力图厘清西南联大文学与香港《大公报·文艺》之关系的意义，正在于为研究者提供这方面的参考。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
萧乾不是“西南联大人”，但与西南联大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本是沈从文提携起来的作家，也是沈从文推荐到大公报社工作的，他在天津编辑文学副刊的方针是杨振声和沈从文帮助确定的，他依靠的基本作家队伍是杨振声和沈从文组织的，乃至《文艺》的编辑也是他和沈从文共同进行的。后来他到上海版主编《文艺》，一些稿件也经过杨振声和沈从文之手交给他。就是他复任香港《大公报》的主编，也与西南联大有一段故事：“八一三”战起，上海版压缩版面，《文艺》在裁减之列，萧乾因之被遣散。他流亡到武汉，后又和赴任西南联大的杨振声、沈从文一起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昆明。这期间，他应邀在昆明遥编汉口版《大公报·文艺》，稿件主要靠杨振声和沈从文组织。若以个人生活而言，当时他的夫人在西南联大文学院读书，他还是西南联大的姑爷呢。在交通阻隔，朋友四散的战争年代，萧乾奔赴香港编辑《文艺》副刊，能够联系上的只有大后方的少数作家，而以西南联大作家群最为集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成为西南联大和香港大公报社合作的关键人物。
如果说，萧乾是香港大公报社与西南联大合作的“报方代表”的话，沈从文则是“校方代表”。沈从文本是《大公报》文学副刊的老编辑，他先和杨振声一起主编《文学副刊》，继而支持萧乾把通俗性副刊《小公园》改造成纯文学副刊，最后策划《文学副刊》和《小公园》合并为《文艺》，并与萧乾共同主编，所以“沈从文是贯穿这三个文艺副刊的最重要的编辑者”。由于这几个文学副刊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对最后留下的《文艺》也就情有独钟。抗战以后，他做了西南联大教授，身居昆明，不可能再编《文艺》，但他仍然深切关怀着《文艺》。大公报社召唤萧乾，他特别高兴，极力支持，并鼓励萧乾说：稿件不用愁，我会源源不断地给你寄去。沈从文不负所言，不仅亲自撰写稿件，还发动身边的朋友和西南联大师生创作作品，组织了大量的稿件输送到香港，尤其是在香港《大公报》初创之时，《文艺》所发的基本上是沈从文和西南联大朋友的作品。所以，香港《大公报·文艺》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沈从文，是西南联大作者。
就这样，萧乾和沈从文，一个在海岛香港，一个在高原昆明，架起了西南联大和香港大公报社合作的桥梁，开展了两个文化机构长达三年多的合作。
合作开始于1938年8月。7月下旬，萧乾从昆明启程赴香港就任。他包里装着沈从文的作品，心里装着“稿件不用愁”的慰藉，踌躇满志，要为香港《大公报·文艺》，为抗战尽一份心力。8月13日报纸创刊，期号续上海《大公报·文艺》，从395期开始。《文艺》创刊版上的开篇之作是沈从文的《湘西》。萧乾为《湘西》写了“编者按”，其中云：“我们鉴于湘西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多，为使国人对这后方重镇取得一个亲切的认识，特邀请沈先生为我们写一篇关于湘西各方面的介绍，逐日发表。”此话道出了萧乾对沈从文的仰仗和沈从文对萧乾的支撑，往大处说，是宣告了西南联大作者与香港《大公报·文艺》编辑的合作关系。香港版《文艺》副刊大约每二至三天出一期。《湘西》分43次刊登，直到11月17日结束，长达三个多月。这给仓促创办的副刊编辑，提供了多么充分的组稿活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萧乾联系上了许多老作者，同时结识了一些新作者，收到了数量不少的稿件，解决了编辑的材料问题。这在萧乾所写的《新正预告：1939年的文艺》一文中有明确的记录。在西南联大一方，由于有沈从文的《湘西》做支撑，其他作者就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创作。西南联大的教师作家，孙毓棠、卞之琳、李广田、朱自清等本与萧乾是故交，当然会赐稿《文艺》以表支持。西南联大学生的稿子，则基本上是经过沈从文之手转寄给萧乾的。有的稿子经过沈从文提意见作者自己修改，有的稿子是沈从文亲笔修改后作者再行誊抄，最后又交还沈从文寄去香港。后来成名的作家汪曾祺、林蒲、辛代、流金、杜运燮等人的回忆中都说到沈从文先生为他们改稿、寄稿的事。对于萧乾而言，老师的稿子自是求之不得，学生的稿子一方面经过沈从文的润色和把关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就《文艺》培养文学青年的传统而言也应该热情接纳并推出。这样，西南联大作者发表在《文艺》上的作品之多，如果按作者所在的工作单位来计，其数量高居第一，以至没有哪一个工作单位能够望其项背。
试想，假若没有沈从文和西南联大师生的支持，萧乾在“准备几近于无”的情况下，“空手来负起这份编辑责任”，其困难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他在总结半年来的《文艺》时说：要编好一份文学副刊，“即使一个神通多么广大的编者，在今日交通脉管时断时续的情形下，全凭自己也一筹莫展的”。由于萧乾深知这一点，在他编辑香港版《文艺》的全过程中，表现出对于西南联大作者的倚重，即使在他以杰出的编辑才能，聚集了往日的作者并引来了文学新人的支持，获得了宽广稿源的情况下，他仍然倚重于沈从文和西南联大。倡导成立南荒文艺社就是萧乾倚重西南联大及云南作者的一个例证。
1939年5月，萧乾赴滇缅公路采访，途经昆明，他从沈从文、杨振声老师和妻子王树藏等人那儿了解到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的一些情况，知道半年多来在《文艺》上发表作品的西南联大学生大多数是高原文艺社的成员，于是产生了把昆明地区的学生作者组织在一起的想法。他和高原文艺社的负责人向长清等商量，并把在《文艺》上发表过作品的校内外学生介绍给他们，希望他们吸收为社员。高原文艺社的骨干从壮大社员队伍，团结校内外更广泛的学生的角度考虑，响应了萧乾的倡议。但是，高原文艺社是西南联大内部的一个学生组织，不便吸收校外人员，且“高原文艺社”之名，已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所用，须得另起名称。经过认真讨论，他们决定另组一个文学社团。社团以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为班底，吸收外校学生作者参加，起名“南荒文艺社”，意为“开发南方的文艺荒地”。萧乾对此极为赞成，并且主动报名参加，成为社团一员。1939年5月底，南荒文艺社成立，西南联大校内外成员10多人出席会议。萧乾在会上讲话：希望大家深入实际，读懂“社会”这本书，写出表现人生的深刻作品，然后由社里寄到香港，他负责在《大公报·文艺》上一一推出。有萧乾的鼓励和承诺，南荒文艺社社员的创作热情大增，作品在《文艺》上频频登出。这一方面是西南联大学生支持了《文艺》副刊，另一方面是《文艺》副刊培养了西南联大学生作家。在香港版《文艺》上发表过作品，后来成为著名作家或学者的西南联大南荒社作者有穆旦、林蒲、辛代、向薏、周定一、王佐良等等。显然，萧乾提出组织文学社团的主要用意是为《大公报·文艺》组稿（其次也有减轻沈从文荐稿负担之意）。所以说，组织南荒文艺社也是萧乾倚重西南联大作者的一项措施。
可是，萧乾不久就要出国，他推荐杨刚接替自己的工作。他在向杨刚介绍编辑经验的时候，特别介绍了西南联大给予的支持。据南荒文艺社社员辛代说：“萧乾走之前，曾把西南联大南荒文艺社成员的名字开列给杨刚，希望她注意这些作者的稿子。”杨刚不但承续了萧乾的编辑方针，同时继用了萧乾拥有的撰稿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杨刚也属于沈从文文学圈子里的人，沈从文仍旧给予她支持，南荒文艺社也积极写稿寄给她，所以，杨刚编辑的香港版《文艺》仍然登载了大量西南联大作者的作品。事实上，杨刚编发在《文艺》上的西南联大文学作品，比萧乾编辑时期所发的多得多（当然这里有一个编辑时间长短的问题）。林蒲的长篇散文《湘西行》就是杨刚发在《文艺》上的。可见，杨刚编辑香港《大公报·文艺》，同样贯穿了与西南联大合作的方针。
1941年12月13日，香港《大公报》在日寇炮声中宣布暂停，《文艺》也随之结束，西南联大与香港大公报社的合作划上了句号。
西南联大师生发表在香港《大公报·文艺》上的作品具体是哪些，今天已不能完全确认。因为，当时的作者喜用笔名发表作品，而有的笔名随意而起，大约只有作者自己和亲近的人才知道，历经数十年，作者及其亲近者均已作古，该笔名已无人知道指代对象为谁了。笔者曾遍查资料并多方走访西南联大校友，有的笔名都不得而解。再加上少数报纸缺页，今天要准确地统计出香港《大公报·文艺》上登载的西南联大作品已相当困难。就今天笔者掌握的情况看，香港《大公报·文艺》仅从1938年8月到1940年8月两年的时间里，就发表了西南联大（包括南荒文艺社校外社员）24位作者的作品99题，108篇（首），分208次刊出。作者中有老师7位，学生13位，南荒社校外社员4位。
从此表能够窥见西南联大与香港大公报社合作的主要成果。香港《大公报》除了《文艺》之外还有其他副刊和栏目，如《学生界》、《〈文艺〉综合版》、《作家行踪》、《战地书简》等。西南联大作者仅在《文艺》这一个副刊上，只两年的时间就发表了100多篇作品，充分表现出西南联大作者的旺盛创造力。这些作品，既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西南联大文学创作的风貌，又显示出西南联大和香港《大公报·文艺》对抗战文学的特殊贡献。西南联大学生作者不仅在《文艺》上成长，并且在《文艺》上成熟，例如，林蒲的《湘西行》、穆旦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辛代的《野老》、向薏的《许婆》、祖文的《端午节》、王佐良的《老》、庄瑞源的《嚇》、曹卣的《一百一十户》等在当时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今天读来仍脍炙人口。不过，分析作品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只提供香港《大公报·文艺》上的西南联大作品情况，并且介绍西南联大与香港大公报社的合作关系。
总之，香港《大公报·文艺》是西南联大师生尤其是沈从文鼎力支持的文学副刊，一方面西南联大作者支撑了《文艺》的版面，另一方面，《文艺》成为展示西南联大文学创作成果的厅堂，二者合作并进，相互为用，共同参与创造并丰富了抗战文学。今天，要研究《大公报·文艺》，不能不知道西南联大文学，而要研究西南联大文学，又不能不了解《大公报·文艺》，且这二者，都是以往的抗战文学研究疏忽了的内容。本文力图厘清西南联大文学与香港《大公报·文艺》之关系的意义，正在于为研究者提供这方面的参考。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