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林同济与保田与重郎的战争美学观
靳明全1942年1月21日，中国战国策派代表人物林同济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寄语中国艺术人》一文，提出了他的战争美学所含的“三大母题”：恐怖、狂欢、虔恪。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浪漫派代表人物保田与重郎迎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文化政策，提出了他的战争美学观，将侵华战争视为日本精神文化的展示。
针对保田的战争美学，林同济的战争美学观体现了中国抗战精神、抗战文化。理解两者所存在的本质区别，是我们重新审视、充分肯定中国战国策派文学之立足点。
一
“三大母题”之一的“恐怖”，其含义是林同济在《寄语中国艺术人》文中所写的：“恐怖是人们最深入，最基层的感觉。拨开了一切，剩下的就是恐怖。时间无穷，空间也是无穷的。对这无穷的时空，生命看出了自家最后的脆弱，看出了那终究不可幸逃的气运——死·亡·毁灭。恐怖是生命看到了自家最险暗的深渊：它可以撼动六根，可以迫着灵魂发抖。弟兄们呵！你们的灵魂到如今，需要发抖了！能发抖而后能渴慕，能追求。发抖后的追求，才有创造。我看第一步必需的工夫，是要从你们六根底下，震醒了那一点创造的星火。”
林同济提出的“恐怖”针对着人类终究不可幸逃的死亡（毁灭）。死亡的对立面是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存在也是生命中的时空存在。生命是有限的，时空于生命而言也是有限的。念及时空有限生命之脆弱，于存在的人来说，死亡确实恐怖。但是，林同济指出：把恐怖作为是看透时间与空间的无穷，灵魂因此而发抖、发抖尔后能追求、能创造。这种形而上的思考是对恐怖的一种重新认识，也是一种精神长存的提炼。林同济对“恐怖”（战争带来的死亡、毁灭）重新认识并提炼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针对性就是战争。战争，无论非正义或正义，主要给人类带来的是毁灭、死亡。林同济的“恐怖”分析了人性弱点，即战争死亡将引发人的恐惧。所以，他相信宇宙间时空无穷之令人敬畏，号召反抗宿命，战胜恐怖，让灵魂发抖，发抖后去追求去创造，最终战胜战争将带来死亡所引诱出的人之恐怖，演绎出不畏惧死亡，死的干脆、死的陶醉、死的美，舍弃生命投入战争，在战争中体现出献身的精神。
“三大母题”之二是狂欢，《寄语中国艺术人》界定其含义：“那正是你看到人生最后深渊的刹那，六根颤，汗满身，血满面，你认定了生命是‘无能’，忽然间不知从那里刮过来一阵神秘之风，揭开了前面的一角黑幕，你恍惚有所见，见得了一线的晨光，见得了陆地的闪烁。并不是一切渺茫茫！如果时空无穷，此刻此地却千真万实。‘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能！”“狂欢！它是时空的恐怖中奋勇夺得来的自由乱创造！”“恐怖是无穷压倒了自我，狂欢是自我镇伏了无穷。谁得最后胜利呢？弟兄们呵，是永远的斗争，没有‘最后’两个字呵！每场恐怖必须创造出更高度狂欢，更高度狂欢必定要归结到骇人的恐怖！”
林同济的“狂欢”召唤着永远的斗争，其起点是“恐怖”，要在斗争中战胜恐怖，夺来自由创造进入狂欢，再进入恐怖，经斗争又战胜恐怖，再进入狂欢，推动这个螺旋循环进程的是斗争，是力，是永远的斗争无限的力，归宿点乃自我和宇宙打成一片，最后达到对宇宙的一个无限绝对体的膜拜！倘若把“狂欢”置于抗战背景之下，“狂欢”的起点就是侵华战争带来的恐怖，抗战进程将战胜恐怖，最后必将进入“大狂欢”（胜利）。
林同济寄语中国艺术人：面对日本侵略，我们舍“抗战到底”没有第二途。现时代的意义，干脆又干脆，曰“战”。战为中心，战成全体，战在歼灭，不能战的国家不能存在。“你们（指中国青年——引者）抗战，是你们第一次明了人生的真谛。你们抗战，是你们的第一次取得了‘为人’——为现代人——的资格。战即人生，我先且不问你们为何而战；能战便佳！”“必须伟大，才配战争；不怕战争，便是伟大。打开伟大之门的钥匙，你们晓得吗？那就是——做你们平生所不敢做的事情！”这就是林同济“狂欢”的特定含义。为抗战，林同济的“狂欢”呼吁中国人尽情忘我，竭尽全力，发挥主观积极性，作为创造的开始。这种创造，既能战胜战争之恐怖，又能超越人类之死亡。抗战之所以要求林同济的“狂欢”，是因为它测验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元气，量断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活力。一个民族和国家没有活力，则不能自主，仰仗别个民族和国家的饶恕，大敌当前，只能被奴役。日本军占领了我们广大的国土，威逼着残存的半壁河山。怎么办？林同济从形而上的思考中提出“狂欢”，以狂欢战胜恐怖，和宇宙打成一片，征服了宇宙，变成了宇宙，形成一种狂欢式的抗争精神。从形而下的思考中，林同济的“狂欢”背景是日本正威逼着我们残存的半壁河山。为此，他呼唤狂欢式的抗战精神，奏起“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整部民族史的狂奏曲！这部狂奏曲“是铿锵杂沓，是锣鼓笙簧，是狼嗥虎啸，揉入燕语莺歌，是万籁奋发齐鸣，无所谓节奏而自成节奏。”在这狂奏曲中，林同济提出必须大酒醉，必须异性伴。大酒醉、异性伴迎合着狂奏曲，实乃林同济“狂欢”的一个美的境界，那就是尚武美。林同济的“狂欢”要求大酒醉、异性伴的民族狂奏，以艺术象征方式，把战争与诗融合在阴柔相济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之中，彰显出艺术阳刚美。
林同济这样界定了“三大母题”之三——“虔恪”：“自我外发现了存在，可以控制时空，也可以包罗自我”，在“自我与时空之上，发现了一个绝对体！它伟大，它崇高，它圣洁，它至善，它万能，它是光明，它是整个”，面对这个“绝对体”，要“严肃肃屏息崇拜”，这就是“虔恪”。
林同济的“虔恪”要去发现，这种发现即自我之外发现，时空之上发现，强调的是主观能动。去发现什么呢？一个“绝对体”。“绝对体”是主观形成的，存在于人的主观美之中。林同济用了伟大、崇高、圣洁、至善、万能、光明等褒义词来界定了这个“绝对体”。他将这些褒义词集中到一个词，就是神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恰当的神圣者，莫过于“天”了。中国传统意义的“天”具有“神”的意味，乃形而上的宇宙自然神。天之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支撑点。林同济要发现的“绝对体”就有天之神圣的意味，对“绝对体”的态度当然要严肃肃合掌皈依。
天之崇拜在抗战中意味着英雄崇拜，林同济的思路是：发现英雄——崇尚抗战精神——对之虔恪——赋予抗战。
“虔恪”首先要去发现英雄，那何谓英雄呢？林同济对中国青年说：“我不劝你们做循良子弟。我劝你们大胆做英雄。但能大胆，便是英雄。”这种大胆要具有全新的道德观：“不怕即善”、“不怕即孝”。在尚战尚力的大年头，要登高，要临深，大胆做平生所不敢做的事情：“必须伟大，才配战争；不怕战争，便是伟大。”能大胆地投入抗战者，便是林同济眼中的英雄，对待发现的抗战英雄，他要求合掌皈依。
崇拜的英雄特指中国青年和抗战志士，若泛指的话，正是抗战精神。所谓抗战精神，一是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个人感情服从民族国家利益。二是悲壮精神，面对强敌，面对民族的苦难，血战到底永不屈服。林同济的“虔恪”对抗战精神的崇拜可以这么地理解：从抗战精神中发现了一个“绝对体”，这个“绝对体”伟大、崇高、圣洁、至善、万能、光明、整个……。在这个神圣的“绝对体”面前，志于献身抗战者，应该“严肃肃屏息崇拜”。林同济用了许多的褒义词赋予“绝对体”，也可以赋予浴血奋战的英雄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既有普通的士兵，也含高级的将领；既有商人小贩，也含领袖政要；当然还有他寄语的中国艺术人。
林同济在提出“虔恪”之际还质问：赫赫神州大地的中国人，哪一件东西对你们真正叫做神圣？质问之际，林同济鞭挞了自诩无须绝对体的中国人，这些人无所崇拜，要的是安眠，而不是抗战精神所体现的抗争和悲壮。林同济站在反思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提出铸造新的民族性格要“重新估量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抗战路程上日加迫切的必须工作。”“我们主张对中国文化的反省，并不是喜欢多事，乃是在战的现实，战的必需与迫求下，企图一个自动的变更，健全的适应。”这个自动的变更，就有寄语中国人从无所崇拜到“虔恪”的要求。怎么能达到这个自动变更呢？林同济提出“虔恪”时说到：“弟兄们！不有恐怖，无由狂欢。不有恐怖与狂欢，也必定无由虔恪！你们要体騐虔恪吗？先为我尝遍了一切恐怖与狂欢！”这样，我们又涉及到前面已述的内容了：没有超越战争死亡之抗争（恐怖），无由战胜战争恐怖之创造（狂欢），不有恐怖与狂欢，也必定无由抗战精神之崇拜（虔恪）。抗战的中国弟兄们！要崇拜抗战精神啊，请立即投入超越战争死亡之抗争和战胜战争恐怖之创造吧。当抗战胜利的曙光出现在中国大地时：“我们认识了她——绝对，这刹那我们严肃肃合掌皈依！这叫做虔恪！”
“虔恪”连同“恐怖”、“狂欢”构成了中国战国策派的“三大母题”文艺观，也是林同济战争美学观的主要内容：崇尚战争，以文学形式体现抗战精神。
二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浪漫派作为文学流派而形成，其代表人物保田与重郎为吹捧侵华战争，极力推崇武功，提出要开展艺术的战争，把战争视为日本精神文化的展示。他说：“浪漫派高扬诗人、英雄、大众三位一体的世界。”“树立日本诗人和英雄的血统。”鼓吹艺术家要像战场驰骋的英雄那样，用笔投入战斗。诗人与英雄具有同样的作用，这就是本世纪浪漫精神的发现。所以，保田声称：日本浪漫派要以“‘日本民族’的名义作文化的防卫，日本浪漫派提倡国防精神。”鼓吹日本应将国家、民族和国民的理想，表现在征战的形式上。保田特别强调，日本国民要理解战争之意味，称“日本的国民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站在最崇高的民族行为的立场上，用肉体感觉去理解今日‘圣战’的意味的国民，这一新的伦理发现的崇高价值，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说，那就是改变了以往‘没落的热情’理念，或许恰如‘伟大的败北’往往孕育出诗人似的辩证法。而且这一辩证法是浪漫的辩证法（即反诘式的辩证法），是非常之原始的东西。这一走向没落的热情，同时也以一个反诘的形式让日本（包括其文化）成为日本的现实。这个以反诘的形式发现的日本，正是日本浪漫派所秉持的反抗精神（当时浪漫式的反抗是被明确宣示了的）的根源”。保田所谓的“没落”含有对时代感到绝望的颓废意味，所谓的“热情”是克服绝望颓废的反抗。在《我国浪漫主义概观》一文中，他说道：日本广大青年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经历了生活陷入最恶劣的状态，“基于人道主义的青年运动已经极端颓废，自暴自弃，失去了正面抨击权力的力量。日本浪漫派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为克服绝望时代找到了文艺的方向。”在《关于日本浪漫派》文中，针对日本知识阶层的战争悲观论，保田强调要从文艺方向中产生出“没落的热情”，“日本浪漫派是一场青年运动，是在恢复自己的青春时发现失落了确立自己青春的时机后，向广大的社会（不是自己除外的态度）呼吁的运动。这两点还是应该特别书写在这里的。这不是在自己遭遇了没落，而且发现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一事实之后所发出的现在我能做什么的追问。其实在这一意识的过激反省过程中，很快就会有一种彻头彻尾的颓废的‘命运’（这是靠意识无可奈何的事）出现。这一从颓废出发最后又走向颓废的命运，一般来说就可以称之为是文学的性格。”绝望颓废中唤起青春活力，遭遇没落后激起文学的热情，成为保田战争美学观内容之一。为此，他要求日本知识阶层，尤其是青年要成为支持战争的宏大的乐天派，叫嚷今日日本需要宏大信念的乐天派的文学。对于危惧不安的文学，战争的炮弹必须给予摧毁。
保田把战争文学视为主情的文学，提出诗兴与诗趣产生的浪漫就是艺术的战争和战争的艺术。“今日（指日本侵华战争之时——引者）乃脱离天地间形式的精神彷徨稀有之日。”在这稀有日子里，前线的精神实际是美的，文学就要表现这种美，并与自然之美丑要区别开来。保田的战争美学观是以文学去美化战争，以战争充斥文学的内容。
保田尤其推崇日本古代武人及武功，以日本古典美来宣染他的战争美学观。在《戴冠诗人的御一人者》序言中，他写道：“日本从未有的伟大的时刻到来了。这是传统和变革共同一体的稀有的瞬间。对古代日本前人的神话以现实存在的新的历史理念来表现世界史结构的行为开始了。”在保田设置的伟大时刻来临之际，他提出现在的时代精神就是伟大日本古代文学神话内容，因此要结合自己的体验传达日本古典美。他说：“我在故国日本生长，少年的日日见闻和游戏，熟悉故国的宫廷，记忆和歌枕词，见闻神社寺庙，从小在故国山河草木之中就接受了大倭宫廷的英雄、诗人、美女的传说。”用文章来恢复日本古典美和古典精神是保田的理想，其理想中的日本古典美及古典精神实质是什么呢？他嚷到，日本上代文艺最美表现的武人典型形象及其武功，是现代日本人的英雄的血统，文化的历史，悲剧的诗，文艺的光荣，也是明治以来崇拜西洋的日本人所淡化、省略的内容。因此，现在进行文艺革新运动就是从日本古典文艺表现的神话、英雄、诗人的血统中开始的。推崇回归民族传统，保田追求古代，赞美古典文艺所呈现的浪漫精神，不仅仅是要否定明治以来出现的欧化现象，更是要将二战时期宣传天皇制国体论与“回归古典”的国粹主义合二而一。
1942年，保田发表了洋洋386页的《古典论》一书，强调日本文艺古典性是确保和显扬民族的值得夸耀的感觉，企国通过古典美来确立日本民族的优越性，确立日本主义。同时，保田宣扬日本古典文学是以国神一体为契机而成立，和歌从咏神开始，故咏神观是一切文艺的中心和历史精神之中枢，是确立国家之古道。此外，保田赞扬近世的古学，排斥汉意，日本人有独立心、自尊心，要将古学作为今日战争的皇国文化来学习继承。在战争之际，保田如此推崇日本古典美，是作为思想战的宣传，以之为振兴国民精神文化，动员日本人走日本古代武人所建立的武功之路。
上述的无论是将战争视为日本精神文化的展示，或是用战争唤起“没落的热情”，或是走日本古代武人的武功之路，保田战争美学观都具明确的针对性，那就是侵华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始，日本侵占了中国东三省，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保田战争美学观都在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越演越烈。他大肆鼓吹侵华战争的“正当化”，认为成立满洲国是建设日本新精神新秩序的开端，是开拓新世界的浪漫伟业。他以一位吹捧侵华战争的著名文人身份来到中国，在日军占领地从事鼓动，反复叫嚣：
“先导于国民和士兵的英雄行为者，到底还是我们的诗人。所谓诗人，就是能够率先觉察到并歌颂这样一种民族和国家的预感，或说是预言性气氛的人。但是不管怎么说，日本的文艺思想（界）都开始觉悟到今天的日本，还是值得庆贺的，不必在乎其时期如何。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过程中，日本文艺界的浪漫主义确实是发挥了先导的作用，但不是断然实行的。即便是在卢沟桥打响的炮声也非断然实行，继其后历时10月之久的徐州会战的结果才如此。”
“日本大众的新的皇国在大陆建立了”，“日本理念伟大的一天来临了，对这一天理论的无知，是多么的悲哀，多么的不幸。”
“今日战争规模之巨大，我只有陶醉。”我“关心大陆战争，更热烈关心大陆战争的日本士兵。”
“现在非言怀柔的进候，日本精神和伦理要扼杀蒋介石的理想主义及其思想文化背景。”
“表现战败及虐待自己的文学是战败国文学之描绘。我们的文学联系着战争进程的反映。无愧的战败记录有诗，我们不能诀别这些诗，今日诀别的是悲观论。今日日本知识阶层存在的悲观论，有大正文学的幻想因素，悲观论是大幻想之产物。悲观和乐观不是客观事实，客观事实是我们战争的胜利。”
根植于侵华战争，保田1938年到中国写下了游记随笔评论集《蒙疆》。《蒙疆》集中表现了保田的侵华战争观。在北京，他断言北京丧失了中国文化之辉煌，叫嚷是日本军到来，给北京带来了美丽的生机。在八达岭、上关等处，保田看到飘扬的日本太阳旗及旗下的日本士兵，他惊叹那是多么壮丽浪漫的风景。在该书中他写道：“在那里（指日军占领的中国土地——引者），日本毅然书写着世界的历史，从事改变我们民族历史的伟大事业。我在那里走过的路线，必将成为新的世界文化最初的交通线。我所走的是大和民族对世界上的异国异族展示我们浪漫的日本所开拓的路线。”“今日日本的国家、民族和国民的理想，是通过征战的形式而实现的。何时我们能越过宁夏到达黄河之源头，到兰州去粉碎赤色的线路呢？届时世界的交通线路将发生伟大的变革。这种行动本身是日本唯一的精神文化。”不难看出，保田的战争美学观是侵华战争的产物，是鼓吹要把侵华战争变成为日本人的精神文化，并且，他要以艺术抒情来展示侵华战争，视侵华战争为艺术的战争和战争的艺术，日本出兵中国是浪漫的行为。
毋庸置言，保田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日本军国主义吹鼓手！
三
较之保田战争美学，林同济战争美学观有着本质区别。
首先，针对保田吹捧的侵华战争，林同济“三大母题”根植于中国抗日战争。
根植于抗战，林同济“三大母题”对应了类似保田文人所迎合的战时文化政策。日本战时推行的文化政策要求突出宣传军国思想，鼓吹侵华战争是“正义的天皇的战争”，是“从白人手中解放亚洲”，“进行捍卫日本国家的圣战”，要为日本在东亚建立“王道乐土”。它还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鼓吹大和民族精神“大和魂”由尊孝天皇的信仰和尚武的“武士道”精神所构成，大和民族是“神的子孙”，天皇是神，日本国民具有尊神、敬神意识，就要尊崇、效忠、绝对服从天皇，服从皇军，为圣战而献身。
与之对应，中国抗战文艺在宣扬国家利益和民族意义方面，集中强调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进行广泛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激励民族复兴精神，改造国民性弱点，发扬爱国主义不怕牺牲的精神，动员全中国人民积极投入抗战活动。
林同济是站在上述中国抗战文艺的立场上，对应日本战时文化政策而提出了“三大母题”。根植于抗战，林同济的“三大母题”，主张为保卫祖国而战。“‘一切为战，一切皆战’这是全能国家的根本历史意义与作用。”“日本这次来侵，不但被侵的国家（中国）生死在此一举，即是侵略者（日本）的命运也孤注在这一掷中！此所以日本对我们更非全部歼灭不可，而我们的对策，舍‘抗战到底’再没有第二途。”“我们必要‘倒走’二千年，再建起‘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一方面来重新策定我们内在外在的各种方针，一方面来仔细评量我们二千年来的祖传文化！‘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这些原则原来不只是应付目前抗战局面而产生，实在是配合全世界的主潮而制定的。换言之，‘战’与‘国’两字必须是我们此后一切思维与行动的中心目标。”根植于抗战，林同济的“三大母题”主张以强力来实现民族复兴。他认为“踏遍神州全国，不管是达邸还是穷户，只见得门楣墙面，红红黑黑，都是那结构复杂，含味俗臭的‘福、禄、寿、喜’的涂鸦；竟没有一个有心人，能够看出来这个简简单单的‘力’字之美妙，把它大笔一挥，高挂明堂。真是民族憾事！”所以，林同济在《寄语中国艺术人》中大声疾呼：“我劝你们不要一味画春山，春山熙熙惹睡意。我劝你们描写暴风雪，暴风雪洌洌搅夜眠。”他认为中华民族要在抗战中复兴，就要摆脱“一味的安眠”，形成一种“嫉恶如仇的战士式的人生观”，培养“健康的民族，制造出一个崭新的有光有热的文化”。他指出抗战的一个“更深入的历史使命”，就是光大“前方战士的壮烈精神”，“使一切营营的官僚文人，靡靡的乡愿阿Q，都要根本上革面洗心”。
其次，针对保田推崇的日本古典美，林同济推崇战争力学，认为：目前“最迫切的，我们要认清楚自今日起，时代已经无情地开始了‘战国式的火拼’。这个火拼，不是三年五年便可了事，它乃是代表着一个旷古‘强有力’的文化在演展路程中所必要表现的主要阶段”。林同济的这种“強有力的文化说”正应证了《战国策》发刊词所言：“实际政治之阐发，与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本刊有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也就是说，中国抗战要图存，必须高度集权，集全国之力反抗日本侵略。因为“力即是生，生即是力，”所以“一个民族不了解，甚至曲解‘力’字的意义，终必要走入堕萎自戕的路程；一个文化把‘力’字顽固地看作仇物，看作罪恶，必定要凌迟丧亡！”林同济深恶痛绝儒家的德性人生观，认为中华民族对力有先天的偏见，说什么力不如德之有效，力是不德和反德的。这样将“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对立起来，造成了中国历代士大夫只会吟诗作文，不懂尚武用兵，形成柔道人格型，最终造成中华民族缺乏“力”的精神，毫无战斗力。抗战伊始，林同济呼唤中国人要摆脱儒家德性，尚崇武力的“刚道人格”，树立战士式的人生观——嫉恶如仇。
“‘我们的中华民族乃有一个大美德焉，曰宽大容忍！’我们的文化大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文化小卒也津津地到处鼓吹。然而所谓‘宽大容忍’者，实际究如何？宽大乃是‘老滑苟安’的别名，容忍乃‘忍辱容奸’的缩写。也许在‘大夫士’风尚蓬蓬勃勃的时代，‘宽大’两字确符‘宽大’之实。无奈透过官僚、文人、乡愿、阿Q的手掌，宽大宽大已流为一种纵恶藏奸的民族习惯。在我们的‘宽大’肚皮里，正不知增长了多少罪恶，埋没了多少冤魂！我们愿翻这个千年的古老案，劝大家‘褊衷’，劝大家‘发怒’，劝大家‘嫉恶如仇’！”
林同济推崇战士式的人生观——嫉恶如仇，既是对儒家德性之拨乱反正，也是对抗战精神之呼唤。抗战的苦战硬战，嫉恶如仇，将打造出一套新的人生观，铸出一副新的人格型，培养出健康的中华民族，创造出崭新的有光有热的抗战文化。
从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性、乏力的柔性、宽容的忍性中，林同济强调现实抗战必须的‘力’、“刚道人格”、“嫉恶如仇”等，其战争美学要抛弃儒家德性，与保田战争美学寻觅日本古典美是两种不同的路子。保田从日本古典中觅到了日本古代武人建立武功的战争文化，与日本侵华战争崇尚武士道精神有文化之渊源。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其名著《武士道》书中谈到，日本古代特别是16世纪中叶的政治、社会、宗教全都处在混乱之中，日本的内乱，使日本人返回到野蛮时代那样的生活方式，各人有必要来维护各自的权利，日本人具有了勇敢的独创力，迅速作出决定和拼死的习惯。日本武人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斗争的抵抗的伟大动物。保田的战争美学从日本古代内乱战争中抓住这些“伟大动物”不放，其战争美学实质上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一种艺术演绎。与之对应，林同济在中国儒学中抓住乏力、柔性、宽忍的人物不放，置之于鞭挞对象，从而呼唤有力、刚性、嫉恶如仇的文化特质，赋予抗战，用“三大母题”展示出抗战精神和抗战文化。林同济这种战争美学观与日本武士道精神所体现的“勇敢独创，迅速决定，拼死习惯”又是一脉相承的，与保田战争美学观所推崇的日本古典美也有表面相似之处。但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及古典尚武美被保田承继下来用于侵华战争，林同济抛弃儒家德性而推崇力的战争美学是用于抗日战争，两者之间本质地完全地对立着。站在中国抗战立场上，我们坚决要反对保田战争美学，推崇林同济的战争美学观，并且，更有必要用林同济战争美学观去重新审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被曲解被讹传的中国战国策派的文学作品。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浪漫派代表人物保田与重郎迎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文化政策，提出了他的战争美学观，将侵华战争视为日本精神文化的展示。
针对保田的战争美学，林同济的战争美学观体现了中国抗战精神、抗战文化。理解两者所存在的本质区别，是我们重新审视、充分肯定中国战国策派文学之立足点。
一
“三大母题”之一的“恐怖”，其含义是林同济在《寄语中国艺术人》文中所写的：“恐怖是人们最深入，最基层的感觉。拨开了一切，剩下的就是恐怖。时间无穷，空间也是无穷的。对这无穷的时空，生命看出了自家最后的脆弱，看出了那终究不可幸逃的气运——死·亡·毁灭。恐怖是生命看到了自家最险暗的深渊：它可以撼动六根，可以迫着灵魂发抖。弟兄们呵！你们的灵魂到如今，需要发抖了！能发抖而后能渴慕，能追求。发抖后的追求，才有创造。我看第一步必需的工夫，是要从你们六根底下，震醒了那一点创造的星火。”
林同济提出的“恐怖”针对着人类终究不可幸逃的死亡（毁灭）。死亡的对立面是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存在也是生命中的时空存在。生命是有限的，时空于生命而言也是有限的。念及时空有限生命之脆弱，于存在的人来说，死亡确实恐怖。但是，林同济指出：把恐怖作为是看透时间与空间的无穷，灵魂因此而发抖、发抖尔后能追求、能创造。这种形而上的思考是对恐怖的一种重新认识，也是一种精神长存的提炼。林同济对“恐怖”（战争带来的死亡、毁灭）重新认识并提炼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针对性就是战争。战争，无论非正义或正义，主要给人类带来的是毁灭、死亡。林同济的“恐怖”分析了人性弱点，即战争死亡将引发人的恐惧。所以，他相信宇宙间时空无穷之令人敬畏，号召反抗宿命，战胜恐怖，让灵魂发抖，发抖后去追求去创造，最终战胜战争将带来死亡所引诱出的人之恐怖，演绎出不畏惧死亡，死的干脆、死的陶醉、死的美，舍弃生命投入战争，在战争中体现出献身的精神。
“三大母题”之二是狂欢，《寄语中国艺术人》界定其含义：“那正是你看到人生最后深渊的刹那，六根颤，汗满身，血满面，你认定了生命是‘无能’，忽然间不知从那里刮过来一阵神秘之风，揭开了前面的一角黑幕，你恍惚有所见，见得了一线的晨光，见得了陆地的闪烁。并不是一切渺茫茫！如果时空无穷，此刻此地却千真万实。‘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能！”“狂欢！它是时空的恐怖中奋勇夺得来的自由乱创造！”“恐怖是无穷压倒了自我，狂欢是自我镇伏了无穷。谁得最后胜利呢？弟兄们呵，是永远的斗争，没有‘最后’两个字呵！每场恐怖必须创造出更高度狂欢，更高度狂欢必定要归结到骇人的恐怖！”
林同济的“狂欢”召唤着永远的斗争，其起点是“恐怖”，要在斗争中战胜恐怖，夺来自由创造进入狂欢，再进入恐怖，经斗争又战胜恐怖，再进入狂欢，推动这个螺旋循环进程的是斗争，是力，是永远的斗争无限的力，归宿点乃自我和宇宙打成一片，最后达到对宇宙的一个无限绝对体的膜拜！倘若把“狂欢”置于抗战背景之下，“狂欢”的起点就是侵华战争带来的恐怖，抗战进程将战胜恐怖，最后必将进入“大狂欢”（胜利）。
林同济寄语中国艺术人：面对日本侵略，我们舍“抗战到底”没有第二途。现时代的意义，干脆又干脆，曰“战”。战为中心，战成全体，战在歼灭，不能战的国家不能存在。“你们（指中国青年——引者）抗战，是你们第一次明了人生的真谛。你们抗战，是你们的第一次取得了‘为人’——为现代人——的资格。战即人生，我先且不问你们为何而战；能战便佳！”“必须伟大，才配战争；不怕战争，便是伟大。打开伟大之门的钥匙，你们晓得吗？那就是——做你们平生所不敢做的事情！”这就是林同济“狂欢”的特定含义。为抗战，林同济的“狂欢”呼吁中国人尽情忘我，竭尽全力，发挥主观积极性，作为创造的开始。这种创造，既能战胜战争之恐怖，又能超越人类之死亡。抗战之所以要求林同济的“狂欢”，是因为它测验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元气，量断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活力。一个民族和国家没有活力，则不能自主，仰仗别个民族和国家的饶恕，大敌当前，只能被奴役。日本军占领了我们广大的国土，威逼着残存的半壁河山。怎么办？林同济从形而上的思考中提出“狂欢”，以狂欢战胜恐怖，和宇宙打成一片，征服了宇宙，变成了宇宙，形成一种狂欢式的抗争精神。从形而下的思考中，林同济的“狂欢”背景是日本正威逼着我们残存的半壁河山。为此，他呼唤狂欢式的抗战精神，奏起“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整部民族史的狂奏曲！这部狂奏曲“是铿锵杂沓，是锣鼓笙簧，是狼嗥虎啸，揉入燕语莺歌，是万籁奋发齐鸣，无所谓节奏而自成节奏。”在这狂奏曲中，林同济提出必须大酒醉，必须异性伴。大酒醉、异性伴迎合着狂奏曲，实乃林同济“狂欢”的一个美的境界，那就是尚武美。林同济的“狂欢”要求大酒醉、异性伴的民族狂奏，以艺术象征方式，把战争与诗融合在阴柔相济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之中，彰显出艺术阳刚美。
林同济这样界定了“三大母题”之三——“虔恪”：“自我外发现了存在，可以控制时空，也可以包罗自我”，在“自我与时空之上，发现了一个绝对体！它伟大，它崇高，它圣洁，它至善，它万能，它是光明，它是整个”，面对这个“绝对体”，要“严肃肃屏息崇拜”，这就是“虔恪”。
林同济的“虔恪”要去发现，这种发现即自我之外发现，时空之上发现，强调的是主观能动。去发现什么呢？一个“绝对体”。“绝对体”是主观形成的，存在于人的主观美之中。林同济用了伟大、崇高、圣洁、至善、万能、光明等褒义词来界定了这个“绝对体”。他将这些褒义词集中到一个词，就是神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恰当的神圣者，莫过于“天”了。中国传统意义的“天”具有“神”的意味，乃形而上的宇宙自然神。天之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支撑点。林同济要发现的“绝对体”就有天之神圣的意味，对“绝对体”的态度当然要严肃肃合掌皈依。
天之崇拜在抗战中意味着英雄崇拜，林同济的思路是：发现英雄——崇尚抗战精神——对之虔恪——赋予抗战。
“虔恪”首先要去发现英雄，那何谓英雄呢？林同济对中国青年说：“我不劝你们做循良子弟。我劝你们大胆做英雄。但能大胆，便是英雄。”这种大胆要具有全新的道德观：“不怕即善”、“不怕即孝”。在尚战尚力的大年头，要登高，要临深，大胆做平生所不敢做的事情：“必须伟大，才配战争；不怕战争，便是伟大。”能大胆地投入抗战者，便是林同济眼中的英雄，对待发现的抗战英雄，他要求合掌皈依。
崇拜的英雄特指中国青年和抗战志士，若泛指的话，正是抗战精神。所谓抗战精神，一是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个人感情服从民族国家利益。二是悲壮精神，面对强敌，面对民族的苦难，血战到底永不屈服。林同济的“虔恪”对抗战精神的崇拜可以这么地理解：从抗战精神中发现了一个“绝对体”，这个“绝对体”伟大、崇高、圣洁、至善、万能、光明、整个……。在这个神圣的“绝对体”面前，志于献身抗战者，应该“严肃肃屏息崇拜”。林同济用了许多的褒义词赋予“绝对体”，也可以赋予浴血奋战的英雄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既有普通的士兵，也含高级的将领；既有商人小贩，也含领袖政要；当然还有他寄语的中国艺术人。
林同济在提出“虔恪”之际还质问：赫赫神州大地的中国人，哪一件东西对你们真正叫做神圣？质问之际，林同济鞭挞了自诩无须绝对体的中国人，这些人无所崇拜，要的是安眠，而不是抗战精神所体现的抗争和悲壮。林同济站在反思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提出铸造新的民族性格要“重新估量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抗战路程上日加迫切的必须工作。”“我们主张对中国文化的反省，并不是喜欢多事，乃是在战的现实，战的必需与迫求下，企图一个自动的变更，健全的适应。”这个自动的变更，就有寄语中国人从无所崇拜到“虔恪”的要求。怎么能达到这个自动变更呢？林同济提出“虔恪”时说到：“弟兄们！不有恐怖，无由狂欢。不有恐怖与狂欢，也必定无由虔恪！你们要体騐虔恪吗？先为我尝遍了一切恐怖与狂欢！”这样，我们又涉及到前面已述的内容了：没有超越战争死亡之抗争（恐怖），无由战胜战争恐怖之创造（狂欢），不有恐怖与狂欢，也必定无由抗战精神之崇拜（虔恪）。抗战的中国弟兄们！要崇拜抗战精神啊，请立即投入超越战争死亡之抗争和战胜战争恐怖之创造吧。当抗战胜利的曙光出现在中国大地时：“我们认识了她——绝对，这刹那我们严肃肃合掌皈依！这叫做虔恪！”
“虔恪”连同“恐怖”、“狂欢”构成了中国战国策派的“三大母题”文艺观，也是林同济战争美学观的主要内容：崇尚战争，以文学形式体现抗战精神。
二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浪漫派作为文学流派而形成，其代表人物保田与重郎为吹捧侵华战争，极力推崇武功，提出要开展艺术的战争，把战争视为日本精神文化的展示。他说：“浪漫派高扬诗人、英雄、大众三位一体的世界。”“树立日本诗人和英雄的血统。”鼓吹艺术家要像战场驰骋的英雄那样，用笔投入战斗。诗人与英雄具有同样的作用，这就是本世纪浪漫精神的发现。所以，保田声称：日本浪漫派要以“‘日本民族’的名义作文化的防卫，日本浪漫派提倡国防精神。”鼓吹日本应将国家、民族和国民的理想，表现在征战的形式上。保田特别强调，日本国民要理解战争之意味，称“日本的国民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站在最崇高的民族行为的立场上，用肉体感觉去理解今日‘圣战’的意味的国民，这一新的伦理发现的崇高价值，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说，那就是改变了以往‘没落的热情’理念，或许恰如‘伟大的败北’往往孕育出诗人似的辩证法。而且这一辩证法是浪漫的辩证法（即反诘式的辩证法），是非常之原始的东西。这一走向没落的热情，同时也以一个反诘的形式让日本（包括其文化）成为日本的现实。这个以反诘的形式发现的日本，正是日本浪漫派所秉持的反抗精神（当时浪漫式的反抗是被明确宣示了的）的根源”。保田所谓的“没落”含有对时代感到绝望的颓废意味，所谓的“热情”是克服绝望颓废的反抗。在《我国浪漫主义概观》一文中，他说道：日本广大青年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经历了生活陷入最恶劣的状态，“基于人道主义的青年运动已经极端颓废，自暴自弃，失去了正面抨击权力的力量。日本浪漫派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为克服绝望时代找到了文艺的方向。”在《关于日本浪漫派》文中，针对日本知识阶层的战争悲观论，保田强调要从文艺方向中产生出“没落的热情”，“日本浪漫派是一场青年运动，是在恢复自己的青春时发现失落了确立自己青春的时机后，向广大的社会（不是自己除外的态度）呼吁的运动。这两点还是应该特别书写在这里的。这不是在自己遭遇了没落，而且发现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一事实之后所发出的现在我能做什么的追问。其实在这一意识的过激反省过程中，很快就会有一种彻头彻尾的颓废的‘命运’（这是靠意识无可奈何的事）出现。这一从颓废出发最后又走向颓废的命运，一般来说就可以称之为是文学的性格。”绝望颓废中唤起青春活力，遭遇没落后激起文学的热情，成为保田战争美学观内容之一。为此，他要求日本知识阶层，尤其是青年要成为支持战争的宏大的乐天派，叫嚷今日日本需要宏大信念的乐天派的文学。对于危惧不安的文学，战争的炮弹必须给予摧毁。
保田把战争文学视为主情的文学，提出诗兴与诗趣产生的浪漫就是艺术的战争和战争的艺术。“今日（指日本侵华战争之时——引者）乃脱离天地间形式的精神彷徨稀有之日。”在这稀有日子里，前线的精神实际是美的，文学就要表现这种美，并与自然之美丑要区别开来。保田的战争美学观是以文学去美化战争，以战争充斥文学的内容。
保田尤其推崇日本古代武人及武功，以日本古典美来宣染他的战争美学观。在《戴冠诗人的御一人者》序言中，他写道：“日本从未有的伟大的时刻到来了。这是传统和变革共同一体的稀有的瞬间。对古代日本前人的神话以现实存在的新的历史理念来表现世界史结构的行为开始了。”在保田设置的伟大时刻来临之际，他提出现在的时代精神就是伟大日本古代文学神话内容，因此要结合自己的体验传达日本古典美。他说：“我在故国日本生长，少年的日日见闻和游戏，熟悉故国的宫廷，记忆和歌枕词，见闻神社寺庙，从小在故国山河草木之中就接受了大倭宫廷的英雄、诗人、美女的传说。”用文章来恢复日本古典美和古典精神是保田的理想，其理想中的日本古典美及古典精神实质是什么呢？他嚷到，日本上代文艺最美表现的武人典型形象及其武功，是现代日本人的英雄的血统，文化的历史，悲剧的诗，文艺的光荣，也是明治以来崇拜西洋的日本人所淡化、省略的内容。因此，现在进行文艺革新运动就是从日本古典文艺表现的神话、英雄、诗人的血统中开始的。推崇回归民族传统，保田追求古代，赞美古典文艺所呈现的浪漫精神，不仅仅是要否定明治以来出现的欧化现象，更是要将二战时期宣传天皇制国体论与“回归古典”的国粹主义合二而一。
1942年，保田发表了洋洋386页的《古典论》一书，强调日本文艺古典性是确保和显扬民族的值得夸耀的感觉，企国通过古典美来确立日本民族的优越性，确立日本主义。同时，保田宣扬日本古典文学是以国神一体为契机而成立，和歌从咏神开始，故咏神观是一切文艺的中心和历史精神之中枢，是确立国家之古道。此外，保田赞扬近世的古学，排斥汉意，日本人有独立心、自尊心，要将古学作为今日战争的皇国文化来学习继承。在战争之际，保田如此推崇日本古典美，是作为思想战的宣传，以之为振兴国民精神文化，动员日本人走日本古代武人所建立的武功之路。
上述的无论是将战争视为日本精神文化的展示，或是用战争唤起“没落的热情”，或是走日本古代武人的武功之路，保田战争美学观都具明确的针对性，那就是侵华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始，日本侵占了中国东三省，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保田战争美学观都在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越演越烈。他大肆鼓吹侵华战争的“正当化”，认为成立满洲国是建设日本新精神新秩序的开端，是开拓新世界的浪漫伟业。他以一位吹捧侵华战争的著名文人身份来到中国，在日军占领地从事鼓动，反复叫嚣：
“先导于国民和士兵的英雄行为者，到底还是我们的诗人。所谓诗人，就是能够率先觉察到并歌颂这样一种民族和国家的预感，或说是预言性气氛的人。但是不管怎么说，日本的文艺思想（界）都开始觉悟到今天的日本，还是值得庆贺的，不必在乎其时期如何。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过程中，日本文艺界的浪漫主义确实是发挥了先导的作用，但不是断然实行的。即便是在卢沟桥打响的炮声也非断然实行，继其后历时10月之久的徐州会战的结果才如此。”
“日本大众的新的皇国在大陆建立了”，“日本理念伟大的一天来临了，对这一天理论的无知，是多么的悲哀，多么的不幸。”
“今日战争规模之巨大，我只有陶醉。”我“关心大陆战争，更热烈关心大陆战争的日本士兵。”
“现在非言怀柔的进候，日本精神和伦理要扼杀蒋介石的理想主义及其思想文化背景。”
“表现战败及虐待自己的文学是战败国文学之描绘。我们的文学联系着战争进程的反映。无愧的战败记录有诗，我们不能诀别这些诗，今日诀别的是悲观论。今日日本知识阶层存在的悲观论，有大正文学的幻想因素，悲观论是大幻想之产物。悲观和乐观不是客观事实，客观事实是我们战争的胜利。”
根植于侵华战争，保田1938年到中国写下了游记随笔评论集《蒙疆》。《蒙疆》集中表现了保田的侵华战争观。在北京，他断言北京丧失了中国文化之辉煌，叫嚷是日本军到来，给北京带来了美丽的生机。在八达岭、上关等处，保田看到飘扬的日本太阳旗及旗下的日本士兵，他惊叹那是多么壮丽浪漫的风景。在该书中他写道：“在那里（指日军占领的中国土地——引者），日本毅然书写着世界的历史，从事改变我们民族历史的伟大事业。我在那里走过的路线，必将成为新的世界文化最初的交通线。我所走的是大和民族对世界上的异国异族展示我们浪漫的日本所开拓的路线。”“今日日本的国家、民族和国民的理想，是通过征战的形式而实现的。何时我们能越过宁夏到达黄河之源头，到兰州去粉碎赤色的线路呢？届时世界的交通线路将发生伟大的变革。这种行动本身是日本唯一的精神文化。”不难看出，保田的战争美学观是侵华战争的产物，是鼓吹要把侵华战争变成为日本人的精神文化，并且，他要以艺术抒情来展示侵华战争，视侵华战争为艺术的战争和战争的艺术，日本出兵中国是浪漫的行为。
毋庸置言，保田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日本军国主义吹鼓手！
三
较之保田战争美学，林同济战争美学观有着本质区别。
首先，针对保田吹捧的侵华战争，林同济“三大母题”根植于中国抗日战争。
根植于抗战，林同济“三大母题”对应了类似保田文人所迎合的战时文化政策。日本战时推行的文化政策要求突出宣传军国思想，鼓吹侵华战争是“正义的天皇的战争”，是“从白人手中解放亚洲”，“进行捍卫日本国家的圣战”，要为日本在东亚建立“王道乐土”。它还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鼓吹大和民族精神“大和魂”由尊孝天皇的信仰和尚武的“武士道”精神所构成，大和民族是“神的子孙”，天皇是神，日本国民具有尊神、敬神意识，就要尊崇、效忠、绝对服从天皇，服从皇军，为圣战而献身。
与之对应，中国抗战文艺在宣扬国家利益和民族意义方面，集中强调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进行广泛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激励民族复兴精神，改造国民性弱点，发扬爱国主义不怕牺牲的精神，动员全中国人民积极投入抗战活动。
林同济是站在上述中国抗战文艺的立场上，对应日本战时文化政策而提出了“三大母题”。根植于抗战，林同济的“三大母题”，主张为保卫祖国而战。“‘一切为战，一切皆战’这是全能国家的根本历史意义与作用。”“日本这次来侵，不但被侵的国家（中国）生死在此一举，即是侵略者（日本）的命运也孤注在这一掷中！此所以日本对我们更非全部歼灭不可，而我们的对策，舍‘抗战到底’再没有第二途。”“我们必要‘倒走’二千年，再建起‘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一方面来重新策定我们内在外在的各种方针，一方面来仔细评量我们二千年来的祖传文化！‘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这些原则原来不只是应付目前抗战局面而产生，实在是配合全世界的主潮而制定的。换言之，‘战’与‘国’两字必须是我们此后一切思维与行动的中心目标。”根植于抗战，林同济的“三大母题”主张以强力来实现民族复兴。他认为“踏遍神州全国，不管是达邸还是穷户，只见得门楣墙面，红红黑黑，都是那结构复杂，含味俗臭的‘福、禄、寿、喜’的涂鸦；竟没有一个有心人，能够看出来这个简简单单的‘力’字之美妙，把它大笔一挥，高挂明堂。真是民族憾事！”所以，林同济在《寄语中国艺术人》中大声疾呼：“我劝你们不要一味画春山，春山熙熙惹睡意。我劝你们描写暴风雪，暴风雪洌洌搅夜眠。”他认为中华民族要在抗战中复兴，就要摆脱“一味的安眠”，形成一种“嫉恶如仇的战士式的人生观”，培养“健康的民族，制造出一个崭新的有光有热的文化”。他指出抗战的一个“更深入的历史使命”，就是光大“前方战士的壮烈精神”，“使一切营营的官僚文人，靡靡的乡愿阿Q，都要根本上革面洗心”。
其次，针对保田推崇的日本古典美，林同济推崇战争力学，认为：目前“最迫切的，我们要认清楚自今日起，时代已经无情地开始了‘战国式的火拼’。这个火拼，不是三年五年便可了事，它乃是代表着一个旷古‘强有力’的文化在演展路程中所必要表现的主要阶段”。林同济的这种“強有力的文化说”正应证了《战国策》发刊词所言：“实际政治之阐发，与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本刊有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也就是说，中国抗战要图存，必须高度集权，集全国之力反抗日本侵略。因为“力即是生，生即是力，”所以“一个民族不了解，甚至曲解‘力’字的意义，终必要走入堕萎自戕的路程；一个文化把‘力’字顽固地看作仇物，看作罪恶，必定要凌迟丧亡！”林同济深恶痛绝儒家的德性人生观，认为中华民族对力有先天的偏见，说什么力不如德之有效，力是不德和反德的。这样将“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对立起来，造成了中国历代士大夫只会吟诗作文，不懂尚武用兵，形成柔道人格型，最终造成中华民族缺乏“力”的精神，毫无战斗力。抗战伊始，林同济呼唤中国人要摆脱儒家德性，尚崇武力的“刚道人格”，树立战士式的人生观——嫉恶如仇。
“‘我们的中华民族乃有一个大美德焉，曰宽大容忍！’我们的文化大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文化小卒也津津地到处鼓吹。然而所谓‘宽大容忍’者，实际究如何？宽大乃是‘老滑苟安’的别名，容忍乃‘忍辱容奸’的缩写。也许在‘大夫士’风尚蓬蓬勃勃的时代，‘宽大’两字确符‘宽大’之实。无奈透过官僚、文人、乡愿、阿Q的手掌，宽大宽大已流为一种纵恶藏奸的民族习惯。在我们的‘宽大’肚皮里，正不知增长了多少罪恶，埋没了多少冤魂！我们愿翻这个千年的古老案，劝大家‘褊衷’，劝大家‘发怒’，劝大家‘嫉恶如仇’！”
林同济推崇战士式的人生观——嫉恶如仇，既是对儒家德性之拨乱反正，也是对抗战精神之呼唤。抗战的苦战硬战，嫉恶如仇，将打造出一套新的人生观，铸出一副新的人格型，培养出健康的中华民族，创造出崭新的有光有热的抗战文化。
从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性、乏力的柔性、宽容的忍性中，林同济强调现实抗战必须的‘力’、“刚道人格”、“嫉恶如仇”等，其战争美学要抛弃儒家德性，与保田战争美学寻觅日本古典美是两种不同的路子。保田从日本古典中觅到了日本古代武人建立武功的战争文化，与日本侵华战争崇尚武士道精神有文化之渊源。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其名著《武士道》书中谈到，日本古代特别是16世纪中叶的政治、社会、宗教全都处在混乱之中，日本的内乱，使日本人返回到野蛮时代那样的生活方式，各人有必要来维护各自的权利，日本人具有了勇敢的独创力，迅速作出决定和拼死的习惯。日本武人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斗争的抵抗的伟大动物。保田的战争美学从日本古代内乱战争中抓住这些“伟大动物”不放，其战争美学实质上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一种艺术演绎。与之对应，林同济在中国儒学中抓住乏力、柔性、宽忍的人物不放，置之于鞭挞对象，从而呼唤有力、刚性、嫉恶如仇的文化特质，赋予抗战，用“三大母题”展示出抗战精神和抗战文化。林同济这种战争美学观与日本武士道精神所体现的“勇敢独创，迅速决定，拼死习惯”又是一脉相承的，与保田战争美学观所推崇的日本古典美也有表面相似之处。但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及古典尚武美被保田承继下来用于侵华战争，林同济抛弃儒家德性而推崇力的战争美学是用于抗日战争，两者之间本质地完全地对立着。站在中国抗战立场上，我们坚决要反对保田战争美学，推崇林同济的战争美学观，并且，更有必要用林同济战争美学观去重新审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被曲解被讹传的中国战国策派的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