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三论——做人做事做官

第一节 事事从小处做起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

　　——曾国藩

　　古往今来，那些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积累有素，厚积而薄发，一旦机会到来，乘势而上。除非动乱之世，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人的发展往往打破既定程序，就一般性而言，都从日积月累中戒就。曾国藩历来将眼界宏大与小处入手相提并处，认为二者缺一不可。他还特别从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和宰相身上，印证他的结论。他曾有过这样的精采之论：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周文王是中国难得的圣人，但自早晨至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周公是夜以继日，处理政务直到天亮。这些圣贤勤劳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敢怠慢！诸葛亮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保存起来作为有用之物。朱熹曾说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能够有所作为的。秦始皇用石来量书，不处理完毕不入睡；魏明帝自己代行尚书事，隋文帝批文件无暇吃饭，令卫士送餐，这些皆为后世所讥笑，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我认为天子或可以不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的事，不知，问刑狱的事，尚不知，未可以为人臣效法也。大凡建功立事，一定以亲眼所见者为有效。如有车必见其车具，如有衣必见其襟袖，若为广见博闻的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手稿累筐。若为躬行实践的君子，必见其面色之兴奋，徒党对他的感慕。如果善于治民，必见其所居之民高兴的地方，离任时老百姓会十分眷恋他。假如善于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根据，而但凭心所揣度者为高，则将以空虚浅薄为哲理，而轻视务实，以崇尚空泛为贤能，而耻笑勤奋谦谨，何异于邓扬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稀里糊涂之中。亲者贤者，皆被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希望大业之成，不亦慌谬吗！孔子许诺仲弓为重要人才，而雍正以居敬为奉行简约之本，都一定是因为能够勤敬才无废事的。

　　我朝宣宗道光皇帝，临朝三十年，勤政法祖。每日寅正而始，阅览章奏，卯正而毕，事无滞留。1849年，圣上身体欠佳，自夏至冬，仍带病治事，不趋简便。1850年2月25日，始命皇四子代阅章奏，召见大臣。即今咸丰皇帝也。盖以七十天子，重病半载，其不躬亲庶政者，仅是生前病重的那一刻。为人臣者，其敢自暇自逸，以不亲细事给自己开脱吗？

　　曾国藩还从细微处做起，总结出成功人生应谨守的六个原则：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认为他的弟弟曾国荃虽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写信劝道：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作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再其次，则送情宜减，所渭用之者舒。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立世大智慧

　　事事从小处做起，则大事可成矣。曾国藩说：“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