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三论——做人做事做官

第十四节 处世以谨慎为怀

　　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却能自全其身，自守其道，尽己之性而知天命，下学上达，这些都是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原则。

　　——曾国藩

　　一般而言，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势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侮；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挑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处世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立世大智慧

　　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