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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兼容并蓄、气象冲融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
——曾国藩
曾国藩虽然属于儒家人物，甚至是一个理学家，但是，他的思想其实很杂，儒道佛等百家思想他都有，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状态。他综合各家学说，把这个“静”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他在记忆中说：
“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忠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人能大彻大悟，在登临高山，已获己得后，就是不容易了。他说：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去大难折磨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心中，极赞孟子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见他在这两个方面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养气说是孟子人生修养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学说，即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的“养气”，实际上是一种锻炼人格意志和身体素质的方法，它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使某种意志信念高度集中凝聚，然后，让其充沛完满，贯注全身。此时，人的身心成为意志和信念的凝聚体，而意志和信念也找到自己的物质载体。孟子的“养气”与中国古代的气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揭示：如果人们祛除各种心理杂念，保持心理意志的高度凝聚，将使周围磁场发生物理变化，由心理变化导引出生理变化，而生理变化又反馈和强化人的心理变化。这大概是孟子“养气”的真正内涵。
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充溢着刚性的“力”，这种刚性之力并非来源于人体质的健壮和权势的显赫。身强力壮和位高权重固然有某种威慑力量，但若没有仁义礼智的信念作精神支柱，则不过是“匹夫之勇”和“安妇之道”而已，因为，它们只能让人口服，而达不到使人心服。“浩然之气”的刚性之力来源于人们对自我与宇宙合一的体认，和对仁义礼智的信念和践履。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与他的“充实之渭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中国古代关于充实之美的理论基础。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实际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充实郁勃的人格之美吗？它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圆满的体现。
曾国藩又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醉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恰，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庄子的人生态度是最达观的。庄子虽然家境贫寒，“处穷阎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但他却不为富贵所动，而是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笑辞千金之重利、卿相之尊位，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一般人都求生畏死，祈求长生不死，庄子却比较超脱，“不知说生，不知说死”，甚至以死为乐。不仅妻死鼓盆而歌，就是自己死后，也主张天葬，让自己的尸体成为乌龟、蝼蚁的食粮。
曾国藩通过古代先贤，及同时代的优秀人物，汲取他们人生的智慧和精华，反观自己中年以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养心，且不能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也即从中年起，他一意克制自己，以养其博大胸襟。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不苦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譬之立功，弟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
信虽是写给九弟的，又何尝不是自己心灵之写照！他还说：
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课也。
放翁胸次广大，益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今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如何呢？是一种无边的恬淡，和一无挂碍之乐，是即使遇上了怎样的艰难困苦也不受影响之乐。传说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
所以，此气须养。
养气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静些，其实在紧张的工作中同样可以养气。养气方法不在坐与不坐，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无妨碍，若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专求信悦”，寻找快乐，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怡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地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诗歌和书法给他带来许多快乐。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诙谐的气氛。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为人威重，然性情幽默，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读，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戏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
曾国藩不仅批阅公文喜诙谐，于僚佐亲朋间亦是如此。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都与曾国藩友善，交往甚深。曾国藩对他们的评价：嵩焘是著述之才，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故曾国藩常戏称：
“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
立世大智慧
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下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曾国藩
曾国藩虽然属于儒家人物，甚至是一个理学家，但是，他的思想其实很杂，儒道佛等百家思想他都有，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状态。他综合各家学说，把这个“静”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他在记忆中说：
“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忠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人能大彻大悟，在登临高山，已获己得后，就是不容易了。他说：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去大难折磨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心中，极赞孟子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见他在这两个方面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养气说是孟子人生修养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学说，即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的“养气”，实际上是一种锻炼人格意志和身体素质的方法，它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使某种意志信念高度集中凝聚，然后，让其充沛完满，贯注全身。此时，人的身心成为意志和信念的凝聚体，而意志和信念也找到自己的物质载体。孟子的“养气”与中国古代的气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揭示：如果人们祛除各种心理杂念，保持心理意志的高度凝聚，将使周围磁场发生物理变化，由心理变化导引出生理变化，而生理变化又反馈和强化人的心理变化。这大概是孟子“养气”的真正内涵。
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充溢着刚性的“力”，这种刚性之力并非来源于人体质的健壮和权势的显赫。身强力壮和位高权重固然有某种威慑力量，但若没有仁义礼智的信念作精神支柱，则不过是“匹夫之勇”和“安妇之道”而已，因为，它们只能让人口服，而达不到使人心服。“浩然之气”的刚性之力来源于人们对自我与宇宙合一的体认，和对仁义礼智的信念和践履。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与他的“充实之渭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中国古代关于充实之美的理论基础。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实际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充实郁勃的人格之美吗？它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圆满的体现。
曾国藩又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醉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恰，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庄子的人生态度是最达观的。庄子虽然家境贫寒，“处穷阎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但他却不为富贵所动，而是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笑辞千金之重利、卿相之尊位，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一般人都求生畏死，祈求长生不死，庄子却比较超脱，“不知说生，不知说死”，甚至以死为乐。不仅妻死鼓盆而歌，就是自己死后，也主张天葬，让自己的尸体成为乌龟、蝼蚁的食粮。
曾国藩通过古代先贤，及同时代的优秀人物，汲取他们人生的智慧和精华，反观自己中年以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养心，且不能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也即从中年起，他一意克制自己，以养其博大胸襟。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不苦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譬之立功，弟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
信虽是写给九弟的，又何尝不是自己心灵之写照！他还说：
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课也。
放翁胸次广大，益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今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如何呢？是一种无边的恬淡，和一无挂碍之乐，是即使遇上了怎样的艰难困苦也不受影响之乐。传说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
所以，此气须养。
养气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静些，其实在紧张的工作中同样可以养气。养气方法不在坐与不坐，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无妨碍，若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专求信悦”，寻找快乐，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怡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地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诗歌和书法给他带来许多快乐。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诙谐的气氛。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为人威重，然性情幽默，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读，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戏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
曾国藩不仅批阅公文喜诙谐，于僚佐亲朋间亦是如此。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都与曾国藩友善，交往甚深。曾国藩对他们的评价：嵩焘是著述之才，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故曾国藩常戏称：
“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
立世大智慧
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下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