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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环境造就读书人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不久;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览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则见异思迁,此眩彼寺,则大不可。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曾国落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竹亭老人曾经长期苦学,但却为科举考试所困,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竹亭公督责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大声地呵斥儿子。至于竹亭老人,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愤教育儿子们。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遍,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曾经说:‘我本来就很愚钝,教育你们当中愚笨的,也不觉得麻烦、艰难。’”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周礼》、《礼仪》,直至能够背诵。还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曾国藩在十四岁时因一首诗而得了一门亲事。他之所以少年能早早显达,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靠家学的传授。

  但是,从根本上说来,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功业,还是基于他自己的发愤苦读。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也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书,不能不读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书籍。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旋。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所剩的盘缠已经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易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费也很有限。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这时已是初夏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够用。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这就是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的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

  曾国藩读书极专,他说:“治学贵专,不专则广览而不精,博阅而不深,只能得其皮毛而失却其本质,知其形而忽其实,懂其表而不识其内涵。专一是治学的标尺,越专则标度越深。比如数学,仅仅知道公式,而不加以运用。其稍加变化,便会乱其形而抓不住本质。”

  他还善作札记。曾国藩说:“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之者,即有一人摘抄之法。”作好札记的笔、纸要准备好,读书不动笔,等于自读;读书不作记,读也白读。

  读书是曾国藩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日日读书,乃至日日写作。

  在翰林院,曾国藩已经是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许多人到了他这样的地位,早已觉得功成名就,可以放下书本了。可是他却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并详细地制订了日课:

  “读书读熟十页,看应看书十页,习字一百,数息百人,记过隙影(即日记),记茶余介谈一则,右每日课,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右月课;熟读书:《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应看书不具载。”(以上贝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曾国藩《家书》卷二)

  另外,他还为自己制定了十二条读书的规矩: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卵之镇;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4.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5.读史:丙申讲二十三史,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6.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8.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9.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眈着,最易溺心丧志;11.作字:早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就是一个废人了。

  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读的书就是《二程全书》,希望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立世大智慧

  读书是曾国藩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日日读书,乃至日日写作。

  在翰林院,曾国藩已经是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许多人到了他这样的地位,早已觉得功成名就,可以放下书本了。可是他却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并详细地制订了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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