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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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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8
用情同手足来形容周恩来与贺龙的关系并不过分。然而，这样一位自己竭尽全力想保护的战友加兄弟被活活地迫害致死，周恩来内心的情感痛苦谁人知晓。
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企图把贺龙的“问题”在党内公开化。周恩来说：贺龙的事不公开，不在集体会议上讨论。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贺龙同志的名，当然也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了。
1967年1月11日凌晨，一辆轿车悄然驶出中南海西北门。
轿车在市区兜了几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后，突然拐进了万寿路新六所，在周恩来为贺龙元帅夫妇安排的临时住处前停了下来。
这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行动。
新六所贺龙的住处已被造反派发现，贺龙的安全难以保证，周恩来决定在西花厅前厅腾出一块地方，把贺龙夫妇接到西花厅来住。白天目标太大，只能凌晨夜深人静时行动。
用生死与共、情同手足来概括周恩来与贺龙之间的个人关系，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成分。从八一南昌起义的血与火中铸成的情谊，到建国后工作和生活中的密切来往，周恩来与贺龙的个人私交非同一般。建国后，周恩来常常到贺龙家去走动，并常在一起聚餐休闲。这对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来说是很特殊的。据贺龙的夫人薛明说：每次总理来，贺总一听见他的汽车响，就一边大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一边呼呼地穿过长长的走廊去迎接恩来同志。只要是我在家，贺龙就大声喊：“薛明，薛明，来给总理倒茶。”总理是喜欢喝茶的，家里有几种茶叶，我总是倒两杯，放在总理面前，让他尝一尝，哪杯好喝。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生死与共、情同手足的战友，周恩来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周恩来内心的痛苦谁人又知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林彪、康生等人就把黑手伸向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
贺龙的存在，对林彪来说是一块沉重的心病。一是贺龙知道林彪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底细，包括林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毛泽东的不满和反对，以及对蒋介石的讨好，林彪害怕贺龙会随时揭他的老底。二是贺龙的能力和魄力。建国后贺龙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成绩斐然，深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林彪担心毛泽东会不断委以贺龙重任，威胁自己的地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爆发，林彪欲借机除掉贺龙而后快。
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找去谈空军党委一次全会的情况，劈头就定调：“你们这次会议贺龙插手了。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
林彪还“提醒”吴法宪：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派人要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
吴法宪对林彪的谈话心领神会，马上亲笔写信诬陷贺龙在空军内部搞地下活动、罢官夺权。
与此同时，林彪又打电话给时任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说：“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同吴法宪一样，李作鹏按照林彪的授意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
叶群还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一负责人写信诬陷贺龙，其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一支精制的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
“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后来，又有人传得更没谱，说贺龙要用小手枪“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暗杀毛主席”。
康生、江青等人也从背后向贺龙捅了“一刀”，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二月兵变”事件。
事情的本原是这样的。
1966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商借房子。后考虑到部队住学校不合适，这个团就住到了郊区的一个靶场。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大学有人追求“惊心动魄”，贴出了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
这时，正值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康生为呼应林彪，抓住这张本来是捕风捉影的大字报，不经任何调查就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这个善于经营诬陷勾当的造谣专家后来还说：贺龙“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于是，在林彪一伙的唆使下，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了贺龙，街上出现了“打倒贺龙”的标语，贺龙被造反派纠缠得有家难回。
对贺龙，周恩来是最了解不过了，也深知林彪极力要打击、排除贺龙的原因。因此，周恩来对贺龙的保护更加细心、周到。
1966年12月24日，国家体委造反派批斗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周恩来去“陪斗”（实际上是以陪斗的形式保护），贺龙也去了。
贺龙的性格也刚烈。为了使贺龙免遭造反派的纠缠，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血压高，我看你还是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贺龙从周恩来的话中猜想出自己处境的不妙，但还是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是不会怕群众的，我还是想工作。”
周恩来忧虑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还是去休息一段时间，保重身体第一。”
鉴于贺龙的家已不安全，周恩来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把贺龙和薛明安排在军队控制下的钓鱼台住下。
但刚住了一个晚上，周恩来又想到江青、康生也都住在钓鱼台。如果让他们知道贺龙住在钓鱼台，造反派就会接踵而来，哪还有贺龙的安宁！
周恩来赶紧又把贺龙夫妇转移到了新六所。
不料，造反派探到了消息，很快跟踪到了新六所，闹着要揪斗贺龙。与此同时，造反派还占据了贺龙在东交民巷的家，在那儿闹腾。
贺龙气愤不过，打算回家去把事情向群众讲清楚，群众应当是了解自己的。
1967年1月9日下午4时30分，贺龙来到西花厅，向周恩来讲了造反派进驻他家的情况，说：“我要回去一趟，我不怕。难道群众还不了解我贺龙吗？我也了解群众。”
在那人妖颠倒的时代，我们的元帅仍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却不相信阴谋家可以一手遮天。
然而，事情远不止贺龙所想像的那样简单。历史并不是每一步都是踩着真理的脚印前进的。
周恩来对整个局势的严峻性看得更清楚些。他担心贺龙去跟造反派正面接触，矛盾可能会更加激化，弄得不好，还有被造反派揪走的危险。
就在前两天，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和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红卫兵组成了“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准备在7日召开批斗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周恩来得知后，及时劝阻了这次大会。
“你不要回去，我来顶着。”说着，周恩来转身拿起电话打到了贺龙的家里：“我是周恩来，你们那里谁负责，要他接电话。”
造反派头头赶紧过来接过了话筒。
“你们到贺龙同志家里去，呆在那里，太不像样子嘛！你们要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天晚上，我在大会堂见你们！”
在贺龙家闹腾的造反派立马撤走了。晚上11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中的6个代表。
轿车悄然从新六所开出，照样又在市区兜了几个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后，突然拐进了中南海西北门，停在了周恩来的住处西花厅前。
警卫人员打开车门，神情忧郁的贺龙和薛明从车上下来，步入西花厅。劫后余生的薛明后来回忆说：
总理对贺总的安全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又安排我们两人住在他家西花厅的前厅。床是我们到后临时搭的。在西花厅住时，我和贺总亲眼见到了总理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我和贺总都睡不着，每天黎明前我和贺总都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严寒，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开回来。总理太疲乏了！太劳累了！我和贺总心里难受极了。……
贺总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有时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总说：“你安心住着吧。”
有一次，总理坐着坐着，就说：“我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便告诉服务员，把饭给总理端过来。总理的饭也很简单，两个菜。总理边吃边说：“我实在没时间。”接着又说：“薛明，你给我念念报纸吧，我连看报纸都来不及，你给我念念报道，或当天的社论。”又问贺总：“你看过报纸了吧？”
贺总说：“看过了。”
“那我们两人一块再听听。”
我说：“我念得慢啊。”
总理说：“我喜欢听慢的。现在年纪大了，念快了，记不住。你就慢一点念吧。”
总理一边听我念报纸，一边吃饭。我边读着，边想，总理啊，你吃饭都没有清静的时候啊！
就在周恩来把贺龙安排在西花厅住下的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徐向前、陈伯达、叶剑英等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江青、王力、关锋等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会议。贺龙没能参加会议。
会上，康生提出贺龙的问题，企图把贺龙的所谓“问题”在党内公开化。
周恩来立即当着林彪、江青等人的面，特意强调说：“主席说了，只是要贺龙去登门拜访，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的，不在集体会上讨论，也不公开点名。”
1966年9月9日，毛泽东看了林彪交来的吴法宪等人诬陷贺龙的信后，没放在心上，曾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贺龙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街上关于他的大字报已经很多了。”康生还不甘心。
“昨天我们的红卫兵小将就去捉他这个人嘛！”江青也在旁边呼应。
周恩来严肃地说：“群众点贺龙的名，我们不负责。我们政治局的同志，我们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开场合点他的名。主席说了嘛，政治局不公开点名，当然也不让红卫兵揪了。”
康生、江青脸红耳热。主持会议的林彪脸色也很难看。
周恩来不管，有毛泽东的指示在手就好办。
秋天的希望遥遥无期。贺龙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我现在理解总理当时同我谈话时的心情和他所说的一些话了。他也是不得已啊！
“一月夺权”的风暴，穿过中南海高厚的围墙，也在里面肆虐着。
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挑唆下，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也闹起了两派。许多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负责同志受到了冲击。
中南海外头的造反派连续好几次对中南海的几个出入口发起冲击，要揪斗在里头的中央负责人和被周恩来保护在里头的国务院各部的部长。
往往是周恩来到西门来劝阻群众不要冲击，那边江青等人却跑到北门去给造反派煽风点火。
8日凌晨，几百名农林口的造反派翻墙冲进了中南海。
对于贺龙来说，中南海西花厅也非安全之处了。
当然，贺龙住在西花厅，是瞒不过林彪和江青的。长期这样住着，且不说林彪、江青因此攻击周恩来，对周恩来长远的斗争策略也不利。因为这就等于表明周恩来是公开和林彪、江青一伙唱对台戏。
1月19日，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找贺龙谈话。
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以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
贺龙几次起来想申辩，没有插话的空隙。
周恩来对贺龙说：你不要说什么了。主席不是说过要保你吗？我也要保你。
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闹两派，不安全，连朱老总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贺龙从周恩来的谈话中觉察到了形势的险恶。但他也知道周恩来的处境也非常困难。想到周恩来能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悉心关照他，贺龙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里的事我顶着。一会儿由杨德中同志送你们，夜间再走。
1月20日凌晨，杨德中护送贺龙夫妇到了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里有中央警卫团的一部分部队守卫。
贺龙离开西花厅后，林彪、江青一伙到处打探贺龙的去向，并唆使造反派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周恩来都严词回绝。2月18日，周恩来嘱咐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
2月22日，周恩来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周恩来的这句话的“中央”，实际上是指毛泽东。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还是明确的，要保。只要毛泽东明确保贺龙，不管林彪、江青一伙怎样步步进逼，周恩来就有余地可以斡旋。
薛明回忆说：
刚到象鼻子沟时，杨德中不断代表总理去看望我们。他每次来，贺总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问：“总理好吗？让总理放心吧。”杨每次都转达总理的问候，总理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嘱咐贺总利用休息时间，好好学习学习，练练字，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他还说，总理估计你坐不住，不习惯这个环境，过一段会习惯的。你若有事，找总理。自此，贺总真的练起字来了，练得还很认真。
4月28日，周恩来、李富春、康生一起接见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代表。谈话间，有学生问及诬陷贺龙的“二月兵变”问题，周恩来当着康生的面，严肃地说：据我知道，没有这回事。“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提出的方针嘛！是执行主席的命令嘛！一旁的康生低着头，一声不吭。
地处山区的象鼻子沟冬天来得特别早。虽然还是金秋10月，但早晚却有点寒意了。国庆节过后，贺龙发高烧，吃饭总吐。周恩来得知后，提出送三0一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一伙的反对。
傅崇碧将军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象鼻子沟是8341部队管。贺龙去那里以后烧到39度了，钓鱼台开办公会议，总理说，你讲一讲。总理叫我讲，我不能不讲。开会时，我说：总理讲了，贺龙烧到39度了，年龄大了，不赶快送三0一医院治疗有危险。康生、江青他们当时说，贺龙是个军阀，是个坏人，没有资格住三0一医院。文革这些家伙讲开了，总理没吭气。从钓鱼台下来后，总理对我说：你想个办法吧，把贺龙接出来治疗一下。北京医院造反了，（解放军）总医院造反了，三0一医院造反了。我说，我们那个医院（二六七医院）没有造反。总理说，好，你要想办法弄到那里去。那个我亲自去，把医院里的院长、政委、医生、护士长找来开了个会，他们属卫戍区管。我说，你们要绝对保密，不准透露消息，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是问。就下了这么几道命令，生活要搞好，要药我会想办法。在医院周围，我们暗地里派了许多便衣警卫。穿军衣不行，军衣目标太大了。把贺龙交给我们接进去了以后，要药啊，有些药没有。总理让他的保健大夫卞志强找药，找来后交给我，我送到医院去。贺龙10多天病就好了。好了以后，我报告总理说已经好了，是不是还休息一下。总理说，算了，久了以后怕暴露了，那个地方暴露怕出危险，就交给杨德中他们，把他送回象鼻子沟。那里外围都是部队。
贺龙回到象鼻子沟后，为防止贺龙因晚上气温低而受凉感冒，杨德中带着周恩来的问候还去看望了贺龙一次，周恩来嘱咐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点烧暖气。
贺龙夫妇对周恩来如此细致周到的关怀十分感激，说：听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像见到了总理一样。
历史并不总是踩着真理的脚印前进。忍看亲朋成冤魂，忍辱负重
待转机。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惟一的明智选择。
秋天到了，天气凉了，树叶黄了。
周恩来曾对贺龙说，秋天我去接你。这是基于寄希望文化大革命局势的缓解。当时，中央曾有这样的考虑：二三月间见眉目，四五月间见分晓。
然而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候并没有因为秋凉而缓解，相反，继续向“左”的方向滑去。在林彪、叶群、江青、康生等人的串谋下，贺龙又被诬陷为“叛变投敌”，列为专案审查对象，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康生、叶群等人把持了贺龙专案组。从医院回到象鼻子沟后不久，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魔掌，与周恩来的联系也断了，原来负责贺龙医疗的医生也失踪了，换上了他们授意的医生。失去保护的贺龙元帅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1969年6月9日，贺龙元帅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绞尽脑汁，保护遭林彪、江青一伙打击、迫害的老干部，保下来了大多数，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周恩来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有些干部努力保了，还是没能保下来。贺龙就是其中的一个。
对于贺龙的死，周恩来心中有一种难言的悲哀。他极力想保住情同手足的战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保住。这样一位与自己从南昌起义的战火中走过来的老革命家就这样被迫害致死，周恩来的表面平静如水，内心却汹涌如海，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
周恩来为什么没能保住贺龙？是周恩来明哲保身吗？不能这么说。笔者以为，对贺龙，周恩来从党和国家的大局着想，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这一点，要深入到当时的具体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才能看得清楚，不能从一般的社会人际关系去揣摩。
打倒贺龙，主要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基于各自的目的而极力所为的。在当时，林彪是“副统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江青扛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旗也权倾一时。从组织原则上讲，周恩来是要服从林彪命令的，不好同林彪进行公开的对抗。更关键的是，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也有了变化，他开始是保贺龙的，但后来完全偏听了林彪江青一伙，宣布对贺龙不保了。
在林彪、江青一伙要极力整倒贺龙、毛泽东又偏听了他们的诬陷的情况下，不论周恩来作出何种选择，采取何种态度，他对贺龙的保护都力不从心而难以为继。就算是当时周恩来拍案而起，极力反对林彪、江青一伙对贺龙的诬陷，也不可能保住贺龙。因为以林彪、江青一伙当时的权势，加上毛泽东的偏听，周恩来的拍案而起根本无力改变和挽救贺龙的悲惨命运，就像一个人站在悬崖上，眼看着自己的亲人正往深渊中坠落而无能为力一样。
据薛明回忆，在失去了与周恩来的联系之后，贺龙曾对她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党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当时同我谈话时的心情和他所说的一些话了。他也是不得已啊！我们当时住在他家里，林彪、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
而且，周恩来拍案而起非但不能保住贺龙，还有可能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从而让一直想排除周恩来的林彪、江青一伙乘隙而入，打倒周恩来。这样，对个人来说，自己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哪怕是被打倒落得贺龙的悲惨结局，周恩来都可以坦然以对，但是，从党和国家的利害考虑，周恩来手中掌握的、能够在许多方面争得毛泽东的支持来制约林彪、江青一伙的为所欲为的合法权力，将落到林彪、江青一伙手中，他们就可以更加肆虐，党和国家就要遭受更大的损失。有可能就像尼克松在其《领袖们》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毕竟周恩来不是一般的领导干部，他所处的地位，他的一进一退，都与党和国家的安危有着举足轻重的关联。
从对党和国家的利害权衡，当时的历史环境留给周恩来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泪看亲朋成冤魂，忍辱负重待转机。含悲忍痛，继续斗争，在斗争中等待历史的转机。这对周恩来来说，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唯一的明智选择。
对贺龙之死的悲愤之情，一直回荡在周恩来的心间。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等待周恩来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周恩来立即想到的就是贺龙的死。10月份，周恩来就派人四处寻找贺龙的家属。
薛明回忆说：
1971年10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注：当时薛明被看押在贵州的一个某空军干校中）。其中一个人说：“你是老薛吧？”怕我没听清楚，又稍抬高声音说：“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们完蛋了。”听到这里，我赶紧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是一伙的？”他们亲切地说：“是周总理让我们来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一听是周总理派他们来找我的，热泪顿时流下来了。
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与张春桥谈话时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要给贺龙平反。他说：我看把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贺龙的彻底平反仍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即使在毛泽东明确表示要给贺龙平反的情况下，贺龙的彻底平反的步履也还这样艰难迟缓，由此可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1974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通知虽然给贺龙平反了，但还留有“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是“病故”的等不实之词。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在滚滚泪水中，发出了憋压在心中6年之久的悲怆：“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天若有情天亦老。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哭声。
在贺龙的遗像前，周恩来深深地一连鞠了7个躬。然后，严肃地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然而，就是这次中共中央批准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还被江青诬为“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是“用死人压活人”，并妄图再次制造冤案。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通过有关部门作了大量的调查，于1980年对贺龙同志的死因作了结案报告，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至此，贺龙元帅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
之所以还要对贺龙冤案平反的曲折历程作一简要叙述，目的是说明在林彪、“四人帮”肆虐横行的十年浩劫中，斗争是多么的艰难和复杂，绝不是周恩来拍案而起几句话就能解决的那样简单。试想一下，在林彪集团彻底覆灭、拥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几次明确表示了要给贺龙平反的要求后，贺龙冤案的平反还这样一波三折，那么，在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肆虐横行、毛泽东又偏听了他们的一面之词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拍案而起为贺龙鸣冤叫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还是那句话，历史并不总是踩着真理的脚印前进的。
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企图把贺龙的“问题”在党内公开化。周恩来说：贺龙的事不公开，不在集体会议上讨论。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贺龙同志的名，当然也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了。
1967年1月11日凌晨，一辆轿车悄然驶出中南海西北门。
轿车在市区兜了几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后，突然拐进了万寿路新六所，在周恩来为贺龙元帅夫妇安排的临时住处前停了下来。
这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行动。
新六所贺龙的住处已被造反派发现，贺龙的安全难以保证，周恩来决定在西花厅前厅腾出一块地方，把贺龙夫妇接到西花厅来住。白天目标太大，只能凌晨夜深人静时行动。
用生死与共、情同手足来概括周恩来与贺龙之间的个人关系，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成分。从八一南昌起义的血与火中铸成的情谊，到建国后工作和生活中的密切来往，周恩来与贺龙的个人私交非同一般。建国后，周恩来常常到贺龙家去走动，并常在一起聚餐休闲。这对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来说是很特殊的。据贺龙的夫人薛明说：每次总理来，贺总一听见他的汽车响，就一边大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一边呼呼地穿过长长的走廊去迎接恩来同志。只要是我在家，贺龙就大声喊：“薛明，薛明，来给总理倒茶。”总理是喜欢喝茶的，家里有几种茶叶，我总是倒两杯，放在总理面前，让他尝一尝，哪杯好喝。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生死与共、情同手足的战友，周恩来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周恩来内心的痛苦谁人又知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林彪、康生等人就把黑手伸向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
贺龙的存在，对林彪来说是一块沉重的心病。一是贺龙知道林彪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底细，包括林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毛泽东的不满和反对，以及对蒋介石的讨好，林彪害怕贺龙会随时揭他的老底。二是贺龙的能力和魄力。建国后贺龙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成绩斐然，深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林彪担心毛泽东会不断委以贺龙重任，威胁自己的地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爆发，林彪欲借机除掉贺龙而后快。
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找去谈空军党委一次全会的情况，劈头就定调：“你们这次会议贺龙插手了。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
林彪还“提醒”吴法宪：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派人要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
吴法宪对林彪的谈话心领神会，马上亲笔写信诬陷贺龙在空军内部搞地下活动、罢官夺权。
与此同时，林彪又打电话给时任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说：“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同吴法宪一样，李作鹏按照林彪的授意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
叶群还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一负责人写信诬陷贺龙，其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一支精制的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
“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后来，又有人传得更没谱，说贺龙要用小手枪“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暗杀毛主席”。
康生、江青等人也从背后向贺龙捅了“一刀”，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二月兵变”事件。
事情的本原是这样的。
1966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商借房子。后考虑到部队住学校不合适，这个团就住到了郊区的一个靶场。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大学有人追求“惊心动魄”，贴出了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
这时，正值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康生为呼应林彪，抓住这张本来是捕风捉影的大字报，不经任何调查就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这个善于经营诬陷勾当的造谣专家后来还说：贺龙“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于是，在林彪一伙的唆使下，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了贺龙，街上出现了“打倒贺龙”的标语，贺龙被造反派纠缠得有家难回。
对贺龙，周恩来是最了解不过了，也深知林彪极力要打击、排除贺龙的原因。因此，周恩来对贺龙的保护更加细心、周到。
1966年12月24日，国家体委造反派批斗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周恩来去“陪斗”（实际上是以陪斗的形式保护），贺龙也去了。
贺龙的性格也刚烈。为了使贺龙免遭造反派的纠缠，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血压高，我看你还是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贺龙从周恩来的话中猜想出自己处境的不妙，但还是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是不会怕群众的，我还是想工作。”
周恩来忧虑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还是去休息一段时间，保重身体第一。”
鉴于贺龙的家已不安全，周恩来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把贺龙和薛明安排在军队控制下的钓鱼台住下。
但刚住了一个晚上，周恩来又想到江青、康生也都住在钓鱼台。如果让他们知道贺龙住在钓鱼台，造反派就会接踵而来，哪还有贺龙的安宁！
周恩来赶紧又把贺龙夫妇转移到了新六所。
不料，造反派探到了消息，很快跟踪到了新六所，闹着要揪斗贺龙。与此同时，造反派还占据了贺龙在东交民巷的家，在那儿闹腾。
贺龙气愤不过，打算回家去把事情向群众讲清楚，群众应当是了解自己的。
1967年1月9日下午4时30分，贺龙来到西花厅，向周恩来讲了造反派进驻他家的情况，说：“我要回去一趟，我不怕。难道群众还不了解我贺龙吗？我也了解群众。”
在那人妖颠倒的时代，我们的元帅仍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却不相信阴谋家可以一手遮天。
然而，事情远不止贺龙所想像的那样简单。历史并不是每一步都是踩着真理的脚印前进的。
周恩来对整个局势的严峻性看得更清楚些。他担心贺龙去跟造反派正面接触，矛盾可能会更加激化，弄得不好，还有被造反派揪走的危险。
就在前两天，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和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红卫兵组成了“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准备在7日召开批斗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周恩来得知后，及时劝阻了这次大会。
“你不要回去，我来顶着。”说着，周恩来转身拿起电话打到了贺龙的家里：“我是周恩来，你们那里谁负责，要他接电话。”
造反派头头赶紧过来接过了话筒。
“你们到贺龙同志家里去，呆在那里，太不像样子嘛！你们要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天晚上，我在大会堂见你们！”
在贺龙家闹腾的造反派立马撤走了。晚上11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中的6个代表。
轿车悄然从新六所开出，照样又在市区兜了几个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后，突然拐进了中南海西北门，停在了周恩来的住处西花厅前。
警卫人员打开车门，神情忧郁的贺龙和薛明从车上下来，步入西花厅。劫后余生的薛明后来回忆说：
总理对贺总的安全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又安排我们两人住在他家西花厅的前厅。床是我们到后临时搭的。在西花厅住时，我和贺总亲眼见到了总理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我和贺总都睡不着，每天黎明前我和贺总都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严寒，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开回来。总理太疲乏了！太劳累了！我和贺总心里难受极了。……
贺总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有时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总说：“你安心住着吧。”
有一次，总理坐着坐着，就说：“我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便告诉服务员，把饭给总理端过来。总理的饭也很简单，两个菜。总理边吃边说：“我实在没时间。”接着又说：“薛明，你给我念念报纸吧，我连看报纸都来不及，你给我念念报道，或当天的社论。”又问贺总：“你看过报纸了吧？”
贺总说：“看过了。”
“那我们两人一块再听听。”
我说：“我念得慢啊。”
总理说：“我喜欢听慢的。现在年纪大了，念快了，记不住。你就慢一点念吧。”
总理一边听我念报纸，一边吃饭。我边读着，边想，总理啊，你吃饭都没有清静的时候啊！
就在周恩来把贺龙安排在西花厅住下的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徐向前、陈伯达、叶剑英等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江青、王力、关锋等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会议。贺龙没能参加会议。
会上，康生提出贺龙的问题，企图把贺龙的所谓“问题”在党内公开化。
周恩来立即当着林彪、江青等人的面，特意强调说：“主席说了，只是要贺龙去登门拜访，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的，不在集体会上讨论，也不公开点名。”
1966年9月9日，毛泽东看了林彪交来的吴法宪等人诬陷贺龙的信后，没放在心上，曾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贺龙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街上关于他的大字报已经很多了。”康生还不甘心。
“昨天我们的红卫兵小将就去捉他这个人嘛！”江青也在旁边呼应。
周恩来严肃地说：“群众点贺龙的名，我们不负责。我们政治局的同志，我们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开场合点他的名。主席说了嘛，政治局不公开点名，当然也不让红卫兵揪了。”
康生、江青脸红耳热。主持会议的林彪脸色也很难看。
周恩来不管，有毛泽东的指示在手就好办。
秋天的希望遥遥无期。贺龙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我现在理解总理当时同我谈话时的心情和他所说的一些话了。他也是不得已啊！
“一月夺权”的风暴，穿过中南海高厚的围墙，也在里面肆虐着。
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挑唆下，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也闹起了两派。许多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负责同志受到了冲击。
中南海外头的造反派连续好几次对中南海的几个出入口发起冲击，要揪斗在里头的中央负责人和被周恩来保护在里头的国务院各部的部长。
往往是周恩来到西门来劝阻群众不要冲击，那边江青等人却跑到北门去给造反派煽风点火。
8日凌晨，几百名农林口的造反派翻墙冲进了中南海。
对于贺龙来说，中南海西花厅也非安全之处了。
当然，贺龙住在西花厅，是瞒不过林彪和江青的。长期这样住着，且不说林彪、江青因此攻击周恩来，对周恩来长远的斗争策略也不利。因为这就等于表明周恩来是公开和林彪、江青一伙唱对台戏。
1月19日，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找贺龙谈话。
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以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
贺龙几次起来想申辩，没有插话的空隙。
周恩来对贺龙说：你不要说什么了。主席不是说过要保你吗？我也要保你。
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闹两派，不安全，连朱老总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贺龙从周恩来的谈话中觉察到了形势的险恶。但他也知道周恩来的处境也非常困难。想到周恩来能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悉心关照他，贺龙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里的事我顶着。一会儿由杨德中同志送你们，夜间再走。
1月20日凌晨，杨德中护送贺龙夫妇到了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里有中央警卫团的一部分部队守卫。
贺龙离开西花厅后，林彪、江青一伙到处打探贺龙的去向，并唆使造反派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周恩来都严词回绝。2月18日，周恩来嘱咐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
2月22日，周恩来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周恩来的这句话的“中央”，实际上是指毛泽东。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还是明确的，要保。只要毛泽东明确保贺龙，不管林彪、江青一伙怎样步步进逼，周恩来就有余地可以斡旋。
薛明回忆说：
刚到象鼻子沟时，杨德中不断代表总理去看望我们。他每次来，贺总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问：“总理好吗？让总理放心吧。”杨每次都转达总理的问候，总理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嘱咐贺总利用休息时间，好好学习学习，练练字，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他还说，总理估计你坐不住，不习惯这个环境，过一段会习惯的。你若有事，找总理。自此，贺总真的练起字来了，练得还很认真。
4月28日，周恩来、李富春、康生一起接见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代表。谈话间，有学生问及诬陷贺龙的“二月兵变”问题，周恩来当着康生的面，严肃地说：据我知道，没有这回事。“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提出的方针嘛！是执行主席的命令嘛！一旁的康生低着头，一声不吭。
地处山区的象鼻子沟冬天来得特别早。虽然还是金秋10月，但早晚却有点寒意了。国庆节过后，贺龙发高烧，吃饭总吐。周恩来得知后，提出送三0一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一伙的反对。
傅崇碧将军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象鼻子沟是8341部队管。贺龙去那里以后烧到39度了，钓鱼台开办公会议，总理说，你讲一讲。总理叫我讲，我不能不讲。开会时，我说：总理讲了，贺龙烧到39度了，年龄大了，不赶快送三0一医院治疗有危险。康生、江青他们当时说，贺龙是个军阀，是个坏人，没有资格住三0一医院。文革这些家伙讲开了，总理没吭气。从钓鱼台下来后，总理对我说：你想个办法吧，把贺龙接出来治疗一下。北京医院造反了，（解放军）总医院造反了，三0一医院造反了。我说，我们那个医院（二六七医院）没有造反。总理说，好，你要想办法弄到那里去。那个我亲自去，把医院里的院长、政委、医生、护士长找来开了个会，他们属卫戍区管。我说，你们要绝对保密，不准透露消息，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是问。就下了这么几道命令，生活要搞好，要药我会想办法。在医院周围，我们暗地里派了许多便衣警卫。穿军衣不行，军衣目标太大了。把贺龙交给我们接进去了以后，要药啊，有些药没有。总理让他的保健大夫卞志强找药，找来后交给我，我送到医院去。贺龙10多天病就好了。好了以后，我报告总理说已经好了，是不是还休息一下。总理说，算了，久了以后怕暴露了，那个地方暴露怕出危险，就交给杨德中他们，把他送回象鼻子沟。那里外围都是部队。
贺龙回到象鼻子沟后，为防止贺龙因晚上气温低而受凉感冒，杨德中带着周恩来的问候还去看望了贺龙一次，周恩来嘱咐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点烧暖气。
贺龙夫妇对周恩来如此细致周到的关怀十分感激，说：听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像见到了总理一样。
历史并不总是踩着真理的脚印前进。忍看亲朋成冤魂，忍辱负重
待转机。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惟一的明智选择。
秋天到了，天气凉了，树叶黄了。
周恩来曾对贺龙说，秋天我去接你。这是基于寄希望文化大革命局势的缓解。当时，中央曾有这样的考虑：二三月间见眉目，四五月间见分晓。
然而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候并没有因为秋凉而缓解，相反，继续向“左”的方向滑去。在林彪、叶群、江青、康生等人的串谋下，贺龙又被诬陷为“叛变投敌”，列为专案审查对象，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康生、叶群等人把持了贺龙专案组。从医院回到象鼻子沟后不久，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魔掌，与周恩来的联系也断了，原来负责贺龙医疗的医生也失踪了，换上了他们授意的医生。失去保护的贺龙元帅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1969年6月9日，贺龙元帅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绞尽脑汁，保护遭林彪、江青一伙打击、迫害的老干部，保下来了大多数，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周恩来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有些干部努力保了，还是没能保下来。贺龙就是其中的一个。
对于贺龙的死，周恩来心中有一种难言的悲哀。他极力想保住情同手足的战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保住。这样一位与自己从南昌起义的战火中走过来的老革命家就这样被迫害致死，周恩来的表面平静如水，内心却汹涌如海，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
周恩来为什么没能保住贺龙？是周恩来明哲保身吗？不能这么说。笔者以为，对贺龙，周恩来从党和国家的大局着想，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这一点，要深入到当时的具体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才能看得清楚，不能从一般的社会人际关系去揣摩。
打倒贺龙，主要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基于各自的目的而极力所为的。在当时，林彪是“副统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江青扛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旗也权倾一时。从组织原则上讲，周恩来是要服从林彪命令的，不好同林彪进行公开的对抗。更关键的是，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也有了变化，他开始是保贺龙的，但后来完全偏听了林彪江青一伙，宣布对贺龙不保了。
在林彪、江青一伙要极力整倒贺龙、毛泽东又偏听了他们的诬陷的情况下，不论周恩来作出何种选择，采取何种态度，他对贺龙的保护都力不从心而难以为继。就算是当时周恩来拍案而起，极力反对林彪、江青一伙对贺龙的诬陷，也不可能保住贺龙。因为以林彪、江青一伙当时的权势，加上毛泽东的偏听，周恩来的拍案而起根本无力改变和挽救贺龙的悲惨命运，就像一个人站在悬崖上，眼看着自己的亲人正往深渊中坠落而无能为力一样。
据薛明回忆，在失去了与周恩来的联系之后，贺龙曾对她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党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当时同我谈话时的心情和他所说的一些话了。他也是不得已啊！我们当时住在他家里，林彪、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
而且，周恩来拍案而起非但不能保住贺龙，还有可能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从而让一直想排除周恩来的林彪、江青一伙乘隙而入，打倒周恩来。这样，对个人来说，自己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哪怕是被打倒落得贺龙的悲惨结局，周恩来都可以坦然以对，但是，从党和国家的利害考虑，周恩来手中掌握的、能够在许多方面争得毛泽东的支持来制约林彪、江青一伙的为所欲为的合法权力，将落到林彪、江青一伙手中，他们就可以更加肆虐，党和国家就要遭受更大的损失。有可能就像尼克松在其《领袖们》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就会烧光，只剩下灰烬”。毕竟周恩来不是一般的领导干部，他所处的地位，他的一进一退，都与党和国家的安危有着举足轻重的关联。
从对党和国家的利害权衡，当时的历史环境留给周恩来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泪看亲朋成冤魂，忍辱负重待转机。含悲忍痛，继续斗争，在斗争中等待历史的转机。这对周恩来来说，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唯一的明智选择。
对贺龙之死的悲愤之情，一直回荡在周恩来的心间。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等待周恩来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周恩来立即想到的就是贺龙的死。10月份，周恩来就派人四处寻找贺龙的家属。
薛明回忆说：
1971年10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注：当时薛明被看押在贵州的一个某空军干校中）。其中一个人说：“你是老薛吧？”怕我没听清楚，又稍抬高声音说：“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们完蛋了。”听到这里，我赶紧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是一伙的？”他们亲切地说：“是周总理让我们来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一听是周总理派他们来找我的，热泪顿时流下来了。
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与张春桥谈话时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要给贺龙平反。他说：我看把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贺龙的彻底平反仍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即使在毛泽东明确表示要给贺龙平反的情况下，贺龙的彻底平反的步履也还这样艰难迟缓，由此可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1974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通知虽然给贺龙平反了，但还留有“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是“病故”的等不实之词。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在滚滚泪水中，发出了憋压在心中6年之久的悲怆：“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天若有情天亦老。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哭声。
在贺龙的遗像前，周恩来深深地一连鞠了7个躬。然后，严肃地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然而，就是这次中共中央批准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还被江青诬为“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是“用死人压活人”，并妄图再次制造冤案。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通过有关部门作了大量的调查，于1980年对贺龙同志的死因作了结案报告，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至此，贺龙元帅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
之所以还要对贺龙冤案平反的曲折历程作一简要叙述，目的是说明在林彪、“四人帮”肆虐横行的十年浩劫中，斗争是多么的艰难和复杂，绝不是周恩来拍案而起几句话就能解决的那样简单。试想一下，在林彪集团彻底覆灭、拥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几次明确表示了要给贺龙平反的要求后，贺龙冤案的平反还这样一波三折，那么，在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肆虐横行、毛泽东又偏听了他们的一面之词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拍案而起为贺龙鸣冤叫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还是那句话，历史并不总是踩着真理的脚印前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