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
> 卷4
卷4
大串联、大夺权、大武斗，铁路交通劫难四起，经济命脉危如累卵。周恩来铁腕决策，野战军开到了铁路边。
“总管家”的忧虑与心血：“多拉一些学生是有些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犹如潘多拉把打开了的魔盒投放到中国大地，疯狂、嫉妒、窝里斗等人类所有的劣根性都倾巢而出，肆虐着中国内地的每一撮泥土，撩拨得人们神志不清，上蹿下跳，狂呼乱喊，胡砸乱打……
1967年3月18日，两份报告几乎是同时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来自齐齐哈尔的报告反映：齐齐哈尔铁路局派别众多，一个局就有200多个组织，经常打派仗，工作无人管；局内指挥不灵，调度员、扳道员随便不上班，十几台机车开不出去。按常规，每天必须运出5000多个车皮，而目前每天只能运1700多个车皮。局枢纽站三间房有时一天竟滞留车皮1000多个，使列车无法进站。
大兴安岭林场30多万立方米木材积压待运。还有人强调要打破框框，砸烂规章制度，致使局内交通事故大大增加。到3月15日止，已发生行车事故326起，比去年同期增加50%，其中恶性事故29起。事故之多、损失之重，是该局历史上所罕见。
来自江苏省的报告反映：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夺权没有搞好大联合、三结合。夺权之后，交通运输部门指挥不灵，车站港口、交通要道的物资堆积如山，运不出去。有人说，夺权后革命不像革命，生产不像生产。
看罢报告，周恩来心情沉重，心底泛起阵阵说不出滋味的难受。
狂热，使人迷失了理性，泯灭了良知。为了所谓的“革命”、“造反”，他们可以自己切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命线——铁路交通。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的“总管家”，周恩来非常清楚铁路交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别的姑且不说，单就当时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这两大特征看，就可想而知。北方的工业发展要靠南方省区的粮食来支撑，南方的工业建设要靠北方的煤炭来保证。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主要通过铁路，仅南粮北调一项，每年就达100亿斤，1965年达120亿斤。
如果南北铁路交通一旦中断，整个国民经济也将随之瘫痪。
不可想象，像北京、上海这样每天要靠从外地调运大量的生活、生产物资的大城市，中断一天的铁路交通会是个什么样子？！
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开始近一年来，周恩来在维系铁路交通方面没少费心血。
1966年8月开始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红卫兵大串联，给我国运力本来就严重不足的铁路交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据不完全统计，8月份仅到北京大学串联的外地学生就达212．4万人次。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客运量的猛增，严重的超载使运输设施遭到破坏。
对此，周恩来深为焦虑。一方面，大串联是毛泽东支持和赞成的，周恩来难以反对；另一方面，面对大串联对铁路交通的冲击，周恩来又不能不采取一些制止措施。8月底9月初，他指示起草了对红卫兵运动进行限制的两个文件，强调要把铁路交通部门和重要站段当作“要害部门”加以坚决保护。但遭到江青、康生等人的反对。
在欲以正式文件对运动进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周恩来找到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要求他们花大力气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联与生产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联之需。”
1966年10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决定10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联一个月，再闹几个回合，要求铁路运输部门按进出北京的学生各150万至170万人的计划安排运输力量。铁路部门非常为难。负责工交口的谷牧找到周恩来叫苦：“总理，上海等地都来电话告急，说交通运输情况非常紧张，进出北京各150万人很难安排。”
周恩来又何尝不知道铁路运输部门的难处？他对谷牧说：“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常委讨论决定。”
少顷，周恩来又深为忧虑地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些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为了减缓大串联给铁路运输带来的混乱和压力，10月下旬至11月初，周恩来又接连指示起草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的紧急通知》和《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的通知》两个文件，要求铁路部门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全国各地的学生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联，以保证必要的生产物资的运输。
然而，就在周恩来积极采取措施制止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时，中央文革一伙却在背后煽风点火，把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推向巅峰。
11月10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操纵一部分工人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在上海北郊安亭火车站强行卧轨拦车，制造了京沪线交通大动脉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慨。他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绝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
代表中央文革前往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却置周恩来的电告不顾，背着上海市委，擅自承认王洪文等人的卧轨拦车行动是革命行动，“工总司”是合法组织。
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开了全国冲击铁路、中断运输的恶例。
12月30日，张春桥、王洪文等又在上海制造了全国的第一场大武斗——康平路事件，使上海的铁路交通更趋混乱。从30日凌晨至31日的26小时中，上海站停开客车26列，停开货车38列；有22列货车阻于途中，不能进入上海站。一个星期之后，又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策划下，上海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如果说，红卫兵大串联的狂潮仅仅给铁路交通带来影响，那么，随着1967年1月上海夺权而波及全国的夺权恶浪迭起，全国的铁路交通就近于瘫痪。铁路运输生产出现了十年动乱期间的第一次全面的大幅度下降。
和其他部门一样，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大批领导干部在甚嚣尘上的“夺权”声中被揪斗，铁道部长吕正操被造反派揪走不知去向，各级领导机构相继陷于瘫痪和半瘫痪；各铁路站段的职工或分裂成两大派，派性武斗不止，或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四处串联，停产闹革命，许多铁路站段的工作陷于停顿；保证铁路运输生产正常进行的各种规章制度，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有的被砸烂，有的无法执行，一直是集中管理、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处于无政府状态。全国铁路干线不时出现中断，待运的生产物资大量积压，连保证国民经济最低限度的运行都难以实现。
在这一片内乱的汪洋中，周恩来竭尽全力，进行了一般人所难以想像、难以承受的抗争。他除了处理其他党政大事外，每天都要亲自看铁路运输简报，晚上找有关同志开会，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对策。哪个地方交通中断，他就打电话到哪个地方去追问，并频频找群众组织代表谈话，苦口婆心地进行批评、劝说和教育，不分昼夜……
——1月2日，上海、蚌埠发生铁路交通中断事故。周恩来召集全国铁路系统20余个单位的在京代表谈话，严厉告诫：“铁路交通绝不能瘫痪，交通一刻也不能中断。中断铁路交通，不仅直接影响生产，也直接影响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国际影响也不好。”
有代表问：“保证铁路畅通是不是政治挂帅？有人说，保证铁路畅通是单纯的业务观点。”
周恩来说：“停车不只是对市委，是对国家、对毛主席。中断铁路交通的行为不是革命行动，保证铁路畅通也不能说是单纯的业务观点，业务里头有政治。”最后，周恩来要求铁路系统各单位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联络委员会，写个呼吁书，维护铁路交通。
——1月6日、7日，为解决南京两派武斗导致的铁路交通中断问题，周恩来两次接见南京群众组织赴京代表，说：交通问题关系太大了，上海的煤也不够了，码头停了十几条船。现在的问题首先是恢复交通，这是最关紧要的。交通问题我最担心。挑起双方武斗的人要法办。
——1月10日凌晨，周恩来把来自长春、齐齐哈尔、大连、广州、武汉等地铁路部门的职工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就恢复铁路交通秩序和他们谈话。周恩来说：“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吗？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说服出来串联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把自己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搞好。”
——1月27日晚11时至次日凌晨7时，整整8个小时，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议厅接见铁路系统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了铁道部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责令铁道部造反派：“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交通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在周恩来的责令下，两天后，铁道部机关和直属单位群众组织代表协商推选出14人，组成了铁道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
——2月1日，中南海小礼堂。周恩来和铁道部部分造反派代表谈话，对他们无休止的派性斗争提出严正批评：“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门实行军事管理。我给你们开过7次大会，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一刻也不能中断，你们就是不听。你们想一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7亿人民重要？夺权，首先要在脑子里夺‘私’字权。”
……
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从1967年1月夺权到2月初，短短的20多天时间里，周恩来为解决铁路交通问题找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代表谈话就达7次之多。
还不包括同铁路系统外的群众组织代表谈铁路问题。
周恩来提出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中央文革多方刁难，铁路军管一拖再拖。关键时刻，毛泽东给了周恩来一把“尚方宝剑”。
在举国上下全面内乱的情况下，周恩来对造反派及群众组织的呼吁、教育、批评、警告难免杯水车薪。
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周恩来费了不少心血，想把全国铁路系统的各路代表聚拢到一起，成立一个铁路系统的联络总站，来维护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
但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看来，要制止铁路交通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扭转混乱的局面，必须对铁路交通实行全面军管。”周恩来决心已定，当即将来自齐齐哈尔的报告送毛泽东。
毛泽东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3月19日，毛泽东在齐齐哈尔的报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秩序。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对的。
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拟出了一个对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文件。
3月22日，中南海会议室。周恩来召集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有关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开会，李先念、谷牧、余秋里等也到会。会上，周恩来宣读了毛泽东的批示，并指出：“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归军队管，现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要把二季度的生产搞好。铁路、轮船、交通、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先管起来，由谷牧同志负责。”
有群众组织代表问周恩来：“有人说，李富春、李先念、谷牧、余秋里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也有人说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搞不清楚。”
周恩来回答说：“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带他们来吗！”
然而，周恩来组织拟出的这个军管文件遭到中央文革一伙的刁难。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文件时，他们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林彪也阴阳怪气地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干扰，对铁路、交通、邮电的军管一拖再拖。铁路、交通的混乱势态继续恶化。
5月31日，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转来的几份铁路运输简报摆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宽大的办公桌上。
简报说：据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报告，最近几天，各地由于两派武斗和纠纷，几条主要铁路干线连续发生行车中断情况。目前，京广、津浦、陇海、浙赣四条主要干线处于瘫痪状态，情况如下：
（一）徐州地区两派武斗，至28日早6时，徐州火车站的作业处于瘫痪状态，徐州分局管内陇海、津浦沿线滞留列车达33列，济南分局滞留22列。30日，徐州火车站两派武斗，一台机车被炸毁，调度室被砸，从晚上7时起，车站完全停止作业，滞留货车34列，客车运行也停止了。到31日，武斗还在继续，机务段内20多台机车被炸，一部分铁轨被扒掉，整个徐州机务段只剩下一个副段长和一个运转主任，津浦、陇海两干线运输中断。截至31日早上6时，在津浦线上滞留货车68列，客车16列。津浦线济南至蚌埠、陇海线商丘至连云港的铁路交通全部瘫痪。
（二）驻浙江金华的南京军区的某军急电：金华地区两派武斗，铁路设备被破坏，金华火车站的大批工作人员被劫往杭州，车站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自28日起，浙赣线交通完全中断。到31日，浙赣沿线滞留列车100余列，交通至今尚未恢复。
（三）郑州两派武斗，郑州北机务段被围，郑州火车站电源被切断，工作停止，严重影响了京广、陇海两线的运输。目前，事态还在发展，铁路运输很困难。
（四）京包线的宣化站，因地区两派纠纷，于26日停止作业，不接发列车，使运输陷于中断。
（五）武汉军区来电：汉口车站连续发生冲击铁路运输的事件。27日，一些群众组织以抓“联动”为名，动员数千群众冲进车站，拦截16次快车，砸坏门窗，致使16次快车在汉口滞留17个小时。29日，又有几千名学生和不明身份的群众闯进汉口车站，强行搜查38次快车，还将一女青年衣服剥光，进行搜身侮辱。30日，又有一千多不明身份的人闯入车站，打伤车站职工和值勤战士，破坏铁路设备，严重影响铁路运输……
看罢简报，沉重、焦虑、愤怒一起交织在周恩来的心头。“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来顾不上不惊扰毛泽东的午休，拿着铁路运输简报，疾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看着简报，毛泽东若有所思的脸上也显得十分严峻。
“主席，铁路交通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应立即实施，不可再拖。”
周恩来对毛泽东力陈利害。
毛泽东当即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严峻的现实不容周恩来有片刻的喘息。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又紧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谷牧、余秋里等开会。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他中午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并和大家商定了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具体细则：（一）尽快公开发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运输的命令；（二）将全国18个铁路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船交给海军实行军管包干；（三）参加军管的军队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四）责成总参谋部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计划，次日拿出方案。
会后，周恩来提笔给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写了一封信。
伯达、康生、江青和文革各同志：
送上铁路中断情况电讯八份，请阅。今午在主席处，已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绝不能中断。下午曾约集富春、先念、剑英、萧华、成武、谷牧、秋里各同志会商此事。除以报请批发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命令外，并拟将全国18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运交海军军管包干，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全国铁路轮船运输，免受干扰。这一计划正由总参草拟，明日当可订出送审。
此外，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周恩来
五月三十一日
周恩来此招可谓先斩后报。江青一伙虽然恨得咬牙切齿，无奈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只好暂时作罢。
6月1日，周恩来指示：铁道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改为铁道部军管会业务协助小组。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命令》指出：
一、铁路、交通部门的广大革命职工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坚守工作岗位，努力做好工作，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切实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
二、严禁破坏铁路、交通设施和国家财产，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无票强行乘坐车船，不准扒乘货车和拦截列车、汽车、轮船，不准妨碍铁路、交通部门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不准武斗，不准以卧轨等手段限制车辆通行。今后凡采用扒车、截车及其他不正当手段来京上访的人员，中央概不接见。
三、煽动武斗，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秩序和砸毁铁路、交通设施、运输工具的少数坏人及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各地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驻铁路、交通部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军代表、公安值勤人员有权根据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规定负责处理上述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
本命令自即日起生效，并可在城乡和各车站、码头广泛张贴。
随后，对铁路交通的全面军事管制立即付诸实施。
周恩来铁腕决策，野战军开到了铁路边。毛泽东发出警告：“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
军管之后，全国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得到一定的扼制。铁路交通运输状况有所好转。
然而，这种局面没能维持多久，就被更加剧烈的社会动荡所破坏。
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广大军民抗议中央文革小组极左做法的事件。
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排除异己，打击军队老干部。他们把七二○事件诬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反革命兵变”、“反革命暴乱”，并借机刮起“揪军内一小撮”的阴风，挑动造反派揪斗军队干部。
七二○事件后，全面内战空前激烈，全国局势急剧恶化。军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军管的威信被严重削弱。局势已乱到了连毛泽东也难以驾驭的地步。在举国上下的全面内战中，铁路交通受害首当其冲。有些地方的造反派干脆把火车停下来用作进行武斗的工事掩体；有的用火车设置路障，切断交通，以断绝对方兵援。全国铁路交通中断事故几乎天天发生。
面对严重的动乱局势，毛泽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纠正一些具体错误。他在7月中旬至9月的南巡中，针对各地派性林立、武斗迭起，号召造反派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并批评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
周恩来抓住毛泽东纠正“文化大革命”某些具体错误做法的契机，奋力平抑社会动乱，继续进行维系铁路交通的各种努力。
首先，周恩来采取了更强有力的、也是不得已的措施——派野战军到铁路两边护路。
7月25日，周恩来在一个报告中亲自拟定了详细的部队护路部署，京广、陇海、京沪、津浦、沪宁、沪杭、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分别指定具体部队包了下来：38军或68军从涿州到武胜关，××军从武胜关（不含）经衡阳到广州、凭祥（以上为京广线）。
68军（202师）从连云港到潼关（不含），21军从潼关到星星峡（以上为陇海线）。
12军从浦口（不含）到徐州（不含），兼及淮南芜湖支线；27军从南京经上海到杭州（不含）（以上为津浦、沪宁线）。
20军从杭州到鹰潭（含），67师从鹰潭到杭州（不含）（以上为浙赣线）。
同日，周恩来将护路部署交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转送正在南巡中的毛泽东批准。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这一部署。
周恩来立即指示起草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没日没夜地找各地群众组织代表谈话，批评他们热衷派性武斗、中断铁路交通的行为，说服各群众组织搞好大联合。
1967年8月21日，周恩来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各部军代表、负责生产业务的干部以及有关院校的学生代表。他严肃地指出：冲击军管会是不许可的，是把群众往错误的方向上引。我为什么强调不能冲击军管会？就是因为全线铁路都分配给野战军一段一段地护路，以保证整个铁路线畅通。由于受地方群众运动的影响，现在铁路的运输量大大下降。在座的都是管经济的，都懂得，交通大动脉中断了，一切都会停顿。现在许多地方煤送不到，工业用煤、工业用电都停止了。工业用电停止，整个工业生产都停止，只能够维持生活照明用电。甚至有些地方来告急，连生活用电都要停止了。这个样子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嘛！
稍顿，周恩来又说：本来铁路军管以后情况要好些，但现在又受冲击。铁路问题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生活的首要的要解决的问题。铁路系统的两派，不管是造反的还是保守的，或者两派都是左派，都不应该在工作时间争论，更不容许武斗、停车、破路和夺解放军的武器。
周恩来还要求铁道部、交通部要派大部分人员到各铁路干线上去疏通、劝导。
9月28日，周恩来接见东北三省群众组织代表，严厉批评冲击军队、破坏铁路交通的行为，愤然责问在场的造反派头头：说过多少次了，“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你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揪军内一小撮？揪谁呢？揪沈阳军区？为什么要这样势不两立？黄埔港有四五十条船停着，湛江港也这样，广州半个月没开出火车来，你们心里安不安？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十五个月，再搞十五个月还行啊？还要放假闹革命、第三次大串联，大错特错嘛！
四平市的代表反映：四平的铁路交通已中断半个月了。
周恩来说：请联络员与铁道部军管会联系，找铁道系统的代表开会解决。军管会要维护交通，这是死命令。不管哪一派都不能阻碍铁路交通，要抓头头。
10月2日，福州军区电告中央文革：英国一艘“加斯”号商船10月1日到厦门。按规定我方海关应对商船进行检查，但因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英国商船无法靠岸。商船上有三个病号，船上补给也成问题，要求尽速靠岸。军管会向两派做工作无效。
中央文革小组对此未采取任何措施，就推给了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中国的国际声誉被严重损害，四面楚歌，主管外交的周恩来苦不堪言。
周恩来阅电报后当即写下了措辞严厉的批示：
据说，由于厦门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致英国商船到来后无法靠岸，而该船有三病号，吃喝均成问题。这种违犯国法、影响祖国声誉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望厦门军管会、调查组接此电话后即向两派组织号召：对外、对业务必须采取联合行动，如果哪一派响应中央、主席号召并见于行动，中央将通报表扬，如拒不执行，中央定予揭露，并命令军管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检查、靠岸装卸。哪一派破坏这一行动，军管会应按《六六通令》惩处该派的主使人和肇事头头。
秘书火速将周恩来的指示电告厦门军管会。
当晚，中央派往厦门的调查组报告：接到总理的指示后，即组织军管会和两派群众传达学习，三方都表示坚决执行。上午10时半英国商船即已靠岸，下午已开始装货，估计4日可完成。
周恩来愤然责问：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这个样子，我们在座的难道心里就这么舒服？我就不相信！全国18个铁路局和52个铁路分局的群众组织终于就实现大联合、保证铁路运输畅通达成了协议。这些协议，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
10月24日，国务院业务小组向中央汇报1967年第三季度主要经济情况和第四季度工作安排。汇报数字表明：从5月份开始，铁路运输量大幅度下降。铁路平均日装车数1.91万车，为计划日装车数的46%。这就是说，全国铁路运输任务的完成还不到一半。面对这样的数字，周恩来的心情沉而又沉。
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铁路局军管会的负责人及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代表。10月29日，周恩来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铁路运输这个问题太重要、太急迫了。眼下，除了斗私批修以外，是如何把铁路运输搞上去。粮食生产、工业生产，回过头来还是铁路运输问题。
周恩来划了一条曲线，说：你们看我划的这条曲线，你们就懂得这个形势了。
从1月份的装车数×万×千车到4月份的×万×千车，然后跌到×万×千车，跌到了水平线以下。现在还没有回到水平线上。从今年10个月的铁路运输生产曲线看，对革命、对整个生产都是不利的。今年只剩下最后两个月了，如果运输指标再上不去，就会影响明年的发展。
说着，周恩来提高了声音：空喊革命，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动不动就把机务段冻结起来，这无论如何不是革命的，是破坏革命，是不容许的。这就是私，是派性。抓革命、促生产，铁路处于关键性的位置。要联合起来把铁路搞上去。
不管你过去是不是革命派，只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好，就是革命派。
来自柳州的代表提出：下面部分职工因为武斗，死了人，对大联合想不通。
周恩来说：你们要从大局着想。两派武斗，死了些人，肯定有坏人在挑动，不在群众，要把仇恨集中到坏人身上。不要因为几个同志死了，就想不开，要顾全大局，要泪飞顿作倾盆雨。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气派。
周恩来最后强调：现在铁路上的重点是解决两广、南京、东北、西北，要研究一下，摆在第一位的是应该抓货运。两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搞一个协议，谁不遵守，谁就不是革命派。
然而，有些地方派性组织置大联合的号召不顾，仍沉湎于无休止的派性斗争。
1967年11月25日，河南郑州两派武斗，造成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站郑州交通中断，滞留车皮3000多节。周恩来得知后，忧心如焚，指示连夜派飞机把郑州两派代表召集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交通问题。
晚11时30分，刚刚接见完外宾的周恩来急匆匆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郑州两派代表。在场的还有东北三个铁路局、西北三个铁路局及南京、哈尔滨等地的代表。
周恩来满脸倦容，声音有点嘶哑：“铁路与煤炭，我们最近半个月一直在注意，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在注意。现在突然出现郑州问题，我完全没有料到。就在郑州这一十字路口，停车3000多节，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实在抽不开身，刚才还在接见外宾。如果我有功夫，我自己亲自到郑州去。为什么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联合起来？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这个样子，我们在座的军队同志也好，铁路工友也好，难道心里就这么舒服？我就不相信。”
周恩来的嘴唇和手有点颤抖。一旁的代表请周恩来坐下。
“铁路有军管会，到现在生产指挥班子还没有搞起来。”说到这里，周恩来问郑州铁路局的军管会主任：“军管多久了？”
“6月22日开始军管的。”
“5个月过去了，生产班子还没有组织起来？”
“干部没有站出来，最近站出的有25%。”
“有百分之二十几站出来就可以组织嘛！3000多辆车子压在郑州这条线上，全国铁路最关键的地方，这是最大的问题，要立即解决。”
此时此刻，“河南造反总司令部”的一造反派代表竟然提出：“我们现在写大字报没有纸和笔。”
周恩来愤然指出：“大字报不要写这么多嘛！现在不是要纸要笔的问题，是要火车通车的问题。”
周恩来责令：“郑州铁路两派要真正做到切断与地方群众组织的联系，搞好大联合。”
两派分别表示："一定按总理指示办，搞好大联合，把铁路运输搞好。”
从11月28日至12月1日，周恩来每天都与河南省军区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等及郑州铁路局各派代表谈话，终于使郑州铁路局两派达成了《关于实现郑州铁路局河南境内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等7个协议。
在此影响下，西安铁路局两派也主动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
为了推动全国其他铁路局的大联合，周恩来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向全国转发郑州铁路局和西安铁路局实现大联合的协议，并草拟了批语。批语指出：中央认为，郑州铁路局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7个协议和西安铁路局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都很好。铁路运输对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和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以及人民生活，关系极大。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全国其他地区铁路系统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也应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达成类似协议。
12月5日，周恩来将所拟批语及郑州、西安铁路局的协议送毛泽东批示，并附了一封短信：
主席：
鉴于铁路和煤炭工业两个系统在目前极关重要，铁道部已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期，其成员多为各铁路局、分局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管会负责干部和业务干部。煤炭工业部则派人到各主要煤区协助各矿军管人员举行分批分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目的均为推动各派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利抓革命、促生产。在铁路方面，广州、柳州两局已实现初步大联合，郑州局这次来京开会，刘建勋、王新同志也赶来，经过工作，已达成7个协议，西安局受郑州局影响也主动达成大联合协议。为了号召以推动其他14个局（全国共18个局）的大联合，拟了批语，已经文革小碰头会通过。现送上，请主席批示鼓励。
1967年底，全国18个铁路局和52个铁路分局的群众组织终于就实现大联合、保证铁路运输畅通达成了协议。这些协议，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
周恩来上书毛泽东：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向造反派发出严厉的警告：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实行歼灭。
全国铁路系统实现了大联合，为全国铁路交通状况日趋好转奠定了一个基础，但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运动继续坚持进行的条件下，并不意味由此而万事大吉。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1967年下半年批极左、纠极左的言行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反应极为惊恐。1968年初，林彪、江青策划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制造了杨、余、傅事件。在此煽动下，前一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泛起，若干地区的铁路交通局势再度恶化。
1968年2月4日，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整理的一份《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送到了国务院总理值班室。《反映》说：
1月26日，津浦线徐州以南桃山集站中断运输一天，经济南军区采取措施，27日恢复通车。2月2日，跨苏、鲁、皖、豫、鄂五省的一群众组织500多人在徐州以南的曹村车站把停靠在站的846次列车的乘务员打伤、架走，又拦截21次旅客列车，打伤、架走乘务员，抢走列车值勤部队枪支7枝。桃山集至三铺站之间的铁路被炸坏一处，徐州至桃山集、曹村、大栗园的调度电话被切断。这样，徐州至蚌埠间的客货运输全部中断。
又据济南局报告：2月3日21时左右，徐州以西的徐州北站至夹河寨站间的老黄河桥被炸坏，徐州以北的毛村至不老河站间的一座两孔桥也被炸。4日零时，桃山集站附近又有爆炸声。与此同时，徐州以西、以北的3座公路桥也被炸。这样，徐州往东南西北4个方向的客货运输全部中断。津浦、陇海线中断，对华东煤、油运输和春节客运影响甚大。
另据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报告：2月4日晚，54次列车全体旅客急电反映，54次列车因郑州以南桥梁被炸，已在开封停车27个小时，要求中央火速解决。看着《情况反映》，周恩来心如刀绞。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已超出了一般的派性斗争，而类似这样的情况其他地方也存在。如果这样的行为再不及时制止，而任其向全国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立即召集碰头会，研究对策和措施。
会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
主席：
像另纸（作者注：指《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所报破坏铁路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因此，目前必须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从济南、蚌埠、开封各调一个团交68军统一指挥），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围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并须就地发布公告，宣布这一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
这一措施拟不待全国统一军事部署护路、护桥的命令下达前，在今晚提前实行。碰头会各同志同意这一意见。妥否，请予批示，以便立即下达命令。
周恩来
二月四日
同日，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
周恩来立即组织具体实施。
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此命令又简称“二六”命令。
周恩来抓铁路运输的艰辛，他自己有过多次自述。就在中央“二六”命令发布后不久，即2月17日，周恩来会见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李班请求周恩来协助解决援越物资的铁路运输问题，并说：国内讲，这个问题只有上呈总理才能解决。周恩来说：一年了，我都在管铁路运输工作，每星期都过问。
运输上发生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两派争吵。最近，我们下了个严厉的命令（按：指“二六”命令）。前天，广西发生了铁路交通的问题。昨天，我要韦国清开会解决广西问题，要他今天报来处理结果。如果解决不了，我自己跑一趟。今天，国务院要召开业务小组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刚才，我同有关同志商量，打算在内部下一个更严厉的命令。
周恩来这里所说的更严厉的命令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维护铁路交通运输的紧急补充命令。2月18日，周恩来逐字逐句地阅改了命令。命令指出：为保障援越物资的运输畅通，特紧急补充命令如下：
（一）煽动和指挥对行驶列车鸣枪威胁，到车站、港口无理取闹，挑动铁路交通部门群众搞武斗，殴打和绑架铁路、港口军管人员等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的行为，一概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按“二六”命令办理。
（二）铁路港口广大职工要坚决克服无政府主义，坚守工作岗位，决不允许迟到早退。对无故不上班而逾期不归者，应扣其工资。
（三）军管人员和护路部队、当地驻军要积极制止铁路港口内外串联，制止武斗。如制止无效，造成运输、装卸中断，则坚决按“二六”命令办理。
（四）中央立即派出监督小组，分赴重要站段和港口，监督“二六”命令和紧急补充命令的执行。
应当说，这些命令和措施已经相当严厉了。然而，在那无政府主义猖獗的喧嚣中，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视中央命令如儿戏，顶风作乱，越来越猖狂。5、6、7三个月，在广西、陕西等地都相继发生炸毁铁路桥梁、抢劫火车轮船、中断铁路交通和邮电通讯、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恶性事件。在广西，开往越南的援越军用专列被抢，大批枪支弹药被哄抢一空；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的铁路交通长时间不能恢复通车……
对此，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与有关负责人商定，对大搞打砸抢、破坏铁路交通的一小撮坏分子采取更为坚决果断的措施。7月份，中央连续颁发“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要求造反派立即停止武斗，无条件恢复铁路交通，对不听劝告、拒不放下武器的坏分子进行坚决打击。
就在“七·二四”布告发布的同一天，周恩来接见来京学习的柳州、桂林、南宁、梧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严厉批评包围监狱、中断铁路交通、抢夺援越物资和解放军武器等行为，愤怒地责问：你们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那里是劳改犯，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占领监狱是造谁的反？你们把军队的枪都抢了，你们已经走到边缘了，快掉下去了！马上打电话回去，一定要从第三监狱撤出去，由军队接管。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铁路交通的，都说成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些是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要停止武斗，恢复交通，这是马上要办的。要马上打电话叫没到的20几个代表在两天内赶到北京解决问题。不能听任“七三”布告在广西不能实现。我给你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周恩来又责问柳州的代表：柳州铁路不通，是关键问题，你们还打算停车停多久？你叫王反修？你是真反修还是假反修？你不是王反修，是忘反修。你要承认，我给你们那么多电话电报，“七三”布告下达又有20多天了，铁路还不通，柳州这个关还是过不去。
最后，周恩来警告说：广西各派如果再联合不起来，广西这个局面就要推迟，再推迟就要犯罪。广西打成什么样子了嘛！哪个省也没闹到像你们那样，快两个月没通车了。再不通车还行啊！今天下午就要达成协议，非把铁路打通不可。哪个违犯就要犯错误。
同日，周恩来还致信毛泽东，提出：“停止武斗、纵火，恢复铁路交通，将是目前政治动员中在广西首先要实现的任务。”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与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一起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北京高校5个造反派头头。毛泽东向他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今天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人也有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按：指七·三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按：指七·二四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的批评和警告是很有分量的。
两天之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7月28日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人的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要点》发到全国。
毛泽东的谈话迅速地传达下去，有力地保证了“七·三”、“七·二四”布告的贯彻执行，制止了对铁路交通更大规模的破坏性行为。此后，全国局势日趋平稳，铁路交通运输日渐恢复正常，运输生产逐渐回升。到1969年，铁路运输产量全面回升。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铁路交通是重灾区。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混乱的前三年，为了维系铁路交通，周恩来可以说是历经千辛万苦，费尽了心血。尽管在那种无政府主义行径极端猖獗的特殊历史氛围中，再加上林彪、江青一伙在一旁的刁难和干扰，周恩来的某些努力和措施一时难以奏效，但他从未气馁，从未停止过努力。这种韧性、持久而又痛苦的努力，正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许多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同志回想起来都感慨万千：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韧性、艰苦的努力和百般抗争，全国铁路交通混乱甚至瘫痪到何种程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后果，我们今天是很难想像的。
“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深谙经济的陈云同志的这句话，正是从这样的意义层面准确而恰当地揭示出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定位。
“总管家”的忧虑与心血：“多拉一些学生是有些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犹如潘多拉把打开了的魔盒投放到中国大地，疯狂、嫉妒、窝里斗等人类所有的劣根性都倾巢而出，肆虐着中国内地的每一撮泥土，撩拨得人们神志不清，上蹿下跳，狂呼乱喊，胡砸乱打……
1967年3月18日，两份报告几乎是同时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来自齐齐哈尔的报告反映：齐齐哈尔铁路局派别众多，一个局就有200多个组织，经常打派仗，工作无人管；局内指挥不灵，调度员、扳道员随便不上班，十几台机车开不出去。按常规，每天必须运出5000多个车皮，而目前每天只能运1700多个车皮。局枢纽站三间房有时一天竟滞留车皮1000多个，使列车无法进站。
大兴安岭林场30多万立方米木材积压待运。还有人强调要打破框框，砸烂规章制度，致使局内交通事故大大增加。到3月15日止，已发生行车事故326起，比去年同期增加50%，其中恶性事故29起。事故之多、损失之重，是该局历史上所罕见。
来自江苏省的报告反映：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夺权没有搞好大联合、三结合。夺权之后，交通运输部门指挥不灵，车站港口、交通要道的物资堆积如山，运不出去。有人说，夺权后革命不像革命，生产不像生产。
看罢报告，周恩来心情沉重，心底泛起阵阵说不出滋味的难受。
狂热，使人迷失了理性，泯灭了良知。为了所谓的“革命”、“造反”，他们可以自己切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命线——铁路交通。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的“总管家”，周恩来非常清楚铁路交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别的姑且不说，单就当时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这两大特征看，就可想而知。北方的工业发展要靠南方省区的粮食来支撑，南方的工业建设要靠北方的煤炭来保证。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主要通过铁路，仅南粮北调一项，每年就达100亿斤，1965年达120亿斤。
如果南北铁路交通一旦中断，整个国民经济也将随之瘫痪。
不可想象，像北京、上海这样每天要靠从外地调运大量的生活、生产物资的大城市，中断一天的铁路交通会是个什么样子？！
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开始近一年来，周恩来在维系铁路交通方面没少费心血。
1966年8月开始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红卫兵大串联，给我国运力本来就严重不足的铁路交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据不完全统计，8月份仅到北京大学串联的外地学生就达212．4万人次。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客运量的猛增，严重的超载使运输设施遭到破坏。
对此，周恩来深为焦虑。一方面，大串联是毛泽东支持和赞成的，周恩来难以反对；另一方面，面对大串联对铁路交通的冲击，周恩来又不能不采取一些制止措施。8月底9月初，他指示起草了对红卫兵运动进行限制的两个文件，强调要把铁路交通部门和重要站段当作“要害部门”加以坚决保护。但遭到江青、康生等人的反对。
在欲以正式文件对运动进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周恩来找到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要求他们花大力气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联与生产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联之需。”
1966年10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决定10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联一个月，再闹几个回合，要求铁路运输部门按进出北京的学生各150万至170万人的计划安排运输力量。铁路部门非常为难。负责工交口的谷牧找到周恩来叫苦：“总理，上海等地都来电话告急，说交通运输情况非常紧张，进出北京各150万人很难安排。”
周恩来又何尝不知道铁路运输部门的难处？他对谷牧说：“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常委讨论决定。”
少顷，周恩来又深为忧虑地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些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为了减缓大串联给铁路运输带来的混乱和压力，10月下旬至11月初，周恩来又接连指示起草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的紧急通知》和《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的通知》两个文件，要求铁路部门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全国各地的学生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联，以保证必要的生产物资的运输。
然而，就在周恩来积极采取措施制止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时，中央文革一伙却在背后煽风点火，把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推向巅峰。
11月10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操纵一部分工人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在上海北郊安亭火车站强行卧轨拦车，制造了京沪线交通大动脉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慨。他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绝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
代表中央文革前往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却置周恩来的电告不顾，背着上海市委，擅自承认王洪文等人的卧轨拦车行动是革命行动，“工总司”是合法组织。
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开了全国冲击铁路、中断运输的恶例。
12月30日，张春桥、王洪文等又在上海制造了全国的第一场大武斗——康平路事件，使上海的铁路交通更趋混乱。从30日凌晨至31日的26小时中，上海站停开客车26列，停开货车38列；有22列货车阻于途中，不能进入上海站。一个星期之后，又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策划下，上海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如果说，红卫兵大串联的狂潮仅仅给铁路交通带来影响，那么，随着1967年1月上海夺权而波及全国的夺权恶浪迭起，全国的铁路交通就近于瘫痪。铁路运输生产出现了十年动乱期间的第一次全面的大幅度下降。
和其他部门一样，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大批领导干部在甚嚣尘上的“夺权”声中被揪斗，铁道部长吕正操被造反派揪走不知去向，各级领导机构相继陷于瘫痪和半瘫痪；各铁路站段的职工或分裂成两大派，派性武斗不止，或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四处串联，停产闹革命，许多铁路站段的工作陷于停顿；保证铁路运输生产正常进行的各种规章制度，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有的被砸烂，有的无法执行，一直是集中管理、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处于无政府状态。全国铁路干线不时出现中断，待运的生产物资大量积压，连保证国民经济最低限度的运行都难以实现。
在这一片内乱的汪洋中，周恩来竭尽全力，进行了一般人所难以想像、难以承受的抗争。他除了处理其他党政大事外，每天都要亲自看铁路运输简报，晚上找有关同志开会，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对策。哪个地方交通中断，他就打电话到哪个地方去追问，并频频找群众组织代表谈话，苦口婆心地进行批评、劝说和教育，不分昼夜……
——1月2日，上海、蚌埠发生铁路交通中断事故。周恩来召集全国铁路系统20余个单位的在京代表谈话，严厉告诫：“铁路交通绝不能瘫痪，交通一刻也不能中断。中断铁路交通，不仅直接影响生产，也直接影响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国际影响也不好。”
有代表问：“保证铁路畅通是不是政治挂帅？有人说，保证铁路畅通是单纯的业务观点。”
周恩来说：“停车不只是对市委，是对国家、对毛主席。中断铁路交通的行为不是革命行动，保证铁路畅通也不能说是单纯的业务观点，业务里头有政治。”最后，周恩来要求铁路系统各单位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联络委员会，写个呼吁书，维护铁路交通。
——1月6日、7日，为解决南京两派武斗导致的铁路交通中断问题，周恩来两次接见南京群众组织赴京代表，说：交通问题关系太大了，上海的煤也不够了，码头停了十几条船。现在的问题首先是恢复交通，这是最关紧要的。交通问题我最担心。挑起双方武斗的人要法办。
——1月10日凌晨，周恩来把来自长春、齐齐哈尔、大连、广州、武汉等地铁路部门的职工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就恢复铁路交通秩序和他们谈话。周恩来说：“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吗？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说服出来串联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把自己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搞好。”
——1月27日晚11时至次日凌晨7时，整整8个小时，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议厅接见铁路系统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了铁道部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责令铁道部造反派：“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交通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在周恩来的责令下，两天后，铁道部机关和直属单位群众组织代表协商推选出14人，组成了铁道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
——2月1日，中南海小礼堂。周恩来和铁道部部分造反派代表谈话，对他们无休止的派性斗争提出严正批评：“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门实行军事管理。我给你们开过7次大会，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一刻也不能中断，你们就是不听。你们想一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7亿人民重要？夺权，首先要在脑子里夺‘私’字权。”
……
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从1967年1月夺权到2月初，短短的20多天时间里，周恩来为解决铁路交通问题找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代表谈话就达7次之多。
还不包括同铁路系统外的群众组织代表谈铁路问题。
周恩来提出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中央文革多方刁难，铁路军管一拖再拖。关键时刻，毛泽东给了周恩来一把“尚方宝剑”。
在举国上下全面内乱的情况下，周恩来对造反派及群众组织的呼吁、教育、批评、警告难免杯水车薪。
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周恩来费了不少心血，想把全国铁路系统的各路代表聚拢到一起，成立一个铁路系统的联络总站，来维护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
但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看来，要制止铁路交通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扭转混乱的局面，必须对铁路交通实行全面军管。”周恩来决心已定，当即将来自齐齐哈尔的报告送毛泽东。
毛泽东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3月19日，毛泽东在齐齐哈尔的报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秩序。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对的。
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拟出了一个对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文件。
3月22日，中南海会议室。周恩来召集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有关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开会，李先念、谷牧、余秋里等也到会。会上，周恩来宣读了毛泽东的批示，并指出：“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归军队管，现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要把二季度的生产搞好。铁路、轮船、交通、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先管起来，由谷牧同志负责。”
有群众组织代表问周恩来：“有人说，李富春、李先念、谷牧、余秋里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也有人说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搞不清楚。”
周恩来回答说：“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带他们来吗！”
然而，周恩来组织拟出的这个军管文件遭到中央文革一伙的刁难。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文件时，他们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林彪也阴阳怪气地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干扰，对铁路、交通、邮电的军管一拖再拖。铁路、交通的混乱势态继续恶化。
5月31日，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转来的几份铁路运输简报摆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宽大的办公桌上。
简报说：据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报告，最近几天，各地由于两派武斗和纠纷，几条主要铁路干线连续发生行车中断情况。目前，京广、津浦、陇海、浙赣四条主要干线处于瘫痪状态，情况如下：
（一）徐州地区两派武斗，至28日早6时，徐州火车站的作业处于瘫痪状态，徐州分局管内陇海、津浦沿线滞留列车达33列，济南分局滞留22列。30日，徐州火车站两派武斗，一台机车被炸毁，调度室被砸，从晚上7时起，车站完全停止作业，滞留货车34列，客车运行也停止了。到31日，武斗还在继续，机务段内20多台机车被炸，一部分铁轨被扒掉，整个徐州机务段只剩下一个副段长和一个运转主任，津浦、陇海两干线运输中断。截至31日早上6时，在津浦线上滞留货车68列，客车16列。津浦线济南至蚌埠、陇海线商丘至连云港的铁路交通全部瘫痪。
（二）驻浙江金华的南京军区的某军急电：金华地区两派武斗，铁路设备被破坏，金华火车站的大批工作人员被劫往杭州，车站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自28日起，浙赣线交通完全中断。到31日，浙赣沿线滞留列车100余列，交通至今尚未恢复。
（三）郑州两派武斗，郑州北机务段被围，郑州火车站电源被切断，工作停止，严重影响了京广、陇海两线的运输。目前，事态还在发展，铁路运输很困难。
（四）京包线的宣化站，因地区两派纠纷，于26日停止作业，不接发列车，使运输陷于中断。
（五）武汉军区来电：汉口车站连续发生冲击铁路运输的事件。27日，一些群众组织以抓“联动”为名，动员数千群众冲进车站，拦截16次快车，砸坏门窗，致使16次快车在汉口滞留17个小时。29日，又有几千名学生和不明身份的群众闯进汉口车站，强行搜查38次快车，还将一女青年衣服剥光，进行搜身侮辱。30日，又有一千多不明身份的人闯入车站，打伤车站职工和值勤战士，破坏铁路设备，严重影响铁路运输……
看罢简报，沉重、焦虑、愤怒一起交织在周恩来的心头。“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来顾不上不惊扰毛泽东的午休，拿着铁路运输简报，疾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看着简报，毛泽东若有所思的脸上也显得十分严峻。
“主席，铁路交通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应立即实施，不可再拖。”
周恩来对毛泽东力陈利害。
毛泽东当即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严峻的现实不容周恩来有片刻的喘息。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又紧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谷牧、余秋里等开会。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他中午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并和大家商定了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具体细则：（一）尽快公开发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运输的命令；（二）将全国18个铁路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船交给海军实行军管包干；（三）参加军管的军队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四）责成总参谋部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计划，次日拿出方案。
会后，周恩来提笔给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写了一封信。
伯达、康生、江青和文革各同志：
送上铁路中断情况电讯八份，请阅。今午在主席处，已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绝不能中断。下午曾约集富春、先念、剑英、萧华、成武、谷牧、秋里各同志会商此事。除以报请批发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命令外，并拟将全国18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运交海军军管包干，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全国铁路轮船运输，免受干扰。这一计划正由总参草拟，明日当可订出送审。
此外，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周恩来
五月三十一日
周恩来此招可谓先斩后报。江青一伙虽然恨得咬牙切齿，无奈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只好暂时作罢。
6月1日，周恩来指示：铁道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改为铁道部军管会业务协助小组。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命令》指出：
一、铁路、交通部门的广大革命职工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坚守工作岗位，努力做好工作，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切实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
二、严禁破坏铁路、交通设施和国家财产，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无票强行乘坐车船，不准扒乘货车和拦截列车、汽车、轮船，不准妨碍铁路、交通部门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不准武斗，不准以卧轨等手段限制车辆通行。今后凡采用扒车、截车及其他不正当手段来京上访的人员，中央概不接见。
三、煽动武斗，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秩序和砸毁铁路、交通设施、运输工具的少数坏人及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各地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驻铁路、交通部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军代表、公安值勤人员有权根据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规定负责处理上述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
本命令自即日起生效，并可在城乡和各车站、码头广泛张贴。
随后，对铁路交通的全面军事管制立即付诸实施。
周恩来铁腕决策，野战军开到了铁路边。毛泽东发出警告：“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
军管之后，全国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得到一定的扼制。铁路交通运输状况有所好转。
然而，这种局面没能维持多久，就被更加剧烈的社会动荡所破坏。
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广大军民抗议中央文革小组极左做法的事件。
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排除异己，打击军队老干部。他们把七二○事件诬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反革命兵变”、“反革命暴乱”，并借机刮起“揪军内一小撮”的阴风，挑动造反派揪斗军队干部。
七二○事件后，全面内战空前激烈，全国局势急剧恶化。军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军管的威信被严重削弱。局势已乱到了连毛泽东也难以驾驭的地步。在举国上下的全面内战中，铁路交通受害首当其冲。有些地方的造反派干脆把火车停下来用作进行武斗的工事掩体；有的用火车设置路障，切断交通，以断绝对方兵援。全国铁路交通中断事故几乎天天发生。
面对严重的动乱局势，毛泽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纠正一些具体错误。他在7月中旬至9月的南巡中，针对各地派性林立、武斗迭起，号召造反派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并批评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
周恩来抓住毛泽东纠正“文化大革命”某些具体错误做法的契机，奋力平抑社会动乱，继续进行维系铁路交通的各种努力。
首先，周恩来采取了更强有力的、也是不得已的措施——派野战军到铁路两边护路。
7月25日，周恩来在一个报告中亲自拟定了详细的部队护路部署，京广、陇海、京沪、津浦、沪宁、沪杭、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分别指定具体部队包了下来：38军或68军从涿州到武胜关，××军从武胜关（不含）经衡阳到广州、凭祥（以上为京广线）。
68军（202师）从连云港到潼关（不含），21军从潼关到星星峡（以上为陇海线）。
12军从浦口（不含）到徐州（不含），兼及淮南芜湖支线；27军从南京经上海到杭州（不含）（以上为津浦、沪宁线）。
20军从杭州到鹰潭（含），67师从鹰潭到杭州（不含）（以上为浙赣线）。
同日，周恩来将护路部署交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转送正在南巡中的毛泽东批准。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这一部署。
周恩来立即指示起草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没日没夜地找各地群众组织代表谈话，批评他们热衷派性武斗、中断铁路交通的行为，说服各群众组织搞好大联合。
1967年8月21日，周恩来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各部军代表、负责生产业务的干部以及有关院校的学生代表。他严肃地指出：冲击军管会是不许可的，是把群众往错误的方向上引。我为什么强调不能冲击军管会？就是因为全线铁路都分配给野战军一段一段地护路，以保证整个铁路线畅通。由于受地方群众运动的影响，现在铁路的运输量大大下降。在座的都是管经济的，都懂得，交通大动脉中断了，一切都会停顿。现在许多地方煤送不到，工业用煤、工业用电都停止了。工业用电停止，整个工业生产都停止，只能够维持生活照明用电。甚至有些地方来告急，连生活用电都要停止了。这个样子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嘛！
稍顿，周恩来又说：本来铁路军管以后情况要好些，但现在又受冲击。铁路问题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生活的首要的要解决的问题。铁路系统的两派，不管是造反的还是保守的，或者两派都是左派，都不应该在工作时间争论，更不容许武斗、停车、破路和夺解放军的武器。
周恩来还要求铁道部、交通部要派大部分人员到各铁路干线上去疏通、劝导。
9月28日，周恩来接见东北三省群众组织代表，严厉批评冲击军队、破坏铁路交通的行为，愤然责问在场的造反派头头：说过多少次了，“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你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揪军内一小撮？揪谁呢？揪沈阳军区？为什么要这样势不两立？黄埔港有四五十条船停着，湛江港也这样，广州半个月没开出火车来，你们心里安不安？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十五个月，再搞十五个月还行啊？还要放假闹革命、第三次大串联，大错特错嘛！
四平市的代表反映：四平的铁路交通已中断半个月了。
周恩来说：请联络员与铁道部军管会联系，找铁道系统的代表开会解决。军管会要维护交通，这是死命令。不管哪一派都不能阻碍铁路交通，要抓头头。
10月2日，福州军区电告中央文革：英国一艘“加斯”号商船10月1日到厦门。按规定我方海关应对商船进行检查，但因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英国商船无法靠岸。商船上有三个病号，船上补给也成问题，要求尽速靠岸。军管会向两派做工作无效。
中央文革小组对此未采取任何措施，就推给了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中国的国际声誉被严重损害，四面楚歌，主管外交的周恩来苦不堪言。
周恩来阅电报后当即写下了措辞严厉的批示：
据说，由于厦门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致英国商船到来后无法靠岸，而该船有三病号，吃喝均成问题。这种违犯国法、影响祖国声誉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望厦门军管会、调查组接此电话后即向两派组织号召：对外、对业务必须采取联合行动，如果哪一派响应中央、主席号召并见于行动，中央将通报表扬，如拒不执行，中央定予揭露，并命令军管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检查、靠岸装卸。哪一派破坏这一行动，军管会应按《六六通令》惩处该派的主使人和肇事头头。
秘书火速将周恩来的指示电告厦门军管会。
当晚，中央派往厦门的调查组报告：接到总理的指示后，即组织军管会和两派群众传达学习，三方都表示坚决执行。上午10时半英国商船即已靠岸，下午已开始装货，估计4日可完成。
周恩来愤然责问：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这个样子，我们在座的难道心里就这么舒服？我就不相信！全国18个铁路局和52个铁路分局的群众组织终于就实现大联合、保证铁路运输畅通达成了协议。这些协议，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
10月24日，国务院业务小组向中央汇报1967年第三季度主要经济情况和第四季度工作安排。汇报数字表明：从5月份开始，铁路运输量大幅度下降。铁路平均日装车数1.91万车，为计划日装车数的46%。这就是说，全国铁路运输任务的完成还不到一半。面对这样的数字，周恩来的心情沉而又沉。
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铁路局军管会的负责人及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代表。10月29日，周恩来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铁路运输这个问题太重要、太急迫了。眼下，除了斗私批修以外，是如何把铁路运输搞上去。粮食生产、工业生产，回过头来还是铁路运输问题。
周恩来划了一条曲线，说：你们看我划的这条曲线，你们就懂得这个形势了。
从1月份的装车数×万×千车到4月份的×万×千车，然后跌到×万×千车，跌到了水平线以下。现在还没有回到水平线上。从今年10个月的铁路运输生产曲线看，对革命、对整个生产都是不利的。今年只剩下最后两个月了，如果运输指标再上不去，就会影响明年的发展。
说着，周恩来提高了声音：空喊革命，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动不动就把机务段冻结起来，这无论如何不是革命的，是破坏革命，是不容许的。这就是私，是派性。抓革命、促生产，铁路处于关键性的位置。要联合起来把铁路搞上去。
不管你过去是不是革命派，只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好，就是革命派。
来自柳州的代表提出：下面部分职工因为武斗，死了人，对大联合想不通。
周恩来说：你们要从大局着想。两派武斗，死了些人，肯定有坏人在挑动，不在群众，要把仇恨集中到坏人身上。不要因为几个同志死了，就想不开，要顾全大局，要泪飞顿作倾盆雨。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气派。
周恩来最后强调：现在铁路上的重点是解决两广、南京、东北、西北，要研究一下，摆在第一位的是应该抓货运。两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搞一个协议，谁不遵守，谁就不是革命派。
然而，有些地方派性组织置大联合的号召不顾，仍沉湎于无休止的派性斗争。
1967年11月25日，河南郑州两派武斗，造成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站郑州交通中断，滞留车皮3000多节。周恩来得知后，忧心如焚，指示连夜派飞机把郑州两派代表召集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交通问题。
晚11时30分，刚刚接见完外宾的周恩来急匆匆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郑州两派代表。在场的还有东北三个铁路局、西北三个铁路局及南京、哈尔滨等地的代表。
周恩来满脸倦容，声音有点嘶哑：“铁路与煤炭，我们最近半个月一直在注意，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在注意。现在突然出现郑州问题，我完全没有料到。就在郑州这一十字路口，停车3000多节，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实在抽不开身，刚才还在接见外宾。如果我有功夫，我自己亲自到郑州去。为什么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联合起来？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这个样子，我们在座的军队同志也好，铁路工友也好，难道心里就这么舒服？我就不相信。”
周恩来的嘴唇和手有点颤抖。一旁的代表请周恩来坐下。
“铁路有军管会，到现在生产指挥班子还没有搞起来。”说到这里，周恩来问郑州铁路局的军管会主任：“军管多久了？”
“6月22日开始军管的。”
“5个月过去了，生产班子还没有组织起来？”
“干部没有站出来，最近站出的有25%。”
“有百分之二十几站出来就可以组织嘛！3000多辆车子压在郑州这条线上，全国铁路最关键的地方，这是最大的问题，要立即解决。”
此时此刻，“河南造反总司令部”的一造反派代表竟然提出：“我们现在写大字报没有纸和笔。”
周恩来愤然指出：“大字报不要写这么多嘛！现在不是要纸要笔的问题，是要火车通车的问题。”
周恩来责令：“郑州铁路两派要真正做到切断与地方群众组织的联系，搞好大联合。”
两派分别表示："一定按总理指示办，搞好大联合，把铁路运输搞好。”
从11月28日至12月1日，周恩来每天都与河南省军区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等及郑州铁路局各派代表谈话，终于使郑州铁路局两派达成了《关于实现郑州铁路局河南境内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等7个协议。
在此影响下，西安铁路局两派也主动达成了大联合的协议。
为了推动全国其他铁路局的大联合，周恩来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向全国转发郑州铁路局和西安铁路局实现大联合的协议，并草拟了批语。批语指出：中央认为，郑州铁路局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7个协议和西安铁路局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都很好。铁路运输对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和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以及人民生活，关系极大。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全国其他地区铁路系统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也应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达成类似协议。
12月5日，周恩来将所拟批语及郑州、西安铁路局的协议送毛泽东批示，并附了一封短信：
主席：
鉴于铁路和煤炭工业两个系统在目前极关重要，铁道部已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期，其成员多为各铁路局、分局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管会负责干部和业务干部。煤炭工业部则派人到各主要煤区协助各矿军管人员举行分批分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目的均为推动各派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利抓革命、促生产。在铁路方面，广州、柳州两局已实现初步大联合，郑州局这次来京开会，刘建勋、王新同志也赶来，经过工作，已达成7个协议，西安局受郑州局影响也主动达成大联合协议。为了号召以推动其他14个局（全国共18个局）的大联合，拟了批语，已经文革小碰头会通过。现送上，请主席批示鼓励。
1967年底，全国18个铁路局和52个铁路分局的群众组织终于就实现大联合、保证铁路运输畅通达成了协议。这些协议，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
周恩来上书毛泽东：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向造反派发出严厉的警告：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实行歼灭。
全国铁路系统实现了大联合，为全国铁路交通状况日趋好转奠定了一个基础，但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运动继续坚持进行的条件下，并不意味由此而万事大吉。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1967年下半年批极左、纠极左的言行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反应极为惊恐。1968年初，林彪、江青策划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制造了杨、余、傅事件。在此煽动下，前一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泛起，若干地区的铁路交通局势再度恶化。
1968年2月4日，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整理的一份《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送到了国务院总理值班室。《反映》说：
1月26日，津浦线徐州以南桃山集站中断运输一天，经济南军区采取措施，27日恢复通车。2月2日，跨苏、鲁、皖、豫、鄂五省的一群众组织500多人在徐州以南的曹村车站把停靠在站的846次列车的乘务员打伤、架走，又拦截21次旅客列车，打伤、架走乘务员，抢走列车值勤部队枪支7枝。桃山集至三铺站之间的铁路被炸坏一处，徐州至桃山集、曹村、大栗园的调度电话被切断。这样，徐州至蚌埠间的客货运输全部中断。
又据济南局报告：2月3日21时左右，徐州以西的徐州北站至夹河寨站间的老黄河桥被炸坏，徐州以北的毛村至不老河站间的一座两孔桥也被炸。4日零时，桃山集站附近又有爆炸声。与此同时，徐州以西、以北的3座公路桥也被炸。这样，徐州往东南西北4个方向的客货运输全部中断。津浦、陇海线中断，对华东煤、油运输和春节客运影响甚大。
另据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报告：2月4日晚，54次列车全体旅客急电反映，54次列车因郑州以南桥梁被炸，已在开封停车27个小时，要求中央火速解决。看着《情况反映》，周恩来心如刀绞。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已超出了一般的派性斗争，而类似这样的情况其他地方也存在。如果这样的行为再不及时制止，而任其向全国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立即召集碰头会，研究对策和措施。
会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
主席：
像另纸（作者注：指《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所报破坏铁路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因此，目前必须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从济南、蚌埠、开封各调一个团交68军统一指挥），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围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并须就地发布公告，宣布这一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
这一措施拟不待全国统一军事部署护路、护桥的命令下达前，在今晚提前实行。碰头会各同志同意这一意见。妥否，请予批示，以便立即下达命令。
周恩来
二月四日
同日，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
周恩来立即组织具体实施。
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此命令又简称“二六”命令。
周恩来抓铁路运输的艰辛，他自己有过多次自述。就在中央“二六”命令发布后不久，即2月17日，周恩来会见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李班请求周恩来协助解决援越物资的铁路运输问题，并说：国内讲，这个问题只有上呈总理才能解决。周恩来说：一年了，我都在管铁路运输工作，每星期都过问。
运输上发生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两派争吵。最近，我们下了个严厉的命令（按：指“二六”命令）。前天，广西发生了铁路交通的问题。昨天，我要韦国清开会解决广西问题，要他今天报来处理结果。如果解决不了，我自己跑一趟。今天，国务院要召开业务小组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刚才，我同有关同志商量，打算在内部下一个更严厉的命令。
周恩来这里所说的更严厉的命令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维护铁路交通运输的紧急补充命令。2月18日，周恩来逐字逐句地阅改了命令。命令指出：为保障援越物资的运输畅通，特紧急补充命令如下：
（一）煽动和指挥对行驶列车鸣枪威胁，到车站、港口无理取闹，挑动铁路交通部门群众搞武斗，殴打和绑架铁路、港口军管人员等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的行为，一概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按“二六”命令办理。
（二）铁路港口广大职工要坚决克服无政府主义，坚守工作岗位，决不允许迟到早退。对无故不上班而逾期不归者，应扣其工资。
（三）军管人员和护路部队、当地驻军要积极制止铁路港口内外串联，制止武斗。如制止无效，造成运输、装卸中断，则坚决按“二六”命令办理。
（四）中央立即派出监督小组，分赴重要站段和港口，监督“二六”命令和紧急补充命令的执行。
应当说，这些命令和措施已经相当严厉了。然而，在那无政府主义猖獗的喧嚣中，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视中央命令如儿戏，顶风作乱，越来越猖狂。5、6、7三个月，在广西、陕西等地都相继发生炸毁铁路桥梁、抢劫火车轮船、中断铁路交通和邮电通讯、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恶性事件。在广西，开往越南的援越军用专列被抢，大批枪支弹药被哄抢一空；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的铁路交通长时间不能恢复通车……
对此，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与有关负责人商定，对大搞打砸抢、破坏铁路交通的一小撮坏分子采取更为坚决果断的措施。7月份，中央连续颁发“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要求造反派立即停止武斗，无条件恢复铁路交通，对不听劝告、拒不放下武器的坏分子进行坚决打击。
就在“七·二四”布告发布的同一天，周恩来接见来京学习的柳州、桂林、南宁、梧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严厉批评包围监狱、中断铁路交通、抢夺援越物资和解放军武器等行为，愤怒地责问：你们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那里是劳改犯，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占领监狱是造谁的反？你们把军队的枪都抢了，你们已经走到边缘了，快掉下去了！马上打电话回去，一定要从第三监狱撤出去，由军队接管。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铁路交通的，都说成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些是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要停止武斗，恢复交通，这是马上要办的。要马上打电话叫没到的20几个代表在两天内赶到北京解决问题。不能听任“七三”布告在广西不能实现。我给你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周恩来又责问柳州的代表：柳州铁路不通，是关键问题，你们还打算停车停多久？你叫王反修？你是真反修还是假反修？你不是王反修，是忘反修。你要承认，我给你们那么多电话电报，“七三”布告下达又有20多天了，铁路还不通，柳州这个关还是过不去。
最后，周恩来警告说：广西各派如果再联合不起来，广西这个局面就要推迟，再推迟就要犯罪。广西打成什么样子了嘛！哪个省也没闹到像你们那样，快两个月没通车了。再不通车还行啊！今天下午就要达成协议，非把铁路打通不可。哪个违犯就要犯错误。
同日，周恩来还致信毛泽东，提出：“停止武斗、纵火，恢复铁路交通，将是目前政治动员中在广西首先要实现的任务。”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与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一起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北京高校5个造反派头头。毛泽东向他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今天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人也有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按：指七·三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按：指七·二四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的批评和警告是很有分量的。
两天之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7月28日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人的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要点》发到全国。
毛泽东的谈话迅速地传达下去，有力地保证了“七·三”、“七·二四”布告的贯彻执行，制止了对铁路交通更大规模的破坏性行为。此后，全国局势日趋平稳，铁路交通运输日渐恢复正常，运输生产逐渐回升。到1969年，铁路运输产量全面回升。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铁路交通是重灾区。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混乱的前三年，为了维系铁路交通，周恩来可以说是历经千辛万苦，费尽了心血。尽管在那种无政府主义行径极端猖獗的特殊历史氛围中，再加上林彪、江青一伙在一旁的刁难和干扰，周恩来的某些努力和措施一时难以奏效，但他从未气馁，从未停止过努力。这种韧性、持久而又痛苦的努力，正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许多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同志回想起来都感慨万千：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韧性、艰苦的努力和百般抗争，全国铁路交通混乱甚至瘫痪到何种程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后果，我们今天是很难想像的。
“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深谙经济的陈云同志的这句话，正是从这样的意义层面准确而恰当地揭示出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