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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一代名将呕血亡
景帝前元三年的七国之乱，表面上看是件坏事，但对长安来说，其实是件好事。我们前面说过，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晚来不如早来。等到平定七国之乱后，长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范东方，四年，刘启下诏，命令进入关中的各个关口比如函谷关、武关、临晋关等都加强防守，重新采用符传也就是通行证制度，凡是过关的人都需要持有符传。
所谓符传，乃是一种过关凭证，每个要去长安的平民，都要在当地政府登记，在竹简或者木牍上写上自己的姓名、性别、身高、肤色等等特征，然后剖成两半，一半由官府先行送往各个关口，另外一半由出行人本人带着，到了关口，守关士卒会调出另外一半，和出行人手持的一般拼合，如果拼合无间，则说明是良民，可以入关。出关的时候也必须拿着这个，否则会被关吏拘留。有些在长安犯事的人常常因为这个原因逃不出关口，被中央政府瓮中捉鳖。
符传这种方式是专制政府的一种典型统治方式，生活在这种国家的人，一举一动都在政府的监视之下，不能随便行动，走到哪里，都有档案可查，毫无隐私。秦汉时候，函谷关是最著名的排查“奸民”的关口。秦朝统一之前，这个关口的类似功能就非常著名了。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齐国著名贵族孟尝君田文有一次出使秦国，因为他名气大，秦昭王想把他留下来当自己的相国。有人劝秦昭王：“孟尝君贤良之名播于天下，确实不错。但他本身是齐国的公族，如果让他当秦国的相国，他一定会先考虑齐国的利益，这对秦国是个危害啊。”秦昭王一听有理，马上变脸，把孟尝君软禁起来，准备杀掉。
孟尝君让人去找秦昭王的宠姬帮忙，宠姬说：“我想要孟尝君的那件白狐裘。”孟尝君的确有一件白狐裘，价值千万，天下无双，但是一来秦国之后，就献给秦昭王了，哪里还有第二件？所以一筹莫展。
好在孟尝君以豢养门客而著称，不管什么人，只要来投奔他，他都来者不拒。他有块封地在薛，每年都有很多税收，养数千门客不在话下，最多时候就养了三千门客，声势显赫。后世很多读书人都以他为榜样，元代严忠济《天净沙》曲里说：“有朝一日天随人愿，赛田文养客三千。”就是这个意思。这次跟从孟尝君来秦国的门客中有一个擅长偷盗的，自告奋勇要去偷回送给昭王的白狐裘，他晚上偷进王宫，学狗叫，骗过了侍卫，果真成功了。有了这件白狐裘，那宠姬果然在昭王面前吹枕头风，昭王色迷心窍，当即命令把孟尝君放了。
孟尝君马上收拾行装，伪造符传，连姓名也换了，驾车就跑，想逃回齐国。他们一行人马在夜半的时候来到函谷关，关门紧闭，根本出不去。而这时昭王的情欲已经得到了宣泄，脑子重新清醒(也许还发现自己那件白狐裘竟然出现在宠姬衣橱里)，立刻派人打听孟尝君下落，发现已经潜逃，当即下令士卒乘坐传车去追赶孟尝君。此刻站在函谷关前的孟尝君也猜到昭王有可能后悔，在夜色中急得跳脚。这时随行门客中一个擅长学鸡叫的人就学了几声鸡叫，因为学得特别像，函谷关周围的鸡受到感染，全部叫了起来。那时没有钟表，守关的官吏听见鸡叫，稀里糊涂以为天亮了，当即开关验证放行。好在孟尝君等人的符传伪造得非常好，关吏们没有发现破绽。孟尝君一行出关才一顿饭的功夫，秦昭王派遣的追兵赶到，却已无可奈何。可见设置检验符传的关口，对于统治是多么重要。
符传是其中一种最常见的形式，另外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的方式为“”，出行者不需要事先登记，只要拿着当地政府开的介绍信就可以了。武帝时有一个叫终军的人，他是济南人，以博学善辩闻名家乡，十八岁那年，因为学习成绩很棒，被录取到长安继续深造，路过函谷关的时候，关吏验了他的介绍信，认定是良民，发给了他半截，也就是撕开的帛，终军问：“给我这个干什么？”关吏道：“等你哪天出关的时候，我们要检验这半截，合不上你就出不了关。”终军这个愤青当即激动地说：“什么？太小看人了。大丈夫西游进关，将来还要靠合出关，羞先人呢！”当即呸了两声，就把那半截给扔掉了。
终军到了长安，上书武帝，武帝很欣赏他，拜他为谒者给事中，大受宠幸。我们知道，谒者是宫禁内随身侍候皇帝的官吏，可以影响皇帝的决策，不是一般外廷官员可比。后来武帝派遣终军以谒者的身份持节巡行天下郡国，又经过函谷关，那些关吏还认识他，称赞道：“这就是那个扔掉的少年啊。”显然，因为终军持了皇帝颁发的节信，就代表着皇帝出关，谁敢去验问他的身份。
这种出关检验符传的制度，在文帝十二年已经废除，说明文帝比较大度，天下太平，不需要这么紧张戒严了。可是七国之乱后景帝又恢复了这个制度，说明景帝感觉局势仍很紧张，不得不多加防备。
在此之后，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打击诸侯王的势力，原先刘邦规定，诸侯王国的地位和郡相等，王国内的官制和汉朝中央完全相似，其中太傅辅导国王，内史治理国民，中尉掌管武事，丞相统率众官，而且其中除了丞相和太傅是由汉朝中央派去的之外，其他官吏都由王国国王自己委派，诸侯王地位尊崇，他们实际上掌握了国内的行政权，只有兵权受到限制，没有中央颁发的虎符，他们不得擅自发兵。
不能发兵，按理说诸侯王就掀不起大浪。王国兵权有时还掌握在丞相手里，但由于丞相不是最高的行政首脑，在国王处于强势的时候，丞相的权力就会受到压制，反之亦然。当年齐王刘襄想发兵进攻吕氏，就被丞相发兵围住王宫，如果不是靠魏勃的计策，齐王根本就无能为力。而吴王刘濞想造反，先前汉朝派来的丞相袁盎对他服服帖帖，而一旦造反之日，马上把汉朝派去的官吏全部杀了，所以显然这种防范还远远不够。于是在景帝中元三年，刘启下令，首先省去了诸侯王内御史大夫这个官职，两年后，又再次下诏，诸侯王不再承担治理国家的任务，所有的官吏都由中央委派，“丞相”改称“相”，使它在名称上就低于中央朝廷的丞相，官印也由以前的金印改为银印，地位大大降低。省去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其余像大夫、谒者、郎官等也减省成员，这么一来，诸侯王们是彻底阳痿了，基本上是再也不可能起兵造反了。他们实际上像一般平民富家地主一样，只能靠收税过日子，没有丝毫管理权力。如果封地大、收税多还好，日子还能过得比较排场；如果封地小、收税少，简直连一般商人还不如，贫穷的甚至只能坐得起牛车，一点面子都没有。要知道在西汉，牛车一般只是用来拉货的，人一般只乘马车。如果沦落到乘牛车的地步，就好像现在大学毕业十年后搞同学聚会，等你骑自行车到了聚会地点，发现门口停的是一色的轿车，根本就没有停自行车的场地，简直羞死人。西汉那时也是这样，你想，人家都是驾着高头大雄马拉的车而来，连一匹母马都没有，你坐辆牛车，那不丢死人吗？
壹
诸侯王的问题基本上处理完了，至于匈奴那边，刘启的运气比较好，七国造反的时候，赵王刘遂意欲联合匈奴进攻汉地，但由于汉兵很快击破了赵国，匈奴无机可乘。刘启也怕边境出乱子，在前元五年，派遣公主出嫁单于，和匈奴在边境通商，每年送给匈奴单于大量财物，以及诸侯王翁主，所以匈奴一直很老实，除了一些小型的抢掠之外，其他没什么大事，所以说刘启比他老爸的运气好。
东方诸侯既然无事，匈奴也没事，刘启接着干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除掉了丞相周亚夫。
周亚夫自从吴楚之战后，威震天下。刘启提拔他当了丞相，大概周亚夫自以为功高罢，平常偶尔会有些骄矜之色。按理说他也有资格，他的老爸是周勃，带兵诛除吕氏，维护了汉政权；他自己又亲破吴楚，巩固了汉政权，怎么会不骄傲呢。不过这家伙在政治上不够成熟，当年在细柳营练兵，在文帝面前摆了一回排场，官职不降反升，他以为在景帝面前也应该保持这种优良作风。可是他忘了人和人完全不一样，世界和世界也完全不一样。文帝为人比景帝要宽容，文帝时的政治形势也比景帝时复杂。拿文帝时摆过的谱照样在景帝面前摆，就是不识时务，必然会遭到覆败的命运。
周亚夫第一次得罪刘启，是在景帝前元七年，刘启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周亚夫身为太尉，自以为是全国军队总司令，牛皮烘烘，可以说得上话，拼命劝谏，刘启懒得理他，很讨厌他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派。而那个他在平定七国之乱时得罪过的梁孝王这时也落井下石，时时在窦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窦太后宠爱梁王，当然也会逐渐对周亚夫有看法。当主子的就是这样，你为他立了大功，这是应该的，奴才孝敬主子，保护主子，这是天经地义的嘛；但是你如果稍微得罪了他，他就马上翻脸。按说周亚夫看见皇帝对他开始冷淡，就应该有所警惕，而偏偏他不识趣，再次做了违拗主子意图的事，而且这次是直接得罪了窦太后。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窦太后对刘启说：“皇后的哥哥王信可以封侯啊。”她提起这事，分明因为王信不久前为梁孝王在刘启面前说了好话，使刘启赦免了梁孝王，她要补偿一下王信。刘启听老妈主动提出要给自己大舅子封侯，谦逊地说：“当初先帝在时，南皮侯、章武侯都没有封侯，到臣即位后才给他们分封，王信怎么能封侯呢？”
南皮侯窦彭祖是窦太后的弟弟窦长君的儿子，章武侯窦广国(字少君)是窦太后的弟弟，他们都出身很低，而且窦少君和姐姐重逢的故事很有戏剧性。他四五岁时，就因为家贫被人拐卖，而且似乎品相不好，连续转手了十多家，才被一个宜阳的买家带走。他那时虽然不过十多岁，却仍被命令去山中为主人烧炭。有一天晚上，他和一百多个同样命苦的人躺在堤岸之下睡觉，堤岸突然崩塌，把他们全部活埋，只有他一个人幸免不死。惊惧之余，他给自己占了一卜，发现自己不出数日就可封侯，非常诧异。很快他又跟着主人来到长安，听说了朝廷立了新皇后，姓窦，老家在观津(今河北武邑)。少君当年被拐卖时年纪虽小，但还记得自己原本是观津人，姓窦，他又想起了自己会封侯的占卜，当即心中砰砰直跳，皇后的弟弟，按规矩确实可以封侯啊，看来事情就应在这上面了。他壮着胆子上书认亲。皇后一听，马上报告文帝刘恒。
刘恒立刻召见窦少君，问他有什么证据。窦少君将自己的遭遇原原本本地说了，又指着自己脑门上的伤疤，说是当年和姐姐一起爬树采桑时摔的，并绘声绘色地描述：“姐姐当年被吕太后遣送到代国去的时候，曾经和我在传舍(官办旅店)诀别，还向人讨了一点热水为我洗头，之后又讨了一点饭食让我果腹，才恋恋不舍地和我挥手作别。”也难为他记忆力好，这个细节一下子把窦皇后的眼泪逗得像泉水一样喷涌，抱着他就嚎啕大哭，旁边的侍御奴才们也赶紧哭泣“助哀”，也就是帮助皇后加大悲哀。就这样，不久前还伐薪烧炭的农民工窦少君转眼间就从旧社会来到了新社会，户口转成了长安的，房子住上了豪华的，饭食变成了玉粒的，老婆变成了美貌的。总之脱胎换骨了。
绛侯周勃和颍阴侯灌婴在一旁却很不高兴，他们商量道：“这个死农民工小学文凭都没有，纯粹是个暴发户，品德可靠不住，说不定会乱来。他的地位又高，假如他真的乱来，我们说不定会死在他手里，得赶快给他选拔几个家庭教师，好好给他补习功课，教给他做人的道理。还有他那个老哥窦长君，不知道有没有小学毕业，都得一起注册进修。”
这显然是偏见，相比文凭和道德的关系，有时候我宁愿相信有的人就是天生的恶棍，不管他文凭多高；有的人天生就很善良，哪怕他目不识丁。据说美国做过一个实验，说的是科学家给一些罪犯的大脑进行扫描，发现这些罪犯中有许多人的大脑某部分和常人有异，或者是某种正常生理构造没发育完全，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这样看来，不管怎么样，从生理上说，天生的恶棍是未必不存在的。周勃这帮家伙躲在一旁唧唧歪歪，却偏偏忘了自己当初也是农民起义军首领。现在打下天下了，就以为自己是城里人了，看不起农民工了，实在可恶之极。当然，也许这是人类的普遍弱点，不能光怪周勃。总之，据说请了家庭教师补习后，窦氏兄弟文化水平直线上升，道德修养也如影随形，不肯落后，很快就变成了谦让君子，不敢以富贵骄人。
不过文帝在位时，为了谦让，坚决不肯封窦氏兄弟为列侯，窦太后虽然不高兴，在自己老公面前却不敢发火。等到儿子刘启即位，总算可以颐指气使了，可惜窦长君已经死了，只能立他的儿子为列侯。现在景帝刘启提出这个例子，想表示自己应当效法先帝的谦让，窦太后道：“人生富贵，应当在生前就好好享受，死了以后还有什么意思呢？窦长君活着的时候，最终没能封侯，死后他的儿子才得了侯爵，我一想起来就觉得遗憾。皇帝还是赶快给王信封侯罢。”
刘启回答道：“那么，臣请求去和丞相商量一下。”
他马上召见周亚夫，说了窦太后的意见，周亚夫当即反对：“当年高皇帝有约誓：不是刘氏宗族不能封王，不是有功者不得封侯。如果违背誓约，天下人一起来讨伐他。如今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但是没有点滴功劳，给他封侯，是违背约誓的。”
刘启一听，默不作声。周亚夫是功臣列侯的儿子，当然很珍惜自己得之不易的爵位。这就像十几年前的博士硕士，看到现在博士硕士满天飞的情况，忍不住会哀叹自己的学位贬值了一样。如果一个暴发户仅仅因为是皇后的哥哥就封为列侯，那自己在战场上辛辛苦苦打仗厮杀得来的爵位还值什么钱？
刘启心里不悦，但王信毕竟是自己的大舅子，如果他一意孤行，硬要封大舅子为列侯，也不是办不到，但皇帝们向来是喜欢名利双收的，这和既要当婊子也要立牌坊比较相似。不过后者对社会无害，只是她们自己自娱自乐；而前者则对社会有利有弊，利的方面在于皇帝们既要名声，作恶时就要多少顾忌一点点；而弊的一面在于他既在这里做不了恶，就会另外找出气筒，他可不愿憋在肚里戕害身心。这样一来，周亚夫的性命自然就岌岌可危。
这件事情刘启没有坚持，不久匈奴王徐庐等六个人投降汉朝，刘启非常高兴，决定封这六个人为列侯，以鼓励匈奴投降者前赴后继。周亚夫又反对道：“他们背弃自己的主子来投靠陛下，品德糟糕，而陛下却封他们为列侯，将来怎么去责备为人臣者不肯守节呢？”
刘启这回再不妥协：“丞相的意见不可采用。”终于一意孤行，封了徐庐等为侯。
我们也许会问，刘启在这件事上为什么不妥协了呢？其实不用问，他当然不会妥协，因为徐庐等不是自己人，而是匈奴人。专制国家的君主，他们的为人方式就是这样：对外客气，对内残暴。民主国家则反之。所以在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他的职责是为国民谋取利益，否则他就要下台。而专制国家的君主，则信奉“朕即国家”，全国百姓都是他的奴仆，全国土地财物都是他的私产，他想给谁就给谁，给奴仆们一点，那是恩赐；给匈奴人，则显示一个君主的面子，表示他有的是钱。慈禧皇太后曾说：“宁与外邦，不与家奴。”都是一样的心态，因为外国人再坏，在她看来，还是客人；而自己的百姓再好，也不过是豢养的狗，对狗，那是不需要什么客气的。可怜当时那些朝不保夕的傻瓜们还脸红脖子粗地叫嚣什么“扶清灭洋”，要为她跟洋人拼命，真是愚蠢之极，无可救药。同样，周亚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虽然贵为丞相，本质上仍不过是皇帝身边一条华丽的斗犬，地位比投降的匈奴人要低。匈奴人在刘启眼里，究竟还是客人。刘启怎么可能会因为狗的建议而对客人不恭呢？武帝时候，有个叫汲黯的大臣也向武帝建议，把投降的匈奴人都当作烈属家的奴仆，同样遭到了武帝的嗤之以鼻，道理是一样的。
周亚夫这种不合作的精神再次惹恼了刘启。刘启大概也暗暗想，这家伙说我以后没法责备人臣不肯守节，看来已经怀有二心了，不杀了这家伙，将来免不了会出乱子。于是脑中暗暗萌生了除掉周亚夫之心。
周亚夫看见刘启坚决封匈奴人为侯，知道皇帝对自己很不满了，于是上书称病，请求免去丞相职位。刘启更加恼怒：这家伙真的跟自己叫板了，还称病要求退休，你以为你是谁？缺了你地球就不转了？想要挟我，没门。当即允许。
这世上当领导的，大概最讨厌下属采取无声的抵抗。当年太子太傅窦婴因为劝谏刘启废太子刘荣而不得，也称病躲在家里以酒色自娱。别人就去劝他：“能让将军富贵的，是当今皇帝；能亲和将军的，是当今太后。将军为太子太傅，皇帝废黜太子，将军向皇帝面争反对，却没有成功。不能自杀谢罪，反而称病引退，天天抱着美女喝酒而不朝见，这不是暗中向皇帝叫板，表达自己的不满吗？一旦皇帝生气，只怕将军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窦婴一听，吓得赶快上朝，宣称病愈。可见窦婴还比较乖巧，而周亚夫显然就有些执拗，这是他自己在自己的棺材上多钉了一根棺材钉，怪不得别人。
贰
四年后，刘启觉得自己时日无多，除掉周亚夫的时候到了，于是召周亚夫进宫，赐他食物，食案上摆着一大块猪肉，没有切开，又不安排筷子。周亚夫马上自己吩咐掌管筵席的尚席官：“去，快给我去拿筷子来。”刘启看在眼里，笑着说：“不给你放筷子，正是我吩咐的，嘿嘿，你大概很不满罢？”周亚夫这才知道，虽然已经四年过去了，皇帝对自己的怨恨却光彩如新，他赶忙摘下帽子伏地道歉。刘启道：“起来罢。”周亚夫赶忙快速地走了出去。刘启望着他的背影在阳光下拖成长长的一条，冷笑道：“这家伙还是怏怏不乐，将来我的儿子即位，恐怕制不住他。”
皇帝要杀大臣，要找理由是非常容易的，很快机会来了。
有一天，皇宫里专门为皇帝制造器物的尚方工官要偷偷出售一批盔甲，总共五百套，不过这批盔甲只是明器，是陪葬用的，没有实用价值。周亚夫的儿子很孝顺，当即就为父亲订好了这批货，然后雇佣了一帮民工去取，最后却不肯付给民工工钱。民工们当然不干，上门追讨，这种行为非常“恶劣”，换到现在，大概可以称为“恶意讨薪”，可是周亚夫的儿子水平还不够，没有发明这么牛逼的词来为自己开脱，他只是仗着自己是列侯子孙，不理不睬，同时让家丁们严加防范。民工们义愤填膺，只好集体上访，告到了朝廷，说周亚夫的儿子偷偷购买皇帝用的器物。刘启一听，笑得要死，正要琢磨老周的罪状呢，这罪状就送上门来了。他当即果断地下令，将周亚夫及其儿子一并逮入监狱，派遣酷吏严刑拷问。
我们前面说过，酷吏们是依附皇权的寄生虫，一向擅长察言观色，主子撅起P股，就知道主子会拉什么屎。这个刘启派去的酷吏对主子的意思当然也心领神会，他来到周亚夫面前，左手拿着竹简，右手拿着毛笔，言辞恳切地问道：“我说君侯啊，皇帝陛下对您这么好，您为什么还想造反呢？”
周亚夫跟他老爸一样，不善言辞：“臣岂敢造反。”
那酷吏认真地说：“什么？不想造反，不想造反买这么多盔甲干什么？”
简直明知故问，周亚夫当即气得发抖：“臣所购买的器物，都是下葬用的明器，一碰就裂，质量根本就不适合战场使用，怎么可能拿来造反呢？”
酷吏笑了笑，说出了有史以来最牛逼的一句驳斥：“君侯就算不想在地上造反，可是有了这么多盔甲陪葬，也免不了会在地下造反的。”
这酷吏的逻辑是丝毫没有问题的，你说是明器嘛，质量低劣，根本不堪使用，可是到了地府，它们总不存在这种问题罢，你要拿来造反不是不可能的。当然类似这样的绝妙杀人理由之前就有，早在春秋时候，有一个叫勾践的人就这么用过。
越王勾践当年被吴王夫差打得找不着北，差点亡国，还是靠着行使美人计才逃过一劫。又靠了范蠡、文种等几位大臣的辅佐，十年生聚，十年发愤才灭了吴国，报了大仇。可是他一得意，马上就想杀了范蠡、文种等一干功臣。好在范蠡识相，早早弃官逃亡经商，躲到宋国的定陶当了寓公。临走之前曾给文种留了一封信，信中说勾践这家伙长得像一只大鸟，长颈尖喙，只可和他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不如弃官一起逃亡。文种不听，还傻乎乎地留在国内，想继续当忠臣。可是勾践已经容不下他了，有一天召见他，语重心长地说：“文大夫啊，我知道，你肚子里有很多阴谋兵法，还有九种征服其他国家的良策，我只采用了其中的三种，就搞得吴国亡国，其他六种你藏在心里，在这世上却发挥不了作用，实在可惜啊，我有个提议，不知道文大夫你意下如何？”
文种惊喜地问：“什么提议，大王快说，臣就算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勾践干笑了一声：“是这样的，我虽然在这世上灭亡了吴国，可是吴国那些死去的先王们在地府的势力仍然很大，我很头疼啊，不如你到地下去侍候我的先王，为我的先王带兵去攻打吴国的先王罢。”
文种当即傻了眼，刚才已经说了肝脑涂地都可以，现在想反悔可不行，而且会牵连家人，只好长叹一声，伏剑自杀。
古人说伴君如伴虎，当真是说尽了当奴才的悲哀。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兴致勃勃地去侍候这些残忍的帝王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维护这种无耻的政治制度呢？也许因为智慧有限，他们无法想出一套更高尚的政治制度；还因为人性中有其与生俱来的劣根性，总有一帮人甘愿当奴才，为帝王们充当走狗和帮凶。当司马迁和董仲舒们在油灯下阅读先秦典籍的时候，大概非常羡慕三代春秋时候的那些士大夫们罢，那些人不必生活在无孔不入的专制皇权之下，他们能有自己广阔的自由。而很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专制帝王们砸烂这种自由的所谓政治家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等人，最后无一不是死在自己精心构建的帝国权威之下，而那些前赴后继地践行他们理论的酷吏们也大多不得好死。在这时候，我宁愿相信这世间还有因果报应这一学说。
我们回到周亚夫这个场景中来。
话说周亚夫听那酷吏这么驳斥，当即崩溃。躺在监狱的干草上，他开始深深后悔，他后悔在官吏们来捕捉他的时候，没有坚决自杀。因为他的妻子很天真，觉得自己老公为汉朝立下了那样多的汗马功劳，皇帝怎么可能会杀他？她制止了老公，反而使老公死得更痛苦。周亚夫在监狱里呆着，也没有人来杀他，只是接连五天没有人给他送来一粒粮食，好像他是一只玄鬓的夏蝉，靠吸风饮露就能活命。我不知道独裁者有时为什么喜欢采取将人饿死这种方式，难道是他们终究怀有良知？不肯直截了当地杀戮；或者是他们在掩耳盗铃，觉得饿死别人不是自己的本意，只是自己忘记了送食，以此取得良心的安宁；又抑或是饿死别人可以让别人更加痛苦，自己愈加快意？总之很难揣测。
周亚夫肯定是个刚直不阿的人，第五天的时候，他最终义愤填膺，大叫一声，吐出大团大团的鲜血，死在狱中。
有一个传说，周亚夫当河内太守的时候，有一个老妪许负曾经给他看相，说：“君三年后可以封侯，封侯八年后，可以当将军，升丞相，掌管朝政，在人臣中贵重无比。再过九年将会饿死。”
周亚夫不相信，笑道：“臣的哥哥已经继承了父亲的侯爵，就算死了，也有他的长子继承爵位，臣怎么能封侯呢？就算您说对了，臣能封侯，将来又怎么可能饿死呢？您给臣再具体说说罢。”
许负指着他的嘴巴，说：“你这里有一条纵纹一直延入口中，相书上说，这是饿死的特征。”
周亚夫的哥哥绛侯周胜之娶了公主为妻，但是夫妻感情一直不好，六年后又犯了杀人的罪行，被判处死刑。按照汉代的规矩，列侯判死罪，爵位就从此断绝，不能由其他儿子继承。但是因为周勃功劳太大，文帝不好意思，过了一年，又选择周亚夫封为侯爵，封地在渤海郡的条县，称为条侯。我们查看一下伟大的军事家周亚夫同志的履历：
文帝前元十六年，任河东太守。
文帝后元三年，封条侯。
文帝后元六年，为将军，驻军细柳，继而拜为中尉。
文帝后元七年，为车骑将军。
景帝前元三年，拜为太尉，击吴楚等七国。
景帝前元七年，为丞相。
景帝中元三年，免相。
景帝后元元年，下狱呕血死。
一生经历基本上被许负猜中，简直神奇。
除掉了周亚夫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刘启总算出了一口气，很快就封大舅子王信为盖侯，可以告慰窦太后了。
叁
客观地说，刘启除了心眼比他老爸小，对待大臣更残酷之外，对老百姓却干了一些好事。下面我们可以叙述一下他可以和文帝刘恒媲美的德政，也希望一些无脑的愤青们不要嚷嚷：你看，景帝其实比他老爸好嘛！对为非作歹的功臣们残酷，不就是对老百姓的爱护吗？文帝有什么好，他的郎中令张武贪赃枉法，他不但不追究，反而再次赐给他金钱，想让他羞愧，这不是骗人吗？而景帝多好，任用酷吏，狂杀那些为非作歹的太子党们，使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治安大好，这才是真正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啊！
这些说法貌似有理，却都是高烧后的呓语。首先我们要明白，景帝任用的酷吏，不仅仅对贪官残酷，对百姓也未必留情。就像他任用的酷吏宁成，在家乡欺男霸女，强买强卖，瞬间就积累了上千万的财富。武帝即位，还想再次任用他，御史大夫公孙弘劝谏道：“臣在山东当百姓的时候，宁成当济南都尉，对待老百姓像狼见了羊一样，这样的人不可以让他当地方行政官。”武帝只好拜宁成为关都尉，专门掌管关津过往事宜，但是不久就流传一句谚语：“宁见乳虎，不要碰到宁成发怒。”可见他的酷暴。在这种酷吏治理下的城邑，可能确实会治安大好，但却是用白色恐怖的手段所达到的，在这种表面的太平光景之下，不知道有多少冤死者的灵魂在地下哭泣，实际上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这种太平，不要也罢。
第二，景帝既然任用酷吏，就能使酷吏们有无上权威，可见皇权的可怕。他可以轻易地碾碎那些功臣列侯，则捏死一个老百姓更像捏死一只蚂蚁一般，只要他愿意。在这样一种威权下生活，随时都有意想不到的灾祸，它带来的恐惧，和长安那些太子党们为非作歹带来的痛苦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
第三，长安那些列侯以及其他郡国的诸侯王、各级官吏们，他们之所以有为非作歹的能力，他们的权力来源在何处？实际上归根结底也是最高的统治者赐给他们的，只是这个最高统治者希望自己有随心所欲地掌握这种权力的能力，只要这些列侯官吏们嚣张得不是太过分，他是无所谓的，他尽可以高高在上地欣赏自己赐给这些高级奴才们的恩典。但是如果做得太过分，以至百姓怨声载道，这一则会影响自己的统治，二则表明这些高级奴才们在蔑视自己的权威，就不能不派遣酷吏走狗们去好好教训一下他们，杀鸡骇猴。
第四，文帝就算对功臣们优容一点，会不会使得列侯官吏们更加嚣张，从而侵害百姓利益呢？不会。因为文帝是个明君，一个明君只要任用的官吏赏罚分明，就不必一定要使用酷暴的手段以达到目的。一个君主，到了使用酷暴的手段才能维持统治的地步，只能说明这家伙心虚；或者说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要达到法律之外的目的，就像景帝杀害周亚夫，不任用酷吏，而任用张释之那样的文法吏，就使不出那么无赖的手段，写不出那样无耻的狱辞。我在这里并不是为明君圣相这种恶心的传统辩护，可是在无可奈何的时候，还是当稳了奴才比当奴才而不得要快乐一点点。就像有的学者所归纳的那样，人民之所以拥护墨索里尼，是因为他们害怕生活在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之中。既然一个自由民主的乐土不可能得到，那只有忍辱偷生了。毕竟，上帝赋予人的生命，就同时赋予了他们苟且偷生的天性啊。尤其对那些能力比较弱小的人来说，他们估计更希望生活在一种强大的专制统治之下，毕竟这种强大的专制对那些满脸横肉的流氓比对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约束力。
有时一种虚幻的自豪心也会让人喜欢专制。法国在旧的贵族统治时期，人民有一段时间就曾因此感到快慰，而对自己依附于国王的专横并不感到难受，他们骄傲地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强大国王的统治之下。”而这种自豪不过是短暂的抽风。
肆
至于景帝的具体爱民措施，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前元元年和前元六年，他分两次改革了文帝废除肉刑的政策，减轻笞刑，将笞五百先改为笞三百，进而改为笞二百；将笞三百先改为笞二百，进而改为笞一百，使肉刑的废除真正对百姓有利。
中元二年，景帝下诏，改“磔”这种刑罚为“弃市”，原先很多死刑都判处“磔”刑，过于残酷，死了之后还要张开尸体示众，现在一概废除。
中元四年，景帝下诏，说：“狱事是人生的大事，一旦被判死罪，就不可能复生。有的官吏收受贿赂，营私舞弊，陷害良善，让无罪者死亡，有罪者反而逃脱，这是我很怜悯的。从今往后，凡是那些有疑点的案件，或者那些证据虽然确凿，但被告人自己觉得不服气的案件，都要上报长安，让廷尉商议判决。”这实际上是建立了犯人的上诉制度，体现了刘启对百姓生命的关心。
后元元年，又下诏道：“狱事，是非常重要的事，而人有聪明愚蠢，官有上下等级。凡是那些有疑问的案件都要上报有关部门判决。有关部门判决不了，就上报廷尉。那些有疑问上报的案件，后来廷尉发现判决不合理，或者证据确凿根本不需要上报，上报者都没有过错。凡是判案尽量以宽容为上。”这种疑案奏报制度其实也由来以久，1983年至1984年在湖北江陵发掘的张家山汉简，就有一篇专门的《奏谳书》，记载了当时汉初官吏对一些疑案上报廷尉的内容，景帝在这里又特意下诏规定上谳制度，可能是认识到以前的做法不够完善。
后元二年，夏四月，景帝下诏：“雕文刻镂，是伤害农事的行为；锦绣纂组，是妨害女红的行为。希望天下人都能够尽力耕织，以备荒年。我自己也以身作则，不接受天下一切的进贡，并减省太官御厨的食物供养，减省天下百姓的徭役。”这和文帝的节俭政策一脉相承。
同年五月，景帝又下诏：“人不怕他智商不高，就怕他耍阴谋诡计；不怕他不够勇敢，就怕他欺男霸女；不怕他不够富裕，就怕他贪得无厌。只有品德高的人，他们欲望才很少。现在朝廷选用官吏的规矩，要家产十万钱才能上线，这是以财取人，是不对的。我认为，品德高尚的人不需要很多钱，照样应该让他们当官。以前国家也有许许多多的限制，说什么商人家庭不许做官啊，没钱又不能当官啊，这怎么行，太苛刻了，我为此感到很难过。从今往后，家里够四万钱家产的就可以当官，不要让品德好的人没有进身之途，而那些贪婪的家伙却一直得利。”
让富人当官，是西方也曾经实行的规矩。贵族做官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荣誉，而不是为了利益；而穷鬼当官，首先就想利用自己的权力把自己养肥。所以让有钱人当官，貌似不合理，其实是古人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智慧的结晶。托克维尔曾说，薪水制使贵族治国的理想全部丧失，同时也就离专制近了一步。
当然，如果一味强调家产，又会让有些家境一般但的确有着崇高理想的人失掉为政府做事的机会，景帝的改良，也可以算是合理。
后元三年正月，又下诏道：“农事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饥饿了不可以吃，寒冷了又不可以穿，没有用处。今后郡国官吏要劝导百姓，尽力农桑，多种树木，凡是官吏们无偿征发或者有偿雇佣百姓去开采珠玉的，全部以贪污受贿罪论处，上级官吏对之不闻不问的，和他们同罪。”
甲子这一天，刘启在未央宫驾崩，遗诏赐诸侯王列侯各两辆马车，二千石以上官吏黄金各二斤，普通官吏和百姓每户一百钱。后宫宫女全部遣出，让她们回家，终身不再服徭役。二月六日，下葬阳陵。
阳陵现在还没有发掘，但是它周围的陪葬区已经有诸多的发掘成果，通过这些成果，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一些社会状况。
1990年的春天，西安市政府要修建机场高速公路，堪定的路线必须从阳陵陵区通过。考古队来到工地上，首先进行初步的考古钻探，结果发现了不少陪葬墓坑，在那个时候，只有皇帝身边的重臣和宠臣，才有资格在主墓穴旁边安排从葬坑，它们一般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就属于从葬坑。
和其他古墓一样，阳陵附近也有可怕的盗洞，甚至在盗洞的底部，还有一具当年盗墓者留下的尸骨，惹人遐思，大概这个人是被他贪婪的同伙杀死的。墓坑中金银器物无存，但幸好还留下了一些盗墓贼不感兴趣的东西，比如陶俑。阳陵陵区出土的陶俑只有真人身材的三分之一大小，但它们身上的彩绘有的还依稀可见，类别有武士、有侍女，让我们能想象那时候普通民众的神情状貌。
阳陵附近的其他九十多座陪葬坑，大部分是贵族，从陪葬品中可以看见他们的奢华。可是就在这些陵墓的西北不远处，却有一些修筑这些豪华陵墓的刑徒墓坑，阴森恐怖，墓坑排列无序，坑中尸骨凌乱，相互枕藉，埋葬草率，没有一件陪葬品。这些苦命人的骨架上还大多戴有“钳”、“ ”等类铁制刑具，有的还有明显的砍斫痕迹。这就是文景之治时候普通百姓的命运。
《汉书·孝景本纪》的赞里是这样说的：“孔子说：‘当今时代的人，也是夏、商、周三代遗传下来的无所私曲之民。’确实啊！老百姓的本质都是好的，就看统治者对他们如何教化。晚周和秦国的弊端，就在于虽然法网太密，狱吏太酷，却仍旧罪案频仍，无法涤除。汉朝建立之后，扫除那些繁文峻法，清净无为，和老百姓一起休养生息。至于孝文皇帝即位，又增加了恭俭的态度，孝景皇帝继承遗业，跬步不失，持续到五六十年之后，乃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道德淳厚。周代称颂成、康两个皇帝的功绩，汉朝则宣扬孝文、孝景的辉煌，确实很美好啊！”
文景之治，的确是很好听的名字，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盛世，只是盛世之下仍有常人想象不出的黑暗，这黑暗被那仁慈的地母拥抱在怀里，在一定的时间，她会缓缓打开，让我们看到。
所谓符传，乃是一种过关凭证，每个要去长安的平民，都要在当地政府登记，在竹简或者木牍上写上自己的姓名、性别、身高、肤色等等特征，然后剖成两半，一半由官府先行送往各个关口，另外一半由出行人本人带着，到了关口，守关士卒会调出另外一半，和出行人手持的一般拼合，如果拼合无间，则说明是良民，可以入关。出关的时候也必须拿着这个，否则会被关吏拘留。有些在长安犯事的人常常因为这个原因逃不出关口，被中央政府瓮中捉鳖。
符传这种方式是专制政府的一种典型统治方式，生活在这种国家的人，一举一动都在政府的监视之下，不能随便行动，走到哪里，都有档案可查，毫无隐私。秦汉时候，函谷关是最著名的排查“奸民”的关口。秦朝统一之前，这个关口的类似功能就非常著名了。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齐国著名贵族孟尝君田文有一次出使秦国，因为他名气大，秦昭王想把他留下来当自己的相国。有人劝秦昭王：“孟尝君贤良之名播于天下，确实不错。但他本身是齐国的公族，如果让他当秦国的相国，他一定会先考虑齐国的利益，这对秦国是个危害啊。”秦昭王一听有理，马上变脸，把孟尝君软禁起来，准备杀掉。
孟尝君让人去找秦昭王的宠姬帮忙，宠姬说：“我想要孟尝君的那件白狐裘。”孟尝君的确有一件白狐裘，价值千万，天下无双，但是一来秦国之后，就献给秦昭王了，哪里还有第二件？所以一筹莫展。
好在孟尝君以豢养门客而著称，不管什么人，只要来投奔他，他都来者不拒。他有块封地在薛，每年都有很多税收，养数千门客不在话下，最多时候就养了三千门客，声势显赫。后世很多读书人都以他为榜样，元代严忠济《天净沙》曲里说：“有朝一日天随人愿，赛田文养客三千。”就是这个意思。这次跟从孟尝君来秦国的门客中有一个擅长偷盗的，自告奋勇要去偷回送给昭王的白狐裘，他晚上偷进王宫，学狗叫，骗过了侍卫，果真成功了。有了这件白狐裘，那宠姬果然在昭王面前吹枕头风，昭王色迷心窍，当即命令把孟尝君放了。
孟尝君马上收拾行装，伪造符传，连姓名也换了，驾车就跑，想逃回齐国。他们一行人马在夜半的时候来到函谷关，关门紧闭，根本出不去。而这时昭王的情欲已经得到了宣泄，脑子重新清醒(也许还发现自己那件白狐裘竟然出现在宠姬衣橱里)，立刻派人打听孟尝君下落，发现已经潜逃，当即下令士卒乘坐传车去追赶孟尝君。此刻站在函谷关前的孟尝君也猜到昭王有可能后悔，在夜色中急得跳脚。这时随行门客中一个擅长学鸡叫的人就学了几声鸡叫，因为学得特别像，函谷关周围的鸡受到感染，全部叫了起来。那时没有钟表，守关的官吏听见鸡叫，稀里糊涂以为天亮了，当即开关验证放行。好在孟尝君等人的符传伪造得非常好，关吏们没有发现破绽。孟尝君一行出关才一顿饭的功夫，秦昭王派遣的追兵赶到，却已无可奈何。可见设置检验符传的关口，对于统治是多么重要。
符传是其中一种最常见的形式，另外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的方式为“”，出行者不需要事先登记，只要拿着当地政府开的介绍信就可以了。武帝时有一个叫终军的人，他是济南人，以博学善辩闻名家乡，十八岁那年，因为学习成绩很棒，被录取到长安继续深造，路过函谷关的时候，关吏验了他的介绍信，认定是良民，发给了他半截，也就是撕开的帛，终军问：“给我这个干什么？”关吏道：“等你哪天出关的时候，我们要检验这半截，合不上你就出不了关。”终军这个愤青当即激动地说：“什么？太小看人了。大丈夫西游进关，将来还要靠合出关，羞先人呢！”当即呸了两声，就把那半截给扔掉了。
终军到了长安，上书武帝，武帝很欣赏他，拜他为谒者给事中，大受宠幸。我们知道，谒者是宫禁内随身侍候皇帝的官吏，可以影响皇帝的决策，不是一般外廷官员可比。后来武帝派遣终军以谒者的身份持节巡行天下郡国，又经过函谷关，那些关吏还认识他，称赞道：“这就是那个扔掉的少年啊。”显然，因为终军持了皇帝颁发的节信，就代表着皇帝出关，谁敢去验问他的身份。
这种出关检验符传的制度，在文帝十二年已经废除，说明文帝比较大度，天下太平，不需要这么紧张戒严了。可是七国之乱后景帝又恢复了这个制度，说明景帝感觉局势仍很紧张，不得不多加防备。
在此之后，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打击诸侯王的势力，原先刘邦规定，诸侯王国的地位和郡相等，王国内的官制和汉朝中央完全相似，其中太傅辅导国王，内史治理国民，中尉掌管武事，丞相统率众官，而且其中除了丞相和太傅是由汉朝中央派去的之外，其他官吏都由王国国王自己委派，诸侯王地位尊崇，他们实际上掌握了国内的行政权，只有兵权受到限制，没有中央颁发的虎符，他们不得擅自发兵。
不能发兵，按理说诸侯王就掀不起大浪。王国兵权有时还掌握在丞相手里，但由于丞相不是最高的行政首脑，在国王处于强势的时候，丞相的权力就会受到压制，反之亦然。当年齐王刘襄想发兵进攻吕氏，就被丞相发兵围住王宫，如果不是靠魏勃的计策，齐王根本就无能为力。而吴王刘濞想造反，先前汉朝派来的丞相袁盎对他服服帖帖，而一旦造反之日，马上把汉朝派去的官吏全部杀了，所以显然这种防范还远远不够。于是在景帝中元三年，刘启下令，首先省去了诸侯王内御史大夫这个官职，两年后，又再次下诏，诸侯王不再承担治理国家的任务，所有的官吏都由中央委派，“丞相”改称“相”，使它在名称上就低于中央朝廷的丞相，官印也由以前的金印改为银印，地位大大降低。省去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其余像大夫、谒者、郎官等也减省成员，这么一来，诸侯王们是彻底阳痿了，基本上是再也不可能起兵造反了。他们实际上像一般平民富家地主一样，只能靠收税过日子，没有丝毫管理权力。如果封地大、收税多还好，日子还能过得比较排场；如果封地小、收税少，简直连一般商人还不如，贫穷的甚至只能坐得起牛车，一点面子都没有。要知道在西汉，牛车一般只是用来拉货的，人一般只乘马车。如果沦落到乘牛车的地步，就好像现在大学毕业十年后搞同学聚会，等你骑自行车到了聚会地点，发现门口停的是一色的轿车，根本就没有停自行车的场地，简直羞死人。西汉那时也是这样，你想，人家都是驾着高头大雄马拉的车而来，连一匹母马都没有，你坐辆牛车，那不丢死人吗？
壹
诸侯王的问题基本上处理完了，至于匈奴那边，刘启的运气比较好，七国造反的时候，赵王刘遂意欲联合匈奴进攻汉地，但由于汉兵很快击破了赵国，匈奴无机可乘。刘启也怕边境出乱子，在前元五年，派遣公主出嫁单于，和匈奴在边境通商，每年送给匈奴单于大量财物，以及诸侯王翁主，所以匈奴一直很老实，除了一些小型的抢掠之外，其他没什么大事，所以说刘启比他老爸的运气好。
东方诸侯既然无事，匈奴也没事，刘启接着干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除掉了丞相周亚夫。
周亚夫自从吴楚之战后，威震天下。刘启提拔他当了丞相，大概周亚夫自以为功高罢，平常偶尔会有些骄矜之色。按理说他也有资格，他的老爸是周勃，带兵诛除吕氏，维护了汉政权；他自己又亲破吴楚，巩固了汉政权，怎么会不骄傲呢。不过这家伙在政治上不够成熟，当年在细柳营练兵，在文帝面前摆了一回排场，官职不降反升，他以为在景帝面前也应该保持这种优良作风。可是他忘了人和人完全不一样，世界和世界也完全不一样。文帝为人比景帝要宽容，文帝时的政治形势也比景帝时复杂。拿文帝时摆过的谱照样在景帝面前摆，就是不识时务，必然会遭到覆败的命运。
周亚夫第一次得罪刘启，是在景帝前元七年，刘启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周亚夫身为太尉，自以为是全国军队总司令，牛皮烘烘，可以说得上话，拼命劝谏，刘启懒得理他，很讨厌他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派。而那个他在平定七国之乱时得罪过的梁孝王这时也落井下石，时时在窦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窦太后宠爱梁王，当然也会逐渐对周亚夫有看法。当主子的就是这样，你为他立了大功，这是应该的，奴才孝敬主子，保护主子，这是天经地义的嘛；但是你如果稍微得罪了他，他就马上翻脸。按说周亚夫看见皇帝对他开始冷淡，就应该有所警惕，而偏偏他不识趣，再次做了违拗主子意图的事，而且这次是直接得罪了窦太后。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窦太后对刘启说：“皇后的哥哥王信可以封侯啊。”她提起这事，分明因为王信不久前为梁孝王在刘启面前说了好话，使刘启赦免了梁孝王，她要补偿一下王信。刘启听老妈主动提出要给自己大舅子封侯，谦逊地说：“当初先帝在时，南皮侯、章武侯都没有封侯，到臣即位后才给他们分封，王信怎么能封侯呢？”
南皮侯窦彭祖是窦太后的弟弟窦长君的儿子，章武侯窦广国(字少君)是窦太后的弟弟，他们都出身很低，而且窦少君和姐姐重逢的故事很有戏剧性。他四五岁时，就因为家贫被人拐卖，而且似乎品相不好，连续转手了十多家，才被一个宜阳的买家带走。他那时虽然不过十多岁，却仍被命令去山中为主人烧炭。有一天晚上，他和一百多个同样命苦的人躺在堤岸之下睡觉，堤岸突然崩塌，把他们全部活埋，只有他一个人幸免不死。惊惧之余，他给自己占了一卜，发现自己不出数日就可封侯，非常诧异。很快他又跟着主人来到长安，听说了朝廷立了新皇后，姓窦，老家在观津(今河北武邑)。少君当年被拐卖时年纪虽小，但还记得自己原本是观津人，姓窦，他又想起了自己会封侯的占卜，当即心中砰砰直跳，皇后的弟弟，按规矩确实可以封侯啊，看来事情就应在这上面了。他壮着胆子上书认亲。皇后一听，马上报告文帝刘恒。
刘恒立刻召见窦少君，问他有什么证据。窦少君将自己的遭遇原原本本地说了，又指着自己脑门上的伤疤，说是当年和姐姐一起爬树采桑时摔的，并绘声绘色地描述：“姐姐当年被吕太后遣送到代国去的时候，曾经和我在传舍(官办旅店)诀别，还向人讨了一点热水为我洗头，之后又讨了一点饭食让我果腹，才恋恋不舍地和我挥手作别。”也难为他记忆力好，这个细节一下子把窦皇后的眼泪逗得像泉水一样喷涌，抱着他就嚎啕大哭，旁边的侍御奴才们也赶紧哭泣“助哀”，也就是帮助皇后加大悲哀。就这样，不久前还伐薪烧炭的农民工窦少君转眼间就从旧社会来到了新社会，户口转成了长安的，房子住上了豪华的，饭食变成了玉粒的，老婆变成了美貌的。总之脱胎换骨了。
绛侯周勃和颍阴侯灌婴在一旁却很不高兴，他们商量道：“这个死农民工小学文凭都没有，纯粹是个暴发户，品德可靠不住，说不定会乱来。他的地位又高，假如他真的乱来，我们说不定会死在他手里，得赶快给他选拔几个家庭教师，好好给他补习功课，教给他做人的道理。还有他那个老哥窦长君，不知道有没有小学毕业，都得一起注册进修。”
这显然是偏见，相比文凭和道德的关系，有时候我宁愿相信有的人就是天生的恶棍，不管他文凭多高；有的人天生就很善良，哪怕他目不识丁。据说美国做过一个实验，说的是科学家给一些罪犯的大脑进行扫描，发现这些罪犯中有许多人的大脑某部分和常人有异，或者是某种正常生理构造没发育完全，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这样看来，不管怎么样，从生理上说，天生的恶棍是未必不存在的。周勃这帮家伙躲在一旁唧唧歪歪，却偏偏忘了自己当初也是农民起义军首领。现在打下天下了，就以为自己是城里人了，看不起农民工了，实在可恶之极。当然，也许这是人类的普遍弱点，不能光怪周勃。总之，据说请了家庭教师补习后，窦氏兄弟文化水平直线上升，道德修养也如影随形，不肯落后，很快就变成了谦让君子，不敢以富贵骄人。
不过文帝在位时，为了谦让，坚决不肯封窦氏兄弟为列侯，窦太后虽然不高兴，在自己老公面前却不敢发火。等到儿子刘启即位，总算可以颐指气使了，可惜窦长君已经死了，只能立他的儿子为列侯。现在景帝刘启提出这个例子，想表示自己应当效法先帝的谦让，窦太后道：“人生富贵，应当在生前就好好享受，死了以后还有什么意思呢？窦长君活着的时候，最终没能封侯，死后他的儿子才得了侯爵，我一想起来就觉得遗憾。皇帝还是赶快给王信封侯罢。”
刘启回答道：“那么，臣请求去和丞相商量一下。”
他马上召见周亚夫，说了窦太后的意见，周亚夫当即反对：“当年高皇帝有约誓：不是刘氏宗族不能封王，不是有功者不得封侯。如果违背誓约，天下人一起来讨伐他。如今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但是没有点滴功劳，给他封侯，是违背约誓的。”
刘启一听，默不作声。周亚夫是功臣列侯的儿子，当然很珍惜自己得之不易的爵位。这就像十几年前的博士硕士，看到现在博士硕士满天飞的情况，忍不住会哀叹自己的学位贬值了一样。如果一个暴发户仅仅因为是皇后的哥哥就封为列侯，那自己在战场上辛辛苦苦打仗厮杀得来的爵位还值什么钱？
刘启心里不悦，但王信毕竟是自己的大舅子，如果他一意孤行，硬要封大舅子为列侯，也不是办不到，但皇帝们向来是喜欢名利双收的，这和既要当婊子也要立牌坊比较相似。不过后者对社会无害，只是她们自己自娱自乐；而前者则对社会有利有弊，利的方面在于皇帝们既要名声，作恶时就要多少顾忌一点点；而弊的一面在于他既在这里做不了恶，就会另外找出气筒，他可不愿憋在肚里戕害身心。这样一来，周亚夫的性命自然就岌岌可危。
这件事情刘启没有坚持，不久匈奴王徐庐等六个人投降汉朝，刘启非常高兴，决定封这六个人为列侯，以鼓励匈奴投降者前赴后继。周亚夫又反对道：“他们背弃自己的主子来投靠陛下，品德糟糕，而陛下却封他们为列侯，将来怎么去责备为人臣者不肯守节呢？”
刘启这回再不妥协：“丞相的意见不可采用。”终于一意孤行，封了徐庐等为侯。
我们也许会问，刘启在这件事上为什么不妥协了呢？其实不用问，他当然不会妥协，因为徐庐等不是自己人，而是匈奴人。专制国家的君主，他们的为人方式就是这样：对外客气，对内残暴。民主国家则反之。所以在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他的职责是为国民谋取利益，否则他就要下台。而专制国家的君主，则信奉“朕即国家”，全国百姓都是他的奴仆，全国土地财物都是他的私产，他想给谁就给谁，给奴仆们一点，那是恩赐；给匈奴人，则显示一个君主的面子，表示他有的是钱。慈禧皇太后曾说：“宁与外邦，不与家奴。”都是一样的心态，因为外国人再坏，在她看来，还是客人；而自己的百姓再好，也不过是豢养的狗，对狗，那是不需要什么客气的。可怜当时那些朝不保夕的傻瓜们还脸红脖子粗地叫嚣什么“扶清灭洋”，要为她跟洋人拼命，真是愚蠢之极，无可救药。同样，周亚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虽然贵为丞相，本质上仍不过是皇帝身边一条华丽的斗犬，地位比投降的匈奴人要低。匈奴人在刘启眼里，究竟还是客人。刘启怎么可能会因为狗的建议而对客人不恭呢？武帝时候，有个叫汲黯的大臣也向武帝建议，把投降的匈奴人都当作烈属家的奴仆，同样遭到了武帝的嗤之以鼻，道理是一样的。
周亚夫这种不合作的精神再次惹恼了刘启。刘启大概也暗暗想，这家伙说我以后没法责备人臣不肯守节，看来已经怀有二心了，不杀了这家伙，将来免不了会出乱子。于是脑中暗暗萌生了除掉周亚夫之心。
周亚夫看见刘启坚决封匈奴人为侯，知道皇帝对自己很不满了，于是上书称病，请求免去丞相职位。刘启更加恼怒：这家伙真的跟自己叫板了，还称病要求退休，你以为你是谁？缺了你地球就不转了？想要挟我，没门。当即允许。
这世上当领导的，大概最讨厌下属采取无声的抵抗。当年太子太傅窦婴因为劝谏刘启废太子刘荣而不得，也称病躲在家里以酒色自娱。别人就去劝他：“能让将军富贵的，是当今皇帝；能亲和将军的，是当今太后。将军为太子太傅，皇帝废黜太子，将军向皇帝面争反对，却没有成功。不能自杀谢罪，反而称病引退，天天抱着美女喝酒而不朝见，这不是暗中向皇帝叫板，表达自己的不满吗？一旦皇帝生气，只怕将军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窦婴一听，吓得赶快上朝，宣称病愈。可见窦婴还比较乖巧，而周亚夫显然就有些执拗，这是他自己在自己的棺材上多钉了一根棺材钉，怪不得别人。
贰
四年后，刘启觉得自己时日无多，除掉周亚夫的时候到了，于是召周亚夫进宫，赐他食物，食案上摆着一大块猪肉，没有切开，又不安排筷子。周亚夫马上自己吩咐掌管筵席的尚席官：“去，快给我去拿筷子来。”刘启看在眼里，笑着说：“不给你放筷子，正是我吩咐的，嘿嘿，你大概很不满罢？”周亚夫这才知道，虽然已经四年过去了，皇帝对自己的怨恨却光彩如新，他赶忙摘下帽子伏地道歉。刘启道：“起来罢。”周亚夫赶忙快速地走了出去。刘启望着他的背影在阳光下拖成长长的一条，冷笑道：“这家伙还是怏怏不乐，将来我的儿子即位，恐怕制不住他。”
皇帝要杀大臣，要找理由是非常容易的，很快机会来了。
有一天，皇宫里专门为皇帝制造器物的尚方工官要偷偷出售一批盔甲，总共五百套，不过这批盔甲只是明器，是陪葬用的，没有实用价值。周亚夫的儿子很孝顺，当即就为父亲订好了这批货，然后雇佣了一帮民工去取，最后却不肯付给民工工钱。民工们当然不干，上门追讨，这种行为非常“恶劣”，换到现在，大概可以称为“恶意讨薪”，可是周亚夫的儿子水平还不够，没有发明这么牛逼的词来为自己开脱，他只是仗着自己是列侯子孙，不理不睬，同时让家丁们严加防范。民工们义愤填膺，只好集体上访，告到了朝廷，说周亚夫的儿子偷偷购买皇帝用的器物。刘启一听，笑得要死，正要琢磨老周的罪状呢，这罪状就送上门来了。他当即果断地下令，将周亚夫及其儿子一并逮入监狱，派遣酷吏严刑拷问。
我们前面说过，酷吏们是依附皇权的寄生虫，一向擅长察言观色，主子撅起P股，就知道主子会拉什么屎。这个刘启派去的酷吏对主子的意思当然也心领神会，他来到周亚夫面前，左手拿着竹简，右手拿着毛笔，言辞恳切地问道：“我说君侯啊，皇帝陛下对您这么好，您为什么还想造反呢？”
周亚夫跟他老爸一样，不善言辞：“臣岂敢造反。”
那酷吏认真地说：“什么？不想造反，不想造反买这么多盔甲干什么？”
简直明知故问，周亚夫当即气得发抖：“臣所购买的器物，都是下葬用的明器，一碰就裂，质量根本就不适合战场使用，怎么可能拿来造反呢？”
酷吏笑了笑，说出了有史以来最牛逼的一句驳斥：“君侯就算不想在地上造反，可是有了这么多盔甲陪葬，也免不了会在地下造反的。”
这酷吏的逻辑是丝毫没有问题的，你说是明器嘛，质量低劣，根本不堪使用，可是到了地府，它们总不存在这种问题罢，你要拿来造反不是不可能的。当然类似这样的绝妙杀人理由之前就有，早在春秋时候，有一个叫勾践的人就这么用过。
越王勾践当年被吴王夫差打得找不着北，差点亡国，还是靠着行使美人计才逃过一劫。又靠了范蠡、文种等几位大臣的辅佐，十年生聚，十年发愤才灭了吴国，报了大仇。可是他一得意，马上就想杀了范蠡、文种等一干功臣。好在范蠡识相，早早弃官逃亡经商，躲到宋国的定陶当了寓公。临走之前曾给文种留了一封信，信中说勾践这家伙长得像一只大鸟，长颈尖喙，只可和他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不如弃官一起逃亡。文种不听，还傻乎乎地留在国内，想继续当忠臣。可是勾践已经容不下他了，有一天召见他，语重心长地说：“文大夫啊，我知道，你肚子里有很多阴谋兵法，还有九种征服其他国家的良策，我只采用了其中的三种，就搞得吴国亡国，其他六种你藏在心里，在这世上却发挥不了作用，实在可惜啊，我有个提议，不知道文大夫你意下如何？”
文种惊喜地问：“什么提议，大王快说，臣就算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勾践干笑了一声：“是这样的，我虽然在这世上灭亡了吴国，可是吴国那些死去的先王们在地府的势力仍然很大，我很头疼啊，不如你到地下去侍候我的先王，为我的先王带兵去攻打吴国的先王罢。”
文种当即傻了眼，刚才已经说了肝脑涂地都可以，现在想反悔可不行，而且会牵连家人，只好长叹一声，伏剑自杀。
古人说伴君如伴虎，当真是说尽了当奴才的悲哀。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兴致勃勃地去侍候这些残忍的帝王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维护这种无耻的政治制度呢？也许因为智慧有限，他们无法想出一套更高尚的政治制度；还因为人性中有其与生俱来的劣根性，总有一帮人甘愿当奴才，为帝王们充当走狗和帮凶。当司马迁和董仲舒们在油灯下阅读先秦典籍的时候，大概非常羡慕三代春秋时候的那些士大夫们罢，那些人不必生活在无孔不入的专制皇权之下，他们能有自己广阔的自由。而很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专制帝王们砸烂这种自由的所谓政治家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等人，最后无一不是死在自己精心构建的帝国权威之下，而那些前赴后继地践行他们理论的酷吏们也大多不得好死。在这时候，我宁愿相信这世间还有因果报应这一学说。
我们回到周亚夫这个场景中来。
话说周亚夫听那酷吏这么驳斥，当即崩溃。躺在监狱的干草上，他开始深深后悔，他后悔在官吏们来捕捉他的时候，没有坚决自杀。因为他的妻子很天真，觉得自己老公为汉朝立下了那样多的汗马功劳，皇帝怎么可能会杀他？她制止了老公，反而使老公死得更痛苦。周亚夫在监狱里呆着，也没有人来杀他，只是接连五天没有人给他送来一粒粮食，好像他是一只玄鬓的夏蝉，靠吸风饮露就能活命。我不知道独裁者有时为什么喜欢采取将人饿死这种方式，难道是他们终究怀有良知？不肯直截了当地杀戮；或者是他们在掩耳盗铃，觉得饿死别人不是自己的本意，只是自己忘记了送食，以此取得良心的安宁；又抑或是饿死别人可以让别人更加痛苦，自己愈加快意？总之很难揣测。
周亚夫肯定是个刚直不阿的人，第五天的时候，他最终义愤填膺，大叫一声，吐出大团大团的鲜血，死在狱中。
有一个传说，周亚夫当河内太守的时候，有一个老妪许负曾经给他看相，说：“君三年后可以封侯，封侯八年后，可以当将军，升丞相，掌管朝政，在人臣中贵重无比。再过九年将会饿死。”
周亚夫不相信，笑道：“臣的哥哥已经继承了父亲的侯爵，就算死了，也有他的长子继承爵位，臣怎么能封侯呢？就算您说对了，臣能封侯，将来又怎么可能饿死呢？您给臣再具体说说罢。”
许负指着他的嘴巴，说：“你这里有一条纵纹一直延入口中，相书上说，这是饿死的特征。”
周亚夫的哥哥绛侯周胜之娶了公主为妻，但是夫妻感情一直不好，六年后又犯了杀人的罪行，被判处死刑。按照汉代的规矩，列侯判死罪，爵位就从此断绝，不能由其他儿子继承。但是因为周勃功劳太大，文帝不好意思，过了一年，又选择周亚夫封为侯爵，封地在渤海郡的条县，称为条侯。我们查看一下伟大的军事家周亚夫同志的履历：
文帝前元十六年，任河东太守。
文帝后元三年，封条侯。
文帝后元六年，为将军，驻军细柳，继而拜为中尉。
文帝后元七年，为车骑将军。
景帝前元三年，拜为太尉，击吴楚等七国。
景帝前元七年，为丞相。
景帝中元三年，免相。
景帝后元元年，下狱呕血死。
一生经历基本上被许负猜中，简直神奇。
除掉了周亚夫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刘启总算出了一口气，很快就封大舅子王信为盖侯，可以告慰窦太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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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刘启除了心眼比他老爸小，对待大臣更残酷之外，对老百姓却干了一些好事。下面我们可以叙述一下他可以和文帝刘恒媲美的德政，也希望一些无脑的愤青们不要嚷嚷：你看，景帝其实比他老爸好嘛！对为非作歹的功臣们残酷，不就是对老百姓的爱护吗？文帝有什么好，他的郎中令张武贪赃枉法，他不但不追究，反而再次赐给他金钱，想让他羞愧，这不是骗人吗？而景帝多好，任用酷吏，狂杀那些为非作歹的太子党们，使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治安大好，这才是真正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啊！
这些说法貌似有理，却都是高烧后的呓语。首先我们要明白，景帝任用的酷吏，不仅仅对贪官残酷，对百姓也未必留情。就像他任用的酷吏宁成，在家乡欺男霸女，强买强卖，瞬间就积累了上千万的财富。武帝即位，还想再次任用他，御史大夫公孙弘劝谏道：“臣在山东当百姓的时候，宁成当济南都尉，对待老百姓像狼见了羊一样，这样的人不可以让他当地方行政官。”武帝只好拜宁成为关都尉，专门掌管关津过往事宜，但是不久就流传一句谚语：“宁见乳虎，不要碰到宁成发怒。”可见他的酷暴。在这种酷吏治理下的城邑，可能确实会治安大好，但却是用白色恐怖的手段所达到的，在这种表面的太平光景之下，不知道有多少冤死者的灵魂在地下哭泣，实际上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这种太平，不要也罢。
第二，景帝既然任用酷吏，就能使酷吏们有无上权威，可见皇权的可怕。他可以轻易地碾碎那些功臣列侯，则捏死一个老百姓更像捏死一只蚂蚁一般，只要他愿意。在这样一种威权下生活，随时都有意想不到的灾祸，它带来的恐惧，和长安那些太子党们为非作歹带来的痛苦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
第三，长安那些列侯以及其他郡国的诸侯王、各级官吏们，他们之所以有为非作歹的能力，他们的权力来源在何处？实际上归根结底也是最高的统治者赐给他们的，只是这个最高统治者希望自己有随心所欲地掌握这种权力的能力，只要这些列侯官吏们嚣张得不是太过分，他是无所谓的，他尽可以高高在上地欣赏自己赐给这些高级奴才们的恩典。但是如果做得太过分，以至百姓怨声载道，这一则会影响自己的统治，二则表明这些高级奴才们在蔑视自己的权威，就不能不派遣酷吏走狗们去好好教训一下他们，杀鸡骇猴。
第四，文帝就算对功臣们优容一点，会不会使得列侯官吏们更加嚣张，从而侵害百姓利益呢？不会。因为文帝是个明君，一个明君只要任用的官吏赏罚分明，就不必一定要使用酷暴的手段以达到目的。一个君主，到了使用酷暴的手段才能维持统治的地步，只能说明这家伙心虚；或者说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要达到法律之外的目的，就像景帝杀害周亚夫，不任用酷吏，而任用张释之那样的文法吏，就使不出那么无赖的手段，写不出那样无耻的狱辞。我在这里并不是为明君圣相这种恶心的传统辩护，可是在无可奈何的时候，还是当稳了奴才比当奴才而不得要快乐一点点。就像有的学者所归纳的那样，人民之所以拥护墨索里尼，是因为他们害怕生活在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之中。既然一个自由民主的乐土不可能得到，那只有忍辱偷生了。毕竟，上帝赋予人的生命，就同时赋予了他们苟且偷生的天性啊。尤其对那些能力比较弱小的人来说，他们估计更希望生活在一种强大的专制统治之下，毕竟这种强大的专制对那些满脸横肉的流氓比对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约束力。
有时一种虚幻的自豪心也会让人喜欢专制。法国在旧的贵族统治时期，人民有一段时间就曾因此感到快慰，而对自己依附于国王的专横并不感到难受，他们骄傲地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强大国王的统治之下。”而这种自豪不过是短暂的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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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景帝的具体爱民措施，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前元元年和前元六年，他分两次改革了文帝废除肉刑的政策，减轻笞刑，将笞五百先改为笞三百，进而改为笞二百；将笞三百先改为笞二百，进而改为笞一百，使肉刑的废除真正对百姓有利。
中元二年，景帝下诏，改“磔”这种刑罚为“弃市”，原先很多死刑都判处“磔”刑，过于残酷，死了之后还要张开尸体示众，现在一概废除。
中元四年，景帝下诏，说：“狱事是人生的大事，一旦被判死罪，就不可能复生。有的官吏收受贿赂，营私舞弊，陷害良善，让无罪者死亡，有罪者反而逃脱，这是我很怜悯的。从今往后，凡是那些有疑点的案件，或者那些证据虽然确凿，但被告人自己觉得不服气的案件，都要上报长安，让廷尉商议判决。”这实际上是建立了犯人的上诉制度，体现了刘启对百姓生命的关心。
后元元年，又下诏道：“狱事，是非常重要的事，而人有聪明愚蠢，官有上下等级。凡是那些有疑问的案件都要上报有关部门判决。有关部门判决不了，就上报廷尉。那些有疑问上报的案件，后来廷尉发现判决不合理，或者证据确凿根本不需要上报，上报者都没有过错。凡是判案尽量以宽容为上。”这种疑案奏报制度其实也由来以久，1983年至1984年在湖北江陵发掘的张家山汉简，就有一篇专门的《奏谳书》，记载了当时汉初官吏对一些疑案上报廷尉的内容，景帝在这里又特意下诏规定上谳制度，可能是认识到以前的做法不够完善。
后元二年，夏四月，景帝下诏：“雕文刻镂，是伤害农事的行为；锦绣纂组，是妨害女红的行为。希望天下人都能够尽力耕织，以备荒年。我自己也以身作则，不接受天下一切的进贡，并减省太官御厨的食物供养，减省天下百姓的徭役。”这和文帝的节俭政策一脉相承。
同年五月，景帝又下诏：“人不怕他智商不高，就怕他耍阴谋诡计；不怕他不够勇敢，就怕他欺男霸女；不怕他不够富裕，就怕他贪得无厌。只有品德高的人，他们欲望才很少。现在朝廷选用官吏的规矩，要家产十万钱才能上线，这是以财取人，是不对的。我认为，品德高尚的人不需要很多钱，照样应该让他们当官。以前国家也有许许多多的限制，说什么商人家庭不许做官啊，没钱又不能当官啊，这怎么行，太苛刻了，我为此感到很难过。从今往后，家里够四万钱家产的就可以当官，不要让品德好的人没有进身之途，而那些贪婪的家伙却一直得利。”
让富人当官，是西方也曾经实行的规矩。贵族做官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荣誉，而不是为了利益；而穷鬼当官，首先就想利用自己的权力把自己养肥。所以让有钱人当官，貌似不合理，其实是古人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智慧的结晶。托克维尔曾说，薪水制使贵族治国的理想全部丧失，同时也就离专制近了一步。
当然，如果一味强调家产，又会让有些家境一般但的确有着崇高理想的人失掉为政府做事的机会，景帝的改良，也可以算是合理。
后元三年正月，又下诏道：“农事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饥饿了不可以吃，寒冷了又不可以穿，没有用处。今后郡国官吏要劝导百姓，尽力农桑，多种树木，凡是官吏们无偿征发或者有偿雇佣百姓去开采珠玉的，全部以贪污受贿罪论处，上级官吏对之不闻不问的，和他们同罪。”
甲子这一天，刘启在未央宫驾崩，遗诏赐诸侯王列侯各两辆马车，二千石以上官吏黄金各二斤，普通官吏和百姓每户一百钱。后宫宫女全部遣出，让她们回家，终身不再服徭役。二月六日，下葬阳陵。
阳陵现在还没有发掘，但是它周围的陪葬区已经有诸多的发掘成果，通过这些成果，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一些社会状况。
1990年的春天，西安市政府要修建机场高速公路，堪定的路线必须从阳陵陵区通过。考古队来到工地上，首先进行初步的考古钻探，结果发现了不少陪葬墓坑，在那个时候，只有皇帝身边的重臣和宠臣，才有资格在主墓穴旁边安排从葬坑，它们一般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就属于从葬坑。
和其他古墓一样，阳陵附近也有可怕的盗洞，甚至在盗洞的底部，还有一具当年盗墓者留下的尸骨，惹人遐思，大概这个人是被他贪婪的同伙杀死的。墓坑中金银器物无存，但幸好还留下了一些盗墓贼不感兴趣的东西，比如陶俑。阳陵陵区出土的陶俑只有真人身材的三分之一大小，但它们身上的彩绘有的还依稀可见，类别有武士、有侍女，让我们能想象那时候普通民众的神情状貌。
阳陵附近的其他九十多座陪葬坑，大部分是贵族，从陪葬品中可以看见他们的奢华。可是就在这些陵墓的西北不远处，却有一些修筑这些豪华陵墓的刑徒墓坑，阴森恐怖，墓坑排列无序，坑中尸骨凌乱，相互枕藉，埋葬草率，没有一件陪葬品。这些苦命人的骨架上还大多戴有“钳”、“ ”等类铁制刑具，有的还有明显的砍斫痕迹。这就是文景之治时候普通百姓的命运。
《汉书·孝景本纪》的赞里是这样说的：“孔子说：‘当今时代的人，也是夏、商、周三代遗传下来的无所私曲之民。’确实啊！老百姓的本质都是好的，就看统治者对他们如何教化。晚周和秦国的弊端，就在于虽然法网太密，狱吏太酷，却仍旧罪案频仍，无法涤除。汉朝建立之后，扫除那些繁文峻法，清净无为，和老百姓一起休养生息。至于孝文皇帝即位，又增加了恭俭的态度，孝景皇帝继承遗业，跬步不失，持续到五六十年之后，乃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道德淳厚。周代称颂成、康两个皇帝的功绩，汉朝则宣扬孝文、孝景的辉煌，确实很美好啊！”
文景之治，的确是很好听的名字，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盛世，只是盛世之下仍有常人想象不出的黑暗，这黑暗被那仁慈的地母拥抱在怀里，在一定的时间，她会缓缓打开，让我们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