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与夫人徐乃锦
（蒋经国全家合影。）
蒋孝文乃一纨绔子弟，在美国读书时便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在台湾纵情酒色，被人视为公害。1972年因糖尿病复发而失去记忆和瘫痪。
蒋家人丁兴旺，到蒋介石的孙辈时已成为一个几十口人的大家庭了。蒋介石的孙辈主要有：蒋经国与蒋方良的4个儿女蒋孝文、蒋孝章（女）、蒋孝武、蒋孝勇，蒋纬国与邱爱伦的儿子蒋孝刚，以及蒋经国与章亚若的一对双胞胎兄弟章孝严、章孝慈，总共7人。
蒋孝文是蒋经国夫妇的第一个爱情结晶，1935年生于寒冷的西伯利亚，原名爱伦。由于长着混血儿特有的漂亮脸庞，从小就招人喜爱。在他不满3岁时，就随父母离开苏联，回到蒋介石身边。蒋介石非常疼爱这个长孙，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蒋孝文。
蒋经国夫妇回国后，先带着孩子在奉化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1940年迁往赣南，1941年蒋孝文便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赣州城东镇中心小学读书。1944年，再度随父母移居重庆，直至抗战胜利又举家迁往上海。由于不断的迁徙，蒋孝文便在重庆、杭州、上海、奉化等地的学校断断续续完成了小学和部分初中的学业。
蒋孝文从小接受和反应能力都很强，资质过人，但却极为顽皮，为此常遭父亲蒋经国的训斥。为了儿子将来能有一番作为，蒋经国对蒋孝文的管束十分严厉。蒋孝文在赣州开始入学读书后，每天放学蒋经国都要检查他的书包，清点他上学时核对过的文书笔墨，告诫他不得短少亦不得多出。
有一次蒋经国发现蒋孝文的书包里多了一支崭新的铅笔，便追问他来自何处。蒋孝文知道父亲的厉害，只得如实招来，承认铅笔是从一个同学那里要来的。蒋经国听后大怒，指责儿子道：“你可知道这是一种仗势欺人的坏作风吗？如果你以为自己的父亲是父母官，你就可以任意讨要别人东西的话，那就是个势利小人了！”蒋孝文为此哭了一夜。第二天，蒋经国亲自带蒋孝文去学校，当着老师的面，让蒋孝文把铅笔还给那位同学，并赔礼道歉。
还有一次，学校的一位老师不知道蒋孝文的家庭背景，便问他父亲的职业，蒋孝文不无得意地炫耀说：父亲是赣州的父母官，祖父是当今中国的委员长。蒋经国得知这件事后恼怒之极，不仅狠狠地训斥了他一番，还外加一顿“皮肉之苦”，据蒋孝文称：“父亲一生起气来，常把我绑起来打，每次都是妹妹求情，父亲才肯放我。”
1942年，蒋介石曾派飞机把蒋孝文、蒋孝章两兄妹从赣州接到重庆过阳历年。兄妹俩回赣州后，蒋介石还经常打电话过来询问他们的情况，蒋孝文便利用这个机会向祖父“告状”：“爷爷，我爸爸打我。”蒋介石听了总是“嘿嘿”一笑了之。
蒋孝文系蒋氏正宗嫡传，人长得仪表堂堂，聪明过人，蒋介石、蒋经国都对他寄予厚望，宠爱有加。然而，天生顽劣的个性，加上祖父的娇惯，蒋孝文非但未成才，反而变为一个纨绔子弟！
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蒋孝文跟随祖父、父亲逃亡到台湾，入台北成功中学读书。在校期间，蒋孝文调皮依旧，常常夜不归宿，约上三五个哥儿们啸聚达旦。蒋经国非常恼火，也加紧了管束。但一等蒋经国睡下，蒋孝文就爬起来，让卫士帮他把吉普车推到门外，然后再发动开走，拉朋友玩。长此以往，蒋孝文的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偏偏蒋经国又望子成龙，每次检查成绩，蒋孝文就要挨训一次，久而久之，他便想出了骗父亲的招数。
蒋孝文就读的台北成功中学校长潘振球是蒋经国在赣南时的旧属，十分严厉，根据蒋经国的交待，要对孝文严加管束。因此，潘振球出于对蒋经国的“忠心”，不管孝文的身份，只要“不争气”，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孝文很是怕他。成功中学有条校规，定期将学生的在校成绩和表现以书信方式通知家长。孝文的成绩和表现均不好，所以非常担心，便叮嘱官邸收发信件的卫士，凡学校寄来的信件，不要给他爸爸看。连续几个月后，潘振球发现每次寄给蒋经国的信都无回音，且孝文的成绩和表现越来越差，便直接跑到蒋经国的办公室询问。蒋经国回来之后，便责问孝文，孝文在严父面前只得老实坦白。蒋经国听完后，火冒三丈，拿起棍子打得孝文满屋乱窜。蒋方良急得眼泪汪汪，拼命拉住蒋经国。蒋经国余怒未消，命令孝文跪在地上，不许起来。蒋方良十分心疼，哭哭啼啼，硬是要蒋经国饶了孝文。
（病发前的蒋孝文（后）与蒋介石合影。）
蒋介石对孝文在校表现并不关心，他很喜欢这个孙子，因为孝文喜欢枪支，他就常常向孙子介绍各种武器的性能，鼓励他去打靶、练枪法，带着他去打猎。因此，从中学时起，只要放学回家，孝文便枪不离手，左右摆弄。有一次，孝文回家，钻到卫士宿舍把玩着爷爷给他的左轮手枪，一名叫李之楚的卫士回室休息，孝文见他进来，便举枪喊“不许动！”李之楚开玩笑说：“唉！别随便拿枪乱指，会闹人命的！”话音未落，“砰”的一声，李之楚就倒在血泊之中。孝文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好在枪弹未击中要害，只打穿了肺叶，李之楚被送往医院，捡回了命，但留下了终身气喘的痼疾。
枪击卫士李之楚事件发生后，台北朝野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然而孝文倚仗祖父蒋介石的宠爱，其他人亦奈何不得。不久，蒋介石、蒋经国只好把他送进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去习武，想让他收收性子。可是，孝文对纪律严明的军营生活更加不适应，仍然任性胡为，惹是生非，很快就被校方勒令退学。百般无奈，蒋介石、蒋经国只得将他送往美国，人加州伯克莱商业学校读书，学习企业管理。
（蒋孝文与徐乃锦。）
蒋孝文只身一人来到美国，没了祖父、父亲的直接管束，益发自我放纵，为所欲为。1964年，因驾车违章，闹进奥克兰地方法庭，被判罚入狱3天。美国《新闻周刊》曾以《谁丢面子？》为题，无情揭露。这样，蒋孝文在伯克莱商业学校任何学位也没有拿到，就不得不提前离开加州。后来，在华盛顿逗留期间，蒋孝文因向保险公司谎报失窃钻戒一枚，又差一点酿成大祸。最后，蒋孝文由于屡肇事端，被美国移民局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蒋孝文返回台湾后，先是出任台湾电力公司桃园管理处处长，以后又兼任了国民党桃园县党部主任的职位。在此期间，蒋孝文虽然已经与徐乃锦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女儿蒋友梅，但顽劣之性仍未加收敛，依旧花天酒地，纵情声色，人人为之侧目，视为“公害”。
蒋孝文从美国返回台湾后不久，酒后开快车，将一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张惠云碾死。事发，由同车的陶锦藩出面代为受过，私下送给死者家属20万台币了结此案。
1970年春，时任“台电总经理”的孙运漩将一项电力工程交给他，让他担任金门电力公司董事长，期望他能够学有所用。孝文到金门后，亲自负责一座现代化发电厂的设计与施工，干得颇为卖力。但是，好景不长，一日孝文耐不住工区寂寞，独自驱车到台中游玩，下榻意文酒店，光顾舞厅寻欢作乐，指名要求某红舞女伴舞。大班“有眼不识泰山”，婉言奉告，要蒋孝文稍候，等转完台子再来陪这位蒋家公子。蒋孝文所求不遂，大发雷霆，旋掷酒杯，拍桌子，借以泄愤。这下可恼怒了舞厅的保镖打手，将蒋孝文揍得鼻青脸肿，逐出门外。
蒋孝文怎肯如此善罢甘休，返回酒店，电召台中警备司令鲍步超，要他下令该舞厅歇业三天，还以颜色。鲍步超颇感到为难，因为毕竟不能以侮辱“总统”孙子的理由向舞厅问罪。最后，老于世故的鲍步超，想到了一条妙计，用协商的方法，请舞厅老板打出“装修内部”的幌子，停业三天，而到蒋孝文面前，则另编说辞请公子息怒，正当鲍步超暗自庆幸应对有方、功德圆满之际，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让蒋经国知道了这件事，被召到台北，只有两句话，鲍步超便丢了乌纱帽。
蒋经国说：“你做得太久了，应该暂时休息休息。”据说，此类因池鱼之殃，致丢官失职者，还有台北市警察局长杨济华。骄奢淫逸的蒋孝文接二连三地仗着祖父、父亲的权势滋意闹事，令蒋介石、蒋经国异常失望，尤其是蒋经国对他几乎不抱希望。蒋孝文见父亲对自己失望至极，自知无论如何奋斗终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更加意志萎靡，堕落不堪。
（1950年10月10日，蒋经国全家在长安寓所合影）
由于家族遗传的缘故，加上自己酒色无度，蒋孝文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患有糖尿病，医嘱必须按时服用控制血糖的药物，并严禁饮酒、熬夜，然而他经常将医生的嘱咐置于脑后，任情自纵。1972年，蒋孝文在一次聚会中又喝得酩酊大醉，病情遽发，血糖急剧下降。当时别人都以为他只是酒醉而已，让他睡觉，而没有及时唤醒他服药或急送医院抢救，等到发现情况不妙时，蒋孝文已经是昏迷不醒了，他的脑部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病变导致意识力丧失，肢体也陷入瘫痪状况。后来在康复过程中，他仅仅恢复了肢体的机能，至于在意识方面，偶尔也能记得一些人和事，但思想错乱得十分厉害，情绪无法控制。
蒋孝文病发后，一直住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由专人成立治疗小组对他进行诊治。直到1976年，“荣民总医院”的主治医生证实他的血糖完全在控制之中，蒋孝文才出院返家，每星期由医生固定检视一次。出院以后，蒋孝文表面上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是谈起话来，言语经常无法连贯，也无法长时间集中精神，时常反复问同样的问题，所以台湾一度盛传他已是植物人。
由于蒋孝文身体已经无望得以康复，这位蒋家第三代中原本最具条件、最具希望有所作为的大公子，从此以后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即使在1975年蒋介石去世、1988年蒋经国去世的时候，这位最受祖父、父亲宠爱的嫡嗣亦没有参加家祭、公祭，仅仅是大典完毕后，由妻女陪同，到灵堂叩头志哀，以尽孝道。
以后蒋孝文又染了喉癌，每天要两次到医院接受钴60的放射治疗，以控制癌细胞的蔓延。1989年4月14日，饱受恶疾之苦几近20年的蒋孝文终因喉癌细胞扩散救治无效，在台北去世，终年仅54岁。
蒋孝文的夫人徐乃锦乃革命志士徐锡麟之孙女，蒋经国曾亲自登门求亲，蒋孝文极其荒唐，徐仍能忍之，后侍于病榻之旁20余年而无悔。
蒋孝文的不幸，遭受打击最沉重的莫过于他的妻子徐乃锦。徐乃锦是清末革命志士徐锡麟的孙女，1937年在上海出生，其父徐学文早年留学德国攻读化学，取得博士学位，到中年时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台湾“樟脑局”局长，但由于性格内向，对政治毫无兴趣，很快即辞职弃官，转而经办私营企业，颇有成绩。徐乃锦的母亲是德国人，中文名字叫徐曼丽，所以与蒋孝文一样是混血儿的徐乃锦也长得美丽俊逸，风情万种。
1949年徐乃锦跟随父母由大陆迁往台湾，先后入台北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台中静宜文理学院高中部读书。毕业后，她先到德国待了八九个月，再转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系，后来进入心理研究所，修得硕士学位。关于徐乃锦与蒋孝文的结合，外界普遍认为是“政治婚姻”。徐乃锦是在12岁那年结识蒋孝文的，当时，徐、蒋两家的住所相邻，徐乃锦与蒋孝文经常在一起玩，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但是两人性格、志趣差异很大。
徐乃锦宽厚、持重、勤勉好学，而蒋孝文则顽劣任性，不思进取。中学毕业后，他们先后赴美国留学，同在加州读书，天长日久，渐渐萌生了恋情。然而，消息传回台湾，蒋、徐两家的反应则大不相同。蒋经国一向颇为欣赏徐乃锦，无论是对徐乃锦的家庭背景，还是对她本人的修养和学识都十分中意。蒋经国深知蒋孝文难成大器，只有得到徐乃锦这样有情有义又有识的贤内助，方才有可能成就一番作为。因此，他早就有心将徐乃锦迎进蒋门当儿媳，以扶持蒋孝文，并一再创造机会让蒋孝文、徐乃锦接近，让他们加深了解、联络感情。如今，两个晚辈果然没有辜负他的一番苦心，有意缔缘，蒋经国怎能不喜出望外，极力玉成！
（蒋孝文与徐乃锦在美国的结婚照）
孰料徐学文夫妇对名声在外的“花花公子”蒋孝文素无好感，认为把女儿嫁给他，婚后难保不生变故。何况他们对女儿嫁入“宫门”当“太子”夫人心存畏惧，担心女儿要受委屈，所以极力反对这门亲事，并一再去信，要在美国读书的徐乃锦休学返回台湾，以摆脱蒋孝文的“纠缠”。对此僵局，蒋经国十分焦急，他一面致电蒋孝文，让他好好把握机会，不妨先成家后再读书，两不耽误。一面采取了一个让徐家无法回绝的“非常措施”：当时“贵”为“行政院长”的蒋经国轻车简从，提着一篮水果，亲自到徐家求亲。事已至此，徐学文夫妇不看僧面看佛面，再也无法坚持原议，只得认了这门亲。
徐乃锦与蒋孝文在美国成婚后不久，即怀孕返台待产，生下了女儿蒋友梅之后，继续赴美留学。完成学业后，与蒋孝文双双回到台湾，蒋孝文开始从政，她则参加社会工作，最初任职于台湾中央电视台，后来又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徐乃锦事业心很强，对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也颇为自负，因此她一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事业上的成功。
（蒋孝文病倒时的徐锦）
婚后，徐乃锦与蒋孝文曾经有过一段夫妻恩爱的如意生活。但好景不长，蒋孝文即故态复萌，又开始到处拈花惹草，沉湎于酒色之中，徐乃锦反复规劝都无济于事。1972年蒋孝文糖尿病发作引起病变而致脑神经受损几近废人之时，徐乃锦年龄刚刚三十有五，其痛苦可想而知。
蒋孝文病倒后，徐乃锦心地善良、意志坚强的一面开始充分展露出来，她辞去了一切工作，整日守候在丈夫床边，悉心照料。当蒋孝文病情稍有好转之后，徐乃锦又遵照医嘱，用各种办法帮助他恢复记忆，训练思维，重塑身心。徐乃锦还经常约朋友们来家相聚，让他们陪蒋孝文聊天，制造语言环境，或者带着蒋孝文出外散步、乘车兜风，调节情绪。在蒋孝文长达近20年的病榻生涯之中，徐乃锦始终如一施予他无尽的关怀和爱心，成为蒋孝文最大的精神支撑。徐乃锦说，她与蒋孝文之间是“缘断情未了”。
徐乃锦后来曾追溯她在蒋孝文卧病不起那段时日的心路历程，无限感伤：
在我的信念里，两个人组成一个家时，就是要永远生活在一起。而他，突然病了，又病得很严重，记忆力受损，5个月后，我们都知道他不会完全好，但也不会死去。在难过的情绪之中，我的心底有不同的声音响着：“我是否要离开他，去寻找自己的生活？”“不，我不能离开他，否则会一生不安。”如果诚实一点地说，我的确是历经人性矛盾的挣扎，但是最后，决定做一生心安的事，——尽量去爱护他，全心去照顾他。爱情，已经因为他的病而逐渐消失了，可是我仍然想做他的依靠，而不是依靠他。他真的是非常依赖我的，记得他初病时，度过了昏迷的前几周，后来苏醒时，我一定得在旁边，否则他就会发脾气。那时，我住在医院，但偶尔我也需要外出一下，起先医护人员都好心地要我偷偷溜走，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让他知道。于是我试着告诉他，我要出去几小时，几点钟会回来，就这样一天天地让他接受，一直到三四年之后，他终于接受了这样的事实。
我从不把一切归咎于命运，事实上，别人眼中认为我不幸，而我自己并不见得这样认为。
有妻徐乃锦，实乃蒋孝文一生不幸中之大幸！在蒋孝文病情基本稳定之后，徐乃锦开始重新走入社会，回到台湾中央电视台国际事务室担任执行秘书，同时为电视台制作“民谣世界”、“音乐一、二、三”两个音乐节目，工作了5年。另外，她在台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每日上半天班，也工作了5年。台湾有家杂志撰文，评价徐乃锦说：“作为第一家庭的大媳妇，她没有坐享她的身份地位，她只是一位充满活力与自信的职业女性。”
早在60年代，徐乃锦从美国留学归来，就加入了台北基督教女青年会，担任董事。蒋孝文卧病之后，徐乃锦以更大的热情和爱心服务于女青年会这项“施惠于众”的社会工作，先后担任了副会长、会长。她经常说：女青年会的工作虽然苦点、累点，但“证明我可以替社会做很多事”，“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还更多”。
（徐乃锦的“女中豪杰”的形象。）
除了工作，徐乃锦最大的乐趣就是音乐，她的音乐细胞来自她的母亲，从小就沉醉在欧洲音乐的熏陶里。12岁那年，父亲、母亲送给她一架钢琴，与蒋孝文结婚后，公公、婆婆又送给她一架钢琴。徐乃锦经常开家庭演奏会，全家人一起构筑出一个欢乐的氛围。蒋孝文卧病后，徐乃锦“常在情绪低落时，躲进书房听音乐，自己治疗自己的痛苦”。她后来解释说：“我虽然有朋友，也有爱我的家人，但是由于好强，我从来不曾哭，甚至连向人诉苦都不愿。”
1989年，长年重病缠身的蒋孝文久治不愈，撒手人寰，徐乃锦早已被痛苦折磨得流干了泪水，只能勇敢地面对现实，“仿佛他的走，是要让我没有后顾之忧似的”，她如是说。
长期以来，徐乃锦从未向命运低头，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里，她一直扮演着“女中豪杰”的角色，自立自强。徐乃锦的朋友都认为她的性格有些男性化，做事有魄力，要求完美，是个杰出女性。蒋孝文病逝之后，徐乃锦开始投身商界，先后担任了捷运昌国际证券投资顾问公司、捷运昌国际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副董事长和公元证券投资信托公司的董事长。她说：“并不是求财富，我只想活得很有尊严，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从前没有机会尝试，不知道可不可以，现在可以试了，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
台北有家杂志著文说：“蒋经国的大儿媳徐乃锦，作为一个献身于社会工作的职业妇女，她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可能是蒋氏家族中最难得一见的品质。”诚如其言，自从蒋经国1988年去世后，蒋家媳妇不能工作的规矩自动取消，她便开始正式扮演职业妇女的角色。然而，她也仍是一位好媳妇，好大嫂，蒋家男丁一个个地逝世，徒留下一群寡孀。因此，她不但承担起照顾婆婆蒋方良的责任，而且与蒋孝武、蒋孝勇的妻小相处甚好，结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身为蒋家长媳的她便义不容辞地充当蒋家的对外代表。台湾社会各界一向对徐乃锦的敬重，绝不仅仅因为她特殊的身世和家庭背景，更多的则是由于她不平凡的个人奋斗史。
蒋孝文乃一纨绔子弟，在美国读书时便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在台湾纵情酒色，被人视为公害。1972年因糖尿病复发而失去记忆和瘫痪。
蒋家人丁兴旺，到蒋介石的孙辈时已成为一个几十口人的大家庭了。蒋介石的孙辈主要有：蒋经国与蒋方良的4个儿女蒋孝文、蒋孝章（女）、蒋孝武、蒋孝勇，蒋纬国与邱爱伦的儿子蒋孝刚，以及蒋经国与章亚若的一对双胞胎兄弟章孝严、章孝慈，总共7人。
蒋孝文是蒋经国夫妇的第一个爱情结晶，1935年生于寒冷的西伯利亚，原名爱伦。由于长着混血儿特有的漂亮脸庞，从小就招人喜爱。在他不满3岁时，就随父母离开苏联，回到蒋介石身边。蒋介石非常疼爱这个长孙，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蒋孝文。
蒋经国夫妇回国后，先带着孩子在奉化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1940年迁往赣南，1941年蒋孝文便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赣州城东镇中心小学读书。1944年，再度随父母移居重庆，直至抗战胜利又举家迁往上海。由于不断的迁徙，蒋孝文便在重庆、杭州、上海、奉化等地的学校断断续续完成了小学和部分初中的学业。
蒋孝文从小接受和反应能力都很强，资质过人，但却极为顽皮，为此常遭父亲蒋经国的训斥。为了儿子将来能有一番作为，蒋经国对蒋孝文的管束十分严厉。蒋孝文在赣州开始入学读书后，每天放学蒋经国都要检查他的书包，清点他上学时核对过的文书笔墨，告诫他不得短少亦不得多出。
有一次蒋经国发现蒋孝文的书包里多了一支崭新的铅笔，便追问他来自何处。蒋孝文知道父亲的厉害，只得如实招来，承认铅笔是从一个同学那里要来的。蒋经国听后大怒，指责儿子道：“你可知道这是一种仗势欺人的坏作风吗？如果你以为自己的父亲是父母官，你就可以任意讨要别人东西的话，那就是个势利小人了！”蒋孝文为此哭了一夜。第二天，蒋经国亲自带蒋孝文去学校，当着老师的面，让蒋孝文把铅笔还给那位同学，并赔礼道歉。
还有一次，学校的一位老师不知道蒋孝文的家庭背景，便问他父亲的职业，蒋孝文不无得意地炫耀说：父亲是赣州的父母官，祖父是当今中国的委员长。蒋经国得知这件事后恼怒之极，不仅狠狠地训斥了他一番，还外加一顿“皮肉之苦”，据蒋孝文称：“父亲一生起气来，常把我绑起来打，每次都是妹妹求情，父亲才肯放我。”
1942年，蒋介石曾派飞机把蒋孝文、蒋孝章两兄妹从赣州接到重庆过阳历年。兄妹俩回赣州后，蒋介石还经常打电话过来询问他们的情况，蒋孝文便利用这个机会向祖父“告状”：“爷爷，我爸爸打我。”蒋介石听了总是“嘿嘿”一笑了之。
蒋孝文系蒋氏正宗嫡传，人长得仪表堂堂，聪明过人，蒋介石、蒋经国都对他寄予厚望，宠爱有加。然而，天生顽劣的个性，加上祖父的娇惯，蒋孝文非但未成才，反而变为一个纨绔子弟！
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蒋孝文跟随祖父、父亲逃亡到台湾，入台北成功中学读书。在校期间，蒋孝文调皮依旧，常常夜不归宿，约上三五个哥儿们啸聚达旦。蒋经国非常恼火，也加紧了管束。但一等蒋经国睡下，蒋孝文就爬起来，让卫士帮他把吉普车推到门外，然后再发动开走，拉朋友玩。长此以往，蒋孝文的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偏偏蒋经国又望子成龙，每次检查成绩，蒋孝文就要挨训一次，久而久之，他便想出了骗父亲的招数。
蒋孝文就读的台北成功中学校长潘振球是蒋经国在赣南时的旧属，十分严厉，根据蒋经国的交待，要对孝文严加管束。因此，潘振球出于对蒋经国的“忠心”，不管孝文的身份，只要“不争气”，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孝文很是怕他。成功中学有条校规，定期将学生的在校成绩和表现以书信方式通知家长。孝文的成绩和表现均不好，所以非常担心，便叮嘱官邸收发信件的卫士，凡学校寄来的信件，不要给他爸爸看。连续几个月后，潘振球发现每次寄给蒋经国的信都无回音，且孝文的成绩和表现越来越差，便直接跑到蒋经国的办公室询问。蒋经国回来之后，便责问孝文，孝文在严父面前只得老实坦白。蒋经国听完后，火冒三丈，拿起棍子打得孝文满屋乱窜。蒋方良急得眼泪汪汪，拼命拉住蒋经国。蒋经国余怒未消，命令孝文跪在地上，不许起来。蒋方良十分心疼，哭哭啼啼，硬是要蒋经国饶了孝文。
（病发前的蒋孝文（后）与蒋介石合影。）
蒋介石对孝文在校表现并不关心，他很喜欢这个孙子，因为孝文喜欢枪支，他就常常向孙子介绍各种武器的性能，鼓励他去打靶、练枪法，带着他去打猎。因此，从中学时起，只要放学回家，孝文便枪不离手，左右摆弄。有一次，孝文回家，钻到卫士宿舍把玩着爷爷给他的左轮手枪，一名叫李之楚的卫士回室休息，孝文见他进来，便举枪喊“不许动！”李之楚开玩笑说：“唉！别随便拿枪乱指，会闹人命的！”话音未落，“砰”的一声，李之楚就倒在血泊之中。孝文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好在枪弹未击中要害，只打穿了肺叶，李之楚被送往医院，捡回了命，但留下了终身气喘的痼疾。
枪击卫士李之楚事件发生后，台北朝野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然而孝文倚仗祖父蒋介石的宠爱，其他人亦奈何不得。不久，蒋介石、蒋经国只好把他送进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去习武，想让他收收性子。可是，孝文对纪律严明的军营生活更加不适应，仍然任性胡为，惹是生非，很快就被校方勒令退学。百般无奈，蒋介石、蒋经国只得将他送往美国，人加州伯克莱商业学校读书，学习企业管理。
（蒋孝文与徐乃锦。）
蒋孝文只身一人来到美国，没了祖父、父亲的直接管束，益发自我放纵，为所欲为。1964年，因驾车违章，闹进奥克兰地方法庭，被判罚入狱3天。美国《新闻周刊》曾以《谁丢面子？》为题，无情揭露。这样，蒋孝文在伯克莱商业学校任何学位也没有拿到，就不得不提前离开加州。后来，在华盛顿逗留期间，蒋孝文因向保险公司谎报失窃钻戒一枚，又差一点酿成大祸。最后，蒋孝文由于屡肇事端，被美国移民局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蒋孝文返回台湾后，先是出任台湾电力公司桃园管理处处长，以后又兼任了国民党桃园县党部主任的职位。在此期间，蒋孝文虽然已经与徐乃锦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女儿蒋友梅，但顽劣之性仍未加收敛，依旧花天酒地，纵情声色，人人为之侧目，视为“公害”。
蒋孝文从美国返回台湾后不久，酒后开快车，将一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张惠云碾死。事发，由同车的陶锦藩出面代为受过，私下送给死者家属20万台币了结此案。
1970年春，时任“台电总经理”的孙运漩将一项电力工程交给他，让他担任金门电力公司董事长，期望他能够学有所用。孝文到金门后，亲自负责一座现代化发电厂的设计与施工，干得颇为卖力。但是，好景不长，一日孝文耐不住工区寂寞，独自驱车到台中游玩，下榻意文酒店，光顾舞厅寻欢作乐，指名要求某红舞女伴舞。大班“有眼不识泰山”，婉言奉告，要蒋孝文稍候，等转完台子再来陪这位蒋家公子。蒋孝文所求不遂，大发雷霆，旋掷酒杯，拍桌子，借以泄愤。这下可恼怒了舞厅的保镖打手，将蒋孝文揍得鼻青脸肿，逐出门外。
蒋孝文怎肯如此善罢甘休，返回酒店，电召台中警备司令鲍步超，要他下令该舞厅歇业三天，还以颜色。鲍步超颇感到为难，因为毕竟不能以侮辱“总统”孙子的理由向舞厅问罪。最后，老于世故的鲍步超，想到了一条妙计，用协商的方法，请舞厅老板打出“装修内部”的幌子，停业三天，而到蒋孝文面前，则另编说辞请公子息怒，正当鲍步超暗自庆幸应对有方、功德圆满之际，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让蒋经国知道了这件事，被召到台北，只有两句话，鲍步超便丢了乌纱帽。
蒋经国说：“你做得太久了，应该暂时休息休息。”据说，此类因池鱼之殃，致丢官失职者，还有台北市警察局长杨济华。骄奢淫逸的蒋孝文接二连三地仗着祖父、父亲的权势滋意闹事，令蒋介石、蒋经国异常失望，尤其是蒋经国对他几乎不抱希望。蒋孝文见父亲对自己失望至极，自知无论如何奋斗终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更加意志萎靡，堕落不堪。
（1950年10月10日，蒋经国全家在长安寓所合影）
由于家族遗传的缘故，加上自己酒色无度，蒋孝文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患有糖尿病，医嘱必须按时服用控制血糖的药物，并严禁饮酒、熬夜，然而他经常将医生的嘱咐置于脑后，任情自纵。1972年，蒋孝文在一次聚会中又喝得酩酊大醉，病情遽发，血糖急剧下降。当时别人都以为他只是酒醉而已，让他睡觉，而没有及时唤醒他服药或急送医院抢救，等到发现情况不妙时，蒋孝文已经是昏迷不醒了，他的脑部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病变导致意识力丧失，肢体也陷入瘫痪状况。后来在康复过程中，他仅仅恢复了肢体的机能，至于在意识方面，偶尔也能记得一些人和事，但思想错乱得十分厉害，情绪无法控制。
蒋孝文病发后，一直住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由专人成立治疗小组对他进行诊治。直到1976年，“荣民总医院”的主治医生证实他的血糖完全在控制之中，蒋孝文才出院返家，每星期由医生固定检视一次。出院以后，蒋孝文表面上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是谈起话来，言语经常无法连贯，也无法长时间集中精神，时常反复问同样的问题，所以台湾一度盛传他已是植物人。
由于蒋孝文身体已经无望得以康复，这位蒋家第三代中原本最具条件、最具希望有所作为的大公子，从此以后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即使在1975年蒋介石去世、1988年蒋经国去世的时候，这位最受祖父、父亲宠爱的嫡嗣亦没有参加家祭、公祭，仅仅是大典完毕后，由妻女陪同，到灵堂叩头志哀，以尽孝道。
以后蒋孝文又染了喉癌，每天要两次到医院接受钴60的放射治疗，以控制癌细胞的蔓延。1989年4月14日，饱受恶疾之苦几近20年的蒋孝文终因喉癌细胞扩散救治无效，在台北去世，终年仅54岁。
蒋孝文的夫人徐乃锦乃革命志士徐锡麟之孙女，蒋经国曾亲自登门求亲，蒋孝文极其荒唐，徐仍能忍之，后侍于病榻之旁20余年而无悔。
蒋孝文的不幸，遭受打击最沉重的莫过于他的妻子徐乃锦。徐乃锦是清末革命志士徐锡麟的孙女，1937年在上海出生，其父徐学文早年留学德国攻读化学，取得博士学位，到中年时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台湾“樟脑局”局长，但由于性格内向，对政治毫无兴趣，很快即辞职弃官，转而经办私营企业，颇有成绩。徐乃锦的母亲是德国人，中文名字叫徐曼丽，所以与蒋孝文一样是混血儿的徐乃锦也长得美丽俊逸，风情万种。
1949年徐乃锦跟随父母由大陆迁往台湾，先后入台北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台中静宜文理学院高中部读书。毕业后，她先到德国待了八九个月，再转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系，后来进入心理研究所，修得硕士学位。关于徐乃锦与蒋孝文的结合，外界普遍认为是“政治婚姻”。徐乃锦是在12岁那年结识蒋孝文的，当时，徐、蒋两家的住所相邻，徐乃锦与蒋孝文经常在一起玩，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但是两人性格、志趣差异很大。
徐乃锦宽厚、持重、勤勉好学，而蒋孝文则顽劣任性，不思进取。中学毕业后，他们先后赴美国留学，同在加州读书，天长日久，渐渐萌生了恋情。然而，消息传回台湾，蒋、徐两家的反应则大不相同。蒋经国一向颇为欣赏徐乃锦，无论是对徐乃锦的家庭背景，还是对她本人的修养和学识都十分中意。蒋经国深知蒋孝文难成大器，只有得到徐乃锦这样有情有义又有识的贤内助，方才有可能成就一番作为。因此，他早就有心将徐乃锦迎进蒋门当儿媳，以扶持蒋孝文，并一再创造机会让蒋孝文、徐乃锦接近，让他们加深了解、联络感情。如今，两个晚辈果然没有辜负他的一番苦心，有意缔缘，蒋经国怎能不喜出望外，极力玉成！
（蒋孝文与徐乃锦在美国的结婚照）
孰料徐学文夫妇对名声在外的“花花公子”蒋孝文素无好感，认为把女儿嫁给他，婚后难保不生变故。何况他们对女儿嫁入“宫门”当“太子”夫人心存畏惧，担心女儿要受委屈，所以极力反对这门亲事，并一再去信，要在美国读书的徐乃锦休学返回台湾，以摆脱蒋孝文的“纠缠”。对此僵局，蒋经国十分焦急，他一面致电蒋孝文，让他好好把握机会，不妨先成家后再读书，两不耽误。一面采取了一个让徐家无法回绝的“非常措施”：当时“贵”为“行政院长”的蒋经国轻车简从，提着一篮水果，亲自到徐家求亲。事已至此，徐学文夫妇不看僧面看佛面，再也无法坚持原议，只得认了这门亲。
徐乃锦与蒋孝文在美国成婚后不久，即怀孕返台待产，生下了女儿蒋友梅之后，继续赴美留学。完成学业后，与蒋孝文双双回到台湾，蒋孝文开始从政，她则参加社会工作，最初任职于台湾中央电视台，后来又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徐乃锦事业心很强，对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也颇为自负，因此她一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事业上的成功。
（蒋孝文病倒时的徐锦）
婚后，徐乃锦与蒋孝文曾经有过一段夫妻恩爱的如意生活。但好景不长，蒋孝文即故态复萌，又开始到处拈花惹草，沉湎于酒色之中，徐乃锦反复规劝都无济于事。1972年蒋孝文糖尿病发作引起病变而致脑神经受损几近废人之时，徐乃锦年龄刚刚三十有五，其痛苦可想而知。
蒋孝文病倒后，徐乃锦心地善良、意志坚强的一面开始充分展露出来，她辞去了一切工作，整日守候在丈夫床边，悉心照料。当蒋孝文病情稍有好转之后，徐乃锦又遵照医嘱，用各种办法帮助他恢复记忆，训练思维，重塑身心。徐乃锦还经常约朋友们来家相聚，让他们陪蒋孝文聊天，制造语言环境，或者带着蒋孝文出外散步、乘车兜风，调节情绪。在蒋孝文长达近20年的病榻生涯之中，徐乃锦始终如一施予他无尽的关怀和爱心，成为蒋孝文最大的精神支撑。徐乃锦说，她与蒋孝文之间是“缘断情未了”。
徐乃锦后来曾追溯她在蒋孝文卧病不起那段时日的心路历程，无限感伤：
在我的信念里，两个人组成一个家时，就是要永远生活在一起。而他，突然病了，又病得很严重，记忆力受损，5个月后，我们都知道他不会完全好，但也不会死去。在难过的情绪之中，我的心底有不同的声音响着：“我是否要离开他，去寻找自己的生活？”“不，我不能离开他，否则会一生不安。”如果诚实一点地说，我的确是历经人性矛盾的挣扎，但是最后，决定做一生心安的事，——尽量去爱护他，全心去照顾他。爱情，已经因为他的病而逐渐消失了，可是我仍然想做他的依靠，而不是依靠他。他真的是非常依赖我的，记得他初病时，度过了昏迷的前几周，后来苏醒时，我一定得在旁边，否则他就会发脾气。那时，我住在医院，但偶尔我也需要外出一下，起先医护人员都好心地要我偷偷溜走，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让他知道。于是我试着告诉他，我要出去几小时，几点钟会回来，就这样一天天地让他接受，一直到三四年之后，他终于接受了这样的事实。
我从不把一切归咎于命运，事实上，别人眼中认为我不幸，而我自己并不见得这样认为。
有妻徐乃锦，实乃蒋孝文一生不幸中之大幸！在蒋孝文病情基本稳定之后，徐乃锦开始重新走入社会，回到台湾中央电视台国际事务室担任执行秘书，同时为电视台制作“民谣世界”、“音乐一、二、三”两个音乐节目，工作了5年。另外，她在台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每日上半天班，也工作了5年。台湾有家杂志撰文，评价徐乃锦说：“作为第一家庭的大媳妇，她没有坐享她的身份地位，她只是一位充满活力与自信的职业女性。”
早在60年代，徐乃锦从美国留学归来，就加入了台北基督教女青年会，担任董事。蒋孝文卧病之后，徐乃锦以更大的热情和爱心服务于女青年会这项“施惠于众”的社会工作，先后担任了副会长、会长。她经常说：女青年会的工作虽然苦点、累点，但“证明我可以替社会做很多事”，“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还更多”。
（徐乃锦的“女中豪杰”的形象。）
除了工作，徐乃锦最大的乐趣就是音乐，她的音乐细胞来自她的母亲，从小就沉醉在欧洲音乐的熏陶里。12岁那年，父亲、母亲送给她一架钢琴，与蒋孝文结婚后，公公、婆婆又送给她一架钢琴。徐乃锦经常开家庭演奏会，全家人一起构筑出一个欢乐的氛围。蒋孝文卧病后，徐乃锦“常在情绪低落时，躲进书房听音乐，自己治疗自己的痛苦”。她后来解释说：“我虽然有朋友，也有爱我的家人，但是由于好强，我从来不曾哭，甚至连向人诉苦都不愿。”
1989年，长年重病缠身的蒋孝文久治不愈，撒手人寰，徐乃锦早已被痛苦折磨得流干了泪水，只能勇敢地面对现实，“仿佛他的走，是要让我没有后顾之忧似的”，她如是说。
长期以来，徐乃锦从未向命运低头，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里，她一直扮演着“女中豪杰”的角色，自立自强。徐乃锦的朋友都认为她的性格有些男性化，做事有魄力，要求完美，是个杰出女性。蒋孝文病逝之后，徐乃锦开始投身商界，先后担任了捷运昌国际证券投资顾问公司、捷运昌国际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副董事长和公元证券投资信托公司的董事长。她说：“并不是求财富，我只想活得很有尊严，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从前没有机会尝试，不知道可不可以，现在可以试了，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
台北有家杂志著文说：“蒋经国的大儿媳徐乃锦，作为一个献身于社会工作的职业妇女，她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可能是蒋氏家族中最难得一见的品质。”诚如其言，自从蒋经国1988年去世后，蒋家媳妇不能工作的规矩自动取消，她便开始正式扮演职业妇女的角色。然而，她也仍是一位好媳妇，好大嫂，蒋家男丁一个个地逝世，徒留下一群寡孀。因此，她不但承担起照顾婆婆蒋方良的责任，而且与蒋孝武、蒋孝勇的妻小相处甚好，结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身为蒋家长媳的她便义不容辞地充当蒋家的对外代表。台湾社会各界一向对徐乃锦的敬重，绝不仅仅因为她特殊的身世和家庭背景，更多的则是由于她不平凡的个人奋斗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