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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戏曲

  中国戏曲渊源于上古原始社会的歌舞,经过漫长的发育过程,直到宋元才形成比较完整的艺术形态。从艺术因素的构成来看,戏曲主要来源于民间歌舞、滑稽戏和说唱艺术,庙会和瓦舍勾栏对戏曲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原始社会的歌和舞是相辅相成地联系在一起的,最初是一种原始宗教仪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增加了种种内容,不仅有对鬼神的隆重祭祀,对祖先的祝祷祈求,还有对丰收的欢欣庆贺和对男女爱情的倾心歌唱。这些歌舞逐渐具有以歌舞表演故事的因素。汉初出现了角抵戏。角抵即二人角技,互相抵触,与现代的相扑、摔跤类似。角抵戏则把角抵舞蹈化,以舞蹈动作表演简单的故事。如汉代关中的角抵戏《东海黄公》,据记载是表现东海人黄公有法术,能兴云雾,制伏蛇虎。秦末,东海出现白虎,黄公佩赤金刀,以丝绸束发,前往降伏,因年老力疲,法术失灵,终为虎所害。这个节目已不是在场上角技以决输赢,而是对人物故事都预先作了规定,按规定演出,已经具有了假定性。隋唐时,歌舞戏又进一步把歌和舞结合,表演一定内容的故事。如唐代的歌舞小戏《踏摇娘》,其内容是北齐时河朔苏郎中,烂鼻貌丑,嗜酒,常在酒后殴打妻子;苏妻貌美善歌,将自己的痛苦编成歌曲演唱,博得众人同情。由于边诉苦,边摇动身体,故称踏摇娘。踏摇娘由男扮女装,且行且唱,每唱一段,则有众人帮腔,及至丈夫上场,二人作斗殴状。这个小戏,减低了角抵竞技成分,加强了歌舞成分,运用歌舞表现一定的冲突,朝着塑造人物形象方向发展,而且有了与群众的交流。类似的小戏,还有《代面》、《拨头》、《兰陵王》等,都是以演员装扮角色,运用歌舞手段,表现简单的戏剧冲突。

  原始的祭祀鬼神仪式,在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一部分流传在民间,形成民间的驱鬼除疫活动,如驱傩。驱傩以人,扮方相氏,身蒙熊皮,戴面具,一手执戈,一手扬盾,率领由人装扮的十二兽及大队依子(童子)到各处跳跃呼叫,喊着“傩、傩”,以驱鬼除疫,后来形成了表演简单故事的傩戏。另一部分,则进入宫廷发展为优,这就是滑稽戏的起源。优在西周即已出现,是国王的弄臣,专以讽刺调笑为职。春秋战国时的优孟、优旃、优施等都是有名的优。优常利用弄臣的地位,以调笑的手段,对国王的行事不当进行讽谏,往往取得好的效果。如有名的“优孟衣冠”的故事,就是很好例证。楚国宰相孙叔敖,死后家中贫困,其子找优孟帮助。优孟穿戴起孙叔敖的衣冠,模仿孙的动作,经过一段练习,模仿得很逼真。一次,优孟穿孙之衣冠见楚王,楚王见孙复活而吃惊,立即请他复职。优孟遂以孙之口气,说出楚王不关心功臣死后的家属安排,使他们贫困不堪。楚王深感自己做事不当,遂召见孙之子,赐予土地钱财。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古优以滑稽调笑的手段进行讽谏的特点,其中已经具有了扮演的因素,但这种扮演还只是模仿生活原型,不是艺术形象的创造。到了封建时代,这种嘲讽的方向,就由对皇帝而转向对臣子。南北朝时,后赵石勒,因一个担任参军的官员石耽贪污,命每于宴会使优伶扮演参军,让另一优伶从旁嘲笑戏弄。从此,优的表演多被称为参军戏,从古优的一个角色发展为两个角色:被戏弄的叫“参军”,戏弄他的叫“苍鹘”。这两个角色成为戏曲分行当表演人物的开始。参军戏主要以语言动作表演故事,通过戏谑滑稽的表演,讽刺朝政和种种社会现象,虽属借题设事,情节简单,但已具有虚构事件、组织戏剧冲突的成分。

  与此同时,歌舞戏的抒情性成分也有所增强。《兰陵王》被改编为软舞,与舞姿轻盈的《绿腰》舞并列,以歌舞的抒情成分打动观众。唐代,出现了歌舞戏和参军戏的互相靠拢、相互吸收的趋势。这种互相融和的结果,促使参军戏进一步发展成为宋代的杂剧和金代的院本。这时出现了副净(原来的参军)、副末(原来的苍鹘)、末泥(是一班之首)、装旦(亦称引戏,负责安排演出)、装孤(前几个角色不够用时,再添一个角色)五个角色,称作“五花爨弄”。其次,滑稽戏的演出形式也发展为两类:一类承续了参军戏的借题设事、滑稽调笑的形式。如杂剧《二圣环》(讽刺秦桧只会投降卖国,却把迎接徽钦二帝还朝放在脑后)、《三十六髻》(讽刺童贯带兵打仗只会逃跑)等讽刺时弊的剧目,斗争性很强,矛头所向,常使统治者恼怒而迫害艺人。这类节目的人物性格比较突出,戏剧性也逐渐增强。另一类是表现市井生活片断的一种世俗闹剧,虽以调笑为主,但已不是借题设事的方式,而是侧重于对市井生活和市井人物的真实反映。这种世俗闹剧,如《调风月》(讽刺市井老板聘娶少妇的故事)、《眼药酸》(讽刺酸秀才用眼药为人医病而无效的故事),人物在一定的戏剧矛盾冲突中,已有一定的个性特征,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仍以副净与副末的滑稽调笑贯穿于全剧。

  说唱艺术的成熟,对戏曲的剧本文学和音乐唱腔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中国以抒情诗为主体的诗歌源远流长,但长篇的叙事诗却不发达,这使戏剧的产生和发展缺乏必要的文学准备,因而影响了戏剧的成熟。宋杂剧金院本等,虽然已具有戏剧性因素和唱念做打的手段,但缺乏完整的故事和不断发展变化的情节这些必要的叙事性因素。这一点恰由说唱艺术予以解决。早在南北朝时,乐府诗歌用大曲的乐曲来歌唱,曲后还有一段舞蹈。隋唐以来,大曲将歌舞结合演唱故事,以散板——慢板——快板——散板的音乐结构形式,反复演唱,来叙述故事。唐代寺院也开始采用边唱边讲的方式讲说佛经和世俗故事,称“俗讲”或“啭变”,讲唱的文本称“变文”。这种文体后来发展为鼓子词,咏唱故事时,仍采取说唱相间的形式。至北宋中叶,说唱艺人孔三传创造了诸宫调的说唱形式,把叙事和抒情的因素结合,以演述长篇故事。诸宫调的形式是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采用各种宫调的曲子组成,后来出现了董解元所著的《西厢记诸宫调》,演唱崔莺莺与张君瑞恋爱的故事。这一说唱本的出现,表明了说唱艺术在文学上和音乐上的成熟。戏曲不仅从说唱艺术借鉴了叙事的经验,而且吸收了众多的题材故事、情感和趣味。当诸宫调与歌舞戏和滑稽戏的宋杂剧金院本相结合时,原来的演唱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叙述,变成了对正在进行事件的直观再现,这种直观的再现由演员所扮演的角色来完成。这样,其中的叙事性情节就转化为戏剧性情节故事,也就形成了戏曲的剧本文学,同时,原来的诸宫调的套曲形式,也演变成戏曲的曲牌联套的音乐体制。

  自古以来,上述各种艺术的演出,往往在节日假日集中在一个场所。演出地点,除宫廷外,还设在寺庙里。到北宋时,除寺庙外,还产生了专为演出而设的场所,称瓦舍。据记载,当时东京(今开封)的瓦舍,已遍布全城。每座瓦舍中有几十座勾栏棚,分别演出不同的伎艺节目。瓦舍中的艺人以卖艺为职业,观众主要是市民,即手工业工人、商人,也有士大夫官僚阶层和贵族。瓦舍勾栏演出的节目有杂剧、小说、讲史、诸宫调、武艺、杂技、傀儡戏、影戏、说笑话、猜谜语、滑稽表演等。后来,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瓦舍勾栏承续了北宋的体制,但在众多技艺的数量和质量上又大有发展和提高。瓦舍勾栏中诸种伎艺互相竞争、互相观摩、互相吸收融汇而得到艺术上的提高。其中,宋杂剧和金院本在不断吸收融汇各门艺术中得到发展,特别是吸收消化了诸宫调的文学体制和音乐体制,就逐渐形成了古典戏曲的第一个完整形态——元杂剧。

  近人关于戏曲的起源和形成,还有如下几种观点:①戏曲起源于古巫古优。王国维持此说。②戏曲受印度的梵剧影响而成。许地山持此说。③戏曲起源于傀儡戏、影戏。孙楷第持此说。④戏曲至迟起源于春秋,完成于唐代。任二北持此说。以上各说都提出了各自的论据,但总的来看,可能各有偏执。中国戏曲的起源和形成因素十分复杂,不可能是由一种因素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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