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速读

第三节 先秦的城市建筑

　　众所周知，城市与人类文明有密切的关系。“文明”一词，英文中叫civi-lization，这词源出于拉丁文的“城市”（Clvltas）与“市民”（civis）。因此，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才有城市，在这以前，只有聚落，没有城市。城市的产生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开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说：“作为艺术的建筑艺术的萌芽，有设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他说的是古希腊，中国古代的城市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据《吕氏春秋》记载，城市早在夏代就已形成。“夏鲧作城”，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城市了。在《史记·夏本纪》中说，“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据裴驷的《集解》说，阳城在今河南颍川之阳城。河南登封县告成镇于1975年发掘出龙山文化晚期的一个小城堡（遗址），据分析它可能就是鲧作之城，但这毕竟有些无稽，所以更可能是夏禹时代的阳城。这座城市遗址是迄今所发现的我国最早之城。

　　据《括地志》记载，夏的末代之王桀建都于寻阝城，“故寻阝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1957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附近的夹河地带，发现古文化遗址，后来经多次发掘，遗址范围很大，文化遗存也很丰富。早期部分距今已近四千年，相当于夏代与商代之交，则很可能就是夏桀之都郡城。后来到了商代，也在这一处建都。近年来在偃师二里头东北的洛河北岸，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古城址。这座古城的周垣已查明，城门和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的位置和组合也已发现，但还在进一步发掘中。这座古城址中部有一条低洼地，当地称尸乡沟，据《汉书·地理志》所记，“尸乡，殷汤所都”。尸乡，即偃师之古称，所以据研究这里很可能就是商都西亳。

　　在陕西一带，古时候为周人所居，当初在今陕西的岐山、扶风两县之交的周原建都。他们在沣河以西建丰京，后来又在河东建镐京。丰镐，即西周之都城。后来周灭商，丰镐成了全国最大的城市。周王朝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故又在今洛阳建造洛邑王城。此城完全按都城礼制格局营建，洛邑不但规模大，而且左右对称，并筑有内城外郭，是两重城垣的大城市。

　　《周礼·考工记》中如此记述周代都城的形制：“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里的意思是说，匠人规划和营建都城，其范围是都城规模，九里见方，每边有三个城门，城内纵横各有九条街道，每条道的宽度可并行九辆车。城内东侧置庙，即帝王的祖庙：西侧置社稷（即谷神）坛。城的南部（前面）是朝廷宫殿：北部（后面）则是市场和居民区。但后来由于地理、社会实际情况，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中说的形制很不一样。只有到了明成祖在十五世纪建都北京时，都城格局才接近周代的规范。但“面朝后市”也不甚符合了。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四分五裂，各地诸侯纷纷营建各自的都城。所以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建设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里说几个比较典型的先秦城市实例。

　　一是燕下都。

　　燕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北方的一个饶有名气之国。据历史记载，燕都在蓟城。考古工作者从1975年开始，在北京房山县的琉璃河一带发掘出一座古城。专家认为这就是燕都蓟城。可是从历史文化和考古发掘情况来看，燕下都更为有名。燕下都位于河北易县城东南，介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这座城市的营建年代，据考证不晚于战国中期的燕昭王时期（前311～前279），是当时燕国在南方的一座重要城市。历史上燕太子丹就在这里送别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荆轲咏歌和之，场面感人。燕昭王时代乃是燕国的复兴时期，当时在此修造“黄金台”以招纳天下贤士，后来历史上好多文人墨客来此题咏感怀。燕下都以两个方形城作不规则的组合。城东西约83公里，南北约4公里。城墙用黄土版筑，残存遗迹宽度7～10米不等。城内分东西两部分。东部主要是宫室、官署、作坊等，西部似为后来扩建的。宫室位于东部北端，有高大的夯土台，长135米，高76米，成阶梯状。附近还发现一些建筑的遗址，可能是此台的附属性建筑。考古学家认为，此台很可能就是“黄金台”遗址。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建筑遗址，据统计所发现的夯土台基（建筑遗址）达50余处。

　　二是吴都阖闾。

　　春秋时期，我国的南方开始繁华，当时的楚、吴、越等国，不但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而且经济、文化也很繁荣。这里说的是吴国的都城阉闾，即今之苏州。相传商朝末年的周人首领古公直父有三个儿子，他欲把王位嗣于第三个儿子季历，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为避嫌疑而离开周原，千里迢迢向东南方而去，来到了今江苏无锡的梅里定居。兄弟俩一方面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也“文身断发”；另一方面又给当地人带去了周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当时南方“荆蛮之地”，生产力相当落后，多为刀耕火种），因此这里的生产和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时由于社会动乱，所以泰伯“筑城郭以为藩卫”。据《吴越春秋》所记：“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十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这就是泰伯城。后来泰伯逝世，仲雍继之，并代代相传。据《史记·吴泰伯世家》所记，周武王“求泰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从此吴为周之版图。后来吴渐渐强大，成为南方的一个诸侯强国。这时，梅里的泰伯城已难作为吴国之都，所以后来就选择了今苏州一地（这里的自然地理条件比梅里好），兴建都城。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登位，并接受伍子胥的建议，在今之苏州建都城，即阖闾城。当时伍子胥说，“凡欲安君之民，兴霸称王，以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库，斯其术也。”据《越绝书》记载，“阖闾都城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丈七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从这些记述中可知它与北方中原诸地先秦时期的都城形制较接近。“从小城北邑中径，从阖闾到楼门，九里七十二步，陆道广二十三步，平门到蛇门，十里七十五步，陆道广二十三步。水道广二十三步”。从这些记述可知，吴国的阖闾都城内街道规模，要超过同时代的北方诸都城的街道。

　　阖闾城是吴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城内有皇宫衙署，驻有军队。在阉闾城西郊的上方山还建有鱼城，居高临下，为军事要塞。阖闾城也是吴国的经济中心，城内有许多作坊、市场。当时冶炼技术特别发达，相传著名的造剑能手干将、莫邪就在此铸剑。这里还有热闹的市场，人们除了购物、贸易外，还有许多文化活动，据《吴越春秋》记载，阖闾葬其女儿塍玉，“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视之”。这种生动而热闹的场景可想而知。

　　阖闾城自建造至今已有2500年，这座城在当时来说是一座雄伟的都城，说明当时我国南方不但政治和军事已很强盛，而且经济和文化也已相当发达了。

　　三是赵都邯郸。

　　春秋战国时期的赵国是当时北方的一个强国，《史记》中记述赵国于公元前386年定都邯郸，直到公元前228年被秦所灭，长达一百五十八年。这座城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邯郸在当时分王城与廓城两大部分。王城即宫城，由东城、西城、北城三部分组成平面如“品”字，城内总面积约5公顷。遗址四面有蜿蜒起伏的夯土城墙和凹形门址。其中西城近正方形，边长约1420米，周围有残高3至8米的夯土城墙，保存较好，每面城墙都有两处门址，其中各有一门直通主体建筑“龙台”。在遗址中发现“龙台”，位于城中部偏西；这里相传就是王宫，故称“龙台”。台基近正方形，东西103米，南北132米，高约16米。台的四周层层而上，如梯田状。邯郸古址又发掘出茶棚、梳妆楼等遗址。

　　东城为不规则长方形，城内东西最宽处926米，南北1442米，城中有南北两大夯土台，据考证这里就是赵王阅兵点将的地方。这使我们联想起当时赵惠文王、蔺相如、廉颇诸重要人物在此誓师抗秦的壮观场景。

　　北城更不规则，也发掘出一些夯土基址。据研究，赵王城可能毁于秦二世二年（前208）。

　　郭城即“大北城”，是邯郸的古城，也是赵国都城中人民生活、手工业生产之地。经发掘研究，城址平面为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约32公里，南北约48公里。遗址中发掘出许多战国时期的遗物，并发现制骨、石器、炼铁、制陶、水井等遗址遗迹。

　　四是鲁城。

　　鲁城在今之曲阜。这座城市远在鲁国之前就有较多的文化史料。曲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史记·周本纪》）舜“作什器于寿丘”，“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均同上书）。但这些史料都是后人所记，既无当时文字，亦无实际遗迹。曲阜在商代也曾一度为王都，甲骨文“王入于奄”，奄就是曲阜。《后汉书》说鲁国为古奄国。而从历史上看，曲阜作为都城，最辉煌的要算春秋时期的鲁国了。鲁国重教化，僖公时修泮宫，《诗经·鲁颂》中的《泮水》篇，就是指此地。当时孔子（前551～前479）在鲁国讲学，弟子三千，学生来自秦、齐、楚、宋、陈、吴、晋诸国，可见是当时“天下”的教育中心了。

　　鲁国都城曲阜，其形状近乎扁方形，四周筑有城墙。南端城墙笔直，东、北、西三端弯曲，似是地形之故，城的四角略呈圆弧状。城周长达11771公里，其中东垣长2531公里，南垣长325公里，西垣长243公里，北垣长356公里。据《太平寰宇记》引《曲阜县志》：“古鲁城，春秋之时鲁国都也。其城凡有十二门。”这十二座门分别为“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齐，右曰龙；正东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麦，归德，其左也，当时天下学者由是门入，故鲁人以此名之。”现在已发掘出十一座门。但在众多文献资料中，门的名称又有些不同，如《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等书中，有南门、雩门、稷门、东门、鹿门、稚门、莱门、高门等。

　　鲁国都城的营建原则，“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今尚有残存城垣，这是都城的外郭。城的中部有鲁国的宫城，叫中城。据《春秋》记载，成公九年（前582）、定公六年（前504），都以中城为宫。今已发现在此有大量的建筑基址。整个基址高出地面达10米左右，周围有夯土城墙基址，墙基宽约4米。整个宫城范围甚大，东西约550米，南北约500米。

　　在宫城外，还发现有许多居住区和作坊遗址。从考古发掘知道，宫城四周，除今曲阜（明代所建）外，其他地方多处发掘到建筑基址。据记载，鲁哀公十七年（前478），将孔子故居改建为庙，岁时祭之，“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后来此处位置未曾更动过，只是历史上多有扩建，但“阙里坊”、“孔子故宅门”等尚在。从总的看，鲁国最重仪礼，故都城的营建，相对来说也最符合《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格局。

　　古鲁国都城，在文献资料中多处有记述，如《诗经》、《尚书》、《左传》、《孟子》、《礼记》、《史记》、《汉书》等等，所谓“伯禽封鲁，建都曲阜”。《诗经·鲁颂》有“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字，为周室辅。’乃名鲁公，俾侯于东。”《尚书》中也说，“鲁侯伯禽宅曲阜。”伯禽是周公旦之子，在此封侯。而后来伯禽的次子炀公则在曲阜建都（据说在此之前封地在河南鲁山）。如此说来，鲁国都城的建成年代当在西周初年。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大量的文物资料，其中有西周早期及中、晚期之建筑遗址及文物多件。所以今之曲阜，确为西周初年所建之古城所在地。

　　五是齐都临淄。

　　齐，最早为周的封侯之地，在今山东之西北部一带。此城最早约建于公元前11世纪，开国之君叫吕尚，建都营丘（后改名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之东北）。春秋初，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国力逐强，后来在齐灵公时代，国疆扩至山东东部和河北南部。战国时期成为“七雄”之一。后来“合纵”失败，于公元前221年被秦所灭。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乃是中原大国，不但政治和军事上力量强大，而且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齐人讲究装束、排场。帝王的文化生活也甚丰富而高雅。齐王爱好绘画。韩非子（前280～前233）在《外储说左上》中说道：“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者最易？’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刘向（前77～前6）在《说苑》中提到，“齐有敬君者。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图之。敬君久不得归，思其妻，乃画其妻对之。”这说明当时齐国不但重视绘画，而且还重视装饰。

　　齐都临淄城大约建于公元前4世纪，城址在今山东临淄城北，可幸的是当时的城墙现在还有残址。故城有大小两座城组成。大城南北约45公里，东西约4公里；小城嵌在大城的西南角，城周长约7公里余，总的面积约15平方公里，是春秋战国时期诸都城中最宏大的一座城市。齐国都城形势十分险要，城墙高大厚实。小城嵌入大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有以“桓公台”为主体的大片建筑群（今为基址）。桓公台高14米，台基近乎于椭圆，南北长达86米，建于生土之上，位于小城西部偏北。桓公台是当时齐国寝庙之所在。城内南半部还有一些手工作坊的基址。城边有淄河，位于大城的东城墙，为一天然护城河。大城乃是齐国贵族与平民杂居之地。《管子·大匡》中说道：“凡仕者进宫不任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由于城市规模较大，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不愿相邻而处，故留出好多空地。贵族们的住所靠近宫衙，老百姓、工匠、商人们则聚于市。而当时的“市”，已有相当大的规模了。临淄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是一座很繁华的都市。据《战国策》所记：“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煽朔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可见人多而富，车水马龙，繁华之至。

　　在临淄古城址发现有许多城门遗迹，这与文献资料上所记基本相符。当时临淄为齐国之都城时，有城门八座：东门、东闾、北门、西门、雍门、稷门、扬门、虎门。有些文献中还有广门、南门、申门等。到目前为止，已发掘十座门了。

　　最后说江南的一个小城，即位于今江苏常州之淹城。

　　淹城位于今江苏常州市的南面，距市区约7公里。这座古城乃是西周时期的南方小国淹国的都城。淹城有三重城墙，分别为宫城、内城、外城。宫城呈方形，周长约05公里；内城也呈方形，但四周呈圆弧形，周长约15公里；外城为不规则形，周长约3公里，略呈圆形，这可能是受到地形的影响。城墙均用土筑成，三道城墙均仅一个城门。外城之门在西北向，内城之门在西南向，宫城之门在正南向，自宫城一直向外，有一条大路经三座城门通向北路。宫城地势较高，中间有土台，据考证乃是建宫室的地方。三道城墙的外侧都设有护城河，内侧可能也有河，但遗迹已不甚明显。在外城内西部有并排三个土墩，当地人叫“头墩”、“肚墩”、“脚墩”，相传是埋葬吴王女儿三段身首之坟墓，可能就是古葬墓或古建筑的遗址。

　　淹城内及城河内发现有许多印纹陶器碎片，在城内河的南面、东面发现有近二十只印纹陶罐，据考证是战国初期的遗物。淹城出土文物甚多，如铜尊、铜盘、铜牺等等，从这些文物中可知我国先秦时期南方的艺术文化特征，显现出浪漫而秀美之气质。后来还在护城河中挖出长11米的独木舟，经测定也为战国时期之物。

　　淹城乃是一座小城，所以文献资料上少有记述。最早见诸文字的是在《越绝书》上：“毗陵县南城，古故淹君地也。”以后《读史方舆纪要》、《常州府志》等也有所记。当初曾有人以为它是殷商末年原在山东的淹君，周灭商时逃到南方来，在此建都，但一则所发掘出来的文物，几乎均为战国的，二则从发掘的文物来看，其风格明显地表现出南方风格，几乎没有北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