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余贻骥回忆录

调职天津造纸公司？亲历天津解放

　　被派担任天津造纸公司第二厂厂长

　　从台湾回到上海不久，辽宁造纸公司将大部分从关内调往人员，在沈阳解放前撤到北平市，通知我由上海去北平报到，另候工作安排，我在1948年初到达北平。大约3月间，资委会将辽纸公司总经理赵煦雍改任为天津造纸公司总经理，原天津公司总经理聂汤谷被派任为台湾造纸公司协理。天津造纸公司规模较小，下辖只有两个纸厂，我们随赵煦雍到天津后，赵委派羌逢戍担任津郊灰堆的公司第一厂的厂长，委派我担任在市内台湾路较小的公司第二厂厂长。其他人员分别安排在公司和这两个厂工作。此时两个厂都能正常进行生产。但随着东北全境的解放，国民党政府已失去固守华北的信心。

　　安排迎接天津解放

　　1948年秋，南京政府资委会领导人钱昌照、孙越岐大概接受了中共党组织的影响和部署，召集所属平津企业单位领导人在南京秘密开会。津纸总经理赵煦雍在参会回到天津后，随即在当天下午约我和羌逢戍两人在一家咖啡店秘密见面，他告诉我们南京开会的基本内容：（1）平津等北方地区所有资委会企业人员和物资一律不南撤；（2）各企业都要在战时组织好保护工厂设备物资，动员职工抵制国民党军败退时可能进行的破坏行为，迎接解放；（3）为了做好护厂工作，最好能与当地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赵传达了这些信息后说，他个人因特殊原因，不能留津，并说他决定安排羌逢戍代理他的总经理职务。因羌需在郊区护厂，公司日常工作实际上由我这个市内的二厂厂长兼管。谈话以后，赵煦雍举家秘密离津，此后，我和羌两人就承担起维护天津造纸公司人员安定、物资和设备安全的重责。在此稍前，我曾接到资委会台湾造纸公司总经理谢惠给我的亲笔信，大意是说华北风声紧急，我如果愿去台纸工作，他极表欢迎，并盼尽速决定电告。那时，我对中国共产党了解甚微，在赵煦雍向我和羌逢戍传达南京会议精神，并布置留津护厂任务后，感到责任重大，前途莫测，接此信后，留津信心有所动摇，深觉紧要关头难于决策。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发挥了决定性的稳定作用。蒋鸿志是当时天津中共地下党企业总支派出与我们联系的年轻党员，他主动约我和羌逢戍在宿舍秘密见面。他明白的告诉我们，他的地下党员身份及联系任务，并为我们分析了当时形势，说明不但平津及华北很快将全面解放，而且蒋家政权将全面崩溃，全国解放也为期不远，爱国知识分子若及早参加中共领导下的建设事业，振兴中华，将是很有前途的。他希望我们不要离开天津的职务，利用现有的企业领导身份，团结稳定全体职工，组织他们保护工厂财产，坚决抵制国民党军溃败前任何撤走物资或破坏工厂的命令与行动；如有困难，可以得到地下党组织的支持。蒋又提出警告让我们注意：国民党特务组织，对天津资委会各大企业领导人的行动已进行监视，为了安全，我们不可不经意地在宿舍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也不能知道他的工作单位和住址，无需主动找他。有重要情况，他会设法与我们联系（实际上当时天津地下党的企业总支部的副书记蒋振宝就在我们厂担任技术员，他也是由我介绍入厂的，关系较好，但为了安全，他不能暴露身份，一切安排都是通过他了解的情况，由蒋鸿志出面联系传达），他的出现和恳切谈话使我做出了此生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决定：留守天津，不去台湾。

　　由于我们这些留守企业领导人员忠于职守，1949年1月天津解放时，各企业的人员、物资基本无流失，职工情绪稳定，天津造纸公司二厂一直维持正常生产，仅在解放天津战事最激烈时，一发炮弹落入锅炉房，虽未爆炸，为避免可能引爆带压锅炉，临时决定将锅炉熄火去压，停产几小时进行观察。解放军进城后，工厂立即恢复了生产。而位于国民党军城防工事外的灰堆公司所属造纸一厂，则在双方炮战中受到炮弹的相当破坏，但由于厂长和主要员工坚持在炮火中护厂，未出现任何入厂抢劫财物的情况。解放后，该厂得以迅速组织检修设备，短期内便恢复了生产。

　　天津解放前有一段时间，许多重要的活动，我们都是与蒋鸿志商量决定进行的，从未出现任何意外或失误。天津解放的那天，天津军管会派驻天津造纸公司的军代表杨介人同志当晚与羌逢戍一同进城与我见面，了解公司和二厂的情况，次日召集全公司职工会议，让大家继续安心工作。同时我接到地下党联络员蒋鸿志的电话通知：军代表已进厂，他的任务已完成，因有新的任务，就此电话告别。天津的解放过程中，解放军入城秋毫无犯，纪律严明，表现出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组织能力和高明政策，以及临解放前地下党组织所起的重要作用。还值得回顾的是，当时接管天津造纸公司的军代表杨介人，是个进入解放区较早的党员知识分子，为人善良和心直口快，但言谈比较任性随意，往往毫无顾忌避讳，由此多次接受整风批判，而且此后几十年中，始终只保持较低的处级行政领导职务，行政级别都未得提升一级，看来他更像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而不像一个较成熟的党员领导干部。晚年也颇多牢骚，相当抑郁而终。但同时作为军代表勤务员进入天津的王克勤，当时年仅19岁，文化水平也很低，但他勤敏好学，不断进取，为人正直，也很爱护知识分子，后来担任轻工部造纸局的人事处长、供销局局长等职，晚年精通诗词书画，极为难能可贵，对我帮助不少，也是我值得为之感到骄傲的知心好友之一。

　　开始接触党的领导和工作岗位变迁

　　天津解放后，原资委会所属各企业领导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大多保留原职。1949年3月间，中共中央刘少奇副主席到天津视察时，亲自到灰堆津纸一厂进行巡视。他还在召集资委会各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总经理、厂长，大多为国外留学生出身）见面时，作了一个亲切热情的报告。首先，刘副主席讲述他本人如何从爱国主义出发，接触马列主义理论，并逐步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他相信我们都有爱国强国之心，都愿意为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而献身，因此希望大家安心留下来，和共产党携手奋斗，尽力发挥个人才智，为中国建设事业多做贡献。最后特别提到，他相信在座的我们绝大多数人不久都会成为共产党员。对这个讲话，我作了详细记录，并一直保存到“文革”中才销毁。但据我了解，这些当时在座的企业负责人与我相同，几乎无一人能够在“文革”前加入共产党，我对他的这一预料不甚理解。但能体会他这位重要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高度信任和期待。

　　解放后我在天津造纸公司二厂继续担任了几个月厂长，1949年8月间被调往津纸公司生产部任主任，主要负责主管灰堆一厂的生产技术工作，这里的责任比二厂厂长的担子重得多，并有机会接触当时颇具规模的亚硫酸镁盐苇浆的制造和大型纸机的生产管理。在这个生产部领导下工作的几位工程师如曹光锐、谢宝善、杨世瑭、杨铨、柴秉权、石鼎良、王大齐、齐植华等，都是我国造纸工程技术人员的宝贵人才，以后他们对我国造纸工业的发展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当时有一位苏联造纸专家威烈基金到天津造纸公司视察，他主张中国应发展稻草半料浆生产，当我请教这种浆适合生产什么样纸的时候，他并未做出合理的答复。因为这种浆并不适合生产当时国内最需要的文化印刷用纸，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的问题受到个别军管领导的“注意”，认为我在“考”苏联专家。然而，我的确不理解这位专家的意图而诚心请教（后来轻工业部专门发了一个推广苏联专家威烈基金稻草半料浆法的通知，但由于这种纸浆只较适合生产低档生活用纸，实际无人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