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创作考论

第二章 白居易对后世的影响叙论

　　萨特在论述人与世界的综合关系时，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问题并阐述道：“(1)我们称为‘在世’的综合关系是什么？(2)为了使人和世界的关系成为可能，人和世界应该是什么？真正说来，这两个问题是相互渗透的，我们不能指望分别回答它们。但是人的任何行为既然都是在世的人的行为，它就能同时向我们提供出什么是人、世界和统一它们的关系，只要我们把这些行为看成能客观地把握的实在，而不看成只在反思中被发现的主观感情。”让--保罗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第30页。同时，还提供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基本途径：“我们将不限于研究一个单独的行为。相反我们将努力描述多个行为，并从一个行为深入到另一个行为，直至‘人--世间’关系的深刻含义。但是应该首先选择能在我们的探索中充当导引的第一个行为。”让--保罗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第30页。从萨特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与世界的综合关系包括过去、现在与将来三层，因此要想完整地理解白居易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与意义，有必要全面地考察白居易与现实世界、历史长河中的各个要素；同时，从研究的途径来看，拙著《白居易生存哲学本体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也只是选择了“能在我们的探索中充当导引的第一个行为”，虽然这个“充当导引的第一个行为”是我们研究白居易的基础与关键，但是如果没有“从一个行为深入到另一个行为，直至‘人--世间’关系”的完整参与，对白居易的全面研究明显是不健全的。因此，白居易与后世士大夫所构成的关系，亦即其对后世士大夫的影响，亦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知道，白居易作为传统人格的范型，其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的，概要而言，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他的仕宦人生中所持的进退行藏的生存理念而造就的人格范式，为后世士大夫的从政方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法宝；一是与他留下大量优秀的、影响深远的艺术精品而造就的艺术或者说审美人生，为后世士大夫提供了可供仰慕和效法的对象。不过，借用萨特的话，这两个方面也“是相互渗透的，我们不能指望分别回答它们”，因为中国哲学本来就趋近于美学，不仅中国哲学如此，就连外来的宗教经过中土文化的融摄消化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美学。可见，白居易融摄儒、释、道思想指导的仕宦人生与其诗、酒、琴生活形态下展现的艺术抑或审美人生有着天然的联系，难以分割。并且，当这种文化混同的倾向对传统士人发生作用与影响时，不仅表现在白居易自己身上是如此，表现在受到白居易生存哲学深刻影响的后世士大夫，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在论述白居易生存哲学对后世士大夫影响时，也就主要从后世士大夫对艺术人生以及仕宦人生两个方面为着眼点进行考察。

　　然正如尚永亮所指出：“传统的影响研究，主要还是作为对作家作品进行价值评估的参照系，依附于作家作品论而存在的，其出发点和侧重点都在作家作品方面，旨在说明他们在哪些方面给人哪些影响，而较少考虑接受者之所以受影响的理由和原因以及如何接受影响、接受影响的意义何在等问题，从而也就未能真正体现出读者的文学史意义和地位，所以严格说来，这还算不上真正的接受史研究。”尚永亮：《接受美学视野下的元和诗歌及其研究进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第89页。这样的看法，从理论上无疑是周密精确的，但应用到具体的作家作品的接受史考察时，往往还得靠影响研究先行；而且，在具体操作中，如果文献材料缺失，掌握不全，运用不当，往往会形成诛心之论。所以，尚永亮文末自我圆场地解说：“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有言：‘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在研究思路上，我们虽然作了如上所述的一些设想和勾画，但由于研究对象的庞大复杂，涉及时段的漫长久远，可资利用资料的多寡不一，加上我们自身水平的限制，其研究结果恐怕也只能是‘半折心始’了。”尚永亮：《接受美学视野下的元和诗歌及其研究进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第90页。这虽是自谦之辞，但更多的是实际研究中面临困境的一种自觉表述。因此，本章内容径直以“白居易对后世的影响叙论”而不以“白居易的接受史叙论”为题，即是充分考虑了这方面的因素。

　　第一节 白居易与晚唐五代诗人

　　自负“身后文章合有名”（卷十六，《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的白居易，实际上，生前就赢得了无限声名，尤其是诗歌创作在当代影响之巨，无能出其右者。如平生知交元稹在叙述其诗流行的盛况时，就说：“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五十一《白氏长庆集序》，第555页。如果说元稹为好友文集写序，难免会有谀主之词，那么，这种盛况从一向自谦冲和的白居易自己口中道出“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卷四十五，《与元九书》），则理应与实际大致相符。而且，历史地看，才人好名，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白居易正是因为能够创前古所未有，所以他的影响并没有因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而声华俱敛，黯淡无闻，而是经过历史的锤炼越发金光闪闪、耀人眼目，唯其如此，这就为我们考察白居易对后世的影响提供了一条清晰可寻的线索。这一线索，如果全景地看，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可资参考。如果定在宋初以前，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一书，在概论宋初诗学白体或诗近白体的作者（包括早年近白而后来改变的诗人）时也作了相当的归纳，共得14位，包括徐铉、李昉、李至、王禹偁、苏易简、张咏、舒雅、刁衎、晁迥、李维、张秉、李宗谔、魏野、杨亿等，王运熙则指出，晚唐五代赞美、肯定白居易诗歌的有皮日休、黄滔、张为、韦穀、《旧唐书》史臣等人。而张兴武所论，唐五代宋初，效白居易为诗或有意标榜白诗者主要有十家，他们是张为、吴融、黄滔、郑谷、卢延让、孙鲂、冯道、陶谷、李昉和王禹偁。

　　李贵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所考辨增辑，认为五代吴僧匡白、五代胡抱章、后蜀末杨士达、五代宋初田锡以及陈从易、孙可九、仁宗朝数达官、徐锴、王奇等均属白体诗人，而对张兴武所论的卢延让，由于其师法薛能，而薛能于唐诗人独许贾岛，对白居易诗多有讥刺，所以很难说是白体诗人。综合以上论述，李贵最终得出结论：“唐末五代宋初诗学白居易或标榜白诗者众多，其中显著者计有31人：皮日休、张为、吴融、黄滔、郑谷、孙鲂、僧匡白、韦穀、胡抱章、杨士达、冯道、陶谷、徐铉、徐锴、李昉、田锡、李至、晁迥、王禹偁、苏易简、魏野、李维、陈从易、李宗谔、舒雅、刁衎、张咏、张秉、杨亿、王奇、孙可九。此外还有后晋《旧唐书》史臣。宋仁宗朝数达官等。”李贵：《唐末五代宋初白体诗人考论》，载王水照等编：《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06-107页。李贵而外，对晚唐五代的白体诗人，陈才智据张为《诗人主客图》于“广大教化主白居易”标目下列上入室1人，入室3人，升堂3人，及门10人，作了一定延伸和梳理，并阐述道：“根据以上对《主客图》所列白派诗人的分析，综合各种因素，除去卢仝、沈亚之两位更近于韩孟派者和杨乘这一较为特殊者，可划归元白诗派者尚有顾况、羊士谔、元稹、张祜、费冠卿、殷尧藩、施肩吾、周元范、徐凝、皇甫松、祝元膺、朱可名、陈标、童翰卿十四位。就年辈而言，其中，较元、白年长者，顾况、羊士谔，可视为元白诗派之先声；与元、白同时或稍晚者：张祜、费冠卿、殷尧藩、施肩吾、周元范、徐凝，可视为元白诗派之中坚；元、白之晚辈：皇甫松、祝元膺、朱可名、陈标、童翰卿，可视为元白诗派之余响。”陈才智：《元白诗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第132页。当然，这并非可以说宋初以前的白体诗人或者说深受白居易影响的诗人均已囊括，诸如与皮日休唱和之友陆龟蒙，受新乐府精神影响，关注社会政治题材的诗人杜荀鹤、聂夷中等，事实上也与元白诗派有着很深的关系，即便是“掊击元白，不减霜台之笔”的杜牧，也是“至赋《杜秋》诗，乃全法其遗响”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艺苑卮言》，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1015页。至于“贤不肖皆赏其文”《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白居易本传》。而奉白居易为“元和盟主”的其他诗人，则更是难以实指。

　　所以贺中复指出：“若沿着晚唐温李、贾姚、元白三派通往宋初昆体、晚唐体、白体这三条主要线索考察五代十国时期的诗歌流变，确实不难察觉：此期存在着规模可观的宗白诗风，其势力与影响都超过学温李、效贾姚者，诗坛也因此呈现出百鸟朝凤、百川赴海的局面。五代人学温庭筠、李商隐为诗已在侧重学温，并由重温之乐府逐步转向重其清俊淡远的律诗（参见《旧唐书》温、李及唐彦谦诸传）。尽管‘以秾致相夸’的温、李诗依然从不同方面影响着五代诗人的创作，而终五代一世，并没有产生出堪称温、李后劲的艳体诗人，更无从形成追风温、李的诗歌流派。相比之下，此期追踪贾岛、姚合的一派虽诗人较多，实力较大，其诗风较之晚唐也有显著新变，但诗人的穷居山寺僻壤、远离政治斗争和诗作的取径褊狭、单调贫弱，又终不能使其成就为五代诗歌的主流（详另文）。从多方面看，五代诗风最盛者当推宗白一派：就此期主要诗人70家计，追风白居易的不下五分之三，在今存诗200首以上的11家中，可归为此派者竟多达8家，且均为五代著名诗人；至于其所覆盖的地域，较集中于楚之衡山、吴之庐山的贾、姚派要广泛得多，南方前后蜀、吴越、闽、南唐和中原后唐、后周都涌现出规模不一的创作群体，集中体现着五代诗人群体性特征；五代时白居易的诗文集东林抄本在吴与荆南诸国流传，影响深广，帝王诵白诗以诮臣下，社会上还出现了以‘白乐天、罗隐二人诗百首’为‘刺’的现象（陶谷：《清异录》）；白诗为选家推重，后蜀韦编《才调集》就以白居易长篇排律6首和《秦中吟》10篇冠首，而就刻板印刷初兴时蜀中即开印宗白名家贯休《禅月集》及《白氏六贴》，亦可得知五代宗白之风的盛行。尤其是此期宗白诗人已具有一定政治地位、文学主张明确、创作活跃而具有较大凝聚力、感召力。唐彦谦（学温李为诗）之孙陶谷、名僧齐己（属贾姚派）论诗都渐重白居易，无论就唐末原学温效李的韩、罗隐后来都转向学杜宗白而言，还是从五代贾姚一派由重贾转重姚再向宗白趋近的演进轨迹来看，宗白诗风在五代起着主导作用，集中体现着一代诗歌的基本创作倾向和转折特征是肯定无疑的。”贺中复：《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第140-141页。当然，学界亦有不同观点，如闻一多就指出：由晚唐到五代，学贾岛的诗人不是数字可以计算的，除极少数鲜明的例外，是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的，其余一般的诗人大众，也就是大众的诗人，则全属于贾岛。

　　从这观点看，我们不妨称晚唐五代为贾岛的时代。“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37页。）不仅如此，历代亦有相近评论，如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云：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629页。）元陶宗仪《说郛》卷二十下引南宋方岳《深学偶谈》云：贾阆仙燕人，产寒苦地，故立心亦然。……同时喻凫、顾非熊，继此张乔、张、李频、刘得仁，凡唐晚诸子皆于纸上背面，随其所得浅深，皆足以终其身而名后世。“又，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四”晩唐两诗派虽是批判晚唐五代学贾岛的诗坛局面，但亦间接反映了贾岛在晚唐五代的深刻影响：晚唐之诗分为两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余、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于下。其诗不过五言律，更无古体。五言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吟成五个字，捻断数茎须’也。余尝笑之。彼之视诗道也，狭矣。《三百篇》皆民间士女所作，何尝捻须？今不读书而徒事苦吟，捻断筋骨亦何益哉！晚唐惟韩、柳为大家。韩、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余如李贺、孟郊，祖《骚》宗谢，李义山、杜牧之学杜甫；温庭筠、权德舆学六朝；马戴、李益不坠盛唐风格，不可以晩唐目之。数君子真豪杰之士哉！彼学张籍、贾岛者，直处昆中之虱也。（杨慎：《升庵诗话新笺证》，中华书局，2008年12月，第208页。）

　　面对如此众多的白体诗人，限于篇幅，我们无法逐一介绍，同时，面对如此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也不好堆积一起笼统言之。因此，对白居易在晚唐这一段的接受史，我们主要选择最具代表性的皮日休、罗隐、黄滔、郑谷等几位诗人为典型进行介绍，讨论白居易对他们诗歌艺术以及人生趣尚的影响；对五代诗崇或诗学白居易的这批诗人，我们主要借鉴贺中复的研究成果，主要指出白居易在五代诗坛的核心地位、五代诗人学习白诗的主要特征以及唐宋诗学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至于宋初的白体诗人，则放置于下一节集中介绍。

　　由于张为《诗人主客图》所载大体与白居易同时或稍后的14位白体诗人，陈才智作了细密梳理，本人不再表出，以免掠人之美，具体情况可参看其著作《元白诗派研究》第二章《白派弟子群像之一》、第五章《白派弟子群像之二》以及第七章《白派弟子群像之三》。本节只拟取对晚唐皮日休、陆龟蒙、黄滔、郑谷等几位颇具代表性的诗人的人生情趣、处世哲学及诗学倾向的影响，作出初步的探讨。

　　皮日休，字袭美，一字逸怡，襄阳人。《唐才子传》载云：“性嗜酒，癖诗，号‘醉吟先生’，且傲诞，又号‘间气布衣’。……性冲泊无营，临难不惧。”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八，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497-503页。嗜酒癖诗，性格冲泊，与白居易相近的性格倾向及相同的喜好，为他从心理、精神上接近并尊崇白居易，提供了先在的条件，而号醉吟先生，直接从白居易晚年自号中舶来，则是其有意仿效白氏生存哲学的最好说明。正因为如此，皮日休于其著名的《七爱诗》序中不仅以“真纯”自励，而且以“真才”许以白居易，其云：“皮子之志，常以真纯自许。……为名臣者，必有真才，以白太傅为真才焉。”诗歌正文，则对白居易的道德、人品、文章、处世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肯定，他说：“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谁谓辞翰器，乃是经纶贤。欻从浮艳诗，作得典诰篇。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清望逸内署，直声惊谏垣。所刺必有思，所临必可传。忘形任诗酒，寄傲遍林泉。所望握文炳，所希持化权。何期遇訾毁，中道多左迁。天下皆汲汲，乐天独怡然。天下皆闷闷，乐天独舍旃。高吟辞两掖，清啸罢三川。处世似孤鹤，遗荣同脱蝉。仕若不得志，可为龟鉴焉。”萧涤非、郑庆笃整理，《皮子文薮》卷十《白太傅居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06-107页。按，白居易自开成元年以太子少傅分司至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通览白居易出仕履历，并无太傅一职，为日休误记无疑。相应地，皮日休有意为元、白辩诬而作的《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对白居易袒护偏爱之心也是明晰可见，其云：“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乐府，雍容宛转之词，谓之讽谕，谓之闲适。既持是取大名，时士翕然从之。师其词，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艳丽者，谓之元白体。二子规规攘臂解辩，而习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发源者非也。”《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3705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皮日休对白居易的仰慕，不仅发之于心声，而且行之于实践，即拿关注社会、政治现实的诗歌创作来说，如他的《三羞诗》三首、《正乐府》十首、《喜鹊》《蚊子》等，明显打上了白居易《新乐府》《秦中吟》等讽谕诗的创作经验和“美刺”精神的烙印。

　　与皮日休“交若金兰，日相赠和”的诗友陆龟蒙，如果说皮日休得白居易之“真”，那么陆龟蒙则得白居易之“散”，自称“江湖散人”“天随子”的他，性“不喜与俗流交，虽造门亦罕纳。不乘马，每寒暑得中，体无事时，放扁舟，挂篷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鼓棹鸣榔，太湖三万八千顷，水天一色，直入空明。或往来别浦，所诣小不会意，径往不留。”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八，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512-513页。这种生活形态，与白居易晚年退居洛下，萧散疏懒，放浪形骸，游适无方，固然同出一途。

　　但是，皮、陆之于白居易，除了相似的生活形态、人生情趣及对社会现实关注的经世品格之外，另一值得注意的，当体现在诗歌唱和所展现的审美人生及诗史地位上。首先，元、白唱和对皮、陆的影响，表现在次韵相酬这一中唐新兴的诗体上。“满箧填箱唱和诗，少年为戏老成悲。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卷二十三，《酬微之》）的元、白次韵酬唱，成就了当时诗坛别开生面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如朱金城就认为：“什么是‘元和体’呢？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大致包括这样几类诗：《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行，《东南行一百韵》等次韵相酬之作以及长篇排律，流连光景的小诗。”（朱金城、朱易安：《白居易诗集导读导言》，巴蜀书社，1985年5月，第20页。）从广义上理解“元和体”，似更能全面展现元、白在诗史上的意义和地位。并且，这一由元、白于元和年间创新的诗体，从一开始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正如赵翼所评：“古来但有和诗，无和韵。唐人有和韵，尚无次韵，次韵实自元、白始。依次押韵，前后不差，此古所未有也。而且长篇累幅，多至百韵，少亦数十韵。争能斗巧，层出不穷，此又古所未有也。他人和韵不过一二首，元、白则多至十六卷，凡一千余篇，此又古所未有也。以此另成一格，推倒一世，自不能不传……然二人创此体后，次韵者固习以为常，而篇幅之长且多，终莫有及之者，至今犹推独步也。”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第1175页。这些独步之作，稍后的皮、陆，因有意与之竞胜，创作大量是作，深受其影响，殆可无疑。明末刊刻的皮、陆合集《松陵集》十卷中，前二卷即编以五言长篇次韵古体诗，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则多有近体次韵唱和，与如此显要的位置与如此丰富的数量，足可证成上述判断，由此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元白皮陆”并举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如陆游便指出：“古诗有倡有和，有杂拟追和之类，而无和韵者。唐始有之而不尽同。有用韵者，谓同用此韵耳。后乃有依韵者，谓如首倡之韵，然不以次也。最后始有次韵，则一皆如其韵之次。自元白至皮陆，此体乃成，天下靡然从之。”《陆游集》第五册《渭南文集》卷三十《跋吕成叔和东坡尖叉韵雪诗》，中华书局，1976年，第2277页。严羽尽管力陈其弊，也从另一角度指出了他们之间相似的文学史地位和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而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严羽：《沧浪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5月，第173-174页。其次，元、白唱和诗风对皮陆的影响，还表现在中唐兴起的诗歌联句活动上。联句一体的创作，尽管韩、孟首倡，在形式体制上也对皮、陆影响更为显著，如皮日休《杂体诗并序》就明确指出：“近代作杂体，惟刘宾客集中有回文、离合、双声、叠韵。如联句则莫若孟东野与韩文公之多，他集罕见，足知为之之难也。陆与予且窃慕其为人，遂合己作为杂体一卷。”萧涤非、郑庆笃整理：《皮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第222页。但白居易晚年也积极地参与，并成创体，这一点，同样可以借用赵翼的话：“韩孟多用古体，惟香山与裴度、李绛、李绅、杨嗣复、刘禹锡、王起、张籍皆用五言排体律，此亦创体。”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第1175页。可见，以诗歌相知相交的皮、陆，对诗歌唱和活动的大力实践，诚与其切磋诗艺、争能斗巧的创作心态相关，但对前贤高雅生活情趣的追效，无疑也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所以，皮、陆二人把稍前诗坛因唱和之盛而声名鹊起又主盟元和诗坛的白居易，作为自己效法的对象，当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皮日休、陆龟蒙而外，黄滔、郑谷也是晚唐五代深受白居易沾溉的诗人。

　　黄滔，字文江，因官至监察御史里行，又被称为黄御史，福建莆田人，被誉为“闽中文章初祖”。诗歌创作深得杨万里好评：“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御史公之诗尤奇”杨万里著、王绮珍整理：《杨万里诗文集》卷七十九《黄御史集序》，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46页。黄滔对白居易的推尊和接受，首先表现在针对晚唐诗坛杜牧、李飞等人对白居易的恶意讥诋，奋起为之辩护，并把白居易推上继李、杜而后的大家地位，其云：“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黄御史集》卷七《答陈蟠隐论诗书》，具体参见《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1月，第3844页。其次，他的诗歌创作，不论是语言风格还是思想倾向，都直承了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特点，如“世乱怜官替，家贫值岁荒”《全唐诗》卷七〇四，《书崔少府居》，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8173页。一作《赠李补缺》。“豪门腐粱肉，穷巷思糠秕”《全唐诗》卷七〇四，《秋夕贫居》，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8171页。“千家数人在，一税十年空”《全唐诗》卷七〇四，《书事》，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8179页。“君爱桃李花，桃李花易飘。妾怜松柏色，松柏色难凋。当年识君初，指期非一朝。今辰见君意，日暮何萧条。入门有势利，孰能无嚣嚣”《全唐诗》卷七〇四，《寄友人》，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8171页。等，均是如此，所以洪迈为其文集作序，就慧眼独具地指出黄滔诗入白体的艺术风貌：“清淳丰润，若与人对语，和气郁郁，有贞元、长庆风概。”《全宋文》（册二二二）卷四九一七，《黄御史集序》，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1页。当然，作为晚唐诗人，另外一些名联佳句如“道在愁虽浅，吟劳鬓欲凋”（《抒怀》）、“青山寒带雨，古木夜啼猿”（《退居》）、“一声初触梦，半白已侵头”（《河南府试秋夕闻新雁》）、“寺寒三伏雨，松偃数朝枝”（《游东林寺》）、“梧桐四更雨，山水一庭风”（《寄李校书游简寂观》）、“鸟带夕阳投远树，人冲腊雪往边沙”（《别友人》）等，也鲜明体现了晚唐苦吟诗派的艺术特点。当然，黄滔亦是晚唐入五代的诗人，在论述五代诗风时，还会附带提及。

　　郑谷，字守愚。袁州区人。一生作诗甚多，因曾“寓居云台道舍”，故称诗集为《云台编》，一名《宜阳集》，又叫《郑守愚文集》，为当时著名诗人薛能、李频所赏。受当时唱和风潮的影响，与许棠、任涛、张嫔、李栖远、张乔、喻坦之、周繇、温宪、李昌符唱答往还，号“芳林十哲”。诗僧齐己携诗拜谒郑谷，他读至早梅“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句时说：“数枝非早也。末若一枝佳。”而被齐己奉为“一字师”。据赵昌平研究，郑谷转益多师，艺术上师法贾岛、姚合、白居易，追求辞意清楚、不俚不野、明白易晓的诗风具体参见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创作诸如《感兴》“禾黍不阳艳，竞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卖花人”、《闷题》“落第春相困，无心惜落花。荆山归不得，归得亦无家”、《寄题方干处士》“山雪照湖水，漾舟湖畔归。松篁调远籁，台榭发清辉。野岫分闲径，渔家并掩扉。暮年诗力在，新句更幽微”、《访题进士张乔延兴门外所居》“平生苦节同，旦夕会原东。掩卷斜阳里，看山落木中。星霜今欲老，江海业全空。近日文场内，因君起古风”均见《全唐诗》卷六七四。等，不论从用语流便，还是表达习惯来看，都与白居易闲适诗形神兼似，因此，清代汪师韩《诗学纂闻》以白居易、郑谷对举：“香山《长庆集》，必老妪可解也；郑谷《云台编》，必小儿可教也。”确是见道之言。

　　五代宗白诗风，据贺中复研究，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贺中复：《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第142-152页。此问题贺中复的论述非常精刻，本人完全认同，故五代十国这段时间诗坛对白居易的受容，我们基本加以援引，以期能够对五代诗坛的基本情况、宗白诗风的源流走向有一个简要的勾勒，以便阅者相参。前期宗白诗人实始肇于唐末，大多是由唐入五代的名家，面对唐末“奢靡极，衅孽兆，世衰而诗亦因之”（《唐音癸签》卷二十七）的社会、诗坛现实，他们几乎无不作出较他派更敏锐、更强烈的反应。吴融序贯休《禅月集》，大力倡导白居易讽谏诗50篇的教化精神，以反李贺以来“洞房蛾眉、神仙诡怪”的诗坛风气。至黄滔作《答陈蟠隐论诗书》，更非议当时“郑卫之声鼎沸”的“今体才调歌诗”，因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而于唐代四大家中尤重白居易，并继皮日休诸人之后，针对晚唐李戡以来的“以粉黛为乐天之罪”公开为白诗辩白。主要取决于揭露现实昏暗、反映民生疾苦和反对鲜涉社会痛痒的轻艳诗风的需要，在舆论界推崇白诗政教精神、排抑浮靡倾向以密切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同时，于唐末皮日休、陆龟蒙诸人讽刺小品文兴盛之际，在诗歌创作上宗白之风也相应崛起。诗人们或痛感唐朝丧乱，民生涂炭，出自“致君活国济生人”（贯休：《杜侯行》）的实用动机，效法白居易“先向歌诗求讽刺”（白居易：《采官诗》）；或以诗道为己任，通过“诗本国风王泽，将以判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黄滔：《答陈蟠隐论诗书》）的深刻反思，进一步明确其创作的社会职责。与无官无禄者“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罗隐：《谗书重序》）相一致，“仕若不得志”者每把白居易“处世似孤鹤，遗荣同脱蝉”视作为人为诗的“龟镜”（皮日休：《七爱诗白太傅》）。至于追风温、李的艳体诗人，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者，更不能不面对严酷现实，重新调整其创作方向，即使是原学贾、姚为诗的某些隐逸文人，也不能不受朝代更迭大潮的波及，伤叹风雅沦丧，感世伤时。总之，在唐、五代之交，诗人们纷纷从不同途径走上宗白一路，结聚于尚实尚俗的白氏大纛之下。其间“秦妇吟秀才”韦庄堪称该派的先行者，而以杜荀鹤、贯休为核心的两个重要群体的形成，则是此期宗白诗风兴起的鲜明标志。

　　这类诗人进入五代以后，其批判现实的精神虽或有削减，但一度晚达、官至显位者并未从此醉心享乐。韦庄、黄滔诸人都曾佐助新王开一国局面，隐居不仕、广结僧道者也并非“逢人不说人间事”的“人间无事人”，即使隐钓延寿溪的徐夤也以不能忘怀现实而迥别于贾岛者流。此期宗白诗人在唐亡之前大都未得结集于朝，唐亡之后又各居方国，始终呈现着散播状态，其视野不免收敛褊狭，但较其前辈更接近下层民众和地方文化。正因如此，在成就斐然、极盛难继的唐诗面前，五代前期宗白诗人在创作上并没有踌躇不前或亦步亦趋，其承唐变新主要出自对咸通以来“风雅道丧”的不满，在主学白居易的同时兼取多家之长，发扬地方文化传统，以反拨、博取求创新，在“古”与“今”“复”与“变”中求发展。在把白派诗风沿着实用性、通俗化的轨道推向前进的过程中，由于诗人生活经历、思想情怀、艺术情趣、天资才力的相对差异，其创新发展以巨细不一、各有偏重而呈现出多样性、多极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由白居易诗的多方面反映社会现实，走向集中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与政治昏暗，作诗“务趋条畅”（《唐音癸签》卷一），并演其为五代一派诗法。在这方面导夫先路的当推“香山之替人”（郑方坤：《五代诗话例言》）韦庄，罗隐亦属同道。其二，主学白居易新乐府之讽谏精神，并将诗歌的议论化、散文化导向极致。同出吴越的名家罗隐、贯休，上承唐末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等学白为诗的现实主义诗派，较之韦庄诸人更重诗歌的实用性并能汲取吴越诗“发言横肆”的地方传统作风，而成为五代宗白一派中个性鲜明的一支。其三，承袭白居易感伤诗，集中抒发乱离时代有志无时、怀才不遇的苦衷，作为一种自觉的创作追求，以闽诗人黄滔、徐夤最为突出。互为诗友、均长律赋的黄、徐一致尊白、学白，徐夤以为，“诗也者，可以刺上而讽于时”（《陈后主献诗赋》），并表示“余欲编田歌于乐府，上闻于至尊”（《朱虚侯唱田歌赋》）。然而他们作诗却不如韦庄、贯休诸人外向，长期失意及唐王朝的“中兴”无望，迫使其着重学取白诗的自伤与伤时相结合，注重抒写那个特定时代所触发的身世之感。其四，借鉴白居易诸人诗的内容、形式改造诗体，融合古今，进而提高古、近体诗的表现力。罗隐、贯休等在这方面都有所尝试，而包括杜荀鹤、张乔、王贞白、郑谷和杨夔、殷文圭等在内的吴国诗人贡献尤为突出。这一诗人群大抵由学姚合转向宗白，反轻艳，倡师古，益重“六义之旨，二南之风”，在宗白变新上致力于两派诗风的融合及学白与师古的统一。

　　五代开启三十年之后，诗坛发生了堪称宗白新变之先决条件的两大变化：其一是诗人的成批代谢。杜荀鹤、罗隐、韦庄、贯休、黄滔等由唐入五代的宗白名家先后辞世，继之而起的基本都是唐亡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生活、思想和创作追求的相对差异，致使彼此之间呈现出鲜明的代沟。其二是诗坛多中心状态的改变。五代后期，某些地域性诗坛因宗白核心诗人的逝去或政局的动乱而陷于涣散、停滞状态，后蜀、吴越诸国虽仍有欧阳炯、钱俶等在，亦未免较前逊色。随着五代后期经济、政治、文化重心的形成和诗界名家的相对集中，独领风骚的诗坛重镇崛起于南唐，从而为后期宗白诗风的转型性新变从多方面提供了有利条件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吴国诗坛基础上直接建构起来的南唐诗坛，由于没有遭遇改朝换代的战火焚劫等诸多原因而得以迅速壮大。李建勋、孙鲂、沈彬诸人的吴中金陵诗社至此虽因沈彬的归乡和孙鲂的早逝而解体，但李、沈间的诗筒往还依然持续了较长时间，李建勋更官至宰相并成为南唐诗坛的主要奠基者。吴时已崭露头角的冯延巳、冯延鲁、徐铉、韩熙载、江文蔚、乔匡舜等人，都成了南唐诗苑的宗白骨干。特别是中主李攻灭闽、楚后，早已名动中朝的诗人孟宾于及廖凝等先后入金陵，并得到李建勋、徐铉、韩熙载等诗坛巨擘的一致推重，彼此唱和，孟宾于还有《金陵》《玉笥》《剑池》诸集连连问世，于是继唐末以来吴中诗人流寓入楚、闽中诗人就学于吴之后，宗白诗人及其诗风从此在长江下游较大范围内呈现出进一步汇集、融合的新局面。与此同时，不仅晚唐以来温庭筠之轻艳和贾岛之僻涩等诗风痼疾在诗歌流变中已暴露得更加充分，而且五代前期不同地域的诗人们在矫弊宗白方面所作的种种尝试和努力，其优劣长短也日趋明显。其间除流于淡而无味者外，尤以失之粗疏一端最为突出并引起诗界的不满。贯休诗反轻艳、倡教化而往往归之叫嚣，其“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言诗》）以“太粗”而被讥为“失猫诗”，受白氏、贯休“辞繁言激”影响的前蜀庾传唱诗则“伤于冗杂”，卢延让诗俗不可耐处也被孙光宪诸人讥为“猫狗诗”“打脊诗”，杜荀鹤诗“今日偶题题似著，不知题后更谁题”（《广陵开元寺阁上作》）以太类禅偈也被讥为“有四蹄”的“卫子诗”。这无疑都为后期宗白诗人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和反拨求新的出发点。有心“恢复高、太之土宇”的南唐君臣每以承唐自任，为革除五代前期的“武人政治”和“右武戏儒”之风，南唐极重文治，把“举用儒吏”奉为始终一贯的基本国策，采取多种措施延揽四方学士和培植本土人才，致使一大批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随着文人地位的空前提高而官至显位，进而形成了前期不曾有的以上层重臣为核心的庞大宗白诗人群体。他们在思想界拼力扭转以往“以经艺为迂阔”的观点，远绍中唐，兴复儒学，博综经史（见徐铉《御制杂说序》）；在文学领域则积极倡导重师古，祖风骚，宗汉魏，以矫咸通以来诗歌“雅道陵缺”之失，自始至终针对不局限于南唐的文坛现状谋求变革，整饬文风，既排抑纤丽轻靡，更抵制僻涩寒薄，在宗白上其创作追求较之前期颇多新变。其一，由主学白居易诗扩展、提高为取法中唐“元和体”。五代前期虽也有黄滔等个别诗人偶师“元和”，但至后期南唐，效法安史之乱后“中兴”时期的“元和体”才更自觉、更广泛。除在理论上标举“元和体”外，以诗取士也肯定“追踪元和之际”（徐铉：《大宋故尚书户部郎中王君墓志铭》）的文风，文人们更将其作为努力方向积极付诸创作实践，故后人每称南唐人诗有元和之体。

　　其二，由学白居易诸人的讽喻诗转为集中学其感伤、闲适、杂律诗。五代前期宗白诗人虽也学白氏感伤、闲适之类，却以学其讽谏显露特征。后期以二徐、二冯等枢要大臣为主体的宗白一派虽主张恢复儒家诗教传统，但南唐毕竟不是中唐，也不同于五代前期，标举“词必关于教化”（徐铉：《文献太子诗集序》），却不提倡以诗刺上，主“物情上达，王泽下流”，重“厚君臣之情”。其三，宗白兼学李白，改变了前期宗白而往往兼学杜甫的作法。这种以李代杜所体现的宗白侧重点由外向到内向的转移，是后期宗白新变的重要标志。总之，经南唐众多诗人的相继探索，从而形成了五代后期宗白诗风的基本特征：首先是吟咏性情。此期宗白诗极少反映社会现实，既少“刺”，又少“美”，咏史之作已不多见，就是抒写对现实的主观感受，较之前期也呈现出范围的内敛和重心的转移，由表现广大士人怀才不遇之类的生活情感转为集中揭示上层官僚士大夫，特别是高官显宦的值宿、从幸、侍宴、应制、赏花、歌酒等种种生活感受。其次是次韵唱酬。“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白居易：《与元九书》），依韵唱和作为一种交际手段在五代前期虽已属习见现象，但唐末皮、陆以来，大力取法元白唱酬之举并成为诗坛风尚和宗白特征，至南唐才更为典型。其三是“率意而成”。直抒胸襟而不刻意苦吟，是五代后期宗白诗改变了前期兼取温、李或贾、姚的作法，强调诗以言志，在“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白居易：《寄唐生》）的基础上形成的鲜明特征。其四诗清淡典雅。后期宗白诗风的这一主格堪称对前期粗疏俚俗的反拨。与南唐君臣在绘画、书法、音乐等诸多艺术门类中的追求淡雅相一致，其宗白作诗一般已不再下偶俗好，渐重“以俗为雅”，或用事典、语典咏俗物，或化俗字俚语为精金，以“思深语精”矫粗浅乏味，从而把前期偏离白氏士大夫之俗的走向重新拉回到原来的轨道，并进而形成雅俗参融的特征。

　　最后，贺中复指出，五代十国的诗歌流变对宋初诗坛产生了巨大作用。然而以往的论者却忽视这一基本史实，以宋初的“白体”诗上接唐代的“元白”派，如此论诗，很难准确把握宋初诗歌的个性特征并深入认识宋初诗坛的诸多现象。事实上，宋初诗人虽喜标举中晚唐名家，但他们从未超越五代而把中晚唐诗作为学步的起点。宋初诗人推尊白居易，而直接师学的却是五代入宋的宗白大家徐铉、李昉、田锡、张咏等，还学韦庄、郑谷、贯休为诗。正因他们承传经五代人演变了的白氏诗风，故称“白体”而不称“元白体”是有其道理的。宋初王禹偁的宗白兼学杜甫，直接受到徐铉高徒郑文宝的启示，实属五代前期韦庄诸人宗白兼学杜甫的回归与发展。五代不同诗风实力大小的对比，决定了在宋初诗坛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宗白诗风，而不可能是追风温、李的艳诗。因此可以说，不探讨五代十国的诗歌流变，至少宋初诗的研究是很难深入的。贺中复：《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第152页。

　　第二节 白居易与宋初“白体”诗人

　　宋朝以文治国，立国虽弱，却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全面昌盛的一个时代，这一点，已为史家所共识，如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之《静安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09页。陈寅恪亦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277页。邓广铭也有类似表述：“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文化的繁荣必然反映到文学层面，或者说，宋代文学作为构成其时代精神与社会环境最富活力的表现之一的组成部分，它的繁荣本身也就表明了宋代文化的繁荣。但是，宋代文学尽管与宋的时代状况及其文化素质密切相关，但它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审美系统的发展演变，与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因此，宋代的开始，并不意味着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调”就出现。由于文学史自身发展的惯性以及唐诗的强大影响，在北宋初期的六十年诗坛，基本上还是唐代诗风尤其是晚唐诗风的延续，此期相继出现的“白体”“西昆体”“晚唐体”三体，尽管三体之间风格相互渗透，畛域并不十分清晰，比如“晚唐体”的代表诗人魏野（960-1019），当朝司马光就指出其“诗效白乐天体”何文焕：《历代诗话温公续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4月，第276页。属于“西昆体”阵营的杨亿、舒雅、刁衎、张咏、晁迥、李维、李宗鄂、张秉等，早年都曾诗学“白体”，他们的一些诗也典型体现了“白体”诗风的特征，因而通常被归结为“白体”诗人。所以，宋初诗坛的面貌，并非如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二《送罗寿可诗序》中划分宋诗体派时那样泾渭分明：“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即便如此，据此还是可以确定，这几种风格的交叠出现，终究为宋代诗史划出了一条可供追寻的原初线索。而居于这条原初线索的起点，又恰是宋初三四十年间“士大夫皆宗乐天诗”（《宋诗话辑佚蔡宽夫诗话》）、“宋初诸子多祖乐天”（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的“白体”创作以及“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的这种社会思潮交相辉映的结果。

　　北宋初期，白居易得到了诗人们的广泛认同，白诗风格也受到诗人们的群体仿效。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白居易的闲适放达契合了宋初文人的心性，白诗的平易浅切风格、以唱和为主的诗歌形式契合了宋初馆阁词臣的诗学趣味。而陶谷、徐铉、李昉、李至、晁迥、释智圆，特别是王禹偁等诗人对白居易的多方面追摹与效仿，则是宋初白诗接受浪潮中的重要推动因素。

　　这一诗坛格局的形成，如果从形成原因方面考察，首先应该归之于现实的政治因素，即宋初一大批以“归正人”“降臣”身份入仕宋朝的士大夫，被太宗视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南唐后主李煜自不必说，其他如曾仕后汉、后周的李昉，仕南唐的徐铉、徐锴（入宋前已亡）兄弟，仕后晋、后周的陶谷、仕后蜀的杨士达等，他们尽管占有着文化资源，居于文化的领袖地位，但从政治遭遇来看，他们之所以得以存活并继续为官任职，无疑与新朝的宽宏与恩赐相关。不过，改朝换代的政治剧变，尽管自宋太祖便确立了重文轻武、重用文士的基本国策，为他们从政策上留下了后路和提供了保障，但他们仍是心有余悸的。这种尴尬的处境，导致他们的心情无疑是复杂微妙的，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感恩于新朝，同时又要承受新朝统治者的猜忌和轻蔑；另一方面，他们无法抑制对旧朝的眷恋和怀想，却只能用幽隐晦涩的方式加以抒怀，否则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像后主李煜那样自毁性命。这一点，“圣主优容恩未答”的徐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不管是以“性灵慵懒”“人间懒慢人”自我标榜，还是向新主“进与时乖不知退，可怜身计谩腾腾”“金马门前君识否，东方曼倩是前身”《全宋诗》卷五，徐铉二，《病题二首》，第77页。反复表白，这些作为，毫无疑问，不仅是其精神压抑、内心苦楚的流露，更是其于当时政治格局和时代背景夹杂下苦难生存而人格被扭曲的结果。另一首可以肯定作于仕宋以后的诗歌《登甘露寺北望》，徐铉登高望远，写道：“京口潮来曲岸平，海门风起浪花生。人行沙上见日影，舟过江中闻橹声。芳草远迷扬子渡，宿烟深映广陵城。游人相思应如橘，相望须含两地情。”《全宋诗》卷五，徐铉一，第63页。仔细品味，尽管全诗景色萧索迷茫，意境扑朔迷离，情绪也平淡含蓄，但结尾两句用“橘迁于淮北则为枳”的典故，还是明显表现了徐铉不可抑制地对江南故国深沉的依恋。因此，优渥的经济条件，较高的政治地位，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相应而来复杂而痛苦的心境，这些因素的相互交织，使宋初士大夫不得不选择一个能够为自己提供超越和效法的对象，这样，逝去不久而又一直以来持续产生深刻影响的白居易，其诗歌中展现的那种闲雅旷达的生活情趣、审美人生以及超越精神人生苦难的简便法门，便成了这些人明哲保身的首选对象。

　　次者，“白体”成为宋初诗风的共同选择，与宋初诸帝，大都爱好斯咏也有直接的关系，如宋太祖尽管以武力登极，削平混一，但戎马倥偬之际，即有不少吟咏之什；太宗首开诗歌赓和之风，其“既辅艺祖皇帝创业垂统，暨登宝位，尤留意斯文。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必制诗赐之，其后累朝遵为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罢政家居，每宴，必宣赴坐。昉献诗曰：‘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侍玉皇。’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纯不已，我惭寡昧继三皇。’时皆荣之。……君臣会遇，形于赓咏，此与唐虞赓载，事虽异而意同也。”其后继任的真宗，“听断之暇，惟务观书。每观一书毕，即有篇咏，命近臣赓和”，真宗而后，开创“隆宋”之称的仁宗更是如此：“当持盈守成之世，尤以斯文为急。每进士闻喜宴，必以诗赐之。”以上均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庚溪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162-163页。君臣之间的这种赓和之风，明显是对中、晚唐尤其是元白、刘白等开创的唱和之风的继续和发扬，尤为重要的是，太宗以帝王之尊，他对白居易诗歌的偏爱，势必上行下效，在朝堂之中形成风气。而真宗，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五、卷七十二载，宋真宗曾于景德四年二月、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两次下诏，修葺白居易坟茔、影堂及旧第，由此看出真宗对白居易的兴趣。这些行为与表现，是宋初疯狂膜拜白居易及其诗歌的直接原因。当然，客观地看，这种风气的形成，它在适应宋王朝统治者有意展现其宽宏大度需要的同时，也确实为融洽君臣关系、笼络旧朝官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因此，宋初传统畋域中的文学样式诗歌，不但带上了强烈的御用色彩，而且很大程度上成了应景伪情、歌舞升平的工具，其结果导致思想上的平庸肤浅、艺术上的率易流便，也就势所难免。此外，从对崇奉对象白居易的接受来看，白居易晚年那类表面意到笔随、无心经营而实则“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第65页。的“闲适”之作，由于此期“白体”诗人才力的不足和性情的贫乏，流于了无生气的模仿之作乃至沦为游戏之词，也就势所难免。因此，自太祖朝以李昉、徐铉、陶谷等为代表的一批馆阁文臣把“白体”诗风引入新朝，与“尤留意斯文”并对白居易诗歌有着独特爱好的太宗相益为彰，随即出现了崇白诗风的高潮，高潮的标志，就是太宗朝出现了多部诗效“白体”的诗集，如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徐铉、李昉等人于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之际，把他们之间仿白唱和的诗歌结集为《翰林酬唱集》，随后的淳化年间（990-994），相继出现李昉、苏易简等人的《禁林宴会集》，王禹偁自编的《商于唱和集》，以及李偁编成李昉、李至唱和的《二李唱和集》，流风所及，直到仁宗朝，仍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六一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9月，第264页。

　　针对宋初受白居易影响的不同状况，除上述较详介绍的徐铉外，还可选择几位代表性的诗人李昉、晁迥、王禹偁等作为典型加以考察。

　　李昉（925-996），字明远，是宋初一位位高权重、修养颇高的士人。政治上他颇受太祖、太宗皇帝的重用，曾数次担任宰相之职，可谓备极荣耀。据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载：“李文正公昉，深州饶阳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为相。……故太宗遇亦厚。年老罢相，每曲宴，必宣赴赐坐。”时人王操《上李昉相公》称颂其云：“朝苑优游数十春，文章敌手更无人。……年来得意知难绝，大半门生作侍臣。”（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两宋名贤小集》卷六。）主编过《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三部大书，另有文集五十卷，现已大多散逸。正是这样一位在政治、文化上都颇有地位的朝廷重臣，却对白居易顶礼膜拜。当然，值得指出的是，李昉之崇白，与宋初崇白风气相一致，仅体现于诗歌赓和、生活方式乃至生活态度这些外在的层面。如白居易在担任翰林学士时有《秘省后厅》诗云：“尽日后厅无一事，白头老监枕书眠。”吟咏官闲无事、枕书小憩的自在状态。李昉在以“秘阁清虚地”为首句的组诗中也写道：“应同白少傅，时复枕书眠。”李昉与李至结成《二李唱和集》，亦是刻意摹仿刘、白二人晚年致仕洛下唱和的结果。又，旧题曾巩《隆平集》卷四载，李昉“为文慕白居易。所居有园亭，又葺郊外宴游之地，多蓄妓乐，娱乐亲友。”这是生活方式、处世态度完全效仿白居易的明证。

　　晁迥（951-1034），字明远，谥文元，是宋初一位在政坛、儒林、文苑中都甚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他曾“历仕三朝，垂五十载；徊翔两制，踰二十年。”（王偁《东都事略》卷四十三）又“善吐纳养生之术，通释老书，以经史传致精意为一家之说。”（刘随《请询访晁李》，《皇朝文鉴》卷四十六）究心于儒、佛、道三家思想的体悟探究，以至被学者推为“宋代士大夫沟通儒佛思想的第一人。”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7页。文学上，晁迥早年与宋初著名诗人王禹偁相善，以诗赠答；真宗朝与杨亿等共同修书，成为西昆酬唱的重要参与者；晚年息影林下，模仿白居易创作道情诗，其《法藏碎金录》卷五指出：“唐白氏诗中颇有遣怀之作，故近道之人，率多爱之。予友李公维录出其诗，名曰《养恬集》。予亦如之，名曰《助道词语》。盖于经教法门，用此弥缝其阙而直截晓悟于人也。”这些思想、文学上的成就，使其在当时就已获得“文苑指为宗师，朝野推为君子”的崇高地位。有关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据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一文指出，晁迥是宋代著名的晁氏家族的奠基人，在政治、思想、文学上都有一番成就。他早年追尚宋初的白体诗风，中年一度用西昆体的典实补救白体的轻浅，晚年退居洛阳，沉迷于参禅悟道，转而偏好白居易抒发人生感悟的诗歌。他学习白居易融会佛道的行为，推崇白居易知命委顺的处世方式，对白居易的选择和解读已经从诗歌延展至其思想和人生态度，不仅极大丰富了宋初对白居易的接受内容，而且启发出宋人接受白居易的新路径，在宋代白居易接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广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103-107页。至于晁迥具体受到白居易的诗学影响，可以通过二人的诗艺比照进行观察，具体可参看刘京臣《晁迥拟“白体”诗歌简论》，其文指出，在宋初诗坛上，晁迥可谓“一身兼三派”：诗拟“白体”，名列“西昆”，而实开“理学体”门户。其“拟白”诗主要表现为形式上对白体的模拟，这种模拟甚至到了句句求似的地步。现存56首诗中拟乐天诗11首，拟乐天诗句8句。刘京臣：《晁迥拟“白体”诗歌简论》，《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40页。

　　白体诗人的杰出代表是王禹偁。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钜野）人。据《宋诗话辑佚蔡宽夫诗话》载：“元之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尝赋《春日杂兴》云：‘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邪？’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复易。”可见王禹偁仕途上的坎坷遭际、由白诗转学杜诗的经历等原因，使其较早超越了宋初君臣孜孜追求的闲适之风。他对白居易的学习已然不同于当时社会的普遍风尚，而更多具有开启一代新风尚的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清人贺裳《载酒园诗话》评其诗云：“王禹偁秀韵天成……虽学白乐天，得其清而不得其俗。”

　　关于王禹偁对白居易诗学及其仕宦人生的接受，学界已多有论述，于兹主要考察一下王禹偁对元、白“长庆制诰”这一应用文体的高度称誉与自觉学习。“制从长庆自高古”的元、白，他们的这类公文创作，在当时即被奉为圭臬，是士子们学习的楷模。如元稹在《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中云：“元诗驳杂真难辨，白朴流传用转新。”其后句诗下附小注曰云：“乐天于翰林中书，取书诏批答词等，撰为程式，禁中号曰白朴，每有新入学士求访，宝重过于六典也。”（《元稹集》卷二十二）白居易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句下附注云：“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白集》卷二十三），以及其给元稹的墓志铭亦如是称许元稹：“穆宗嗣位，旧闻公名，以膳部员外郎征用。既至，转祠部郎中，赐绯鱼袋，知制诰。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谟。时谓得人。上嘉之，数召与语，知其有辅弼才。擢授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翰林学士承旨。寻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白居易集笺校》卷七十）太宗端拱、淳化以来，几度出入掖垣、翰苑的词臣王禹偁，在其文章中开始屡屡标榜“元和、长庆风格”。他把元和、长庆作为唐代文学全盛时代而给予高度评价，其《东观集序》云：“李唐）三百年间圣贤相会，事业之大者，贞观、开元；文章之盛者，元贞、长庆而已。咸通而下，不足征也。”《送李巽序》云：“君尤善辞赋，得贞元、长庆时风格。”《谢除刑部郎中知制诰启》云：“乏梦中之白凤，深愧演纶。敢不考三代两汉之典章，取贞元、长庆之风格。”《谢除翰林学士启》：“自非枚马渊云之述作，常扬元白之才名，则何以塞清问于论思，润皇猷于典诰？”显然，“贞元、长庆风格”并非只是行文的虚词套语，而是对元白、陆贽等人制诏文章认真研读揣摩后的自觉选择。《丁晋公谈录》亦载：“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阁中商较元和、长庆中名贤所行诏诰，有胜于《尚书》者，众皆惊而请益之，曰：‘只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杀人盈城，汝当深诫；孥戮尔众，朕不忍闻。‘且《尚书》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云：’予则孥戮汝。‘以此方之，《书》不如矣。’其阅览精详也如此，众皆伏之。”故其诗《寄献鄜州行军司马宋侍郎（白）》诗云：“制诰复西汉，碑板揭东岱。金銮赴夜召，顾问及远大。白麻几千纸，意出元白外。”诗中所言宋白，在太宗、真宗朝两入翰苑达20年之久，王禹偁、田锡、胡旦、苏易简、李宗谔等两制词臣皆出其门下，可谓一代文坛宗主。可见，宋白、王禹偁等两制师友自觉以元和、长庆制诏为范本，切磋模拟，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由此可见，白居易在宋初的影响，不单表现为诗学接受或人生情趣，其在翰林、中书任职期间的制诰创作，亦对宋初文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而言之，白居易对五代诗坛的影响，诚如仕后晋、后周而入宋的“白体”诗人陶谷《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所言：“世称白傅文行比造化之功，盖后之学者，若群鸟之宗凤凰，百川之朝沧海也。”

　　不过，由于宋初“白体”诗人自身在学习白居易诗歌时所表现出来的取貌遗神，存在致命缺陷，因此使得这一诗体一阵飙风急雨过后，随即而来的便是反思与批判。富有历史意味的是，反思与批判的起点，恰恰是从“白体”诗人内部开始。这是因为，从整个宋初诗史发展演变的全局来看，晚唐五代委琐诗风延续为宋初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适时宜，所以，为了与宋初结束晚唐五代割据纷乱而形成大一统局面的新时代气象相适应，宋初三体的缺陷与不足，却为宋代中期诗文革新运动的到来提供了客观的依据与实在的对象。因此，单就“白体”而言，由于自身的不足以及为了弥补自身的这种不足，自觉不自觉地引导了宋代诗风的转型，而这个过程，恰恰是由御用文臣徐铉、李昉等加以开启，正是他们对白居易新的认识和定位，也使得他们自身成了宋初“白体”内部发生嬗变并为其注入新鲜血液的先驱，如徐铉晚年作的《洪州新建尚书白公祠堂记》所持的论调：“观乐天之文，主讽刺，垂教化，穷理本，达物情，后之学者，服膺研精，则去圣何远？其为益也，不亦多乎？”（《骑省集》卷二十八）这种论调，馆阁名臣李昉，亦曾以白居易《新乐府》中的诗句“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白居易集笺校》卷三，《七德舞美拨乱陈王业也》）来讽谏太宗，可见，对白居易“主讽刺，垂教化，穷理本，达物情”“美拨乱，陈王业”的讽谕诗强调，暗示了对宋诗关注社会现实的政治品性的呼唤。尤其是徐铉，他不仅从理论上作了反思，而且创作实践上，也进行了艺术上的改造，对声律、字句和意象的精心选择和讲究，使得他的诗歌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白体”的束缚和限制，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面貌。这些现象均表明，改变当时率易浅滑的“白体”诗风，已经势在必行。

　　前贤的理论发明和实践探索，对原本“琴酒图三乐，诗歌效《四虽》”本节所引王禹偁诗，均参见《全宋诗》卷五十九至卷七十一。（《谪居感事》）、“公暇不妨闲唱和”（《官舍抒怀呈罗思纯》）的王禹偁，有着直接的启发，因此，时代新的要求与主体自我的积极承当，使王禹偁首先揭开了“拆浮伪，去陈言”，“力振斯文”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六十六小畜外集序》，中华书局，2004年，第1008-1011页。的文学使命，以“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嘉祐读杜工部集见语意颇有相类者咨于予且意予窃之也予喜而作诗聊以自贺》）自励，不仅把目光从白居易的闲适诗、唱和诗转向了他的讽谕诗，创作了《对雪》《感流亡》《畲田词》《谪居感事》等一大批关注国计民生的诗歌，而且转益多师，“篇章取李杜”（《寄题陕府南溪兼简孙何兄弟》），“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赠朱严》），对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大家、名家进行积极的学习，这就为宋诗的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同时也为他赢得了“独开有宋风气”吴之振等选，管庭芬、蒋光煦补：《宋诗钞小畜集序》，中华书局，1986年，第13页。之先的高度评价。稍后被刘克庄奉为“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刘克庄撰、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中华书局，1993年，第22页。的梅尧臣（1002-1060），以及为宋诗确立基调的欧阳修（1007-1072）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