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镜东像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方法及存在问题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制定多种文化输出战略，各相关部门、机构积极响应，再加上海外出版机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力引进，中国政府、机构促成的海外访问和民间的多种文化文学交流活动，使得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更多地为世界各国所认知。特别是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对他本人三十年来辛勤笔耕的世界性认可，同时也是中国文学整体加强对外交流取得的成就，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产生了重要的世界影响力。除莫言外，中国当代作家中像余华、苏童、王安忆、毕飞宇、贾平凹、阎连科、王蒙、残雪、徐小斌等，在海外都有相当充分的译介，其中有些作家作品的译介不仅二十年来连续不断，而且相当及时、快捷，并在国外获得过很高的“专业评价”。

　　面对中国当代文学令人欢欣鼓舞的对外传播态势，中国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也已拉开了帷幕。但在研究方法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还有很多可探讨的地方，本文重点在这两方面做些尝试性的探索。

　　一、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方法论

　　每一门学科领域都有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就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研究来说，首先，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比如统计列表、问卷调查、抽样分析等结合起来，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尝试。定性研究是一种适合度较广的研究方法，而定量分析虽然在社会科学领域比较常用，但目前为止在文学批评领域使用得不多，这可能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认为文学研究中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不能被量化的；二是担心量化研究会损害文学研究最重视的人物性格和作品的复杂性。但国外已有很多学者认识到定量分析会对文学研究带来突破，比如英国知名学者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认为量化研究的价值堪比空中摄影：“空中拍摄能发现从地面上无法发现的图案，能让我们透过树木看到整片森林，而这在地面上由于距离过近而无法看到。因此，对文本进行量化研究能揭示出一个作家创作的宏观脉络，这种宏观图景在一字一句的作品阅读中是难以发现的。”美国的乔纳森戈特沙尔（Jonathan Gottschall）借助对各国民间故事和神话故事的定量分析，来修正女性主义研究者对这一类文学作品的阐释；而另一位美国学者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通过对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的定量分析，用翔实的数据阐明该小说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读者、研究者对他们的认同或排斥，并从中得到这样的认识：定量分析能够打破文学研究中先入为主范式的僵局，开辟出新的研究空间。从国外学者的研究实践来看，定量分析或曰量化研究能极大地提高定性分析的效能，使对文学的认识更为全面、准确。

　　抛开国外学者的量化研究实践不谈，就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这一课题而言，也适合用统计、量化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因为我们不仅要考察某一位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海外译介与研究情况，还要考察不同作家作品的海外译介与研究，以便进行比较分析。同样，海外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接受与研究，通过统计列表的形式能更直观地呈现出来。目前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效果。比如刘江凯博士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研究和纪海龙博士对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研究。前者的研究中运用了大量的统计列表，对国外某一大学图书馆中国当代文学的藏书情况、某一位中国作家作品的翻译、用西方语言撰写的中国文学博士论文数量等，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统计，用数据说话，不仅具有说服力，而且给他的研究带上科学、实证的色彩。后者的研究将冷战时期美英两国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分为1950-1960年代、1970年代、1980-1990年代初三个阶段，详细统计了每个阶段的西方本土研究者和华裔研究者，以及三个阶段西方关于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各种选本，不仅搜集、挖掘了大量的英文原始文献，而且在充分占有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

　　因此，量化分析的引入能使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考察更具有实证性，观点结论更令人信服。而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的有机结合则能使该项研究既有宏观的概括，又有局部的透视，既充满思辨性，又不乏考证性。

　　其次，借鉴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也会让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打开新的局面。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本身就带有跨学科性质，它涉及中国文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社会学等多个方面，在具体研究时还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地位、国际关系、民族心理等因素铰结在一起。海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是站在自身角度对他者的一种诠释，而法国学者巴柔在对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进行定义时说道：“‘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在这里，套用巴柔的话说，海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也传达了西方人自身的某种心理、需求和欲望，他们在言说中国文学的同时，也在言说自我。这种言说自我可能不是显在的，而需要通过分析他们的话语机制、言说背景、民族性格及心理特征才能看到，这样就可能把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由表层引向内里，不仅阐述谁在研究，怎样研究，还要进一步剖析为什么会这样研究。比如英美对中国“十七年文学”中某些作家作品的研究一方面关注这些作家对新中国社会阴暗面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借此反证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

　　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其实也是中国形象的一个体现。比较文学形象学认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当各方面都比较强盛时，该国的文化、文学就会流向其他国家，其他国家也多以仰视的视角来看待该国。而当诸方面都处于弱势时，其他国家则会对该国采取俯视的视角，该国的文学、文化也就难以影响到其他国家。因此，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对于文学的海外传播存在着影响。我们在进行海外中国文学传播的研究时，应把它置于各种因素组成的“场域”中进行探讨，放在多种相关因素交织成的网络中加以观照。

　　最后，从求同研究到求异探索。文学作品具有超越东西方界限与时间的普遍性特征，这是进入一个与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完全不同的文学世界的基点，普遍性的东西带给人一种熟悉感，能让异域读者较少排斥性地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学传统。但在有了基本的认同之后，人们便渴望看到与自己的文学传统迥然不同的风景，求异的愿望便油然而生。文学的普遍性让异域的读者容易感受和接受，而独异的本土气质所散发出来的迷人光彩才是吸引异域读者的魅力之源。就西方读者对莫言的接受来说，他们先是在西方文学脉络里理解莫言的作品，通过基本的类比，比如福克纳、马尔克斯这些他们较为熟悉的作家去接近莫言。但随着他们进入莫言的作品，便会发现莫言给他们打开了一个与自身的文学传统、历史背景、社会环境迥然不同的缤纷世界，他们兴味盎然地玩味这个世界，迷恋于这个世界的色彩、音响、人物、氛围、节奏。

　　另一方面，西方读者对莫言作品的接受也受到蕴涵其中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学的影响。相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中国古代文学在海外的影响要大得多，西方人从内容、形式到理念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是怀有敬意的，而莫言的创作自觉不自觉地在延续中国文学的传统。比如他的《生死疲劳》承继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檀香刑》中或实或虚地流露出山东地方戏曲形式。因而，西方人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认同，到接受吸收了传统创作方法的莫言，这种情感上的认同是认识莫言创造的五彩缤纷的文学世界的起点，而更让西方读者着迷的是打上了莫言式烙印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物，是从莫言心底流淌出来的既在情理之中又超出阅读期待的中国故事。

　　二、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存在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富有价值的成果，从中国知网上检索可以看到近百篇与此相关的报刊论文和硕博论文，相关的著作也有出版。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以后研究时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是如何从资料整理走向带有问题意识的深入分析。资料整理在任何一项研究的初期阶段都必不可少，特别是拓荒性的资料收集是展开深入研究的基础。就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来说，第一手资料的整理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报纸文章中及时的跟踪报道，期刊论文里就某一位中国作家或某一个文学创作阶段的资料收集，专著中对多位作家、不同流派文学作品翻译与研究的梳理，都已颇见功力。但这项研究要想走向深入，必须超越资料整理阶段，从特定的问题着手，或围绕某个专题，进行深层的剖析。比如中国当代的寻根文学在海外曾有过一阵热闹的译介与评论，相对于中国当代的先锋小说，为什么西方人对中国的寻根文学更有热情？这里面隐含着怎样的话语机制、文学理念、美学意识、意识形态逻辑？

　　另外，对资料的运用要采取动态、发展的眼光，不断收集、分析最新的译介、研究资料。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与海外研究发展非常迅速，其翻译质量、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这种背景下，再用西方人十几年前甚至更早对“熊猫丛书”、外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的某些评价来笼统指代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就显得片面、滞后。目前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常为学者引用的观点，比如加拿大汉学家杜迈克发现严肃的中国文学要想获得国际承认面临着很多巨大的障碍、香港大学的爱德华兹指出“中国文学很少能让国际读者感兴趣”、英国汉学家蓝诗玲认为“中国文学在西方被忽视了”、英国汉学家詹纳指出“熊猫丛书”的某些译文让西方汉学家感到“荒唐可笑”等，再一味地用来指称今天海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与评价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传播的内容、研究的对象在不断变化，数量在日益增多，质量在逐渐提升，再一味刻舟求剑式地引用固有的评述有碍于对动态发展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做出客观、及时、公允的评价，应从流变的角度，分阶段地呈现出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与研究的发展脉络。

　　第二，要警惕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译介中的东方主义心态和意识形态因素。就海外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探讨来说，西方本土研究者更热衷于探讨其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像英国的詹纳（W。J。F。Jenner）、美国的白之（Cyril Birch）、夏默（Dorothy Blair Shimer）、赫格（Robert Hegel）、戈茨（Gotz Mi-chael）等，都着重从这一角度进行阐释。但这种关注夹杂着萨义德所说的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学、文化的偏爱与猎奇心理。如白之对赵树理《三里湾》中爱情故事的解读强调小俊与满喜的结合证明了农村传统婚姻中“媒人”的重要性，认为二人是出于对“媒人”的共同信任而结成人生伴侣的。一些西方本土学者在编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集时还以作品与传统的关系为重要标准，比如在夏默看来，那些包含了“本土形式影响下的古老思想或行为习惯”的作品“令人兴奋并常令人激动”。因此，我们要批判地审视国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分析他们的研究凸显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这种凸显与遮蔽体现了他们怎样的思维定势和心理机制。又如国外对余华小说《兄弟》的研究，对其中提到的用钉子钉入脑袋自杀、砸碎宋平凡尸体的膝盖以放进棺材、厕所偷窥等细节津津乐道，而没有从中国的具体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出发，对这些现象进行结合实际的剖析。

　　意识形态操纵下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本等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翻译的选材、翻译策略的选择、对原文的增删和改写，都体现了意识形态背后的操纵作用。意识形态在翻译中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我们这里从几部中国当代作品翻译成英语时题目的改动来做一管窥。

　　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最终以忠实的译名The Songof Ever-lasting Sorrow之名出版，但出版社最初主张把书名改成《上海小姐》，理由是有这样一个书名做噱头好卖。只是由于译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一再坚持忠实于原名的翻译，才最终使《长恨歌》的英文版在美国非盈利性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不过仍加上了一个副标题：“一部关于上海的小说”（A Novelof Shanghai）。上海是西方人熟悉的意象，也是放荡不羁的想象力的释放地，而“上海小姐”更令人联想到东方主义和东方情调，其中的意识形态蕴涵不言而喻。

　　意识形态的潜在操纵作用还体现在苏童的《妻妾成群》、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等书名的翻译上。《妻妾成群》译成英文时用了该小说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Raisethe Red Lantern）的名字，《饥饿的女儿》被译成《江的女儿》（Daughterofthe River）。这些译名中的“大红灯笼”、“江”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西方对于中国的“东方主义”想象，会令西方读者联想到早已形成的东方文化的固有形象--大红灯笼不仅是一种喜庆的标志，也是性的象征，令西方人联想到小脚、妻妾、充满神秘意象的中国旧式宅院和悲剧性的东方女性形象；“江”令西方人联想到中华民族的生命、文化和历史的象征--长江与黄河。西方的出版社和某些译者有意识地去建构、树立符合西方意识形态及西方认知理解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学形象。难怪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感慨地说：“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还将不断碰到由文化的不对等带来的冲击。”

　　第三是海外、国内的研究如何形成有效的对话。国外的外视角研究和本土的内视角研究是可以互补、互识、互证的，我们要厘清国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有哪些洞见，对本土研究带来怎样的启发，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本土研究内部的调整与优化。本土研究在国外的传播如何？对外视点的研究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以余华的《兄弟》在国内外的接受与研究为例略作说明。自2009年1月由美国兰登书屋推出英文版以来，《纽约时报》、《纽约客》、《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等美国主流媒体都给予好评。其中《纽约时报》周末版用六个版面介绍了《兄弟》和它的作者。《纽约时报书评》推出中国专题，其中也介绍了《兄弟》，说《兄弟》是一部反映20世纪末中国社会生活的小说，这个故事像美国电视剧《24小时》一样充满了狂风暴雨般的语言、肉体暴力以及情欲，具备这些元素的作品在西方应该能一鸣惊人。

　　相比国外对《兄弟》几乎一边倒的赞美，它在国内的接受则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国内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情节“失真”，语言“粗糙”，“根本不值一提”，是一部失败之作。指出余华用血统论推定人类生活中的卑微与高贵，结果是“过去40年来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被简化成了一场善与恶的斗争”。甚至出版了一部《给余华拔牙》的批评文集。但《兄弟》也受到著名评论家陈思和等人的青睐和高度评价，陈思和从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概念出发，以“狂欢”和“民间”为着眼点，认为这是“一部”、“惊世之作”，从美学概念上根本扭转了对该作品的解读。

　　为什么国内外对余华《兄弟》的接受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这可能同中西方对新闻媒体、文学作品的不同定位有关。西方强调其批判功能，余华《兄弟》中对发展中的中国社会、道德的批判，契合了西方人的阅读定势，因而受到他们的欢迎。而中国的批评家认为余华沉陷在脏、乱、臭、黑的世界里，是在向西方展现中国消极的一面。中国批评家敏感的东西，西方的批评家可能并没有考虑过。

　　不过，总的来看，国外对译介过去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与研究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脱离中国历史语境的想象状态（一些华裔学者的研究除外）。东西方读者有着不同的小说观念。在西方读者看来，小说不含有历史因素，而中国小说中往往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因而理解中国文学的关键是了解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文学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展开。由于外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他们在分析中国文学作品时容易从自身的感受出发，运用有限的中国知识，加上大胆的想象和联想，得出的结论虽然独特、新鲜，却有时有悖于作家的创作初衷和中国的实情，造成严重的误读。

　　第四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现状不能过于乐观，而要有清醒、理性的认识。

　　我们经常在很多当代作家的介绍中看到他们的作品已被译成十几种甚至几十种文字，有的甚至在作品重新出版时附上“英译本序”、“法译本序”等，再加上媒体、报刊出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热切愿望而带有夸大色彩的赞誉之词（如某某作品在国外“好评如潮”，某某作家在国外“受到追捧”），不时见诸报端的中国某某作家去海外演讲、参加文学活动的夸大报道，使得国内的读者和研究者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以为中国当代作家在国外广为人知并大受欢迎，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但实际情形是翻译成外语的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主流读者视野中总体上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以新近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为例。莫言的《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分别于1997年、2001年译成瑞典语出版，起印仅为一千册，但就是这一千册直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也没售完，是获奖契机让这些滞销的作品宣告售罄。国际接受度较高的莫言的作品尚遇到此种情状，中国其他作家作品的销路更可以想见。

　　与国内如火如荼的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不同的是，西方对翻译文学并不热衷，华裔学者张旭东说：“美国文学只关注自己，”“他们的文学中，所有翻译文学只占1%，少得不可思议。”

　　真能深入美国社会的根本没有。”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是“一少二低三无名”。“用‘沧海一粟’来形容中国当代文学在北美的微弱处境，或许夸张；但说中国当代文学在北美读书界处于四舍五入的微妙界点，大概是一个不错的形容。”

　　给中国读者以中国文学在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的错觉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中国作家的海外演讲和去国外参加文学活动的描述，这些描述有作家的自说自话，也有媒体的推波渲染。一些去往海外宣传演讲的作家回国后喜欢说自己的演讲如何引起轰动，有多少国外的媒体争相报道。但其真实情形如何，还需要还原历史现场来判定。首先，听众的层次和范围是只限于汉学家、东亚系的学生、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还是远远超出了“专业圈子”的范围，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引起了国外普通民众的关注。其次，海外报道这些消息的媒体是主流报刊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报。只有找到国外媒体报道此事的第一手材料，对演讲现场情况有真切的了解和掌握，才能判定其影响有多大，不能只听演讲者的一己说法，或某些国内媒体根据其说法添枝加叶的夸大报道。

　　中国作家到国外参加文学活动同样如此。我们不能只听参加者本人回国后放大其效果、夸大其重要性的叙述，而是要去切实了解这些活动的档次、影响力，因为国外的这类活动主办单位良莠不齐，会议层次高低有别，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相信都是些国际会议级别的活动。因此，对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而应进行理性的总结，在还原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