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镜东像

第十三节 英国历史上的“中国风”

　　西方自马可波罗以降，大批商人、传教士、旅行家来到中国，他们通过贸易、报告、游记、著述，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欧洲，在欧洲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到17、18世纪形成席卷欧洲的“中国风”。英国现实生活里的“中国风”主要包括中国光洁的瓷器、飘逸的丝绸、健体的茶叶和浑然天成的园林艺术。

　　瓷器是中国送到欧洲的最高雅、最令人心动的礼物，它与原产地牢固地连在一起，以致瓷器的英文名称就叫“china”。欧洲人如19世纪英国的散文家兰姆（1775-1834年）正是通过绘制在瓷器上的玲珑人物、自然景物、风情习俗感受中国的。17世纪初，荷兰人劫掠了葡萄牙的大帆船，将船上的中国物品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时，欧洲的妇女惊诧于中国瓷器的典雅美丽，在她们眼里，这种天赐的宝物如此圣洁，以至于不敢用手触摸。这种神圣性还和传说中中国瓷器能够消灾解毒及其制作材料和制作工艺的独特要求有关。关于中国瓷器的制作，西方人说法不一。培根（1561-1626年）在其幻想游记《新大西岛》（1624年）中谈到中国瓷器时借人物之口说：“我们在不同的土层中埋藏东西。这些洞壁用粘土和瓷土的混合物涂抹，就像中国人给瓷器上彩釉一样。”17世纪英国的托马斯布朗（1605-1682年）以科学的理性精神试图澄清时，指出另外两种制作传说：一是把蛋壳、龙虾壳、石膏埋在地下80年后制成；二是认为其基础材料是泥土，但要放在阳光下，风吹日晒40年使之硬化。这些传奇般的说法更增添了中国瓷器的神圣与珍贵。

　　中国瓷器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就已提及。在《恶有恶报》里，莎士比亚使用了“China”一词，此处指瓷器而非指称中国。斯威夫特也说有一个时期他爱上了瓷器，即使价值连城，也要设法购置。诗人盖伊亦描述了一位贵夫人如何被精美的中国瓷器搅得不得安闲：“古瓷是她心目中的爱好所在/一个杯子、一只盘、一个碟子、一只碗/能够触动她胸中的火焰/给她欢乐，或叫她不得安闲。”

　　英国社会自宫廷王室到普通贵族都卷入中国瓷器热中。英格兰的亨利八世收集精美而雅致的中国瓷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藏有一个白瓷碟和一个青瓷杯，视为无上珍品；1604年，荷兰海军袭击葡萄牙大帆船，从船上劫掠了大量中国瓷器后，运到阿姆斯特丹拍卖，英王詹姆斯一世是买主之一。收集、珍藏中国瓷器是英国达官贵人的一大嗜好，在他们的客厅、书房，甚至壁炉架上，都摆设着各式各样的中国瓷器，以显示主人的阔绰和风雅。浏览那个时代的书信，我们看到一位德拉尼夫人，她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收集中国的器物，并把中国的杯子、盘子、碟子送往乡下的亲戚朋友处，共同赏玩，分享快乐。英国的《旁观者》杂志1712年3月26日的第336期上刊登了一位瓷器店服务员的来信，透露了当时瓷器热的情形：一些贵夫人出于对瓷器的挚爱，每天到他的店里光顾两三次，一会儿说要买一个花瓶，售货员就得把花瓶搬出来给她看，一会儿说想要一个茶杯或是一个盘子，售货员又得把东西从架子上、橱窗里拿出来让她挑拣，可她不是说这个太贵了，就是说那个太土了，好不容易看中一件，还说暂时用不着。原来，她们并不是真心买瓷器，而是饱饱眼福过过瘾。英国人对青花瓷始终情有独钟，就像兰姆说的：英国的中国迷对“那些无序的、带有蓝点的小奇物”，怀有特殊的兴趣。

　　中国丝绸进入英国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影响很大。英国素以毛纺织业著称，丝织业却很薄弱。16-17世纪，中国的丝绸、刺绣、织锦等是英国商人远东贸易的重要商品。1599年，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特（1552-1616年）在其编写的《英吉利民族的重大航海、航行、交通和发现全书》（简称《航海全书》）中提到：“中国非常富饶，超过东方其他王国；……男人耕田种稻，女人养蚕缫丝……画家很多，使用笔或针，后者又叫刺绣工。神妙地把金线织到丝绸、棉布和亚麻布上。”169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商船抵达福建厦门，指定要丝绸、刺绣、织锦。一时间，中国的丝绸和刺绣服装在英国成为时尚并流行开来，英国贵妇们穿上华贵的中国刺绣服装，披上瑰丽的中国刺绣披肩，戴上精致的中国刺绣围巾，口袋里装着小巧的中国刺绣手帕，以东方美人自诩，出入上流社会。中国皇室的图案尤其受到青睐，在当时的伦敦，绣有龙凤、麒麟图案的服装被认为是最时尚的。西方人本来视龙为凶恶之物，这时却感到这种东方怪物有“难以言状的美感”。在贵族的寝宫和小姐夫人的化妆室里，也装饰着典雅精致的中国刺绣床幔、窗帘和屏风，宛如中国的宫殿一般。从着装到陈设，中国的丝绸、刺绣带给英国人一种异国情调的美感和雍容华贵的气度。

　　中国的茶也是英国人喜爱的饮品。有一个时期，英国人最大的享受莫过于起床前倚在床头上喝一杯茶了。中国的茶叶约17世纪中期进入英国，起初十分稀有珍贵，只有王公贵族才能消费得起，查理二世搞到两磅茶就心满意足了，但有钱人还是想方设法追逐这一时尚，并津津乐道饮茶的种种好处。1700年，桂冠诗人纳厄姆泰特（1652-1715年）写了一首《饮茶颂》，说饮茶可以忘忧，使人头脑清醒，不像酒，喝多了不但去不了烦恼，还会使人神志不清。社交界闻名的蒙塔果夫人赞颂饮茶不仅使社交活动更富有生气，还使老年人焕发童颜，年轻人葆有青春。而当时英国的文坛领袖约翰逊（1709-1784年）也是饮茶大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自己白天喝茶下饭，傍晚喝茶解闷，夜半喝茶提神，20年来茶炉从来没有冷却过。宫廷的倡导，文人的赞颂，使得饮茶成为风气。到18世纪末，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剧增，其价格逐渐降至普通百姓也能消费得起的水平，最终形成英国社会嗜茶如命的风气。饮茶成了英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影响英国艺术发展的中国物品中，瓷器、丝绸和茶叶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说茶的输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英国人某些日常生活习惯的话，那么瓷器、丝织品的作用则是双重的，它们除了具有实用价值外，还兼有装饰功能，不仅是使用的对象，更是欣赏和审美的对象，它们的造型、色泽、图案携带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信息，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尽管如此，构成英国“中国风”核心的，还要数中国园林艺术对英国园林建造的影响。

　　中国和英国的园林艺术风格截然不同。英国园林遵循西方天人相分、人类支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念，追求人为的巧夺天工；中国园林在天人合一思想的烛照下，遵循师造化、法自然的设计原则，通过移步换景、曲径通幽等手法，求得自然与人为的巧妙和谐。16-17世纪，英国园林突出文艺复兴以来的审美理想，以和谐为美的最高原则，讲究对称、有序，致力于将树木、溪流、丘陵等自然景观图案化。在那里，树木、花草被修剪成规则的几何形状，层层套嵌，组成纹样图案，中轴线两旁有严格对称的水池、喷泉、雕像，整齐划一，但千园一面。17-18世纪之交，这种讲究整齐划一和严格对称的园林风格逐渐使英国人厌倦，他们渴望某种变化。

　　威廉坦普尔爵士（1628-1699年）是一位园林爱好者，曾在海牙任过大使，从到过远东的朋友那里听说了中国的园林，极为赞赏，并注意搜集有关资料。1685年，他写成《论伊壁鸠鲁的园林》，将欧洲传统的园林式样同中国的园林布局对比，说“建筑物和花木的美，首先在于它们按一定的比例布置，讲求对称和统一；我们园中的小径和树木被安排得如此整齐，以致在相隔同样距离的地方会出现另一条与之相呼应的小径或树木。中国人却不喜欢这种方法，他们力图设计一种整体的美，而不在意局部的秩序……中国人描绘其是‘参差不齐又错落有致的无序美’”。坦普尔认为，这正是中国园林所追求的，也是他极为欣赏的。

　　坦普尔新的园林趣味对英国的艺术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赢得一批赞同与支持者，最忠实的是艾狄生（1672-1719年）。艾狄生是英国18世纪上半叶重要的小品文作家，1711年他和斯蒂尔（1672-1729年）一起创办了《旁观者》报，并在第414期上发表的一篇谈论中国园林文章的结尾说：“描述中国情况的学者告诉我们，那个国家的人民嘲笑我们欧洲人的花园在设计和布置上循规蹈矩，他们说任何人都会把花木摆成一样的行列和相同的图案。中国人宁愿在大自然的作品上展示才华，从而永远把他们指导自己生活的艺术隐藏起来。他们的语言中有一个词专门表达他们在花园内一见便能浮想联翩的特定之美，而无须辨认具有如此功效的东西为何物。相反，英国的园林家却不顺从自然，偏爱尽可能地违背它。我们的树木呈圆锥形、球形和金字塔形生长。我们在每一棵树和每一丛灌木上都能看到剪刀的痕迹。”艾狄生还把诗歌创作与园林设计联系起来，认为二者都有自然的和人工的两种不同类型：“我主张的园林结构是希腊诗人品达的长短句，且是颂歌式的，具有自然的粗犷之美，但又不失艺术的细致典雅。”

　　诗人蒲伯（1688-1744年）也视威廉坦普尔为权威，他在1713年9月29日写的文章中说：“天才和最有艺术才能的人总是最喜欢自然；因为他们真正体会到一切艺术的目的都在于模仿和研究自然。”“忘却自然千万不该”是蒲伯的信条，也是他付诸实践的准则。1718年底，他在泰晤士河畔建造了一座具有中国园林风格的花园别墅，取名托肯汉姆，依据“一切艺术的目的在于模仿和研究自然”的原则，四周没有墙垣，园中也没有平行对称的小径、树丛和花坛，却有一个岩洞，是蒲伯最大的骄傲，它几乎完全是自然的造化，无须人工雕琢。

　　18世纪胸襟博大的英国作家哥尔斯密（1730-1774年）在他的书信体作品《世界公民》（1762年）第30函中，谈论中国园林的新气象：“在园林艺术方面，英国人尚未达到中国人那种尽善尽美的水平，不过近年已开始仿效他们的做法。人们现在比以往更加忠心耿耿地顺从自然景观。花木可任意地枝繁叶茂；溪流不再被迫改道，放任地沿河岸蜿蜒流淌；野生花草取代了精美的花坛和围着瓷砖修剪一新的草地。”

　　到18世纪后半期，迷恋并宣传中国园林的主要是威廉钱伯斯（1726-1796年）。钱伯斯1742年以瑞典一艘商船押运员的身份到过中国，后作为英国建筑师重游远东。他考察了中国的建筑和园林，在广州期间曾将中国的服饰、屋宇绘成简明的图画，回国后于1757年出版了《中国房屋、家具服饰、机械和家庭用具设计图册》一书，1772年又发表了《东方园林论》，颂扬中国园林美的同时，对18世纪70年代初英国某些滥用中国园林的设计原则，模糊园林与荒野界线的极端做法提出批评，强调必须用艺术补救自然的不足，指出中国园林的精妙在于师法自然，而非不事人工雕琢的纯粹自然。他说，中国园林是经精心挑选后设计的，以便景色多样，千变万化，早、中、晚各有不同，时而悦目，时而迷人。湖泊、溪流、瀑布、岛屿、岩洞、树木、花草、野生植物，一切仿效自然。这种设计看似简单，实则独具匠心，非广博的知识不能为之。钱伯斯实践其园林主张最著名的例子是18世纪60年代初为肯特公爵设计的丘园。这座丘园以中国园林为蓝本，力图在自然与艺术之间求得平衡：一方面顺应天然环境，保留曲折蜿蜒的自然风光，同时又采用拱桥、假山和凉亭为点缀。为使其景色多样化，他还添置了颇富中国情调的小景，包括一座160英尺高、共10层的宝塔，每层都有翘起的檐角，屋顶四周饰有80条龙，涂以色彩艳丽的彩釉，这座中国宝塔成为丘园的象征，也是中英文化交流永恒的见证，当之无愧地成为欧洲新式园林的范本。

　　西方人喜爱中国风格，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工艺产品精美，尤其是瓷器；更重要的是这种风格适应了英国的需要。17-18世纪的英国人，对艺术古典传统的拘谨感到厌倦，对希腊式的优雅和对称感到乏味，需要一些更通俗、更有娱乐性、更精美和不拘礼节的东西，中国的艺术品正好满足了这些需求。同时，欧洲同东方的贸易有了较大发展，当时“对华贸易”是英国海外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贸易。英国的国王非常重视与中国的海上贸易，1596年伊丽莎白女王派遣罗伯特都德里爵士等人，经海路前往中国。查理一世亦曾派遣使节赴华，却因无人愿意承担此外交使命而作罢。英国政府具有持续发展对华贸易的兴趣，并与商人密切合作，通过东印度公司，同中国进行了欧洲各国中份额和规模最大的贸易。但英国政府并不满足，渴望有进一步的发展。为此，英国政府1792年向中国派出了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通商使团。

　　休奥诺认为，到18世纪50年代，中国式风格在英国的流行达到空前的高潮，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尽管对此也有批评与嘲笑，‘中国式风格’还是渗入各种家具陈设上，甚至应用于从酒杯到书籍装帧的各种装饰品上。在公园里，草坪花圃都用交叉形状的中国篱笆围起来，小溪上架着精致的中国拱桥。在橡树和山毛榉树间，冒出大批异国情调的小庙。在喜庆集会场合可看到人们穿着绣了花和龙的中国旗袍，而卡纳莱托在他的一幅英国风景画上，就画着一群穿这种衣服的人。”此后，中国式风格走向衰落。不过在英国一些公园里仍可见到中国风格的建筑，中国式的家具仍受欢迎，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丝绸、壁纸继续流入英国市场，且很快被抢购一空。英国南部布赖顿市建造的皇家东方宫殿1821年竣工，中国风格的音乐台1836年揭幕，是英国中国式风格的最后一座公共纪念建筑。

　　英国历史生活里的“中国风”既出于英国自身的需要，也是对异域情调及风情的追求，当英国的皇室、贵族穿着绣有中国图案的丝绸服装，在中国风格的亭台楼榭里用精致的中国瓷器饮茶谈天时，最令他们欣喜的是一种异国情调的享受。

　　§§第二章 西方视域中的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