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镜东像

第八节 《大地》：从小说到电影

　　在美国的中国形象史上，赛珍珠和她的小说《大地》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的，采用社会学方法、对美国的中国形象进行过深入研究的美国学者伊萨克斯这样评价道：“在所有喜爱中国人、试图为美国人描述并解释中国人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像赛珍珠那样卓有成效。没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比她那著名的小说《大地》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几乎可以说，她为一整代的美国人‘制造了中国人’。”另一位美国学者詹姆斯葛雷在他的《关于第二种思想》一书中也写道：“我们其中的一些人在学生时代，即还只有十几岁时，一直把中国看作存在于地平线之外某个广袤、荒无人烟的地方，看作存在于可能性王国之外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因为战争才浮现出来，”而“改变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应归功于赛珍珠，是她的系列作品帮助我们改变了原先的想法，使我们的心智朝着健全、同情和理解的方向发展。”

　　《大地》出版后在西方世界一时间好评如潮。美国的《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of Literature）认为这是一本“非常不错的小说”，让读者读到了“真实的中国人”；伦敦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发表评论，说赛珍珠的小说“真实地描绘了中国人民生活的画面，令人信服”；《新政治家与国家》（New Statesmanand Nation）的评论者写道：“没有比《大地》描写得更真实的了，中国人每天都在富于诗意的艺术帷幕中快乐地生活着……《大地》是不容错过的好书。”赛珍珠的传记作者彼得考恩多年之后这样总结道：“批评家对《大地》的评价惊人地一致，他们尤其赞叹小说摆脱了定型化中国形象的窠臼，写出了中国人生活中人性的一面，甚至把他们当作普通人看待。”

　　但《大地》出版后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的命运却不那么乐观。虽然有出版家、作家、翻译家赵家璧等人给予了好评，认为这部小说超越了此前美国作家对“中国佬”的负面塑造，不仅抓住了中国人的外貌特征，而且写出了中国人的灵魂，总的来说显得真实可信。但大多数文人对赛珍珠其人其作及其成功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大地》歪曲了中国农民形象，“尤其是对于中国人和事的描写，简直浅薄得可笑”，也不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虚名”，“《大地》是一本写给高等白种人的绅士太太们看的杰作”。

　　最先将《大地》译成中文的伍蠡甫写了长达28页的前言《福地述评》，对小说的真实性和作者的动机与态度提出了质疑：这是真实的中国吗？作者这样写的时候是否带着白种人的优越感、借口拯救中国而掩饰外国人的侵略行径？还是在暗示贫穷、绝望的中国人要改变自己的状况从而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黄祸”？胡风认为，赛珍珠把握不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不能揭示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根源，忽略了中国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去美化外国人。鲁迅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也注意到赛珍珠，他曾写道：“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也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不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才能留下一个真相。”一位身在海外的中国学者江亢虎（时任麦吉尔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室教授）在读了赛珍珠的《大地》等作品后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公开侮辱，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赛珍珠：“她似乎更热衷于描写中国人的怪癖甚至缺点，而不是在描述普通的中国人……她把这些东西突出出来，并一再强化，有时甚至在一个人身上‘堆积’了太多这种东西，以至于他看起来不像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布克夫人更像是在绘制扭曲的漫画，而不是进行忠实的描绘。”而且认为赛珍珠这样做会给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带来严重的误导：“读者会从这些描述中形成自己对中国的认识，由此作者有意或无意地提供了一幅很不友善的中国图画，虽然她在中国长大，而且至今还待在中国。”蒋介石政府也不喜欢赛珍珠塑造的中国形象。此时的蒋介石正极力赢得美国人的好感，以便从美国得到更多金钱、武器方面的援助，因而力图把中国好的、文明的一面展示给美国和西方世界，自然对赛珍珠小说中对中国贫穷、落后、愚昧、土匪等有关内容的描写不满，认为她对中国农民阶层的刻画是在丑化中国，和国民党政府极力打造的中国国际形象相背离。

　　对于这样一部取材于中国而又影响广泛的作品，电影界是不会无动于衷的。1931年底，米高梅电影公司有意将《大地》改拍成电影，付给赛珍珠五万美元购得改编权。由于这是一部以中国为背景、描写中国人生活的作品，因此影片的摄制从一开始就引起当时中国南京政府的关注。此时正是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时期，从知识分子到国民政府，民族意识空前增强，尤其反对外国人对中国进行歪曲描写。这一时期，美国驻上海的商务参赞阿诺德告诫美国商人，在同中国人打交道时要“比以往更注意礼节和礼貌”，稍有疏忽就会“招致中国政府的敌意，因为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正日益高涨，对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非常敏感。”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电影对公众舆论的巨大影响力，因而自米高梅公司启动拍摄计划之日起，南京政府就决定表达自己的希望和意见，旨在使影片反映出中国新的精神面貌，不出现侮辱中国的镜头和画面。米高梅公司也一改以往好莱坞的骄横作风，同中国政府协商。1933年12月，国民党政府驻旧金山的副领事江易生致信南京外交部，汇报他与米高梅公司商议《大地》剧本的修改意见，内容有十八处之多，包括不出现吸鸦片、裹脚、妓院、要饭、过多的男人留辫子镜头，对士兵和土匪要加以区分，增添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内容等。米高梅最终做出了片中不出现污蔑中国的镜头的保证，并订立了正式协定。这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次为了拍摄影片而同外国政府签订协议，做出承诺，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美国电影制作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暗示出中国要在国际秩序中寻求相应的地位，并认识到电影作为国际交流的媒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接着，中国政府在协议的基础上，派杜庭修将军去好莱坞，以中国全权代表的身份监制影片的拍摄（后来此职由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总领事黄朝琴接替）。与此同时，米高梅公司也采取了比较认真负责的态度。1933年12月，由导演乔治希尔（George Hill）率领一个摄制组前往中国，拍摄一些背景素材，收集影片所需要的各种道具。摄制组在华中、华北地区工作考察了半年多时间，虽然他们对外宣称收获不多，但随行的摄影师查尔斯克拉克却在一篇文章中一语道破天机。他描述说摄制组共拍摄了150000英尺长的胶卷，3000张照片，近1000段录像，购买了重达20吨的道具，包括全套的农具、三头水牛，大量的服装和小孩玩具，此外还有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用品，以备在好莱坞拍摄时使用。

　　依照协议，《大地》的演员最初准备全部选用中国人，米高梅公司曾在中国和美国分别登报招聘，会说英语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条件。但白人导演担心票房收入，不愿让华人或华裔女演员饰演电影的女主角阿兰。后来米高梅找到当时颇有名气的华裔女演员黄柳霜，意欲让她饰演《大地》中的重要配角荷花，但黄柳霜拒绝了。她说如果让她饰演阿兰的话，她会很高兴地答应，但让她--一个华人去演配角，而让白人女演员去演中国女主角，她不能接受。男主角王龙最初选定华裔演员查瑞龙，但他担心里面有辱华内容，提出想看看剧本，遭到拒绝，于是查瑞龙放弃了可观的片酬，拒绝饰演王龙。男女主角的扮演者经多次竞争，最终获胜的是当时崭露头角的好莱坞新秀保罗穆尼（Paul Muni）和路易丝蕾纳（Luise Rainer）。

　　导演的选择也颇费周折。最初执导的乔治希尔在影片未正式开拍前即自杀身亡，据说自杀的原因是米高梅反对他选择华人饰演电影的主角。接替他的是维克多弗莱明（Victor Fleming），也即后来《乱世佳人》一片的导演，但不久即因病不得不中断合同，最后担任导演的是西德尼弗兰克林（Sidney Franklin）。西德尼执导有方，将影片分割成几大部分，聘任几位副导演分别负责特技、外景和群众场面的拍摄，自己则主要负责男女主角的表演。为了尽可能真实地体现出中国的“情调”，保证影片的真实感，西德尼在加利福尼亚州租下了五百英亩土地，在那里修建了中国道路，种下了中国庄稼，建造了中国农舍，还打了一口中国水井，甚至修筑了一段中国长城。演员坐的椅子、穿的衣服，也都是从中国收集去的。另一方面，男女主演保罗穆尼和路易丝蕾纳也多次去唐人街体验生活，模仿中国人的一举一动，尽可能地塑造出活生生的中国人形象。在拍摄过程中，杜庭修将军和黄朝琴总领事认真履行职责，贯彻蒋介石的旨意，力图说服米高梅塑造一个积极的中国银幕形象，而米高梅也表现出少有的温和态度，尽可能地满足南京政府的要求，不仅减少了小脚、辫子、饥饿、迷信、吸鸦片等镜头，甚至遵照蒋介石政府的提议，将耕地的水牛换成拖拉机，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这种现代化的农机设备。结尾也由小说中的争吵变为大家庭的和睦，王龙的发家由小说中阿兰在大户人家捡到珍珠，改为电影中的勤劳节俭致富。

　　经过长达三年多的努力，《大地》终于杀青。公映前米高梅公司请胡适和林语堂观看。胡适虽然对电影并不完全认可，但认为相对于小说有很大改进。林语堂认为电影真实地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和感情，中方电影监制黄朝琴在给南京政府的审查报告书中援引林语堂的话：“作为一部表现中国人生活的电影，《大地》是感人的，在艺术上表现出高度的真实。电影中的每一个技术性细节都处理得很到位。作为一部描写人类充满痛苦与欢乐的奋斗史，它能引起每一个人的共鸣。”

　　1937年1月，《大地》在美国公映，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民众踊跃观看，票价由最初的5.5美元炒到80美元。电影院附近的街道也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争相一睹明星的风采。为了帮助营造氛围，米高梅在电影院旁边的凉亭里组织了“中国道具展”，电影中用到的各种中国器具、物品以及其他从中国运来的小物件，让美国人大饱了眼福。黄朝琴参加了当晚的首映式，并发表讲话，在致南京外交部的信函中他写道，当天晚上看到的《大地》“从技术角度来讲，比我们之前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观看的要好多了”，“观众从头到尾情绪饱满……深深地被影片打动了”，而米高梅公司也“很高兴”，因为“该片获得了美国电影界专家的好评”。黄朝琴说他“看了电影之后很欣慰”，感到自己完成了使命。《大地》取得了非常可观的票房收入，据赛珍珠的传记作者彼得考恩考察：电影史家估计约两千五百万人观看了这部电影，多萝西琼斯在1955年写道：这部电影在世界上“183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上映，观众达到42，500，000之多，其中美国观众约有23，000，000”。

　　提名，其中1937年获得最佳女主角奖和最佳摄影奖。

　　1937年4月，经过中国政府的审查和删节，《大地》在中国公映。但公映的效果比在美国逊色很多。中国的电影评论者认为该影片“乏味、陈腐”，男主角“笑得太夸张”，女主角的表演虽然差强人意，但不时“令人困惑”。不过很少有人认为该影片歪曲了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该影片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干预好莱坞对中国电影的拍摄，对于扭转中国在国外的形象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彼得考恩认为该片“在美国大众文化建构亚洲形象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电影把目光聚焦到一般的中国人身上，展现了普通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在困境中奋斗的故事。影片没有追逐东方情调，刻画中国人的难以捉摸，而是把我们带到一个交织着奋斗与雄心的普通人类世界。”多萝西琼斯持同样的看法，说米高梅第一次以严肃的态度“在好莱坞电影中描绘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强调《大地》“体现了对待中国问题的全新视角，将一个中国农民家庭搬上了银幕”，“努力把中国人视为和地球上其他地方一样的人，而不是将其作为怪异、诡秘、虚构的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这部电影……反映出美国银幕试图描绘一个真实的而非幻想的中国的努力。这部电影不仅轰动了美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电影《大地》的拍摄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一次有益的尝试，虽然在具体的合作过程中有过不愉快的经历甚至是冲突，但无疑是一次独特的历程。此后好莱坞也曾采纳过蒋介石政府的建议，但像这次这样中美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正式的合作关系，却再也不曾有过。《大地》的成功改变了此前好莱坞电影对于中国的认识，不光用离奇的手段塑造的中国和中国人能引起西方观众的兴趣，真实描写中国人生活的电影同样能吸引观众的视线。对中国来说，这次合作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它表明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电影对塑造中国国内、国际形象的重要影响，要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一个繁荣、进步的中国形象，通过电影进行宣传是一个重要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