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镜东像

第六节 傅满洲与陈查理：好莱坞对华人男性的祛魅

　　早在默片时代，好莱坞电影就开始了对华人的刻画。从1894年的无声电影《华人洗衣铺》，到20世纪一十年代的《落花》，三十年代的《阎将军的苦茶》、《大地》，六十年代的《花鼓歌》，七十年代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片等等，好莱坞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风貌，而给人印象最深刻、被作为系列电影反复演绎的当数“傅满洲”和“陈查理”。前者是“黄祸”化身，是“种族主义之恨”的典型；后者是“模范族裔”，是“种族主义之爱”的代表。尽管二者在白人眼中迥然不同，但都是被滤掉了男子汉气概、被剥夺了男性魅力的华人男子，是“非性化”、从属性、边缘性的祛魅形象。

　　一“黄祸”化身傅满洲

　　“傅满洲”和“陈查理”系列电影均由小说改编而来。

　　傅满洲系列小说最早出自英国作家萨斯罗默（Sax Rohmer）之手。1913年，罗默出版了第一部傅满洲小说《神秘的傅满洲博士》，小说中白人英雄内兰德史密斯紧急追踪傅满洲这位“恶魔”，声称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英国政府的利益，而且是为了整个白种人的利益”。这一姿态立即赢得了美国人的共鸣，美国人“同仇敌忾”，很快就以《邪恶的傅满洲博士》之名在美国重版。罗默小试牛刀，就在英美两国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了将近二百万美元的报酬，得意之余他甚至将名字Sax缩写成美元$的符号。此后罗默的傅满洲小说几乎一出版就流入美国，在美国不仅有不同名字的版本，而且在好莱坞电影、美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喜剧和期刊杂志中广为流行。

　　罗默关于傅满洲的小说有近二十部/篇。在这些小说里面，傅满洲一方面凶狠残暴，另一方面又颇有教养，智力超群，精通古今中外的科学技术知识，其超常的能力连他的死对头白人英雄史密斯都感到佩服。1929年，好莱坞开始把“傅满洲”搬上银幕。傅满洲可以说是好莱坞银幕上贯彻“黄祸论”思想最彻底的形象，他集中了当时美国白人对华人世界最恶劣的想象，是邪恶妖魔的化身。好莱坞制片厂的宣传材料上曾有这样的话：“他手指的每一次挑动都具有威胁性，眉毛的每一次挑动都预示着凶兆，每一刹那的斜视都隐含着恐惧。”

　　好莱坞一共拍摄了十四部有关“傅满洲”的电影，在这些系列电影中，“傅满洲”总是幽闭在自己的黑暗世界里，策划种种邪恶的勾当。他残暴成性、诡计多端，精通五花八门、鲜为人知的酷刑，能调制稀奇古怪的毒药。他周围总是聚集着一群爪牙和帮凶，随时听候差遣，“傅满洲”由此也成了邪恶世界的主人。他不仅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而且精通中国古代的炼丹术，东西合璧的智慧使他具有超人的能力，经常是在这部片子中遭到惩罚死去，又在下一部电影里奇迹般地复活，从而演绎出了一个又一个惊险罪恶的故事。

　　傅满洲是好莱坞精心制作的一个脸谱化形象，很大程度上成为以后好莱坞刻画东方恶人的原型人物。其形象的隐秘、诡诈，其活动的帮会特征，其作恶手段的离奇古怪……都被好莱坞反复加工利用，傅满洲成了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和贯彻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急先锋。傅满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好莱坞银幕上频频亮相，这一时期拍摄了八部傅满洲电影：《黄爪》（1921）、《傅满洲博士的秘密》（1923）、《傅满洲博士的秘密续集》（1924）、《神秘的傅满洲博士》（1929）、《傅满洲博士归来》（1930）、《龙女》（1931）、《傅满洲的面具》（1932）、《傅满洲的鼓声》（1940）。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反侵略的事迹激起了西方世界的同情，傅满洲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但随着蒋介石的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美国对新中国产生恐惧，随后朝鲜战场上的交锋更加深了美国人的恐惧。于是“黄祸论”沉渣泛起，变成“红色威胁”主宰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主流认识。适应他们歪曲中国的需要，傅满洲再次复活，以更加邪恶、恐怖的面目活跃在好莱坞电影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好莱坞又拍摄了《傅满洲历险记》（1955）、《傅满洲的脸》（1965）、《傅满洲的新娘》（1966）、《傅满洲复仇》（1967）、《傅满洲的血腥》（1968）五部电影。直到1980年，好莱坞还不肯放弃这个形象，拍摄了《傅满洲的奸计》，该片出笼后立即遭到美国华人世界的愤怒抗议。由于该影片本身粗制滥造，再加上主题又是老掉牙的故事，并无票房价值，制片商也就低调处理，不了了事。甚至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任何力图妖魔化中国的好莱坞电影，都不断地回到“傅满洲”这个原型人物上面，他仿佛成了“妖魔化”中国的一个盾牌，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招摇一番。

　　二“模范族裔”陈查理

　　陈查理是与傅满洲截然不同的华人形象，是对邪恶的中国人形象的“矫正”。好莱坞电影杜撰了大量的辱华影片，傅满洲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国内有学者对这类影片进行了研究，认为最早传达出退潮信息的是陈查理。的确，陈查理是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以欣赏的态度描写华人的代表。

　　陈查理出自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之手。1925年，比格斯受檀香山一个华人侦探所的启发，构思出陈查理这一形象，他先是出现在《星期六晚邮报》的专栏里，随后以单行本的形式与读者见面。比格斯一共写了六部陈查理系列小说：《没有钥匙的房间》（The House Withouta Key，1925）、《中国鹦鹉》（The Chinese Parrot，1926）、《在幕布后面》（Behind That Cur-tain，1928）、《黑骆驼》（The Black Camel，1929）、《陈查理接手》（Charlie Chan Carries On，1930）以及《守护神》（Keeperofthe Keys，1932）。

　　虽然陈查理小说只有六部，但衍生出来的作品却何其多！从1925年根据小说《没有钥匙的房间》改编的同名电影开始，到1949年的《天龙》（The Sky Dragon），陈查理系列电影已达到47部。在小说中，陈查理的活动范围仅局限于美国西海岸，而在电影里面，他的足迹却遍及世界各地：伦敦、巴黎、埃及、上海……哪里有疑案，哪里就会出现陈查理的身影。因此，在许多电影中，陈查理只是观众喜闻乐见的一个人物，他要处理的案件完全突破了比格斯的想象，更大程度上，他是编剧、导演兴之所至，或精心或随意差遣的一个对象。

　　从扮演的社会角色来看，陈查理是美国大众文化所塑造的“模范族裔”的早期代表，是被美国主流文化同化的、从工人阶级进入到中产阶级行列的少数人士之一。陈查理象征着成功的美国梦：被美国白人主流社会所认可，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

　　19世纪下半期以来，大批国外移民进入美国，其中有黑人、东方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等。对当时的美国主流社会来说，这些移民无疑是需要在思想上、行为上加以改造的对象。为了更好地改造、驾驭他们，除了政府硬性的政策、法案、条例之外，还需要一种正面的榜样力量，用鲜活的个案来引导、规范其他移民，陈查理就被塑造成这样一个榜样个案。尽管陈查理和傅满洲差不多同一时期出现在好莱坞银幕上，但他们的形象特征、内涵却差异很大。前者面目可憎，令人畏惧，是颠覆西方世界的罪魁祸首；后者温和善良，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模范移民；前者是白人警察日夜缉拿的要犯，后者是抓捕白人罪犯的侦探。出于种族歧视和白人至上的观念，白人警察有时瞧不起陈查理这个华人侦探，但他从头到尾都表现得比白人上司和同事要聪明很多，最后也总是由他来破获案件。陈查理用他的东方智慧--高超的断案本领、处变不惊的品格、谦逊的态度、适时说出的警句，赢得了西方人的认可、信任和尊重。

　　扮演陈查理的演员有六位之多，其中最主要的三位是瑞典演员华纳奥兰德（Warner Oland）、美国演员西德尼托勒（Sidney Toler）和罗兰温特斯（Roland Winters）。奥兰德饰演的陈查理温顺和蔼、彬彬有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敢表示自己的不满；西德尼扮演的在某些场合含有嘲讽的表情，甚至有机会表示愤怒，倾向于用威压的方式让嫌疑人伏罪；温特斯扮演的陈查理则更进了一步，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他的陈查理更令人欣赏，陈查理不时向上司投去冷冷的一瞥，而且能把东方式的格言警句说的恰到好处。可以说在这三位主要的陈查理演员中，温特斯是最率性、最轻松的一位。

　　陈查理电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狂飙般地吹遍了西方世界，至今网上还有陈查理、陈查理家族、陈查理影迷的网页。与好莱坞拍摄的很多东方题材电影不同，陈查理系列电影真正吸引观众的不是其中的神秘成分，也不单纯是陈查理的探案方式，而是陈查理这个人物本身，他那脱口而出的警句、超然其外的态度，他的“多谢”的口头禅，还有隐藏很深的罪犯因一点小小的疏忽而被查理验明正身、最后不得不痛苦而又佩服地承认：“你很聪明，陈先生”，……这些是陈查理电影的真正魅力所在，而三位扮演陈查理的老牌明星奥兰德、托勒、温特斯精彩的表演更让陈查理影迷们崇拜不已。

　　西方人对陈查理这个人物始终怀有难以割舍的情愫。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美关系进入“敌视期”，在美国人看来表现正面中国形象的陈查理电影，其拍摄也告一段落。但陈查理作为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经过二十多年的反复拍摄，已经深深地印在了美国人的脑海里，很难一下子从记忆中抹去。1957年，美国又拍摄了39集电视连续剧《陈查理侦探故事新编》，1972年，华纳公司旗下的汉纳-芭芭拉（Hanna Barbera）工作室拍摄了动画剧集《了不起的陈查理和他的家族》，讲述陈查理的后代在他的帮助下到世界各地破案的故事。1981年，又一部陈查理电影戏说《陈查理和龙后之咒》在美国拍摄完成。90年代，美国的米拉麦克斯（Miramax）电影公司再一次将陈查理搬上银幕，拍摄了《上锁的房间》（The Locked Room）。2003年，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又决定重新拍摄一部以陈查理为主角的电影，讲述陈查理的孙女接替祖父的事业，成为新世纪女神探的故事。西方的陈查理影迷不仅对新的陈查理电影充满期待，而且对那些已蒙上岁月尘埃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陈查理电影也情有独钟。2003年6月，福克斯电影频道应西方广大陈查理影迷的要求，将老影片进行修补，在夏季档播出。虽然影片因华裔美国人的强烈反对而停播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被解禁，现在陈查理电影碟片甚至在国内也有出售。

　　三 祛魅的华人男性

　　好莱坞银幕上的傅满洲和陈查理尽管有恶魔与模范之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缺乏男性魅力的华人男子。

　　傅满洲虽说某种程度上是对此前西方塑造的中国形象的突破，因为中国人在傅满洲之前的美国小说中多是一些任人摆布、任人宰割的牺牲品，而傅满洲则是一个能够表现自己的力量，可以实践自己主观意志的威力型中国形象。但傅满洲丝毫不具有白人对手身上刚毅果敢、英俊潇洒的男性气质，没有任何男性吸引力，也没有表现出正常的性需求。在好莱坞电影中，傅满洲是个指甲纤细、举止女性化的男人，对白人男性常有抚摸动作，表现出男同性恋倾向。白人作者和导演害怕傅满洲会给白人女子带来性威胁，因而把傅满洲身上的男性魅力悉数剔除，实际上炼长生不老丹和吸鸦片是他压倒一切的生理需求，只是在想要一个聪慧的孩子时，他才对欧洲女人感兴趣，因为他迷信“混血优势”理论。傅满洲被塑造成缺乏性吸引力的男子，他强暴白人女性只是因为要生育后代。

　　陈查理虽然是以华人侦探郑阿平（Chang Apana）为原型创造出来的，但白人作家比格斯并没有把郑阿平的性格特征全部赋予陈查理，而是从白人至上的立场出发，对郑阿平原型进行了祛魅过滤。从外表上来看，郑阿平目光威严，身材灵活，阳刚十足，武艺超群，令匪徒闻风丧胆；而比格斯塑造的陈查理则身材臃肿，迈着女人似的步伐，长着婴儿般的圆脸。这些外貌特征被好莱坞电影表现得淋漓尽致。影片上的陈查理举止谦卑、动作矫揉造作，缺少阳刚之气，动辄“子曰诗云”，迂腐呆板，一点也没有白人侦探身上粗犷豪放、坚毅浪漫、风流倜傥的男性魅力，是一个被阉割的形象。因此，与白人观众的热衷相反，陈查理一直没有得到华人的认可与喜欢。在华人看来，尽管陈查理儒雅、智慧、沉稳、善于思考，但他显然经过了美国时政需要和种族主义视点的“过滤”。作为一个“模范少数族裔”，他满足了美国社会将一个民族塑造成典范去反衬、对照、驯化其他族裔的需要，而且他身上仍然没有脱去种族歧视的内质。白人塑造者赋予他睿智的头脑，超凡的技艺，但又让他心无旁骛地为白人服务，并极力凸显他的谦卑和与世无争。尽管查理有十多个孩子，仍被描写成没有性感的男人。如果说美国白人是霸权男性、支配性男性，陈查理则是典型的从属性、边缘性男性，是二等公民，是女性化的、祛魅的华人男子。

　　好莱坞电影具有强大的娱乐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就前者来说，它一遍又一遍地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等等的世俗神话，为观众安排了电影文本中虚幻的主体位置，让他们在虚假的现实中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痛楚，得到象征性的宣泄和满足。就后者来讲，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就意识到电影和其他大众文化都不仅具有产业意义，而且对于宣传美国的政治、文化，扩大其经济影响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改变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促使其向美国的信念和价值观念融合，因此电影被形象地称为“装在铁盒里的大使”。

　　好莱坞电影一般都有一个程式化的模式：电影的开头总是展现出某种美好的秩序，然后突然出现了狂徒或是发生了谋杀案，正常的秩序遭到破坏。危机时刻，代表正义和秩序的英雄、侦探出现了，他们以无比的勇气、高超的本领和过人的智慧，将犯人击毙或捉拿归案，给观众一种恶人必将完蛋、秩序必定恢复的大团圆结局。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傅满洲”和“陈查理”系列电影也符合这样的模式，前者类似于犯罪片、惊险片，后者属于侦探片。他们一个是邪恶和犯罪的代表，一个正义与法律的化身，最后总是正义战胜邪恶，法律恢复秩序。在“傅满洲”电影中，正面主人公白人内兰德史密斯不是挫败傅满洲，就是将他处死。在“陈查理”电影中，黄面孔的华裔大侦探陈查理总会将隐藏极深的白人罪犯揭露出来，秩序终又恢复过来。“傅满洲”和“陈查理”电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广为流行，美国观众在白人警察制服中国罪犯、华人侦探揪出白人恶徒的反复演绎中，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和满足。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制度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统治阶级的暴力或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权力，而是被统治阶级对于统治阶级世界观的接受，即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起霸权。同样，一个国家的霸权地位不仅在于其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能力，还在于它用意识形态去影响、渗透其他国家和民族。今天，美国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美国至上的意识，正通过电影等传媒形式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渗透更为隐蔽，更为多样化，更具冲击力，或隐或显地影响和改变着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对此我们应多加警惕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