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镜东像

第二节 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误读

　　一

　　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化组成一个文化大家庭，为了更好地发展和繁荣，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彼此之间需要不断地交流。从西方的文化视野来看待中国形象，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体察和认识，是异质的文化交流。但在吸收、借鉴异质文化，同异质文化进行交流时，总要在自身文化最本质的特征过滤下进行。那些在特定自然环境下，在特定历史条件中形成和发展的具有恒久生命力，并成为该民族文化精神结晶的个性和特征，就是这种文化的特质和基点，它们存在于这一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文化传统之中，构成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不仅是这一民族的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特征，也是异质文化交流中对他者文化产生误解的内在因素，是一种文化屏障。文化屏障是指一个个体无法使另一个在不同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个体，分享他从自己的社会中获得的东西，即那些属于他自己社会的、不能与其他社会共享的那部分思想和观念。文化屏障使得文化交流和对异国形象的误读不可分割。

　　关于误读（misreading）的探讨已有很多，文学研究者早已超越了误读是错误的解读这一粗浅认识，把误读和创新连在一起。布鲁姆认为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法国学者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他的《文学社会学》（1987）一书中说误读是“创造性的背叛”，德曼（Paulde Man）在《盲点与洞见》（1971）中竭力推崇误读，而人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说明了误读的大量存在。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对异国形象的误读是指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在理解和借鉴异国文化时出现的某些认识上的错位、理解上的偏差、评价上的倾向性，以及视自己需要的文化选择、文化改造和文化接受。这在文化交流史上并不罕见，因此我们说文化交流既是打破本土文化封闭性的基本要求，也是引发文化形象误读的重要途径。

　　误读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富有创造意义的，因此人们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去看待异域形象塑造中的误读，任何粗暴的不予理睬和简单的全盘接受都会给文化之间的交流带来危害，也无法借助异域文化的镜像来审视自我、省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我们下面简要透视一下西方文化视野中中国形象的镜像变形和意义重构，并进一步分析其背后隐含的深层文化心理。

　　二

　　人类文化交流史上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两种文明在发生直接接触之前，它们之间的影响与其说是文化本身，不如说是文化形象。在接受者一方还无法真正了解外来文化之前，只能通过道听途说的零星信息在头脑中编织异国形象，并将这个形象当作异域文化的真实情形，因而其间充满了误读、曲解。西方同东方的最初交流就是如此。在欧洲人的意识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图像笼罩在神话和传说的迷雾之中。一些学者认为，欧洲有关中国的知识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理由是：12世纪拜占庭诗人柴泽斯（Tzetes）在《千行卷汇编》中提到的希伯尔波利安人（Hyper-boreans）很可能就是中国人。希罗多德的注释家托马舍克（W。Thomaschek）首先提出希伯尔波利安人可能就是中国人的观点，他在1889年的《斯基泰民族论》中认为希伯尔波利安人就是关中的汉人。莱斯（T。T。Rice）依据汉文史料《汉书匈奴传》提出的假说支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周宣王在讨伐匈奴时引起了中国西部边境以西数千里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如果这些说法可靠的话，那么早在公元前西方就隐约听说了中国的存在。有关中国的知识随着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和丝绸贸易的开展而得以传播，欧洲人把中国人称为“赛里丝”--以其著名的物产丝绸而称呼之。但他们并不了解丝绸的生产，把丝想象成像棉花一样长在树上。中国对他们来说远在天涯海角，是世界边缘最神秘的国家。中国通过丝绸这种华美、奢侈的物品，给欧洲人造成繁荣伟大的印象，对中国的评价也充满了溢美之词，这表现出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向往和对异国情调的热衷。

　　13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是描写中国最为轰动的书。尽管马可波罗不是第一个向欧洲报道中国的人，但却是第一个从中国内部进行观察的人，他向欧洲展示的是一个君主统辖下繁荣富庶、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书中描绘了中国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集市、完善方便的交通、雄伟壮观的都城，这在当时相对贫困的欧洲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丰富的联想。马可波罗为中世纪的欧洲制造了中国宏大的形象。

　　14世纪英国的《曼德维尔游记》把中国塑造成一个人间天堂。在曼德维尔笔下，大汗的宫殿富丽堂皇，宫殿中央的龙座“纯用钻石做成”，龙座的四角各有一条金龙，龙座的四周和下方布满管道，里面流出香醇的御酒。大汗的国土广袤无边，整个国家秩序井然。曼德维尔对中国的传奇描写，迎合了欧洲人对世俗生活的追求和对财富的渴望，引起了比《马可波罗游记》更大的轰动，成为中世纪欧洲人心目中写实与幻想交织的东方世界形象中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15-17世纪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仍是理想化的。15-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的耶稣会士开始来华传教，他们介绍、论述中国的著作是欧洲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主导，其中以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1585）最为著名，它不仅向欧洲提供了一个强大、注重文明礼仪的中国，也为后世作家描写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来源。17世纪，英国现实生活里的“中国风”和英国文人对中国的揄扬，使英国的中国仰慕达到了顶点。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建筑式样成为英国上上下下追逐的时尚，英国文人对中国的语言、宗教、政治制度充满赞誉之辞，中国在他们眼中是一个智慧与文明的城邦。实际上中国并非像他们宣扬的那样完美，特别是科举考试，其弊端日渐显露出来。尽管在赞扬中也有刺耳的声音，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是积极的、美好的，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

　　18世纪中国作为一种典范在整个欧洲掀起一股强大的“中国热”。伏尔泰极力推崇中国文化，赞美中国家庭式的政治体制和皇帝的权威，赞美中国的宗教以及在宗教问题上的宽容，称赞中国人是最有理性的人，中国文化是最合乎理性和道德的文化，因此特别强调中国文化对世界历史进程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法国重农主义者魁奈认为，社会、政治制度应该和自然万物一样，按一定秩序运行，即遵从一种“自然秩序”，而中国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典范。但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作家对待中国的态度又不是统一的，赞美之辞中也杂陈着指责之语。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赞扬了中国政治的某些方面，但总体上把中国的政府看成是专制的。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谈到中国时嘲讽中国人缺乏“斗争精神”。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广为人知，但他在《鲁宾逊漂流记续编》（1719）、《感想录》（1720）等作品中对中国进行了苛刻的指责，说中国人贫困、奸诈、怯懦、愚昧而又自以为是；中国的宫殿、城市、港口、贸易根本无法与欧洲相比；中国的官员贪婪、虚荣、傲慢；中国的军队纪律涣散，士兵懦弱，根本没有战斗力；中国的宗教只是可怕的偶像崇拜。但从欧洲整体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仍然是一个开明、讲求礼仪、道德高尚的形象。

　　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欧洲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蒸汽动力广泛应用于工业和航海业，人类的生活面貌大为改观，越来越多的商人和旅行家来到中国，他们的见闻和耶稣会士的报告相差很大，以往那个理想化的中国形象开始褪色。商人关心的是贸易和赢利，旅行家感兴趣的是名山大川，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很少关注。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访华，更将一个落后、野蛮、腐败、千百年来几乎没有进步的形象带给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因此，19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以带有偏见和成见的眼光注视中国，越来越把中国看成是停滞不前、愚昧落后、顽固保守的国家，而“黄祸”的提出和在西方世界的泛滥使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形象降到了谷底。

　　“黄祸”的含义是多重的，但主要指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人口诸方面带给西方人的心理恐慌。英国通俗小说家萨克斯罗默（1883-1959）创作的“傅满洲博士”系列小说，是西方大众文化中“黄祸”思想的典型代表。罗默创作了十多部有关傅满洲的小说，在这些小说里面，傅满洲是一个疯狂的科学家，一个十足的恶魔，他聪明、狡诈、凶残、狠毒，诡计多端，足智多谋，令西方人憎恨不已而又防不胜防。请看罗默对他的刻画：“试想一个人，高高的，瘦瘦的，肩膀高耸，长着莎士比亚的额头、撒旦的脸，脑袋刮得精光，细长的、不乏魅力的眼睛闪着猫一样的绿光。他集东方人的所有残忍、狡猾和智慧于一身，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调动一个财力雄厚的政府能够调动的一切资源。试想那样一个可怕的人，你心中就有了一副傅满洲博士的形象，一个黄祸的集中体现者。”傅满洲代表着西方人心目中对中国移民的想象，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移民丑陋、阴险、狡猾、肮脏、冷漠而又勤奋，麻木而又残忍野蛮，他们聚集在拥挤肮脏的唐人街上，一声不响地从事着贩毒、赌博、卖淫等邪恶活动。他们已经深入西方社会，并在唐人街上建立起一个随时准备颠覆西方世界的黑暗王国，试图征服世界，消灭白人。

　　一战以后，为了疗救欧洲人心灵的创伤，西方的作家再次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并重新看待中国，英国的罗素、迪金森等人在老庄、孔孟和墨子的学说中发现了仁慈、和谐、和平、兼爱的思想，中国形象再一次在欧洲人心中升起。

　　在迪金森的《约翰中国佬的来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1901）中，遥远的中国是一个体现了正义、秩序、谦恭、非暴力的理想国度。“中国佬”一词也不再具有19世纪西方文学中丑陋、蔑视的内涵，而复归为启蒙运动时代西方哲学家笔下的东方圣哲。中国人充满了人性，安时处顺、乐天知命，虽然贫穷度日，但生活中充满了安详与快乐。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虽然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舒适，但单纯的物质追求也带来了客观世界的动荡不安，侵蚀了人们的道德和精神，造成了人的异化。迪金森扬中国文明之道德道义，斥西方文明之物质利益，他认识到：进步可以带来物质的丰富，但不一定能带来道德的高尚，人类也不一定因此就更加幸福。迪金森所描述的中国是一个自然、和谐的牧歌田园，传达着西方人对人类童年时代的向往与回忆。中国形象对于西方文化，意味着一种怀旧与思乡情绪，欧洲人通过实际的或想象的旅行，寻找一个温馨的家园，一种前现代的没有异化的人。

　　罗素带着对西方工业文明与前苏联革命的双重失望，于1920年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探寻一种新的希望”。在罗素的想象与描绘中，中国是一个美丽神秘的国度，那里民风淳厚、景色如画。他在游览西湖时赞叹道：“这儿简直美极了。无数的诗人和帝王已经在西湖边生活了两千年，使之增添了更多的美景。这个国家似乎比意大利更加仁慈博爱，更为古老。它的风景如中国画一般，这里的人民像18世纪的法国人那样充满情趣，聪明幽默，但更加活泼可爱，生活中充满了笑声，我还没有见过如此快乐的民族。”罗素回国后出版了《中国问题》（The Problemof China，1922）一书，从多方面探讨中华文明的可取性与价值，认为中国的文明并不比西方的差，中国人更宽容、知足、乐生，更爱好和平、看重艺术、富于忍耐力，更少干涉别国的政务。中国人探索出来的生活方式已经沿袭了数千年，如果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有比现在更多的和平与欢乐，而欧洲人奉行的竞争和永不满足，导致了现代世界的生灵涂炭、信仰失范、道德堕落，只有借鉴东方的智慧，才能拯救西方人被功利和战火扭曲的灵魂。

　　三

　　从以上的简单回顾来看，中国形象在欧洲的不同时期呈现出多样化的图像，这些图像既有真实的记录，亦有想象、虚构和误读。误读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因为我们不能期待欧洲人像中国本土人那样对中国做出真切的、符合实际的理解、认识和评价。误读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起到过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我们应对误读现象进行认真的清理和分析，找出误读异国形象的原因，挖掘出其背后深层的文化、心理蕴含。

　　西方国家误读中国的原因很多，地理距离的遥远、文化背景、社会需要、材料来源、文化成见等都可能导致误读的出现。我们下面从三个方面简单地做一探讨。

　　第一，欧洲人从自身社会出发，视本社会的发展需求来认识中国，评价中国文化，构成对中国的误读。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不管是传奇的、钦羡的，还是嘲笑的、攻击的，都反映了欧洲社会本身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种种需求。中世纪末期的欧洲特别是英国，为了摆脱基督教的束缚，发展资本主义，急需一种世俗力量，一个物质化的异域形象，因此曼德维尔笔下的中国就表现出物质的极大丰裕，世俗君主的无上权威；萨克斯罗默对“黄祸”的渲染反映了当时西方列强要侵略中国、掠夺中国的政治图谋；罗素等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兴趣是出于要从中国文化中为西方文明寻找一个出路……因此，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夸大、美化或丑化之嫌。

　　第二，从传播媒介上来看，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由于客观条件和主体身份、需要的不同，造成描述、报道和认识的偏差。从客观上来讲，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早期，由于相距遥远，交通不便，难以获得对方真实准确的信息，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只能是在有限的知识基础上进行推测和想象，因而带有很强的传奇、神秘和幻想色彩。从主观上来说，西方的中国文化传播者因其身份、知识修养、接触的中国对象不同，而对中国的看法有褒有贬。来华的耶稣会士塑造的是一个文明、礼仪、开明、理性、智慧的中国形象。他们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在中国传教时研读中国的古典文献，多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们交往，掌握有一定的中国文化知识，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往往是肯定的、赞扬的。另一方面，为了从教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同时也为了在中国巩固、扩大自己的传教事业，他们将中国形象涂上一层理想化色彩，带给欧洲人一个美好的中国。而相比之下，来华的商人、旅行者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在贸易和旅行时接触的大多是中国下层百姓，对中国的印象一鳞半爪、走马观花，因而这些人的描述容易以偏概全，偏见和误解也就在所难免。再者，商人同中国人做生意很难次次满意，在讨不到便宜时便拿中国撒气，片面夸大中国的阴暗面。18世纪中期英国有位海员安逊在广州受到中国官员的冷遇，又发现从那里购买的物品分量不足且部分已腐烂变质，回国后就在《环球航行记》中大肆渲染他的见闻，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像他在广州遇到的那样欺诈、说谎、傲慢，中国的货物粗劣不堪，根本不是耶稣会士所描绘的那样。

　　第三，中国文化本身的庞杂、中国人的排外自大心理也是导致欧洲人误读中国形象的一个因素。中国文化精深庞杂，任何一个描述中国的外国人如果不对中国文化有相对全面、深刻的把握，都极容易造成对中国文化的误释、误解。如拜伦在《唐璜》中的第13章第34小节里写道：“一个满清官吏从不夸什么好/至少他的神态不会向人表示/他所看见的事物使他兴高采烈。”拜伦只了解到中国的满清官员不善于表露自己情感，而不明白这是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是由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有等级之分而又强调内部和谐、以中庸之道处世的生活环境所决定的，不苟言笑在清朝时期的中国是成熟、稳重的标志，那位官员并无过错。从拜伦有关中国的诗句中，我们感受到他关于中国的知识是十分粗浅的。

　　中国的排外和自大使中国一直到清朝时期仍在闭关锁国，这导致欧洲人即便想主动了解中国也受到多方面的阻碍，成为中国形象被误解的另一个原因。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人对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一无所知，国人心中的世界仅限于中国的十几个省。在中国周边的海洋中有几座小岛，国人用听说过的别的国家名字来命名，而所有这些岛屿加起来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大。在对外关系上唯我独尊、君临万邦，不屑与任何国家相提并论。中国不屑于去了解别的国家，也不愿意其他国家前来通商贸易，这种封闭的姿态不仅失掉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也给欧洲人眼中的中国蒙上了一层面纱，难以辨别中国的真实情形。信息的朦胧必然带来认识的错位。

　　需要注意的是，异国形象塑造中的误读较之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文学研究中的误读，有着更为深层的内涵。异国形象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西方作家关于中国的描述，与其说是说明中国的，不如说是说明作家本人和他所代表的某种文化心理的；与其说表现了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不如说是西方人关于中国的想象和这种想象所意味的他们自身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自足结构。对他者的想象是自身精神本质真实的表现，意在述说自己的精神世界。透过这种种的误读，我们能够透视形象塑造者误读他国文化的心理动机及其所属文化的深层结构。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史表明，每一种文化都有它值得钦佩的优点，而这些优点可能恰恰是另一种文化的弱势所在，因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有助于优势互补。尽管由于种族、地域、习俗等原因，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造成文化屏障，导致文化的误读和误解，但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仍会继续下去，并且会随着对误读、误解的纠正而变得更加富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