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镜东像

自序

　　本书收入的24篇论文是我2001年以来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对比较文学形象学思考和研究的结晶。前后两组论文在逻辑上存在着关联性。第一组“欧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主要探讨西方尤其是英美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是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第二组“西方视域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是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建构的中国形象，而中国新时期作家对卡夫卡的借鉴、超越与创新展现出一个开放、融合、进取、自信的中国当代文学形象。西方这面镜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映照出内蕴不同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学也在不同时期的对外传播与对外借鉴中构建体现自身主体性的中国形象。

　　研究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我2002年夏天到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做博士后研究开始，一直到今天都在关注的课题，也是我花费心血较多的领域。当时国内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刚刚起步，相关的论文、专著为数很少，孟华教授主编的、主要由法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论文组成的《比较文学形象学》面世仅一年，称其时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为新兴的学术前沿应不算为过。十多年来，形象学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研究成果亦蔚为大观，能有幸见证、参与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起、发展与繁荣，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儿。

　　收入本书的《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我博士后期间发表的一篇论文，从比较文学形象学中描述异国异同族形象的术语“套话”入手，对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形象的定型化塑造，从“哲人王”到“中国佬约翰”、“异教徒中国佬”，从“傅满洲”、“陈查理”到“功夫”等，进行了理论阐释与文本分析，指出这些套话并不是中国形象的真实情形，而是西方人出于自身的需要，将中国欲望化的虚幻。

　　从2002到2004年，我在南京大学古朴灵秀的校园里潜心研究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并于2004年夏以《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为题完成自己的出站报告，顺利出站，来到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做教学与研究工作。同时，将博士后出站报告加以修改，于2005年出版《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一书，深入分析了英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塑造的两种典型的中国“他者”形象：进步与审美视野中的他者和停滞与恐怖意识中的他者，前者用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质疑英国现存秩序，提出构建一种新秩序的设想；后者将中国视为停滞、落后、僵化、专制的象征，用负面的中国形象反证英国的强大、优越，目的是维护、整合英国自身的形象。

　　之后，我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延伸到美国文学、文化中对中国形象的塑造。除了发表相关论文外，还撰写出版了《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美国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专著，翻译出版了《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2013年）、《美国的中国形象（1939-1941）》（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译著，形成了自己以形象学为中心的研究视点。下面我围绕选入本书的论文，简要介绍一下我对美英两国文学文化中塑造的中国形象的认识。

　　傅满洲和陈查理一度是西方文学中定型化的主导华人形象，带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内涵。傅满洲出自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之手，陈查理源于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之笔。前者被塑造成“黄祸”的化身，是一个集东方民族所有残忍、狡诈于一身的恶魔形象，他威胁到西方的霸权地位，是令西方人恐惧的梦魇；后者被描绘成“模范少数族裔”，代表着美国的法律和正义，是善良的、对西方没有任何威胁的华人典型。但二者都经过了东方主义眼光的祛魅过滤，被塑造成缺乏男性魅力的华人男子，是“非性化”、从属性、边缘性的典型。

　　华人男子不仅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经历了祛魅处理，在影视作品中同样如此。好莱坞电影中的跨国恋情故事往往体现着性别、种族与政治冲突的内涵。中国男人与白种女性之间的恋情由于威胁到白人父权制的权威，是爱情禁忌。在这类故事中，中国男人的男性气质时常被遮蔽。相反，白种男子与中国女性之间的恋情由于体现了白人男性的魅力，爱情禁忌则被解除，演绎的是拯救神话。

　　而且，即便是对同一华人群体，美国本土作家和华裔作家也有截然不同的处理。早期赴美华工在美国本土作家笔下被称为“中国佬”，在华裔作家笔下被描述为“金山客”，前者含有歧视和排斥的成分，后者带有羡慕和敬佩的意味。不同的称谓反映出中美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双方对各自文化的认同。华工为美国西部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美国的边疆诗歌、小说、戏剧、漫画、歌谣中是作为笑料和鞭挞的对象出现的。水仙花、汤亭亭、赵健秀、徐忠雄等华裔作家则以觉醒的族裔意识，通过钩沉历史，利用对抗记忆，在作品中展现了“金山客”的艰辛和力量，重塑阳刚、智慧、充满活力的华裔男性形象。

　　在美国的中国形象塑造史上，赛珍珠和她的《大地》是不能忽略的。赛珍珠之前，美国文学作品中已经塑造了大量的中国形象，但多是把中国人作为揶揄、嘲讽、丑化的对象，塑造的是怪异、冷漠、不可捉摸的中国形象。赛珍珠则与此相反，她代表了一种真正想去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愿望。赛珍珠曾多年生活在中国人中间，与中国人共度过丰收的年景和饥荒的年头，因而是带着真诚的同情、理解之心来描绘中国的，她在《大地》中采取的是与其他西方人不一样的中国形象书写策略。首先，在人物选择上，赛珍珠让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成为小说的主角，而西方人则以次要角色出现，这就颠倒了以往常见的以美国白人为主人公，以华人劳工为配角的人物关系模式。不仅如此，赛珍珠还让中国农民作为主体出现在小说里，而在她之前西方几乎没有作家严肃地描写过中国的这一阶层。赛珍珠20世纪30年代风靡整个西方的《大地》就讲述了中国北方一对农民夫妇--王龙和他的妻子阿兰，在大灾面前不低头从而发家致富的故事。其次，在叙述视角上，赛珍珠采取了中国人的口吻和立场，一是采用熟悉的策略，用中国农民的视角来再现中国农村田园，二是采用陌生化的策略，用中国人的视角来异化西方文化。如此，赛珍珠较为真实地描写了中国农民的淳朴善良、任劳任怨和悲欢苦乐，并因此获得193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与美国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负面居多不同的是，英国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既有仰慕、赞叹、理想化，亦有鄙视、憎恶、妖魔化。但不管肯定还是否定，中国始终作为“非我”、“他者”形象出现，其中包含着想象与虚构，传达着英国人自身的观念、情感、欲望和价值观。

　　英国文学中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源远流长。早在14世纪，被誉为“座椅上的旅行家”的曼德维尔就在其虚构的《曼德维尔游记》中描述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乌托邦中国。在他眼里，遥远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富庶瑰丽，奇珍异宝无所不有，大汗威震四方，人民安居乐业。到了17世纪，不仅有现实生活里的“中国风”--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建筑样式成为当时英国上至王室贵族，下至普通百姓追逐的时尚，许多英国文人也对中国不吝赞美。当时的学者托马斯布朗、约翰韦伯从各个角度论证中华民族的语言是人类的初始语言；自然神论者廷达尔、柯林斯、兰姆塞等人用儒家思想中的世俗理性来反对神启宗教；博学之士罗伯特伯顿在《忧郁的解剖》中向世人提供了一付医治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忧郁病”的灵丹妙药，那就是模仿中国，像中国那样治理国家；散文大师威廉坦普尔爵士热情赞扬中国是世界上已知的最伟大、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国家，称赞孔子是最有学问、最有智慧、最有道德的人，惊讶于西方人从柏拉图开始就憧憬的哲人治国的理想在中国竟是现实，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利于人才选拔，远胜过只注重世袭门第的英国贵族制度。英国的“中国热”达到高峰。

　　18世纪之后，在英国，一股敌视、蔑视中国之风日渐盛行。虽然哥尔斯密在《世界公民》（1762）中借中国的故事、寓言、哲理、箴言讽喻英国，柯勒律治在《忽必烈汗》（1816）中尽情渲染中国皇家宫苑的异国情调，但更多的文人作家开始唱衰中国。拜伦眼中的中国人是被嘲笑的对象，雪莱将中国人看作“未驯服”的“蛮族”，狄更斯借笔下人物之口质疑中国的哲学，笛福在《鲁宾逊漂流记续编》（1719）、《感想录》（1720）等作品中说中国人贫困、奸诈、怯懦、愚昧而又自以为是；德昆西说他宁愿同疯子和野兽待在一起，也不愿意在中国生活。

　　20世纪英国文人笔下的中国形象亦明亦暗，一方面有毛姆东方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和萨克斯罗默对中国的“黄祸”歪曲，另一方面有作家洛斯迪金森和哲学家、文学家罗素对中国的希冀与畅想。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中将来自中国的宋先生刻画成“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萨克斯罗默将傅满洲塑造成西方“黄祸论”思想的集大成者。这种负面塑造并非中国的实际情形，而是渗透了英国人的情感和观念，暗示出英国的文明、发达需要中国的愚昧、贫弱来验证，英国人的种族优越需要中国人的阴险、狡诈、邪恶来衬托。但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明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一些英国文人又把目光转向东方的中国，希冀从中国文化里面寻找拯救欧洲危机的曙光。迪金森在其《约翰中国佬的来信》中揄扬中国是一个体现了正义、秩序、谦恭、非暴力的理想国度。罗素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探寻一种新的希望，他在《中国问题》（1922）一书中从多个方面探讨中华文明的可取性与价值，认为中国人更有耐心，更爱好和平，更看重艺术，将中国视为拯救西方文明的东方之光。

　　几个世纪以来的英国的中国形象表明，英国人需要中国形象，就像需要一个自我超越的地方，在他们塑造的中国形象里面，体现的是英国精神生活的真实。异国形象从来都不是自在的、客观化的产物，而是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性制作，是按自我的需求对他者所做的创造性虚构，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制约着英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主要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英国自身的问题、需要和欲望，这些问题、需要和欲望是英国作家塑造中国形象的过滤器。

　　收入本书的第二组论文和我的教育经历有很大关系。我本科学的是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读的是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念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是我申请做博士后时就有的想法，但限于当时没有机会出国搜集英文资料，只好暂时搁置起来，不过对这个课题的关注一直没有停止，并把自己的思考整理成文，《西方读者视野中的莫言》就是这样写出的。2008年，我申报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获得立项，而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由于我爱人工作的变动，我踏上了去往美国首府华盛顿的旅程。在华盛顿特区藏书浩瀚、装饰精美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我查阅到大量译介到国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和相关的评论文章、学位论文。在国会图书馆二层精致典雅的主阅览室里，我细细阅读着，忘记了自己异乡客的身份。疲累了环顾四周，仿佛置身于绘画、雕刻艺术的海洋。白色大理石柱上的雕刻巧夺天工，蓝色花纹的玻璃天窗上布满金色的壁画。匠心的设计，宏伟的建筑，世界藏书之最的规模，堪称知识与美的绝妙结合。此后数年每次去华盛顿探亲，国会图书馆都是我最常光顾的地方。2011年，我获得去美国马里兰大学做高级研究学者的机会，那里的图书馆、电子资源区又成为我流连忘返的地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获取，为我顺利完成这一项目提供了切实的保证，收入本书后一组中的中国文学对外传播方面的论文，是这一项目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也有的是我参与曹顺庆教授主持的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投标项目“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王尧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以及我本人申请到的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莫言作品海外传播研究”的部分成果。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国家新一代领导人的宏伟目标。复兴的中国面向世界时需要更加注重自身的形象建构，文学是塑造、传播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实践领域，而且这一领域在中国形象塑造上有不同于其他领域的优势。形象塑造可以在多个领域展开：政治经济领域、新闻传播领域、国际关系领域等，其中新闻传播领域一直是向外推介中国形象的主阵地。但由于某种偏见，西方很多时候将新闻媒体视为中国政府的官方喉舌和舆论工具，加之新闻简短、概括、程式化的特点，难以赢得外国人的认同。而文学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美学品格，而且在西方人看来文学是一种普罗大众的交流方式，具有良好的价值信任度。另外，文学通过生动活泼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向世界展示栩栩如生、丰满充盈的中国形象，具有较强的可接受度。再者，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当中，对于重塑、传播丰富多彩、富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中国形象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注重通过文学的对外译介，向世界展示良好的中国形象。1951年创办的《中国文学》杂志及时、系统地向海外翻译、介绍了一大批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作品。据统计，在其存续的50年里，共出版590期，介绍作家、艺术家2000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

　　“熊猫丛书”承继《中国文学》的宗旨，主要用英、法两种语言向海外推介中国文学作品，出版图书190多种，发行到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大中国文学海外推广的力度。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提出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战略。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中国作家协会推出“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2008年以来，作协又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意、中澳文学论坛和中日韩三国文学论坛等多种活动。2009年开始实施“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并全面推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国文学已承担起重构、传播中国形象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学向国外传播的是昂扬向上、改天换地、乐观奋进的红色中国形象，改革开放伊始向海外呈现的是开放多元、富有人性深度的中国形象。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中国的器物、制度、思想等都曾成为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形象塑造的推断依据。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从“伤痕”、“反思”、“改革”文学，到“寻根”、“先锋”、“新写实”小说等，成为新一轮中国形象建构中重要的思想资源。“伤痕”、“反思”、“改革”文学向国际社会传达是“文革”过后中国人直面痛楚，深沉反思，呼唤人道主义，在改革中重建精神家园、重树民族自信的中国形象。“先锋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呈现出一个在锐意改革与回归传统的纠结中探索、挣扎的中国形象。其中莫言、余华、苏童、王安忆、贾平凹等作为译介到国外较多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所呈现的当代中国风貌，所诠释当代中国价值理念，给原有的中国形象以冲击、调整和丰富，从文学的维度更新、重塑了国外的当代中国形象。

　　本书第二组中关于卡夫卡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以及他对新时期作家影响的论文，和我博士阶段的毕业论文选题及写作有关。基于自己的英语基础和外国文学知识，1999年我到山东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时选取了一个把卡夫卡与中国当代文学关联起来的论文题目--“他者之镜：卡夫卡与中国新时期小说”，而卡夫卡也恰是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影响较大的一位外国作家。2002年获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到南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后，我对卡夫卡的关注并没有淡去，后来又以卡夫卡与中国文学为题申请到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最终以《经典作家的可能--卡夫卡的文学继承与文学影响》为书名出版专著结项。

　　卡夫卡虽然没到过中国，没学过汉语，但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在书信、日记和谈话录中谈到中国文化的地方有14次之多，对中国古代哲学十分推崇和赞赏。用德语写作、荣获198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英籍作家卡内蒂（Elias Canetti）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无论如何，根据卡夫卡某些故事的特点，他属于中国文学编年史的范围。从18世纪以来，欧洲作家经常采用中国主题。但是，在西方世界的作家中，本质上属于中国的惟有卡夫卡。”卡内蒂的这番话以西方人的眼光说出了卡夫卡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喜爱。卡夫卡喜欢中国的绘画和木刻艺术，迷恋老庄思想，阅读过中国古代的抒情诗、鬼怪小说、民间故事，用清代诗人袁枚的《寒夜》一诗隐喻他和女友菲莉斯之间的爱情情势，表达他对婚姻的欲望和焦虑。

　　由于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卡夫卡也写了一些以中国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如《一次战斗纪实》、《在法的门前》、《中国人来访》、《一道圣旨》、《中国长城建造时》、《拒绝》等。

　　《一次战斗纪实》中的胖子、叙述人“我”和木制担架反映出卡夫卡对中国知识的涉猎。胖子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中的布袋和尚，他坐的担架使人想起中国的轿子，而叙述人“我”则是一介文弱中国书生。《中国人来访》描述了卡夫卡想象中中国学者的样子：瘦小、和善、戴着眼镜、面带微笑。《拒绝》中使用的“身材矮小”、“沉默寡言”、“固执刻板”、“难以接近”、“谦卑”等是19世纪以后西方人常用的描述中国人的词语，说明不曾涉足中国的卡夫卡对中国人形象的描绘难以超出西方人的“集体想象”。

　　《在法的门前》中对“法”和“法门”的悖论叙事，体现了卡夫卡对中国文化中“道”的理解。《一道圣旨》里面使者永远也走不出的“障碍”，同样预示着“道”的无所不在。

　　《中国长城建造时》是卡夫卡的中短篇小说中比较重要的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卡夫卡借长城来表达他对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华帝国文化模式的独特理解。就像分段修筑长城一样，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采用“分段而治”的高明统治术，百姓如同置身于烟雾之中，不知道是哪个皇帝在当朝，甚至对朝代的名称也分辨不清。这使他们在统治者制定的轨道内迷迷蒙蒙地讨生活，难以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反抗。

　　总的来看，卡夫卡塑造的中国形象既表现出对中国的外在认识，也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理解；既有对历史上西方人塑造的中国形象的继承，也有他的自况隐喻。

　　卡夫卡不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在作品中塑造了中国形象，而且对中国新时期作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他们借鉴、模仿、超越的对象。余华、莫言、皮皮将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和《乡村医生》列入他们的推荐书目，苏童在《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外国文学读本》中收录了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在“走近大师系列丛书”中，马原的《阅读大师》和格非的《卡夫卡的钟摆》都谈到对卡夫卡的阅读。此外，北村、潘军、陈村等先锋小说家，陈染、蒋子丹、铁凝等女性作家，韩东、朱文等新生代作家，也都在自己的创作谈中表达了对卡夫卡的敬意。而宗璞、残雪、余华对卡夫卡的借鉴、接受与解读，更值得研究。

　　宗璞的短篇小说《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中有卡夫卡变形艺术的影子，但她的借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剥离形式的借鉴，因为除了有意识地借鉴卡夫卡的技巧而使作品带有现代意味外，小说的基调和内涵都是现实主义的。残雪将自己对卡夫卡的解读与研究写成一部著作--《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在她看来，卡夫卡的全部作品都是对人类和自己的内在灵魂的不断深入考察和穷究：卡夫卡的《美国》描述的是现代人格的形成过程，《审判》揭示了一个灵魂的挣扎、奋斗和彻悟，《城堡》是人性理想的象征，是人在一次次的犯错误和沦落后不断提升的过程。而残雪的《历程》、《思想汇报》讲述的也是主人公生命提升和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与卡夫卡体现出内在的共鸣。余华说卡夫卡在他想象力枯竭的时候解放了他，使他的想象力变得像田野里的风一样自由自在，确立了自己反常规的文学思维，建构起精神真实的艺术世界，创作出《河边的错误》、《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难逃劫数》、《世事如烟》等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品。三位新时期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由剥离形式的借鉴，到精神与观念的相通和认同，再到突破与超越的创造性叛逆，一步一步不断深入，把对卡夫卡这位大师的接受推向更高层次，显示出改革开放后中国渴望与世界文学接轨，急切地吸收外国文学精华，致力于开拓创新的文学形象。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的这几块研究内容看似各自为政，实际上可用中国形象将之贯穿起来。英语语言文学、世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多个专业的学习与研究经历，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使我能够从多个角度考察、剖析中国形象这一问题领域。对中国形象的思考和研究充实了我的去日时光，也将吸引着我在这片园地里继续探寻。

　　在编辑论文的过程中，我对个别论文的题目进行了优化，个别地方的内容做了少许修改。光阴荏苒，往昔不再。整理自己十多年来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既是回望、总结，亦是鞭策、自勉。

　　是为序。

　　§§第一章 欧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