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投身加入武汉的国民政府服务”
1927年3月，林语堂从厦门乘海轮到上海，然后又转乘江轮到武汉。
林语堂之所以答应陈友仁的邀请，除受厦大学潮的促使外，还因为他在北京任《国民新报》英文部编辑时就认识和了解陈友仁。那时，陈友仁是《国民新报》的记者，英语颇为精通，富于进取和果敢精神，给林语堂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林语堂也受到了北伐胜利进军的鼓舞，“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光现了”。因而，林语堂才不避长途跋涉，毅然前往。
林语堂抵达武汉后，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后来还兼任《中央日报》英文副刊主编。他当时住在鲍罗庭住房的对门，但一直未曾见到过鲍罗庭和汪精卫，对他们没有什么印象。但他却认识了宋庆龄，并进一步产生了敬佩之情。当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分共”之时，宋庆龄于7月14日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非凡的斗争精神。这使林语堂感到，“她是我所奉为中国女界第一人，无论从她是革命者，抑或是受现代教育的妇女，抑或是自然而生的女性，也不论从中国的或外国的标准来看”。
在外交部任职期间，林语堂是具有革命热情的，并对国民革命抱有热烈的期望。这时，经过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多次交涉，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作为秘书的林语堂是尽了力的。而且，当上海《大陆报》5月7日报道胡适在日本东京发表荒谬的谈话时（声称“蒋介石与张作霖，他们俩都是与同一敌人作战——即共产党，并且赞助同一的主义——即最后的中国之自由”），林语堂于5月18日写了《天才乎——文人乎——互捧欤——自捧欤？》一文，对胡适的所谓“政见”作了抨击：
张作霖的“主义”是“最后的中国之自由”，就是天才，也须做过皇英委员，游过英岛，才能替我们发见。即此一点，已可证明“适之先生”并未负此一行也。
“炸裂”者系天才自负至不可支持程度的结果。在当未炸裂之先，当然天才有满腔之自得，肚皮头皮都要一点弛张光滑起来，外人称之为Swellad。此种欲炸未炸的情形也颇耐人寻味。
在这里，林语堂以辛辣的讽刺笔调，揭露了胡适吹捧军阀张作霖的荒唐及其“政客”的滑头嘴脸。
5月27日，林语堂又写了《谈北京》一文。撰写这篇文章之时，虽然已经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林语堂对国民革命仍然抱着希望能够成功的强烈愿望。因而，他写道：
固然北京是“瘫痪魂灵的大公寓，魑魅同胞的大本营”，同时也是屡次天安门大会的历史地，是五四运动的起发点，是学生们与警察巷战的故址，是三一八大惨杀的屠场，是打狗运动的故都！他的所以使我们不能忘怀，就在于此。一言以蔽之，北京就是学生领导群众干涉政治唯一之名城。曹家楼之火焰，章行严宅之喊声，天安门五花十色的彩旗，执竿抛砖新华门前之决斗，五卅运动冒雨赤足之游行，这是何等的雄壮。国务院前血肉的横飞，哈德门大街沿途的血迹，病院中的呻吟，北大一院的追悼会，北大三院的搜查，学生领袖的遁迹，这是何等的悲惨。所以舍不得北京者以此，所以恨他者也以此。
在武汉及革命军里，不知有多少是去年北京学生，但是我们此刻及回去总还是认为学生。虽然各人的任务此刻不同，北京学生的头衔总是依依不舍的。诚然我们可以血气方刚，不安本分，不肯读书救国自负的。诚然我们是梁任公所称的“傻小子”，是丁在君之罢课自杀者，是鸟总长之不孝不悌之“狂狷之徒”。
但是“傻小子”今日回来了，而且颇有卷土重来之意味，而“我执政”及“愚”却早已迁居塞外了。我们到底不是正人君子，难免有点痛快，高兴。……
在这里，林语堂充满激情地回顾了当年他曾亲自参加过的北京人民的战斗生活，并表达了他为不久便能推翻为他所深恶痛绝的封建军阀政府统治的高兴心情。
此外，林语堂在文中还表示了对将来的北京的希望，即“做革命青年的中心”，“成为世界有名的公园之城”，把街道“一部一部慢慢的整顿起来”，“成一个模范城市”，等等。这自然不过是天真的幻想而已，但也表明了他这时仍对“国民革命”抱着良好的愿望。
林语堂之所以答应陈友仁的邀请，除受厦大学潮的促使外，还因为他在北京任《国民新报》英文部编辑时就认识和了解陈友仁。那时，陈友仁是《国民新报》的记者，英语颇为精通，富于进取和果敢精神，给林语堂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林语堂也受到了北伐胜利进军的鼓舞，“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光现了”。因而，林语堂才不避长途跋涉，毅然前往。
林语堂抵达武汉后，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后来还兼任《中央日报》英文副刊主编。他当时住在鲍罗庭住房的对门，但一直未曾见到过鲍罗庭和汪精卫，对他们没有什么印象。但他却认识了宋庆龄，并进一步产生了敬佩之情。当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分共”之时，宋庆龄于7月14日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非凡的斗争精神。这使林语堂感到，“她是我所奉为中国女界第一人，无论从她是革命者，抑或是受现代教育的妇女，抑或是自然而生的女性，也不论从中国的或外国的标准来看”。
在外交部任职期间，林语堂是具有革命热情的，并对国民革命抱有热烈的期望。这时，经过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多次交涉，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作为秘书的林语堂是尽了力的。而且，当上海《大陆报》5月7日报道胡适在日本东京发表荒谬的谈话时（声称“蒋介石与张作霖，他们俩都是与同一敌人作战——即共产党，并且赞助同一的主义——即最后的中国之自由”），林语堂于5月18日写了《天才乎——文人乎——互捧欤——自捧欤？》一文，对胡适的所谓“政见”作了抨击：
张作霖的“主义”是“最后的中国之自由”，就是天才，也须做过皇英委员，游过英岛，才能替我们发见。即此一点，已可证明“适之先生”并未负此一行也。
“炸裂”者系天才自负至不可支持程度的结果。在当未炸裂之先，当然天才有满腔之自得，肚皮头皮都要一点弛张光滑起来，外人称之为Swellad。此种欲炸未炸的情形也颇耐人寻味。
在这里，林语堂以辛辣的讽刺笔调，揭露了胡适吹捧军阀张作霖的荒唐及其“政客”的滑头嘴脸。
5月27日，林语堂又写了《谈北京》一文。撰写这篇文章之时，虽然已经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林语堂对国民革命仍然抱着希望能够成功的强烈愿望。因而，他写道：
固然北京是“瘫痪魂灵的大公寓，魑魅同胞的大本营”，同时也是屡次天安门大会的历史地，是五四运动的起发点，是学生们与警察巷战的故址，是三一八大惨杀的屠场，是打狗运动的故都！他的所以使我们不能忘怀，就在于此。一言以蔽之，北京就是学生领导群众干涉政治唯一之名城。曹家楼之火焰，章行严宅之喊声，天安门五花十色的彩旗，执竿抛砖新华门前之决斗，五卅运动冒雨赤足之游行，这是何等的雄壮。国务院前血肉的横飞，哈德门大街沿途的血迹，病院中的呻吟，北大一院的追悼会，北大三院的搜查，学生领袖的遁迹，这是何等的悲惨。所以舍不得北京者以此，所以恨他者也以此。
在武汉及革命军里，不知有多少是去年北京学生，但是我们此刻及回去总还是认为学生。虽然各人的任务此刻不同，北京学生的头衔总是依依不舍的。诚然我们可以血气方刚，不安本分，不肯读书救国自负的。诚然我们是梁任公所称的“傻小子”，是丁在君之罢课自杀者，是鸟总长之不孝不悌之“狂狷之徒”。
但是“傻小子”今日回来了，而且颇有卷土重来之意味，而“我执政”及“愚”却早已迁居塞外了。我们到底不是正人君子，难免有点痛快，高兴。……
在这里，林语堂充满激情地回顾了当年他曾亲自参加过的北京人民的战斗生活，并表达了他为不久便能推翻为他所深恶痛绝的封建军阀政府统治的高兴心情。
此外，林语堂在文中还表示了对将来的北京的希望，即“做革命青年的中心”，“成为世界有名的公园之城”，把街道“一部一部慢慢的整顿起来”，“成一个模范城市”，等等。这自然不过是天真的幻想而已，但也表明了他这时仍对“国民革命”抱着良好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