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批评泰戈尔的说教
1924年4月12日至5月22日，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应北京讲学社的邀请，来华游历，讲演，提倡“东方文化”，反对西方文化，鼓吹“精神文明”，反对物质文明。既受到东方文化派和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的热烈欢迎和颂扬，也受到了共产党人和新文学家陈独秀、瞿秋白、沈泽民、沈雁冰、郭沫若、闻一多等人的猛烈批评。这成了我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次激烈的思想斗争，并成为我国五四以来东西文化问题论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究其实质，则是我国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与保守派的不同世界观和文化观的大曝光和尖锐对立。
在这次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林语堂所持的观点是颇为激进的。他虽然是前往北京东站欢迎泰戈尔的三百人之一，也曾观看徐志摩、林徽因、张歆海和林长民等合演的泰戈尔戏剧《齐德拉》，但他并不怎么崇拜泰戈尔，对当时有些人过分吹捧泰戈尔的诗歌、戏剧乃至人格，把他称为“诗哲”、“耶苏”，颇为反感。因而，他曾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对泰戈尔的说教作了批评。
在《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对于贵推该怎样想呢？》一文中，林语堂表示：“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曾给我何等的冲动。”这不仅表现了对泰戈尔的冷淡态度，而且对他的说教持否定的看法。在林语堂看来，泰戈尔明明是一个亡国的诗人，却曾受到了“亡其国者”英国政府的热烈欢迎，实为奇怪之至。而且正因为“格外受亡其国者之优待”，因而“在人家谈如何使印度成为独立强国时，泰氏也不讲武力抵抗，也不讲不合作，也不讲宪法革命，却来讲‘与宇宙和谐’，‘处处见神’为救国之基础”。可是，林语堂却指出，“等到你修到‘处处见神’的工夫（最速以一千年为期），印度早已不知道成个什么了”。
在《吃牛肉茶的泰戈尔——答江绍原先生》和《问竺震旦将何以答萧伯纳？》中，林语堂还进一步论定泰戈尔之所以不赞成印度革命，认为“印度不必独立”，是因为他“在英国治下十分顺适，十分满意，绝对不觉得有革谁的命的必要”，而他鼓吹“精神复兴论”则是“为求身世及名誉之安全，迫不得已对付而发的言论”。
此外，在这些文章中，林语堂对那些称颂泰戈尔及其说教的人，也作了指摘。他说：“我早就说了中国人的鉴察能力远不及爱耳兰人。印度人精神文明的烂调倒是十二分合中国人脾胃的，所以一听入耳便十分佩服，十分景仰。”这里所说的印度文明的“烂调”，就是泰戈尔一再鼓吹的所谓“精神复兴”、“生活单纯”、“内心纯洁”、“与宇宙和谐”。而林语堂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不可相信的。
从林语堂所作的这些批评来看，他不仅对泰戈尔的政治态度极为不满，而且对其宣扬的“东方文化”也是持怀疑看法的。
§§第四章 和致力于社会批评
在这次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林语堂所持的观点是颇为激进的。他虽然是前往北京东站欢迎泰戈尔的三百人之一，也曾观看徐志摩、林徽因、张歆海和林长民等合演的泰戈尔戏剧《齐德拉》，但他并不怎么崇拜泰戈尔，对当时有些人过分吹捧泰戈尔的诗歌、戏剧乃至人格，把他称为“诗哲”、“耶苏”，颇为反感。因而，他曾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对泰戈尔的说教作了批评。
在《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对于贵推该怎样想呢？》一文中，林语堂表示：“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曾给我何等的冲动。”这不仅表现了对泰戈尔的冷淡态度，而且对他的说教持否定的看法。在林语堂看来，泰戈尔明明是一个亡国的诗人，却曾受到了“亡其国者”英国政府的热烈欢迎，实为奇怪之至。而且正因为“格外受亡其国者之优待”，因而“在人家谈如何使印度成为独立强国时，泰氏也不讲武力抵抗，也不讲不合作，也不讲宪法革命，却来讲‘与宇宙和谐’，‘处处见神’为救国之基础”。可是，林语堂却指出，“等到你修到‘处处见神’的工夫（最速以一千年为期），印度早已不知道成个什么了”。
在《吃牛肉茶的泰戈尔——答江绍原先生》和《问竺震旦将何以答萧伯纳？》中，林语堂还进一步论定泰戈尔之所以不赞成印度革命，认为“印度不必独立”，是因为他“在英国治下十分顺适，十分满意，绝对不觉得有革谁的命的必要”，而他鼓吹“精神复兴论”则是“为求身世及名誉之安全，迫不得已对付而发的言论”。
此外，在这些文章中，林语堂对那些称颂泰戈尔及其说教的人，也作了指摘。他说：“我早就说了中国人的鉴察能力远不及爱耳兰人。印度人精神文明的烂调倒是十二分合中国人脾胃的，所以一听入耳便十分佩服，十分景仰。”这里所说的印度文明的“烂调”，就是泰戈尔一再鼓吹的所谓“精神复兴”、“生活单纯”、“内心纯洁”、“与宇宙和谐”。而林语堂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不可相信的。
从林语堂所作的这些批评来看，他不仅对泰戈尔的政治态度极为不满，而且对其宣扬的“东方文化”也是持怀疑看法的。
§§第四章 和致力于社会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