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诸孝正
为林语堂写评传不容易，即使是以学术成就为主的评传。
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单纯的人，人人都是一团矛盾，不过有人的矛盾比较简单、清晰，有人的矛盾则既多且乱，不容易理出头绪来。林语堂身处政治、学术纷争的时代，且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各种矛盾在他身上反映出来是不奇怪的。糟还糟在他“以自我矛盾为乐”，自视甚高，常常爱唱点别调、反调，世人对他的评价自然就更加难以一致了。
林语堂到底值不值得研究？他主要是个政治人物，还是个学者、作家？
在政治纷争的时代，任何人当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的影响。但从林语堂一生的活动来看，他可以说是一个著作等身、影响颇大的学者和作家，非常值得研究。
林语堂说自己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照我看，他的成就虽然两方面都有，但以“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更为重要。他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著作有二三十种之多。在国外出版这类著作种数之多、印量之大、影响之深远，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和他相比。美国文化界曾将林语堂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美国波士顿西门斯学院图书馆学专家安德森认为林语堂“一身融汇了东西的智慧”，可以称得上“文化人中之龙凤”。美国前总统布什也曾选读林语堂的作品，作为了解中国的参考，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这一切都说明了林语堂在学术界的地位。无视或否认这一事实是不明智的。
当然，林语堂由于自身种种的局限，他对中国文化的宣传不可能都正确、都深刻，他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不一定都站得住脚。哪些该肯定，哪些应否定，哪些值得进一步探讨，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拿他的作品来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不能凭印象或凭感情轻易下结论。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林语堂的著作一向介绍、出版得很少，因而也就谈不上什么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环境改善了，海内外的学术交流增加了。特别是近几年，林语堂的中文著作重印了不少，英文著作也有相当一部分出版了译本，这就为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前提和基础上，刘炎生同志写出了他的研究性著作《林语堂评传》。
我个人认为，《林语堂评传》代表了国内林语堂研究的新成果，具有相当突出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研究的角度新。过去对林语堂的研究均从“文学家”着眼，主要评价他的散文理论、散文创作和小说创作。而《评传》则从“国学家”的角度切入，全面评述了林语堂在文艺学、语言学、文化学、哲学、历史学等等方面的活动及观点和著作。我认为作为学者的林语堂比作为作家的林语堂成就更大，更值得研究。这个角度选得好。
特点之二是提供了不少新材料。刘炎生同志查阅了报道过林语堂活动的大量报纸、杂志，通读了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杂志，搜集了大陆、香港、台湾出版的各种林语堂著作，从中发掘出不少宝贵的材料。如林语堂在方言、古音、简体俗字方面的研究成果，过去虽有人提及，但均语焉不详，《评传》作了较具体的介绍。又如林语堂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情况、林语堂对泰戈尔的批评、林语堂在“三一八惨案”前后的活动、林语堂在武汉国民政府服务期间的活动、林语堂对“西安事变”的肯定及对毛泽东、朱德、张学良的赞扬等等，不少材料均是前人未道及的。这些材料的发掘与披露，对我们全面了解和评价林语堂，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事实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过去有些著作或因掌握材料不全，或因有意无意回避某些事实，因而无法作出正确的结论。《评传》在提供材料方面力求全面、客观，这一优点是非常突出的。
特点之三是在评价林语堂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观点。过去不少著作评价林语堂以“是否与左翼文人步调一致”为标准，一致的就肯定，不一致的就否定。这一标准显然过于狭隘。《评传》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是否反帝反封建、是否爱国、是否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中西文化的互补与融合等等作为标准，这种立足点显然高得多，其评价结果当然也会大不相同。例如对林语堂提倡幽默、提倡小品文的个人笔调，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杂志，林语堂在海外宣传中华文化的活动，《评传》有的作了充分肯定，有的作了基本肯定。这几件事是关系林语堂一生的大事，肯定这几件事对确立林语堂的学者形象至关重要。敢于推翻一些传统的看法，用新的尺度评价历史现象，在这点上显示了《评传》作者的胆识。
总之，《林语堂评传》的出版，说明在林语堂研究这个领域，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当然，由于林语堂本身存在的种种矛盾，对他的看法也必然见仁见智，一下子不可能取得统一。不过学术研究往往是在争论中取得进步的，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会对像林语堂这样的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工作，起推动作用。
《林语堂评传》是刘炎生同志长期积累、辛勤耕耘的成果，我祝贺他取得这样可喜的成果，我相信他会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做出更辉煌的成绩。
为林语堂写评传不容易，即使是以学术成就为主的评传。
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单纯的人，人人都是一团矛盾，不过有人的矛盾比较简单、清晰，有人的矛盾则既多且乱，不容易理出头绪来。林语堂身处政治、学术纷争的时代，且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各种矛盾在他身上反映出来是不奇怪的。糟还糟在他“以自我矛盾为乐”，自视甚高，常常爱唱点别调、反调，世人对他的评价自然就更加难以一致了。
林语堂到底值不值得研究？他主要是个政治人物，还是个学者、作家？
在政治纷争的时代，任何人当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的影响。但从林语堂一生的活动来看，他可以说是一个著作等身、影响颇大的学者和作家，非常值得研究。
林语堂说自己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照我看，他的成就虽然两方面都有，但以“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更为重要。他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著作有二三十种之多。在国外出版这类著作种数之多、印量之大、影响之深远，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和他相比。美国文化界曾将林语堂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美国波士顿西门斯学院图书馆学专家安德森认为林语堂“一身融汇了东西的智慧”，可以称得上“文化人中之龙凤”。美国前总统布什也曾选读林语堂的作品，作为了解中国的参考，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这一切都说明了林语堂在学术界的地位。无视或否认这一事实是不明智的。
当然，林语堂由于自身种种的局限，他对中国文化的宣传不可能都正确、都深刻，他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不一定都站得住脚。哪些该肯定，哪些应否定，哪些值得进一步探讨，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拿他的作品来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不能凭印象或凭感情轻易下结论。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林语堂的著作一向介绍、出版得很少，因而也就谈不上什么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环境改善了，海内外的学术交流增加了。特别是近几年，林语堂的中文著作重印了不少，英文著作也有相当一部分出版了译本，这就为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前提和基础上，刘炎生同志写出了他的研究性著作《林语堂评传》。
我个人认为，《林语堂评传》代表了国内林语堂研究的新成果，具有相当突出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研究的角度新。过去对林语堂的研究均从“文学家”着眼，主要评价他的散文理论、散文创作和小说创作。而《评传》则从“国学家”的角度切入，全面评述了林语堂在文艺学、语言学、文化学、哲学、历史学等等方面的活动及观点和著作。我认为作为学者的林语堂比作为作家的林语堂成就更大，更值得研究。这个角度选得好。
特点之二是提供了不少新材料。刘炎生同志查阅了报道过林语堂活动的大量报纸、杂志，通读了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杂志，搜集了大陆、香港、台湾出版的各种林语堂著作，从中发掘出不少宝贵的材料。如林语堂在方言、古音、简体俗字方面的研究成果，过去虽有人提及，但均语焉不详，《评传》作了较具体的介绍。又如林语堂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情况、林语堂对泰戈尔的批评、林语堂在“三一八惨案”前后的活动、林语堂在武汉国民政府服务期间的活动、林语堂对“西安事变”的肯定及对毛泽东、朱德、张学良的赞扬等等，不少材料均是前人未道及的。这些材料的发掘与披露，对我们全面了解和评价林语堂，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事实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过去有些著作或因掌握材料不全，或因有意无意回避某些事实，因而无法作出正确的结论。《评传》在提供材料方面力求全面、客观，这一优点是非常突出的。
特点之三是在评价林语堂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观点。过去不少著作评价林语堂以“是否与左翼文人步调一致”为标准，一致的就肯定，不一致的就否定。这一标准显然过于狭隘。《评传》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是否反帝反封建、是否爱国、是否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中西文化的互补与融合等等作为标准，这种立足点显然高得多，其评价结果当然也会大不相同。例如对林语堂提倡幽默、提倡小品文的个人笔调，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杂志，林语堂在海外宣传中华文化的活动，《评传》有的作了充分肯定，有的作了基本肯定。这几件事是关系林语堂一生的大事，肯定这几件事对确立林语堂的学者形象至关重要。敢于推翻一些传统的看法，用新的尺度评价历史现象，在这点上显示了《评传》作者的胆识。
总之，《林语堂评传》的出版，说明在林语堂研究这个领域，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当然，由于林语堂本身存在的种种矛盾，对他的看法也必然见仁见智，一下子不可能取得统一。不过学术研究往往是在争论中取得进步的，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会对像林语堂这样的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工作，起推动作用。
《林语堂评传》是刘炎生同志长期积累、辛勤耕耘的成果，我祝贺他取得这样可喜的成果，我相信他会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做出更辉煌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