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文物

梦与痛的纠缠--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指在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今敦煌研究院编为第17号窟）内发现的大批5至11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系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王圆箓在莫高窟第16窟甬道偶然发现的，据不完全统计，估计在四五万件左右。

　　其中写本居多，间有唐、五代、北宋木刻本。汉文书卷最多，当在4万卷以上。西域通行的各种文字书卷也有不少。藏文文书数量庞大，未有正式明确统计。这批材料的写印时间约在公元3～10世纪。

　　目前发现最早为西凉建初二年（公元406年）所抄《十诵比丘戒本》，最晚为《大宋咸平五年（1002年）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帐子入报恩寺记》。敦煌遗书的年代考订，可从纸质、尺幅、书法、题记、内容等方面确定，北朝写本书法带有隶意，南朝及隋唐写本为楷书，间有行书草书。8世纪末至9世纪，有木笔书写的卷子，9世纪后期出现了经折装及册子本。

　　藏经洞发现的5万多卷敦煌遗书，从内容上可分为宗教典籍、官私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书等类，实际上是一座中世纪文库，胡适曾称它为“和尚图书馆”。

　　近百年来，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敦煌遗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学者们发现敦煌遗书不仅对中国史的研究，而且对世界文化史的研究都起到或将要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历史上的重大疑难问题可以在敦煌遗书的研究中获得新的启示。

　　敦煌遗书的发现，是中国和世界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产生了“敦煌学”。敦煌遗书研究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研究中古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相关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历史地理学等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料。

　　敦煌遗书的流失

　　千年历史的苏醒

　　清光绪年间的一天，王道士雇了一人在莫高窟七佛殿替他抄经。抄经人把点旱烟的芨芨草似芦苇插进墙壁的裂缝里，发现壁内深不可止，用旱烟杆敲壁，似有空声。王道士用镢头刨开墙壁，发现有一小门，又刨开泥封的门，是一间复室，约丈余见方，内堆积有许多白布包裹，每一包都包着经卷，整整齐齐，白布包下铺着经幡、绣像等等。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王道士愚昧，不懂这些文物的价值。他拿了些经卷、画像送给敦煌县知事汪宗瀚。汪是识货的，但他仅仅把这些东西当做鉴赏的古董、官场结交的礼品。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从汪那里看到几卷古书，几幡画像，叶昌炽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就建议当时的藩台衙门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藩台衙门算了算，把这些古物从敦煌装车运到省城，至少得花费几千两银子，太不值得，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公事总得敷衍一下，于是藩台衙门给敦煌县衙下了一道公文“经卷佛像，妥为封存”。县衙接到公文，又下了一道公文给王道士，责成王道士“妥为封存”。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大批稀世瑰宝的命运掌握在王道士手中，而堂堂满清政府的各级官吏却对此无动于衷。

　　王道士当然不会“妥为封存”，而是带了一箱经卷到酒泉，呈送给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但廷栋不识货，以为这些缮本经卷的书法还不如他的好，只是拿了随便送人。恰巧，嘉峪关税务司有个比利时人任满回国，向廷栋辞行，廷栋送他几本缮本书，还告诉他是敦煌石窟发现的古书。比利时人路过新疆时，又把这些古书分赠给新疆的长康将军和道台。敦煌藏经洞遗书的发现就这样传播开了。

　　最初与最后的盗窃--俄国人

　　自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之后，西方的所谓学者、传教士、考古学家、探险家纷纷深入到中国腹地，打着传教布道、测绘地图、勘察地质、调查民俗、研究方言等幌子，肆无忌惮地无孔不入，疯狂掠夺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也在劫难逃。

　　俄国人奥布鲁切夫或许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西方盗宝者，早于英国的斯坦因二年。如今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收藏的约12000件敦煌藏经洞遗书多为1905年10月奥布鲁切夫和1914年奥登堡从敦煌窃去的。但奥布鲁切夫在敦煌是如何窃走经卷的，如今已无人知晓。

　　1914年另一个俄国人奥登堡抵达敦煌时，藏经洞内的遗书已所剩无几，大宗的敦煌文物已经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带到了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来得早却不懂中国文化的斯坦因拿得多，来得晚但精通汉学的伯希和拿得精。

　　奥登堡和他的考察队开始搜集敦煌洞窟内残留的文物。那些已经脱落断裂成碎块的壁画，已经被践踏成泥团硬块的绢画和丝绸被考察队一一清理出来，带着洞内的泥土和尘埃，全部装箱带回了俄罗斯。具体情况，奥登堡在他的旅行手记中作了记录。这份记录现藏原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倘能公诸于世，或许能告诉人们他和他的同胞在敦煌窃取遗书的情形。

　　以学者的名义--斯坦因

　　1879年，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济和斯希尼到我国西北甘肃一带调查地理。洛克济到了敦煌，莫高窟无与伦比的精美壁画和塑像使他叹为观止。莫高窟留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乃至事隔20多年后，在1902年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他做的关于敦煌佛教艺术的报告，对莫高窟的壁画、雕塑的精致、美丽的价值推崇备至。他的“热烈的叙述”使得在座的一人垂涎三尺，心驰神往。此人就是斯坦因，也是个匈牙利人，但却在英国殖民地印度政府的西北边地担任总视学，后来又转入印度的考古学调查所。他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两次到了我国新疆，当他从比利时人那里知道敦煌发现遗书，便迫不及待地在1907年5月赶到敦煌。

　　斯坦因是著名的梵文学者，虽然看不懂汉文，但他雇了湘阴人蒋资生为翻译。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记》里说：“从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经卷紧紧地一层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10英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500立方英尺。小室约有9英尺见方……”除了缮本卷子之外，还有“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之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他不露声色地暗暗观察王道士，他看到王道士对这些宝贵的经卷和艺术品毫不在乎，很为“惊异轻松”，他想“到了这一步，热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太过”，果然，“这种节制立刻收了效”，“王道士对于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一点”。

　　斯坦因窃走的遗书共一万余卷，还窃走了许多绘画、刺绣、绢画，其中有长及丈余、宽到五六尺的唐绣观音像，有木版雕刻印刷的金刚经，经卷上有精致的佛像，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最早的版画艺术杰作。斯坦因付给王道士的代价是14块马蹄银，据《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上说约合720两。16个月后，这批中华民族的国宝被陈列在伦敦的大不列颠博物馆。

　　接踵而来--伯希和

　　及斯坦因之后到来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看到长康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明来源，并于1908年3月赶抵敦煌。

　　伯希和一行来到莫高窟前，一面开始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各种文字题记，一面和王道士进行交涉。伯希和因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而且，王道士从谈话中得知，伯希和并不知道他把一大批写本出卖给斯坦因的事，所以对这些洋人的坚守诺言感到满意。很快，在这年的3月3日，伯希和就被引进藏经洞，而且还允许他在洞中挑选。

　　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以，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其中约有六七十件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论语》，现在读的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

　　趁火打劫--日本

　　继奥布鲁切夫、斯坦因以及伯希和之后，1911年10月，日本著名的盗宝专家大谷光瑞的探险队也来到敦煌，成员中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手中骗到500多卷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塑像。

　　劫难未尽--私藏窃取

　　1909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他为了向中国学者炫耀自己取得的辉煌成果，将随身带来的敦煌遗书在北京六国饭店展出。中国学者罗振玉、董康、蒋斧等人闻讯，拜访了伯希和，伯希和向他们通报了敦煌藏经洞的情况。中国学者这才看到几卷敦煌遗书，“摩挲赞叹，扼腕不已”。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这才传遍京城内外。

　　1909年8月22日，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第9个年头后，清政府才下令搜买敦煌遗书，并拨经费60000两白银。1910年三、四月间，敦煌县将第一批敦煌遗书6004卷装车启运。这批劫后的遗书自敦煌运至北京途中，因偷盗而散失无数。当运送遗书的大车抵达北京时，新疆巡抚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竟将大车接到自己家中，约其岳父李盛铎和刘廷琛、方尔谦等人，挑选遗书，取其精好者藏匿下来，而将较长的经卷，一拆为二以充不足之数。根据李氏及家人以后出售的卷子目录可以看出，李盛铎当时攫取了四五百卷。何震彝藏掖得更多，但因他死得早，又将经卷大都作为礼物馈赠了亲友，所以何氏究竟拿走多少至今是个未知数。现藏东京的一部分卷子，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的150余卷经卷，就是何、李当年私下藏掖下来的。

　　总之，这批敦煌遗书在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卷数比敦煌起运时还多，变成8697卷。1929年，京师图书馆将卷子移交北平图书馆时，则成了9871卷。如果以卷数而言，现在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已近万卷，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收藏敦煌遗书的三大图书馆之一了。

　　敦煌遗书的现状

　　经国外文化窃贼的盗劫敦煌遗书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至今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合目录，藏经洞内究竟有多少遗书，至今仍无从确切统计。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000件；英国图书馆藏13677件；法国国立图书馆藏70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8000余件。

　　在国内，汉文卷子主要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编有馆藏目录《敦煌劫余录》及其补编；藏文卷子主要收藏于甘肃省图书馆与敦煌县文化馆。

　　另外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西北师范大学、台北中央图书馆、香港艺术馆等单位都有收藏，总数也在万件以上。

　　敦煌遗书的整理与修复

　　敦煌遗书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历来倍受重视，在妥为珍藏的基础上，进行了长期的整理、修复与编目，并对研究者开放阅览。这些对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敦煌遗书入藏之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即派专人负责，整理编目，约於1912年编撰完成《敦煌石室经卷总目》，著录8679号敦煌文献。1922年陈垣先生在《敦煌石室经卷总目》基础上主持编撰分类编目《敦煌劫馀录》，1931年3月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四种出版，著录8653号。1929年成立的写经组，负责编撰馆藏敦煌文献目录，至1935年完成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续编》，惜其生不逢时，遭遇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未能及时面世。1981年7月，善本组将新字号部分整理编目，完成《敦煌劫馀录续编》，著录1065号。1990年，在馆长任继愈先生亲自主持下，《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在一两年内将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全部出版。

　　敦煌遗书已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不少卷子被泥土掩埋、油污、水浸后，变得脆硬、糟朽。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修复工作始於1991年，学者和修复人员认真总结了前人及海内外有关单位修复敦煌遗书的经验教训，经国内外专家研究论证，确定了本馆的修复方针。从1990年以来，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修复中心修复敦煌遗书5000余米，解决了一个个的技术难题。修复的敦煌遗书美观大方，保留了研究资料，深受各界好评。

　　敦煌遗书的保存

　　1910年，敦煌遗书入藏京师图书馆。1936年，为防止这批珍宝被日本帝国主义劫夺或受到战争的破坏，敦煌遗书转移上海，秘藏在某外国银行。直到全国解放，才运回北京。1987年后，敦煌遗书全部移藏新馆。库房恒温恒湿，条件很好。只是遗书数量很多，而存放敦煌遗书的特藏库空间狭窄，原来的用以存放敦煌遗书的箱子也不够用，只好放在各种铁柜、木箱乃至自制的纸盒中。2004年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特辟宽敞的敦煌遗书特藏库，定制专用木盒与书柜。较大的写卷，一卷一盒，放在书柜的特定架位上，彻底改变了此前几十号敦煌遗书同放一个抽屉，相互挤压的情况。使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收藏环境成为世界一流。

　　国际敦煌项目

　　随著时代发展，海内外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将散落的敦煌文献珠联璧合，将是世界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因此，敦煌学国际合作呼之而出。199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新德里国立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柏林国家图书馆倡议成立国际敦煌项目。英国国家图书馆魏泓博士高瞻远瞩，独具慧眼，在次年便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书馆设立专门机构--国际敦煌项目（IDP），现在已经成为英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的部门。

　　国际敦煌项目的成立为世界敦煌文献收藏机构构建了一个合作交流的平台，共商解决保护、编目的问题。各收藏机构还倡议共同建立一个完整的网上数据库，目录资料与高质量的数字化图像相链结，并附有其他相关资料，使各国学者能充分利用藏品。1994年开始在专门设计的国际敦煌项目数据库中录入文献资料，1997年开始写卷数字化。1998年10月数据库上网。

　　收藏故事

　　李盛铎、方尔谦晚年移居天津，藏在他们手里的部分敦煌遗书随之来到津城。后来，大概是因生活所需，那些敦煌遗书流散于天津市面，其中一部分被津门收藏家周叔弢、张叔诚等人收藏。

　　周叔弢是中国民族实业家，也是著名的中国古籍收藏家，他将自家经营企业所得，几乎全部用来购买文物图书，藏书量多达4万余册。敦煌遗书屡遭外族劫掠的事情早有报道，周叔弢闻之怒不可遏，从此，但凡敦煌遗书，他见一件买一件，唯恐国宝再落外人之手。周叔弢请专业人员为他收藏的250多卷敦煌遗书定制纸盒，一卷一盒，装好后藏进一个特制的木箱，再不转手。

　　新中国成立后，周叔弢曾经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当选过全国人大第一至五届的常委会委员，以及全国政协第一至四届和六届的委员。“文革”时周叔弢受到冲击。横扫“四旧”，抄家抄到周家时，周叔弢深怕他所珍藏的敦煌遗书遭遇不幸，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还是尽力地说服那些红卫兵，最终使得这些敦煌遗书幸免于难，被送到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保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大量的文物清退给周叔弢。周叔弢这时提出愿把包括256件敦煌遗书在内的1262件文物、9196册古籍善本，无偿捐献给国家。周叔弢的好友张叔诚，在周叔弢的带动下，也向国家提出了无偿捐献文物的要求。张叔诚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收藏家，他所捐献的文物中也有一些敦煌遗书，其中有的印着方尔谦的鉴赏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