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打掉圣经贤传的光环
1890年的羊城之会，使苦闷中的康有为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在此之前，他上书不成，接受沈子培劝告，以金石碑拓陶遣，诚所谓“玩”艺术，不过人若有才，玩亦能玩出名堂。《广艺舟双楫》被后人推崇为近代书法之巨制，在康那里，它不过是百无聊赖的散心之作罢了。然而现实社会的黑暗与衰败仍死死缠绕着他，终日不得安宁。于是康幻想远走他乡，求得解脱，“既审中国之亡，救之不得，坐视不忍，大发浮海居夷之叹，欲行教于美，又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既皆限于力，又有老母，未能远游，遂还粤，将教授著书以终焉”。1886年康有为基本完成思想体系的构建工作，面对中国岌岌可危的政局，便一直在探索把自己的主张上达天听，以变法图强，拯救中国。但是，他直言变法的呼声，很快淹没在守旧派“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声浪之中。他可以宣传变动旧秩序，却无法撼动旧秩序的根基——以经学为后盾的理学纲常名教，他似乎认识到，要变更旧秩序，必须从根本上做起，把旧秩序赖以生存的基础摧垮是变革的前提。他此前完成的几部著作《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教学通义》、《民功篇》显然不能完成这一任务，他在煎熬中寻找着突破口。1890年秋冬季与廖平在广州的会见给了他一种启示，利用今文经学论证经典为伪经，以达到否定现存秩序合法性的目的，似乎是一种“正统”而又最简明的革新之路。于是他立即召集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协助其事，很快完成了《新学伪经考》的写作。
《新学伪经考》的要旨，康有为概括为“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真是石破天惊之语，如此说来，不单经学内部所谓汉学宋学尊崇的都是伪经，便是二千年来的礼乐制度圣法，亦为伪经余绪，此语一出，环绕着圣经贤传的光环黯然无色，从经典中推衍出的纲常名教也顿失正统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样，《新学伪经考》的问世，就为传统的近代阐释开拓了空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新学伪经考》要点归纳为五：“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并进一步指出它“所产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这种概括和评价是比较恰当的。
关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与廖平《辟刘篇》关系的公案的是是非非，百年不息，恐怕今后仍然是一桩说不清楚的学术公案。二书的形成过程和内容，其实是互有影响，廖平关于刘歆造伪的系统学术观点形成较早，明显启发了康有为。不过，廖著作为学术问题展开研究，康著则主要借否定伪经来否定现存秩序，怀抱在改革政治。这是二者的区别，也正是康著造成社会“轰动”效应的症结所在。《辟刘篇》初稿形成于1888年，当时并未刊行，后屡加修订，1894年以《古学考》名称面世。修订过程中，曾参考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有关内容。李耀仙先生在《廖平经学思想述评》一文中经过考证，从《古学考》中爬梳出《辟刘篇》原意为六个要点。“一）古学始于刘歆，成于东汉。‘刘歆取《佚礼·官职篇》删补羼改，以成《周礼》。刘歆弟子乃推其书以说《诗》、《书》、《孝经》、《论语》，此皆东汉事。’（二）一切古经皆有作伪迹象。廖平订为古经的，除《周礼》外，只有《古文尚书》和《毛诗》。其他向为人所称为古经的，均不是古经（如《逸礼》、《费氏易》）；或无分今古（如《尔雅》）；或本非古经（如《左传》）；或本无古经（如《论语》、《孝经》）。（三）古经祖周公，不祖孔子；又古经主训诂，无师法。‘哀平以前，博士全祖孔子，不祖周公。刘歆《移书》（即《移让太常博士书》）亦全归孔子。后来欲攻博士，故牵引周公以敌孔子。古文学家说以经皆出孔子是也。’又‘古学无师承，专以难字见长。……本无师说，故不得不以说字见长。’（四）古学以《周礼》为主。此条系沿袭《今古学考》而来，而易以新说。言歆既改《周礼》，为求相助，其弟子遂推《周礼》之意以说《书》、《诗》、《论语》、《孝经》，其他古经乃相继问世。（五）古学虽始于刘歆，但与王莽政治势力有密切关系。哀帝时，歆为《左传》、《逸礼》、《古文尚书》、《毛诗》请立学官，移书让太常博士，受到执政者和博士们的反对，险遭不测。到平帝时，王莽秉政，歆遂藉莽权势，蓄意创立古学，以与博士所传今学相对。至歆伪窜《周礼》，纯为媚莽篡汉而作。（六）《史记》有刘歆窜处；《汉书》的《艺文志》、《歆传》、《经典释文》、《隋书·经籍志》言经学传授，有后人臆造，不可尽信。”李耀仙先生认为：“辟刘篇》的六个要点，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都有影响。《辟刘篇》的（一）、（二）、（三）、（四）各要点的主张、解说，《伪经考》与之基本相同。《辟刘篇》的第二要点，把古经形成的情况讲得很复杂；《伪经考》在其《汉书艺文志辨伪》一章中，则以一切古经皆为伪纂，倒是干脆利落，一目了然。”这是从实际比较中摸到了问题的要害。康有为的本意并不在考证辨伪，而在于推倒古经，利用今文经解释学为新思想的传播拓展空间。因此，琐碎的考证文字无助于阐发新思，只会淹没智慧的灵光。倒是简单清晰的论证，更为康有为所需。《新学伪经考》与《辟刘篇》这种立意上的差别，决定了两书及其作者的不同历史地位和不同命运。
在具体论述中，《新学伪经考》列出十四篇，每一篇都旗帜鲜明，力避繁琐，不顾武断之嫌，将复杂的考证问题简单化。康有为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第一篇起首论述《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根据《史记》、《汉书》分析秦代没有也不可能将“六经”悉数焚毁，从而首先抽掉了古文经生存的根基，史学界公认，这是康有为的一大发明，仅从学术价值而言，也高于同时代廖平的著作。从此出发，康有为从容展开对各经典的论说。第二篇《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康有为通过《史记》与《汉书》对比研究，指出《汉书》已经刘歆窜伪，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顺序和内容都被修改，自汉代后占统治地位的古文经典便为伪经。“古学皆刘歆之窜乱伪撰也，凡今所争之汉学、宋学者，又皆歆之绪余支派也。经歆乱诸经、作《汉书》之后，凡后人所考证，无非歆说。”第三篇《汉书艺文志辨伪》分作上下两篇，康有为指出：“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而“刘歆伪撰古经，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恣其窜乱”。刘歆继承父业，掌教经之权，便可以据己意修改《汉书·艺文志》，甚至连其父刘向撮录之文，也加以修改，“今以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校之，说皆不同，知《七略》中无向说矣”。其实自刘歆以来，掌握修史、编书之人，无不通过编改古书来体现自己的思想。“先征之今，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著录，盖欲独擅其术也。……纪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之野言……其他主张杂学，所以攻宋儒者无不至，后生多为所惑。近世气节坏，学术芜，大抵纪昀之罪也。”接下来，康有为利用《史记》、先秦及汉代其他著作与汉书的校勘一一剔出经典遭刘歆修改之处。第四篇《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辨伪》，利用《史记》与《汉书》对河间献王鲁共王事迹记载的出入，断言所谓“献王得书、共王坏壁”纯属子虚乌有。那么据此产生的古文经当然就失去了存在的真实性，后代经典的迭相传注也一下子成为了伪经的殉葬品。对于以经典为安身立命、规范社会伦理风俗的意识形态和治国平天下不二法门的统治秩序，这是何等痛快淋漓的一击！上述几篇，构成《新学伪经考》的核心内容。
如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中华民族在中世纪的正统意识形态依赖于历代统治者对经典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谁拥有了对经典的解释权（承续道统），谁就拥有统治的现实合法性（承续政统），因此改朝换代之初，新的统治者无不重视夺取经典的解释权，以做到道统与政统合一。相反，王朝末年，昏庸的统治者公开背弃礼法经说，失去了道统的合法性，那么，便同时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新的王朝便会取而代之。由此可见道统在维系中世纪统治中的重要地位。自汉至清末，道统的承续反映在学术思想层面，历经了汉学、宋学等发展阶段。然而，内在一以贯之的脉络从未中断或受到怀疑，汉宋之学的差别，实质上是以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对经典的解释，其尊崇的对象并未发生变化，《新学伪经考》从根本上推翻了绵延二千年道统的根基。既然经典本身的真伪都成了问题，那么圣经贤传还有何光彩可言，人们从此不但可以怀疑经典和道统的真实性，对整个统治秩序的合法性也可以投以怀疑的目光了。这正是《新学伪经考》一书的内在革命性意义。不难设想，如果没有《新学伪经考》对旧秩序内部的这种破坏作用，新文化运动的呐喊恐怕不会迅速得到广泛的回应。
《新学伪经考》的要旨，康有为概括为“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真是石破天惊之语，如此说来，不单经学内部所谓汉学宋学尊崇的都是伪经，便是二千年来的礼乐制度圣法，亦为伪经余绪，此语一出，环绕着圣经贤传的光环黯然无色，从经典中推衍出的纲常名教也顿失正统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样，《新学伪经考》的问世，就为传统的近代阐释开拓了空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新学伪经考》要点归纳为五：“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并进一步指出它“所产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这种概括和评价是比较恰当的。
关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与廖平《辟刘篇》关系的公案的是是非非，百年不息，恐怕今后仍然是一桩说不清楚的学术公案。二书的形成过程和内容，其实是互有影响，廖平关于刘歆造伪的系统学术观点形成较早，明显启发了康有为。不过，廖著作为学术问题展开研究，康著则主要借否定伪经来否定现存秩序，怀抱在改革政治。这是二者的区别，也正是康著造成社会“轰动”效应的症结所在。《辟刘篇》初稿形成于1888年，当时并未刊行，后屡加修订，1894年以《古学考》名称面世。修订过程中，曾参考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有关内容。李耀仙先生在《廖平经学思想述评》一文中经过考证，从《古学考》中爬梳出《辟刘篇》原意为六个要点。“一）古学始于刘歆，成于东汉。‘刘歆取《佚礼·官职篇》删补羼改，以成《周礼》。刘歆弟子乃推其书以说《诗》、《书》、《孝经》、《论语》，此皆东汉事。’（二）一切古经皆有作伪迹象。廖平订为古经的，除《周礼》外，只有《古文尚书》和《毛诗》。其他向为人所称为古经的，均不是古经（如《逸礼》、《费氏易》）；或无分今古（如《尔雅》）；或本非古经（如《左传》）；或本无古经（如《论语》、《孝经》）。（三）古经祖周公，不祖孔子；又古经主训诂，无师法。‘哀平以前，博士全祖孔子，不祖周公。刘歆《移书》（即《移让太常博士书》）亦全归孔子。后来欲攻博士，故牵引周公以敌孔子。古文学家说以经皆出孔子是也。’又‘古学无师承，专以难字见长。……本无师说，故不得不以说字见长。’（四）古学以《周礼》为主。此条系沿袭《今古学考》而来，而易以新说。言歆既改《周礼》，为求相助，其弟子遂推《周礼》之意以说《书》、《诗》、《论语》、《孝经》，其他古经乃相继问世。（五）古学虽始于刘歆，但与王莽政治势力有密切关系。哀帝时，歆为《左传》、《逸礼》、《古文尚书》、《毛诗》请立学官，移书让太常博士，受到执政者和博士们的反对，险遭不测。到平帝时，王莽秉政，歆遂藉莽权势，蓄意创立古学，以与博士所传今学相对。至歆伪窜《周礼》，纯为媚莽篡汉而作。（六）《史记》有刘歆窜处；《汉书》的《艺文志》、《歆传》、《经典释文》、《隋书·经籍志》言经学传授，有后人臆造，不可尽信。”李耀仙先生认为：“辟刘篇》的六个要点，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都有影响。《辟刘篇》的（一）、（二）、（三）、（四）各要点的主张、解说，《伪经考》与之基本相同。《辟刘篇》的第二要点，把古经形成的情况讲得很复杂；《伪经考》在其《汉书艺文志辨伪》一章中，则以一切古经皆为伪纂，倒是干脆利落，一目了然。”这是从实际比较中摸到了问题的要害。康有为的本意并不在考证辨伪，而在于推倒古经，利用今文经解释学为新思想的传播拓展空间。因此，琐碎的考证文字无助于阐发新思，只会淹没智慧的灵光。倒是简单清晰的论证，更为康有为所需。《新学伪经考》与《辟刘篇》这种立意上的差别，决定了两书及其作者的不同历史地位和不同命运。
在具体论述中，《新学伪经考》列出十四篇，每一篇都旗帜鲜明，力避繁琐，不顾武断之嫌，将复杂的考证问题简单化。康有为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第一篇起首论述《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根据《史记》、《汉书》分析秦代没有也不可能将“六经”悉数焚毁，从而首先抽掉了古文经生存的根基，史学界公认，这是康有为的一大发明，仅从学术价值而言，也高于同时代廖平的著作。从此出发，康有为从容展开对各经典的论说。第二篇《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康有为通过《史记》与《汉书》对比研究，指出《汉书》已经刘歆窜伪，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顺序和内容都被修改，自汉代后占统治地位的古文经典便为伪经。“古学皆刘歆之窜乱伪撰也，凡今所争之汉学、宋学者，又皆歆之绪余支派也。经歆乱诸经、作《汉书》之后，凡后人所考证，无非歆说。”第三篇《汉书艺文志辨伪》分作上下两篇，康有为指出：“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而“刘歆伪撰古经，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恣其窜乱”。刘歆继承父业，掌教经之权，便可以据己意修改《汉书·艺文志》，甚至连其父刘向撮录之文，也加以修改，“今以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校之，说皆不同，知《七略》中无向说矣”。其实自刘歆以来，掌握修史、编书之人，无不通过编改古书来体现自己的思想。“先征之今，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著录，盖欲独擅其术也。……纪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之野言……其他主张杂学，所以攻宋儒者无不至，后生多为所惑。近世气节坏，学术芜，大抵纪昀之罪也。”接下来，康有为利用《史记》、先秦及汉代其他著作与汉书的校勘一一剔出经典遭刘歆修改之处。第四篇《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辨伪》，利用《史记》与《汉书》对河间献王鲁共王事迹记载的出入，断言所谓“献王得书、共王坏壁”纯属子虚乌有。那么据此产生的古文经当然就失去了存在的真实性，后代经典的迭相传注也一下子成为了伪经的殉葬品。对于以经典为安身立命、规范社会伦理风俗的意识形态和治国平天下不二法门的统治秩序，这是何等痛快淋漓的一击！上述几篇，构成《新学伪经考》的核心内容。
如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中华民族在中世纪的正统意识形态依赖于历代统治者对经典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谁拥有了对经典的解释权（承续道统），谁就拥有统治的现实合法性（承续政统），因此改朝换代之初，新的统治者无不重视夺取经典的解释权，以做到道统与政统合一。相反，王朝末年，昏庸的统治者公开背弃礼法经说，失去了道统的合法性，那么，便同时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新的王朝便会取而代之。由此可见道统在维系中世纪统治中的重要地位。自汉至清末，道统的承续反映在学术思想层面，历经了汉学、宋学等发展阶段。然而，内在一以贯之的脉络从未中断或受到怀疑，汉宋之学的差别，实质上是以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对经典的解释，其尊崇的对象并未发生变化，《新学伪经考》从根本上推翻了绵延二千年道统的根基。既然经典本身的真伪都成了问题，那么圣经贤传还有何光彩可言，人们从此不但可以怀疑经典和道统的真实性，对整个统治秩序的合法性也可以投以怀疑的目光了。这正是《新学伪经考》一书的内在革命性意义。不难设想，如果没有《新学伪经考》对旧秩序内部的这种破坏作用，新文化运动的呐喊恐怕不会迅速得到广泛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