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情系国族 文惊天下
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1930年至1949年期间是钱穆把自己的民族忧患意识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自己史学思想体系的时期。功夫不负有心人，早年在学术上的辛勤耕耘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从而确立了他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地位。
一进燕京大学，一切都给钱穆新鲜之感。当时他住在朗润园。他初到北京，即与潘佑荪、顾颉刚、郭绍虞等经常交往，无身居异地之感。
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校长由中国教育部指定，必须任用中国人，但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大学校务全由司徒雷登一人主持。一次，司徒雷登在学校设宴，司徒雷登问诸人到校印象。钱穆直接答道，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入校门马上就看见有“M”楼、“S”校的字样，这是什么意思？后来燕大特为此召开校务会议，把外国名字均改成中国名称。钱穆一进大学就表达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一天，在城中某一个公园，他与冯友兰先生相遇，两人交谈起来，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钱先生在燕大任两个班的国文课。他将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交给顾颉刚，在《燕京学报》发表，并得到一位欧洲汉学家的推崇，同时在国内引起一场争论。胡适认为老子应在孔子之前，冯友兰和顾颉刚主张老子在孔子之后，钱穆与顾颉刚、冯友兰的看法大同小异。这时，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已完稿，经顾颉刚推荐申请编入《清华丛书》，但未获通过，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北京各大学都开设经学史和经学通论等课，都拥护康有为今文家的主张。钱先生《向歆年谱》一文，使大家都怀疑他是古文家。是年假期，他返苏州侍奉高堂，并撰写《周官著作时代考》和《周初地理考》，这是他考古史地理的用力之作，载于《燕京学报》。
1931年夏天，钱穆应聘执教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这两门都是由学校指定的必修课。另一门选修课可以由自己来定，他选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一课程梁启超曾在清华研究所开过，其讲义也在杂志上发表。钱穆的想法与梁启超意见相左，因此自编讲义，这便是他日后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雏形。他在北大开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年，翌年，又开中国政治制度史。当时系主任是陈受颐，实际主事的是傅斯年。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政治制度不要再研究。钱先生认为，谈到实际政治，以前制度可以不再问；研究历史，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应该知道。后来开设此课。
中国通史是当时大学必修课，北大也如此。北大通史课分聘北京史学界诸名家分讲，钱穆也分讲一席。他认为通史课由几个人分讲不能一条线通贯上下，一个人独讲也并非容易。后改为两人讲。上半部由钱穆讲，后半部由陈寅恪讲。据程应镠（钱穆在燕大执教时的老学生）讲，当年在北大，上课最叫座的教授有二说，一说有两人，一说是三人，但两说中都有钱先生，能与钱先生媲美的只有胡适之一人。到了1933年秋，北大独聘钱穆任中国通史课，于是他在北大的课程，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和通史三门。在北大任通史课，第一年最紧，耗费了他很多精力。他将通史课在一年规定时间内讲完，决不有头无尾、中途停止，而力求一贯到底。上课时对讲述均有取舍。如讲上古史，对先秦部分讲得详备，若讲通史则只讲概况，又如若讲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部分涉及太广，应详述，若讲通史时也只能粗略提到。他讲课时史料充分，并能彼此相关，上下相顾，遵从客观，不发空论。对制度经济、文治武功选择历代的精华，阐述其发展流变与相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历代人的有关意见，来陈述有关的各项得失。除了遇到风雨外，一年之内，他几乎都在太庙古柏荫下，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于初步完成自己心愿。上自太古，下到清末，兼罗并包，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在以后的讲课中不断补充、修改，为日后成书打下基础。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早在1921年，钱穆就有意写一部关于先秦诸子学方面的书。首先一项工作是考研诸子生平行事的先后。由于诸子年世不明，其学术思想的渊源递变就无从知晓。着手之初，钱穆只有将诸子书与《史记》、《战国策》对照校勘，又从《史记索隐》中得知古本《竹书纪年》鳞爪，而所任教的中学，藏书甚少，限制了他的研究。钱穆来北京任教以后，日常生活安定，北京各图书馆书籍多，查阅方便，在教课之余，将十多年积累的书稿重加增订修改，1933年写成《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其中含考辨一百六十余篇，通表四篇，附表三张，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大有贡献。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而《史记》也有不少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致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如上所述，钱穆研究《竹书纪年》厘订今传世本的错误，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注释的抵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立一说必推之子书、史书而皆须准确无误，证一伪必考其时间、地点而确皆无误，真是丝丝入扣。至于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则是世所罕见的。然而钱穆初衷不想单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想使研究战国史的人对这一段纷乱的史事有比较清晰明朗的年代顺序为信据。
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据杨树达日记，陈寅恪先生对钱著评价很高。杨先生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此书实为清代考证诸子之学的总结。
1937年5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在北大上课的讲义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钱穆不同意近代学者那种把汉学和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可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钱穆在此别出心裁地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认为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都与宋学有着学术上的前后承接关系，只是到了乾嘉时期，汉学才逐渐兴起，而此时的汉学诸家学术也与宋代学术密切相关。这种卓然不群的见解，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近代学者言清代学术诸书，如章炳麟、梁启超等的著作，均未尝提及清代学术与宋学的联系，遂使人迷失其渊源。如今钱穆特为指出，才真正显露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钱穆此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侧重叙述每一个代表人物的论学思想要旨，注意指出诸学者对于天下治乱用心之所在。因为过去论述清代学术，往往多侈陈考据之学，或略述论学之语，而从不谈及其人思想如何。如《汉学师承记》就是明显的例子。而钱穆写此书的胸怀、主旨在于：“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盖有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不必尽当于著作之先例者。”钱穆在书中曾痛斥清朝诸帝“坏学术、毁风俗、戕人才”，由于他们的高压政策，学者们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继逃避现实，躲藏在故纸丛碎中讨生活。基于“通古今之变”的怀抱，钱穆痛斥了那种认为清王朝已腐败覆灭，治国方案应以西方各国政体为准绳的错误观点。他们丝毫不问我国具体国情、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而鼓吹全盘西化。这书出版正值国内学术界有关中西文化讨论又复激烈的时候，钱穆的这种观点显然是针对当时的文化讨论问题有感而发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杨树达日记中又提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43年7月26日。阅钱宾四（穆）《近三百年学术史》。‘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所见甚正。文亦足达其所见，佳书也。”
钱穆在北大任教期间又兼任清华、燕大、师大等学校的课。当时北平的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在北平任教八年，有幸结识了许多著名学者，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与钱穆同来北大的有汤用彤、蒙文通等人。汤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曾去欧阳竟无支那内学院听佛学课，熊十力和蒙文通都是该学院欧阳竟无的弟子。蒙文通来北大是通过汤用彤的举荐。在此之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和钱穆四人常常相聚，过从甚密。当时熊十力已在撰写《新唯识论》，批驳其师欧阳竟无的学说，蒙文通不同意，每次见面必加以反驳。汤用彤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为专家，常常不表示意见。钱穆总是充当熊十力和蒙文通的调解人。当他们的议论，从佛学转入宋明理学，蒙文通和熊十力又必争，钱穆也作缓冲。
当时除熊十力、汤用彤、蒙文通和钱穆常常相聚之外，还有林宰平、梁漱溟两人，他俩都住在前门外，梁漱溟又不常在北平，有时或加上梁漱溟或加上林宰平，五人相聚为多。钱穆经汤用彤认识了陈寅恪和吴宓，又在北京结识了吴宓的两位高徒贺麟和张荫麟。他还结识了张孟劬、张东荪兄弟，此二人均在燕大任教。熊十力和钱穆与张氏兄弟经常相晤，熊十力好与张东荪谈哲理时事，钱穆则与张孟劬谈史学。在公园茶桌旁，四人各移椅分坐两处。在其家，钱穆坐在张孟劬的书斋，张东荪邀熊十力进自家书斋，相互间切磋学问是经常的事。与钱穆交往较密的学者还有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与容肇祖兄弟、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等。这些学人各有所长，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学术界一定会有一番新气象。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尽管校图书馆有丰富的藏书可供参考，但钱穆仍不断购买书籍，先后购书五万册。他为了尽量多买些书而节衣缩食。他曾对友人说，一旦学校解聘，就可摆一书摊，不愁生活。钱穆秉性爱好大自然，遍游近郊名胜，又曾四次远游。第一次与北大诸生结伴，畅游济南大明湖、曲阜孔林、泰山等名胜。第二次与清华师生结伴游大同，观云岗石刻，西至绥远、包头。第三次，一人独游，至武汉，登黄鹤楼，参观武汉大学。乘江轮至九江，游庐山诸胜。汤用彤先生有宅在牯岭，钱与汤先生共游。复乘江轮回无锡小住。第四次与清华师生，同游开封、洛阳、西安三都古迹。归途游华山，由苍龙岭，抵一线天。历登诸峰，华山险峻，为诸岳之最，缅想韩昌黎游此不能下山的故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钱穆与汤用彤、贺麟三人同行南下，文学院在南岳山腰圣经院旧址。钱穆居此地除游山外，每逢星期天早晨下山到南岳市，市内有一个图书馆，内藏有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四库珍本初集。他专借宋明各家集，阅读作笔记。其中关于“王荆公新政”诸条，后在宜良撰写《国史大纲》择要录入。又读王龙溪、罗念庵两人集，对理学得失有所启悟，并撰写专文。这是后来他治理学的开始。
钱先生在南岳山后居住时，开始是两个人一屋。与钱穆同住者的家属也来了，就住在附近，他回家住，钱穆实际上自住一屋，常常独自挑灯苦读到深夜。后来宿舍迁移，每四人一屋，吴宓、闻一多、沈有鼎三人与钱穆合住一屋。一天，冯友兰来到钱穆处，把自己新写的《新理学》书稿送给钱穆，请他先读，加以批评，然后再交出版社出版。钱穆认为《新理学》只讲理气，而不谈心性，有片面性，又认为中国无自己创造的宗教，但对鬼神有独特的观点，朱熹论鬼神也多有创见，希望冯友兰加上鬼神一章，这样使新理学与旧理学一贯相承。冯友兰说可以考虑，并部分地采纳了钱穆的意见。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钱穆写成《国史大纲》。此时昆明屡遭空袭，钱穆于1939年暑假携书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当时规定，书籍著作经政府审查后方可出版。审查分三类：一、审查通过即可出版；二、依照指示修改后才能出版；三、遵照指示修改后，须呈请再审。《国史大纲》属于第三类。钱穆坚持己见，最后几经周折终于1940年6月按原稿出版。全书前有引论，指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写一部新通史，而这种新通史应具备下列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二者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这可说是钱穆撰写此书的主旨。
钱穆于是书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与其他民族是不同的。钱穆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再看钱穆书中的取材布局、用词造句皆耗费了不少心血。有些读史的人，不明白这部史书的布局，何以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国而略于外族？在取材上，何以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何以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因为辽、金、元、清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乱世，汉唐是汉族治理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治世。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国史大纲》中，以“春秋战国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西汉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东汉士族之新地位”、“魏晋南北朝之门第（变相的封建势力）”、“田制”、“兵制”、“宗教”、“唐代之政治机构与社会情态”、“北宋士大夫之自觉与变法运动”及“唐以下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各章最为精彩。一般人讲历史，讲的是《三国演义》式的历史；钱穆讲历史，虽不动听，但却能深入问题的核心，由一个问题能延伸至一两千年，由一点能扩大到全面。如田制，他能将西晋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由租庸调再到两税法，合成一个整体，每一个问题都能赋予一个新的生命，这一生命就是中国民族国家的生命。很多史学家对一些细微末节，很容易就轻易放过，而钱穆能留意到别人不曾留意到的地方，往往在平易处，体现出他的春秋笔法，表现出他的史学精神。《国史大纲》一经出版发行，于是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这时钱穆已应顾颉刚先生的邀请离开西南联大，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他完成《国史大纲》后，开始学习英文，并达到通读西洋通史原文及全书的程度。据钱穆新亚时期的高足余英时回忆，钱穆在录取他时能熟练地阅读他的英文答卷。所以，认为钱穆不懂英文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同时钱穆有意对《史记》地名进行通考，并专心撰写《史记地名考》一书，该书体裁别出，辞简义尽，篇幅不甚大，但将《史记》全书地名一一考订无遗。如韩世家的一个地名，其地名实际在魏国，便移入魏地名考中。钱氏尽量录用三家原注，再用今天地名附在其后，这三家注各取其所长，各补其所短。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此书，加上《国史大纲》，两年内完成两部书，同时又与家人团聚，这是他生平最难得的两年。
钱穆侍奉老母一年后于1940年重返后方，到成都齐鲁大学任教。在此期间，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请他去讲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文学院院长朱光潜。此时马一浮的复性书院设在岷江对岸，也邀他讲学。这时他开始编写《清儒学案》，特请人代购了清代诸家，尤其是清代关学诸家的遗书。关于关学一部分最为详备，其中《李二曲》一集，精读勤思，根据其行事特撰一新年谱，二曲一生精神得以再现。钱氏自称为开诸学案未有之先例，此文也是他最惬意的一篇。又有江西宁都七子，挑选其相互讨论有关《中庸》未发已发一个问题，条贯叙述，也是最满意的一篇。《清儒学案》全书四五十万字，字字都是他亲手抄写。当时生活清苦，没有找人另写一副本。在抗战胜利时，《清儒学案》书稿装船返南京，落入长江之中，一番心血付诸东流。所庆幸的是书序已在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季刊》上发表，后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中。
《清儒学案》写完后，他继续写成《中国文化史导论》并陆续刊载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全书共分十个题目：一、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二、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和；三、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四、古代学术与古代文字；五、文治政府之创建；六、社会主义与经济政策；七、新民族与新宗教之再融和；八、文艺美术与个性伸展；九、宗教再澄清民族再融和与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十、东西接触与文化更新。书中从中西比较出发，详细论述了中国文化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及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可以说是《国史大纲》思想的发展。这是钱穆入蜀以来在思想与写作方面的一个新转变。
齐鲁大学南迁时，借用华西大学一部分校舍。钱穆在齐鲁大学授课，也兼任华西大学的课。1943年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钱穆应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去华西大学任教。这一年的秋天，与冯友兰、萧公权等应邀去重庆高级训练班讲学，并在重庆犯胃病。返回成都以后，病情加重，遵照医生叮嘱在家休养。在养病期间，他取来《朱子语类》最后有关讨论宋代政治各卷，仔细阅读，累了就闭目养神。过了一些日子，精神渐渐好转，遂依次读至最后，再往前翻读，《朱子语类》全书一百三十卷，在楼廊上全部读完。暑假他又移居灌县灵岩山寺，向寺中方丈借阅《指月录》全部，几个月内，一连读完《朱子语类》和《指月录》两部著作，对唐代禅宗最终转归宋明理学这一演变得到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抗战胜利后，在昆明的北京大学学生要求北大复校，聘胡适为校长。当时胡适在美国，校务由傅斯年暂时代理。旧的北大同仁不在昆明的，均已收到信函邀请返回北京，钱穆没有得到邀请。上海各高校争欲聘他，他感到时局动荡，欲择一安静去处，排除纷扰，闭门著书立说。在此期间，曾被邀请去常熟作讲演，钱子泉、钱钟书父子也被邀，同住在一个旅馆中。后应邀去昆明五华书院。1946年秋，他前往昆明五华书院，在五华书院讲学时又兼任云南大学课务。他在五华书院讲学以中国思想史为主，在省立图书馆翻阅了大量关于宋、元、明三朝诸禅师的著作，以及金、元两代的新道教的书籍。他自惜当时只写过一些小文，而没有撰写出这方面的著作，但这一时期，连同早些时候在成都养病期间所积累的有关宋明理学方面的资料，为后来在港台期间撰写《宋明理学概述》和《朱子新学案》打下了基础。
1948年，钱穆应聘开始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教，时唐君毅先生也在校，为两位先生论交之始。校舍新建，在县西门外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钱氏常雇小舟，荡漾湖中，悠闲无极，写成《湖上闲思录》一书。是时又撰成《庄子纂笺》一书，实为近代庄子研究突出著作。
1949年春假，钱穆与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请，由上海同赴广州。钱、唐二人曾去广州郊外看望当时居住在黄艮庸家中的熊十力先生。钱穆后由广州去香港，结束了他在大陆几十年的教书与研究生涯，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纵观钱穆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可以说是承继清末学人的部分传统，为寻求新的历史答案而独辟路径的时期。他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精神，并从客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去发掘这一精神。
他的传世之作主要成于这一时期。民族忧患激励他专心研究学术，并把学术与当世结合起来，特别与中国的兴亡结合起来。
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是针对当时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发的。他的答案则建立在精密的考据基础上。钱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解决了章太炎、刘师培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打破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对学术界的支配，平息了今古文之争，实际上也批评了动辄怀疑中国文化传统的错谬。章炳麟、梁启超提倡先秦诸子之学，风靡一时。胡适在美国用英文写《先秦名学史》也是受章炳麟、梁启超的启发。但其中一些具体问题尚未解决，就其整体而论，诸子的先后渊源与系统，以及战国史的转变关键，也都不太清楚。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以史证子，上从春秋末孔子出生，下至战国末李斯卒，贯穿了先秦诸子学术思想渊源和流变，显露了三百年来学术变迁的真相，也为战国史研究开出新路，在考据学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而抗战前夕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明末遗老精神自励，服务于民族抗战的事业。此书观点也多有独到之处，钱先生一反过去清学与宋学截然对立的旧说，认为清学渊源于宋学，着重叙述了明末清初以来学者的学术思想体系，突出了他们对天下治乱的观点，并以此为基本线索和内容来阐明近三百年学术思想的演变。至于那些反宋学钻故纸堆的读书人只不过是清廷高压政策的结果。抗战期间出版的《国史大纲》不仅从理论上全面阐述了中国不亡的原因，同时也指出中国历史的独特精神。钱穆认为讲历史必须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告诉人们，并从过去历史统贯反映出今日中国问题之所在，目的在为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改进当前治国的方案的依据。如在该书中一节有《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被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如商灭夏、周灭商、北魏南侵、辽金侵宋，清灭明，大都是后进的小邦从军事上征服了先进的大邦，而后进的却被先进的从文化上同化，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逐渐扩大，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疆域大一统文化大一统的土广人众的伟大国家。
由此可见，我们华夏民族文化悠久先进，具有强大生命力。钱先生这一论著，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军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使他们相信中国是不会被征服，不会灭亡的。
一进燕京大学，一切都给钱穆新鲜之感。当时他住在朗润园。他初到北京，即与潘佑荪、顾颉刚、郭绍虞等经常交往，无身居异地之感。
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校长由中国教育部指定，必须任用中国人，但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大学校务全由司徒雷登一人主持。一次，司徒雷登在学校设宴，司徒雷登问诸人到校印象。钱穆直接答道，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入校门马上就看见有“M”楼、“S”校的字样，这是什么意思？后来燕大特为此召开校务会议，把外国名字均改成中国名称。钱穆一进大学就表达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一天，在城中某一个公园，他与冯友兰先生相遇，两人交谈起来，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钱先生在燕大任两个班的国文课。他将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交给顾颉刚，在《燕京学报》发表，并得到一位欧洲汉学家的推崇，同时在国内引起一场争论。胡适认为老子应在孔子之前，冯友兰和顾颉刚主张老子在孔子之后，钱穆与顾颉刚、冯友兰的看法大同小异。这时，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已完稿，经顾颉刚推荐申请编入《清华丛书》，但未获通过，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北京各大学都开设经学史和经学通论等课，都拥护康有为今文家的主张。钱先生《向歆年谱》一文，使大家都怀疑他是古文家。是年假期，他返苏州侍奉高堂，并撰写《周官著作时代考》和《周初地理考》，这是他考古史地理的用力之作，载于《燕京学报》。
1931年夏天，钱穆应聘执教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这两门都是由学校指定的必修课。另一门选修课可以由自己来定，他选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一课程梁启超曾在清华研究所开过，其讲义也在杂志上发表。钱穆的想法与梁启超意见相左，因此自编讲义，这便是他日后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雏形。他在北大开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年，翌年，又开中国政治制度史。当时系主任是陈受颐，实际主事的是傅斯年。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政治制度不要再研究。钱先生认为，谈到实际政治，以前制度可以不再问；研究历史，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应该知道。后来开设此课。
中国通史是当时大学必修课，北大也如此。北大通史课分聘北京史学界诸名家分讲，钱穆也分讲一席。他认为通史课由几个人分讲不能一条线通贯上下，一个人独讲也并非容易。后改为两人讲。上半部由钱穆讲，后半部由陈寅恪讲。据程应镠（钱穆在燕大执教时的老学生）讲，当年在北大，上课最叫座的教授有二说，一说有两人，一说是三人，但两说中都有钱先生，能与钱先生媲美的只有胡适之一人。到了1933年秋，北大独聘钱穆任中国通史课，于是他在北大的课程，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和通史三门。在北大任通史课，第一年最紧，耗费了他很多精力。他将通史课在一年规定时间内讲完，决不有头无尾、中途停止，而力求一贯到底。上课时对讲述均有取舍。如讲上古史，对先秦部分讲得详备，若讲通史则只讲概况，又如若讲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部分涉及太广，应详述，若讲通史时也只能粗略提到。他讲课时史料充分，并能彼此相关，上下相顾，遵从客观，不发空论。对制度经济、文治武功选择历代的精华，阐述其发展流变与相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历代人的有关意见，来陈述有关的各项得失。除了遇到风雨外，一年之内，他几乎都在太庙古柏荫下，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于初步完成自己心愿。上自太古，下到清末，兼罗并包，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在以后的讲课中不断补充、修改，为日后成书打下基础。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早在1921年，钱穆就有意写一部关于先秦诸子学方面的书。首先一项工作是考研诸子生平行事的先后。由于诸子年世不明，其学术思想的渊源递变就无从知晓。着手之初，钱穆只有将诸子书与《史记》、《战国策》对照校勘，又从《史记索隐》中得知古本《竹书纪年》鳞爪，而所任教的中学，藏书甚少，限制了他的研究。钱穆来北京任教以后，日常生活安定，北京各图书馆书籍多，查阅方便，在教课之余，将十多年积累的书稿重加增订修改，1933年写成《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其中含考辨一百六十余篇，通表四篇，附表三张，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大有贡献。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而《史记》也有不少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致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如上所述，钱穆研究《竹书纪年》厘订今传世本的错误，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注释的抵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立一说必推之子书、史书而皆须准确无误，证一伪必考其时间、地点而确皆无误，真是丝丝入扣。至于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则是世所罕见的。然而钱穆初衷不想单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想使研究战国史的人对这一段纷乱的史事有比较清晰明朗的年代顺序为信据。
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据杨树达日记，陈寅恪先生对钱著评价很高。杨先生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此书实为清代考证诸子之学的总结。
1937年5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在北大上课的讲义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钱穆不同意近代学者那种把汉学和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可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钱穆在此别出心裁地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认为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都与宋学有着学术上的前后承接关系，只是到了乾嘉时期，汉学才逐渐兴起，而此时的汉学诸家学术也与宋代学术密切相关。这种卓然不群的见解，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近代学者言清代学术诸书，如章炳麟、梁启超等的著作，均未尝提及清代学术与宋学的联系，遂使人迷失其渊源。如今钱穆特为指出，才真正显露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钱穆此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侧重叙述每一个代表人物的论学思想要旨，注意指出诸学者对于天下治乱用心之所在。因为过去论述清代学术，往往多侈陈考据之学，或略述论学之语，而从不谈及其人思想如何。如《汉学师承记》就是明显的例子。而钱穆写此书的胸怀、主旨在于：“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盖有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不必尽当于著作之先例者。”钱穆在书中曾痛斥清朝诸帝“坏学术、毁风俗、戕人才”，由于他们的高压政策，学者们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继逃避现实，躲藏在故纸丛碎中讨生活。基于“通古今之变”的怀抱，钱穆痛斥了那种认为清王朝已腐败覆灭，治国方案应以西方各国政体为准绳的错误观点。他们丝毫不问我国具体国情、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而鼓吹全盘西化。这书出版正值国内学术界有关中西文化讨论又复激烈的时候，钱穆的这种观点显然是针对当时的文化讨论问题有感而发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杨树达日记中又提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43年7月26日。阅钱宾四（穆）《近三百年学术史》。‘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所见甚正。文亦足达其所见，佳书也。”
钱穆在北大任教期间又兼任清华、燕大、师大等学校的课。当时北平的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在北平任教八年，有幸结识了许多著名学者，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与钱穆同来北大的有汤用彤、蒙文通等人。汤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曾去欧阳竟无支那内学院听佛学课，熊十力和蒙文通都是该学院欧阳竟无的弟子。蒙文通来北大是通过汤用彤的举荐。在此之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和钱穆四人常常相聚，过从甚密。当时熊十力已在撰写《新唯识论》，批驳其师欧阳竟无的学说，蒙文通不同意，每次见面必加以反驳。汤用彤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为专家，常常不表示意见。钱穆总是充当熊十力和蒙文通的调解人。当他们的议论，从佛学转入宋明理学，蒙文通和熊十力又必争，钱穆也作缓冲。
当时除熊十力、汤用彤、蒙文通和钱穆常常相聚之外，还有林宰平、梁漱溟两人，他俩都住在前门外，梁漱溟又不常在北平，有时或加上梁漱溟或加上林宰平，五人相聚为多。钱穆经汤用彤认识了陈寅恪和吴宓，又在北京结识了吴宓的两位高徒贺麟和张荫麟。他还结识了张孟劬、张东荪兄弟，此二人均在燕大任教。熊十力和钱穆与张氏兄弟经常相晤，熊十力好与张东荪谈哲理时事，钱穆则与张孟劬谈史学。在公园茶桌旁，四人各移椅分坐两处。在其家，钱穆坐在张孟劬的书斋，张东荪邀熊十力进自家书斋，相互间切磋学问是经常的事。与钱穆交往较密的学者还有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与容肇祖兄弟、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等。这些学人各有所长，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学术界一定会有一番新气象。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尽管校图书馆有丰富的藏书可供参考，但钱穆仍不断购买书籍，先后购书五万册。他为了尽量多买些书而节衣缩食。他曾对友人说，一旦学校解聘，就可摆一书摊，不愁生活。钱穆秉性爱好大自然，遍游近郊名胜，又曾四次远游。第一次与北大诸生结伴，畅游济南大明湖、曲阜孔林、泰山等名胜。第二次与清华师生结伴游大同，观云岗石刻，西至绥远、包头。第三次，一人独游，至武汉，登黄鹤楼，参观武汉大学。乘江轮至九江，游庐山诸胜。汤用彤先生有宅在牯岭，钱与汤先生共游。复乘江轮回无锡小住。第四次与清华师生，同游开封、洛阳、西安三都古迹。归途游华山，由苍龙岭，抵一线天。历登诸峰，华山险峻，为诸岳之最，缅想韩昌黎游此不能下山的故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钱穆与汤用彤、贺麟三人同行南下，文学院在南岳山腰圣经院旧址。钱穆居此地除游山外，每逢星期天早晨下山到南岳市，市内有一个图书馆，内藏有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四库珍本初集。他专借宋明各家集，阅读作笔记。其中关于“王荆公新政”诸条，后在宜良撰写《国史大纲》择要录入。又读王龙溪、罗念庵两人集，对理学得失有所启悟，并撰写专文。这是后来他治理学的开始。
钱先生在南岳山后居住时，开始是两个人一屋。与钱穆同住者的家属也来了，就住在附近，他回家住，钱穆实际上自住一屋，常常独自挑灯苦读到深夜。后来宿舍迁移，每四人一屋，吴宓、闻一多、沈有鼎三人与钱穆合住一屋。一天，冯友兰来到钱穆处，把自己新写的《新理学》书稿送给钱穆，请他先读，加以批评，然后再交出版社出版。钱穆认为《新理学》只讲理气，而不谈心性，有片面性，又认为中国无自己创造的宗教，但对鬼神有独特的观点，朱熹论鬼神也多有创见，希望冯友兰加上鬼神一章，这样使新理学与旧理学一贯相承。冯友兰说可以考虑，并部分地采纳了钱穆的意见。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钱穆写成《国史大纲》。此时昆明屡遭空袭，钱穆于1939年暑假携书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当时规定，书籍著作经政府审查后方可出版。审查分三类：一、审查通过即可出版；二、依照指示修改后才能出版；三、遵照指示修改后，须呈请再审。《国史大纲》属于第三类。钱穆坚持己见，最后几经周折终于1940年6月按原稿出版。全书前有引论，指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写一部新通史，而这种新通史应具备下列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二者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这可说是钱穆撰写此书的主旨。
钱穆于是书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与其他民族是不同的。钱穆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再看钱穆书中的取材布局、用词造句皆耗费了不少心血。有些读史的人，不明白这部史书的布局，何以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国而略于外族？在取材上，何以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何以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因为辽、金、元、清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乱世，汉唐是汉族治理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治世。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国史大纲》中，以“春秋战国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西汉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东汉士族之新地位”、“魏晋南北朝之门第（变相的封建势力）”、“田制”、“兵制”、“宗教”、“唐代之政治机构与社会情态”、“北宋士大夫之自觉与变法运动”及“唐以下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各章最为精彩。一般人讲历史，讲的是《三国演义》式的历史；钱穆讲历史，虽不动听，但却能深入问题的核心，由一个问题能延伸至一两千年，由一点能扩大到全面。如田制，他能将西晋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由租庸调再到两税法，合成一个整体，每一个问题都能赋予一个新的生命，这一生命就是中国民族国家的生命。很多史学家对一些细微末节，很容易就轻易放过，而钱穆能留意到别人不曾留意到的地方，往往在平易处，体现出他的春秋笔法，表现出他的史学精神。《国史大纲》一经出版发行，于是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这时钱穆已应顾颉刚先生的邀请离开西南联大，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他完成《国史大纲》后，开始学习英文，并达到通读西洋通史原文及全书的程度。据钱穆新亚时期的高足余英时回忆，钱穆在录取他时能熟练地阅读他的英文答卷。所以，认为钱穆不懂英文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同时钱穆有意对《史记》地名进行通考，并专心撰写《史记地名考》一书，该书体裁别出，辞简义尽，篇幅不甚大，但将《史记》全书地名一一考订无遗。如韩世家的一个地名，其地名实际在魏国，便移入魏地名考中。钱氏尽量录用三家原注，再用今天地名附在其后，这三家注各取其所长，各补其所短。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此书，加上《国史大纲》，两年内完成两部书，同时又与家人团聚，这是他生平最难得的两年。
钱穆侍奉老母一年后于1940年重返后方，到成都齐鲁大学任教。在此期间，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请他去讲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文学院院长朱光潜。此时马一浮的复性书院设在岷江对岸，也邀他讲学。这时他开始编写《清儒学案》，特请人代购了清代诸家，尤其是清代关学诸家的遗书。关于关学一部分最为详备，其中《李二曲》一集，精读勤思，根据其行事特撰一新年谱，二曲一生精神得以再现。钱氏自称为开诸学案未有之先例，此文也是他最惬意的一篇。又有江西宁都七子，挑选其相互讨论有关《中庸》未发已发一个问题，条贯叙述，也是最满意的一篇。《清儒学案》全书四五十万字，字字都是他亲手抄写。当时生活清苦，没有找人另写一副本。在抗战胜利时，《清儒学案》书稿装船返南京，落入长江之中，一番心血付诸东流。所庆幸的是书序已在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季刊》上发表，后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中。
《清儒学案》写完后，他继续写成《中国文化史导论》并陆续刊载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全书共分十个题目：一、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二、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和；三、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四、古代学术与古代文字；五、文治政府之创建；六、社会主义与经济政策；七、新民族与新宗教之再融和；八、文艺美术与个性伸展；九、宗教再澄清民族再融和与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十、东西接触与文化更新。书中从中西比较出发，详细论述了中国文化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及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可以说是《国史大纲》思想的发展。这是钱穆入蜀以来在思想与写作方面的一个新转变。
齐鲁大学南迁时，借用华西大学一部分校舍。钱穆在齐鲁大学授课，也兼任华西大学的课。1943年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钱穆应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去华西大学任教。这一年的秋天，与冯友兰、萧公权等应邀去重庆高级训练班讲学，并在重庆犯胃病。返回成都以后，病情加重，遵照医生叮嘱在家休养。在养病期间，他取来《朱子语类》最后有关讨论宋代政治各卷，仔细阅读，累了就闭目养神。过了一些日子，精神渐渐好转，遂依次读至最后，再往前翻读，《朱子语类》全书一百三十卷，在楼廊上全部读完。暑假他又移居灌县灵岩山寺，向寺中方丈借阅《指月录》全部，几个月内，一连读完《朱子语类》和《指月录》两部著作，对唐代禅宗最终转归宋明理学这一演变得到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抗战胜利后，在昆明的北京大学学生要求北大复校，聘胡适为校长。当时胡适在美国，校务由傅斯年暂时代理。旧的北大同仁不在昆明的，均已收到信函邀请返回北京，钱穆没有得到邀请。上海各高校争欲聘他，他感到时局动荡，欲择一安静去处，排除纷扰，闭门著书立说。在此期间，曾被邀请去常熟作讲演，钱子泉、钱钟书父子也被邀，同住在一个旅馆中。后应邀去昆明五华书院。1946年秋，他前往昆明五华书院，在五华书院讲学时又兼任云南大学课务。他在五华书院讲学以中国思想史为主，在省立图书馆翻阅了大量关于宋、元、明三朝诸禅师的著作，以及金、元两代的新道教的书籍。他自惜当时只写过一些小文，而没有撰写出这方面的著作，但这一时期，连同早些时候在成都养病期间所积累的有关宋明理学方面的资料，为后来在港台期间撰写《宋明理学概述》和《朱子新学案》打下了基础。
1948年，钱穆应聘开始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教，时唐君毅先生也在校，为两位先生论交之始。校舍新建，在县西门外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钱氏常雇小舟，荡漾湖中，悠闲无极，写成《湖上闲思录》一书。是时又撰成《庄子纂笺》一书，实为近代庄子研究突出著作。
1949年春假，钱穆与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请，由上海同赴广州。钱、唐二人曾去广州郊外看望当时居住在黄艮庸家中的熊十力先生。钱穆后由广州去香港，结束了他在大陆几十年的教书与研究生涯，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纵观钱穆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可以说是承继清末学人的部分传统，为寻求新的历史答案而独辟路径的时期。他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精神，并从客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去发掘这一精神。
他的传世之作主要成于这一时期。民族忧患激励他专心研究学术，并把学术与当世结合起来，特别与中国的兴亡结合起来。
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是针对当时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发的。他的答案则建立在精密的考据基础上。钱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解决了章太炎、刘师培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打破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对学术界的支配，平息了今古文之争，实际上也批评了动辄怀疑中国文化传统的错谬。章炳麟、梁启超提倡先秦诸子之学，风靡一时。胡适在美国用英文写《先秦名学史》也是受章炳麟、梁启超的启发。但其中一些具体问题尚未解决，就其整体而论，诸子的先后渊源与系统，以及战国史的转变关键，也都不太清楚。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以史证子，上从春秋末孔子出生，下至战国末李斯卒，贯穿了先秦诸子学术思想渊源和流变，显露了三百年来学术变迁的真相，也为战国史研究开出新路，在考据学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而抗战前夕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明末遗老精神自励，服务于民族抗战的事业。此书观点也多有独到之处，钱先生一反过去清学与宋学截然对立的旧说，认为清学渊源于宋学，着重叙述了明末清初以来学者的学术思想体系，突出了他们对天下治乱的观点，并以此为基本线索和内容来阐明近三百年学术思想的演变。至于那些反宋学钻故纸堆的读书人只不过是清廷高压政策的结果。抗战期间出版的《国史大纲》不仅从理论上全面阐述了中国不亡的原因，同时也指出中国历史的独特精神。钱穆认为讲历史必须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告诉人们，并从过去历史统贯反映出今日中国问题之所在，目的在为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改进当前治国的方案的依据。如在该书中一节有《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被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如商灭夏、周灭商、北魏南侵、辽金侵宋，清灭明，大都是后进的小邦从军事上征服了先进的大邦，而后进的却被先进的从文化上同化，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逐渐扩大，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疆域大一统文化大一统的土广人众的伟大国家。
由此可见，我们华夏民族文化悠久先进，具有强大生命力。钱先生这一论著，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军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使他们相信中国是不会被征服，不会灭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