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09中篇小说卷

第四章 档案

　　黄咏梅

　　一

　　我喜欢将很多难以理解的事情一律都归结为--命运所致。其实，这不是我的新发现，我们管山人早就说过：“同人不同命，同伞不同柄。”如今，我每天跟命运打交道，每天对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命运进行检查、保管、周转，我对命运的魔力深信不疑。

　　我大学毕业时，由于所学专业冷门，得以直接分到了这里的人才交流中心档案科。我们托管着广州一个区十万人的档案，也就是说，在我座位后边的那间大房子里，熟睡着十万人经历的命运。不少档案在我们这里一睡就睡上个十来二十年。这些档案都记载着每个人曾经的人生阶段。设想一下，如果每个纸袋装着十年时间，十万人，就是一百多万年的时间在我们手里保管着，二十年就是二百多万年，三十年就是三百多万年……这样一算，你说多么震撼！然而，这些纸质的档案袋看起来却并不那么震撼，它们一只一只被编好了号，躺在岁月的温床里，不到主人叫醒，就一直沉睡不起。

　　我一点都不夸张地跟我父亲炫耀，我们管理这些档案，比他在家养一头指望着卖钱过年的猪要小心百万倍。当我父亲听说，我们为了给档案做恒温、干燥、防虫、避光等等措施，每年都要耗费上百万，我父亲顿时吓坏了。他死死认定我的工作是一项伟大而高级的任务，从他经常对我母亲唠叨的话中，我听出了骄傲。他总是说：别老去烦小伢，十万人的事都拿在他手上，一搅糊涂了，做错事饭碗就不保了！

　　我父亲不知道，其实跟一个个纸做的档案袋相处，并不是一件难事。它们多半时间都很乖，顺着序号，倒头大睡，也不管这里边曾经有过多么沉重的记录，或者多么辉煌的见证。它们睡着的时候，我就当它们是小狗小猫。可是，一旦它们醒来，我们的神经就绷得紧紧的，因为要小心地将它送还到主人指定的寄托地点。稍有错漏，那个人的命运就被打乱了，那么，我们自己的命运也就一塌糊涂了。

　　你真的是难以想象，广州这个地方，人口流动有多么快。每天我们叫号办理，经手这些陌生人的来来往往，给新来的编号存档，给出去的涂销转档。这些新旧命运的进进出出，就像我老家管山屋门前那条小溪一样淌个不停。

　　我经手的家乡人的档案并不多。半个月前，一个叫刘长武的夹着个公文包应号到了我柜台。当我拿起他的身份证核对，我看到了我们管山县。我的心里一阵激动。不瞒你说，虽然离开家乡已经好几个年头了，但是偶尔邂逅老乡，心里都还会热乎乎的。这个刘长武，从外表上已看不出一丝我们管山县的迹象了。他的头发往后倒，露出一个油光发亮的大脑门，一开口满嘴的烟臭，嘴唇乌黑发紫，这里人称这样的嘴唇为“酒精嘴”。总之，已经看不出我们管山县山清水秀养出来的胚胎啦。倒是他一张口，才暴露了管山人民的血统。他带着浓浓的管山口音，一般人是不太能分辨的，但是这口音就如密码暗号一样，被我一对就对出来了。再加上他在激动的时候，一口一个卵蛋地叫着，我听着再熟悉不过了。

　　刘长武将一封调档函拿给我。我按照程序确认过所有条件之后，就到档案室去找他托管在这里十一年的档案。他的名字好找，在L柜，C栏，W列。不到十分钟，我就将那只黄黄的档案袋找到了。按照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这个四十三岁的刘长武，除开在这里睡了十一年的时光，至少有十来二十年的记录在这轻轻的袋子里边。但是，无论他有怎么复杂的经历，无论他的模样经过怎样的七七四十九变，无论他怎样翻越了九九八十一座大山来到这里，他都是我们管山人。档案就是这么奇妙，从哪里出发，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忠实于你的经历，谁也修改不了。

　　我拿着刘长武的档案回到柜台，打算核对之后装进一个指定的机要信封，按照刘长武调档函上注明的地址投递出去，这时我的老乡刘长武着急了。他眼睛死死盯住那只档案袋，并且粗鲁地制止了我。他一再强调他要自己带走档案。我告诉他档案是不能自己带走的，万一拆了，弄丢了，或者修改了，这可是很严重的事情。刘长武一概不听我的解释，他死活要把那只档案袋带走。他看着我手上的那份档案，恨不得要将它一口吞进肚子里。我只好耐心地跟他解释起有关规定。可是这个刘长武哪里会听，他蛮横地咆哮起来--

　　“托管费都交了好几千，我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不对吗？”

　　没等我开口解释，他又塞了我一句：“你们不就是变着方法要收钱吗？邮递费多少？五十块够不够？一百块？”

　　说着，他真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堆钱，挑出了一张百元钞票朝我柜台里扔。

　　那张一百元彻底扔掉了我的耐心。我依着我的血性，呼的一下从椅子上腾了起来，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老乡刘长武，朝他用管山话吼了一句：“今天你要真能拿出去，我卵都不信！”说完，我将手上那份档案狠狠地摔在了柜台上。

　　刘长武那乌黑的“酒精嘴”上下颤抖了好几下。他并没有被这区区一句管山话耽误，他的目标太明确了，以至于我早就确定，这个家伙的档案里一定有着某个重要的“污点”。我说过，档案这种东西，大部分时间是沉睡的，只要一醒来，关键时候却是个炸弹，它可以将一个人的命运炸得面目全非。刘长武转走档案，一定有他必须要用的地方，要是我猜得没错的话，他就是想趁机将那个“炸弹”除掉。

　　刘长武确认我们是老乡之后，态度马上缓和了下来，他急速地压制了自己的暴躁，改用迂回的方式跟我讨价还价。他告诉我，他从管山出来二十多年了，打工、做生意、搞物流等等都干过，漂了二十多年了，也混得不那么像回事，好不容易托人找关系找到个安稳的单位上班，也就指望以后养老有保险。麻烦的是，新单位一定要对档案进行政审才接受，他害怕机会被别人占了，所以才这么着急。

　　刘长武完全操起了管山话，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递过来，顺便也掏出了一张名片，还说以后认下了老乡，就多出来喝酒。

　　说实话，就算我想帮我的老乡刘长武我也没法帮。这是我们的纪律，我的脑袋上方，一支摄像枪二十四小时指着我呢。

　　好说歹说，当刘长武最终知道我还是帮不上他的时候，他恢复了原来的暴躁。管山人民直来直去、缺乏耐心的本性从他的血管里奔流出来。他用公文包使劲地敲着柜台，一边敲一边朝我嚎道：“你今天捏着我的档案，别以为就捏着我两只卵蛋，你走着瞧，有种你永远捏着，我让你老娘死都没人送终！”

　　刘长武一嚎，我们的头儿就跑过来了。他让刘长武冷静一点，有什么事情跟他讲，他是这里的负责人。

　　刘长武跟着我们头儿走开之前，指着我说：“你这个工人要收我的保护费，说只有收了保护费才把档案交给我。”

　　我想我的老乡刘长武一定是看拙劣的黑帮电影看多了。

　　像刘长武这样的事情并不少。隔三差五，就有人来我们人才中心闹着要把档案带走。我们这里不是银行，更不是寄存包裹处，要放就放，要取就取。我们将档案视作一个人身份的证明，比身份证还要详尽的证明。要不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从读书开始，就总是很害怕老师对我们说--如果你们违反纪律，这个处分就会记录在案，成为你一辈子的污点！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说过一句话，让我记忆很深。他说，就像每一架飞机都有一只黑匣子，记录着每一次操作数据一样，你们从一出生到死，都背着一只袋子，记录着你们的荣誉和错误。所以，那时候，我们对那只谁也没见过的档案袋充满了神秘，甚至恐惧。

　　当然，现在我觉得档案其实并没那么神秘。它只不过是一点一滴地见证了一个人的人生阶段，包括他的思想、举止、成就或者过失。然而，人们并不见得喜欢翻旧账。无论是谁，就连我那大字不识几个的母亲，也都害怕别人老是记起她那年在生产队烧锅时偷偷给我们先留出的一大碗红烧肉，更害怕别人指证她为了给我交学费，将几包芝麻掺了沙子卖给收购站。这样的事情，我母亲总是怕别人会记着，并且影响她现在好不容易过上的有面子的生活。但档案才不管你怕不怕。从某个方面看，它很像我们管山人不懂得拐弯的性格，有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记什么。

　　二

　　即使我大伯在他的后半生跟他那病一样的懊恼和肉痛纠缠不止，我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不是我大伯亲手将堂哥送给了别人，而是命运将我堂哥抱走了。

　　刚工作的头两年，为了打发孤独，我频繁地参加同乡会的聚餐。我那个在广州的堂哥李振声是从不出现的，但是他不出现并不代表他不存在。在座的每个人都会提到李振声，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聚会的场地、饮食等费用，都是李振声包办的。我们吃着李振声的菜，打着饱嗝，彼此叙旧、畅想；我们喝着李振声的酒，脸红红地谈交情、谈互助，所有管山县的儿女们都沾染到了李振声的财气。酒足饭饱，话多的时候，我还吹嘘地告诉那些离得比较远、不知情的老乡们，李振声是我堂哥，亲亲的堂哥。他们听了之后，就好像找到一个快要引爆的炸弹一样，吃惊得半天回不过神来。然后就一直围着我，他们围着我的目的，不外乎求我找我堂哥李振声办事。我心里发虚地一一推托说，我堂哥为人很低调，你看，他出了钱都不来喝酒，这么有面子的事他都不出现，是因为他做事情从来都很谨慎，他是做大事的人……

　　有好几次，我看着电视里的本地新闻，冷不丁就看见了我堂哥李振声的脸。他在记者采访时，淡定、稳重地回答着关于广州房地产的问题。透过高清晰图像，我如此近地看着这张脸，一张中年男人的脸。有的时候大概头晚熬夜了，黑眼圈特别明显；有的时候大概是上火了，嘴角下方长出了一颗痘痘，可是这些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屏幕下方打出“某某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李振声”这样的字幕所带给我的激动。在我看来，那字幕变成了“管山县梅林村李振声”，我的堂哥因为他的赫赫有名而在我心里直接成为了我们梅林村廖姓家族的一员。

　　同时，我也逐渐体会到了我大伯那种肉痛的心情。在我因为没能赶上单位集体分房末班车，注定终生要辛辛苦苦为买一套房而奋斗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是我的大伯没有把李振声送给别人，要是我的堂哥曾经带着我在村头的田埂边打过架摔过跤，要是我的堂哥曾经带着我在鱼塘里一丝不挂地摸鱼，然后摸着对方的小鸡鸡嬉笑过，要是我的堂哥曾经在过年烧炮的时候把我带在身边去吓村里的女孩……唉，要是，要是李振声真的是我堂哥，那我起码能少奋斗半辈子。每当这些时候，我都有如我大伯一般的肉痛。我肉痛的时候，就会跑到楼下的游戏室玩上一个通宵，做一个通宵的勇士，在魔兽世界里称王称霸，然后一身疲惫地回到租住的单身公寓，洗个澡，无精打采地上班。当下午的太阳照到我办公桌的时候，你说巧不巧，那门玻璃上印着的“人才交流中心”几个小字，被阳光穿透、拉远、分离之后，竟然将“人才”两个字逼到我的电脑边，其他几个字就依着方向排列到别的桌上去了。这样，我心里就觉得踏实起来，就会想起我父亲那句话--要不是小伢勤力读书，现在早就在家盯牛屁眼了。事实上，我们村的确有很多人都过着上一辈那样的生活，盯着牛屁眼，春耕秋收，日出日落。这就是多数农民的命运。

　　我不止一次地试图向我父亲和我大伯讲关于命运的道理，因为他们总是在我春节回家的时候争吵不休。我大伯顽固地认为，李振声身上流着他的血，就跟一张按了手印的欠条一样，走到哪儿他都得认账。他还认为，我跟他儿子李振声既然在一个地方工作，肯定很熟悉，他让我去找他儿子。我父亲则摆着一贯压倒他的气势，一口拒绝。他说，小伢在广州要努力工作挣钱，又不是去走亲戚的。再说，人家李振声会要认我们这些穷亲戚？做梦吧！说着，他睥睨着我大伯。我大伯一听到做梦，立即表现出一种羞愧来。

　　我大伯的确在一个秋天的夜晚，做了一个比白天发生的事情还清楚的梦。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做一个刻骨铭心的梦，是多么的不容易。梦醒之后，我大伯披了件衣服，摸黑打开大门，坐到门前的晒谷场上，将后半夜坐完了。他把那个梦朝着冷清的月亮，照来照去，仿佛辨别一张百元钞票的真伪。他跟我父亲说，他梦到自己死了，他的儿子李振声跪在他的床头，哭着给他上供，有鱼有肉有酒，还有一辆大得吓死人的黑汽车。

　　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啊，奇怪啊。我大伯喜滋滋地对我父亲说，那是阎王爷托梦来告诉他，他的儿子李振声不会丢下他不管。

　　我父亲为了打消他要回儿子的念头，狠狠地丢了他一句：“活着的时候都没享儿福，到死了还就能享到了？什么鬼道理？”

　　别看我大伯是我父亲的哥哥，可是他在我父亲面前，总是显得胆小。每当被我父亲责怪，我大伯都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他倔强而小心地笑着说：“鬼有鬼的道理，人的道理在那里，就是走不通！”

　　我父亲看不起他，又塞了他一句：“有本事你找鬼来讲道理啊，找啊，你能找来鬼讲道理，我卵都不信。”

　　我大伯不理会我父亲，依旧对那个如电视机画面一样清晰的梦深信不疑。他的眼睛习惯性地朝远处的岭脚望去，咧开了嘴微笑不止，仿佛昨天晚上的那一场梦又出现了。

　　我父亲后来跟我说，我大伯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按照我们这里的说法，宗族的血统不能混淆，阴间的祖先，只能享用真正子孙的祭祀。反过来说，子孙的祭祀，只能是真正的祖先才能享用。我父亲给我说了村里人经常说起的故事，说的是村头王三根那老头，清明的时候带着儿子去祭祀他家祖先。当天夜晚他家祖先托梦来给王三根说，东西全被村里刚死去的那个磨豆腐老六吃光了，肉都被他一刀刀割了来吃，衣服也被他一件件捡去穿了，他们一口都没吃上，一件都没穿成。王三根醒来之后，肉痛得要命，一怒之下，问他老婆到底怎么回事，他老婆吓得半死，最后承认儿子是她跟磨豆腐老六私通生下的。

　　我父亲把故事说得仿佛真的发生过。在我看来是为了说明一个村里人集体相信的道理：人一死了，活着的时候一直弄不清楚的事情，都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我父亲还说，看来大伯非要到阴曹地府里，才能享到他儿子李振声的福啦。

　　在比我小时候还贫穷还饥饿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大伯养下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之后，实在穷得养不起李振声了，他决定将这个刚出生没几天的男伢送给李村的李善房，拿他的话来说就是--当个人情送给李家。可谁也没料到，那李振声一生下来就是念书的料，一路念书一路考第一。大学毕业后到广州混来混去，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几年工夫就当了个经理，挣起了大钱，连带着李善房一家也跟着发财啦。可我大伯呢，三个女儿不争气，一一嫁到了隔壁村，过起了跟我大伯母没两样的生活。按说，他还有一个儿子可以指望，却没想到，那儿子高中没读完就跟着村里人到外边打工，一年不到，就在城里跟人打群架，生生被人捅死了。所以，我大伯指望后代改变命运的梦想从此破灭了。

　　李振声在被李家养大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回过我大伯家，也没有正儿八经地瞄过我大伯一眼。我大伯有好多次，找了点借口到李村去，绕到李善房的屋前。李善房让是让我大伯进屋了，可是，却没让我大伯见李振声。李善房总是借口说李振声到小河边看书去了，不在屋。其实就算李振声在屋，他也不会探出脑袋来。李善房还口口声声地说他的儿子是个怪胎，除了书上的字之外，谁都不想看。最后他把我大伯送出门外的时候，还很严肃地对我大伯说，以后不要来看了，这样的怪胎，送人就送人了，没什么可值得看的。那个时候，李振声早已经名声在外了，他在我们村里考县重点，分数出奇的高。李振声不仅是老师的骄傲，更是李家的珠宝。李家就像捂着一颗珍珠一样，将李振声严严实实地捂在家里，不让我大伯接近一步。

　　我们总是听到我大伯骂李善房没良心，当初是看在他家没有一口男丁的分上，可怜他才把儿子送给他的。连亲生老子看一眼都不让，这天下哪里有这样的人啊？

　　我大伯后悔死了。他说，当初就不该做这个人情的，亏大啦！

　　要知道，我们这个村，跟中国千万个自然村一样，除了盛产贫穷之外，还大量地繁殖人情，过节走乡串亲的队伍是非常壮观的。过年的时候，我们这里最隆重的节目就是“炮期”。“炮期”这种传统风俗，是以每个家族为单位进行的一种集体大串门。轮到哪个家族摆“炮期”，乡邻们就会拎些礼物来赶“炮期”，吃肉喝酒，当然，更大的意义在于联络感情。比如说，按照约定，每年的正月初四，是我们廖姓家人的“炮期”，那一天，我们廖姓家人就开始张罗了。一桌又一桌的流水席，在晒谷场上从早摆到晚，只要有人来了，就开一桌。谁家摆得多，就证明谁家人际关系好。就好像收获季节，谁家晒谷场谷子堆得多，谁家就收成好。所以，“炮期”往往成为各家各户收割人情的时刻。

　　在人情这块大土地里，我大伯可以说颗粒无收。因为他早已经无心耕耘，远亲近邻之间杂草丛生，都长出了隔人的篱笆。我大伯认为，做那些事情有卵用，死去的儿子也活不回了，送人的儿子也要不回了，做来干屁啊！

　　不过，在村里人眼里，我大伯不爱做人情主要是因为他太精巴了。别的不用说，单是到菜园里看，你就能感觉到他的莱园是用精巴做肥料的，那些植物结出来的果实也是精巴的果实。每一寸土地能利用上的都利用上了，密密实实的。站在那上边，仿佛脚下布满的根须都是一个个饥饿的婴孩，争相吮吸着每一滴乳汁。在菜园外边，冷不丁你还会发现，那里竟然种起了一棵高高的小树。起初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直到某一天，几只石榴神气地挂在小树上，张灯结彩的，不消细看，在那几只果上，都画着一个歪歪的“龙”字。

　　我大伯叫廖廷龙。廖是我们村的大姓，“廷”是族谱里的辈分，只有“龙”字是区别于他跟我父亲、我堂叔这些同辈的字。所以，在石榴上画“龙”字，谁都混淆不了，那就是我大伯廖廷龙的石榴。

　　不仅仅是石榴，我大伯总要给自家的东西都做上“龙”字记号，生怕那些东西落到了别人手上，自家不认自家了。斗篷、雨靴、箩筐、饭碗等这些日用品自然是“龙”字号的，鸡鸭鹅牛等家畜身上也早早地漆上了“龙”字。更可怜那些应季的瓜果，长到鸡蛋大小，我大伯就用耳掏的另一头，在它们身上画上了“龙”字。这些有着记号的瓜果们，在“龙”字的捆绑之下，一点一点挣扎着长大起来。我大伯似乎将这个“龙”当凭证，有凭证，东西有根了，就都跟着他叫廖廷龙了。

　　我大伯的精巴是出了名的。倘若有人路过一个菜园，渴了，扯下一根黄瓜来，恰好园主人看到了，那人就给自己台阶下--这黄瓜怕不是龙字号的吧？或者我们这些小孩子，稀罕地分到一点糖果，人家要，不给，人家再一说--你姓龙的？就不好意思了，心不甘情不愿地分给了人家。

　　关于我大伯喜欢在庄稼、牲畜上做记号这些事情，村里的人一旦说起，就好像在扯地里的花生一样，一扯就能扯出一串来。扯出来的这些事情，枝枝叶叶，大都围绕着我大伯那个送了人的儿子。

　　丢，有本事廖廷龙在他儿子身上也写个“龙”字？

　　他能要回李振声，我把卵割下来送给他！

　　过年的时候，人们认出了李振声的小汽车开过我们梅林村，一个刹车也没留下，直接往李村开去了。我大伯就被围观的人嘲笑起来。他们怂恿我大伯在李振声那辆黑色的小车上，画上个“龙”字，那样，谁都抢不去啦。我大伯像那头他经常牵着的、身上用白油漆刷着“龙”字的老黄牛一样，沉默地、眼睛朝下地扫来扫去。最后，他只好靠到矮墙角，用背蹭了蹭痒，把烟掏出来，似听非听、不远不近地，听着人群议论起他的儿子李振声的钱财、大方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总让我大伯肉痛好一阵子。

　　基本上，我大伯打我大伯母的原因，都是因为我大伯肉痛。每次我们看到我大伯从屋里扭着我大伯母往晒谷场上打，我大伯母都无声无息，仿佛我大伯的手拍打的是我大伯母多出来的那个影子。直到有人去劝我大伯住手，追问之下，我大伯母才伤心地吐出几句话。唉，谁都清楚，说来说去，都是些小事，不是我大伯肉痛那条因为没藏好被猫叼走了的腊鱼，就是肉痛那坛酒糟放多了做坏了的米酒。遇到这样的小事，我大伯的肉痛就像病一样发作。我母亲事后总是劝我大伯母，随他，随他，把儿子都送人了，还发了大财，他不肉痛谁肉痛？这样一劝，我大伯母也就默认了。

　　三

　　一个冬天的夜晚，李振声忽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才知道，原来在我每天出入的档案库里，一直躺着我的堂哥李振声的档案。躺了十六年了，就在L柜，Z栏，S列。

　　我说过，我对命运的事情总是尤其敏感。像我这样的一个农村孩子，得以离开那个穷乡僻壤来到这个大城市，是我，而不是隔壁跟我一起玩大的廖团结，这就是命运对我友好而深情的一个拥抱。我把李振声的档案躺在我办公室这件事情，同样看作了命运对我友好而深情的一个拥抱。我可以借此机会跟李振声联系上，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做做人情。可是我父亲和我大伯却不这么认为。当得知李振声要我帮他转档案的时候，他们兴奋不已。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血缘的、不可逃避的关联。

　　李振声在电话里约我到天河城见面。他说那里有一家日本料理，菜品不错，环境很好，我们到那儿聊。说实在的，我有些紧张，好像被一个大人物接见。

　　去之前，我把我们约见的事情打电话给家里通报了。那样，我就不是一个人去见李振声，而是带着我们廖姓家族的人一起。我大伯和我父亲一左一右地坐在我两边，我们三个人成一排坐在沙发上，对面是我那成功人士堂哥李振声。

　　大概是出来时间太长了，李振声的管山话有点失灵，他一会儿管山话，一会儿普通话地跟我讲话。这样，他一个人仿佛变成了两个人。正如我听人讲过的，李振声的口才很好。我母亲早就说过，一张利嘴走遍天下。我的堂哥就是用一张利嘴混成了广州的富商。

　　李振声长得一点不像我大伯，倒有几分我大伯母的影子。最突出的是那口稍微暴露牙龈的牙齿，不说话的时候，微微做出抿嘴的努力才能将牙齿全部覆盖起来。由于我大伯母不怎么爱说话，她长期抿嘴的姿势就成了她嘴巴的形状。李振声爱说话，所以每当他抿起嘴来，我都觉得他在努力地朝我大伯母的嘴形靠拢。

　　李振声不仅不像我堂哥，他连管山人都不像了，他很像一个地道的广州人。我早就发现，就算广州外地人多得满街都是，但是真正的本地人，他们相互之间是一眼就能辨别出来的，因为他们无一不散发着一股本地气息。那气息跟李振声极其相似。他们貌似随便的衣着其实暗地里很昂贵，他们貌似待人很热情其实暗地里画着距离线，他们貌似很随和其实暗地里瞧不起别人，他们貌似平庸其实暗地里却是极其有来头的人……李振声也是这样的。当他随随便便地往沙发上一靠，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用眼睛看着我，却正好把一根线画在了饭桌的一半距离之处。这饭桌倒很像每天我坐着的柜台，一半是顾客的领地，一半是我的。我和我堂哥就透过这柜台上一个无形的窗口谈话。

　　我果然没有猜错，李振声要转走档案。他告诉我，自从大学毕业后，他就一直在公司里干，刚开始由于频繁地换公司，档案居无定所，转来转去也嫌麻烦，只好托管到人才交流中心，这一托管就是十六年。十六年来也没想到过用档案，也没什么大碍。最近，政府物色他到建设领域的某局当一把手，已经开始操作调动了。这个时候就想到要档案了。

　　“当公务员跟在公司就是不一样，所有证件齐备了，审查完，才能上任。你都知道的，公务员总是不自由的。”李振声几乎花了吃饭的一半时间跟我讲公务员这一行当的热门，为了说明他之所以放弃赚大钱的机会而跑到清水衙门去的原因。他说这些的时候，我一直在盘算，如果我将他的话都转达给我父亲和我大伯听，他们一定会觉得这孩子脑子出问题了。他们只要听说当了公务员每月工资就降低好多，一定打死都不会同意的。

　　当然，这些都不是李振声找我的重点。他的重点在我们将各自面前那一壶温热的日本清酒喝光之后出现了--李振声提出要亲自把档案带走，而不是用机要递走。经验告诉我，那份躺在我单位L柜、Z栏、S列有着一个固定编号的李振声的档案里，沉睡着一个定时炸弹，沾着一个迫切需要清理掉的污点。那一定是过去的李振声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关于这个秘密，李振声只说那是在大学时候犯下的一个错误。那时候他跟所有男孩子一样血气方刚，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等到做下了，后果出现了，已经来不及啦。那个学生处的老师指着他的鼻子说了一句--记过处分是小事，记在档案却是一件大事，白纸黑字，一辈子都涂不掉的！

　　大概由于那一辈子涂不掉的白纸黑字，李振声像抛弃手足一样将档案抛弃掉了，将此后的人生及时地关闭在档案里。要不是他步入中年得以成为国家干部，他一定会将那份记录了自己某次耻辱的档案变为“死档”。在我们的档案库里，这样被人终生抛弃的“死档”并不少。

　　即使李振声不是那个刘长武，他是我大伯的儿子，是我亲亲的堂哥，也是我们管山人的骄傲，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当我表现出为难的神色时，李振声却表现得很有耐心，他说：“不着急，回去慢慢想，调档函要到过完年后才发，还有时间。你回管山过年吧？”

　　我的堂哥果然是个做大事的人。他才不会像刘长武那么猴急，更没有刘长武那么暴躁。他将事情说完之后，就再也没提起过。可这种轻描淡写竟然有千斤之力压在了我的心上。

　　分手之前，我终于开口问李振声有没有回去看过我大伯？

　　李振声看着我，想了想，仿佛明白了些什么，回答说：“要是你今年过年回家，我们一道去看看吧。”

　　年前，李振声果然说要驾车回管山，约上我一道。我很犹豫，我还没有想出能帮他转档案的方法呢。可是我的父亲却坚持让我跟他一道回，他说：“李振声跟你一道回，就是要来看你大伯。你大伯这辈子就盼这一天了，你不帮他谁还能帮他？”我听了之后很生气，朝我父亲吼了起来：“我帮个卵啊，我又不是玉皇大帝，说能帮谁就帮谁，他那么有钱都不帮帮我们，我的饭碗不保谁帮我？我买不起房谁帮我？”自从我到城里工作以后，我的父亲就没再大声教训过我，他既帮不到我也管不了我。于是，我父亲在电话那头就没声气了。

　　坐上李振声那辆黑色奥迪车，我听他说有十四个小时的车程。看起来，他对这条路很熟悉。我坐在副驾位置，这样，我就感觉我的堂哥跟我并驾齐驱，一起翻山越岭，往家乡开去。

　　一路上李振声倒跟我说了不少他在广州的事情，广州的房地产生意、广州建筑的优点缺点，等等。他那很放松的神态和语调，仿佛伸出了一只不远不近的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肩膀，让人亲不起来，又冷不下去。

　　没话题了，李振声就教我看车。春节期间，每一条公路都虫子一样地爬满了往故乡赶的车。我算是领教了李振声的本事，几乎每一辆车他都能认得清清楚楚，牌子、型号、功能、价位、品质等等，只要一辆车出现在车窗外，他就会很快地将那辆车搞得清清楚楚。更厉害的是，他还将人家的出处都认出来，凭借车牌，他可以准确地告诉我，这是长沙的，那是九江的，这是徐州的，那是江门的……就算一个地图上很不起眼的小城市的车牌他都没弄错。

　　最绝的一次，李振声指着前面一辆银灰的丰田车，我一看是“粤A”的车，忙抢着说，这不就是广州车吗？他笑了笑说，是广州市政府的车。天啊，他连人家单位都弄得清楚。他告诉我，广州那些军区、武警、政府、公安、消防等单位的车，都很容易识别。

　　这些车在李振声的眼里仿佛都不是车，而是一个个路人，贴着标签的路人，他们的身份、地位、个性等等，他一眼能将人家的老底翻出来。他认车的时候，像极了我每天到档案库里找那些贴了编号的档案袋，几乎一眼就能知道它的出处了。

　　回到梅林村，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按照地面上的积雪，我断定雪是不久之前停的，车轮不时被厚厚的积雪弄得吱吱响。

　　李振声将车直接开到我们家的晒谷场上，来路留下一道很深的车痕。我们家那条养了十三年的老狗，一边吠着一边跑到那些车痕边嗅来嗅去，也不知道是不是嗅出了广州的气味，它兴奋地喘着气，在雪光的照亮下，可以看到它干瘪的肚子一下一下地起伏不停。

　　堂屋的灯亮着。我还没把行李从车上卸下来，我父亲已经走到了车边。看到他，李振声礼节性地下了车。我注意到他没称呼我父亲，只是很冷地跺着脚、搓着手、抖着身体、吸着冷气，做出一副热烈地要将这寒冷抖掉的动作。在这一系列动作里，顺带朝我父亲点了点头。

　　我的父亲一贯是个很有霸气的农民，他在我们村里的声誉很高，面子很足，但他此刻却变得有些笨拙，不知所措地说了句：“来家啦。”

　　李振声又哈着冷气，唉了两声，算是回答。

　　等我卸完行李，我父亲拎起一个大包，朝前走了。李振声对我说他先回去了，太晚了，改天再过来。

　　我和父亲在雪地里，目送着那辆黑色的“粤A”车发动好，一歪一歪地开往李村的方向。我父亲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嘿，这伢，发了大财也还是个伢子样啊！”

　　等我们拖着行李进了屋，我才惊奇地发现，我大伯就坐在里边，蹲在一只火桶上。要知道，农村的大雪天，月亮升起来之后，人们晚上九点以前就压床上了，天大的事情也等太阳升起来再办。我父亲朝我大伯摆谱地说：“家去吧，家去吧，明天再说，小伢一路上困死了。”

　　我大伯看到我，好像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咧开了嘴，点着头。跨出火桶的时候，一条腿差点伸到了底下的炭火里，掀起了一阵炭灰。那炭灰将我大伯呛了一大口，他一边咳着，一边从我们家后门的厨房里穿过去。他咳得眼泪都出来了，用袖管在眼角边揩了揩。咳嗽声在寂静的村路上，显得特别响亮，我大伯中气十足地边咳边走远了。后来，声音已经变得很依稀了，谁知道猛地又剧烈了两声，仿佛其实已经咳够了，最后还故意来那么两下响的，响得像两声吆喝。

　　四

　　我跟李振声一道回家的那年春节，廖姓家族的炮期还没到，我们家晒谷场就热热闹闹地围住了不少村民。我大伯像游街一样，牵着他那头牛，牛的两侧各吊着两笼鸡，一路晃悠来到我家。从我大伯家到我家这一路，村里人就好像牛背上的芒刺一样，一路走一路带，越带越多，一直聚到我家晒谷场上。等我跑到晒谷场上一看，差点笑了出来。我大伯那头牛，像个被剃光了头的瘌痢，肚子光秃秃地站在雪地上。鸡被关在鸡笼里，仔细一看，也是光着个脊背，背上的毛无端被人剃掉了。

　　我大伯将牛肚子上、鸡背上漆着的“龙”字全剃掉了。他是来我家做人情的。看样子，我大伯真的很不习惯做人情，他招呼我父亲出来之后，就腼腆地将那头牛系到草垛，跟我家的牛并排站在一起。牛倒没有感到害羞，连招呼也没相互打一个，默契得就如两兄弟。

　　我大伯一直没跟我父亲说什么。旁边的人看着我大伯的一举一动，仿佛他们是我大伯请来作证的。我父亲吸着根烟，挺着他在村人眼里一贯霸道的大肚子，二话不说，就站在我家门口，跟其他人一样，看着我大伯。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里踅出个软塌塌的人来，是那个经常跟我大伯赌钱的农安顺。他朝我大伯嚷了句：“输大啦？输的啥？”农安顺还以为我大伯将牛都输了。我大伯没搭话，朝我父亲走了过来。这是大雪天的早上，雪经过一夜的低温凝结，才遇到朝阳，还没活过来，死板板硬邦邦的，我大伯的雨靴敲在雪地上边，尽管力气不大，但远远就能听到橐橐的声音。

　　我后来才知道，我父亲只是告诉我大伯，帮李振声转档案的事情，不是一件好办的事情。第二天，我大伯就把牛牵来了。

　　“牛都牵来了，你不晓得肉痛？”我父亲是这样嘲笑我大伯的。

　　我大伯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看看我父亲，又看了看我，半晌才说：“自家人，哪里会肉痛，又不是给外姓人。”

　　我父亲一听这话，笑了，说：“李振声算不算外姓人？”

　　我大伯窘得要命、就没再吭声了。

　　我大伯的牛那年春节是在我家过的。它很快就熟悉了我们家的草垛，并且很是留恋地一直围在草垛边，也许因为肚皮上光秃秃的，特别怕冷，所以，比起吃草它更喜欢将肚子贴在草里，取暖。我父亲说，等那牛的毛重新长起来，再让我大伯牵回去，漆上个“龙”字，其实还挺威风的。

　　到了廖姓家族炮期那天，我们家流水席开了一桌又一桌。现在，我母亲不再嚷着烧几十桌菜太累人这样的话了。我用钱从镇上请了两个烧锅的来，帮我母亲张罗。我母亲在厨房里，扎着围裙，指挥官一样神气。

　　下午，我们远远地就看到李振声那辆“粤A”从岭下爬了上来，那个时候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我们这里有个习惯，化阳的时候是不出门的。雪一般是在十点之后就开始化阳了，一化阳，仿佛解了魔咒一样，雪跟泥坚持了一夜的僵持就妥协了，马上变成了一对相互缠绵的冤家，顺带着将人的脚也绊住了。其实这种糊塌塌是最讨厌的时刻，所以，除非不得已，人们都会选在化阳之前出门，不然就被留下来，一直留到太阳下山，再度结冰，地面再度硬朗起来。看起来，那辆“粤A”车是饱受了雪和泥的折磨，一路挣扎着开到我家门口的，它光亮的身上，溅满了泥巴，脏兮兮的。

　　我的堂哥李振声从车后备箱搬出了一箱酒，又搬出了一大盒包装很漂亮的礼品，最后又像变魔术一样，搬出了一台取暖器。大概因为人太多了，他没在流水席上停留，而是叫来几个小孩将那些东西一直跟着他搬到屋里。

　　说来也奇怪，李振声一旦离开那辆黑车，一旦走进我们屋，一旦坐到了我们家那只具备二十年以上历史的火桶上，我父亲作为长辈的威严就好像候鸟一样飞了回来，他坐在椅子上，认真地跟李振声说话。

　　我父亲心里一有事，烟离不了手。似乎那些烟不是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来的，而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心事也就被他一根接一根地燃着了，燃着燃着仿佛心里就亮堂了。烟叶是我母亲留出一块地来特意给种的，所以，我父亲抽烟就像喝井水一样方便。他一根接一根地抽，话却一句一句地越发少。

　　在我父亲那些话当中，我确切地成为了李振声的堂弟。我父亲告诉李振声，堂弟在广州，有能帮得上的，一定要帮助的，广州人那么多，随随便便哪里会去帮一个人的？你们是堂兄弟，要互相帮助。

　　我父亲的话连三岁小孩都能听出来。他一直在强调我们之间的关系。先是我们堂兄弟的关系，接着是我们廖家叔伯的关系。我父亲说话简直就像我们剥棉花，把那些还没完全脱壳的棉花，一下一下地抽出来，一旦白晃晃的棉花完全裸露出来，又白得让人不忍接手。说实话，我父亲的话，真的白得让人难以接口。

　　我堂哥真不愧是个做大事的人。他一直得体地微笑着，只顾应承，似乎从一开始，就下定了决心，说什么都是一个反应，点头、微笑、应承，做足一个后辈的样子。从我们一路开车聊天所得到的信息里，我知道我的堂哥李振声经常出入领导家里，就连市长家待客室的那张椅子他都坐过，他哪里会对一个农民感到紧张啊。看他那副很熟络的样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进行每年一次例行的走亲戚呢。

　　后来，我父亲让我先带李振声去看我大伯。我父亲说，他们把门关了之后，也到大伯家。点过炮就吃团圆饭。他还说，大伯今年在管山百货店下血本买了一盘一万响的炮，可以从树顶一直挂到泥地上呢。

　　那一年，我们廖家的炮的确是在我大伯家点的。按照我们这里的习惯，炮期当天，所有的宴席都结束了，就会商量好在一家点炮，等同于一个晚会的闭幕式。点完炮，各家的前门就必须关起来，人都必须待在屋里，一家人忙了一整天才得以围起来吃个团圆饭。迷信的说法是，点炮将年这个鬼从家族里轰跑，谁家都不能收留的，一口饭也不能给鬼剩的。

　　当李振声和我下了那辆“粤A”车，走进我大伯屋，我没料到，李振声仿佛变魔术般，从一个后辈变成了一个下乡慰问送温暖的官员。

　　要是当年我大伯母没把李振声送走，这屋里的一切东西都应该是李振声所熟悉的。侧屋里那张敞着蚊帐的小床是他睡过的，屋角那把竹椅子没准也是他从小到大坐的，更不要说我大伯那双皱巴巴的手，一定是他经常牵着淌过小河坝的手。然而，李振声现在如同走进了一个我们这里随处可见的贫苦农民的家。

　　李振声握住了我大伯的手，得体地向我大伯和我大伯母问寒问暖，问这问那，几乎把我大伯家的一年四季都问了个遍。今年家里庄稼如何，床褥有没有垫电热毯，水管有没有结冰，诸如这些问题。我大伯也如实地一一回答。不仅回答了，还带李振声到处看了看，就像是在接待一个参观的客人。

　　我那沉默的大伯母，似乎还没来得及动感情，就被李振声这副架势搞蒙了。她只是一直抓着李振声递过来的那只颇有些厚度的大红包，站在屋子与厨房的交接处，做梦一般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好在没多久我父母就到了。我父亲一来，我大伯就积极地张罗挂炮了。他那过于积极的样子，在我看来，似乎是在一种困境中得以解脱。他在自家的庭院里走来走去，敏捷地将那串长长的鞭炮从树上挂了下来。他还从屋角落搬出一根长长的树杈，熟练地将那贴着鞭炮的树枝撩到一边，免得被炮炸了。不时地，几只背上写着“龙”字的大白鹅，嘎嘎叫着围拢我大伯，我大伯一跺脚，立马散开了。

　　我大伯让我点炮。我把炮引点着了，退回到屋门口，所有人都注视着大树的方向，安静地等待着爆响。然而，那炮引实在是太长了，我们廖家人就整齐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足足等了一分钟。那一分钟的安静，显得特别长久，我听到身后我堂哥李振声发出了轻微的叹气。我相信我大伯也听到了，他不知道对谁轻说了一句：“卵毛都没那么长！”

　　炮终于从地面一直烧到了树顶，烧到最后那一响，所有的人都迅速地跳进了屋里，并且迅速地将大门关上了。我们认为，年那只鬼被我们关在了门外，在那些烟雾缭绕的地方，被炸得魂不附体，四处乱窜。

　　还没等到开席，我的堂哥李振声做出了一个让我们都很意外的决定，他说他先回去了，要去看另外一个亲戚，明天一早就开车到县城办事，办完事就从县城回广州了。我们心里都很不舒服，但却没有一个人阻止得了他。

　　后来，还是我大伯说了句：“大门关上了，吃过再走吧。”李振声看了看我大伯，眼睛里毫无犹豫，又转过头来看着我，极为难极抱歉地说：“这次实在太匆忙了，下次吧，我从后门走。”我们这里的人，谁都知道，穿过厨房，家家户户的后门都可以绕过一个冷巷，直接通到前门外。

　　我大伯手里正好拿着一只要摆起来的崭新的酒杯，听完李振声的话又悄悄地把它放回橱柜里。后来我父亲又再三挽留，李振声还是微笑着坚持要走。说真的，只要看到他那个微笑的样子，你是不会跟他计较的。我不得不佩服我的堂哥李振声，更进一步地相信，他从一出生被送给别人到现在混成一个成功人士，是因为他天生就是做成功人士的料，可怜我大伯当时不具备那样的眼力。我甚至怀疑，李振声不是我大伯的亲生儿子，他们搞错了。

　　李振声跟我们告过别，就要往后门走的时候，我那一直沉默的大伯母猛地冒出了一句：“前门走，前门走，头一次来家的客人，走过后门以后就不来了。”

　　我大伯母的话提醒了我大伯，他立刻将李振声的手臂拉了过来，很是用力地硬拽着他到前门。

　　那一年，我们廖家第一次破例为我堂哥李振声开了一次前门。我们将他送到门口，看着他在雪地里发动起那辆黑色的“粤A”，在院子里掉了个头，一溜烟开走了。

　　我父亲一直对那次开门耿耿于怀。还好那一个整年，我们廖家并没有遇到什么坏事。我父亲经常埋怨我大伯，应该命令他留下的，你这个当老子的，家都没有个家规了，卵没用的。我大伯听了之后，只懂得嘿嘿地笑，仿佛老子在替儿子受罚一样，无怨无悔。

　　等我过完年回到广州后，我父亲的电话就追来了。他仿佛受了惊吓一般低声告诉我，在李振声送来的取暖器的盒子里，有一只大红包，数了数，里边放了五千块。“五千块，半个万哩！”我母亲在一边嘀嘀咕咕地说，“半个万，要不要还给人家？也不知道你大伯那里给了多少。”

　　在我们农村，做人情都有个规矩。小辈包给上一辈的红包，无论有钱没钱，都一视同仁，不能多给也不能少给，一碗水端平，这样才不容易出纠纷。所以，做人情之前，他们总是要商量，一商量，谁都捂不住的。我的堂哥李振声包红包，就破了小辈的规矩。

　　最后还是我做了决定，将那半个万先留着，事情办不成，再退还给人家。

　　五

　　这几天，我对帮助我堂哥拆掉档案里的那个“炸弹”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我明确告诉李振声，在柜台上顶着摄像枪镜头去消灭他档案里的那一页“污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不是魔术师，不可能将一页白纸黑字变走却毫无痕迹。我堂哥也非常同意，他说那样一旦被发现了，饭碗都保不住了。我一听就来气了，我郑重地告诉他：“这还不仅是饭碗的问题，销毁档案是犯法的，要吃牢饭的，你以为我们的工作是搞耍的？是要故意给你们制造麻烦的？我们每天都戴着法律这顶帽子的！”这样一说，我堂哥李振声立刻表现出万分感激的样子，“对对对，实在给兄弟添麻烦了，你经验丰富，想想办法，做事情总是要有人帮忙，我们两兄弟以后在广州，一定要互相帮助的，对不？”

　　在此之前，我还从没干过这样的事情。不过我堂哥有一张利嘴，在他对我们档案库工作东问西问之下，我们两个人，就好像玩拼图一样，一点一点地将一个完美的方案想出来了。

　　那天下午，我趁帮一个叫林学兵的人转档案的时候，先是在L柜，到X栏、B列里找到那人的档案，接着又在Z栏、S列很快地翻到了李振声的档案。掂量起来，我猜那档案袋里根本就没多少页纸，当我想到就是这几页纸当中，其中有一张，必然记载着我堂哥李振声的不良记录，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怦怦怦地跳了起来。

　　我将这两份档案叠合在一起，左右望了一下，很快就按照计划将这两份档案一起带进了我们档案库里唯一的一个厕所。这个厕所平时没什么人用，因为我们人才中心五层楼的每层拐角的地方，都设了厕所。档案库占据了一整层楼，厕所自然也就固定在那里了。偶尔遇到找档案的人一时内急，也会用这个厕所。

　　这个厕所是我和李振声设计的方案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必须在没人看见的情况下，进到厕所，关上门，迅速地将李振声的档案袋打开，迅速地将那页不良记录找到，撕掉以后，丢进马桶，放水冲走。那样，走出厕所的时候，我堂哥李振声的历史就堂堂正正，一清二白，即使摆到法官的面前也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

　　当时，我和堂哥李振声商量到这个环节的时候，他既兴奋又迟疑。他知道，那样一来，他那一页不良记录就完全暴露在他的堂弟面前，说不定还会暴露在他管山县梅林村廖家面前，暴露在他那个亲生父亲面前，他就会像一个穿开裆裤的小孩一样，被大人指着刚刚尿完的小鸡鸡笑着说：卵毛还没长出来，就学会耍流氓啦。但我堂哥李振声不得已地做出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对我说：“唉，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嘛，那个时候年轻，对女人特别好奇，从小到大没见过女人的奶，连老娘的奶都没机会见，所以，在大学里，偷偷爬进过女生浴室，看女生换衣服，头一回看到了女人的奶，逃跑的时候被人发现了，受了处分。”

　　我对我堂哥李振声那页不良记录曾经做过很多猜想。我想，按照他从小就那么优秀来看，在大学里即使犯错误，一定也是高级错误。比如说带头闹事这一类的，我万万没想到我堂哥李振声犯的竟然是这样的低级错误。要是我堂哥晚生几年，跟我一样，念大学的时候，一群同学跑到街上就能看到两块钱连场放映的三级片，想看女人的奶还不简单。

　　我认为我堂哥太不值得了。放弃档案不说，最后还搭上我也要为那两只奶冒一次险。不过，这些话我没好意思说出口，因为我堂哥最后说了句话，让我感到很难过，他说，从小没亲娘的人，对女人似乎特别感兴趣。

　　在厕所里，我紧张地将那只档案袋打开，企图要寻找到那页不良记录，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用一句过时的话来说就是--大好山河一片红！我一页页地看到了李振声的资料：

　　一、党团资料：管山一中出具的加入共青团的证明。读管山高中时写的一份入党申请书。几份思想汇报。一份入党介绍信。

　　二、高考后的资料：一份管山高中毕业生登记表。一份高等学校招生政治思想品德考察表。一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考生体格检查表。一份高等学校招生志愿表。

　　三、大学的资料：历年来的成绩单。大学生信息表。几份获奖及奖学金登记。

　　就这些，没了？没了！

　　我堂哥一直在寻找的那张不良记录压根就没有！

　　说实在的，我感到了深深的失望，要知道，我父亲在我采取行动之前，几乎每天给我打一次电话，仿佛这是我们廖家人共同面对的一次紧张的战斗。

　　我不承认这是一次徒劳的冒险，正如我始终不相信命运是会开玩笑的。命运怎么会开玩笑呢？命运是那么严肃认真、白纸黑字地记录在案，老老实实地待在我每天必经的档案库里。命运也确确实实地起到过重大的、极其负责任的作用。这一点，从我堂哥从小送给别人，到现在又要找回我们廖家就足以证实了。

　　我只是对我堂哥说，搞定啦，里边的不良记录已经被我冲到马桶里了，想找都找不回啦，要在记忆里才能找回啦！他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声说，好兄弟，真是帮我大忙啦！当听到他这话的时候，我的心里猛然一松。我相信我的高兴和轻松跟他一样多。我多次听人说过，亲人之间的感情是有感应的，因为他们流着同一个源头的血，基因与基因之间是会相互触碰的。此刻，我完全能体会到我的堂哥那种如释重负。我是这样说服自己的，无论我怎么说出这件事情，结果都是--解决了。

　　我堂哥李振声某一天拿着调档函到我们中心办理调档，他轻轻松松地跟别人一样，索取号码，等候。当电子语音叫出他手上的号码时，他是被叫到了我的同事的柜台上办理。那份在这里沉睡了十六年的档案，被一个陌生人堂堂正正地装进了一只机要信封，寄往了李振声未来命运的归宿地，抵达了他要开始的另外一段精彩人生。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跟我大伯一样，在做一个梦。只不过，由于这个梦过于现实，因此也显得很真实。我认定李振声有一天会帮我，因为他无论如何都欠我一个人情。我们管山人，一年到头都喜欢做人情。人情不是白做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盼头。我希望李振声有一天能开口，让我买到一套便宜房子。在我看来，他们这些房地产商人，买房子简单得像庄稼人用自家的棉花给自己做棉袄一样。

　　调走档案之后，我好几次给我堂哥李振声打电话，约他聊天，或者想要去他家玩，他都以刚到新单位太忙乱的借口拒绝了。再后来，他干脆就将我的电话转到了秘书台语音信箱。最后一次拨打他的电话号码，竟然就是空号了。

　　李振声的档案一转走，只在我们人才中心留下了曾经托管的记载，电脑查找得出的结论是：参数无效。我的堂哥李振声在我的生活中从此留下了一个查无此人的记录。

　　有的时候，我会很懊恼。懊恼的时候我做过很歹毒的设想，我想我应该跟那些黑帮电影学一招，我只要告诉李振声，他那一页不良记录我始终没有销毁，我还捏在手上。我可以让它消失也可以让它出现，就好像我手上捏着他李振声的卵蛋一样，我完全可以把李振声的命运当作人质。

　　我跟我父亲抱怨堂哥。我父亲也没办法，只是连声叹气说：“唉，你大伯这个儿子，就是个没良心的东西，从小到大都这样，连人情都不懂。”

　　我的懊恼无处消散，只好朝我父亲吼了起来：“那卵人哪里懂得人情，他从头到尾就知道走关系！”

　　我父亲哪里知道，在农村里走人情这种事情，一旦被挪到大城市里，就成了走关系了。而关系是多么脆弱，多么容易断的一种东西啊，它没有什么血缘之分，更没有什么情感可言。它就是屋檐下，蜘蛛捕食时，紧锣密鼓的一次织网。

　　今年冬天，我们管山县整个地区的冰雪比任何一个冬天都厉害。据报纸上说，这是五十年不遇的一次灾害。我坐在卧铺大巴上，跟着一连串的车流，在高速公路上排队回家。熬了两天两夜之后，才回到我们梅林村。一看见家门，我觉得我像一个流窜犯，刚刚得以逃脱困境。我累得要命，话没多说，一进家就躺在床上睡了过去。

　　我那一睡把他们都吓死了，我从当天的黄昏时分一直睡到了翌日的黄昏时分。听我父亲说，在我睡觉过程中，我大伯来看我好几回了，每次我父亲都很不耐烦地像赶苍蝇一样把他赶走了。我父亲知道，我大伯就是想来问问他的儿子李振声今年有没有回家。

　　大年初一一早，我站在门口，看到我大伯牵着那头漆着“龙”字的牛，穿着雨靴，经过我们家门口，往岭脚那边去了。我跟我大伯打了个招呼，大概他没听到，没应我。

　　我母亲神秘地笑笑，说：“又到农安顺家赌去啦，我早就说过，牛归还了他，他总有一天还会去那边。”

　　一直到晚上，我大伯都没有回来。在我们要关大门睡觉的时候，我大伯母过来寻我大伯。我母亲没好意思提农安顺，就说：“他怕不是又往岭脚去了？”

　　我大伯母当然明白我母亲话里的意思，但是她很肯定地说：“要是那样鬼才去寻他，今早他喝了一大口滚油茶，把天堂烫脱了一大块皮，还长出了一个大泡，说是到山里弄草药去了。”我们这里人将嘴巴里上腭最嫩的那个地方称为“天堂”，一直说惯了，当我给广州的同事用起这个名词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农村里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最虚无、最美好、最不可解释的地方叫“天堂”。在他们眼里，农民从一出生到长大，就只会指着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一路认识过来，一路认识到老。我当时被他们问蒙了。要知道，我打小就把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部位叫“天堂”，而且我也像这里的人一样，认为烫到“天堂”是个非常不吉利的事情。

　　我们为我大伯整整担心了一夜。我甚至问我父亲：“冰雪天，豹子不会出来觅食吧？”我父亲没搭话，只是一根一根地抽烟，一夜没睡。

　　好在，第二天清晨，太阳还没出来，云朵在天上也还慵懒得要命，我就听到了一阵橐橐的声音，之后就看到我大伯跟那头牛一道，从坡下爬上来了。

　　一看到我大伯，我父亲就跑到雪地里，朝他嚷了一句：“伢子来家啦，还不快跑？”

　　我大伯一听，像一根点燃了的炮引一样，蟋蟋洬洬地马上燃了起来。他连牛也不顾了，跑得很急，但是却不快，因为地面结了一夜的冰，太滑啦，我大伯跑得很受限制。在他快经过我父亲身边的时候，只听到“噗”一声，我大伯的P股落地，摔了一大跤，惹得我父亲一阵开怀大笑。他朝我大伯走了过去，一伸手，将我大伯半抱半拉了起来。

　　我父亲笑得眼泪水都出来了。我大伯从我父亲的笑声里，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随后也跟着笑了起来，两人变得大笑不止。

　　我母亲看着这一幕，也笑了，她说：“这两兄弟，笑得连隔夜的冻鱼都鲜了。”

　　原载《人民文学》2009年第6期

　　点评

　　档案记录人生。你有几分美，几分丑，一看即知。所有美和丑一经记录在案，就无法更改。记录在案的污点严重影响一个人的发展，因此，每个人又都渴望档案里曾经的“我”毫无瑕疵。既然档案管理员能够知晓档案里的所有密码，也就存在修改、变动档案记录的可能。小说中的“我”在家族亲人的驱使下，准备为伯父的儿子销毁那份记录人生污点的档案材料，可是，当打开档案袋，发现记录污点的材料并不存在。

　　这个中篇反映的几个问题引人深思。体制制约着人，人也规约着体制。每个人随时都要受到“他者”的制约。小说细致描写了这种规约下的人生景观及精神状态，既触及到了生活中另一种不可言说的真实境遇，也揭示了芸芸众生风光面影下隐秘的心灵世界。

　　文学表现世道人心。“我”和堂兄的关系、伯父和儿子的关系、父亲和伯父的关系都蕴含了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小说描述了几种亲情关系，表现了复杂的人性人情，体现了作家观察、书写现实生活的深度。伯父把儿子过继给他人及后来千方百计重新认子，既表达了早年家庭生活的“不堪承受之重”，也展现了一种五味杂陈的父子关系。堂兄用着“我”的时候，百般讨好；用不着“我”的时候，冷若冰霜。实用主义的人际关系及行为准则彻底消解了传统的亲情关系和伦理规范。世态炎凉如此，功利之心如此，今人又奈何之？

　　（张元珂）